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史 · 第四十七章 陳建和《學蔀通辨》
在王學盛行時，就有人出來對它進行批評。陳建以朱學的觀點對王學加以非議，就是一例。
第一節 陳建生平和《學蔀通辨》的問世
陳建（公元1497—1567年）字廷肇，號清瀾，東莞（今廣東東莞市）人。「自幼純心篤學」（《學蔀通辨》卷十二《陳建傳》） 。年十九，其父病卒於廣南府知府任所，年二十三補邑弟子員。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年三十二，中舉人。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中會試副榜，選授福建侯官縣教諭。嘉靖十二、十三年，於福建任所與督學潘潢論朱陸異同，作《朱陸編年》二編。後升任江西臨江府學教授，「復輯《周子全書》《程氏遺書》類編」（同上） ，並為二書作序，目的在於「因朱子所表章者而益章之，以裨來學」（同上） 。在這期間，他還受聘考江西、廣西、湖廣、雲南鄉試，「所取皆名士」（同上） 。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以母老，力請得歸，時年四十八。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母卒，「遂隱不出」，潛心著述。當時，王學盛行，王守仁所作《朱子晚年定論》，雖羅欽順致書論駁，「然學者多信之」（同上） 。嘉靖年間，王守仁之弟子薛侃（任「行人」官職）請祀陸九淵、陳獻章於文廟。萬曆十二年（公元1584年）神宗下詔以王守仁從祀文廟，可見王學影響之大。陳建「憂學脈日紊」，認為「以前所著朱、陸之辯（指《朱陸編年》二編） 非所以拔本塞源也，乃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同上） ，並在此基礎上，對以往《朱陸編年》二編進行「討論修改、探究根極」，「稿至六七易」（同上） ，終於在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成書，謂《學蔀通辨》。全書分前、後、續、終四編，共十二卷。
《學蔀通辨》的內容，陳建在《總序》中講得十分清楚。他認為自陸九淵以來，引釋入儒、陽儒陰釋之風習很盛，到王守仁師徒更是推波助瀾，加之王守仁等人造作朱熹「早晚之說」，乃謂「朱子早年所見未定，晚始悔悟，而與象山合其說」，致使儒學正宗的朱學受到了佛學「異說」的遮蔽，而失其正，造成「儒佛混淆」，「朱陸莫辨」的學術「蔀障」。他說：
佛學近似惑人，其為蔀已非一日。有宋象山陸氏者出，假其似以亂吾儒之真，援儒言以掩佛學之實，於是改頭換面，陽儒陰釋之蔀熾矣！（《學蔀通辨·總序》）
他認為「天下莫大於學術，學術之患莫大於蔀障」（同上） ，故他憤然「究心通辨」，聲言自己要「專明一實，以抉三蔀」。他在全書的前、後、續、終四編中，即以「前編明朱、陸早同晚異之實，後編明象山陽儒陰釋之實，續編明佛學近似惑人之實，而以聖賢正學不可妄議之實終焉」（同上） 。全書恪守程、朱，糾陸、王之「偏」。故清人謂「是編雖攻象山，實為陽明發也」（同上陳伯陶《跋》） ，揭示了陳建撰寫《學蔀通辨》的宗旨。
明朝嘉靖、隆慶以後，「陽明之學盛行」，《學蔀通辨》未能刊行，「不傳於世」（同上） 。張履祥的《備忘錄》曾指出，當時社會皆尚王學，「程、朱之書不行於世」。他說：
朱子精微，象山簡率，薛（瑄）、胡（居仁）謹嚴，陳（獻章）、王（陽明）放曠。今人多好象山，不樂朱子，於近代人物尊陳、王而詘薛、胡。固因人情便簡率而畏謹嚴，亦緣百餘年來承陽明氣習，程、朱之書不行於世，而王、陸則家有其書。士人挾冊，已淪浹其耳目，師友之論，復錮其心思，遂以先入之言為主。雖使間讀程、朱，亦只本王、陸之意指摘其短長而已。（《學蔀通辨·跋》）
在王學盛行的情況下，以抨擊王學為宗旨的《學蔀通辨》，自然未能刊行。直至萬曆年間，東林學派首領顧憲成「悟心體無善無惡之非，作《證性編》以駁陽明」（同上） ，時人黃雲蛟才敢於公開付梓，顧憲成並為之作序，《學蔀通辨》「自是始行於世」（同上卷十二《陳建傳》） 。
