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明小史 · 第八章 封建時代

（自西元一二〇〇年至一六〇〇年） 日本封建制度，是始於天皇和部酋把土著的土地凌奪了來，土著做了奴僕或農奴的時候。起初為奴僕而後又做了農奴的人中，有許多已做了「自由人」，對他們的主人只有相當的服役，種地而不納租。這種制度在它未十分和歐洲封建相像的時際，幾百年間已在遲緩地發展著；雖然二者從沒有完全的一致——日本諸侯的領地在名義上是隸屬中央政府的，歐洲諸侯則以領地歸自己的主權之下——但大體說來，日本和歐洲只有名義上的差異，諸侯支配他的領地實無異於支配他自己的財產。我們已經曉得，軍閥之興起如何顛覆了西京政府的權威，這是平安中葉以後顯著的事實。結果日本成了三大家的舞台：藤原氏握宮廷和中央政府的鎖鑰，平氏事實上領有南部諸省，北部大都是在源氏的統轄之下。因平、源——皆屬皇族，於是二者針鋒相對，藤原氏設盡方法使著平、源二氏自相干戈，藉以保持它孤立的權勢。誰料平、源二氏之爭日益劇烈，甚至弱小的部酋皆不得已而投身於平氏，或仰承鼻息於彼號召一切的源氏。 西元一一五五年，日本有保元之亂，使源氏與平氏實力派公然地挑起襲來，結果國分成了兩個對峙的局面，中央政府倒塌，文明危殆。此種紛紜的狀態愈演愈烈，後人稱之為「源平之戰」——「源」即源氏，「平」即平氏。一一五五年之爭，勝利終屬於平氏，一一五九年又有所謂「平氏之爭」，結果也是如此。後次之爭，由他們驅逐已經失敗了的無辜的家族，而使用的那般殘忍的報復的手段看來，簡直是非拼個你死我活，不易止休。戰爭的結果是平氏代藤原氏掌了政權。有名的戰士和政治家平清盛握政權柄後，他對待美貌的女人所有的鹵莽而無厭的情慾，潛使著他答應了這樣的條件：美麗的寡婦常磐要歸從他，他就饒了已死源氏的首領義朝的兩個幼子（賴朝和義經）的性命。從此封就了平氏的運命，過了不多年賴朝就長成歸來，與其族屬北條氏起而共謀推翻平氏的方策。 清盛的確是順捷了一時的。不過等到宮廷和中央政府的實權都到了他手以後，他的驕慢凌人的氣概比藤原氏還要有過而無不及；他強迫著天皇娶了他的女兒，且要假無上的威權遷都到神戶去。源氏見勢乃漸同情於皇室，一俟賴朝出世，舉族願為聲援，日本有史以來最兇殘的內亂不久就開演了。賴朝與其弟義經，都是大無畏的且富於軍事天資的戰士，經了多次的血戰始把陸地上的平氏軍全數掃平，一一八五年又在下關附近的檀之浦截毀了平氏海上的軍力。這時候要算源氏最有勢力了，於是天皇封賴朝為「大將軍」。從前大將軍是每年賜與撫服土著或開疆闢土，功勳卓著的將士的名譽職，現在卻是封與驅逐了所謂（毒惡的平氏）之一人，這以後，大將軍就成了當權的家族領袖的職分。 中國的以德以能而不以門第和爵位授官的原則，這幾百年來顯然是已經侵入了日本政治的巢穴。在新土的唯一特色，乃是未曾引起朝代的變遷，而中國則從未有過這樣的幸運。在大將軍制下，天皇是被幽禁著的，政府是操縱在一位專政的軍閥手中，他往往用世襲的把戲來保持他的權位，擲「以德授官」的原則於不顧。日本諺雲，「大將軍之子必不孝」；這種說法既有賴朝和他大多數承繼者可征，足見世襲的原則在大將軍制下較在皇室制下從未好了幾分。至今賴朝依舊是日本史中名將之一。他既沒有遺下能以保留大將軍之位的子嗣，政權於是落到了他的親族北條氏的手裡。