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史 · 緒論
第一節 宋明理學產生的歷史條件
唐朝晚期，中國封建社會逐步向後期轉化。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政府頒布新法令兩稅法，規定國家按照支出的需要定出徵稅的數額，按照居民的資產、田畝的多少定出應納國稅的數額。這個法令表明封建國家對均田令的廢止，對私人占有土地的廣泛承認。這是封建社會在經濟方面的巨大變化。唐懿宗時，浙東裘甫起義，年號羅平，鑄印曰天平。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王仙芝起義，自稱「天補均平大將軍」。不久，黃巢聚眾響應，建國號大齊。「羅平」，「天平」，「均平」，「大齊」，表明農民戰爭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後，又明確地提出了「等貴賤、均貧富」，以至「貧富均田」的口號。封建社會的農民戰爭從要求人身保障轉向要求財富平均，這又是一大變化。這前後百年間的兩個歷史事件，是中國封建社會向後期轉化的重要標誌。
在封建社會後期，地主階級內部有明顯的勢力遞嬗。隋末農民戰爭打擊了士族高門。唐末農民戰爭進一步打擊士族高門，包括唐朝新起的勛貴和大臣。「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卻吃虀」。韋莊在《秦婦吟》中哀嘆「天街踏盡公卿骨」，說明打擊的沉重。經過這兩次農民戰爭，身份性地主退出了歷史舞台。而庶族地主則因土地兼併的加劇與普遍存在而大量湧現，又通過科舉制而參加國家政權。歷史上也還存在勛貴，也還有貴族的世襲，但是已不復作為一個階層而存在了。中世紀的等級關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就是地主階級內部身份性地主與庶族地主的勢力遞嬗。魏晉以來的《士族譜》遂為趙宋而後的《百家姓》所代替。
與此相應，農民階級的地位有了一些變化。過去人身依附關係比較強的部曲、佃客制，在武則天統治時期基本消滅。代之而興的，則為人身依附關係比較鬆弛的田主與佃戶（宋代客戶中的一部分是佃戶）的租佃制；地主階級通過契約關係和高利貸以剝削佃農，農民人身依附關係相對減輕。這是宋代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當時農業在生產工具、耕作技術等方面都有所改善。手工業在陶瓷、造紙、印刷、礦冶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特別是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更為迅速。
中國封建社會由前期向後期轉化的重大標誌之一，如上文所說，是農民戰爭口號所反映的鬥爭要求的不同。在前期偏重人身安全的保障，如赤眉提出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即使如劉邦的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也還偏重人身安全的保障。而封建社會後期，則明顯地轉而為財產平均的要求。裘甫、王仙芝、黃巢的「羅平」，「天平」，「均平」，「大齊」，王小波、李順的「均貧富」，鐘相、楊麼的「等貴賤、均貧富」，李自成的「均田免賦」。鬥爭的要求，一次比一次明確，一次比一次提高，最後指向了封建土地制度。可以看出，這些農民戰爭的新要求，與封建社會前期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是不相同的。
從北宋時期起，三百年間，中國境內，存在著幾個民族政權並立的局面。北宋的北邊和西邊，有遼、夏、吐蕃等政權。以後又有從東北崛起的金政權。宋、金對峙，亘北宋至南宋。南宋末年，漠北又興起蒙古政權，後來建立了元朝。明朝時期，北方的蒙古、東北的滿族，先後與明朝發生戰爭，最後，滿族建立了清朝。可以說，宋明時期，中國境內的民族矛盾是複雜的、尖銳的。生活在民族矛盾尖銳的宋明時期的讀書人，十分關心家國存亡的命運。南宋的修攘之計，明季的抗清問題，就曾引起讀書人的熱烈議論。
北宋時期州縣學校興起，書院林立，促進了學術思想的發展。學術思想領域出現了新情況。
