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明小史 · 第六章 奈良時代

（自西元七〇〇年至八〇〇年） 奈良時代雖只垂百年左右，在日本文明史上卻留下了永久的痕記。此時的社會已完全從野蠻的狀態解脫了出來，各方面都有明顯的進步。迄今每換一次朝代都要遷一次京都，但因僧侶之薰陶，民智漸開，懼死者沾污的心理卻日減，於是最近的首都地址得享受百年的光榮。永久的觀念不止使得人想有一個極穩定的政府，更驅使著藝術、建築、教育、宗教以及文學之進步，社會生活還不必提。前章所述大化和大寶之改革，雖有的地方似是剖奪了天皇的威權，事實上卻促成了更大的中央集權；因為皇室有了藤原氏的輔佐，一時確鎮服住了各省區的長官和世襲的酋長。研究歷史、法律、醫藥，以及中國經學和美學的學校是設立起來；此種新文化將它果實的標本傳流下來，我們看了必會聯想到當時出人意料以外的成就。佛教徒建築技藝之精巧，此刻日本國內的建築依舊是爭相取法呢。富饒之家的住所近旁的花園，其學法寺院裡可愛的花園更無微不至。西元七三二年，奈良東大寺鑄了一座大鐘，高十三英尺，重四十九噸。奈良大佛為西元七四七年所鑄，至今猶稱世界上最大的銅像。這銅像是合九十六萬八千磅銅，八百七十磅金，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七磅錫，一千九百五十四磅汞，此外更有鉛、銀等而成的，高五十三英尺，重據說是四百六十噸。 佛教此時在日本已極占勢力，國家只顧得修建大的廟宇，補助廟宇一切的給養，結果國庫空虛，消耗了許多有用的金錢和人的血汗。因為廟宇及其精緻的儀式日見增多，各種豪華的享樂遂隨與俱來，結果艷冶之至，道德廢弛。這即是日本詩歌、文學和藝術的黃金時代。日本文藝從未有過如此美致的情感，精妙的語言，以及秀密的文句。 在所有進步的標幟上，我們清清楚楚地看出高麗和中國的影響來，這時有一本戶口冊子，證明在一千一百七十七個貴族家中，有三百八十一家是高麗人和中國人的後裔；我們由此可以推得移殖日本之意義與範圍了。中國學者、藝術家、工匠、醫士，以及僧侶到日本去的很多，幾百年間，他們的勢力從未有間斷。論寶石雕刻，結構的和裝飾的藝術，是沒有人敢與他們比肩的。日本在此種營養之下，反使她經了好久始覺醒過來——覺醒是獨斷有為的先決條件，使日本不光模仿別人所固有而變為採擇，更由採擇而進入真的創造之境。現今仍存在的美麗的奈良法隆寺，即是此種藝術一個很好的紀念物。日本的藝術並非像古希臘藝術之能以戰勝侈靡、縱悠，以及享樂主義給與社會道德上之壞影響的。 此時，舊有的佛教正在那裂為宗派主義的關頭。道機、玄昉、鑒真等把中國已有的幾宗介紹到了日本；為爭朝廷的寵信，各宗互相猜嫉，宗教與世事日趨腐敗。奈良為全國宗教的中心，那裡宏壯的廟宇，闊綽的寺院，以及一種驕慢的教會權威，在一般人的心裡很有一番的勢力。像玄昉那樣豪俠的僧人，像吉備真備那樣可欽佩的儒教徒，與腐敗社會抗衡的人日本不是沒有，不過因為藤原氏的暗示，他們早已被佛教的權威所撲滅了。實在是出人意料之外，新的宗教借與神道妥協，不久即能控制日本文明，且至二百年之久。全國各省區幾乎無處沒有佛教徒的教會和寺院的了。日本的皇族及諸名門早已想定了主意，利用這外邦的宗教做一種大的潛勢力來約束群眾，為大家謀幸福。佛教和神道混合——神道所奉的神明算作佛的化身——是完全的成功了。神道談到今生的地獄，佛教又推而至於來世，於是人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壓迫之下，想要解脫必須有僧侶的媒介與以調解，然而在高大的包金的偶像，輝煌的廟宇和祭壇的陰影里，惡行依舊是潛伏著，其猖狂不減於昔日，弱者也更不少受強者的欺凌。從對一般人不負責的情形看來，此種文明是最邪異不過的。 奈良時代里，藤原氏在國會中比他們的曾我敵派總是占勢力。因為藤原氏不屬皇族，所以雖把他們的女兒們送到宮廷里去，她們也不能被立為皇后。但此種短處後來是很靈巧地免除了。藤原氏先娶皇系源氏的女兒為妻，然後使他們妻子生下來的女兒，給本家女兒所生而為天皇的子孫作匹偶；藤原氏創置下的乃是二半血統為一整血統的原則，實際上非皇族的一半就作廢了。