此外，陳建「又以本朝之法，積久弊滋」（同上） ，著《治安要議》六卷。卷一宗藩議，言宗藩之濫；卷二賞功議，言武職襲蔭之弊；卷三取士議，言科目之外，宜有薦辟之一途；卷四任官十議：言選舉之始，不可輕取浮文；小官之選，不可不歸本省；入仕之途，不可傷於冗濫；冗官之員，不可不加省並；初選之職，不宜驟貴；遷轉之期，不宜太速；資級之遷，不宜太限；推讓之風，不可不興；考察之行，不可不慎；小官之祿，不宜折減；卷五制兵議；卷六備邊議，指出：「我朝邊事，一向只為『因循姑息、玩愒偷安』八個字所破壞，不斬釘截鐵斷除此根，天下事未可知也。」上述各議皆是針對朝政弊端，提供補救之方。其後，「莆田林潤為都御史，修葺宗藩條例，即采其說」（同上） 。《治安要議》反映了陳建的務實、致用的思想風格。
稍後，陳建又著《皇明啟信錄》（又名《皇朝資治通紀》）二十四卷，記載了從永樂至正德凡八朝一百二十四年之事，為後人撰寫《明史》之先驅。除此，陳建還著有《經世宏詞》《明朝捷錄》《古今至鑒》《濫竽錄》《陳氏文獻錄》《西涯樂府通考》等。年七十一而卒。
後人評其所著書，說：「蓋為天下萬世慮也」（同上） ，認為自「粵有新會之學（陳獻章）、有增城之學（湛若水），至（陳）建書出，世稱之為東莞學」（同上） ，表示對他的景仰。
第二節 對朱、陸之學「早異晚同」說的詰辯
一、朱、陸「早異晚同」說的由來
明代中葉，王守仁承接陸九淵的心學思想，創立了王學體系和學派，影響很大。但王守仁在世時，王學並沒有為朝廷所尊崇，朱學仍處於最有勢力和影響的官學地位。王學當時常被程、朱理學的信奉者斥為「偽學」「異端」。王守仁甚至被誣為「病狂喪心之人」。王守仁為了免遭壓制和攻擊，盡力彌合朱、陸之間的差異，以求得自身的發展。於是裒集朱熹論心性修養的三十四封書信編成《朱子晚年定論》，宣稱朱熹「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自己則「幸其說之不謬於朱子，又喜其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王文成公全書》卷三《朱子晚年定論序》） 。這就是王守仁所編造的「早異晚同」說。
關於「早異晚同」說，在王守仁之前就曾有人提倡，如陸九淵的弟子章節夫所著《修和管見》，「取朱、陸辭異旨同之處，集而疏之」（《宋元學案》卷七十七《槐堂諸儒學案·章節夫傳》） 。明初，趙汸（東山）在《對江右六君子策》中謂「朱子《答項平父書》有關去短集長之言，豈鵝湖之論至是而有合耶，使其合併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學蔀通辨提綱》） 。明中期，程敏政纂《道一編》，謂朱、陸「初則誠若冰炭之相反，其中則覺夫疑信之相半，至於終則有若輔車之相依」（《篁墩文集》卷二十八《道一編序》） 。因此，陳建認為「早異晚同」說「蓋萌於趙東山之《對江右六君子策》，而成於程篁墩之《道一編》，至近日王陽明因之，又集為《朱子晚年定論》」（《學蔀通辨·總序》） 。
明中葉以後，程、朱理學已無所發展，陸王心學逐步左右了學術思想領域。於是，王守仁的《朱子晚年定論》十分引人注目，其論雖差誤頗多，卻影響甚大。「自此說既成，後人不暇復考，一切據信，而不知其顛倒早晚，矯誣朱子以彌縫陸學也。其為蔀以甚矣」（同上） ！宗朱學的陳建「憂道統將移、學脈日紊，乃發憤著《學蔀通辨》，以破王氏所編《朱子晚年定論》」（張夏《洛閩源流錄》） 。
二、對朱、陸「早異晚同」說的辯駁
陳建「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學蔀通辨》卷十二《陳建傳》） ，詳為考證，以駁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論》之「早異晚同」說的謬誤，以「明朱陸『早同晚異』之實」（同上《總序》） 。
首先，陳建提出「朱子早年嘗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同」的觀點，以駁王守仁等人的「早異晚同」之說。
