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明小史 · 第七章 平安時代

（自西元八〇〇年至一二〇〇年） 百年以來，奈良京都附近，文明最燦爛的中心，卻因西元七九四年桓武天皇決意遷都賀茂河畔而走進了惡運。以桓武天皇與他的先祖相較，他要算精明多了，他深曉得除非從奈良的佛教大本營陰謀之下逃脫，強有力的政府之必要條件（自主）是不會有希望的。他為他的首都起的名字是「平安京」。但他在那裡並沒有得到了平安；因為僧侶立刻也決定隨他同去，不久新都（有如舊都）就成了他們干涉工作的中心。在首都建築的期間，佛教的權威就把最好的基址占了去，過不多的日子，上面就蓋起許多的廟宇和寺院來。不過從各方面來看，幾乎平安時代總是日本文明史中最重要的一個。在這時代里，構成日本的諸種建設之力，一向是朝著一個目標努力，日本文明於是有了進境。 因為新的政府所在並沒有得到了平安，不久就更名為「西京」，意思和奈良舊都對照。西京是第一個且是日本惟一的建築得有秩序的城市。裡邊布置得是非常的周密，是仿照著中國京都建築的，也可說是當時中國的首都的一個模型。建築工程前後共十一年始告竣。為建造了這一座極華麗的城市——藝術、學術，以及政治的中心——消耗去許多的時間和金錢。天復一天，年復一年地，首都的牆垣及主要的房屋建立起來，結果城的周圍每面長至三英里強，共有九條彼此直截著的通衢。光是皇宮的基址就長約五千英尺，寬約四千英尺，裡邊大廈的瓦都是綠琉璃的。大部材料之搬運以及房屋城壕之建築，所用的都是苦工，即如此，用錢之多已經使日本貧困得夠受了。我們此刻依舊可以見到大石所壘的城壕的殘跡，有如埃及的金字塔，它不過是（不會說道的）無數隻手勞而未獲的象徵。 站在比睿山上（比睿山為俯視西京的天然高處），即見一大佛寺矗立在城之東北，寺之祭壇是以攔阻惡魔的，據說惡魔總是由那方向來。歷史證明，到了一定的時期，政府會以這種機關本身是一個惡魔的儲藏所，並要用武力來把它剷除和驅逐了的。不過在西京的初年，佛教具有壯麗的廟宇與那輝煌的儀式，卻是給新都添了不少的光榮。同時西京也是一個世間榮華與道德墮落的淵藪，並未曾比奈良好了幾分。佛教此時是日本的國教了；它是借著提倡各種的迷信來愚弄一般的民眾。宗教機關所有的領地，在當時是很廣的，所收賦稅的數量也是很多的。宗教機關所有的田地和建築物是不納稅的，寺院往往用這一種摟錢的政策：使著想偷稅的人把他們的產業登記在寺院的名義之下，如果偷稅的人不一再地按時來納賄，寺院就收沒那些人的田產，藉以擴大寺院的土地。若問僧侶有沒有可以報答民眾的呢？他們說有延長人們壽命的權柄，如果他們所請求的不蒙允許，他們更有縮短人們壽命的權柄，更能使死者經過了滌罪所，早奔前程；用此種宗教保險欺人之術誆去了人們好多的金錢。平常人以為僧人乃是一種升官發財最好的階梯。僧侶和修道士獨享有學者和教師以及遊歷者的美名。西元八三六年，真如皇子到印度佛教發源地去研究宗教，到了緬甸就被虎吃了。名僧如最澄與空海，從中國帶去了更深奧的佛教教義，立天台、真言二宗：天台宗所持教義深合中國訓誨與潛思之法，和日本固有宗派的教義也很是相投的；真言宗的真言教義的內容又與古基督教哲學派十分的相近。很奇怪的，神道並沒有出何等的能人——無論是聖者或是富有學識的。修道院反成了才子和野心家的薈萃之地，有時比在朝者還要多，所以政府對它就不得不俯首下心。此種宗教，表面上是擁護著以慈悲和仁愛對眾生的教義，其實對於一般人的污陋情狀是絲毫無所改善，為上流社會的人也未曾謀得了何等的福利。雖則藝術是可以做宗教的侍女的，而事實上卻從未取宗教而代之。過了許多年，日本感覺著中國的四分五裂與異說蜂起之脅迫，學法中國的風氣才漸漸地沉寂起來。佛教覺察到己身地位的險惡，為保全已有的勢力起見，遂促成一種強有力的軍事組織，而此種軍事的組織終歸是要用武力來剷除的。 平安時代的宗教，自始至終是貴族替他們的上嗣來約束民眾的一種工具。