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明小史 · 第九章 德川時代

（自西元一六〇〇年至一八六八年） 千餘年來，家族的野心一向是日本文明的致命之毒。宿禰、曾我、藤原、平、源、北條、足利，以及源氏變形的德川氏，相繼僭取了中央的大權，為他們自家謀福利。一五九八年秀吉突然長逝後，太閤下最有勢力的將領德川家康（病死的秀吉的子嗣秀賴之寄託者）立刻設法丟開他看守的責任，而為他本系的光榮打算。家康說，既是秀賴的父親秀吉可以把信長的子嗣丟開，他是可用同樣的權柄來對待秀賴的；為達到預定的計劃起見，他所用的狡猾而殘暴的手段，有如他有名的先祖那般的苛薄。很奇怪的，秀吉對於子嗣似有充分的準備，妾室多至三百，結果只遺下一子，而這子嗣卻應付不了他眼前的難題。 秀吉欽佩家康富有將才，封為東北部關東一帶之侯，駐節江戶。家康與秀賴爭，他能有關東所屬做他的援應，但南部多是秀賴之友，定然不會服氣家康。誰料南部起兵未久，就被他於西元一六〇〇年十月的關之原之戰掃平；那時他把四萬人頭用髻系在一起，拴在血腥腥的戰場的柱竿上，激使著他的將官拚命去殺而爭得獎勵。用一種嚴密的偵探組織，調查秀賴的瑕疵失敗之後，家康決意設法縮減秀賴所承繼的財富，強使著秀賴把一座地震所殘毀的、代價很大的廟宇重新建了起來。工竣後，他察見在一座鐘的題字里，某處對德川氏似有些侮慢（用了家康名里的一字）；家康遂藉此為題而和秀賴宣戰，一六一五年把秀賴和秀賴的家族完全掃滅，當時在野的屍身不下十萬之眾。家康收沒了失敗者的財產（此次和前者奪南部諸侯的），此時是富了起來，還有無數的采邑為他納貢。因為他（有如秀吉）算是治亂有功，天皇就任他為大將軍，於是國家大權又落於源氏之手。 家康進而使江戶為一權勢的中心，規模之宏壯輝煌也足可與首都相伯仲。他強使著全國諸侯花費許多的錢財，每二年到江戶謁見一次；諸侯在江戶須有一個永久的寓所，他的妻子和家族都須要住在那裡，作他行為的抵押品。意思是使諸侯在他這種監視之下，增多他們的花費，他們叛亂的實力和機會因以減少。他派一個「所代司」駐節西京，藉以探聽朝廷的意旨，監視宮廷貴族的行動。他誘使著皇室及其屬員纏綿在酒色之中，對於國家的大事漠不關心；他對待住在江戶的諸侯也是用同樣的策略。他分全國諸侯為二等：「譜代」（世臣）是自始擁護德川的，「外樣」（外臣）是戰服了的。他對待信不準的諸侯之方策是：削奪他們的田產之一部，分給忠於他的諸侯——這些人對前者都有監視的使命。家康的氣量比秀吉的氣量還小，和他作梗的他是寸草不留，秀賴的嬰孩都被他殺掉。武士道所要求是公平的待遇，至少在同等人之間應該如此，家康對之卻置若罔聞。秀賴本是一個革新創製的人，家康卻深具日本民族的根性，他是一個好模仿，竊取他人的策略以為己用的人。在使之墮落而無所為的往昔陷敵的詭計上，他可以算是熟手，他把手下的諸侯困在他們江戶的寓所，纏綿在奢侈淫蕩的消遣里。結果許多成了縱慾懶睡之徒，再無力來與大將軍為難。許多貴族之家的凋落，主要原因就在此。他總是猜忌有才的人，不容人們涉足政治之場，如果不服，即難免有性命之憂。一六〇三年，家康被任命為大將軍，二年後他就下了野，使他的兒子秀忠接職，借可偵查他的兒子（在他死後）究竟能否勝大將軍的任。一六一七年後家康去世，享年七十有三，他的靈魂寄托在最宏壯的祠堂——日光的東照宮裡，在那裡和佛的化身——「權現」一樣，至今仍舊是有人去祭拜。 繼家康做了大將軍的德川氏的子弟，沒有一位能趕上家康的，雖則有的在兇悍方面像是受了他的遺傳。第三任大將軍家光顯然有家康那般的殘暴，由待遇基督教徒之殘忍可得而知。德川氏大將軍也採取了藤原氏的策略，設法把女兒嫁給天皇作匹偶，使她來替她本族壟斷一切；如果感覺到某天皇執拗時，也是毫無猶豫地把他廢掉。