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史 · 序三 [1]

《宋明理學史》撰著完成了。全書兩卷，上卷二十八章，下卷三十六章，共一百三十萬餘言。經始於1980年，至1985年年終寫竣，歷時六載。同志們十分辛瘁，晨窗握筆，午夜攤書，六年歲月是在勤奮中度過的。今日回顧，倍感歡愉。 《宋明理學史》上卷於1984年4月出版，得到學術界的熱情關注。胡繩、蔡尚思、張岱年、任繼愈、石峻、張恆壽、王明諸先生，或馳書勖勉，或相見問訊，均殷殷以下卷早日出版為望。日本學者岡田武彥，美國學者田浩，亦深表關切，給我們以精神鼓舞。對此，謹致謝忱。 《宋明理學史》下卷的撰著工作，實始於1983年夏季。是年6月，撰著諸君，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思想史研究室諸同志，西北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有關同志，集會於北京，商討下卷的編撰工作。與會諸君得悉《宋明理學史》列為國家「六五」計劃期間歷史學科重點項目，極其振奮，同時感到責任重大。會議根據前三年所擬的編撰提綱，討論通過了《宋明理學史》下卷的章節目錄。此後，下卷的撰著工作就全面開展了。 1983年11月，中國思想史全國學術討論會在西安舉行。會議期間討論了《宋明理學史》下卷的編撰工作，修訂了章節目錄，調整了編撰力量，推動了編撰工作的進一步開展。 1985年冬季，《宋明理學史》下卷撰著基本完成。在將近三年的時間裡，諸同志閱讀史料，研究問題，操觚染翰，晝夜焦勞。有些章節，三易其稿。其間，步近智同志受主編委託，陸續編印了《編撰通訊》，交流情況，互相啟發，促進了工作的進展。侯外廬先生經常聽取編撰工作的匯報，給予親切的指導。 《宋明理學史》的編撰原則是：根據馬克思主義觀點，對歷史事實和思想資料進行辨析、研討，以期得出科學的結論。在這一編撰原則指導下，我們先後完成了《中國思想通史》五卷六冊的撰著任務以及《中國思想史綱要》《中國近代哲學史》《中國封建社會史論》的撰著任務。根據這個原則，發揚實事求是的篤實的學風，是我們所應當遵循的。例如，就掌握史料而論，同志們都重視第一手資料，而不願轉引他人著作所用的現成資料。誠然深信，親身發掘的實際資料比較可靠，令人放心。在引用材料方面，注意其完整性，力戒斷章取義，取其所需。如果有所未盡或未盡愜心，必認真求索，以圖穩洽。 這裡舉一個事例。南宋理學家陳淳的生卒年，《宋元學案》卷六十八《北溪學案》說：嘉定九年，陳淳待試中都。「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年六十五。」據此，則陳淳卒於宋寧宗嘉定九年的第二年丁丑（公元1217年）。上推六十五年，則生於宋高宗紹興二十二年壬申（公元1152年）。經過考證，得知《宋元學案》的這個記載是錯誤的。 陳宓所作《有宋北溪先生主簿陳公墓志銘》云：「嘉定十六年四月一日，北溪陳先生卒。」又云：「先生諱淳，字安卿，漳之龍溪北溪人。淳熙己酉，與計偕。嘉定丁丑，該特奏恩，越明年，授迪功郎。主泉州安溪簿。壬午，以恩循修職郎。享年六十有五。」 陳淳的門人陳沂作《敘述》，記載陳淳的生平很詳細，云：「歲在丁丑，待試中都。」 《福建通志·陳淳傳》云：「嘉定十六年，以特奏恩，授安溪縣簿，未任而卒。」 《漳州府志·陳淳傳》云：「嘉定九年，待試中都。…十六年癸未，以特奏恩授泉州安溪簿，未任而卒，年六十五。」 以上材料，均見《北溪全集·外集·傳》，比較詳確。陳宓《墓志銘》，陳沂《敘述》為當時第一手材料，尤為可貴。所記陳淳生卒生平，最可信據。根據這些材料，理出年表如下： 孝宗淳熙十六年己酉（公元1189年），與計偕。 寧宗嘉定十年丁丑（公元1217年），待試中都（《漳州府志》作「嘉定九年」，誤）。又該特奏恩，明年戊寅（公元1218年），授迪功郎。 寧宗嘉定十五年壬午（公元1222年），以恩循修職郎。 寧宗嘉定十六年癸未（公元1223年），授泉州安溪縣主簿。未任而卒，時為四月一日。年六十五。 