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史 · 第二十九章　明初朱學統治的確立

——論三部《大全》（下） 第四節　《五經大全》的朱學傳注 三部《大全》之中，《五經大全》卷帙最多。計《周易大全》二十四卷，《書傳大全》十卷，《詩經大全》二十卷，《春秋大全》七十卷，《禮記大全》三十卷，共一百五十四卷，幾占三部《大全》二百六十卷總數的三分之二。由於諸經分纂，原書卷帙不少，合之遂致十分龐大。 《五經大全》所據經注，均屬朱學著作。《周易大全》據《伊川易傳》及朱熹《易本義》。《書傳大全》據蔡沈《書集傳》。《詩經大全》據朱熹《詩集傳》。《春秋大全》據胡安國《春秋傳》。《禮記大全》主陳澔《雲莊禮記集說》。胡安國私淑程門，蔡沈乃朱熹學生，陳澔之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榦，榦乃朱熹學生。所以《五經大全》所據經注，無一不是朱學著作。蓋自元仁宗皇慶定科舉法，《易》用程《傳》及朱熹《本義》，《書》用蔡沈《集傳》，《詩》用朱熹《集傳》，《春秋》用胡安國《傳》，《禮》用鄭《注》。明初相沿未改。永樂纂修《五經大全》，一仍元人之舊，唯《禮》改據陳澔《集說》，為小異耳。經過《五經大全》的纂修，經學苑囿乃確立了朱學的統治。 下文分經論述其梗概。 一、《周易傳義大全》 所謂《周易傳義大全》，傳，指程頤《伊川易傳》；義，指朱熹《易本義》。《大全》乃據這兩部書而博採諸家《易》說以纂修的。卷首《凡例》雲，「《周易》上下經二篇，孔子十翼十篇，各自為卷。漢費直初以彖、象釋經，附於其後。鄭玄、王弼宗之。又分附卦爻之下，增入乾、坤《文言》，始加彖曰、象曰、文言曰，而別於經。而《繫辭》以後，自如其舊。歷代因之，是為今《易》。程子所為作傳者是也。自嵩山晁說之始考訂古經，厘為八卷。東萊呂祖謙乃定為經二卷，傳十卷。是為古《易》，朱子《本義》從之。然程《傳》《本義》，既已並行，而諸家定本，又各不同。故今定從程《傳》原本，而《本義》仍以類從。凡經文皆平行書之，《傳》《義》則低一字書以別之。其《繫辭》以下，程《傳》既闕，則壹從《本義》所定章次。總厘為二十四卷。」 可知這部《周易傳義大全》，是程頤《伊川易傳》和朱熹《易本義》的拼合本。經部分據《伊川易傳》原本，而以朱熹《易本義》合之，各以類從。傳部分《繫辭》以下，因程《傳》闕，則從《易本義》了。 朱彝尊《經義考》，謂：《易》取諸天台、鄱陽二董氏，雙湖、雲峰二胡氏。於諸書外未寓目者至多。天台董楷著《周易傳義附錄》，鄱陽董真卿著《周易會通》。雙湖胡一桂著《周易本義附錄纂疏》，雲峰胡炳文著《周易本義通釋》。這四部書是《周易傳義大全》之所取資。董楷、胡一桂、胡炳文，篤守朱熹學說，董真卿則以程、朱為主，而博採諸家以翼之，其說頗為賅備。《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周易大全》「取材於四家之書，而刊除重複，勒為一編，雖不免守匱抱殘，要其宗旨，則尚可謂不失其正。」這是說，這部《周易大全》一方面有取材不廣的缺點，另一方面則維護了朱學的統緒。所謂「不失其正」，就是不失朱學之正。 卷首所列「引用先儒姓氏」，共一百三十餘家，這恐怕是擺擺場面的，無非是用以文其固陋。 卷首的《易說綱領》，引程頤、朱熹兩家之說。朱熹之說，言及《易》為卜筮之書，剔抉《易》的性質。朱熹說：「《易》只是與人卜筮以決疑惑。」「今學者諱言《易》本為卜筮作，須要說做為義理作。若果為義理作時，何不直述一種文字，如《中庸》《大學》之書，言義理以曉人，須得畫八卦則甚？」又說：「《易》爻辭如簽辭。」這些議論，直截了當，把爻辭比作簽辭，戳破《易》的神秘傳統，還其本來面目，是比較實事求是的。 二、《書傳大全》 《書》以蔡沈《集傳》為主，自元代皇慶條制已然。然元制猶兼用古疏注。明太祖親驗天象，知蔡《傳》不盡可據，因命劉三吾等作《書傳會選》，參考古義，以糾其失，頒行天下。是洪武中尚不以蔡《傳》為主。其專主蔡《傳》，則自《書傳大全》開始。朱彝尊《經義考》，引吳任臣之言曰：《書傳》舊為六卷，《大全》分為十卷。大旨本二陳氏。一為陳櫟《尚書集傳纂疏》，一為陳師凱《書蔡傳旁通》。《纂疏》皆墨守蔡《傳》，《旁通》則於名物度數，考證特詳。朱彝尊據吳之說，認為，此書較有根柢，在《五經大全》中尚為差勝。 按蔡沈《書集傳序》，「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沈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考眾說，融會貫通，乃取折衷。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盡嘗是正，手澤尚新。」「《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蔡沈又說：「經承先生口授指畫。」由此可知，《書集傳》之作，出於朱熹的授意。慶元己未冬，為公元一一九九年冬，第二年庚申三月，朱熹逝世。蔡沈始作是書，在朱熹死前的幾個月。二典禹謨傳寫成後，朱熹親加改定。其餘則成於朱熹去世之後。朱熹平日「口授指畫」，對《書集傳》的寫作，當有較大影響。書中又「引用師說」，留下了朱熹的學說。可以肯定，《書集傳》雖成於蔡沈，而朱熹對這部書十分關注，作為學生的蔡沈，是在朱熹授意和指導下寫成的，這部書是地道的朱學著作。因為《書傳大全》以蔡《傳》為主，所以考論如上。 