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要論 · 四　史學在科學中的位置

史學、哲學、文學，可稱為三姊妹的學問，關係極為密切。溯其原始，三者皆起於古代的神話傳說，漸進而流別各殊，然其間終有互相疏通的自然傾向，大有朝宗歸一的趨勢。 進化的程序，大抵由渾之畫，由簡之繁；學問的分科別部以為研究，亦是學術進化的必然的結果，於是學者各分疆域，於自己所研究的范域內，專其力以精其業。顧其流弊所趨則於「專」、「精」之義做到十分，而於「貫通」之義，幾付之闕如。學者於此，類皆疆域自守，老死不相往來，以遂其專一的責業，深造的工夫，殆無博征廣涉的餘暇。即就史、哲、文三者而論，其關係如茲其接近，而欲通其界域，以成相輔相益的關係，猶非易事，況於其他！ 文、哲、史三者並舉，始自倍根（Francis Bacon）。倍根以西曆一五六○年一月二十二日生於倫敦The Strand街約克館（York House）。所著《學術的發展》（Aduancement of Learning）（此書的詳名為The Two Books of Francis Bacon，of the Proficience and Aduancement of Learning，Devine and Humane），實以一六○五年秋出版。其時倍根年四十六歲。彼於此書，博觀學問的全體，詳述當時學問的現狀，更論今後尚要於如何的方面益進而為研究。厥後倍根晚年，更以是書為基礎，加以補訂，於一六二三年復以臘丁文公之當世，即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Of the Dignity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是。倍根曾把全體學問，分為史學、哲學及詩，鼎足而三。其說即見於上述的二書中。 以其前後二書比較對勘，所論不無異同，缺於彼而見於此者有之。今據其臘丁文本，倍根認依心的能力類別學問為最良的方法，而先分之為歷史Historia（History）、詩Poesis（Poesy）、哲學Philosophia（Philosophy）三者。其意蓋謂心靈有三種能力：一曰記憶Memoria（Memory），二曰想像Phantasia（Imagination），三曰理性Ratio（Reason）；而以歷史為關於記憶者，詩為關於想像者，哲學為關於理性者。彼可分歷史為二類：一為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Natural History），一為人事史Historia Civilis（Civil History）；此外如宗教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Ecclesiastical History）、文學史Historia Literaria（Literary History），倍根則悉納之於人事史中。倍根視文學史極為重要，以為尚未曾有。他說無文學史，則世界的歷史將無特能表現其精神與生命者，正如Polyphemus（Cyclopes島的首長出何美兒Homer詩）的像沒有眼睛一樣。故彼以文學史宜作，而嘗論其研究編纂的方法。顧倍根之所謂文學史，非今世所云的文學史，乃為一種學藝史。從倍根的說，則哲學宜分為三部分：其一關於神明Numen（the Deity），其二關於自然Natura（Nature），其三關於人Homo；此外尚須有一為此等部門的本源的普遍的學問謂之Philosophia Prima。Philosophia Prima者，即第一根源的哲學。倍根之所謂詩，似非韻文的意味，乃指某一種類的文學，即想像假作而敘事者。又其所謂Philosophia者，從通例亦譯為哲學，實則譯作「窮理」，較為穩當。 「De Augmentis」，在西洋思想史上為特可注意的一種；而史、哲、詩的鼎立論，亦於歐洲學問分類法的歷史上特別的顯著。隨著時代的遷移，思想亦生變化。學問發達的程度，既代有不同，從而關於學問的分類，各種學科的位置，自生新的見解。史、哲、詩的三分法，不足以適應當代學問的分類，則有孔德、斯賓塞諸子，起而別創新分類法，以求適應當代學問所達到的程度。