宗教的權威能以忍受任何的政策，只要是贊助彼等之意志的政策。很奇怪的，有的和當時羅馬教皇的策略是十分的相像。由僧侶之墮落能以推想到當時一般人更是墮落；宗教是毫無廉恥地糊弄著一般無知無識的民眾。它是利用一般人畏懼鬼神的心理，建起偉大的廟堂來安慰戰爭的犧牲者，更用這種把戲來緩和「萬有」的忿怒。此時的教育仍然為官僚階級所獨有，注重知識和美術二方面，而疏忽倫理或道德的方面。仕宦階級以為，最好是使民眾永久處在糊塗的狀態里，以便他們操縱官場的一切。只有一個學校是破例的，是在西京的東寺，這學校是收平常人家的子弟的。 西元九世紀中，佛教徒和藤原氏勾結得非常的堅固，天皇降到了一種附庸的地位，政權終歸更被藤原氏把持了去。天皇是隨藤原氏的意志而去留的，藤原氏所用的是「隱士」的把戲。西元八八七年，光孝天皇被迫創設「關白」一職（這官職對於日本文明的影響很大）。「關白」即是變相的國務總理；藤原氏得到了這樣的位置，無異於奪得了國家無上的威權。藤原氏持政後，為取締非難的論調以及暗中作梗起見，盡力促使著皇室和藤原的敵派纏綿在酒色中，目的是使這些人再無暇顧及國事。天皇和他手下的官員終日地流連花間林下，奢華逸樂，有時或是飲酒賦詩，但大多是些敗壞道德的消遣，夜間更做些百般縱慾的事。而在另一方面，無論是宮廷和政府，裡面簡直就是陰謀和猜忌的黑暗世界，爭端屢起，且往往是狂暴不堪。即知識界的前驅者，如菅原道真、三善清行、橘廣等，不但不互相尊重彼此所處的地位與特別的天資，反而互相仇視，使得一般的學子也爭相追隨起來。曉得菅原道真的人很不少，他是敢非難藤原氏擅權的極少數的人中的一位，但他終歸是因他的辛苦和他的愛國熱誠而被驅逐。不過，至今仍有千百的人到菅原道真的祠堂去，禮拜那極其豪俠的志士的靈魂，也足見國人的精神了。 十世紀的初葉，又出現了一位志士，其人為三善清行。他冒著艱險給天皇上了一封請願書，痛陳當時的一切罪惡，裡面他說許多「污穢兇惡的」僧侶，有是為避免納稅和苦工的義務的，也有是已經犯了搶劫或別種罪的。三善清行所請求的是：褫奪惡劣僧侶的資格和他們的權利，懲辦騷擾人民的警察。但當局者對宗教的卑污和官界的壞現象，顯然是不願（其實也不能）有任何徹底的改革。由西元九四六年藤原忠文所上天皇的請願書中，我們很可領略一些十世紀的日本社會的情況。「我所要告發的是：作出非法事來的人，不准都是省區長官的子孫。許多別人來濫用職權，結黨營私，鎮日地作軍事操演，藉口狩獵而抓人要馬，脅迫縣官，攪擾平民，污辱良家的婦女，偷奪民人的牛馬給他們自己去做活，以至阻礙了農事」。 中央政府既總是無力統治各省而弭國亂，結果有二貴族階級之興起：一是呆板而文雅的「公家」（宮廷貴族），總住在首都的地方；二是極其活潑且富有才幹的「武家」（武人貴族），住在各省區，且維持著他們自身已有的實力，藉以保護他們的田產。宮廷貴族是終日在首都遊手好閒，省區的貴族則無時不在整軍紀伍，於是由「武士」精神一躍而變亂起，推倒了藤原氏的霸政，創置下了封建制度。西元十世紀之末，濫無法紀的情況已經達到了極點，甚至有武裝的土匪攻進了首都劫奪了皇宮。其後我們就要見到，協力反抗自大無能的藤原氏的領袖中，有平氏和源氏的兩個部酋；更因部族互相的猜忌，弱小的部族不得已都陸續地投降了大的部族。因為想要合力推翻了藤原氏，使平、源二氏得一時相安，把他們的野心和衝突暫時掩起，及至把敵人真的推倒了，平氏和源氏的爭端復捲土重來，攪得日本許多年沉淪在戰亂的情況中。 地方紳士的勢力之膨脹，是十一世紀日本文明史中一種主要的現象。此種財富與權勢之過度地發展，受其害者確為中央政府。省區的貴族此時仍是強使著欠債者為奴，收沒他們的土地，藉以擴大他們自己的資產，有時更奪土人的土地據為己有。此種從土人奪來的土地叫做「莊園」，是不須納稅的。其餘不納稅的田產，是朝廷賜給有功之臣的，這種田地叫做「私田」。莊園和私田之外，更有所謂「寺田」，這在當時能以代表一塊很廣而不交稅的領土；這種土地可租於佃戶，比租國有田地要便宜得多。