宋明理學史 · 第五十二章　方以智、「易堂九子」與理學

第一節　方以智的思想特色 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字密之，號曼公，晚年為僧時號無可，又稱愚者、藥地、墨歷、木立等，安徽桐城人，是明末清初的卓越思想家。早年所著《通雅》《物理小識》中反映他淵博的歷史文化修養與自然科學知識。晚年他的《東西均》《藥地炮莊》《易余》《周易時論合編》等哲學著作，則包含著深刻豐富的辯證法思想。 方以智生於一個「四世傳《易》」的家庭。曾祖方學漸（字達卿），諸生不仕，著有《易蠡》。祖父方大鎮（字君靜）著有《易意》。父方孔炤（字潛夫）著有《周易時論》。方以智本人則著有《易余》。 《易蠡》《易意》今均未見，但其中言論被編入《周易時論合編》中，《合編》中的「蠡曰」，「意曰」即是二書的引文。從內容看，二書仍不脫以義理解《易》的範圍，缺少象數學的痕跡。而從方孔炤的《周易時論》開始，方氏《易》學表現出象數學的特色。 《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卷八《極數概》中，潛老夫（即方孔炤）說： 黃石齋曰：「學者動卑象數，故天道不著……歷律象數，聖人所以剛柔損益之具也。」余同西庫而信之，歸學邵學。殫力不及，以命子孫。 當時黃道周因劾楊嗣昌奪情入閣，方孔炤則因任湖廣巡撫調遣失律，二人於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同下鎮撫司獄。在所謂西庫中，二人同研《易經》象數學。 方以智在《時論》後跋中也說： 家君子（指方孔炤）……撫楚以議剿谷城忤楚相（指督師楊嗣昌），被逮。時石齋（黃道周）先生亦拜杖下理，同處白雲庫中，閱歲有八月，兩先生翛然相得，蓋無日不講《易》朝夕也。 由於這一契機，不但方孔炤從事象數學的鑽研，方以智也在此時接觸到黃道周的象數學思想。《周易時論》十五卷連同《圖象幾表》八卷合編二十三卷，後在順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刊成，便是方孔炤、方以智父子合作的成果。而方以智之所以在後來成為一位象數學家，表達出精湛深刻的辯證法思想，除了受其業師王宣（字化卿）的影響外，與黃道周的《易》學是極有關聯的。《周易時論》中不但多處引用黃的理論，《圖象幾表》中也轉引了黃道周所創製的《易》圖，以《時論》與黃道周《易象正》合參，可以詳悉其間的淵源。 值得注意的是，《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五·易象正》提要說： 此書及《三易洞璣》（亦黃道周著）皆邵氏《皇極經世》之支流也。 而方以智的象數學也自稱來源於「楊（雄）、京（房）、關（指關朗，北魏人，著《關氏易傳》與《洞極真經》）、邵（雍）」（見方以智《時論》後跋） 。這指出象數學派的學術淵源系統。 象數學中有不少迷信的糟粕，也有自然科學的萌芽。方以智在《物理小識·總論》中說： 智每因邵、蔡（元定）為嚆矢，徵《河》《洛》之通符，借遠西為郯子，申禹、周之矩積。 這反映出他的學術中既有象數學的因素，又有當時西方傳教士帶來的自然科學知識。由於他「極事通變」與「善於統御」，方以智對自然科學知識取得了當時歷史條件所能達到的一定理解。 在哲學上，他提出了「盈天地間皆物也」（《物理小識·自序》） 和「舍物則理亦無所得矣」（同上《總論》） 的命題。這些應視為他的自然科學知識與哲學結合起來所取得的成就。 對於傳統理學的評價，方以智早年是既有肯定，也有否定。在《通雅》中，他引證說： 二無公曰：今謂宋儒與晉清談同科，過矣。伊陽守禮嚴閒，而文人尚灑脫，經濟言權變，故齟齬耳。（《通雅》卷首之二《讀書類略》） 蜀、洛則爭，子瞻之服濂溪，何如耶？（同上） 胡安定教學分科，王安石選材以驗古今，皆一法也。（同上） 以上說明方以智早年繼承家學，對理學家有一定的肯定。上文「二無公」指明末常州人張瑋，「伊陽」指程頤，「文人灑脫」指蘇軾等人，「經濟權變」指王安石等。諸人在方以智論述中看來並無軒輊，甚至稱胡瑗與王安石有相同之處，這些反映出方以智學術中的調和色彩。 對於朱熹，方以智也有所稱引，他說： 朱子曰：「時時窮理，之謂居敬。」終身考究事物不厭。（同上） 方以智在《浮山文集》的《相道》一文中又說： 朱子曰：惟公惟明，相道畢矣。 關於政治理論中的「公」和「明」本是一般原則，任何學派都會提出。對朱熹此語，方以智是肯定的。但在進一步的分析中，方以智與理學家便發生了歧異。 朱熹的「公」「明」，在周惇頤《易通》中也有過闡說。《易通·聖學》第二十章中說： 明則通，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公明》第二十一章中說：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周惇頤的「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一句反映出道學先生迂闊的學風。在對事物的接觸中，必然發生矛盾。