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明小史 · 第十章 近代的日本

（自西元一八六八年至一九二七年） 西元一八五四年後，日本不得已而與泰西諸國發生外交關係之際，她的文明高度有如那十二世紀的歐洲。社會是十分的嚴刻、不公平，殘暴地分成了在上和在下者，等級非常複雜，武力和習俗之上再沒有判別權力與階級關係的公理。因戰爭、瘟疫，以及災荒的頻繁不絕，日本在已過三百年間，人口僅僅增加了四百萬，此時共約三千三百萬。這些人都是在二百七十個諸侯統轄之下；諸侯是住在城堡里，過著極其奢華的生活，圍繞著他們的武士都是以他們主人的話做法律的。此時往往見到沒有頭的庸人的軀幹臥在路旁，用來試武士們劍的鋒利，這無非是為報復那不值當的侮慢。近代所謂權利、特權和自由，當時的平民是沒有的。公理是屬於強者的，監牢儼然是邪惡和痛苦不堪言狀的地獄。因為極小的罪過就被處死的囚犯的登記簿上，兇惡的慘刑每一天都可以見到。在上是權勢、尊榮、特權、奢侈和縱慾，在下是壓迫、窮困、疾病、凍餓，以及無數的漸然腐毀。想要把這種圖畫繪下來的人，須要參看此時期里可靠的史籍，或是詢之尚在人世的目擊者。這種嚴酷不平的軍事組織，在試探忽地臨到時，卻無能抵禦外來的進攻了。結果，日本即刻從她歷來重視已往而輕視現在的政策里，有了猛烈的覺醒。 日本在二百五十年消沉之後，因歷史研究之復興，國家主義之氣焰於是十分的醇厚起來，此時又受著西方文明驟然的衝擊，日本人即覺得有廢掉大將軍制，恢復天皇的權威，以及採納近代學識的亟需。很明顯的，反對儒家學理的神道學者，已經公然揭穿了大將軍制所代表的封建之僭取。泰西各國和日本開始有了商業的交往時，大將軍顯然是應付不了隨之而起的糾葛。分明太老朽不能勝任的政府已不能再苟延了下去。幾百年來陽明哲學總指示日本說，知只能由行表現出來；若論到行，幕府卻是不夠資格。 西元一八四九年，加里佛尼亞（California）發現金礦後，美洲太平洋沿岸驟然滿了陸地居民和許多的探海家。橫渡太平洋的二百七十八隻漁船上的水手，時或流落到日本的海岸，這些人或為逆風所吹，或為尋求食物和飲料，其中有的人受了殘忍的待遇，也有的遭了殺害。華盛頓政府決意制止此種情事，一八五三年派將軍培理（Commodore Perry）率領艦隊向日本進發，期望著衝破了日本的閉關政策，而得到相當的往來，至少是，想和日本締結一種保障美國人民的協約。著者覺得是十分的僥倖，親眼認識一位參與培理遠征的人員，因他而得以知道七十五年前日本文明的情況。如果讀者想要曉得培理遠征的詳情，那最好請看日本的史籍。我們所當述說的，乃是經了一年的延擱，大將軍就迫不得已，與美國締結了協約。不久別國也向日本要求了去同樣的特權，不數年間，日本境內的外國人增了許多。雖然當時在日本的外人不免要遇著危險，但這些人到了日本後，卻十分地阻礙了後日國際關係之進展。 西元一八五四年至一八六八年間，外人與日人屢有爭端，因為日本當局與泰西各國所結的條約深為一般人反對。大將軍（他實是處在惡劣的環境之下）做了那未得國人許可與嘉納，且是無可饒恕，私與外人締約的罪過，顯然是有傷帝國的主權，結果國人遂決意要把幕府剷除。日本朝野鼎沸，許多的外人和本國人都被害身死，大將軍手下的國務大臣井伊掃部頭也是其中的一位犧牲者。這時，日本仍是缺乏國際的觀念，重視權利而少顧及義務，所以國際關係是談不到的。日本還不曉得，有時權利可以為正義而犧牲，而義務卻無論任何人或國家隨時都當尊奉的。此種權利可為大家的幸福而犧牲的觀念，在東方文明里是很新奇的事。