結果一般租種國有田的佃戶多向區有田喬遷，國庫貧乏，省區的財富逐漸地膨脹起來。平氏和藤原等有勢力的家族幾乎領有全省之地，省區長官也是聽他們的支配。十一世紀的末葉，源氏領有十五個省區；十二世紀又擊敗了平氏，平氏崩潰，源氏把平氏的田產收沒，結果源氏的財富又一躍千丈。源氏既領有全國之大半，然後以國為自家謀福利，自然不是什麼難事了。占有許多田地的貴族叫做「大名」（諸侯）。當時，省區的貴族都把他們的子弟送首府去求學，他們的子弟在那裡充當宮廷的守衛，學一些宮廷中舉止進退的禮節，和平、源二族的領袖靠靠近要要好。 西元九三〇年，日本有將門之亂，這足證當時紳士的勢力之大，以及中央政府平亂能力之薄弱了。一〇一九年，西伯利亞的東夷族來襲日本（所乘五十隻船的船身，短者四十英尺，長者約六十英尺），騷擾日本沿海十六日，終敗走；這卻不是中央政府的勞績，而是省區武人貴族的力量。這類事既然都算做民間的情節，藤原氏所把持的政府之懦弱，任人可以知道了。當時日本是急向地方的分權制度奔跑著，後來終於是實現了。各省區已經曉得，遇有意外時，中央是不能給與任何應援的了。一〇二八年，大的變動是來到了：有一位平氏的領袖又糟擾了他的一個鄰家，中央政府無法處理，乃請源氏出頭來制止此種行為。黨爭於是開始，雖有間憩，但結果是源氏握了日本的大權。我們曉得，這種連年內亂所產生的一類叫做「武士」的人，他們的省區長官把他們練得是非常之精，非常的忠勇。論到這些事，宮廷的禮儀與文雅，以及詭辯之術確遠不及。有挑撥戰爭的本領實是當時進爵之門。在宮廷貴族和中央政府所培養成的那種社會裡，卑鄙算不了罪，平凡及是要論罪的。有權位的人做出極不道德的事而得赦免：果真禮是做到了，一切過分的行為都是無妨的。裝無罪而做出犯罪的事是不論罪的。自然，這些特殊的待遇，終歸是要訴諸武力無疑。 在文學和藝術上，平安時代要算到了它的極頂了。差不多種種的娛樂都含著美的意義。美麗的詩文在表白間接及抽象的意念之技巧上，實在有些奇妙的句法。根據當時一本有名的著作《枕之草紙》，我們曉得當時天皇們是慣於招集詩歌賽會的，往往是以修飾得十分的美麗且懸著盛開的花的大堂，將一時負有盛名的詩人和女詩人，分配得勢均力敵，使他們互以妙品取勝。此外還有一種遊戲，要人從香的氣味里猜得所燒的是某一種香，或更燒多種的香而使人猜出都是某某種。春天的節令要算「花見」最快活了，屆時社會一般的人都要乘著遊船，賞望著盛開的櫻花。為慶祝櫻花節，風流的富家男女在月下野宴的也是異常的普通。其時日本社會中的遊戲和消遣之過於講究與侈靡，和羅馬末年的情形並沒有何等的異樣。是的，這確是期望著陷在理想主義的醉夢中，從鄙陋的現實社會解脫的一種表現。無奇不有的狂想、怪癖、瘋癲，都是非常的時髦，愛貓和愛犬都賜以官稱，修飾得非常榮貴，死時更用國禮把他們埋葬。宮中貴婦的小貓與皇族的嬰孩是一樣看待，不止要用一種待皇后的儀式對母貓表示謝意，且要指定一位侍女專司看護這初生小貓的事務。我們萬不可以為，這些嗜好即是一種愛護動物的特別情感之表現；陽成天皇就喜好養蝦來餵蛇，好看犬與猴的兇殘地急斗，有時更遣人上樹，以便他用箭像射猴子似的射擊他們。 果真藝術是放情的堤防，此時日本的藝術即遠不及古希臘的人的理想。人們把一番的熱誠錯移到安閒的享樂，而不注射到藝術上面，這實在是不足為奇的；此種興趣也可以促使著藝術的發達。平安時代里，音樂、舞蹈、繪畫等藝術頗極一時之盛。舞蹈和音樂都是由中國學了去的。日本富豪家人所穿的本國的服裝，是與中國的服裝迥乎不同；宮廷婦女總是穿著長的裙裾，戴著真珠首飾，她們美貌無比的黑髮辮修飾得是益發的好看。男人和女人的衣裝的式樣比中國更多。婦人都剃去她們的眉毛，在前額上搽上些別種的上等的胭脂；臉上也塗胭脂。現今日本的婦人仍是如此。 前面已經提到，絲織物顯著的進步，多半是受了佛教徒喜用華緞做法衣的慫恿。細緻的銅器和瓷器之日漸發達，也是受了同樣的影響。