必須解決矛盾，才能進一步得到認識，而「能疑」就是能發現事物的矛盾。在這方面，方以智的方法論與周惇頤完全不同。他說： 博學不能觀古今之通，又不能疑，焉貴書簏乎？（《通雅·自序》） 又說： 因前人備列以貽後人。因以起疑，因以旁徵，其功豈可沒哉！（同上） 這雖不是針對周惇頤的，但反映出方以智思想方法的獨立性與創造性。 對於理學家的修養方法，方以智早年也曾加記錄，如說： 白安石（名白瑜，方以智早年業師之一）曰：朱子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有錯行之用焉。鬼神通之，精神之極也。（同上卷首之二《讀書類略》） 這是程、朱的傳統修養方法，方以智對此沒有加以反對。對於讀書的對象，方以智則能看出理學家的缺陷，而加以指出。他說： 宋儒惟守宰理，至於考索物理時制，不達其實，半依前人。（同上卷首之一《音義雜論》） 這個論斷十分中肯。所謂「宰理」，指社會政治思想和個人修養的方法。《通雅·文章薪火》中說：「專言治教，則宰理也」。又說：「象數、律歷、聲音、醫藥之說，皆質之通者也，皆物理也。」又說：「專言通幾，則所以為物之至理也」（同上卷首之三） 。這是方以智的學科分類法。所以，他在《青原志略》卷三中，又指出「宰理」為「仁義」，「物理」為「陰陽剛柔」，而「至理」為「所以為物者也」。 對於理學家來說，他們只講修、齊、治、平，講那些不切實際的社會政治理想以及理、氣、心、性等從概念到概念的思辨哲學，對此方以智加以抉出，是有識見的。他又說： 歷數律度是所首重，儒者多半勿問，故秩序變化之原，不能灼然。（《物理小識》卷一） 又說： 窮理見性之家反不能詳一物者。（同上《總論》） 這既指出理學的弊病，又反映出方以智本人的學術途徑。 歷數、律度指天文、數學等自然科學基礎知識，早在宋代，理學家便不加重視。他們說：「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 [1] 。 理學家的「重道輕藝」傳統是形成中國歷史上自然科學不受重視，不能發達的主要原因，而方以智身處明清之際，接觸到當時西方傳來的自然科學知識，認識到它的重要意義，故能指出理學傳統的癥結所在，這也是很有卓見的。 對於傳統的朱陸異同或朱王之辨，方以智似乎並不偏向任何一方，他說： 明經正業，今尚《大全》，夫曰大全者謂合諸家之異同而使參詳也。執一乎，水濟水耳。四明施公（似指施邦耀）曰：「天下病虛，考亭（朱熹）捄之以實，天下病實，新建（王陽明）捄之以虛。」王虛舟師（指方業師王宣）曰：「用實者虛，用虛者實。」虛實本一致也，當合漢、宋及今參集大成焉。（《通雅》卷首之二《讀書類略》） 這裡，他對明初的《性理大全》《四書大全》做了批評，認為它們「執一」，而不能綜合各種學術流派，沒有新的內容。所引施、王兩家意見也是主張不同學派互相取長補短。對漢、宋、明的學術觀點則認為應當綜合起來「參集大成」。其中虛與實的具體內容，方以智沒有說明。朱學、王學的區別用虛、實來形容也不盡準確、妥當。然而，這裡可以看出方以智「古今以智相積……我得以坐集其智，折中其間，豈不幸乎」（同上卷首之一《音義雜論·前言》） 的思想，對於各家學術，不片面「執一」，而主張融會貫通。這一主張與他早年接受西學，晚年作為儒者不排斥而吸收釋、道思想的學術方向是一致的。 關於性善性惡與無善無惡，是當時理學爭辯的主題之一。方以智著作中對這問題，不相沿傳統的爭論而是別具一格。在《性故》中，他說： 說善即對惡，說有善惡即對無善惡。惟通先後天而明其本自如是、正當如是、適可如是者，絕對待、貫對待。 這是用他象數學中的「公因反因說」來論證的。方以智以為任何事物都有對立面，稱為「反因」；而對立面的同一或統一，稱為「公因」，而「公因」即在「反因」中。上引《性故》中的理論與其《東西均》中「太無統有無，至善統善惡，無對待在對待中」（《三征篇》） 的說法，又是一致的。《性故》中又說：「知止至善而揭之，深幾神哉」。這裡可以看出他對性的「至善」是肯定的。至於什麼叫「至善統善惡」，似可理解為至善的性中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 此外，在方氏思想中，更多涉及的是生死、始終、有無等問題。這反映出時代危機更加迫切，已不同於嘉、隆時代和萬曆初年學者們空談心、性，在概念上爭執的情況了。同時也反映出他吸收了釋、道二家的思想因素。所有這一切表明，方以智與傳統理學家在內容與形式上都迥然不同。 方以智與理學家不同的另一點，是他注重自然科學的思想。以自然科學為基礎，不但形成了他宇宙觀上的唯物主義，而且在認識論上，他反對不可知論，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 方以智曾引其父方孔炤的「舍心無物，舍物無心，其冒耳」（《物理小識·總論》） 的話。「冒」有概括之意。這裡所說的「心」，是指認識能力。「舍心無物」，是指人的認識能力能夠認識客觀事物，故又說：「唯心能通天地萬物，知其原」（同上） 。「舍物無心」，是指不接觸客觀事物則無所認識，故又說：「舍物則理亦無所得矣，又何格哉」（同上） ？