即專就歷史與哲學而論，今人解此二者，與倍根不同；古時用哲學一語，義頗含括，今則限制謹嚴，不容泛假，普通所謂科學者，則另外認其存在了。歷史一辭，偶有用於關乎自然事物者，即今亦非全無；然在今日，通例一言歷史，人即認為專關於人事；且以歷史為關於記憶者，哲學為關於理性者，亦為今人所不能滿足；古今人關於此二者的解釋不同，亦不容含混過去。 史學在歐洲中世以前，幾乎全受神學的支配；以為人間的運命，全依神的命令而定；歷史的行程，惟以神意與天命為準。那教父奧古士丁（Augustin）的思想，即是這種歷史觀的代表。所著《神國二十二書》，即是發表這個思想的。其思想直至今日，尚為全世界的基督教所代表。他說歷史是由魔國移向神國人間努力的過程。個人於茲世的生活，以應神的思召者為最有價值；國民的活動，亦以盡力於建神的國於地上者始有價值。厥後谷靈蒲（George Grupp）著《文化系統及歷史》，即宗此說。在此等時代，神學而外，幾無科學之可言。到了十六七世紀頃，宗教的權威，隨著文藝復興的運動，漸歸澌滅，所謂啟蒙思想，盛行於時。十六世紀中，已有哥白尼（Copernicus）及凱蒲兒（Kepler）出，推翻天動說，建立地動說。入十七世紀，加理略（Galilei）見燈籠搖動，而有擺動法則的發見；奈端（Newton）見蘋果落地，而有引力法則的發見。依據引力法則，可以解釋一切自然界的現象，唯物論無神論的宇宙觀、人生觀，於是乎發端。到了康德的時代，他已經想望當有凱蒲兒及奈端其人者，誕生於史學界；迨經孔道西（Condorcet）、桑西門（Saint—Simon）、孔德（Comte）、韋柯（Vico）、馬克思（Karl Marx）諸哲，先後努力的結果，已於歷史發見一定的法則，遂把史學提到與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歷史學遂得在科學系統中占有相當的位置。 孔道西認歷史是進步的，以智識進步的運動解釋歷史。他說歷史的價值，在供給可以預見將來的材料，但必須發見一種運動的法則，始能據為預見的準則。而孔氏則不惟未曾立下這法則，亦且並未尋求這法則。 桑西門是孔道西的承繼者，亦如孔德是桑西門的承繼者一樣。桑西門繼孔道西起，認宇宙一切的現象形成一個統一的全體。吾人於自然現象既可依一定的法則尋出其間的因果關係，歷史現象與自然現象何擇？何以不能尋出一種如引力法則一樣的法則，以於駁雜萬狀零碎無紀的歷史事實中間考察其間的因果關係？換句話說，就是為要把歷史學作成一種科學，不可不盡力為歷史法則的發見。依此歷史法則，不但可以說明過去及現在，並且可以說明將來。他認歷史的聯續，實亘過去、現在及未來而為一個一貫的法則所支配。 桑西門由歷史抽繹出來的法則，為組織的時代與批評的時代的遞嬗，亦可以說是建設的時代與革命的時代的代嬗。在蘇格拉的（Socrates）時代以前，希臘有一個組織的時代；繼此而起的，是一個批評的時代，至蠻人侵入的時候止；繼此而起的，又是一個組織的時代，此時代由Charlemagne時至十五世紀末止；繼此而起的，又是一個新批評的時代，此時代由路德時起，以迄於今；繼今而起的，必又是一個新組織的時代。 桑西門初受孔道西的影響，把知識的歷史觀，很強烈的表現於他的初期著作，謂歷史的進動，其動因在知識的進步。知識決定宗教，宗教決定政治，故知識決定歷史。後來承繼這種歷史觀而發揮光大之者，實為孔德。 厥後桑西門觀於法蘭西大革命及革命後法蘭西的經濟情形，其歷史觀乃一變而重視經濟的因子；但其根本原理，即其方法論，並未有所變動。他看革命時的法蘭西，政治上雖屢遭激變，而於社會生活的根底，未嘗有何等可以認出的變化。以知政治形式的如何，於人類生活無何等本質的意義。政治於社會，不過是第二義的；構成社會生活的根底而決定歷史者，不是知識，不是宗教，亦不是那建築在知識上、宗教上的政治，實是那致人類生活於可能的產業組織。他於是確立一種歷史的法則，認歷史過程惟有經由產業組織的變化才能理解；將來的社會，亦惟依產業發達的傾向才能測度，這是桑西門的經濟的歷史觀。後來把此說發揚光大集其大成者，厥為馬克思。 孔德承桑西門的緒餘，從知識的進步上考察歷史的法則，以成他的「三階段的法則」（Law of three stages）。孔德認歷史的發展，實遵此三階段的法則而進。不但全個的歷史行程是如此的，便是一個知識，一種科學，或是天文學，或是社會學，莫不遵此法則以為進步。