日本社會裡從來沒有——權利是有時要撇棄的觀念，原故是有權利的人都是有武力作後盾。然而在國際信義重擔之下，日本始曉得光看到權利的國家（和個人一樣），必以權利為本，但真的文明總是以服役和義務為中心；所以國家如期望前進，只有權利和義務並重之一途。 大將軍德川慶喜採取了無抵抗的政策，顯出一種武士的氣概，突然辭職下野，並將他的職權和田產呈到西京天皇的面前。繼而全國二百七十位藩王也隨之隱退；此種由一種封建的政體轉變為中央集權的驚人的過程，人們稱之為「無血革命」。但事實上並不像一般人所想那般的容易，讀者如欲知其原委，還是請看日本的史籍。原來是殺了外國人，惹得外國海軍炮擊日本海口，迫著日本交出巨額的賠款，大將軍見勢不得已而引退的。日本這是曉得外國人剷除不了，沒有法子只得忍受，先把權利的臉面放在一旁。一八六七年大將軍辭職後，勤王與平民，天皇與大將軍的事端仍是不見終結；德川系的藩王不是十分容易甘願把幾百年來所享受的家族聲望和特權拋棄了的，他們以為大將軍乃是被迫才把他的權位拋給他的世仇，三大強悍部族（薩摩、長州、土佐）的手中，他的藩王也是受了同樣的屈辱與損失。實在的，幾百年受制於德川的南部聯盟，此時都起來做天皇的應援，勸使著天皇在新政府下把北部的實權解除。皇宮的會津護衛換了南部的人時，衝突即開始。羞惱成怒的護衛攻擊薩摩人，南北戰爭從此起來。伏見一戰，皇家軍擊敗了大將軍的隊伍，雙方死傷無數，受傷者都慘遭截首。英領館軍醫維理思（Willis）為規誡此種非人道的行為起見，曾自動地醫救傷者，在日本文明史上留下了一種不可磨滅的印跡。這類慘無人道的事以後從未再演。此種戰爭雖解決了日本的政體問題，卻未能幹息了她的排外運動。最初，保皇派的勝利似乎是不僅可以取消了大將軍制，就是外人和條約也有擯棄的趨勢。 結果日本有兩大政黨之產生：鎖國派主排外，回到閉關自守的政策；開國派主持履行條約，與外國通商交往。排外與聯外的吶喊一時甚囂塵上。更有「復古」的呼聲，力主回到未有大將軍時的局面，反對澈底的改革以及政治與國家完全近代化的「維新」政策。在這些各趨極端的吵嚷中找一條安全的路，實在是新時代的難題。怎樣使沒有相當經歷的人們，在一種老朽的傳統之上建起一個全新的政府來，乃是一個極費思索的問題。直至此際，日本的政情一向和墨羅溫朝（Merovingian）治下的法國沒有何等的異樣，名義上法國墨羅溫朝的統治者雖握有政權，實在是宮廷裡面的人員把持著一切。互相猜忌爭吵且強有力的藩王，過著非常闊綽的生活，絕對不願捨棄他們安逸的境遇。不料竟然有這類的事發生了，不僅二百七十位藩王放棄了他們的特權和田產，就是數在二百萬之上的武士們也情願丟掉他們的勢位，這真可以說是歷史上一個最顯明的愛國例證了。 此次日本恢復中央政府的大變動，若沒有口操英語的國家與以相當的救應，絕對不會若是的順利。美國使日本與外國有了來往，英國於恢復日本中央政府，掃除封建勢力，以及商工業與教育之近代化上，也給了她不少的幫忙。在日本守舊和維新二派，都想要藉助於外人的時節，這種外國的態度是十分的危險，真測不透結果要鹿死誰手。某泰西國家甚至想要調大軍來幫同恢復大將軍的勢力，不料德川系的藩王並未接受這種外來的武力的應援。英使哈利帕克斯（Sir Harry Parkes）和美使坦增德赫黎斯（Townsend Harris）等的指導，對於日本維新政府之設立與近代知識之採納，其價值有不可忽視的地方。千百年來，日本文明的靠山不出中國、印度，和亞細亞的範圍，與英國人之文明之依賴條頓人、佛蘭克人，以及古典文明正同。