這裡所說的「心」，是指接觸事物後所取得的認識。 因此，這是一個具有思想深度和辯證觀點的命題。這命題應與其「盈天地間皆物也」，「通觀天地，天地一物也」（同上《自序》） 等參合起來理解。這就是他說的「彼離氣執理與掃物尊心，皆病也。理以心知，知與理來。因物則而後交格以顯，豈能離氣之質耶」（同上卷一） ？這裡，他從認識論的角度指出了朱學與王學的各自偏頗。 關於人的主觀能動性，他說： 人知天地，即宰天地。（《青原志略》卷十二） 人知天地則節天地而用天地。知四時則先四時而補四時。（同上卷五） 明物之則，則能因物用物。（同上卷三） 這些都是極明顯的人能認識自然、控制自然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宰天地」的觀點，是建立在「知天地」的基礎之上的。 至於認識客觀對象的方法則是通過事物表面現象進而掌握其規律。他說： 以費知隱，絲毫不爽。（《物理小識》卷一） 又說： 以費知隱，重玄一實。（同上《自序》） 「費」指事物表面現象，「隱」指事物的內在規律。「重玄一實」，是指種種玄妙的現象都有其實際的根源，而且是絲毫不爽的。人要通過表面現象而掌握其內在規律。 在《通雅》中，他舉例說： 古人以費知隱，以外形知臟腑，以膚之舒迫，定脈緩急，以五志約為好惡兩端，以所嗜所畏所夢，與天時地氣、病人聲色，而脈知之。各以其類相從而審常變。（卷五十一《脈考》） 認為觀察病人所處的環境，膚之舒迫，脈之緩急，而知其內臟，並加以療治，這是符合科學原則的。這再次說明方以智的哲學概括是有科學根據而超出一般理學家的玄想的。 《通雅》是方以智早年之作（後來雖有補充，只是部分與片段），其中包括文學、聲韻、音樂、事制等內容，也包括動物、植物、天文、醫藥等自然科學的對象。到了晚年，他的思想全部轉向於哲學。 《通雅》錢澄之的序中說： 今道人（指方以智）既出世矣，然猶不肯廢書。獨其所著書，好作禪語，而會通以《莊》《易》之旨，學者驟讀之，多不可解。……所謂《通雅》，已故紙視之矣。 方以智的次子方中通在《陪集》的《與西洋湯道未先生（即湯若望）論曆法》一詩注中也說： 家君（指方以智）亦精天學，出世後，絕口不談。 方以智晚年不能繼續研究自然科學與博物學，是由於條件和環境的限制。而在其思想中，也與早年一樣，包含有融會貫通各種學派的思想方法。他不諱言佛家與道家的言論，並以之與《易經》象數學會通，形成自己的哲學。這一方面反映了「三教合一」的思想，而其綜合各家而提出的「一在二中」「合二而一」「公因在反因」「中五說」等理論，則在辯證法發展史上做出了貢獻。這也是與當時理學各流派不同而獨樹一幟的。 綜上所述，方以智早年對理學的朱、王之爭不偏向任何一方，而有調和各派吸其可取之處的趨向。他晚年專門治哲學，則是由於黃道周的影響，繼承了邵雍與二蔡（蔡元定、蔡沈）的傳統，創立自己獨特的《河》《洛》「中五」之說的象數學理論；而其中包含有天文、數學等自然科學因素，其作用與意義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第二節　「易堂九子」及其思想 方以智四十八歲（順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從桐城往江西，曾游廬山、南豐等地，最後居黎川廩山寺。年五十四（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起，定居吉安青原山淨居寺，度過最後的餘年。其間與各方交往仍然不斷，而關係最密切的是泰和蕭氏與寧都「易堂九子」。 蕭氏指蕭士瑋（字伯玉、萬曆進士，著《春浮園集》）之侄蕭伯升（字孟昉）。《泰和縣誌》稱其豪俠好義。方以智入青原山之前，康熙三年蕭伯升曾請其暫主西昌（泰和舊名西昌）之法華庵，改名為汋林。方以智的哲學名著之一《藥地炮莊》即由蕭氏捐資刊刻於此時。彭士望《恥躬堂文集》的《蕭氏世集序》及《蕭孟昉六十序》二文中詳記了蕭氏一門的生平。方以智去世前一年準備移居的首山濯樓，即是蕭士瑋之弟蕭士瑀的陶庵園林舊址，詳見彭士望文集中的《首山濯樓記》。 方以智與泰和蕭氏的交往密切是清初地方紳士在民族意識基礎上與遺民學者互相結合的一個典型例子。 「易堂九子」是清初隱居江西寧都翠微峰的九位學人。九子指魏祥、魏禧、魏禮三兄弟及彭士望、邱維屏、林時益、李騰蛟、曾燦、彭任等九人。 李騰蛟字力負，號咸齋，寧都人，在易堂中年最長，著有《半廬文稿》，清末胡思敬輯入所編《豫章叢書》中。魏禧《李咸齋私諡議》稱其「性誠厚愛人，與人煦煦然」（《魏叔子文集》外編卷四） 。後私諡貞惠先生。其《介之推論》中稱「帝王之興，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也哉」，強調人的作用。易堂諸子所著重的是論古以證今。他也是史論派人物。 魏際瑞（公元1620—1677年）原名祥，字善伯，是寧都三魏之長，著有《魏伯子文集》《詩集》《詩經原本》等。陳玉璂在《魏伯子文鈔序》中稱其「才最大，詩賦詞曲六朝駢儷之作無不臻其妙。」魏祥既對《詩經》有較深研究，同時保持了易堂的學風，是關心時務的人。