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史 · 概說

由北宋興起的理學，至南宋朱熹集其大成。這種哲學化的儒學，對於維護封建制度的作用，自非漢唐時期的儒學所能比擬的。可是，程朱理學直到朱熹去世之後才宣布開禁，到元代才將程朱的經傳、集注列為試子程式，成為官學。及至明初，程朱理學定於一尊，更進一步強化了它作為封建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的地位。 明朝不僅建立了統一強大的封建王朝，而且它比起宋、元兩朝來說，又進一步加強了封建專制主義。這個王朝的君臣非常懂得程朱理學的重要。早在明初開國伊始，即有劉基、宋濂等一批近臣，與明太祖朱元璋「論道經邦」，議論「禮樂之制」，以孔孟之書為經典，以程朱註解為「規矩」。其後，解縉等人對明成祖朱棣的講筵、入對，更是君臣唱和。遂於永樂年間，在朱棣的御臨下，以程朱為標準，彙輯經傳、集注，編為《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詔頒天下，統一思想，是所謂「合眾途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使家不異政，國不殊俗」。至此，程朱理學才取得了獨尊的地位。 由於三部理學《大全》，只不過是以欽定的形式，使程朱理學成為統治思想，因此對於程朱的經傳、集注和接近程朱的其他註解，也只是加以輯集，整齊劃一，其目的並不在於發明。這就是章懋說的「自程朱後，不必再論，只遵聞行知可也」，和薛瑄說的「自考亭以後，斯道大明，無煩新著」。明末顧炎武、朱彝尊指責三部《大全》，儘是「竊取」「抄襲」，沒有新義，對人們的思想起著桎梏的作用。 雖然程朱理學在明初被欽定下來，但是，在明代前期也有一些理學家，他們固然是宗奉程朱，但不是徒守吟誦。他們往往以一種「體認」的方式，發其新義。而其中又因為各自的「體認」不同，「所得」不同，使得明代前期的理學，也呈現了錯綜複雜的情況。這樣的理學人物，有劉基、宋濂、方孝孺、曹端、薛瑄、吳與弼等。 劉基、宋濂的理學思想和著作，多成於元末，但其影響和作用，又主要是在明初。其中劉基在理學上是強調天以「理為其心」，以「元氣」說為「天理」到「化生萬物」之間的中介物，進一步強調了「元氣」在「天理」中的位置和作用。他在《郁離子》《天說》篇中，反對佛、道的鬼神論，以維護儒家「天理」的絕對性。他的《春秋》經解，比起胡安國《春秋傳》，不僅發揮夷夏之防的思想，而且使《春秋》學更具有理學的氣味。與劉基同出浙東的宋濂，是宋、元以來金華朱學的傳衍人物。他強調吾心「天下最大」，以佛教的「明心見性」為「入道之要」。他「飽閱」佛典，稱儒、佛「其道揆一」，「同一」，謂學道者當兼儒、佛，因而成為金華朱學「三變」之後的「佞佛者流」。在理學內部，他也主張「折衷群說」，唱朱陸「本一」，其說「有若」元代「和會朱陸」的吳澄。他強調理學不僅修身，而且用世，「立事功」，「著之於民用」。由此他推尊陳亮。這充分反映出明初開國時期的生動氣象。 宋濂最得意的門生是方孝孺。但方孝孺與乃師宋濂不同，他是「放言驅斥二氏」，被稱為「千秋正學」，「明之學祖」。他忠於君臣大義，面斥朱棣「篡國」，致被磔死，以身殉道，實是一個崇信理學而又被理學扼死的戇迂人物。