陳建指出，朱熹早年之學「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同上前編上卷） 。朱熹曾有回憶：「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朱子語類》卷一〇四） 。紹興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朱熹二十九歲時曾言：「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為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體不可以見聞得，不可以思慮求」（《朱文公文集·存齋說》） 。陳建說，「專說求心、見心」，「全與禪陸合」（同上） 。朱熹於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四十一歲，給友人信中提到「熹自少總鈍」，學習「曾捨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學蔀通辨》前編上卷，引自《朱文公文集·答薛士龍》） 。這也是同於陸九淵。所以陳建認為，朱、陸之學在早年並非「異」而是「同」。
陳建還指出，程敏政的《道一編》和王守仁的《朱子晚年定論》，將朱熹於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曾有強調「心」或「良知」作用的話，即「指為朱子晚合象山」，「採為朱子晚年定論」。朱熹當時僅三十九歲，何得為晚年？朱熹是這樣說的：
良知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同上引自《朱文公文集·答何叔京》）
陳建指出：「朱子年猶未四十，學方日新未已，與象山猶未相識，若之何得為『晚合』？何得為『晚年定論』耶？其顛倒誣誑，莫斯為甚」（同上前編上卷） ！這就有力地駁斥了王守仁所謂的朱、陸之學「早異晚同」說的謬誤。
其實，佛、道思想滲進儒家學說，是宋明理學思潮的重要特徵。無可諱言，宋明理學大師如周惇頤、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王守仁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佛、道思想的影響。所以全祖望說：「兩宋諸儒，門庭徑路，半出於佛、老」（《鮚埼亭集外編·題真西山集》） 。因此，朱熹早年「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他的理學思想體系中，透露出佛、道思想的影響，是很自然的。朱熹早年習禪，直至他三十一歲拜二程的三傳弟子李侗為師後，才開始發生變化。其變化過程，陳建用朱熹本人的自述給予說明：
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禪學）。一日在劉病翁（即劉屏山）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也理會得個昭昭靈靈底禪。……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為人簡重，卻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學蔀通辨》前編上卷，引自《朱子語類》卷一〇四）
從這段朱熹本人的自述，可以看出朱熹早年曾習佛禪，到二十四五歲初見李侗時，還曾以禪學請教李侗。爾後，在李侗的引導下，才從「理會得個昭昭靈靈底禪」到認為釋氏之說漏洞百出。這表明朱熹思想的重大轉變。因此，陳建認為，朱、陸早年一樣都接受了佛學的影響，學術觀點是早「同」而非「異」，並不是王守仁所認為的早「異」而晚「同」。
第二，陳建在辨明了朱、陸之學是早「同」而非「異」之後，又進而提出「朱子中年方識象山，其說多去短集長，疑信相半」的觀點。
陳建認為，朱熹對陸九淵的態度，在淳熙十一、十二年（朱為五十五、五十六歲、陸為四十六、四十七歲）前，還是「每去短集長，時稱其善，疑信相半」（同上前編中卷） 。這主要是根據朱熹以下材料：
（一）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朱熹四十五歲，在致呂子約信中說：
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恐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嘆而已。（同上引自《朱文公文集·答呂子約》）
（二）淳熙十年（公元1183年）朱熹五十四歲，在致項平山信中說：