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在寧都被地方推請往吳三桂部韓大任軍中遊說，後因誤會被害。魏禧曾作《伯兄墓志銘》（見《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八） ，詳紀其兄生平、學業及去世經過。 魏禧（公元1624—1680年）字冰叔，著《魏叔子文集》《詩集》。此外主要著作為《左傳經世》。 魏禮（公元1628—1693年）字和公，在三魏中年最少，著《魏季子文集》《詩集》。魏禧稱其「之閩、廣，渡海達瓊州，北抵燕，過豫，適楚，入秦，上太華，游龍門……足跡幾遍天下」（《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一《季弟五十述》） ，彭士望作《魏和公南海西秦詩序》，記其在南方結交陳恭尹（字元孝）等人，在北方識李因篤（字天生）及鹿善繼的後人等。這些也都是遺民學者。 彭士望（公元1610—1683年）字躬庵，江西南昌人。著《恥躬堂詩文鈔》，並曾手評《通鑑》及《春秋傳》等。關於彭士望與魏禧，下文將詳述。 邱維屏（公元1614—1679年）字邦士，魏禧之姐婿，寧都人。魏禧在《邱維屏傳》中曾記方以智初至易堂與邱討論曆法、《易數》的事說：「桐城方公以智以僧服來易堂，嘗與邦士論算，退而語人曰：此神人也」（《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七） 。據魏禧文，邱著有《易剿說》《易數》《曆書》等三尺許，垂成未竟。 彭任字中叔，寧都人。《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存目有《草亭文集》提要，說他「辯朱陸異同，謂學者之病不在辯之不詳，而在於行之不篤」。可見其對理學的評論也認為為空言而寡行。彭又曾編《春秋左傳約鈔》，為兒子講授。 曾燦原名傳燦，字青藜，一字止山，寧都人。著《六松堂集》。甲申（公元1644年）後為僧，漫遊兩廣時即與方以智相識。方以智的《無生夢》系在兩廣北歸前最後一部詩集，集中最後一首《別滴投》五律，方注稱滴投「即曾青藜，時言易堂諸公」。 林時益原系明代宗室，後更名，與彭士望一同來寧都，加入九子行列。其事跡下文再述。 順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方以智從江西黎川廩山去寧都小住，訪問「易堂九子」。方除與曾燦早即相識於嶺南外，見九子後，與魏禧、彭士望最為投契。魏禧之弟魏禮曾記方對九子的評論是：「易堂真氣，天下罕二」（《寧都三魏全集》本《魏季子文集》卷十五《先叔兄紀略》，《清史稿·魏禧傳》即轉引此語） 。可見他們之間的意氣相投。這期間，方以智曾用宋人筆法繪當地風景數圖，並作《游梅川、赤面、易堂記》，詳記其事（見方以智《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魏禧在《桃花源圖跋》中也記下方以智來訪情況。方曾說「桃源本無有是處，本五柳公寓言」的話（《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二） 。其後兩年，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魏禧在《與桐城三方（指方以智的三子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書》中又說：「丈人（指方以智）見易堂諸子，頗以直諒相許，而教誨繾綣，則與益（指林時益）、禧尤篤，是固同堂同室人也」（同上外篇卷五） 。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方以智從青原山去福建武夷訪問鄉試時座師余颺（字賡之），經過江西新城，再晤魏禧。魏曾作《送藥地大師游武夷山序》（見《國朝三家文鈔》本《魏叔子文鈔》卷六，又見《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 。與此同時，魏禧又有《與木大師書》，對方以智主持青原時「接納不得不廣，干謁不得不與，辭受不得不寬」出言進行規勸（《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五） 。 直到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方以智因粵案牽連，被迫赴粵對質，途中病逝於萬安縣西門外惶恐灘。「易堂九子」中的彭士望在《與謝約齋書》中記載： 木公病背發，卒於萬安。嗜學愛才，之死不變。患難怡然，夫豈易及。望為之三詣吉州，三哭之慟，非偶然也。（《恥躬堂文鈔》卷二） 方死後，彭士望在《與方素北（方以智第三子方中履之字）書》中猶言及對方以智去世的悲痛，書中說： 比年貴鄉暨我江右老成接踵凋逝，兼及壯強，尊公之喪尤創巨痛深，不特為敝堂知己之感。（同上卷一） 此外，彭士望《恥躬堂文鈔》卷八的《首山濯樓記》詳細記載了方以智死難經過，為後人留下了翔實的史料。