社會的階級和事物，都有十分森嚴的規定；衣服、做衣服所用的質料、禮儀、消遣、宗教，都有特殊的規定。幕府（此時大將軍所轄的機關）制定出新的法律，法庭之嚴厲為空前所未有。如此，德川氏借軍力和法律，為日本維持下二百五十三年的和平。武士成了此時理想的人物，武士是必須在軍事、騎射，以及文學、藝術上注意的。武士們不准飲酒、賭博，以及參與一切危險的消遣。不必說，實際上此種規定絕沒有法律所載那般的嚴刻。當時對於罪犯之處決極求迅速，既省錢又免去麻煩。諸侯彼此不准通往來，只許自掃門前之雪，萬不可顧及鄰家瓦上之霜。幕府借一種機密偵探組織，能以熟知所有采邑的情況。日本握有政權的家族，多是借著頒布法典以自誇耀。家康的《遺言》恐怕不是他生前所編，雖則史學家關於此點的見解並不一致，《遺言》共百章，章各簡論一事。家康生前有這種規定：如果他本支無人承繼大將軍的職位時，須要由「御前系」之一揀選，所謂御前系即家康所封三子——紀伊侯、尾張侯、水戶侯——傳下來的三個名門。只有大將軍可以面謁天皇，他是把持一切的。 因為佛教曾盡其全力來維持並擁護德川的政策，所以諸侯不得不與佛教之一宗派有所接近；西元一六三八年家光擯斥基督教的時節，佛教僧侶簡直是他最有利的先鋒。迫害基督教徒，是日本史及日本文明上的一種最殘忍最不人道的記錄。當時有十萬餘人殉了教，其刑之慘難以敘述。日本文明從來沒有確實地從（殘暴與不顧正義所演成的）墮落的情況里解脫了出來。法律謹嚴，且能以保持和平，是德川時代最可稱道的事項；而對於提高道德的情緒則並未有何等的貢獻：此時代的進步是屬於知識方面而非道德方面，就是此種的進步也常是不穩定。革新的毛病有時並不下於野蠻，惡是能以變形而不變質的。此時的主要政略，乃是使全國人屈服在大將軍的足下，平民屈服在他主人的足下：為達到此種目的，法律常是謹守著秘密，所謂慎重不過是更為強行而已。在上者此時依舊沒有解放一般的民眾，使著他們受教育，承認他們有天賦權利的意思。儒教思想的潛勢力是非常之大，弱者當然要服從強者；在人生的各方面，上者都是有全權來對待下者的。曉得如何去舍掉了生命，是當時義務的一個重要的原則。公理和平等較之忠、禮法、儀式為次要；這些差不多都是下者對上者的義務。這是一種男人的文明，女子是處於不利的地位：她的權利是很少且無關重要的。當時所謂公理是非常的靠不住，少有爭訟者敢到法庭去起訴，雙方了結的情事卻是很多。按罪的輕重，刑罰分為六等：拘留、鞭鞬、徒流、牧逐到一島嶼、死等是；死刑又分做五等，刎頸與斬首同，又火、磔、鋸等。這些都是以平民為對象的；武士以上，即或是犯了大逆不道的罪，仍可以容他去自盡身死。 幕府對外的政策，乃是文明進展路途上最致命的原素之一。其目的在驅除日本國內一切的外邦人，對所有異邦保持一種嚴格的閉關政策。此種政策並未見於正式的公文，因為大將軍向時不覺得與長崎區區荷人的居留地往來沒有利益，他總不肯把對外的貿易完全禁絕。他並不以基督徒看待荷人。但自西元一六三八年基督教被擯斥以來，舍了幫忙大將軍去驅逐西班牙人和葡人的荷人以外，其餘的外人都是在被逐之列；後來不遵逐客令的都被處決。 為何幕府從來對於秀吉反對基督徒的勅令介意，此時卻要含有報復氣概地來重申前令，這實在是值得研究的一樁事。大抵是外國宗教傳播之迅速，使得大將軍驚懼起來，前者秀吉也是如此的。大將軍所怕的是：果真日本人多數做了基督徒，日本必要歐化得十分厲害，大將軍就或許有顛覆的危險。德川治下的最初三十年間，為領略歐洲文明的情況很吃了許多的苦。日本大將軍因所派赴歐洲偵探之回報，得知其地宗教的迫害情事，於是他估料到基督教徒在日本占了勢力，他們也必用同樣的策略。又想，果真日本有了宗教訊問所，大將軍必是第一個受審的人。