北條氏為家臣（regent），建起更新奇的三人政治的政府來：天皇因大將軍而治，大將軍又因家臣而治，而實際上則大多是家臣的意旨運用著一切。在此種情形之下，嬰孩是十分容易被操縱的。有某沖齡皇帝，他手下又是一個很年青的大將軍，所靠的只有一位大權在握的家臣去應付一切。百餘年後，勢力更大的足利氏代北條氏而為家臣，足利氏握朝政二百餘年為織田信長所傾；信長被刺後，世稱「日本之拿破崙」的豐臣秀吉掌大權；秀吉去後，政權又到了他手下的大將軍德川家康之手，他在西元一六〇〇年榮任大將軍的職位。 日本內亂期間（西元一二〇〇至一六〇〇年）的文明情況，猜想或比敘述更為切近。西元一一八五年，賴朝繼平氏握有政柄後，他決意掃盡所有平氏的子嗣，而他所用的手段更是十二分的殘酷。一一九二年，他不顧一切國家的先例，在鎌倉建起了他自己的軍事首府，在這第二座首府，他以軍事執政的資格來管理國家的大事。他離開天皇所在的首都，乃是希望著脫開宮廷的陰謀和佛教徒的攪擾，與西元七九四年桓武天皇由奈良遷都西京似乎是具有同心。大體說來，這確是大將軍乖巧的一著。不久這新的權威所在就成了一個百萬多人的大城市，至今這城的殘墟依舊是存在著。第一位大將軍的政府，比日本從來組織都精密了許多。他創置了很與近代內閣相像，由國務大臣組成的行政機關；各省區置軍事長官及民政長官，軍事長官負有監督民政長官的責任。全國各部酋對大將軍須要絕對地表示服從（有如服從中央政府），其實，中央政府的一切設施，是要大將軍來執行的。與中國相仿的法庭及刑律是採用而實施了。不論是大地主或小地主，都須要按期去給鎌倉當局納稅，所謂一切土地國有的原則是嚴格地實施了；如果諸侯有執拗的行為，大將軍即有權撤換他並收沒他所有的領地。大將軍和中央政府平分國家稅收，所分的比例大都是由大將軍任擇，因為西京政府在經濟上，與在軍事上和政治上一樣，也是在那裡仰承鎌倉的鼻息。 各諸侯須要對他所轄區域的治安和設施負責。如果邑宰（feudatory）有越軌的行為，其他的邑宰即有監視的本分。從前這些藩王都是半獨立的，不受任何的約束，此時卻完全不是那麼回子事了，中央的監視是非常的嚴厲。我們已經覺得，在這些半獨立的諸侯所統轄的區域裡，武士階級怎樣地演成了一種不可磨滅的實力。諸侯有「從人」來替他們照料田地，從人是已經得到自由的人，照料農奴和奴隸乃是他們的職責。從人是要督促著仰賴諸侯的領地生活的人（奴隸或佃戶），使他們作出相當的工作。果然有何等的枝節發生，他們是可以用武力來解決的。從人常會使他們主人的地畝加多，至於他們所用的妙法，不問可知。武士階級至此已發達到了極點，已成了維持農村秩序所不可少，而對於省區他也似有了相當的地位。為維持武士的紀律起見，於是有一種森嚴的規律之制定，這種規律即所謂「武士道」。武士道的兩大原則：一是忠，二是孝。在一種異常喜戰的文明里，以當兵為業的要算最受人看戴的了。日本的封建社會裡，舍了貴族，最高貴的就是丘八。當時社會所分的四階級，為士、農、工、商；士，兵也，農，即農夫，工為匠人，商則代表買賣人；士為一等，農次之，工又次之，商第四。武士們的紀律是十分嚴刻的，劍在武士法典里成了本分的象徵。劍匠算是最體面的匠人了。武士法典裡面所說的忠，恐怕和（下者總須要服從上者，為上者謀利益的）儒家的話沒有什麼大的出入。武士至死總須服從他的主人，武士的家族也是和武士一樣。如果他的主人，他自身，或是他的家族受了欺侮，他必須求報復，因為武士法典里有那種的規定。武士是不准貪財和位分的。