人類的兩大文明此刻是在日本遇到了一起，形成了另一種文明，我們希望這文明是含有二者的優點，而沒有二者的劣點，雖然這種希望不免有過於理想的地方。 日本由封建制度疾馳到近代文明，其原因並非奧秘不可解，想讀者亦必早已瞭然。十六和十七兩世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傳教士、商賈，以及十八世紀的荷人和英人，所給與二百年間閉關自守的日本的影響，是不該完全忽視了的。區區出島荷人殖民地，一向是日本人輸入歐西學術的孔道，日本總有許多的學者學習荷語，讀各學科的書籍，特別是關於宗教和醫學的。宗教書籍雖是在被禁之列，但免不了還有研究的人。科學知識自然是極占勢力。有些學者甚至因研究近代的學術而慘遭死刑。西方人在日本的勢力所給與日本當權者的印象，只是激起了他們對歐西國家的懷疑，使他們既不歡迎西方的宗教，更厭棄西方的文明。但在外力壓迫之下，日本很僥倖的有些前驅者出來，看破日本想要在近代舞台上占一個相當的位置，非先近代化不可。最後不止得到年青的天皇之同意，頒布敕令，制定國憲，組織國會和代議士的政府，他更明令全國各機關各組織，都須要本著近代的原則來改組，陸軍、海軍，一切公共的機關、教育、實業、商業等在改革之列。此外，並在各種事業上，都聘海外專家來教導近代的學識。 在最近的五十年，日本文明顯著的復興里，英語成了不可少的媒介，不但書籍和刊物是如此，甚至教授們也用英語講述。此時英語已成了東方商業和外交上不可少的工具，在日語和日本文化上也有明顯的影響。在許多國立的高級學校里，英語是必修課，幾乎所有的政府以及社會服務、教育、實業、商業、專門職業的高級人員都操英語。英國文學在近代日本文學上的影響也容易找到了證據，給了日本國語的影響也不在少處。 一八六八年革命以後，政府既決意遷到實際上已是多年政治中心的江戶，改稱為東京。因為日本根本就不適於代議士的政府，所以須費一些時間來預備帝國的憲法，使平民漸漸地負起選舉的責任。這時，日本是在分部政治（Bureaucracy）之下。西元一八九〇年始召集第一次國會，自此以後，日本就沒有從分部政治解脫了出來。新的帝國憲法完全是模仿普魯士的，行政機關握有最大的權勢。新憲法的最大的成就，即是堅固了歷來一般人腦海中的政府和直接與政府有關者的權利。既然皇室總不會有虐待或壓制平民的罪，所以那方面不必有任何的保障，人民的權利和義務卻都載在法典上。日本的憲法與眾不同，它是一個神聖的盟約，神聖君王的賜與，和借摩西的口將耶和華的誡命宣布給以色列人是一樣的。足見這憲法雖具有新的面目，在精神與實施上依舊是封建的，薩摩、長州、土佐、肥前等南方的部族代德川氏得勢後，專制的色彩確乎是減少了許多，但這種改變仍不能算做近代的代議士政府之實現。剷除南方部族的勢力很要費些周折，即或是剷除了，再來的也許是更壞更複雜的黨派。在法律和制度的陰影中，個人或部族的野心與傳統之爭執，是日本最老的一種把戲，在這簡短的敘述里隨處都可以找到。社會的人格最好是和各種制度同化，個人和全體合作；不過表面與事實往往不能並作一談。日本帝國的人口約八千四百萬，其中有七千萬住在本土：這七千萬中只有一千二百萬有選舉權。日本的政黨操縱選舉是往往有弊病的。部族的勢力依舊是不會減掉，分部政治的氣焰更是異常的高。分部政治的領袖雖是承認平民的意見，而能來詮釋這些意見的卻只有他們自己。人民的自由和權利比從前是加添了，處分也比較著公平了許多。 革命領袖純正的目標是不破壞舊有的文明，他們這一點是可稱讚的。於是天皇在憲法裡是國家行政和立法機關的總魁，有絕對的否決權。天皇可以直接定一種法令，而不必得到議會的許可，更有全權來直轄軍民的長官。