《恥躬堂文鈔》現有道光刊本文十卷、詩十五卷。據其裔孫玉基稱：原共有四十卷二千餘頁，其板久逸，文曰《樹廬文鈔》。 關於彭士望其人其文以及其對理學的評論，後人很少涉及。當時人劉繼莊曾提到說： 近人文字目中所見者惟燕峰（指費密）暨易堂耳。燕峰孤立未見有所唱和者。易堂文雅，邱邦士集余未見，然當推躬庵（指彭士望）為第一。莽蒼浩瀚有大氣以舉之。南宋以來，未之多見也。（《廣陽雜記》清末潘刻本卷四） 這雖是論文，但可見彭士望思想為識者所重之一斑。 彭少年時，在明末多進行政治活動，是黃道周的學生。黃道周被系詔獄時，彭士望往來設法營救。南明弘光時又與其摯友歐陽斌元（字憲萬，新建人），王綱（字乾維，樂平人）同在揚州參史可法幕。彭曾與歐陽共同向史可法進策，用所領高傑軍會同東下的左良玉軍夾攻南京，以清君側。此計未能實現，辭史而歸。不久，楊廷麟守贛州抗清，任彭為湖西道，主持戰守。廷麟死後，遂歸隱躬耕。彭士望與魏禧相遇也在此時，一見投契，遂全家遷往寧都翠微峰。 魏禧經常說「易堂畏友，吾以躬庵為第一」（《恥躬堂文鈔》卷九《祭魏叔子文》） 。又說：「知世有偉人度外事，自交躬庵與林確齋（指林時益）始」（《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八《彭躬庵文集序》） 。 「易堂九子」對理學有肯定之外，而更多的是對明代後期理學空疏不切實際的批評。以彭士望、魏禧為主，對晚明理學及其代表人物大都做了分析評論。 陸麟書在《彭躬庵先生傳》中說： 大抵以陽明、念庵（羅洪先）之說為宗，而歸於有實用可試諸行事。嘗謂天下學者之病在於虛，經義氣節曠達文章，進而至於理學、經濟，皆虛病也。（《恥躬堂文鈔》卷首） 這裡，彭士望認為，不但當時的理學，而且經義、文章、經濟都有不切實際的虛病。 魏禧在《彭躬庵文集序》中又說： 徙家相就（指彭士望遷居寧都翠微峰），談數十日夜，嘗謂予數十年間天下之病，小人中於偽，君子中於虛。 又亟稱司馬德操「儒生俗吏，不識時務」四言足與虞廷十六字相配。予驚以為奇論。 司馬德操即三國時向劉備推薦龐統、諸葛亮的司馬徽。「儒生俗吏，不識時務」的下二句是「識時務者，是為俊傑」（見《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襄陽記》） 。彭士望用來與理學家十六字心傳比較，顯有用以相代之意。 這四句的含義，彭士望曾對他的學生們說： 夫所謂時務，謂昨日之事不可施之今日，今日之事不可待之明日。彼人之事不可責之此人，此人之事不可責之他人。要在隨宜變通，當機恰合。義精智老，乃為得之。（《恥躬堂文鈔》卷十《別同學諸子》） 這裡指出對問題要具體對待，批評了一部分理學家死守舊制和不切實際。 用彭士望的話來說，就是「每惜道學於義不精，滯於理。往往無識，不能通萬物之情，遂以誤天下，而歸之於無用」（同上卷五《明臣言行錄序》） 在彭的詩中則有以下的評論： 儒生不識時，誦讀不論世，如醫守成方，如匠執古制。世界一死局，豈復知活意？（同上卷十一《冬心詩》三十首之一） 這與顧炎武在《與友人論學書》中所謂「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是同樣的見解。 彭士望對學術的理想是「其真欲救之者，亦惟核名實，黜浮偽，專事功，省議論，畢力於有用之實學」（同上卷二《與宋未有書》） ，而檢驗的標準則是「蒞官施政，惟觀其便於民，利於君國，此其行斷無可疑者矣」（同上卷五《明臣言行錄序》） 。 以此標準論，張居正在萬曆初年可說是綜核名實，專事功而欲有作為的，然而彭士望論張「峻狹滿盈，無兼人量」，理由是「江陵（指張居正）不學無術」（同上《祝工科奏議序》） 。又說： 近百餘年，士大夫穢雜虛假，不可描畫。隆、萬之際，張太岳力懲之以綜核名實，而才高識寡，峻狹自是，怨浮於恩，功不救過，以及於敗，且蒙惡聲焉。（同上卷二《與陳昌允 [2] 書》） 可見，彭士望所理想的是既要通達時務，能表現事功，又要有實學和見識的人物。 在彭士望的見解中，張居正有辦事能力也反對虛偽，但過於攬權，又無學識，而學術與見識是重要的。 與此同時，彭士望著重批評了那些「穢雜虛假」，「有術無學」的「偽儒」。他說： 天下治亂繫於學術，未有學術不素具而足以有為於天下者也……後世之偽儒則有術而無學。（同上卷六《讀書簡要說序》） 又說： 令天下後世，知三百年（指明代）之治亂盛衰，以學術為升降，而邪偽之心害政遂以亡人國也。（同上卷五《內省齋文集序》） 這裡的「偽儒」不是指尹焞在《祭伊川文》中自述的「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的不切實際的儒生，也不是《甲申傳信錄》中所描寫的「愧無半策匡時難，惟餘一死報君恩」的講學家（均轉引《存學編》卷二） ，而是近於李贄所指摘的「假道學」。用彭士望的話說，就是「其人比於猛獸奇鬼，而其言雖古聖賢無以過」（《恥躬堂文鈔》卷五《內省齋文集序》） 。 這些人在李贄眼中，舉目皆是。這是易堂與李贄相同的一點。我們試為舉例，其中包括嘉靖「大禮議」時的張聰、桂萼，天啟時為魏忠賢建生祠立木主的大批人，崇禎時的溫體仁、周延儒等東林黨對立面。