《書傳大全》卷首《凡例》云：「經文之下，大書《集傳》，而以諸說分注於其後者，主蔡說也。」「以朱子冠諸儒之首者，《集傳》本朱子之意也。」「朱子於《書》，諄諄以闕疑為言。今採用諸說，一以《集傳》為準。遇可疑處，諸說理有通者，亦姑存之。」「朱子之說，或有與蔡《傳》不合，及前後說有相同異處，亦不敢遺，庶幾可備參考。其甚異者則略之。至於諸家之說，或節取其要語。其有文勢辭旨未融貫處，則頗加 栝。」這裡明確了《大全》主蔡《傳》的特點；明確了以朱熹學說為蔡《傳》所本的思想；也表明了《大全》纂修者比較謹慎的、客觀的學風。這最後一點是可貴的。 在《書說綱領》里，載了朱熹的一段話，說是：「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個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二典三謨……周公孔孟，都只如此。……須是量聖人之言是說個什麼，要將何用。若只讀過便休，何必讀？」這是說，讀《尚書》要領會書里的「當然之理」，講的是什麼，講它是為什麼的。要「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不能讀過便算。這個意思，與程子讀《論語》法一致，是理學家讀經典的一貫方法，這就是所謂「切於己」的方法。 《大全》在《大禹謨》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理學家所謂的「十六字心傳」下，寫了如下一段議論： 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心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惟（疑當作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並而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這「十六字心傳」，理學家津津樂道。上述這段議論，是典型的疏釋。什麼是人心，什麼是道心，人心為什麼危，道心為什麼微，如何精，如何一，如何使人心聽命於道心，如何允執厥中，這裡講得很明白了。這裡的精髓在乎辨天理（道心）與人慾（人心），在乎「存天理，滅人慾」。這雖然說的是人君傳心之要，但就理學家的「切己」方法而論，卻有指導所有人的普遍意義。 《書傳大全》卷首，列了十幅天文圖，如曆象授時之圖、堯典四仲中里圖、日月冬夏九道之圖等。明太祖親驗天象，而知蔡《傳》不盡可據，則與此類天文圖不無關係吧。 三、《詩經大全》 《詩經大全》二十卷，以朱熹《詩集傳》為主，更采諸儒的議論以為羽翼。 元延祐行科舉法，《詩》用朱熹《集傳》，明制沿而不改。永樂修《大全》，一仍憲典。此書名為官修，實則根據元代劉瑾《詩傳通釋》而稍為損益。刪削其過於冗蔓者，改書中「瑾案」二字為「劉氏曰」。劉書以《詩·小序》分隸各篇，此書則從朱熹舊本合為一篇，附於書後。修成以後，頒行天下，取士即以為準。 劉瑾字公瑾，學問淵源，出於朱熹。所著《詩傳通釋》，大旨在於發明朱熹《詩集傳》，與輔廣《詩童子問》相同。對於《詩集傳》的謬誤，瑾亦一一回護。蓋專為朱《傳》而作，則委曲遷就，勢所必然，不足深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其「徵實之學不足，而研究義理，究有淵源，議論亦頗篤實。於詩人美刺之旨，尚有所發明，未可徑廢。」則對於此書確守朱學義理矩范，是頗為欣賞的。 四、《春秋集傳大全》 《春秋集傳大全》七十卷。朱彝尊《經義考》引吳任臣之言曰：「永樂中敕修《春秋大全》，纂修官四十二人。其發凡雲，紀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通》，經文以胡氏為據，例依林氏。實則全襲《纂疏》成書。雖奉敕纂修，實未纂修也。朝廷可罔，月給可糜，賜予可邀，天下後世詎可欺乎！」這對胡廣等纂修官的欺罔缺失，揭露頗盡。 按《大全》卷首《凡例》，謂「諸傳以胡氏為主，大字錄於經後，而左氏、公羊、穀梁三《傳》，雖有異同，輒難去取，今載其全文，同先儒表著事變始終之要，分注經下。」檢查《大全》內容，確如以上所云，在《春秋》經文之下，具載同一事件的三《傳》傳文。三《傳》傳文之後，則載註疏及「諸儒」之說。《大全》的這種體例，其實是抄襲汪氏《纂疏》的，沒有新發明。 按汪克寬元代人，所著《春秋胡傳附錄纂疏》三十卷，其自序云：詳註諸國紀年諡號，可究事實之悉；備列經文同異，可求聖筆之真；益以諸家之說，而裨胡氏之闕疑。附以辨疑、權衡，而知三《傳》之得失。大旨終以胡《傳》為宗。（按：辨疑，指元程端學所著《春秋三傳辨疑》；權衡，指宋劉敞所著《春秋權衡》）。汪克寬的這部《纂疏》為什麼要備列三《傳》傳文？為什麼要以胡《傳》為宗？這是適應當時科舉考試的需要。《元史》卷八十一《選舉志第三十一》載：仁宗時《考試程式》，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義一道，各治一經。……《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汪氏的書滿足士子治《春秋》應試的這種需要，這是十分明白的。《春秋大全》因汪克寬之書，稍加點竄，便算是一部新書，完全是剽竊。 