首先是經學箋注的沒落。唐朝欽定的《五經正義》已經統治了三百年。到北宋時期，它的統治地位發生動搖。在經學箋注方面，學者提出了疑問。劉敞著《七經小傳》，廢棄漢儒專事訓詁名物的傳統，開啟了以己意解經的新學風。歐陽修請求刪修經疏，認為《十翼》並非皆孔子之作。爾後，許多學者懷疑傳統經說。如朱熹懷疑《詩序》，在《詩集傳》中盡刪《小序》。王柏則作《詩疑》《書疑》。陸游謂仁宗慶曆間，諸儒發明經旨，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經》，黜《詩序》，敢於疑經，更無論經注了。對傳統經說的懷疑，表明以《五經正義》為代表的經學箋注的沒落。王安石的《詩義》《書義》《周官義》的撰著，固出於為熙寧新法尋找理論根據的要求，同時也表明傳統經注已不足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走向沒落。儘管統治階級擴大經書範圍，從五經、七經而九經、十三經，但是也無法挽救經學箋注的沒落，需要有新的學術思想以替換舊的學術思想。
其次是佛學與道教思想的滲透。經過唐朝佛教諸大宗派的創立與發展，封建社會後期的學術思想領域，滲透了佛學思想。宋太祖開寶四年（公元971年）始刻宋版《佛藏》，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佛藏》刻成，共1078部、5480卷。唐、宋時期華嚴宗和禪宗的影響最為顯著。朱熹的理學思想，反映了華嚴宗的印跡。陸九淵的心學思想，接受了禪宗的影響。周惇頤的《愛蓮說》顯然與佛教蓮花自性清淨的說教有關。朱熹的《中庸章句》的《序說》，脫胎於華嚴宗的理事說，而又自雲出於程頤。這些情況是佛學滲透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則為佛學與儒經的比附。例如釋契嵩的《鐔津文集》，竟以佛子而作《中庸解》《皇極論》，又作《原教》《孝論》，以明儒釋之道一貫。道教思想的滲透也很清楚，但其影響不如佛學滲透得深刻。先天圖、河圖洛書、太極圖的傳授，均出自道教。在不同的理學家那裡，情況並不相同。周惇頤的《太極圖·易說》，受道教影響較多。邵雍的天根、月窟之說，當也受道數的影響。朱熹著《參同契考異》，是明顯地在關心道教的經典。佛學與道教思想的滲透，是封建社會後期學術思想領域的大問題。
第三是科學技術的發展。例如印刷術的廣泛應用，對書籍的傳布和保存十分有利。數學、天文、曆法、地理、地質、醫藥、生理學、農學等方面的新成就與探索，達到了可喜的水平。封建社會後期的科學技術著作如《夢溪筆談》《營造法式》《洗冤錄》《本草綱目》《天工開物》《農政全書》等，都無愧於當時世界的先進的科學技術著作之林。
以上說的，是宋明理學所由產生的歷史條件。在封建社會後期，地主階級勢力的遞嬗，庶族地主取代身份性地主的統治地位；農民戰爭對財富平均的新要求；民族矛盾的尖銳，這些構成了宋明理學所由產生的政治條件。經學箋注的沒落；佛學與道教思想的滲透；科學技術的發展，這些構成了宋明理學所由產生的學術思想條件。宋明理學就是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這些歷史條件下孕育、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統治思想。
第二節 宋明理學是封建社會後期的主導思想
近代新文化運動批判封建文化，理學也是被批判的對象。魯迅的小說《肥皂》和《祝福》，以深刻的思想，辛辣的筆調，鞭撻理學家骯髒的靈魂，就是突出的例子。為了反封建，當時新文化運動的新潮流沖盪理學，指出理學的消極面，這是必要的。但是全面總結我國的學術思想，不論對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都要有持平的論斷，既不能崇為「國粹」，又不能一棍子打死。對待宋明理學也應當這樣。
一、宋明理學與宋明理學的諸範疇
宋明理學是封建社會後期的主導思想。從11世紀到17世紀，歷時七百年之久。比歷史上的經學、玄學、佛學統治時期都長。宋明理學討論的，主要是以「性與天道」為中心的哲學問題，也涉及政治、教育、道德、史學、宗教等方面的問題。性，指人性，但是理學家也講物性。天道即理或天理。性與天道，是孔門大弟子子貢所不可得而聞的高深的哲理，但是在理學家那裡卻成為經常探討的問題。《中庸》一開頭就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提出了性、道、教三個問題，理學家尊《中庸》，就沿著《中庸》的這三個問題進行探討。理學家所尊信的經典，不只是《中庸》，然而《中庸》的內容卻可以牽合釋、道，特別是釋，與封建社會後期的時代思潮，暗相吻合。北宋的皇帝又以《大學》與《中庸》賜臣下。《中庸》之被重視可以想見，則宋明理學以「性與天道」為中心問題，進行探討，是很自然的。又，《易》乾卦彖辭：「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說的也是「性與天道」。理學家重視《易》，據《易》以探討「性與天道」，且以之作為理學的中心問題，也是很自然的。宋明理學是在經學、佛學、道教結合的基礎上孕育發展起來的。以儒家思想的內容為主，同時也吸收了佛學和道教思想，這是它的特點。理學實起於北宋，經南宋而進一步發展，至元代而朱、陸合流，到明朝更有新的發揮，沿及清代前期漸趨衰落。但是其影響至今仍然存在。近現代各色反動派曾先後予以利用。