第一位藤原氏的女兒做了皇后的為光明子，是西元七三五年配與聖武天皇的。此後直至今日，所有的天皇的匹偶都系從此名門選出，最後的一位是故大正天皇的皇后。昭和天皇的匹偶不是藤原氏的女兒，這在日本習俗上是一件很大的改變。然而西元八、九兩世紀中，藤原氏卻是用此種的手段而獨操著政權，假天子以令天下。 藤原氏之利用宗教為自家謀幸福，這在日本文明史上要算最給我們教訓的一件。佛教的權威為迎合與擁護藤原氏起見，把「隱士」制度介紹到了日本，藉此可以敦勸那過於剛直的天皇退隱為僧，尊他們為「法王」。求得此種尊榮，後來竟成了天皇最高的理想。天皇本身是神聖的，所以他們在晚年得與神人往來，這些神人受了他親族的運動，便不能不來替國家出點力。有的天皇實是不得已而隱退為僧，以便躲開天皇的責任及藤原氏終日干涉朝政之無聊；他們在寺院裡反可免去人們的騷擾，而得即時為樂。任何寺院有一位天皇在他們的名冊上，總有很大的便宜，雖則他的生活往往和他們十分隔離著的。不過此種隱退的習慣，更給那終日的鵠在奪取國家的大權，無所顧忌的先生們留了機會，使日本感受著此種苦痛直到了西元十世紀。因為有的天皇不願受此種把戲的擺弄，拒絕強迫的退隱，所以這種詭計使著並不總是順手。藤原氏為免除此種困難，又創置下使幼童為天皇的先例，在天皇未成年之際，他們總可壟斷一切，他成年後若仍是太執拗，再設法剷除。從佛教為物質上的便宜，而強為贊助此種辦法來著想，可知它以一種宗教，卻未能從邪異的夢海里覺醒過來。最初日本宗教對「萬有」是十分的虔誠，為時不久就又回到了固有的多神主義，不以惡魔所匯的迷信為異樣，對於人生絲毫沒有貢獻，只有些防範地獄裡的兇惡與痛苦的符咒。比較起來看，有些佛教的宗派，有與基督教相像的地方——特別是「化身」名稱之沿用，或許是受了景教的影響，景教入中國是在西元七世紀。更不可不注意的，佛教利用它所輕視的女人，在宮廷里以及政治與政事等方面占有莫大的權勢。 差不多是歷史上的一種公例，及至宗教的權威富了起來，宗教的靈性的觀點即一變而為物質的觀點，教權只是用迷信和殘暴的迫害（Persecution）做它的護符了。奈良時代，每族須有一座佛祠，祠里供奉著佛像，按時獻祭，違者就要受那五花八門的拷問。最虛妄的迷信是培殖了起來，且欣然地想在一般的民眾面前討好。使一般卑屈的民眾相信地神、氣神，以及神之存在；巫醫方術之輩做了一陣子好生意。宮廷不得已也請了百餘位僧侶，總做些應付惡魔的舉動。如果宮廷裡面有人操勞過度，夢昏不醒，那即是惡魔作怪，是必須請僧侶來趕跑的，以為惡魔所畏懼的只有僧侶。高麗的「隱士王國」未被日本吞併時，也曾有這類的舉動。 論到此種事，若說當代的歐洲社會也不十分的出色，所言非過實。佛教文明里，道德與宗教之分離是很顯然的。此時期中，甚至有位皇后不顧她自身的恥辱而與一個和尚通姦，並為顧全她姘夫的地位起見把天皇謀害。她的身為僧人的愛人實際上即把持政權，不過因她是藤原氏的姑娘，沒人敢去過問。在佛教聲勢之下，更有納妾制之風行，唯一的限界是財力和願望。大地主（如前章所述）仍是劫掠農民，欺壓土著，以擴大他們的田產而縮減國家的稅收。省區的長官和地主們的生活是十分的闊綽，宮廷和政府卻每每因貧乏而呈現呆板的狀態。許多的農夫不得已而為奴隸，有的更因為無以維持生活而死去。農村生活之不平穩已達到極點，部族和較弱的地主都籌劃自衛的方策，防止他們的財產遭旁人的搶奪。私有的警察由「從人」階級組織了起來——這即是後日眾諸侯賴以有天下的武士階級。社會秩序是異常的紊亂，世襲原則是被打倒了；但藤原氏把持著一切，旁人是無從著手的。 因為這些文明的缺陷，終至而情勢日下，釀成了以後幾百年的內亂。皇族的後裔增加得以至無法節制，一向是鞏固的政治的障礙。皇族平、源二大戶往往是相間得勢，二者總不能兩立而保持和平。由這種緊張的狀態便演成此後多年的擾攘。但並非是所有的天皇受著藤原氏的擺弄，而無一反抗的。西元七七四年，光仁天皇對某某等大官無恥的行為太憤急了，就把他們處了死刑。這種舉動大得國人的同情，於是國人定天皇的生日為國節，留下了一種至今仍在遵守的習俗。