為使武士法典遵守得極其完滿，把劍用到適當之處，武士需要在佛教禪宗所講的「坐禪法」上費一番的苦工。在此種奧秘的薰陶里，武士可以深切地明了人生之虛妄，於是他對於死可以毫無懼心。深切地了解「觀心法」和「不動心」乃是成功必經的路途。 從倫理方面看，我們一定要承認這種制度使日本的文明變成了強悍的，不顧公理與慈悲。其實武士道不過是一類人的規律，對於一般的民眾並絲毫無所補益，且使一般人在軍事的統治之下更多受了許多的痛苦。武士道絕不會啟發一種建立在天賦權利上的文明。武士道的教訓是：武士當為他的主人犧牲，他的妻室兒女當為他犧牲：這即是說，主人對武士沒有相當的義務，同時丈夫對他的妻子和家族也是如此。這類忠的觀念是太狹陋太片面的，實在不容易使一般人贊服。所謂忠，既不足以當為國之忠，又不足以當倫理之忠，純粹是對他自己的主人的忠；不顧理屈理直，總是為他的主人而抵抗其他的，或與國家和政府為敵，也說不定。近世以前，日本人所謂忠的對象並非是國家。結果武士成了受排斥，不洽與情的一類人，他們絲毫不替在他們指揮之下的人著想：他們是可以（也常是那樣作）任意地把常人殺掉。一種培殖私德而妨害公德的制度，實在是難以久長。 賴朝統治下封建制度之進展，對於多年戰亂中已崩潰的社會之復興，實是急需不可待的，無論如何總是比無政府的狀態好些。但在此種猛濤激盪之下，弱小的勢力，無關重要的貴族和他們所在的村鎮，都變成臣屬了。日本與歐洲有些不同，歐洲有所謂自治的城市，在十二世紀以前的日本，西京而外就沒有城市。封建制度下的家族和宗教的組織也不似從前那般的驕橫了。一切的權利和賞賜都是采邑把持著，差不多生活上最瑣碎的事都受了限制，但早已有的組織，在封建制度之下並沒有改變它的性質；宗教，貴族政治以及君主政治，在日本（和歐洲）的封建制度下一向得到了解救，而更終歸得到了出頭之日。封建制度不止提高了少數人的地位，大多數的人遭了殃，更使私有的財產比公有的財產更為重要。然而它卻遏制了許久的濫無法紀與紛紛擾攘的情況，維持下相當的秩序。可惜這種紀律光是用來約束下級人的，有權有位的人就曉得保持著他們的武力，以防危險之來臨。上下之間是沒有倫理關係的。主人有使奴隸生死之權，主人吩咐怎樣就得怎樣，毫無駁辯的餘地；果真主人願意把他們賣掉也非是不可的。所以封建制度不止未能促使著個人和社會尊重法律與秩序，就是維持個人和社會對二者的敬意也恐怕辦不到。欲施行這種制度，只能用強迫的手段。日本人剛剛脫開了封建制度的羈絆，他們尊崇皇室的心意便顯然比他們看待諸侯好了許多，因為天皇是代表民和民人所拜的諸神，而諸侯代表的只是他們自身。 賴朝雖然在鎌倉握有政治和軍事大權，他的性質卻是異常的殘暴而邪特。他嫉妒乃弟義經富有將才而把他殺掉，並使他那美貌的弟婦在他和他的群妾面前蹈舞；繼而又把他的弟婦所生下的嬰孩殺掉，他恐怕幫忙他打倒了平氏的乃弟的子嗣日後起來和他為難。他派他的岳父北條時政到全國調查有無平氏的親族，見者無論男婦老幼殺無赦。他有一種外交家和政治家的弱點，一種最不好的沉默不直爽的怪癖——這種怪癖曾演成世間許多不幸的收場。在日本史和歐洲史里都能找到多次的事件，果真雙方是以誠相見，危險的結局必是能避免了的。日本諸侯因為（有理性的人以為）極不值得的瑣事，就會燒殺了無數的人。果真他們以誠相見，在某種情況下他們是想要怎樣，必是可以得到完滿的結局。