五、《禮記集說大全》 《禮記集說大全》三十卷，以陳澔《雲莊禮記集說》為宗，所采掇「諸儒」之說凡四十二家，朱彝尊《經義考》引陸元輔之言，謂當日諸經大全，皆攘竊成書，以罔其上。此亦必元人之成書，非諸臣所排纂。以他經之蹈襲例之，或亦未必無因。這種懷疑是有理由的。 《大全》卷首《總論》，引程頤、周行己、周諝、朱熹的議論，闡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天下國家，禮存則存，禮亡則亡」等理論，為封建社會禮教綱常的合乎天理辯護。 《大全》引陳氏《集說》舊例，謂「凡名物度數，據古注、《正義》。道學正論，宗程子、朱子。精義未盡，則泛取諸家。發明未備，則足以己意。」這表明書中的理學思想是根據程頤、朱熹的。諸家之說，則用在發揮詳盡。後人謂其「略度數而推義理，疏於考證，舛誤相仍」。納蘭性德專作一書攻之，凡所駁詰，多中其失。可見這部書以朱學義理見長，而名物度數則疏略。學者認為，經本以明理，但理不是虛懸的。《易》之理見於象數，《書》之理見於政事，《詩》之理見於美刺，《春秋》之理見於褒貶，《禮》之理見於節文，都不是可以空言來說的，《禮》尤其如此。而陳澔《集說》卻空言說理，是很大的缺點。《大全》乃據澔書為主，先就失掉了根柢。 朱彝尊《經義考》，謂「雲莊《集說》，直兔園冊子耳，獨得頒於學官，三百餘年不改。其於度數品節，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禮雲禮雲，如斯而已乎？」這是譏斥澔書只是應科舉考試的俗書，不足以語於經學的著作。 陳澔在《禮記集說》自序里，說他父親是饒魯的學生，師事雙峰十有四年。「所得於師門講論甚多」。以通《禮記》於宋理宗開慶年間成進士。以後撰寫了論述《禮記》的書。但是稿毀於火，隻字不遺。陳澔繼承父業，寫成了這部《禮記集說》。「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即了其義，庶幾章句通則蘊奧自見。」因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它「用為訓蒙則有餘，求以經術則不足。」饒魯是朱熹女婿黃榦的學生，則陳澔父子當亦沾溉了朱學的余潤。 《禮記大全》以澔書為宗，其所援引「諸儒」之說，也不過是箋釋文句，與澔說相發明，沒有什麼新意。 《五經大全》以抄襲成書，為人詬病。顧炎武、朱彝尊皆以為言。《周易大全》全取程頤《易傳》及朱熹《易本義》。《書傳大全》以蔡《傳》為主，襲自陳櫟《尚書集傳纂疏》及陳師凱《書蔡傳旁通》。《詩經大全》以朱熹《詩集傳》為主，抄襲劉瑾《詩傳通釋》。《春秋大全》以胡安國《傳》為主，襲自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禮記大全》以陳澔《雲莊禮記集說》為主，亦不免於抄襲。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八《四書五經大全》條，發了甚深的感慨。他說： 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餐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者不知凡幾。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啟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豈非骨鯁之臣，已空於違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饕祿利，而莫之問也。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 又說： 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 顧炎武從經學大師的立場出發，譴責當時纂修諸臣欺矇朝廷，愚弄天下的讀書人，修出這樣的所謂《大全》來，是很不像樣的，因而認為由於明成祖在推倒建文帝時候，殺盡了骨鯁之臣，以致士風無恥，又因推行八股，不講實學，以致經學墜廢。這種感慨，不是憑空而發，在方孝孺、齊泰、黃子澄等被殺之際，正是胡廣等迎降之秋。骨鯁既空，佞臣盈列。以後要粉飾太平，制禮作樂，自然仍是當年的迎降者用起來得心應手。而更主要的是要統一思想。使封建季世也還能一道德而同風俗，永固皇圖，自不能不有如《大全》這類著作出現。在明成祖看來，通過《大全》確立朱學的統治，其政治作用還是不小的。以後設科射策，終三百年之世，讀書人一頭鑽進《大全》獵取富貴，即使天翻地覆也都不在乎。這正是邏輯的必然。《大全》由禮部雕版印製，紙張用最高級白棉紙，開本很大，裝訂精美，至今我們國家圖書館把它作為文物來珍藏。一代的高文典冊，掩蓋著陋劣的內容，在顧炎武看來，自然免不了要忿忿了。但是也得從另一個角度想想，在明成祖的威令下，九個月之內，居然寫出二百六十卷的大書，胡廣、楊榮、金幼孜等即使有再大的學問，再深的經術，要不抄襲成書，也是難乎辦到的。 第五節　明初朱學統治的歷史意義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一、皇慶條制與朱學統治 朱熹理學思想取得統治地位經過大約一百年的歷史過程。朱熹生前雖然長期講學著書，弟子不少，形成了一個有勢力的學派。但是這個學派被南宋統治者宣布為「偽學」，不許傳布。學生蔡元定被誣為妖人，流放到道州羈管，一年後死在道州。