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同上引自《朱文公文集·答項平山書》）
陳建按語謂：「據此書……正是（朱熹）中年疑信相半之際。後此所以排象山之失者方日深。《道一編》乃指此書為朱子晚年，信取象山輔車相倚，誤矣」（同上前編中卷） 。
陳建認為在淳熙十三、十四年（朱為五十七、五十八歲，陸為四十八、四十九歲）之後，朱、陸關係有了變化。朱熹「則於象山鮮復稱其善，而專斥其非，不復為集長之說」，「其先後予奪，分別兩截」（同上） 。這主要是根據淳熙十二年（朱為五十六歲，陸為四十七歲），朱熹在致劉子澄的信中所說：
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深浩無凝滯處……但不免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蔥嶺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他撐眉怒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為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為此說引去，真是道之不幸也。（同上引自《朱文公文集·與劉子澄書》）
陳建按：「建昌，指象山門人傅子淵。蓋子淵江西建昌人，象山所亟稱者，而亦朱子所深辟者」，並且斷言朱、陸「二家冰炭自此始矣」（同上前編中卷） ，以此來進一步說明朱、陸之學並非像王守仁所說的是「早異晚同」，事實恰好相反，是「早同晚異」。實際情況是：從朱熹中年就開始了他們學術觀點的分歧和爭論。
朱、陸爭論的公開化，是從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的「鵝湖之會」開始的。當時，隨陸九淵參加此會的朱亨道曾說：「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不合」（《象山全集》卷三十六《年譜》） 。表明朱、陸兩人在道德修養和治學方法問題上有分歧和爭論。陳建自己也說，由於鵝湖之會朱、陸「不合，各賦一詩見志」（《學蔀通辨》前編中卷） 。陸九淵在詩中以「易簡工夫終久大」自誇其學，而以「支離事業竟浮沉」譏諷朱學陋謬、「浮沉」無根。朱熹大為不快，與二陸（九淵與其兄九齡）進行了詰辯。三年後，朱熹還回敬詩一首，強調「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卻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同上引自《朱文公文集·鵝湖寺和陸子壽》） 。詩中以「說到無言」「不信古今」譏其學術空疏，師心自用。陳建在朱、陸不合、以詩見志的按語中，也說朱熹「於子靜日益冰炭」（同上前編中卷） 。在「鵝湖之會」後六年（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朱、陸「南康之會」，二人在論及修養及治學方法時又起爭辯。陸指斥朱為「邪意見、閒議論」；朱指斥陸「作禪會、為禪學」（均見《朱文公文集·答呂伯恭》） 。雙方爭辯比在「鵝湖之會」更顯得激烈。
陳建還指出，王守仁節錄朱熹有時謙抑退讓之詞，以之作為《朱子晚年定論》依據。朱熹在「鵝湖之會」後同年十二月，曾有信答張敬夫，而王守仁只節錄了某些段落，將此作為朱熹「晚年定論」的主要依據。朱熹信中說：
熹於文字之間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為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玩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很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到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真是意味深長也。（《學蔀通辨》前編中卷，引自《朱文公文集·答張敬夫》）
但大段節刪了朱熹在信中批評陸九淵兄弟的言論：