宋明理學的重要範疇，從「道學宗主」周惇頤的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來分析，有如下這些：
道、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動靜、性命、善惡、誠、德、仁義禮智信、主靜、鬼神、死生、禮樂、無思、無為、無欲、幾、中、和、公、明、順化，等等。
這些範疇大部分源於《易傳》，源於思孟學派的《中庸》，源於道教。可以想見，這些範疇的提出，是與對《易傳》、對《中庸》、對道教的研習相聯繫的。
朱熹的學生陳淳，在其所著的《北溪性理字義》中所列，則有二十五個條目，即：
命、性、心、情、才、志、意、仁義禮智信、忠信、忠恕、誠、敬、恭敬。（卷上，十三條目）
道、理、德、太極、皇極、中和、中庸、禮樂、經權、義利、鬼神、佛老。（卷下，十二條目）
這二十五個條目，是《北溪性理字義》初刻本的內容，清康熙年間，戴嘉禧四刻是書，於卷上「忠恕」條目下，增入「一貫」一目，雲「從清漳家藏本增入」，乃有二十六個條目。這二十六個條目，「太極」源於《易》，「皇極」源於《書》，「佛老」為理學家喜談而又辟之者，其他二十三個條目均見《四書》。「一貫」源於《論語》「一以貫之」，本非連用，宋儒把「一貫」連起來，作為一個範疇來用。可以想見，這些範疇的提出，是與對《四書》、對朱熹《四書集注》的研習相聯繫的。
這二十六個條目，是二十六個範疇，但是又不僅是二十六個範疇，例如「理」，可以衍為「理氣」。「道」，可以衍為「道器」。「太極」，可以衍為「陰陽」「動靜」「無極」。「誠」，可以衍為「誠明」「明誠」「誠心」「誠意」。「性」，可以衍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德」，可以衍為「大德」「小德」。「心」，可以衍為「人心」「道心」。如此等等。
以後陸學又有「大本」，「尊德性」，「易簡」，「頓悟」等範疇。王學又有「致良知」，「知行合一」等範疇。
這些範疇，都是圍繞著「性與天道」而提出的。上文已經說過，「性與天道」，本是孔門高弟子貢所「不可得而聞」的道理，而在宋明理學家那裡卻成了所要討論的中心問題。思想史、哲學史上的這種發展不是偶然的。如果沒有隋唐佛學的發展，如果沒有佛學對哲學問題的探討，是不會出現宋明理學言心言性的情況的。如果沒有道教的長期發展，沒有道教思想的影響，是不會出現宋明理學論究如「太極」「先天」等《易》學問題的情況的，這是大家所知道的。
二、理學家主要通過注釋儒家經典，闡述理學思想
宋明理學家著重研究的儒家經典，首先是《易》，主要是《易傳》。周惇頤、張載、程頤、朱熹都研究《易》。周著《太極圖·易說》《易通》。張著《橫渠易說》。程著《伊川易傳》。朱著《易本義》《易學啟蒙》。其次是《春秋》。程頤著《春秋傳》。胡安國著《春秋胡傳》。朱熹則根據《春秋》義法，著《通鑑綱目》。再次是《詩》。程頤著《詩解》。朱熹著《詩集傳》。楊簡著《慈湖詩傳》。《書》則蔡元定、蔡沈父子作《書傳》等書。《禮》則有朱熹的《儀禮經傳通解》。儒家經典中，闡釋最多的，則為《四書》。自二程提倡《四書》，朱熹作《四書章句集注》《四書或問》之後，《四書》的地位高過《五經》，《四書》類的著作，汗牛充棟。明初，且敕撰《四書大全》，與《五經大全》相併立。
理學家注釋儒家經典，把它納入理學軌轍。他們的辦法是用理學觀點進行注釋，用理學家的言論思想進行注釋。朱熹的《四書集注》，就是這樣做的。例如《論語集注》，除朱熹自己的註解之外，所引別人的註解基本上是二程及其弟子的言論。開卷第一篇《學而》，共十六章，引二程十三處，引尹氏六處，謝氏三處，游氏三處，楊氏一處，胡氏、洪氏、吳氏、范氏各一處，張敬夫一處。第二篇《為政》，共二十四章，引二程十處，范氏五處，胡氏四處，其他周氏、呂氏、謝氏、陸氏、馬氏各一處，張敬夫一處。第三篇《八佾》，共二十六章，引二程七處，引謝氏六處，楊氏、尹氏各五處，范氏四處，游氏、李氏、吳氏、黃氏、呂氏各一處，趙伯循一處。根據前三篇六十六章的統計，可以得出如下認識：