在嚴重的政治壓迫下，有些學生變服易形，以示別異於朱門。學者應科舉考試，要自己聲明並非朱學。否則，不許考試。朱熹晚年上書朝廷。起草之後，以《周易》筮之，不吉，乃自焚其稿。這表明在政治壓迫下，朱熹有嚴重的疑懼。朱學被禁錮，從朱熹晚年一直延續到死後二十多年。南宋末，經過真德秀、魏了翁的鼓吹，才取得了較為優越的地位。 元仁宗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十一月下詔，命中書參酌古今，定科舉條制。關於考試程式，大體有如下規定： 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 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以上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矜浮藻，惟務直述。 按照這個條制，蒙古人、色目人，都與漢人、南人同樣學習朱熹的《四書集注》，同樣應《四書》考試。《四書》的次序是：《大學》《論語》《孟子》《中庸》。這是朱熹定的次序。漢人、南人考經疑、經義；蒙古人、色目人不考，如果願試，考中者加一等注授。經，用朱學傳注，即《易》程《傳》、朱熹《本義》，《書》蔡《傳》，《詩》朱熹《集傳》，《春秋》胡《傳》，唯《禮記》用古註疏。這時候，朱熹的注本已有極大的權威，得到元朝政府的尊崇。在元朝這個大帝國內，蒙古人、色目人在科舉考試科目上，與漢人、南人比，要求略為低些。前者考兩場，後者考三場，前者不考明經，後者考明經。前者如果要考明經，則予以鼓勵，考中者加一等授官。這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各民族的要求有了走向齊一的趨勢。 所有這一切，表明朱學的統治地位在逐步樹立。 皇慶二年的這個科舉條制，在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第一次推行。這年春三月，廷試進士，賜護都答兒、張起岩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以後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英宗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泰定帝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四年（公元1327年），都繼續推行，三年一次。科舉條制在十四世紀初期推行，確立了朱學的統治地位，上距十二世紀末南宋寧宗慶元六年（公元1200年）朱熹逝世，約一百十餘年。在這一百十餘年中，朱學從「偽學」的地位翻過身來，基本上成為官學。這是不尋常的變化。 從元仁宗延祐二年推行以朱學著作為主的科舉，到明成祖永樂十三年（公元1415年）編纂成以朱學為主的三部《大全》，又是一百年。朱學於是達到了思想統治如日中天的頂點，這是封建社會後期的封建學術思想統治的頂點。 明初的科舉，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這個制度，是明太祖和劉基所定。規定文章略仿宋經義，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四書》主朱熹《集注》，《易》主程《傳》、朱熹《本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熹《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這些都沿襲元朝皇慶條制。永樂十三年，頒《四書大全》《五經大全》，作為科舉考試的準繩，廢古註疏不用。 由科舉考試中式的進士，取得入仕的資格。這是入仕的正途。元朝規定，會試下第的舉人，授教職，有教授、學正、學錄、山長、教諭、訓導等名目，分別委派在中央及路、府、縣學任職，或在書院任職（也有擔任教職的人，如山長、教諭、訓導等是聘請的）。明朝大體也是如此。這些擔任教職的人，為了培養應科舉考試的後備力量，就按科舉要求，用《四書》《五經》的朱學傳注，教授生徒。這樣，朱學就首先在教育部門占了統治地位。 二、明初朱學代表人物 明初朱學的統治地位，還體現在當時有一批很有影響的朱學學者，講學著書，形成風氣。《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傳·序論》謂： 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當干戈搶攘之時，所至徵召耆儒，講論道德，修明治術，興起教化，煥乎成一代之宏規。雖天亶英姿，而諸儒之功，不為無助也。制科取士，一以經義為先，網羅碩學，嗣世承平，文教特盛。大臣以文學登用者，林立朝右。而英宗之世，河東薛瑄以醇儒預機政，雖弗究於用，其清修篤學，海內宗焉。吳與弼以名儒被薦，天子修幣，聘之殊禮，前席延見，想望風采。……自是積重甲科，儒風少替。……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余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嘉隆而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至專門經訓，授受源流，則二百七十餘年間，未聞以此名家者。