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里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知耳。（同上）
陳建對王守仁這種為了編造朱、陸「早異晚同」說不惜採用刪節的手法給予了嚴厲的批評，指出王守仁將凡譏及陸九淵處皆刪去的做法，不僅違反事實，而且純屬「權詐陰謀」。他說：
王陽明節錄此書入《晚年定論》，其欺蔽有三：此書在既會象山之後、《論孟集注》未成之時，何得為晚？其欺蔽一也。刪去《學》《庸》緣此修過以下者，蓋《定論·序文》以為中年未定之說，思改正而未及，故於此刪去修過之下，由於彌縫其說也，謾人以為未及改也，其欺蔽二也；亦刪去子壽兄弟以下者，以譏陸之故而特為諱避也。故《定論》一編，凡譏及陸學處皆刪去，惟一、二稍稱陸學處則不刪，其欺蔽三也。只看陽明錄此一書，便有許多弊。篁墩、陽明專挾朱子手書，驅率後學，致後學亦以為彼據朱子書不疑也。此權詐陰謀，不合用之於講學。（同上前編中卷）
陳建對王守仁之「欺蔽」的揭示，基本是符合事實的。
第三，陳建在論述朱熹中年情況之後，進而指出「朱、陸晚年冰炭之甚，而象山既沒之後，朱子所以排之者尤明也」。
陳建將朱熹自五十八歲至七十一歲病卒劃作晚年階段。其實，朱、陸「冰炭之甚」，要早於這個時期。從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朱、陸「南康之會」由爭辯到相互指斥，其對立已相當分明，當時朱熹才五十二歲。
陳建為何認為「朱、陸晚年冰炭之甚」，陸九淵沒後朱熹「排之尤明」？其主要根據是：
（一）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朱熹五十八歲時曾致信陸九淵，信中指斥陸為「一種輕為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為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為說乖戾狠悖，大為吾道之害，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同上前編下卷，引自《朱文公文集·答陸子靜》） 。陳建按：「此朱子晚年攻陸切要之言」（同上前編下卷） 。
（二）紹熙三年（公元1192年）十二月陸九淵卒於荊門軍任所。翌年九月，朱熹作文指斥陸九淵的「求心之弊」。他說：
直以為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道之不明，其可嘆已。（同上引自《朱文公文集·鄂州學稽古閣記》）
陳建按：「朱子早年學專求心，而此記乃深譏求心之弊。朱子之學早同於陸，而晚異於陸，莫明於此矣」（同上前編下卷） 。
（三）在此之後，朱熹致書於周南仲，再次指斥陸九淵「入於佛、老」：
熹頑鈍之學，晚方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使先入者為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為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辯說愈巧，而其為害愈甚。（同上引自《朱文公文集·答周南仲》）
陳建按：「此言尤深中象山師友及近日篁墩、陽明諸人之病。『下者流於管、商』，指陳同父輩也。同父名亮，浙東永康人……號為永康之學。朱子亦嘗與之往復論難，無異於象山焉。嘗謂學者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事：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辯，此道無由得明。』嗚呼！可見大賢自任之心矣」（同上前編下卷） 。
由上所述，不難看出，陳建是站在捍衛朱學的立場，以抨擊陸、王心學，其傾向十分鮮明。他揭示了朱、陸之學「早同而晚異」的真相，而非如王守仁所說「早異晚同」。