日本曉得了許多做傳教士和商賈西班牙人，如何征服與屠戮墨西哥和秘魯，又如何以強大的海軍攻打英國，奪占菲律賓群島——日本的第二門戶，大將軍恐怕西班牙再進一步，就會進襲日本了。這些疑團更因英人與荷人的確信而益堅強。 首次到了日本的英國人是尉爾·亞丹（Will Adams），他是一隻荷屬東印度大商船的舵長，他是一六〇〇年流落到九州的。日本大將軍非常的款待他，用他指導歐洲造船的技術，並以他充歐事的普通顧問。這時，英東印度公司也派船隻去日本，西元一六一三至一六二三年間，日本境內有了一個英國人所立的工廠，一六二三年，該廠因與荷蘭人爭衡失敗而關閉。日本境內的新教徒（Protestant）與信天主教國家的人互相仇視，大將軍看了也受了很多的刺激。荷人和英人慣於搶掠西班牙和葡人的船隻，把它們好似一種禮物帶到日本海口，到那裡日本人大將軍即據劫掠品為己有，並將搭船的旅客以及眾船員處死，與對待基督教徒方法是一樣的。外人給日本諸侯運去了許多的軍械，大將軍對之更有一番懼心，怕是對於他有所不利。西元一六三七年，住在島原的基督教徒起事，反對殘刻的待遇，事後幕府乃決意禁止外教之傳布，並驅逐其教會。從此，二百五十年間，日本一向是擯棄對外的貿易以及基督教之傳布。毀掉所有外人所造的船隻，用本地的渡船（Junks）來應付沿海的貿易。前曾說到，借那通融未撤的長崎的荷人居留地，日本大將軍能以獲到一些急需的歐洲貨品與知識。由是他曉得克林威爾（Cromwell）的弒逆，使他更多一番厭惡西方文明的偏見；不是因為比他自家更為惡劣，而是因為是同樣的可怕。 但這些警惕的情勢，絕未制止住幕府下的官場之墮落（異說雖未提倡，也是許可的）、奢華、專橫、殘暴，以至放蕩淫逸。德川氏大將軍自身也流於游閒、艷冶，在花天酒地中擲國事於不顧，政事全聽屬員去料理，結果他們自己的直接政權和天皇的仿佛，也成名義上的了。這些年即是日本自大和排外應得的代價。一般人的道德都呈現墮落的狀態。很可注意的，某大將軍曾獎勵貞潔昭著的女人；論到男人，並沒有此種獎勵辦法，也恐怕是沒人有那種資格。大將軍寓所之輝煌闊綽（約有僕婢二萬人）和他對待他人（尤其是武士以及武士的家族）之慳吝是迥乎不同。耶穌會徒所寫的來往的信里所說，可以證實當時歐洲的首都無可與江戶比肩，江戶城裡是高大的寓所，沒有污街與陋巷。不過，此時代的文學和戲劇卻是粗俗而醜陋，顯然是浸透著江戶社會財富和光榮的毒之一種反映。有名志士松平定信等對國家的頹勢進了一種忠告，不幸他們盡遭撲滅。西元一六四〇至一八四〇年間，日本有大家族二十二；同時有的村莊連一個居民都見不到，不等臨危的人死去，即有人把他們吃掉。官家總在頒布規條，限制服裝以及過於奢靡的享樂，雖然有無數的娼寮而不設法取締。 江戶文明的另一方面，那是儒教思想在社會上代佛教而有其勢。宗教此時不止帶有政治的色彩，為維持一般人的信仰，更來標榜儒教的主張。這種態度一時從未消沉了下去。由流行於日本的「殉死」習俗，可知儒家哲學使日本人的心智變硬，道德心也機械化了，結果忠即是對主人和上者的義務，而撇棄了一切的人情於度外。雖是煩瑣哲學（經十三世紀以至十六世紀）創始下新的知識潮流，解放了歐洲人的頭腦，「從」的哲學（在十七、十八兩世紀間）並未給了日本類似的貢獻。日本確實地感覺到缺乏一位阿奎那（Aquinas），一位培根（Roger Bacon），一位迦流（Galileo），和一位牛頓的苦痛。西元十九世紀初葉，日本很像五百年前奧坎維廉（William of Occam）時代的歐洲情況。神話與史渾而不分，世界觀念也不甚清楚。佛家哲學的「非人」趨勢與儒家信仰「自然」調和起來，於是使一般的民眾有了不通人情，而只服從威權的怪癖。知識界中國哲學中朱王二派的論戰，並未對於社會有何等好的影響——自然近代日本博學之士有說此種影響是很顯然的。但我們可以公然承認，「和學者」與「漢學者」的論戰，卻引起神道學之復興，也可見封建和儒家聲威下的日本人的思潮之起伏了。