賴朝雖是對佛教權威存著懷疑的態度，他卻和許多軍事的首領一樣，也感覺到宗教的援應之不可少，於是在他慫恿之下，鎌倉的廟宇之輝煌足可與首都的廟宇比肩。他既感覺到缺少了宗教的權威，無以鎮服邑宰，為自身的利害他確乖巧地把宗教利用了。他訓令給鎌倉的大廟鑄一座大阿彌陀銅像，可惜像尚未鑄成，他卻先與世辭別。這銅像此刻依舊是有的，面向著那兩次使該廟遷徙的天藍色的海浪，這是一件人類虛榮心的紀念物。 賴朝去世後，他懦弱的兒子作了大將軍，結果賴朝的岳父北條時政把持大權，天皇和大將軍都成了他的傀儡。北條氏的江山，最初是富有幹才的女人政子創下的。北條氏的家臣，好多是極有才幹的，他們維持法律和秩序的能力並不亞於賴朝，至少有一時是如此；西元一二七九年更把蒙古人擊退，這次蒙人的來侵是多年的末次，又有許多人到了日本群島。但在一種有強權無公理的制度下，正義總是談不到的。日本史學家公然地承認，當時的法官往往接受訴訟雙方的賄賂，因此他們有時發出八面玲瓏的判辭。北條氏覺得儒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說法確是一種「他山之助」。如果近世法學家說，北條氏為家臣的時代，司法制度已較前大有了進境，他們實在不無過於歸罪既往的地方。是的，北條氏家臣承認「公斷」是一種有益的事，他們曾經設法使民人不受諸侯的劫奪——賴朝去世後，諸侯曾急於恢復他們劫奪的政策。西元一三二五年北條氏失勢，一位懦弱貪樂的官員主持國政，他用傀儡式的天皇的名義，駕馭著傀儡式的大將軍，結果到處滿了不平、殘暴和疾苦。到期不納稅或是因為饑饉而無力納稅時，當事人的妻室和兒女即要被捕去為質，他並不顧慮多少人是如何的激忿。但當時人們是沒有任何的方法來免除這類的凌辱。家臣是鎮日地和他無數的妾室鬼混在一起，看些淫蕩的戲劇，跳舞，以及鬥狗等。 依北條氏給與儒家以德授官的原則來解釋，天皇的地位和威權顯然是比他家當權的時候更蒙輕視了。西元一二二一年，北條義時放逐了三位前任的天皇，據說是為國家的安寧，其實是為他個人的利害。此種聲勢浩大家族之更替，無拘是執政、大將軍，或家臣，似乎少有影響到文明的地方。末後北條氏的家臣為人十分懦弱，簡直成了眾強大諸侯的魚肉。及至天皇詔足利氏急起以挽狂瀾，足利氏的首領即聞命到了首都，驅逐北條氏一系的官員，並收復了北條氏北部的屏藩，於是鎌倉威權的命運終了。不料天皇一經脫了束縛，他即露出一種愛憎無常的氣概，輕忽了當器重的人，且有時和這些人發怒。因此，足利氏的首領尊氏廢棄了這位天皇，立了他自己揀選的皇子為天皇。被廢棄的天皇逃到日本的南都，在那裡立了一個偽政府；如是五十五年間，日本同時總是有兩位天皇。 一般人輕視合法當局從未有此時之甚。從來人民對國家和地方的忠義之心，此時盡成破竹之勢。這是欺詐和陰謀最盛行的時節，頗反映出日本文明的面貌來。想把漢人的政治施之於大和文化，顯然是失敗了。據有南部的天皇，擁護舊有的世襲君主政治的原則；足利氏所立的天皇，所代表的也不過是擁有大權之家的威權。眾諸侯又呈現未有的大將軍以前的情勢，互相肆意殺奪。一般人都感覺到尊奉著（攘奪了天皇而成了暴主的）英雄的苦惱，中國官界的賄賂和腐敗的風氣，也成了當時日本官員主要的動機；放蕩在各界都風靡了一時。從一四六七年起，十一年間，西京在燒殺搶掠之餘，殘毀得很不成樣子；這都是兩姓為奪大將軍的位子所演出來的。足利氏與平氏有血統關係，和源氏則否，所以足利氏沒有任大將軍的資格。