陳建說，程敏政和王守仁同倡朱、陸之學「早異晚同」說，但所用手法卻不一：「蓋《道一編》猶並取二家言語比較異同；陽明編《定論》，則單取朱子所自言而不及象山一語。篁墩蓋明以朱、陸為同，而陽明則變為陽朱而陰陸耳」（同上） 。認為他們雖然手法不一，但實質「皆是矯假推援，陰謀取勝，皆是借朱子之言，以形朱子平日之非，以著象山之是，以顯後學當從」（同上前編上卷） 。「陽若取朱子而實抑朱子也。其意蓋以朱子初年不悟而疑象山；晚年乃悔而從象山，則朱子不如象山明也。則後學不可不早從象山明也。此其為謀甚工，為說甚巧。」他指出，王守仁所謂朱、陸「早異晚同」說的手法十分巧妙：「一則即朱子以攻朱子；一則借朱子以譽象山；一則挾朱子以令後學也」，其目的「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禪也」（同上） 。應該說，陳建對王守仁論辯手法的批評，是相當深刻的。
第三節 對陸、王心學「陽儒陰釋」的批評
陳建站在朱學的立場，指斥陸、王心學為「佛禪」，為「援儒入佛」，「借儒以掩佛」，「陽儒陰釋」（同上後編上卷） 。
第一，陳建說，「象山師弟作弄精神，分明禪學而假借儒書以遮掩之也，此為勘破禪陸根本。」（同上）
他認為陸九淵及其弟子楊簡等人為學宗旨主要是講「完養精神一路，其為禪學無所逃矣」（同上） 。他列舉了陸九淵這方面的言論：
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欠闕？（同上後編上卷引自《象山全集》卷三十五《語錄》）
精神全要在內，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無是處。（同上）
陳建指出，陸九淵所言的「精神」，「即心也」。他說：
心者，精神之舍，而虛靈知覺運動，則皆精神之發也。故禪學其始也，絕利慾、遺事物、屏思慮、專虛靜，無非為修煉精神計。及其積久也，精神凝聚澄瑩、豁然頓悟，則自以為明心見性，光明寂照，神通妙用，廣大無邊，一切皆精神之為也。……象山之學，何莫非原於此也。（同上）
認為陸九淵所言的「精神」（心），與佛教禪宗所言的「本性」一樣，萬事萬物皆由「心」（性）所生，因而「完養精神」「收拾精神、自作主宰」即可不必役於外事外物，而能「明心見性」「神通妙用」。
陳建還指出，陸九淵的「宇宙無窮之說」「吾心宇宙之說」，與禪宗的「佛性」「法界十方世界」一樣，都是強調人的主觀精神——「心」（性）具有超時空的無限作用。他說：
象山講學，好說「宇宙」兩字，蓋此二字，盡上下四方，往古來今，至大至久，包括無窮也。如佛說性周法界十方世界之類，是以至大無窮言也。如說法身常住不滅，覺性與太虛同壽之類，是以至久無窮言也。此象山宇宙無窮之說、吾心宇宙之說，一言而該禪學之全也。（《學蔀通辨》後編上卷）
他還認為，明初的陳獻章即是發揚了陸九淵的「宇宙之旨」，而把佛禪的「作弄精神」推向極端。他說：
陳白沙曰：「終日乾乾，收拾此而已，斯理也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得此把柄入手更有何事？往來古今、上下四方，都一齊穿紐收合，會此者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此言尤發明象山宇宙之旨，禪學作弄精神，至此極矣！（同上後編上卷）
其實，陸九淵所謂「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象山全集》卷二十二《雜說》） 的觀點，即謂天地萬物在我心中，我與天地萬物一體，是某些儒家所追求的最高的「天人合一」的道德境界。這與佛禪的立論有契合之處，因為他們都是唯心主義的思想體系，都以主觀的、精神性的對象作為自己的探求目標。但這僅是貌合，兩者在根本宗旨上還是有區別的。陳建直接而簡單地把陸、王「心學」均看作是「禪學」，那是不符合事實的。
陳建還借朱熹對陸九洲的批評，揭示陸九淵的「陽儒陰釋」的實質。他說：
朱子曰：聖賢之教無內外、本末、上下。今子靜卻要理會內、不管外面，卻無此理，硬要轉聖賢之說為他說。……
又曰：他（指陸象山）所見既如此，便將聖賢說話都入他腔裡面，不如此，則他所學無據，這都是不曾平心讀聖賢之書，只把自家心下先頓放在這裡，卻捉聖賢說話壓在裡面。
陸子靜之學，自是胸中無奈許多禪何，看是甚文字，不過假藉以說其胸中之所見者耳。據其所見，本不須聖人文字，他卻須要以聖人文字說者，此正如販鹽者上面須得數片鯗魚遮蓋，方過得關津，不被人捉了耳。（《學蔀通辨》後編上卷引自《朱子語類》卷一二四）
陳建按：上引「前二條是說援儒入佛，後一條是說借儒掩佛。總言皆是陽儒陰佛也」（同上後編上卷） ，並且認為「陽儒陰釋之禍」實起於宋代禪師宗杲和受其影響甚深的張九成。他說：