所謂三階段的法則，就是說社會的進化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神學的階段，或雲假設的；第二時期，是玄學的階段，或雲抽象的；第三時期，是科學的階段，或雲實證的。第一階段，是人智發展的開端，第三階段是人智發展的終局。這是孔德實證哲學的根本論法，亦即是孔德的學術系統中的社會學的根本理法。 可與桑西門、孔德，並稱為歷史學、社會學的先驅者，還有韋柯。他是個義大利人，生於十八世紀。在那個時代，他的學說並未發生若何的影響。後世學者說他的思想，在十八世紀是太早的「時代錯誤」（Anachronism）。所著《新科學論》（Scienza Nuova），直到十九世紀法蘭西革命後，才由Michelet譯成法文，他的思想在史學界才發生了影響。 韋柯立志想把社會的研究，放在那依笛卡兒（Descartes）、奈端輩的成績所確保的確實基礎上。他的根本觀念，在謂社會歷史的發明解釋，須尋之於人類精神。世界與其說先是想出來的，不如說先是覺出來的，這便是生存於自然狀態沒有政治組織的原人的情境；第二期的精神狀態，是想像的知識，亦可說是詩的智慧，英雄時代（Heroic age）的半開社會，恰當於此境；最後是概念的知識，適當於開明時代。這亦可以說是韋柯的「三階段的法則」。他認各種社會皆須經過此三期，每一期的知識狀態，可以決定那一期的法律、制度、言語、文學並人類的品德與性質。他主張社會是一期衰退，一期昌明，依螺旋狀的運動（Spiral Movement），循環著向前進步。 唯物論的歷史觀，有兩派可以代表，一派是海爾革（Hellwald）及席克（Seeck）等的進化論派，一派是馬克思及恩格爾（Engels）輩的經濟學派。 海氏著有《自然的發展上的文化史》（一八七五年），席氏著有《古代世界衰亡史》（今已出至五卷，一八九四—一九一三年），都以生物學上的根本法則解釋歷史。 馬克思一派，則以物質的生產關係為社會構造的基礎，決定一切社會構造的上層。故社會的生產方法一有變動，則那個社會的政治、法律、倫理、學藝等等，悉隨之變動，以求適應於此新經變動的經濟生活。故法律、倫理等不能決定經濟，而經濟能決定法律、倫理等。這就是馬克思等找出來的歷史的根本理法。 這樣子歷史學在科學上得有相當的位置。治史學者，亦得有法則可循。後來有一派學者起來，不以此為滿足。他們以為歷史學雖依此得有在科學中的位置，但此位置終系比附自然科學而取得的；於是努力提倡一種精神科學，使與自然科學對立。作這種運動的先驅者，首為翁特（Wundt），余如蘭蒲瑞西（Lamprecht），亦欲依此方法定歷史的學問的性質。然翁特等所主張的精神科學，由學問的性質上說，亦與自然科學等是以法則的發見為其目的。固然，依翁特的見解，雖等是說因果的法則，但為精神科學的目的者是內的法則，與自然科學所研究的外的因果法則迥異。然自學問的性質上看，二者之間，終無大差。這個運動，仍不能給歷史學以對於自然科學得有獨立的位置的保證。於是又有繼翁特精神科學的運動而起者，則德國西南學派的文化科學運動是德國西南學派，亦稱巴丹學派，與馬爾布爾西學派同以新康德派見稱於世。此派創始於文蝶兒班德（W. Windelband），而理愷爾特（H. Rickert）實大成之。余如梅理士（G. Mehlis）、拉士克（E. Lask）等，皆為此派的中堅。今也，文氏終老，拉氏亦復戰死於疆場，西南學派的重鎮，屈指數來，不能不推理、梅二氏了。 此派的歷史哲學，亦稱為新理想主義的歷史哲學。這種運動，就是主張於自然科學外建立歷史的科學，即文化科學的運動。自然科學的對象，即是自然。自然為物，同一者可使多次反覆，換句話說，就是說同一者可使從一般的法則反覆回演，如斯者以之為學問的對象，不能加以否認；因而自然科學的成立，亦易得有基礎。然學問的對象，於可使幾度反覆回演者外，還有只是一回起一趟過者：這不是一般的東西，乃是特殊的東西；不是從法則者，乃是持個性者，是即歷史。應該於自然科學外，另立文化科學，即是歷史的科學以研究之。自然科學的對象為自然，文化科學的對象為文化；自然是一般的東西，故須用一般化的方法研究之，文化是持個性者，故須用個性化的方法研究之；自然不含有價值，故用離於價值的方法，文化含有價值的意味，故用價值關係的方法。他們不把歷史看作法則學，卻把歷史看作事實學。這文化科學能夠成立與否，現方在學者研究討論中。這是史學在科學系統中發展的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