這些位思想前驅者埋下了種子，這種子紮下根去，終歸把大將軍制推倒了，並使日本近代化。 產生此種文學的先驅都是有名的思想家，如加茂真淵（生於西元一六九七，死於一七六九年），宣長本居（生於西元一七三二，死於一八〇一年），平田篤胤（生於西元一七七六年，死於一八四三年）等。更有荷田春滿，他聲斥藝術和社會由自然退到縱慾之非，他相信這是以技巧代藝術的惡果。不以愛情、猜忌、報復，以及淫婦的難碎為主體的文學，當時也是有的，這是為一般能欣賞的人預備的。學者如室鳩巢、藤原惺窩、林道春、林春齋、貝原益軒等，確實給知識界增了不少的光榮，他們的著作確能解救少數有知者的饑渴。道學派的貝原益軒，攻擊有傷風化的通俗文藝，可惜他也誤於儒家之言，相信女人為罪惡之源，且提出如何使女人居下的辦法來。把道德墮落的情事歸罪於女人，實在是邪異文明的特點；雖在邪異的社會裡，也總是敗壞女人名譽的事。神道學及日本國學之復興，最有力的著作家為加茂真淵。他精明的弟子平田篤胤說，大將軍豈只篡奪了中央大權，更是日本文明中的破例。他不久即被幕府驅逐。篤胤更非難主張以賢者治天下，不論鬼神的儒家哲學。賢者的意思即是常人所不了解的嗎？這些著作家啟發了日本人的思囊；及至日本人開始利用思想，動作即隨之而來。大將軍的親戚，人稱為「日本的米棲那斯」（Maecenas）的水戶侯德川光圀所編《大日本史》，還有一本有名（賴山陽所作）的《日本外史》，裡面都說大將軍制既有傷國權，又是日本特有的例。 很奇怪的，在日本毒性文藝的高潮里，只有少數人能欣賞的文學，曾在日本文明上有了莫大的影響。規律和習俗嚴格束縛下的社會裡，只有犯罪之苗是自由的。刑罰乃對罪過而施，卻非是對使人犯罪的罪惡之根而有。人們只能以放蕩無紀的一轍，求束縛自由的報復。在此，文藝和藝術乃是一種自由表白的出路，於是即有淫亂的小說，狂怪的藝術之產生。德川末葉，日本一般愛好通俗文藝的人漸增多，此種文藝大多非常淫邪及惡毒，有如自笑和其磧所作的故事，對於文明實在是絲毫無所補益。藝術從它監獄門閂的後面，用一種極狂怪的神態藐視著社會，否則即陷於通俗的「自然」和下等社會生活的描寫。無論怎樣，這多少是現實社會的諷譏，因為當時實情是不容表白的。通俗的歌曲，如《義太夫》、《淨琉璃》、《都都》等，至少是許久在束縛著的民眾，切望公理的情緒之吶喊。近松（生於西元一六五三，死於一七四二年）出世之前，日本劇大多是一種傀儡戲，近松作劇始有一定的計畫和情節，直至劇的收場。而此種文藝里，也是充滿了爭鬥、慘苛和自殺的情節，與一般十分愚鈍的頭腦相見。 佛教既久已是日本的國教，所以它該對德川時代的道德的理想與現狀負一些責任。西元第六和第七世紀，佛教在日本已經有了堅實的立腳點以後，舍祖先崇拜一項外，固有的神道勢力盡皆消沉，此後佛教總是日本靈性指導的一個主要的因素。剛才說過的日本著作家，實際上他們非難佛教並不亞於非難儒教，他們相信從來以天皇為神聖乃是一種傳統的心理，所謂神聖也不過是名義上的神聖。佛教和異說之妥協，使它失卻了匡正和挽救腐敗社會的能力。佛教近於哲學，所含宗教的質素較少，對於不了解形上學而以人意測神意的民眾，實在缺乏有價值的供獻。在它由哲理轉入宗教的途程中，佛教分成了二派：「大乘」是為上智，「小乘」是為下愚而設的。小乘派主持簡樸，儘量要使人了解，特別是用一種反語，告訴人想得救就不當怎樣做；大乘是直述的，告訴人想得救就當怎樣做。人生的兩方面就如此地表現出來；皮頑的人做得太多，懶惰的人做得太少。但此處並非是含有希臘避免「過分」的理想。小乘派戒兇殺、淫亂、偷盜、說謊、忿怒、貪財，和基督教的「十誡」有些相似之點；大乘派教人誠實，有美德、堅忍、自修。而無數錯雜的理論和規條也就由此演變出來，使日本人的頭腦不知何拒何從。