後世學術，陽儒陰釋之禍，實起於宗杲之教，（張）子韶所關非小矣。朱子《雜學辯》謂：「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按此言，尤發深中陸學一派之弊。（同上）
陳建揭露和指斥陸九淵為「禪學」，是「陽儒陰釋」，其目的在於揭露當時盛行的「王學」為禪。正如清人陳伯陶所言：「是編雖攻象山，實為陽明發也」（同上《跋》） 。陳建說：
按近世假儒書以行佛學，正猶昔人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挾天子者，意不在於天子，不過假天子以行其脅制天下之私耳。假儒書者，意不在於儒書，不過借儒者以行其煽誘來學之計耳。（同上後編上卷）
他所指的「近世假儒者以行佛學」者，就是指的王守仁及其弟子們。
第二，陳建揭示陸九淵的「養神下手工夫」，指出「陸學下手工夫在於遺物棄事、屏思黜慮、專務虛靜以完養精神，其為禪顯然也」（同上後編中卷） 。
陳建列舉了陸九淵這方面的主要觀點：
人氣稟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清明，才一逐物，便皆昏眩了。
心不可泊一事，只自立心。……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便去理會事。（同上後編中卷引自《象山全集》卷三十五《語錄》）
陳建指出：「此皆陸學養神要訣，此即佛氏以事為障之旨」（同上後編中卷） 。他認為所謂「只自完養不逐物」，其實質即是講求「無事安坐，閉目養神」（同上） 。所謂「心不可泊一事」，即是講求「一切蕩滌剝落淨盡」，如同「死灰槁木而置心官於不思」（同上） 。這就正如佛教禪師「慧能不思善、不思惡，安心遏欲、善惡兩忘之故轍也」（同上） 。他指出孟子和陸九淵雖然都強調「先立乎其大者」，要以主觀精神（心）為主宰，但他們卻有很大差別。他說：
孟子之先立其大也，道心為主而不使欲得以害心；陸氏則養神為主，而惟恐事之害心，惟恐善之害心。天淵之別，若何而同也。孟子之先立其大也，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陸學則曰不可思也，心不可泊一事也。冰炭之反，若何而同也。（同上）
陳建認為，陸學雖源於孟子，而其「養神」之說，「心不可泊一事」之說，與孟子不同，意謂其受禪學影響。
第三，陳建揭示了陸九淵的「養神下手工夫」之後，又進一步指出陸氏「養神之患害」，認為「象山師弟顛倒錯亂、顛狂失心之弊，其禪病尤昭然也」（同上後編下卷） 。
陳建認為，陸學和佛、道「本同而末異」，他們皆非「天理之自然」。他說：
近世異學同主養神。然老、莊則欲主之以長生，禪佛則欲主之以出世，陸學則欲主之以經世。本同而末異，皆非天理之自然。（同上）
他指出，陸學由於受佛禪影響，其禍害已嚴重到「失本心」「天理滅」的程度：
陸學，聽其言，自謂聖學明心，稽其弊，乃至顛狂失心。……《伊洛淵源錄》胡文定公曰：「自孟子沒，聖學不傳，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間隙遂入中國……靡然從之，於是皆失其本心，莫知所知，而天理滅矣。」（同上）
他告誡「學者豈可為所欺誤」（同上） ！
第四，陳建還辨析陸學淵源，說「象山之學，非無所因襲而超然獨見」（同上續編上卷） ，指出陸學淵源有二：一是佛教禪師「達摩、慧能、宗杲、常總諸人之規模」，「棄佛粗跡而脫略經典，而專一求心，而借儒飾佛，無一而非陸學之淵源也」（同上） 。一是「李習之（翱）、蘇子由（轍）、張子韶（九成）、呂氏（呂希哲、呂本中）諸人之規模，而譏跡取心，而援儒入佛，而陽儒陰佛，而陽離陰合，無一而非陸學之淵源也」（同上） 。他根據《齊東野語》《楊子折衷》所提供的材料，認為陸學的「養神宗旨」，「皆出於宗杲、得光（宗杲之徒）之緒餘」（同上後編中卷） 。陳建指出，他們的傳授是宗杲其徒得光「授之陸子靜，子靜傳之楊慈湖」（同上） ，企圖以此說明「近日王陽明諸人不過又因象山而規摹之而淵源之耳」（同上） 。
陳建把陸王「心學」比之於佛禪，顯示了他的程朱「理學」宗派的色彩。他的理學觀點，基本是闡發朱熹的見解，這裡就不論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