甲、引二程最多，引程門大弟子尹焞、謝良佐、游酢、楊時也較多。也有不少朱熹自己的註解。
乙、主要引理學家對《論語》的解釋和發揮，極少引宋以前的注家。
丙、主要是發揮義理，不多在名物訓詁上用工夫。
這就清楚地表明，朱熹注《論語》，乃是以理學家的言論思想，特別是二程及程門弟子的言論思想來解釋《論語》。這樣做的結果，就把《論語》納入了程、朱理學的軌轍，完全代替了漢、魏以來對《論語》的解釋。這是極可注意的一個特點。朱熹注《論語》，重在義理，不重訓詁，拋開了漢儒注經的傳統，這雖是宋儒解經的一般學風，但是朱熹走得更遠。這是值得注意的又一特點。
再如陸九淵弟子楊簡的《慈湖詩傳》，解釋詩篇，每每大段發揮他自己的義理，即發揮陸九淵心學的義理。這種做法，完全不像漢儒經注，倒成了他自己的心學講義。例如《兔罝》，詩云：「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又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詩意無非是說：壯勇的武夫，是公侯的保衛者，公侯的腹心。但是楊簡卻寫道：「簡誦詠兔罝之詩，亦覺起敬起慕，莊肅子諒之心，油然而生，不知所以始，亦不知所以終。道心融融，此人心所同，千古所同，天地四時之所同，鬼神之所同。」楊簡的這種發揮，與《兔罝》詩意了不相涉，完全是他自己的心學義理。詩《南有樛木》，無非是說對一個女子的不敢胡思亂想，楊簡卻寫道：「此不敢犯禮之心，即正心，亦道心，亦天地鬼神之心。不知道者必以為粗近之心，非精微之心。吾則曰，此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楊簡的這種闡述心學義理的議論與《南有樛木》詩本意很少關聯，只是理學家自己的憑空發揮。
理學家的理學思想，除了用經注形式進行闡述而外，還大量用語錄來闡述，例如《東見錄》《上蔡語錄》《朱子語類》《傳習錄》等等。還寫成講義，如《玉山講義》《嚴陵講義》等等。還著作專書，如《易通》《皇極經世書》《陰陽管見》等等。或把文章書信詩歌等編成文集，如《朱文公文集》《白沙子全集》等等。
由於雕版印刷的廣泛應用，理學家的著作大量印行。這些著作、經注、語錄、講義、文集等，是研究宋明理學的直接資料。
三、宋明理學的主要流派及其相互關係：理學與反理學的論爭
宋明理學的主要流派是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這是大家熟知的。鵝湖之會，陸象山、陸復齋的兩首詩及稍後朱熹的和詩，各自標明了宗旨，也寓批評對方之意。「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是說臨墟墓而生哀痛之心，入宗廟而起肅敬之念，這是人的本心。本心的理是千古不變的。「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是說頓悟功夫是久大的，而漸修功夫是支離的，不免要沉淪。既說了宇宙論，又說了方法論。這是陸象山的詩句。「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是說學問要靠逐漸積累，逐步走向綿密深沉，主要講了方法論，也涉及舊學新知等學問根柢問題。這是朱熹的詩句。這些詩句表明了朱、陸之間的分歧。朱、陸分歧特別表現在無極、太極的辯論上，連篇累牘，喋喋不休。據洪邁提供的南宋國史周惇頤傳，其《太極圖·易說》的第一句是：「自無極而為太極」，不是「無極而太極」。洪邁把國史周惇頤傳拿給朱熹看了，朱熹卻認為「自」「為」二字是史官所增，堅持第一句是「無極而太極」。還是要進行煩瑣的辯論，他還要求史官洪邁去塗改國史原文，抹去「自」「為」二字，這種要求遭到洪邁的拒絕。（《晦庵先生文集》卷七十一《記濂溪傳》）
沿著這種事實去探索朱陸的異同，是否可以搞得更清楚一些，是否可以廓清研究工作中的一些迷霧。這是可以考慮的。
朱陸異同，以及其後學的互相水火，朱學與王學的異同，王學各派的異同，是理學史的主要內容。
有的學者認為，宋明理學的流派之中，象數也是一派。在宋明時期，從北宋到明末，象數學是綿延不絕的。但是，搞象數的理學家，各有自己的思想路數和理論形式，不是前後相承構成一個學派的。而且程朱理學也與象數有聯繫。朱熹的《易》學著作，首載易圖。朱門弟子，蔡元定、蔡沈父子都搞象數。如果象數成為一派，則蔡氏父子的學派歸屬就發生了問題。算他們是程朱學派呢？還是算他們是象數派呢？我們認為，搞象數的理學家，應從他們的思想體系與師承關係來判斷他們的學派歸屬，不勉強納入一個框子。這樣，可能更符合實事求是的精神。