足利氏既是想謀得大將軍的職位，所以必積極設法和源氏發生關係，家族的爭端於是起來。賴朝已經做過的平服倔強諸侯的工作，此時又須從頭做起。暴動、劫掠、叛亂，此起彼伏，殺人放火所在皆是。能得到善終的部酋實在是很少。遍地屍身橫臥，無人顧問。澄豪本不是一個道德健全的人，而他尚以宗教不出寺院之門為憾事。他說，當時醉酒是一件普通的事，他不明白為什麼要故意灌醉了他人以取笑。 足利氏當權的二百五十餘年裡，有二足利的族長是被他們自己的臣屬殺掉了的，死於放逐者五，更有一位是自盡身死的。和儒教開玩笑的滑稽家，為這時期起了一個「下剋上」的名稱，意思是「在上的人被在下者推翻了」，這是武士道裡邊的一個笑譚。然而那的確是信義淪喪的一種討厭的標記，是日本史的黑暗時代。諸侯以下的實力派都有他們自己的城寨，更據重兵乘機搶掠，或奪鄰有的田產。若某人的妻室長得有幾分的姿色，某人絕不敢說她一定能和他偕老，因為當時誘拐的事是非常的普通。西元一四四四年，大將軍義政處決了許多的有夫之婦，原故是她們沒有答應他的要求；但她們之中有的親屬較犧牲在亨利第八手下的親屬要勇敢些，因為這位大將軍不久即被刺身死。對於人的生命甚且不以為意的文明，當然更看不起人生之果——錢財：於是在驕奢淫逸上靡費了無數的金錢，以至凶荒饑饉都無法解救。義政是足利氏健者之一，他建了一所住宅濱之御所，用去金鎊四百五十餘萬之多，為他的妾室們蓋了一所分娩時的住室，又用去金鎊十五萬以上，金頂棚的金閣寺，銀頂棚的銀閣寺，都是當時最負盛名的建築師和匠人所手成。華麗宮殿，十分講究的消遣，和浮躁的社會握手齊行，絲毫沒有顧慮到一般人的痛苦。凍飢而死的屍身往往是在風雨摧殘之中，許久無人掩埋。及至十五世紀的末葉，宮廷的窮迫已經到達了極點，有某天皇借賣字來維持生計，又有某天皇的屍身，因為國庫空乏，以至放了四十天始得到埋葬。 在此所謂室町時代，「茶湯」的儀式極負盛名，據說在道德上美術上都有些意義，可以培養清潔、有禮、謙恭、沉靜等美德，其實這些都只是儀式而已。極值錢的禮服和釉花瓷的家具，為這儀式中所不可少的東西。有名的藝術家雪舟等，特為這種瓷器繪出精細的花樣，更在器的裡面不易見到的部分，藏著異常驚奇的藝術與技巧。日本貴婦用最上等的絲緞來做內衣，或許是這種精妙的藝術之反響。「插花」也是一種時髦而愛美的消遣，在文質的社會裡，至今依舊是有的。這藝術是將花或盛開的花枝插在一座花瓶里，而使各式各樣的花都確切地顯出它的個性來。每種植物是有它特別的性、形、色的，若經一番適當的體驗，即可把它確切地描寫出來。插花藝術的目的，對稱並不算十分的重要，要在從參差不齊里找到了平衡。 此時期的金屬藝術品，其優美並不亞於釉花瓷器。畫家也是空前的，自然是受了些武士們的敦促，因為武士多有願將他們的偉績畫下來流傳後世者。此外名家如兆殿司、如拙、奧村徵信、狩野元信等，都能不費若許的力氣和色彩，而得到無數人的欣賞。文學墮落得幾乎成了寺院僧侶獨有的東西。但是在一個喜動的社會裡，有一種劇是出現了，最初（和歐洲中世紀的宗教與神跡劇相仿）帶有宗教的色彩，目的是在上流人面前顯示一些道德和靈性的意想。此種抒情劇叫做「能」，劇中所用的假面和外衣都是藝術的精品。本身已經軍事化了的宗教，總是在謀求戰爭的勝利品，在道德和靈性方面，對於縱情的朝臣和朝臣的太太們，歌、舞、吟詩的社會，絲毫沒有警惕的力量。有一類人只顧了腐敗的享樂，但大多數的人卻受著橫暴的主人的榨取而無人來過問，在此種文明里，慈悲和真理是談不到的。