陳淳卒於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年六十五，三份材料記載相同。上推六十五年，則生年應為高宗紹興二十八年戊寅（公元1158年）。 又陳淳《初見晦庵先生書》云：淳願見先生，「奈何事與心違。……今三十有二年矣。」按：朱熹守漳州，為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公元1190年），時陳淳三十二歲。由此上推三十二年為高宗紹興二十八年戊寅（公元1158年），這與據陳宓等三份材料所考得的陳淳生年，完全相符。 又陳淳《敬恕齋銘》附《後記》云：「嘉定戊寅春，臨漳北溪陳某書。」嘉定戊寅為寧宗嘉定十一年（公元1218年），上距高宗紹興二十八年戊寅（公元1158年），為六十年。再過五年，陳淳才死。這也足以證明《宋元學案》謂陳淳卒於嘉定十年是錯誤的。 做此類煩瑣考證，似乎無關大要，但是足以表明我們在研究工作中經歷著認真嚴肅的摸索，即使一個細節也不敢忽略。而以上所舉陳淳生卒年的考證，正是由我們自己的同志在審稿時據《宋元學案》提出疑問，然後據考實的結論，臚陳史料，以資取信的。類似情況，時有所遇，隨時解決，此不瑣陳。 我們有幸在首都工作。這裡有藏書十分豐富的全國最大的圖書館。例如，北京圖書館的明永樂年間內府初刊本《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是很珍貴的。六百年前的這部白棉紙初刊本，紙張厚實潔白，大字，大開本，非國力富盛的封建國家的中央政府沒有力量辦此。這部書的學術價值不高，但印製規格卻是頭等的，很少有書能同它比擬。我們得以坐在該館的善本書室里靜心地閱讀，這事實本身說明我們的幸運。這部書，國內該是很稀罕的了。另有一部桑皮紙本，是明初南京印製的，收藏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版式字體開本與內府刊本相同，只是紙張不同，也是國內稀有的善本了。我們有幸得借閱以與內府刊本相校。這真是我們撰著工作中的喜事。何心隱的集子現在有了刊本，而當初只有容肇祖先生收藏的抄本。過去寫《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冊，蒙容先生慷慨借予。這也只有在北京有此方便。學術是天下的公器，然而沒有蘭台石室之藏，沒有天祿琳琅之富，則巧婦也難於做無米之炊，任是曾窺二酉，也就失去了做學問的根本憑藉。新中國成立以前，書籍的匱乏，曾使學人擱筆。興言及此，不勝慨嘆，讀者當與我們抱同感的吧。 還要說一說學術研究方面的互相幫助。五十年前的老同學王作壽君，從浙江省江山縣的圖書館，為我們抄輯了宋、明時期江山縣的三位理學家的生平資料，為我們論述當時理學傳播的廣泛找到了證明。王君謙遜，說江山是「山僻小縣」，人物有限。然而我們感到，就在這裡竟然出了三位理學家。他們雖非大家，而弟子數傳，著籍亦有千百人之眾。現在摘引這份資料如下： 徐存，「字誠叟，從龜山楊時學。既有得，講道於家，執經者前後千餘人。時相秦檜欲識之，不能得。朱晦庵夫子屢過訪，甚敬服。所著有《六經講義》《中庸論孟解》《潛心室銘》。門人有周賁、周孚、柴衛、柴瑾、鄭升之、西安鄭雍、陸律、常山江泳，皆卓然名世。卒後，朱子有詩吊之。」朱熹少時，見存於清湖，存告以克已歸仁、知言養氣之說。朱熹又謂，放心之解得力於先生為多（據汪浩《江山縣誌》） 。可知徐存為二程再傳弟子，與朱熹有交往。其著作，僅傳《潛心室銘》，余皆佚。 周積「字以善，號二峰，居鎮安，天性誠篤，潛心理學，專務實踐，動准古人。師事章楓山，受《易》蔡虛齋。舉鄉薦，復師王陽明。其友王龍溪曰：君于楓山得其曠，於虛齋得其博，於先師得其立誠之旨，可謂信道有聞者也」（據汪浩《江山縣誌》） 。「性喜講學，晚年矯其弊曰，為學如治病。學不身體力行，是徒講藥方類也。人以為知言」（宋成綏《江山縣誌》） 。 徐霈「字孔霖，號東溪，居市後，師事陽明，獨契良知之旨。任諫議大夫，疏救夏相國言，受廷杖。……（歸）築東溪講舍，集同志講學，多發宋儒所未發。年九十，好學不倦。士林翕然宗之。