理學與反理學的論爭，不是理學這一派與那一派的分歧。朱陸異同是理學內部的分歧。朱學與王學的異同是理學內部的分歧，王學各派的異同也是理學內部的分歧。即使如朱熹斥責張九成為洪水猛獸，也還是理學內部的分歧。反理學則是另外一種情況。不過，要指出，「反理學」有個發展過程，開始只是在某幾個問題上，有些思想家對理學觀點提出異議，如陳亮、葉適與朱熹關於「王霸義利之辯」，或在道統論上的詰辯，等等。到明代，有些思想家才對理學進行了全面出擊；特別是從本體論方面對理學進行了有力批判。例如王廷相批判理學則是理學與反理學的論爭。明末泰州學派批判理學也是理學與反理學的論爭。清初顏元批判理學也是理學與反理學的論爭。理學內部的分歧，性質不同於理學與反理學的論爭，前者是在承認理學前提下的內部辯論，後者是批判理學與維護理學之間的論爭。宋明理學發展的七百年間，理學內部的辯論，以及理學與反理學的論爭，是始終存在的。我們研究「反理學」的發展過程，是為了從對立的方面更加深刻地闡明理學本身的思想特點及其演變的過程。
第三節 宋明理學發展的諸階段及其特點
宋明理學的發展分兩個時期，宋元時期，明及清初時期。
一、宋元時期（10世紀中期至14世紀中期）
這一時期，約四百年，可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北宋，是理學的形成及初步發展階段。著名理學家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都生活在這個時期。講象數之學的邵雍也生活在這個時期。二程的大弟子謝良佐、尹焞、楊時、游酢，也是這個時期的人。楊時壽命長，活到南宋初年。理學的重要著作如周惇頤的《太極圖·易說》《易通》，程頤的《伊川易傳》，張載的《正蒙》《經學理窟》，邵雍的《皇極經世書》都完成於這個時期。胡安國的《春秋傳》略後。朱熹寫理學六先生像贊，周、司馬、邵、張、二程六先生都是這個時期的人。重要的理學範疇、命題，都已經提出。所以說，這是理學形成和初步發展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之前，胡瑗、孫復、石介是前驅人物，講學的風氣已經開始。
第二階段：南宋，是理學的進一步發展以及朱學統治地位逐步確立階段。著名的理學家有胡宏、呂祖謙、朱熹、張栻、陸九淵等。南宋初年，楊時傳二程理學，經羅從彥、李侗而至朱熹，朱熹是程朱理學的集大成者，建立了完整的理學思想體系。主要著作為《四書集注》《易本義》及後人編集的《語類》。張栻與朱熹同時，觀點與朱熹最為接近。嶽麓書院諸生，南宋末荷戈登陴，抗擊元兵，民族氣節，固是卓卓。朱熹與張栻竭力推崇周惇頤，把周惇頤在理學中的地位抬高了。張栻之門人稱周惇頤為「理學宗主」。心學自謝良佐、王蘋、張九成而至陸九淵。陸氏自成一大家，鵝湖辯論及以後太極無極辯論，表明理學與心學在本體論以及方法論上的分歧。同時呂祖謙的中原文獻之學，則獨樹一幟。與理學相頡頏，則有陳亮的永康之學，葉適的永嘉之學，一時並興，各有較大成就。經過慶元學禁，朱學遭到打擊，門人蔡元定編管道州。但是到了寧宗之世，朱學的統治地位漸形確立。重要的儒家經典，《易》（《伊川易傳》），《書》（蔡沈《書傳》），《詩》（朱熹《詩集傳》），《春秋》（胡安國《春秋傳》），《四書》（朱熹《四書集注》），就是說，在四書五經中，都有了程朱理學的代表性著作，唯《禮》未有成書。朱熹的門人，黃榦、陳安卿、廖子晦等張大其學。黃榦論述了朱熹在理學中的確然不拔的領導地位。心學則陸九淵之後有「甬上四先生」楊簡、袁燮、舒璘、沈煥。文天祥評論這四位先生說：「廣平之學，春風和平（舒）。定川之學，秋霜肅凝（沈）。瞻彼慈湖，雲間月澄（楊）。瞻彼挈齋，玉澤冰瑩（袁）」（《郡學祠四先生文》）。說明了他們獨特的學風。朱陸兩家門弟子互相水火，朱詆陸為告子，為禪學，陸詆朱為支離。在象數方面，朱震的《漢上易傳》調和張載、邵雍兩家之說，《易圖》三卷匯集了這一時期重要易圖，其經筵表論述了北宋圖書的傳授，有史料價值。南宋末葉，真德秀、魏了翁被稱為大儒，進一步鞏固了朱學的統治地位。魏了翁表彰周惇頤，意在肯定以《易》學與道教太極圖相牽合的周惇頤的理學地位。
第三階段：元朝，是朱學北傳階段。元朝建立了南北統一的國家。南宋時期在東南半壁發展的理學，特別是朱學，得到了北傳的機會。其間，趙復（江漢）、劉因（靜修）、許衡（魯齋）等起了很大作用。當初北方的學者，不知《四書集注》為何書。但是元仁宗延祐年間，復科舉，乃以《四書集注》試士，懸為令甲，朱學的統治地位，遂屹然不可動搖。其中以饒魯、吳澄比較著名，饒魯的《語孟記聞》《學庸纂述》，申述《四書集注》的觀點；《太極圖》《西銘圖》《庸學圖》，則發揮程朱理學的大義。吳澄的道統論，言上古、中古、近古、今日，旨在闡述理學的傳統。