他們依附當權者，阿佞朋比，不惜歪曲儒家經典的原則以及傳統的道德觀念，以達到獵取名利地位的目的。 魏禧在《里言》中說： 假道學則言清行濁，竊取高名，欺天罔人，壞亂天下心術。（《魏叔子文集》卷一） 在魏此文之後，有劉宗周的學生、黃宗羲的同學惲日初評論一則如下： 惲遜庵曰：假道學設身名利私慾中，正道學之一蠹。（同上） 這些反映出易堂諸子反對假道學的立場。其言論反映出堅持封建社會道德觀念的「真理學」與放棄原則的「假道學」之爭。從歷史角度和整個文化思想史來看，易堂言論是可取的。 彭士望說： 方成（化）、弘（治）間，士大夫之言即其行，在輦轂（指中央）以及郡邑封疆（指地方）則為真經濟，在野則為真理學。（《恥躬堂文鈔》卷五《內省齋文集序》） 隆、萬以來則道學偽，啟、禎以來則文章氣節操守偽……其有不偽者，則虛美相高、徒慕曾參、孝己之行，而無益於天下安危之大計。（同上卷一《與方素北書》） 對於偽和虛必需糾之以實和真，方能有用。彭士望又說： 古人學問必求有用。有用之學非盡廢讀書也。須明理識時耳。明理則有益於身心，識時則有益於世務。（同上卷十《葑芻別同學諸子》） 這是封建文化，也可說是儒家傳統理想中對學者最高的要求。以這標準論，易堂諸子不是一概反對理學。當時江西兩大理學家南豐謝文洊（字秋水，人稱程山）、星子宋之盛（字未有，人稱髻山），他們都傾向於王守仁與羅洪先的學說。彭士望、魏禧也與他們往還通信。程山重躬行實踐，髻山重氣節，曾編《江人事》為甲申以來抗義死節者立傳。這些是易堂與他們互相推許的主要原因。 彭士望、魏禧對王守仁有甚高評價，他說： 文成出，世之譏道學為無用者間其口而氣奪。知行合一正以救知不能行之弊。（同上卷五《明臣言行錄序》） 魏禧則說： 姚江王文成公以道學之事功，為三百年一人。灑北宋以來儒者之恥。（《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七《蔡懋德傳》） [3] 這又一次說明，易堂學者所反對的是學術空虛的講學家及沽名牟利的假道學，而肯定的則是學術事功兼備的儒者。 對於整個宋明理學，他們並不全面否定，而是主要指摘其不能為有用之學。彭士望在《魏叔子五十一序》中說： 漢人文章心術最為近古……其身心存察之工不及宋儒遠甚。宋儒理學溯孔子以達堯、舜而無少悖……南宋諸賢以正心、誠意為經術，終無救於宗社，陳同甫（指陳亮）為之嘆息。（《恥躬堂文鈔》卷七） 這是對於理學的總的評價，既肯定其總的理論原則，又認為理學未能達到有益於時代，有益於國家的要求。 對一些理學人物所起作用，彭士望也有所分析。他曾做一歷史的概括說： 南宋崖門之役，張、陸（張世傑、陸秀夫）同時主臣無一人降者……三百年理學節義之報。（同上卷六《瓊島行詩序》） 得宋儒而益彰者其明儒乎，其最烈者首見於遜國之際（指建文帝時，方孝孺等人之死）……逮後璫禍屢見，以及南巡（指正德帝）、大禮（指嘉靖帝）、權相（指張居正），礦稅諸役，內外臣之無言責者猶捨生以爭之，以拷詢為甘飴，西市東廠及北寺為歸寧之室。故明之儒不勝書，不徒在於區區詩歌揖讓鐘鳴擊磬講說之間。（同上卷五《明臣言行錄序》） 這裡說明堅持儒家傳統原則，當事情發展到極端時，不惜從容以身殉義。這裡有愛國主義的表現，如宋末、明末的抗敵與死難，也有在皇朝的內部堅持正統與名分之爭，如永樂「靖難之役」中方孝孺與嘉靖「大禮議」中楊廷和等理學家的抗議。彭士望認為，這些都是理學家的成就而應加以肯定。 今天看來，愛國主義與民族意識是可取的，而堅持封建皇室的正統與名分已沒有意義，說明歷史在發展，社會道德觀念也會發生變化。但是，這不能苛求於彭士望。 彭士望甚至對吸收佛教思想的儒者，在當時被正統派視為異端的，由於其不虛偽掩飾，也加以推重。在《與陳昌允書》中，他說： 宋時李伯紀（李綱）、張子韶（張九成）、趙元鎮（趙鼎）猷為氣節，卓犖一時，亦俱從禪入。數公胸中乾淨直截，不似人情慾掩飾，齷齪包裹，故其功業人品俱有可觀。（同上卷二） 對於朱、陸、薛、王等學術派別，則易堂與方以智一樣，不偏執於一方，而主張調和一致。彭說： 嘗從陽明、念庵（羅洪先）二先生之書，以仰溯周、程、朱、陸諸先生之學，其源蓋無不同者。（同上卷一《復宋未有書》） 朱、陸、薛、王，共輔車也，互藥病也。其意主於車之行，病之去。（同上） 黃建在彭士望的《與謝約齋書》後，評論說： 講學偏執宗旨，欲人尊從，盛氣爭辨。此為意見，非窮理也。……平心讀之，考亭、象山、陽明、念庵同歸一致矣。（同上） 以上可見彭士望不介入理學內部紛爭的態度。他推重王守仁是因為王除學術外還有事功。與此同時，他也提出認為可以肯定的理學家。他認為： 近代集大成者，必推陽明。而念庵、荊川（唐順之）、涇陽（顧憲成）、定興（鹿善繼）諸公咸有其意。（同上卷七《魏叔子五十一序》） 又說： 近代理學惟陽明、念庵、涇陽及冀公惟乾（冀元亨）、史公玉池（史孟麟），又近惟鹿公伯順（鹿善繼）。……陽明用大類狂，念庵體堅類狷，涇陽學最正……鹿公真闇然者，更負經濟才。（同上） 其所提出人物中也非全屬王學系統的。 綜上所述，可見以彭士望、魏禧為代表的易堂諸子，他們不全盤反對理學，對程、朱、陸、王，認為各有可取之處。