著有《東溪文集》」（據汪浩《江山縣誌》）。 宋、明時期江山縣的三位理學家，徐存為程門再傳，與朱熹有學術聯繫；周積初為朱學，後轉師王守仁，「得其立誠之旨」，立誠之旨即是「致良知」之旨；徐霈師事王守仁，「獨契良知之旨」。他們都講學，門徒眾多，影響不小。在一個縣裡，先後出三位理學家，表明理學傳播的確廣泛。 學術研究上互相幫助，誠然是學術得以更好地發展的一個條件。 要說明宋明理學對後世的影響頗非容易。而影響是確實存在的。賅括說來，有三個方面：一是社會的，一是政治的，一是學術思想的。所謂社會的，就是風俗習慣的。綱常名教，居家處世，交際往還，婚喪儀節，都屬社會影響的範圍。 宋明理學的學術思想影響，如水銀瀉地，滲透無遺。哲學、歷史、文學、藝術，都深受影響。哲學談天理、良知。歷史傳孝義、忠烈。文學歌頌高人雅士、才子名媛。藝術塑造飛天藥叉，繪製勝水佳山。偶或離異，則斥為叛逆，不齒於衣冠。何心隱、李卓吾不獲善終。曾靜、莊廷 斫棺戮屍。關漢卿一生坎坷。徐青藤發狂以終。這些人的遭際，正是理學思想籠蓋下不可避免的悲劇，也是學術思想史上值得記取的教訓。 宋明理學，是我國學術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它與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清代考據，方駕而無愧色。在《宋明理學史》兩卷之中，我們已論述了主要的理學思潮，許多重要的理學派別、理學家及其理學思想，肯定了其中的積極成果。理學所討論的心性問題，本體、功夫問題，道德規範問題，人生究竟與要求問題，社會政治理想問題，思維內容與形式問題，「牛毛繭絲，辨析毫芒，」達到了理論思維的很高水平。這些都是客觀存在，我們在有關章節做了充分肯定。然而，宋明理學與其他學術思想相似，也是瑕瑜參半。所謂參半，不是刻板的一半對一半，而是瑕瑜並呈，妍媸互見，孰輕孰重，要根據實際，具體分析。 宋明理學發展的全過程，經過我們的共同努力，從頭至尾探索了一遍。不敢說，這全過程已經探索得很清楚了。但是，我們對宋明理學的認識比過去確實進了一步。它的性質、作用，它的發展過程，它的內部分歧，它的迴旋起伏，它的衰頹終結，我們的認識比過去具體得多。特別對重要的理學派別，理學思潮，對著名理學家的思想與活動，對主要理學著作的內容，等等，有了較清晰的了解。所有這些，表明我們的認識比過去提高了；也使我們相信，通過這部《宋明理學史》將有助於讀者加深對中國思想史宋、元、明至清初這一歷史時期的理解。這就是我們的收穫吧。譬如看山。看到前面有一座山，它際天蟠地，它高聳入雲，它林木蒼翠，它溪澗琤琮。我們大體對它有些了解。於是我們攀登，拾級而上，攀懸崖，登高峰，升降流連，渡溪涉澗，越過峻坂，徜徉平岡，然後浩歌而歸。這個時候，我們是確實看過這座山了。對這座山的險夷幽邃，千岩萬壑，獲得了具體的認識。寫下來，乃成為一部《山志》。這部《山志》，還是粗略的，不免有遺漏，也有失誤，但總堪作攬勝之一助。更有進者，我們的主觀願望是，想通過這部《宋明理學史》，對清理中華傳統文化，建設精神文明，有所裨補。青藍冰水，則寄厚望於將來的作者。 《宋明理學史》上、下兩卷的撰著，前後經過六年。同志們十分辛瘁。然而終於完成了，大家也感到歡快。外廬先生久淹病榻，仍經常問起撰著的進度，了解書中的重大問題，指導我們解決。這使我們的工作能夠順利完成。全書的學術組織工作，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思想史研究室承擔。黃宣民同志安排人力，完成書稿，貢獻了力量。 《宋明理學史》下卷的定稿工作，張豈之同志付出了艱巨的勞動。盧鍾鋒同志在統一全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這些都使書稿的質量提高了一步。 邱漢生 1986年1月 * * * [1] 本序原為邱漢生先生為該書第一版寫的後記，收錄於此謹為讀者提供當時編撰時的真實情況，亦有存史紀念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