但此種藝術品總是太偏於人慾而缺乏聖潔的美，其優點在大多是漢民族對自然的信心之一種反映。巨勢金岡和藤原信實的繪畫，不但表顯出一種對自然的真摯情感，且有一種佛教藝術所無的人生之樂，輝煌無比的，外面撒金的梨寺即建於此際，裡面嵌著驚奇的雲母殼。論到雕刻，雖沒有奈良時代的名家作品所含意義之偉大，而定朝和運慶確做些很好的木雕品。盔甲製造使金屬的藝術有了莫大的進境，造劍也成了一種獨立的美術。 大的建築一向是受著地震的脅迫，未得與他種的藝術有同樣的進步；但富有茂林的公園以及百花爭榮的家圃，幾乎遍街行列著花樹，卻是可以補那缺乏偉大建築的缺欠。房舍則多注重內部的點綴，而少注意到外面的修飾。日本人總是主持寫出樹木自然之美而不塗色的。此刻依舊是如此，只有屏帷和滑門上面的插圖始塗有色彩。此際壁峭上的繪圖，有的至今仍稱為絕筆。這類的繪畫大多為風景或日本花園的雛形。富家的高屋大廈和貧窮人家的茅舍，中間總是有道鴻溝的，長明在他所著《方丈記》里曾經提到：從他所描寫的一一八一年的凶荒狀況看來，我們就曉得，那十分輕率的文明所受到的影響是何等的巨烈。 平安時代的文藝算是登峰造極了。可惜當時所得到的未能繼續下去，十九世紀以前從未把它固有的光榮恢復過來。然而文學和產生文學的環境是有關的，當時文學的艷冶放浪，絕不能代表日本整個的社會。文旨和情感全然是以首都作中心的，毫無男子的直爽氣概，所有作品大多是當時種種娛樂的寫真。惟有一件是可稱道的，那就是日本婦女在著述林里曾享受了從未享受過的盛名。日本文學史里一部最有價值的小說即是出現於此際，是一位女人的作品，她的名字是紫式部，她是西京宮廷的一位貴婦。《源氏物語》的文筆是異常細密而秀美，具有極其精彩的風格，且以沒有道德上的瑕疵而得駕乎歐洲十八世紀一般文學之上。《枕之草紙》是另一位女人清少納言的有名作品。日本最有名的詩人，紀貫之也是此時的人物，他是《土佐日記》的著者，又是有名的《古今集》（裡面所收共千四百首名詩）的編者。此時期有名的詩歌作品之多，和依利沙伯時代有些相像，足證當時日本知識進步的遠近了。許久蟄伏在中國成語和土語下的日本國語，此時已經有了活動解脫的樣子；這確是日本文學的先決問題。雖有極繁雜的語尾和語辭（Particles），在日本人手中，日語的確是一種柔順的工具，字母不混，寫出來也並不難看，為這差不多全然是日本本地的產物。 此時的文學名著多出於婦人之手的一個原因，乃是男人多傾向於史學、法律，或宗教學之研究。而且男人所寫都是用他們以為（富有男子氣，更為文雅）的漢文，和當時的英國知識界用拉丁文來寫文章正是一樣，一般人以為，日本國語是不配用來寫文學的。口語和文語是不同的，現今日本僧侶的口語和文語仍是兩樣；自然有印刷品以及公開演講的力量，文語和口語已經是融合好多了。平安時代的詩歌，大多是用口語寫成的（不論是男人或女人所作）；足見想用通俗的方言來表白深切的情感之本能，最後必要戰勝舊有文學的慣例。若問，為何平安時代的藝術和文學如是之隆盛，而過後又衰落下去，這實在是研究日本文明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此時的文學缺乏真實的成績，顯然就是衰落的徵兆。愛好一種社會，而缺乏使其久長的道德耐力。中國從早就譏笑著日本，為何日本容許婦女在社會和文藝舞台上有那般的榮譽；這輕視似乎已經影響了日本婦女的地位，結果她是一敗而不可恢復。照實說來，平安時代的女著作家，確乎是不比男人的知識低了幾分。但女人的這種地位是存在不曾有儒教和佛教抨擊她的時節，否則除非她是已經脫成了男人。西元十三世紀，某先知以證明（女人也是個人）而享得了盛名。平安時代後，日本文學衰落之大不幸事，為幾百年間不息的內亂，把文學趕到寺院裡去，於是文學的主旨一變而為人生悲愁和痛苦的宣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