他們並肯定了宋末、明末理學所倡導具有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的氣節。他們看到理學的正心、誠意、談心說性無補於社會國家，尤其反對明代後期百年來理學的空虛不切實際，而主張實學與事功。易堂提出的見解早於顏李學派，也是與顏元全盤反理學的不同處。這便是易堂學術在明末清初理論界所表現的一個特色。 易堂的另一特點是主張在學習中廣交師友，通過交遊互相規諫，增進學識。陸麟書在《彭躬庵先生傳》中說彭士望「生平嗜朋友，海內宿望，結納殆遍，其規諫過失，竦切深痛，而樂道人之善」（同上卷首） 。 彭士望自稱： 士大夫之賢不肖，視師友之多寡。其師友之賢否，天下之安危、世道之污隆，於是乎系。（同上卷七《黃維輯進士五十序》） 這說明交友對學術的重要性。他強調交友又不是結成朋黨，他說： 靖康、崇禎之季，黨人既起，奄豎乘之，其離合勝負，俱足以敗人國家。（同上卷五《祝工科奏疏序》） 他認為即使顧憲成所倡起的東林也是「入附不擇，借叢有徒。假經濟之名，為富貴功名之實，而混然托處於道德之地」（同上） 。 明末的黨爭是激烈的。事實上，東林中人才既多，又自命清流，當然也有一部分所謂「小人」混跡托處。東林既失敗，後起的復社相沿東林的政治主張，範圍更廣，勢力更大，不少人才皆出其中，包括最著名的黃宗羲、方以智在內。 東林、復社的相繼崛起，是社會動亂時不可避免的現象，對明末的政治學術都有很大的影響，在歷史上值得評論其功過。彭士望既主廣交師友，又要求純粹無瑕，實際上可能也只是一種理想。 除交友外，易堂所注重的是教育、培養人才。 魏禧的文集卷首稱為《日錄》。《日錄》是指「平日所聞師友教誨，與古人嘉言懿行有得於心者，逐日記錄，以之詔諸門人弟子。」 《日錄》分《里言》《雜說》《史論》三卷。謝文洊在《日錄》序中稱「《日錄》三篇蓋坐可言，起而可行，自身家以及天下，皆有所裨益」。作為一個理學家，謝文洊序中又說：「其書於心性大本未遑及，亦不無好盡之過。」 事實上，不談空洞的「心性大本」正是易堂的特點。至於「不無好盡之過」，說明易堂對門人弟子諄諄告誡，毫無保留。 魏禧在著名的《答南豐李作謀書》中提出教育人才的要求是：「恢弘其志氣，砥礪其實用……孜孜然博覽古今之故，親明師良友以講求之。」其目的是「然後使之任一職則必稱，為一事則必成」（《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六） 。其後，李作謀早卒，魏禧往程山哭於其家，作《告李作謀墓文》，感到失去人才的悲痛。 關於培養人才，魏禧反對科舉用八股文。他說： 以八股可觀德則奸偽輩出，以八股可徵才則迂陋已甚。（同上卷二《雜說》） 他的主張是「變八股，制論策，使人得盡其才，適於實用」（同上外篇卷三《制科策》中） 。顏元在《存治篇·重征舉》中說：「今之制藝，遞相襲竊，通不知梅棗，便自言酸甜……豈不見考試之喪氣，浮文之無用乎？……觀之宋、明，深可悲夫。」其論八股文與易堂是一致的。 在彭士望的《葑芻別同學諸子》中提出教育人才要始於幼年並選擇良師。他說： 蓋人生學術邪正，繫於童蒙，童蒙之養，繫於師傅。君相之所以治亂天下，恃此輩童子與先生數人而已。苟泛然擇師而不知尊敬，訓童子惟舉業與科名，天下亂實由於此。（《恥躬堂文鈔》卷十） 對於人才的發現與使用，彭士望在《與顧景范（顧祖禹）書》中提出應當用人之長： 今日人才如龜毛兔角。遍究當世，得逾不易。吾輩見到處，切莫放過。最上表章之，次交連之，又次造就之。要當成其所長，去其所短，知其長中之短，用其短中之長，而後天下無棄才。……此古今聖哲御世之大略也。（同上卷四） 魏禧也說： 知人者必盡知其短然後可用人，用人者取其所長，則其短無害也。（《魏叔子文集》卷一《里言》） 這雖是一般的用人方法，但反映出易堂學者對人才的關切，也說明了易堂學者對社會國家的關切，這是他們的學術方向。 易堂諸子都是參加過實際社會活動或是遠遊南北，體察民物的。 彭士望與林時益初來寧都與三魏相識，時在清初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魏禧年二十二歲。前一年甲申之變（公元1644年）魏禧曾與曾庭遴共謀起義兵而未果。彭士望時年三十六，正因佐楊廷麟在贛州反清失敗而歸南昌。林時益本是明朝宗室，時年二十八，原姓朱名議霶，字中霖。魏禧在《朱中尉傳》中稱其「年少特以賢名，四方豪傑士多從之游」（《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七） 。 清兵下九江，朱與彭士望走建昌，後彭士望三至寧都與魏禧定交，彭、朱兩家遂遷至寧都翠微峰，而朱改名林時益，字確齋。 由上可見，他們都在從事反清失敗後，始相聚一處，躬耕隱居，而不出仕。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魏禧被薦舉「博學宏詞科」，他藉口推託不應。這些都說明易堂中人對新朝廷的不合作態度。 問題在於他們有志用世，反對空談講學，積極關心教育培養人才，但是卻與當時掌握政權的清政府抱不合作態度。一方面這可理解為易堂學者為了保持和繼承傳統的文化，使不失墜，也就是理學家所說的「繼往開來」，所以自覺地擔負關心學術與培養人才的任務；另一方面這可認為他們的關心事務與廣交師友活動中還潛藏著反清復明的動機。 