經學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之糟粕，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微，殆其然乎？ 《序論》指出，從明太祖開始，就徵用儒士，對開國時的文教事業有所貢獻。以後薛瑄、吳與弼、曹端、胡居仁等朱學學者，謹守矩矱，「無敢改錯」。朱學占統治地位。從陳獻章，王守仁起，學術有了分歧。姚江之學，信從者眾，風靡天下。嘉靖、隆慶以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沒有幾個人了。有明一代，經學不及漢、唐，理學則沿襲宋、元的糟粕，沒有什麼大的成就。《序論》縱論一代學術的盛衰變化，大體符合事實。對明初朱學，概舉其代表人物，謂「清修篤學」，「矩矱秩然」。足見其學風的謹朴。現在簡略論述幾個有特色的理學家，以見一斑。 范祖幹，從許謙游，得其指要。其學以誠意為主，而嚴以慎獨持守之功。朱元璋下婺州，與葉儀並召，祖幹持《大學》以進，謂治道不出是書。自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祖幹事親孝，父母終，悲哀三年如一日。學者稱「純孝先生」。葉儀，受業於許謙。謙誨之曰：「學者必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儀朝夕惕厲，研究奧旨。已而授徒講學，士爭趨之。其語學者曰：「聖賢言行，盡於《六經》《四書》；其微詞奧義，則近代先儒之說備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從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隱居養親。學者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樂道，守死不變。 謝應芳，自幼篤志好學，潛心性理。以道義名節自勵。疾異端惑世，輯聖賢格言，古今明鑑，為《辨惑編》。教鄉校子弟，先質後文，諸生皆循循雅飭。詩文雅麗，而所自得者，理學為深。 汪克寬，受業雙峰饒魯，得勉齋黃氏之傳。取《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習。棄科舉業，盡力於經學。《春秋》以胡安國為主，而博考眾說。薈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易》則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禮經補逸》。綱目有《凡例考異》。他的經學，完全宗朱熹。四方學士，執經門下者甚眾。汪克寬的《春秋經傳附錄纂疏》為《春秋集傳大全》所本。 薛瑄，究心洛閩淵源，手錄《性理大全》，通宵不寐，遇有所得，即便札記。瑄學一本程、朱，嘗曰：「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年七十六卒，遺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始覺性天通」。意即晚年始通悟性與天道的奧旨。有《讀書錄》二十卷，皆自言其所得。《明儒學案》以為，乃《太極圖說》《西銘》《正蒙》之義疏。隆慶五年（公元1571年），詔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薛子」。 吳與弼，年十九，讀《伊洛淵源錄》，慨然有志於道。棄舉業，獨處小樓，玩《四書》《五經》、諸儒語錄。居鄉躬耕食力，弟子從游者甚眾。雨中披蓑笠，負耒耜，與諸生並耕。歸則解犁，共食蔬糲。一日刈禾，鐮傷指，負痛曰：「何可為物所勝，竟刈如初。」英宗天順初，聘至京師，授左春坊左諭德，固辭不受，放還。所著《日錄》，皆自言生平所得。劉宗周謂，予於本期，極服康齋先生。先生之學，刻苦奮勵，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七十年如一日，獨得聖人之心，評為「醇乎醇」。 陳真晟，赴鄉試，聞防察過嚴，解衣脫襪，裸身檢查無待士禮，恥之，乃棄去。務為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為學次第。以朱子所謂「敬」者，乃大學之基本。求其「所以為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此心，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妄念不做；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外誘不能奪。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為「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意思是說，誠意章講毋自欺，講慎獨，很難做到，像一道「鐵門關」，難於通過；只有掌握了「主一」（敬）這把「玉鑰匙」，才能開啟這道關。做到了「敬」，才能做到「誠意」，做到「毋自欺」，做到「慎獨」。