二、明及清初時期（14世紀中期至17世紀）
這一時期約三百年，可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明初，是朱學統治階段。科場，四書主朱熹集注。《易》《書》《詩》《春秋》，均主朱學傳注。如《易》主程氏易傳，《書》主蔡沈書傳，《詩》主朱熹集傳，《春秋》主胡安國傳。科場律令，影響學風，自不待言。明成祖時，敕撰《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均主朱學，雖其書蕪雜，然官學所向，必然要左右學風。馮從吾謂「國朝以理學開國」，正說明明初朱學的統治地位。明初朱學學者，有宋濂、方孝孺、曹端。尤其曹端，比較重要，彭澤謂「道統之傳，則斷自澠池曹先生」。這是說得很確切的。薛瑄謹守朱學矩矱；吳與弼刻苦奮勵，學徒寖盛；胡居仁也是朱學學者。明初朱學雖居統治地位，但論其學術成就並不突出。
第二階段：明中期，是王學崛起及傳播階段。陳白沙（獻章）受業吳與弼之門，但是他的江門自然之學，實傳心學之緒，下開王陽明之學。白沙的弟子湛甘泉與王陽明有學術往還。應該說，白沙之學是王學的先驅，儘管王陽明從不言及他自己與白沙學術的關係。但是這一點，已引起黃宗羲的懷疑。黃宗羲謂「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陽明而始大。兩先生之學，最為相近。」此言十分確切。「王湛兩家，各立宗旨，王標緻良知，湛標隨處體認天理。」湛甘泉足跡所至，必建書院以祀陳白沙，從游者殆遍天下。但是王陽明乃能獨大，其心學是主觀唯心主義的高峰。「良知」人人固有，反觀自得，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知行合一」學說，達到了歷史上知行觀發展的新水平。其主觀唯心主義的特徵，以觀岩花為例，足以說明。他以為看到時心與花一時俱明，未看到時心與花一時俱寂。客觀世界是否存在，以主觀感知為條件。王陽明挾其特殊的政治社會地位，倡良知之說，心學乃風靡海內。浙中王門（錢德洪、王畿），江右王門（鄒守益、聶豹、羅洪先等），南中王門，楚中王門，閩粵王門，北方王門，一時俱起。這些王門學者，皆以講學為平生志業。但是反對者亦時有。羅欽順（整庵）批判王湛心學，提出唯物主義的理氣說，但是他又主張與朱學相聯繫的心性說。王廷相的唯物主義思想，論氣外無理，與何塘辨陰陽（何塘作《陰陽管見》），論性生於氣。他對理學做了系統的批判。呂坤主氣的一元論，以自得為宗。陳建有廣博的切實的學術造詣，斥騖虛好高之弊，務有形易見之實。其《學蔀通辨》乃批判王學者。泰州學派，出於王學，而乃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羈絡。其學者批判道學，反對封建思想，不復能為封建統治者所容。顏鈞（山農）八十高齡而被杖，梁汝元、李贄幽囚而被殺，是最突出的例子。黃道周與劉宗周為明末的兩大師。
第三階段：明後期及清前期，是對理學的總結批判階段。明末清初出現總結理學的著作。先有周汝登的《聖學宗傳》，後有孫奇逢的《理學宗傳》，這些書都上承朱熹的《伊洛淵源錄》。黃宗羲、全祖望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是這方面的巨著。與此同時，也開始了對理學的批判。陳確在天理人慾問題上，在知行問題上提出了反理學的觀點。以後王夫之、顧炎武、顏元、戴震都對理學進行了批判。早期啟蒙思想的出現，表明理學已走向窮途末路。像王夫之、顏元等思想家才開創了中國思想史的新局面，他們的著作宣傳了與理學相反的唯物論、樸素辯證法和人文主義的某些因素。儘管清初統治者大力提倡理學，康熙御纂《性理精義》，重用理學大臣如李光地、熊賜履、湯斌、張伯行等，其時亦出現李顒、孫奇逢、陸世儀、陸隴其等理學家，但理學頹勢已不可挽回，一世學風逐漸轉入乾嘉漢學。
上文論述了宋明理學發展的兩個時期六個階段，初步分析了各階段的特點。這些論述只是勾畫了一個粗線條的輪廓。更精細、更確實的論證有待於深入的、具體的研究，在這樣的基礎上進行概括。
第四節 宋明理學是宋明時期的統治思想
宋明理學在中國思想史的發展長河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是中國思想學術史上開出的不同花朵。這樣說，並不是要頌揚它，並不是說它沒有糟粕。在漫長的七百年間，理學家輩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間不能沒有值得後人汲取的有價值的思想成果。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批判地總結前人的思想學術業績，必然要排除主觀的隨意的論斷，不宜菲薄，也毋庸偏愛。