在理學上，方孝孺認為朱熹而後，不必新著，其要在於道德的實踐，指責一些道學人物侈談性命而行為不端；主張以小學「養其心志，約其形體」，注重治心悟道，而稱朱熹的格物補傳為多餘；倡言以齊家為治國之本，而齊家治國又以《周禮》的宗法制為「遺典大法」；認為《周禮》可以「經世淑民」，行於今日。 與方氏同時而稍後的曹端，是明初北方大儒，開「河北之學」。其理學多是宋人的議題，好「翻出古人一段公案」，討論周惇頤提出什麼是「孔顏之樂」的問題，把程顥所說道德修養的精神境界，從玄遠的天人一體，拉到現實的道德實踐中。尤其是他的《戾說》一篇，提出理氣「一體」，「未嘗有間斷」，委婉地不同意朱熹所謂理與氣如人之乘馬；由此提出了新的論題。當時羅欽順、王廷相謂曹端提出的理氣無「間斷」，是「深有體認」，但又嫌其不足。他們發揮曹端理氣「一體」之說，提出「理氣為一物」，「理出於氣」，將理氣顛倒過來，引向唯物主義，因而越出曹端本意，但問題卻是曹端引起的。在曹端之後，「聞風而起」者是薛瑄。 薛瑄學宗程朱，讀《性理大全》，作《讀書錄》，開山西「河東之學」，門徒遍山西、河南、河北、關隴一帶，蔚為北方朱學大宗。其理學發揮曹端理氣「一體」之說，謂理散於氣，故「氣中有理」，理氣無「縫隙」。同樣，在道與器、性與氣的關係上，他認為也是道散於器，性賦於氣，故道器不相離，性氣相即。由此在心性修養方法上，為求得「一個性字」，他主張當於氣中求性。而氣即萬事萬物、日用人倫。所以學道者在日用酬酢的道德實踐中，即可獲見此性，達到「復性」。於是認為道德實踐、恭行禮教本身，就是「復性」。這在朱學中是偏於「下學」，而不重視心悟的「上達」工夫，致使他的理學思想「悃愊無華」，趨於偏枯。其學傳至呂柟，又開明代關中之學。關中之學的形成，已進入明代中期，適與王學同時，故呂柟曾與王學有所辯論。但呂柟為首的關中之學，亦以「躬行禮教為本」，同薛瑄一樣，也只重視道德實踐。在理學上雖然有所議論，但其大端並無新義，故其學沒有生氣，最後默然無聞，而為王學所淹代。 與北方薛瑄差不多同時的吳與弼，在南方開「崇仁之學」，亦稱朱學大宗。吳與弼與重視下學工夫的薛瑄相反，他是「兼采朱陸之長」，「尋向上工夫」，其學只重上達一路，強調「靜中體驗」「靜中思繹」的「靜觀」。其徒陳白沙和婁諒，或「得其靜觀涵養」，或「得其篤志力行」，俱流衍為王學的「發端」和「啟明」。明中期王學的產生，與明代前期理學思想的變化不無關係；雖然王學的產生還有其他的原因，不能僅僅歸之於康齋之傳。 通觀有明一代前期一百多年的歷史，雖然有三部理學《大全》的欽定，獨尊程朱，但就程朱理學思想來說，宋濂的「佞佛」，方孝孺的戇迂，曹端的《戾說》，在他們對朱學的「體認」中，與朱學往往不能合轍，有的甚至對朱學是「得其半而失其半」。後來薛瑄與吳與弼也是各走極端。薛瑄只重朱學的下學工夫，以至「困於流俗」；吳與弼只重朱學的上達工夫，強調「靜觀」「洗心」，以至成為王學的肇端。在明代前期的理學中，由宋濂、曹端到薛瑄、吳與弼，所出現的這些思想變化，致使程朱理學的思想體系，被弄得「支離破碎」，這不能不說是王學得以風靡一時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看出，由北宋興起的理學，到明代前期又是一大變化。一方面是程朱理學真正成為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另一方面就程朱理學的思想來說，卻是不景氣，走下坡路。自此以後，直到清中期的漢學出現為止，所謂程朱理學，儘管仍然是統治思想，但已沒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