英宗天順三年（公元1459年），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奉旨：「禮部看了來說」。既無所遇，歸，潛思靜坐，自號「漳南布衣」。 章懋，學者稱「楓山先生」。林居二十年，弟子日進。其學確守宋儒，本之自得。致政歸，家距城十五里，只是步行。客至，雞黍數豆，力不能辦，多借諸族人。其後遷居城中，小樓二間，卑甚。每作文，繞行室中，冠往往觸梁、折角。有田二十畝，家人十口，歲須米三十六石，所入不足當其半，則以麥屑充之。諸子皆親農事，邑令來見，諸子輟耕跪迎。官南京祭酒日，其子往省。道逢巡簡，笞之。知而請罪。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又何罪焉？」或勸以著述，曰：「經自程朱後，不必再注，只遵聞行知，可也。」 胡居仁，聞吳與弼講學，從之游，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為先，以「求放心」為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齋。嚴毅清苦，左繩右矩。每日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檢查。家貧苦，敝衣蔬食，蕭然不厭。築室山中，四方來學者甚眾。居仁闇修自守，布衣終身。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所著有《居業錄》。學者以為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居仁一人而已。 曹端，專心性理，其學務躬行實踐，而以靜存為要。讀《太極圖》《通書》《西銘》，曰：「道在是矣。」篤志研究，坐下著足處，兩磚皆有印痕。為霍州學正，修明聖學，諸生服從其教。先後在霍十六載。卒官，霍人思之。河南理學家，二程而後，有劉絢、李籲著。元代有許衡、姚樞，講道蘇門山。明興三十餘年，而曹端興崤澠間，倡明道學。學者推為明初理學之冠。所著有《孝經述解》《四書詳說》《太極圖說、通書、西銘釋文》《性理文集》《儒學宗統譜》諸書。端平生以力行為主，守之甚確。曰：「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儆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時人受其影響。樵者拾金釵，以還失者，人以為異，樵曰：「不欲愧曹先生耳。」某人往觀劇，中途而返，曰：「此行豈可使曹先生知也。」初，端作《月川交映圖》，學者稱「月川先生」。劉宗周謂端「為今之濂溪」，「方正學而後，斯道之絕而復續者，實賴有先生一人。」推崇備至。 必須敘述方孝孺，這是因為他的死關係理學家認為重大的名教問題。方孝孺是宋濂最看重的學生：「游吾門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也。」建文帝召為翰林院侍講，又遷侍講學士，國家大政輒與商議。燕兵起，廷議討之，詔檄皆出其手。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燕兵入金川門，建文帝自焚。孝孺被執。先是，姚廣孝曾囑明成祖朱棣，「孝孺必不降，不可殺之。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至是，朱棣欲文飾篡奪醜行，令孝孺草詔，以塞天下人心。孝孺悲慟，聲徹殿陛。朱棣勸慰，並向他解釋：「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朱棣說：「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說：「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說：「這是我們的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朱棣怒，命殺孝孺，且夷其十族，坐死者凡八百四十七人。朱棣這次鎮壓效忠建文帝、反對自己的政敵，手段極其兇狠、殘酷。燕兵入南京的當天，就下令大索政敵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五十餘人，榜其姓名曰「奸臣」。過幾天，就殺了齊泰、黃子澄、方孝孺，並夷其族，坐死者甚眾，謫戍者更多。被殺的人，妻女送教坊，每日令「壯漢十多人伺候著，」即晝夜不斷的蹂躪。連不滿一兩歲的嬰孩也遭殺害。景清被殺，剝皮揎草。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過了一百八十多年，到明神宗萬曆十三年（公元1585年），下令釋免坐孝孺謫戍者後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凡一千三百餘人。方孝孺被殺，並夷十族，極大地震動了明朝的讀書人。包括許多理學家。《明史》卷一百四十一《方孝孺傳·贊》曰：齊、黃、方、練之儔，「忠憤激發，視刀鋸鼎鑊，甘之若飴，百世而下，凜凜猶有生氣。」練，是當時被殺的另一個忠於建文帝的練子寧。明朝末年，劉宗周讚揚方孝孺是「伊周孔孟，合為一人」，「以九死成就一個，是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學！」