宋明理學是宋明時期的統治思想，是當時思想的主流。宋明理學有其獨特的範疇、命題，有其所論究的獨特的問題。所謂「獨特」，就是不同於其他時代。例如：論性就提到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剛柔善惡中。論心就講心量廣大，藏往知來，人心，道心。論氣就講天氣地質，氣以成形。論理就講事外無理，事理交融，一本萬殊，顯微無間，體用一源。論功夫就講下學上達，格物致知，漸修頓悟，主一無適。論踐履就講修己治人，事親從兄。論誠就講自誠明，自明誠。論宇宙就講無極太極，陰陽動靜，天地氤氳，萬物化生。論鬼神就講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講二氣之良能。如此等等。所有這些範疇、命題、問題，雖是從古老的經典中抽出來的，但是賦予了那個時代的內容與含義。它們是進一步發展了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不同於往昔。像蓋房屋那樣，它們搭起來的是更細密的間架，更深邃的殿堂。
宋明時期的理學家把這些範疇、命題和問題，分析論究到精深微密，辨析毫芒。黃宗羲謂明代理學，「牛毛繭絲，無不辨析，真能發先儒之所未發」（《明儒學案·凡例》）。其實整個宋明理學，都是如此，不獨明代理學為然。正是這一點，標誌著宋明理學達到了思想發展史上的新的水平。它提出的範疇、命題，所討論的問題，是新的，它探究的學術理論的廣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這種成就，應該得到思想史、哲學史研究工作者的重視。
宋明理學所分析論究的範疇、命題、問題，在當時是學術界也就是儒林普遍關心的。學派有不同，所得有深淺，但是都對同一範疇、命題、問題做出自己的解釋、回答。例如理氣關係問題，有張載的理氣觀，有朱熹的理氣觀。理學家大都要討論這個問題。這種對同類問題的普遍關心，固然會形成學風的煩瑣，但是也導向研究的深入。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大量著作，語錄之類的委積且不去說它，儒經的注釋或發揮，就層出不窮。例如《易》學的著作就非常繁富，四書類的著作，也數不勝數。專門的理學著作如講陰陽的，有何塘的《陰陽管見》，講圖書的有朱震的《易圖》三卷，講中的有《中詮》，等等。剔去蕪雜，其中也盡有有意義的著作。
第五節 宋明理學史的研究
宋明理學統治封建社會後期達七百年之久，比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的時間都要長。宋明理學對社會的影響很大。應該對它的發展進行很好的研究。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還沒有來得及總結它的得失，探討它的社會影響，寫出馬克思主義的宋明理學史專著。現行的哲學史、思想史著作，誠然也論述了宋明時期哲學、思想發展的歷史，但是沒有從理學發展的角度來進行分析研究。
據不完全統計，自1950—1979年港台地區研究宋明理學的論文約八百多篇。至於國外對宋明理學史的研究也相當重視。討論宋明理學的國際會議，已開過多次。而孕育、產生、發展宋明理學的中國大陸卻在這一研究領域顯得沉寂。這不是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嗎？
應該說，我們對於宋明理學史的研究，還是一個薄弱環節，需要加強。作為哲學史和思想史工作者，必須用適當的注意力從理學發展的角度對宋明時期的哲學和思想史進行總結。
進行宋明理學史的研究要考慮三個問題。
第一，是書籍和資料的搜集整理。宋明理學家的著作，數量大，但是未經有計劃的搜集整理。即使搜集整理，一般也只注意重要的哲學家、思想家的著作和資料，較少注意不常見的著作和資料。我們今天比周汝登、孫奇逢、黃宗羲、全祖望所處的時代條件好，可以有計劃地在全國範圍內搜集書籍資料。但是也有不如他們的地方，畢竟我們的時代後於他們三百多年，有些他們見到的書籍資料今天已經散佚了。為了給研究工作創造條件，我們應該著手搜集宋明理學家及其同時代人的著作，進行整理，擇要出版，其不能出版的，也要編集，抄錄副本，以利保存和使用。