從當時的時局來看，在順治及康熙初年，清室政權並未穩定。順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鄭成功軍從海上攻至鎮江，遙祭明孝陵，順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張煌言軍深入安徽南部徽州、寧國一帶。西南的農民軍餘部也有活動。 康熙初年，三藩與清政府貌合神離。撤藩後，吳三桂軍攻入湖南、江西。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吳軍占據江西吉安，這便是五年前方以智所居的青原山所在地，而此時成為清、吳兩軍對峙的前線。 魏禧在《丙辰九月避兵過亦庵禮藥地大師爪發塔有作呈中公兼寄令子素北》 [4] 五言古詩中云： 倉黃過亦庵，炮聲徹兩耳……信步轉迴廊，遺塔儼然在。驚視再拜興，淚落滴階戺。可惜雙眼睛，未及見斯事……我聞志氣人，蒼天莫能死。誰雲松柏下，潛寐永不起……（同上卷四） 詩意含蓄。「未及見斯事」的「事」，當指三藩反清。魏禧認為這正是一個時機，而方以智未及見到是可惜的。 再引一事為證。梁份字質人，南豐人，是彭士望和魏禧的門人，著《懷葛堂文集》，也是易堂一流倜儻有志的學者。梁的友人劉繼莊在《廣陽雜記》中稱他「留心邊事，遍歷河西地……著《西陲今略》凡數十卷，果有用之奇書也」（《廣陽雜記》卷二，清末潘刻本） 。 康熙十五年，梁份時年三十八，清軍與吳三桂在湘、贛作戰時，《廣陽雜記》記當時情況如下： 梁質人自江西為韓非，（「韓非」二字如非刻訛，則似指說客之類）有求援三桂之意。先敗安王（指清軍統帥和碩安親王）而後援吉安，訂於三月初一日合圍。（三桂）留質人曰：汝於壁上觀吾軍容，歸以語東方諸豪傑也。（同上） 如果劉繼莊這一段記錄屬實，再結合上引魏禧詩惋惜方以智未能見及此事；那麼，易堂諸人的心志是很明顯的。 於此可見，清初遺民都抱有反清意識，即使無實際活動，而希圖恢復的願望是存在著的。這是中國歷史上儒家或理學家「夷夏之防」的思想傳統。恢復的志願是方以智與「易堂九子」交往親切、互相期許的基礎，也是易堂中人關心時務，廣事交遊，培養人才冀能一旦用世的原因。 然而不及數年，三藩平定。林時益、魏禧先後去世，彭士望也年老隱居，憑著作以傳世。時過境遷，這一段遺民的陳跡只能從留存的著作中鉤索其概況。 綜合上述易堂諸子對理學的評論以及他們與理學的淵源，大致如下： 一、易堂學人不屬於理學家範疇，但與理學有聯繫。他們不反對程、朱，並認為朱、陸、薛、王可以互相補正。又指出宋、明以來理學的空虛無裨實用，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尤其是揭露了晚明一百年來理學流派中「君子」的「虛」與「小人」的「偽」，以導致亡國。事實上，他們的批評說明了理學的走向沒落。 二、易堂學人的思想方法不是理學家的靜坐論學而是從實際出發，重申「儒生俗士，不識時務，識時務者，是為俊傑」的論點。他們評論《左傳》《史》《漢》《資治通鑑》 [5] ，認為天下之治亂繫於學術，主張經世之學，廣交師友，培育人才。他們與顏李學派在務實上有共同處。政治見解主要是通達時務，較顏元的恢復井田等理想又高出一籌。 三、易堂學人與明末清初大部分士大夫和理學家一樣，在不同程度上抱著遺民思想。這些人或是死難殉節，或祝髮為僧，或隱居教學，志節皎然。彭士望率學生躬耕種菜，種茶轉運以謀生。魏禧不就博學鴻詞科而鬻文自給。他們並非標榜清高，而是在清室未穩定前尚有反清復明思想。其思想根源仍是理學所倡導的民族氣節，或是儒家傳統的「春秋大義」。 * * * [1] 見晁說之《晁氏客語》《宋元學案·景迂學案》轉引此條。而《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十五《伊川先生語》中也有此語，字句全同，下加「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為始也」一句。究系晁說、程說，待考。 [2] 自註：名鼎新，泰寧人。 [3] 蔡懋德，萬曆進士，也是王學學者，明末在山西死節。 [4] 中公即中千賢公（名中千興賢），見《泰和縣誌》卷二十八，又見《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八《童氏禹貢遺書序》。中千興賢俗姓童，是方以智晚年最親近的弟子。素北即方以智幼子方中履。亦庵即彭士望《首山濯樓記》所記的濯樓，是方以智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粵難事發，被逮之地。 [5] 魏禧著《左傳經世》，自序稱：「若於古人經世大用，左氏隱而未發之旨，薄有所會，隨筆評註，以示門人。」彭士望手批《通鑑》二九四卷，《春秋》五傳（五傳指三傳及《胡傳》《國語》）二十一卷（見陸麟書《彭躬庵先生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