劉宗周還指出，方孝孺生前，已為人稱許為「程朱復出」。可是後世竟有一些人說，節義與理學是兩回事，出此則入彼，貶低方孝孺，使他不得與吳澄論次並稱。「於是成仁取義之訓，為世大禁，而亂臣賊子將接踵於天下」。黃宗羲譴責朱棣「天性刻薄」，「怨毒倒行，何所不至。」引蔡虛齋（清）之言，讚揚方孝孺是「千載一人。」黃宗羲對方孝孺做了高度評價，說是「持守之嚴，剛大之氣，與紫陽真相伯仲。」把他許作第二個朱熹。方孝孺被殺，是朱明王朝內部爭奪最高統治權而演出的一幕悲劇。以傳統的篡奪觀點來評論，即以朱熹的《紫陽綱目》的觀點來評論，方孝孺贏得了後人的莫大崇敬。他以「十族之誅」維護了天下萬世的綱常名教。他的就死，體現了理學原則與忠節的統一，於是他就成為「千載一人」。 以上列舉的若干理學家，除方孝孺已經評論外，其他都是朱學學者。他們規言矩行，謹守理學家的做人規範。他們生活於明初，是在朱學統治的歷史條件下成長起來的，是在《性理大全》《四書大全》《五經大全》纂修前後的若干年內成長起來的。如薛瑄還曾手抄《性理大全》，供自己閱讀、研究。他們是明初朱學理學家中的若干代表人物。 以上這些人物的簡略介紹，根據《明史》《明儒學案》等書的史料。這些書，敘述他們的生平及言行，流露統治階級的偏嗜和愛好。平心而論，明初理學家中的代表人物，是封建社會的「正人君子」，安於貧賤，刻苦自勵，授徒著書，以此終身。他們自覺的或不自覺地在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倫理道德的圈子裡打轉，渴望有一個封建社會的「好」天下。他們憨態可掬，迂疏無用，在正當從事流血戰爭以取天下的朱元璋面前，捧出《大學》這部書進見，天真地以此來談治道。這是十分可笑的。然而他們就這樣認真地想、認真地做，毫不懷疑。所謂「以身殉道」，就是這種精神吧，他們不同於口談仁義、行同狗彘的那些假道學。 三、科舉制度下的「儒林」 明初的理學家是時代的產兒，已在上文論述。這裡還要談到在科舉制度下的「八股先生」。 元代的皇慶條制，明初繼續沿用。明初朱元璋和劉基所定八股取士的制度，是皇慶條制的繼續沿用。這個制度一直用到清朝末年。《清史稿》卷一百八《志》八十三《選舉三》寫道：「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謂之制義。三年大比，試諸生於直省，曰鄉試，中式者為舉人。次年試舉人於京師，曰會試，中式者為貢士。天子親策於廷，曰殿試，名第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曰狀元、探花、榜眼，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鄉試第一曰解元，會試第一曰會元，二甲第一曰傳臚。悉仍明舊稱也。」清朝末年，興學校，廢科舉，這個八股取士的制度，才壽終正寢。這個制度從十四世紀中期明太祖（洪武初年）到十九世紀末年（清光緒季年），行了五百多年，如從元皇慶年間算起，則行了將近六百年。 上引《清史稿》《選舉志》又云：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頒科場條例：「首場，《四書》三題，《五經》各四題，士子各占一經。《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傳》，《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胡安國《傳》，《禮記》主陳澔《集說》。其後《春秋》不用胡《傳》，以《左傳》本事為文，參用《公羊》《穀梁》。二場，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經史時務策五道。鄉、會試同。」可見清代的科舉，全襲明制。《大全》雖廢，而精神未變。《四書》《五經》，都用朱學傳注。在統治階級手裡，這些已成為遴選人才的得心應手的工具。 明、清兩朝的讀書人，奔競在八股取士的科舉道路上，做時文，求功名，大多數成為百無一用的廢物。其中狡黠者則蠹國病民，行同竊盜。成書於清朝雍正末的《儒林外史》，鑄鼎象物，諷刺了形形色色的科舉中人。魯迅謂作者吳敬梓「方僑居於金陵也。時距明亡未百年，士流蓋尚有明季遺風，制義而外，百不經意，但為矯飾，雲希聖賢。敬梓之所描寫者即是此曹，既多據自所聞見，而筆又足以達之，故能燭幽索隱，物無遁形，凡官師，儒者，名士，山人，間亦有市井細民，皆現身紙上，聲態並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刻劃偽妄，掊擊習俗，書中屢見。敬梓「嫉『時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則尤嫉之。」「故書中攻難制藝及以制藝出身者亦甚烈……。」書中令馬二先生自述制藝之所以可貴云：「……『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月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中國小說史略》） 。 《儒林外史》敘述明憲宗成化末年（公元1465—1487年）以後的儒林，而實則取象於清初人物。