中國書上說，此時日本海盜是非常的多，並且是極其可怕，中國沿海許多的地方受了蹂躪。寺院和寺院之間也常似諸侯和諸侯那般的爭吵，某次僧侶大戰，死去的僧人約有三千之眾。 在這種情勢危殆之秋，織田信長以一精明而嚴厲的軍人崛起北部，他決意效法昔日的賴朝爭雄日本：他惦記著推翻了足利氏的勢力，恢復中央的權威。多數南部的諸侯反對他，僧人也攻擊他。一五七三年，信長進了首都，免了大將的職，足利氏之政權猝然結束。信長以一富有幹才的大膽軍人，說自己是軍神的化身，為自己建起了輝煌的祠堂（生前即有人去祭拜），強使著一般人在祭台前致敬禮。西元一五四三年，信長聲勢正在膨脹的時節，歐洲人初次到了日本去——中國的葡人船隻中途流落到了日本。信長歡迎他們，請求他們也同日本通商，因為當時葡人已經和中國有了往來。其後，葡船就按時到日本去，所載有軍器、彈藥，及其他物品，以驚人的貨價賺取日人無數的現金。舶來的大炮發放第一聲後，六閱月內，日本人仿外國造的槍即有了六百隻。一五四九年，法蘭西斯扎維厄（Francis Xavier）所創始的基督教會，發展不遺餘力，有些諸侯當時都信了教。但自葡人把上等的軍械帶到日本後，不安分的諸侯就益發難以約束，他們爭著和外國貿易，特別是買些軍器彈藥等物。信長所以歡迎外國傳教士，不只是因為傳教士能供給他軍械，更是因眾傳教士和他一致反對僧侶。僧侶是信長的競敵。信長曾以武力壓制和他為難的僧侶，攻打西京僧侶的重要機關，殺掉了無數的僧侶。此種人是要招起大的仇恨的，果然，他被他手下的官員刺死，這人是因為信長用了扇的禿頭敲打他的頭顱而出此。 織田信長去後，他的一位將官豐臣秀吉繼之而起，秀吉的軍事天資為日本空前所未有。這位小而丑的人，本是雕木匠的兒子，起初不過是信長的馬童，其後做了信長手下最有力的將官，他為信長曾打過多次的勝仗。純粹是因為他的天資過人，不多年就得到政府里最高的位子，克服了一切與他角逐的諸侯。這是日本初次得以統治在一個領袖之下，天皇不但任他為「關白」（國務卿），又任他為「太閤」（總司令）。以軍事天資而論，秀吉是不在古代或近代任何人之下的。以割據昭著的諸侯，毛利、島津、北條等，不久即被他降服，他的威風鎮於全國，最後敢起來和他反抗的簡直是掃地無餘。為使皇族和他的族系發生血統的關係，而可在門第和實力上都得到相當的地位，於是他自己承認是藤澤的後裔，事後天皇即賜給他上述的頭銜。秀吉更是日本有數的奸猾政客，至少該如此說。他在各種事上都是能者，政治、軍事，別人是比不了的，他對於欺騙、誘陷、謀害敵對者的藝術上也是一位國手。然而他的確有些前人所不及的大政治家的手腕。他相信用武力克服的仇敵總是仇敵，用妥協的手腕很容易化敵為友。他應付南部最有勢力的諸侯島津，所用的就是此種手腕；島津敗後，秀吉把他帶到了西京監視起來，卻使島津之子代島津來作為薩摩地方的諸侯。如秀吉理會某人有才，他必要設法保全某人，但條件是以後某人總是要為他來謀劃。他毫未看重所謂正直與清潔。他急等用錢時，如果他所要的款子不趕快按數交到，有時即截毀了一座城鎮的全部，他也是所不惜的。 起初秀吉並不反對外國傳教士。後來他曉得他們不滿意他的品行，因為他有妾三百人，類似妾者七百人，為搜羅幾個最美貌的基督教徒女子來補充他的閨闈，他即下令嚴禁外教。織田信長是壓制僧侶，對基督教徒表示好感的；秀吉卻覺得僧侶是他的助手（特別對於他所辦的密探組織是有用的），因為全國到處都有僧侶，他們是熟知各地的情形的。