第二，是做必要的考證，把一些問題弄清楚。例如周惇頤的著作，據潘興嗣所作周惇頤墓誌所云，周惇頤「善談名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今藏於家」。今本《周子全書》有《太極圖》《太極圖說》《通書》，詩及文。問題在：一、潘志所云《太極圖易說》，是否即《太極圖說》？二、是否如朱熹所說，《易說》是一部單行的書？朱熹說，「周惇頤《易說》久矣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罔眾狙也。觀此，則非先生（指周惇頤）所為可知矣。」照朱熹的說法，《易說》是一部單行的書，如果是這樣，則潘志所云太極圖，就已包括圖和說兩部分，如今通行本那樣，它與《易說》無關。三、《易通》為什麼後來改名為《通書》？《易通》長沙初刻本乃胡宏所定，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章次有所移易。朱熹刻本則加了章名，又重定章次，究竟哪一個刻本符合《易通》原書？這些問題涉及周惇頤著作的名稱及其內容，如果不考證明白，就會影響研究所能達到的深度。我們經過初步探索，發現《太極圖·易說》即後世所傳的《太極圖》及《太極圖說》。《太極圖說》共二百四十八字，加自注「無欲故靜」四字為二百五十二字。其中引用《周易》文句共六十四字，占全文的四分之一強。所提出的範疇，多本《周易》，文中所講的道理多本《周易》及《道藏》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圖中的《太極先天之圖》的說明。因此《太極圖·易說》是「深於易學」的周惇頤以《易》理來說《太極圖》的一篇文獻，它就是後世所傳的《太極圖說》。不是《太極圖》之外，別有單獨成書的所謂《易說》。朱熹的學生度正按朱熹的囑咐訪求周惇頤的著作，只知道周惇頤曾以《姤說》和《同人說》寄傅耆，度正只見目錄，未得原文。所謂卦說，如此而已。六十四卦而只說兩卦，當未必成書。至於周惇頤與王君貺相見，天起大風，因說大畜卦，那只是談話時的即景之言，與《易》著無關。
又例如朱熹的《大學章句》，頗改定《大學》章次，還寫了《格物致知章》一百三十四字，加在《大學》原文之中。《大學》章次，程顥定之於先，程頤再加編定。二程兄弟，各有各的本子，彼此不同。而朱熹的章句，既不同於程顥，又不同於程頤。爾後王陽明又有《古本大學》。後人又屢加改定。這些不同的《大學》本子，到底不同何在？何以有這些不同？是應該考證並加說明的。在宋明理學史的研究工作中，有關這一類問題，都應該考證清楚。考證是對資料的審查鑑定，以及對史事的考核，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
第三，要在掌握和考訂資料的基礎上，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這些資料，紬繹其思想，研究其體系，做出科學的論斷。例如張載的《正蒙》與《經學理窟》，發展了《易傳》《孟子》《中庸》等書中的唯心主義觀點。這是明顯的事實，應該實事求是地分析。又如朱熹寫了大量著作，門人為他輯錄了內容豐富的語錄。對這些資料，都要認真分析，做出論斷。又如王陽明天泉證道四句話：「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錢德洪以為定本，不可移易，而王畿謂之權法，以問王陽明。王陽明卻說，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本體便是工夫；「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須用為善去惡功夫，以漸復其本體。對這個問題要很好分析，才能理解王門以後的分派。又，理學家還講什麼「天根」「月窟」，「人根」「鬼窟」，還講「守中」「還丹」以及靜坐調息法，把呼吸分成「風相」「喘相」「氣相」「息相」四類，這些不就是與練氣功有關係嗎？不就是道士的修練嗎？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些問題，在宋明理學史的研究中都會涉及，都要深入地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
通過對各個理學家及各個理學流派的研究，闡明宋明理學史的獨立發展過程及其規律性，總結理論思維的經驗教訓，揭示思想史與社會史之間相互影響的辯證關係，對我們是有重要意義的。
以上所講的是發凡起例，鉤元提要，作為本書的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