幾百年間，許多矛盾的宗派之出現，使宗教的糾葛愈發地惡劣起來。中世紀日本的僧侶是非常的強悍，互相攻伐，拼死拼活。在一種好戰的文明里，禪宗要算最能迎合一般人脾胃的了，因為武士為遇事約束心境起見，已經採納了坐禪之法而遵行之；禪宗所倡說的是：死無足畏，墳墓是虛空的。 但日本人是從未能勝過佛教多神論的怪癖所造成的道德混亂。多神主義里無所謂道德的區分，善神和惡神是沒有差異的。再者，果真一切都是虛幻的，善惡與真偽也是妄罔，不存在，虛幻了。唯有佛是真實的；如善、美、真都為虛幻，此種真實又有何用？佛教容納了神道以及神道里許多的神明，祖先崇拜等，結果形成了道德和思想俱渾雜的群教論（polytheistic eclecticism）。固有的神已被承認為佛的化身，但神道的信徒不能明了一神愛護眾生之理，他們歡迎專看顧一族一家的神明，願意把神明的工作適當地分配開。日本人從來是傾心於小神的，希望諸神各司一事而做到美處。他們以為神學還不如微菌學之能以令人欣賞。比較起來，他們對於神的觀念，和我們對於微菌或電子的觀念要近些，和僧侶或基督徒的神學要遠些。佛教徒所說「涅槃」（nirvana）的理論，也未能引起頭腦健全的人的注意。假若人的靈魂是虛幻的，宗教的使命又在哪裡呢？ 佛教給了日本文明較為固定的貢獻，是在玄學與文學和藝術的領域裡。這種印度宗教在一種純粹鎖國自大的文明里點染下宇宙的意識，促使著部族形成了國家，忠之對象從部族而轉移到國家，從此建下統一的基礎。雖則日本一般的民眾不贊成「阿彌陀」，而固執著他們固有瑣細的神。但文明的台柱——社會的前驅者卻深受了富於哲理的佛教宇宙論的薰陶：此種宇宙論更擴大了一般人命運的見解。神道未曾確切地辨明人和獸的分別，更和儒教相仿，沒有說到今生和來世的關係。在此點，佛教卻增補了神道所缺的倫理。不過，佛教最大且有益的影響，仍是文學和藝術方面；不獨啟發了一國特有的文學，更培植下一種能以生產那種文學的方言。說到藝術，佛教是光施而未得的，就是今日日本極其普遍的愛美精神，也恐怕是佛教的賞賜。 但是我們曉得，光有輝煌燦爛的藝術和文學，並不足以保障文明的進步。除非宗教能以啟發大的人格，它即失去了高等文明一種動力的責任。果真一種純白易解的宗教是社會進步的要素，則佛教並未充分地應付了日本的需求。若人們所感覺到的真實大多是虛幻，人生就成了長時間的疑團，厭世主義是乘隙而來。如此，佛教是在已經被異說攪暈了的一般人的頭腦上，又覆了一層的煙霧，此種來自異地的宗教，從未賦與日本以一神的正確觀念。對於神（God）缺乏一種正確觀念的宗教，絕不會啟發人進入完全之境，即覺悟到以殘暴為一種猛獸而非人類的表現，亦恐不能，燦爛的文明絕不容許崇拜比完全的人格還要低的神的宗教之存在。若把顯示神為「大無我」的神學提出，簡直是侮慢文明。「業」的意義更使人傾向厭世主義；現在是過去造定了的，人是無能為力。於是以一種定命論摧殘了日本的人生，這的確是既往以及此刻日本前進路上的頑石。佛教雖未完全束縛住日本民族的精神，卻使之變為憂鬱了。音樂（和詩歌、繪畫等藝術一樣）也是富有厭世的味道，且只有五音，因為人民相信宇宙間只有五個行星和物種原質。一切樂曲都奏著悽慘的調子，一切的弦音都充滿了憂鬱。五十噸重的大寺鐘，用嚴肅的音響對著日本美好的景致呻吟、哭泣。浸入日本文學的也是同樣沉悶的腔調，一切由願望產生的苦痛。 近代教育使日本覺得，若把佛教深切地研究一次，結果恐怕要到無神的境地，因為釋迦也不相信人神。有些現象使我們覺得，日本想要滿足她希望而求得光明，她須要轉向他方去尋求。論據是如此的：有了一千五百年機會的佛教，給與日本的貢獻非常之少，他是否能應付這不可輕視的民族的靈性和道德的需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