那替秀吉網羅處女的淫媒就是一位僧人，這些僧侶更是使基督教徒殉難的主要偵探。我們須要承認，耶穌會教父（Jesuit Fathers）所做的事並非得當，因而觸犯了他們所當勸導的邪異社會。秀吉不滿意外國水手的放蕩行為，外國水手們是聽完了彌撒經（Mass），即毫不猶豫地去醉酒敗行的。他更反對捉了日本國民，販賣到亞洲奴隸的商場的外人。外國人往往更把有用的牲畜（如牛類）宰了吃。耶穌會徒鼓勵焚毀佛教的廟宇，提倡羅耀拉（Loyola）的軍事教義，使眾諸侯信徒本著此種策略，去禁絕他們所在領地的異教。但邪異的社會都是建在軍事基礎的上面，基督教會採取了這種策略，實在不足以制勝。街道上往來的，耶穌會徒穿有惹人注目的禮服，以及那極其莊嚴的彌撒儀式，當時的日人見到了定會有很深的印象。但日本人對於各處所立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像，卻以為是一種奇異的宗教：在一個以酷刑待遇罪犯的國家裡，此種想像是理有固然的。當基督徒為他們的信仰而犧牲時，教友們就要圍著他們祈禱，而異教徒卻以為這些教徒又是在咒詛他們。在平時他們也是這樣想，秀吉在他討伐九州的時際，也理會許多的諸侯對新教表示好感，並且他們都備有舶來的武器，於是他懷疑這些人對祭司比對他還要敬重。西元一五八五年，日本境內有耶穌會教父百三十七人，信徒約三十萬，且有諸侯十七人受了洗禮。同年秀吉所發反對基督徒的勅令，並未即刻奏效，他於是下令把教徒二十五人的耳官和鼻官割下。遊街後，到長崎處決示眾。 秀吉住在一所偉大的宮院裡，表面上好似是一位天皇，他和信長更有相似之點，也為自己建了一座祠堂，令人們以國家護衛者的名義來崇拜他。他克服了許多的諸侯，收沒了他們的田產之後，立刻就豪富得不了。他是慣於標榜的，請官員和眾諸侯在他的宮裡酒宴，宴罷送給他們許多值錢的禮物。如果有密探告訴他，某某諸侯的形跡可疑，秀吉必趕快請某某諸侯到首都來見他，諸侯來時不可少的（賞下人和買貴重禮物）花費很多，結果必鬧到錢財空洗，再也顧不到搗亂。他所制定的法律實行得非常的嚴格，切於實際而奏效，使平民不受毫無顧忌的諸侯之掠奪，對於保護平民是特別有功。他為別人所擬的信條是：避免憤怒、酒、女人、爭辯、詼諧、煩悶、粗率的人們，火、狂妄的想像和舉動，輕視他人；他更勸人要早起，總向將來方面著想。他仍然主持，衣服依階級和爵位而異，不得含渾。 敵人既已征服，國家又已經得到從未有過的統一局面，秀吉手下的士卒遂漸漸地鬆懈起來；為防止他們在國內作亂起見，他遣他們去伐高麗，因為高麗拒絕了他假道中國去；他是想征服中國的。他所派的士卒號稱二十萬，這是「南非戰爭」以前渡海遠征最大的軍力。而結果並未奪得任何東西，送回日本三萬七千個人的鼻官藉以紀念他的軍隊的勞績，然後把這些可怕的戰利品掩埋了，上面立了一座偉大的紀念碑，藉以安慰此次傷亡的靈魂。但高麗境內的日本軍隊終於敗績，因為高麗人斷絕了海上的交通，日本軍隊迫得不退有所不能了。正在那顯貴的高潮，秀吉得了一種奇特的瘋症，於西元一五九八年突然長逝，留下了永遠洗刷不去的強悍殘暴的名望。他曾經因為懷疑，把他的六個妾室斬了首，又孩童二十因為在他的宮牆上濫塗而處死，更猜疑他的侄子和他侄子的全家謀劃他，也把他們的性命送到了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