魯迅謂「所傳人物，大都實有其人，而以象形諧聲或廋詞隱語寓其姓名，若參以雍乾間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儒林外史》所寫的「貞士」，魯迅以為，「以言君子，尚亦有人，有虞育德（吳蒙泉），有莊尚志（程綿莊），皆貞士……而奇人幸未絕於市井」，如做裁縫的荊元，縫紉之暇，彈琴賦詩以自遣，性尤恬淡雲。這些君子，都非出於科場。 對科舉的不足以得人，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章剴切言之。其言曰： 科舉之制，憑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況積弊日深，僥倖日眾。……時文徒空言，不適於用，墨卷房行，輾轉抄襲，膚詞詭說，蔓衍支離，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士子各占一經，每經擬題，多則百餘，少者數十。古人畢生治之而不足，今則數月為之而有餘。表、判可預擬而得，答策隨題敷衍，無所發明。實不足以得人。應將考試條款，改移更張，別思所以遴拔真才實學之道。 舒赫德的這道章奏，全面批評了時文、經義、表判、策論的無用，很有眼光。乾隆下其章於禮部，飭議。時大學士鄂爾泰當國，力持議駁，科舉制藝，仍未得廢。 上引《清史稿》《選舉志》具載其事，足見統治階級中亦有頭腦清醒的人物，灼見科舉八股之弊，而仍然為習慣的陋見所淹沒。直至十九世紀末，屢敗於外敵，割地賠款，一蹶不振，懲創之餘，乃始廢科舉而廓清之。然而其幽靈或尚縈繞於國人之夢寐，足以發有識者憬然之思。 四、朱學統治對社會的思想影響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八「書傳會選」條，謂「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這話也是對明初朱學統治的一種總結。上文所論述的具體情況和問題，正好是顧炎武這話的註腳。但是，問題並不止此。 《大全》的纂修、頒行，標誌著朱學統治的終於確立。朱學的成書編集在《大全》之中，朱學的理學思想被奉為「一道德而同風俗」的理論指導，八股取士，代聖賢立言，必須以《大全》為依據。讀書人的頭腦被《大全》所禁錮，在朱學以外要有所探討、涉獵，就被斥為「雜覽」而非「正學」。《大全》的頒行，其意義猶之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所謂「古學棄」「經說亡」是指學術上的固陋、荒蕪。《大全》的壟斷體現了朱學的統治。而這種壟斷總是不好的，與學術繁榮背道而馳。一經壟斷，便同扼殺，學術的生機無從條達。顧炎武著眼於傳統經學的保存與發展，還是一種崇古思想。在顧炎武看來，漢儒的解詁，唐人的義疏，考證典故，具明根柢，有功於後學。而《大全》只是謄抄，無所發明，因遭譏斥。 唐修《五經正義》，越八百年而明修《五經大全》。在封建學者看來，是一件盛事。無如《大全》固陋，不免為通儒所訕笑。而其壟斷，則又為明哲所詆 。理學史上的朱學統治階段，遂闇然不見光焰。稍後陳獻章倡「自得之學」，王陽明揭「致良知」之教，唾棄傳注，直指本心，學風於是一變。朱學統治的局面就走向式微。到清朝初年，在康熙帝的提倡下，編纂《性理精義》，重新纂修五經，程朱理學一度呈現迴光返照，李光地、陸隴其、張百行等理學家再張朱學旗幟，又熱鬧了一時，然而頹勢已成，無法挽回，漢學終於奪了理學之席而代興。 明初朱學統治地位的確立，對封建社會晚期的影響不可低估。封建思想像一道「長城」包圍著人們，禁錮著人們，使人們沖不破，跳不出，使人們不能獨立思考，不能創立新學派，不能探討現實問題。這種封建主義的影響是我們歷史的沉重包袱。封建倫理道德的踐履，一般責之於幼者、弱者和婦女，造成了人間的慘痛。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諷刺小說》里說道：「王玉輝之女既殉夫，玉輝大喜，而當入祠建坊之際，『轉覺心傷，辭了不肯來』，後又自言『在家日日看見老妻悲慟，心中不忍』，則描寫良心與禮教之衝突，殊極刻深……」魯迅這是評論小說，而小說所反映社會現實，足以說明封建倫理道德的踐履乃屬孱弱的女子。在明倫堂里，封建社會的衣冠人物，讚揚王玉輝的這個「好女兒為倫紀生色。」「生色」在哪裡呢？「生色」就在她活活地餓了八天殉夫而死。《明史》的《孝義傳》有二卷，《列女傳》有三卷，寫的大多是封建倫理道德的踐履者。地方史志上，這類傳記更是大量的，說明封建倫理道德的踐履者為數甚多。朱學統治的思想影響於此可見。 明初朱學統治確立以後，從中央國子學到地方的書院，以至鄉村的社學，都用朱學進行教育。社會上，家庭里，朱學的思想影響到處存在，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人們的言行準則就是朱學。即使在藝術方面，如戲曲，如小說，如彈詞，也染有朱學思想的色彩。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紛紛在舞台上出現，在小說里被描寫，在彈詞的弦索叮咚中被唱出。又通過這些來感染廣大群眾。 附記： 清朝初年，命理學大臣纂《性理精義》。這部書是《性理大全》的精簡本，思想、觀點、材料，都沒有越出《性理大全》的範圍。本書就不另做論述了。在五經方面，也都分經做了纂述，紹承《五經大全》的統緒。本書也不另做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