這節名為「天長節」，是紀念光仁天皇之生辰的。 奈良時代另一種異常的狀態，即是中央政府總感著收束土著的困難。中央政府把收撫土著的重任交給了省區的長官，這種辦法只是使中央威信掃地，驅使著這些長官去做土著的榨取者。在這種工作上，宗教顯然未露了何等的頭腳。寺院和部酋們一樣，也是儘量地侵奪田地：寺田是不納稅的。當時幾乎有一半國家的稅收要消費在寺院以及寺院的儀式上面，所費之巨以致國帑耗竭。從另一方面看，此時佛教對於工業（特別是建築、陶器，以及雕刻的藝術）仍是有相當的供獻。只是在首府的地方才談得到教育，而這卻是為官家子弟預備的。所謂文明實際上不過是有爵有位有錢人的東西。 陸續著克服了土著之後，領土日漸擴張，主要島嶼上的大路逐漸達於四方，譬如從首都北去的中仙道，即是一個例證。中國的二輪車，在早只有皇室有權來用，此時有力買車的人都可以用了。農業也大有了進步，種中國穀類的很是不少，上等的莊稼如大麥、黍、豆之屬也成了一般人的食品。對耕地增加給予獎勵，足見國家對此事之掛心。但人們缺乏先見之明，運輸又不便利，於是一遇凶荒到來，人口常是要減去了好多。市場（和中國相仿）是設在首府的。西元前四世紀以來中國所用的貨幣，至奈良時代始通行於日本，這大抵是少有貴重的金屬的原故。寺鐘和其他祭祀時所用的家具消耗去大量的金屬，使其供給愈發減少。黃銅錢大約是最早交易的媒介物，它是用來替代米和織物的。當時的錢為圓形，中有方孔，以便繫於繩串。但金屬錢之應用許久是限於貴族的階級，後來平民在旅行的時節也用了，原故是帶著錢比帶著食物要便當得多。採礦在此時方才開始。 奈良時代最鮮明的文明圖畫，可以從當時的文學作品裡找到，此種文學之存在乃是——以往的思想和活動曾有長期的活躍之左證。前邊已經說過，《古事記》與《日本紀》（都是奈良時代所編）裡面有些日本史前期之紀事的。但這兩部書對於研究奈良時代卻是更可靠的權威，因為那是敘述當時的事。還有一部共藏三百首詩的《萬葉集》，也可用來解釋當時和以前幾百年的狀況。此種文學作品告訴我們，因為有佛教之倡導，才使得日本民族的頭腦有了想像、理解，並稍然對於人之生存有了一種理性的態度。但大體說來，此種文學既非近於哲學、教訓，亦不近於政治，卻極空幻偏於內省，論抽象而非實有的事物，和亞細亞的文學差不多是一致的。散文實無足觀，比較好的都是學法中國文學的風格；詩歌要算好一些，不過大多是一種感情的描寫，與極平淡的個人的描寫，稱不起一種深奧的抒情詩。日本最初的文學作品，大都描寫愛的私情、家庭的生活、孤寂和悲挽的情緒，哀嘆人生之無常，啟發這種文學的宗教之悲觀也由此顯露，不過並未失了大和民族的真精神，大和民族是傾心於自然界表面的秀美與靈感的。有很多的例證，表示人們和四季種種自然的現象是有密切的認識，如描寫流水的音曲，高山上的積雪，飄動的海藻，鳥的歌唱，蟲聲，蛙鳴，秋鹿的哀嚎，秋楓的紅顏，月光花景之類。日本初期的文學有一種可愛的現象，那就是沒有敘述戰爭的詩，也沒有任何戰事的形影，原故是作者不得意那些事。想像力之薄弱是很明顯的，視抽象的美德為人的事也沒有：總之，歐洲詩歌中的抒情與秀麗仍一點也沒有。 由其被動的人生觀看來，奈良時代的文明實是東方的文明。一切的事都非人所能為力，事實就在那裡，如果誰不喜歡，那是「沒有法子」。這種態度定是受了佛教的影響；在早大和民族的頭腦（和他們所拜的神一樣）是發動而不是忍受，是相信神和人都是能有所作為的。創造大和以及大和民族是件很大的事，然而是辦到了。新的宗教似是把此種氣稟拋卻，加上一種「毫不顧慮，『業』是不可逃脫」的精神。這或許是使佛教和藤原氏任其所以的意思。不過我們須承認，考察奈良時代的文學，可知當時文明的程度是與彼時歐洲相差無幾。試問，英國以及近代的任何國家，在西元八世紀之末，在文學上有什麼供獻？換句話說，在知識的路途上（特別是文學和哲學）是可與希臘和羅馬相對照的。奈良時代的文學作品裡所表現的社會，和《皮爾斯農人》（Piers Plowman）時代的英國並沒有何等不同的地方：《萬葉集》里的詩有的描寫農人的貧困狀況和《皮爾斯農人》所敘述的正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