從來「元老」（告老或退職的政界名流）對於天皇總有所諫議，而這些人卻是逐漸的減少，勢力日孤；如果天皇對現內閣表示不滿，他就可以交到樞密院去料理。因為實利的關係，日本在形式上堅決地要採用近代政體以及近代文明，而缺乏近代的精神。好皮毛的壞處是顯而易見的。我們雖然不敢深信，從傳統里卻看得出，稱神之化身的天皇管理國家的一切，日本依舊是一個神權的國家。很不容易辨別何者是宗教，又何者是愛國主義，神道在名義上並非是宗教，而是使國人相信人生的禍福為神所賜的一種愛國主義。鼓動非神的人即是造禍與國家。雖然日本諸神似乎是告訴日人不必用宗教和道德的經典，但從歷史上看，宗教仍是一國文明演進的基礎。否認神道為宗教，神道徒卻依然祈禱、獻祭，那怎能講得通呢。此種態度之產生，或許是由於人們感覺著愛國主義的範圍太狹窄，而宗教該是普遍的。神道不能算做宗教，因為從來未能廣播於世界。這是無可懷疑的定論；不過日本若不以神道為一種宗教，她就是根本沒有宗教了。若以比較宗教學做標準，我們也可說神道是一種宗教；但它若是一種缺乏普遍性的宗教，如何能適應近代國家的急需呢？十三世紀日本佛教改革家日蓮——日本的路得高丁——曾經主張世界各國都遵守一種道德律，但他是受了梟首之刑。 果真日本文明中的宗教與國家主義很難分辨，日本的社會與國家更是含渾不清，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簡直是沒有分別。自然，世界各國的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都有深切關係，但它們的職能卻乎是不同的。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差不多是自動的，但個人與國家則否。西方文明中，各種組織里都有道德的意義，即國家也是一個道德的形體。緣故是一國之進步，仰賴人民的品格有重於呆板的文明。日本此後仍須在這方面多加注意。人民之不滿意現代的道德標準已有明證，特別是對於國家的教育制度，完全是俗化的，宗教是絲毫提不到。日本想把道德建在物質的基礎上，其失敗並不亞於別國。這與神權的信仰也是不相符合。此種渾亂的確是歷來道德和宗教離棄的表現。在已往，人們以為宗教不過是避免神之處罰的一種應付的方策，與人類道德的進步是無關的，有時淫亂也富有宗教性。處在政治、社會，以及實業的難題中，日本始感覺著道德的需要，於是不獨要提倡自家的道德，就是基督教的倫理也放在學校課目之中。 近代的日本社會裡，已往門第的權勢正急於屈服在工商業和航業所造成的新專制之下。許久被上級人踐踏著的日本的下級人民，此時在實業主人操縱之下，還比不上那般諸侯之可親。資本的封建制度比階級和門第的封建制度更為殘暴。在新的日本社會裡，金錢的勢力比在舊日武士社會的日本要大得多，前者是使人輕視金錢，後者乃是為它而生存。這即是西方文明傳入後的主要的變態。我們很容易斷定，路徑一經指明，全日本在政治、工商業以及道德上，都是要步著西方的後塵。牛頓先生開闢了數學的門徑，真能比得上牛頓的人固然是很少，但別人不也可以試走他的路徑嗎？日本不久便把西方所授的政治和機械的機謀學會，但未能得到造就與維護產生這些機謀的人才之秘訣。她應該曉得，一切的組織都須以道德的理想為基礎，組織比理想更容易求得。取得機械是一件事，能否把它運用到適當處斷然又是一件事。 在化學、物理學、微菌學、醫學、機械學、地震學、海上建築學，以及一般的藝術上，雖然創造和發明是很少的，她的成就卻是不少。日本人心理的特殊傾向，是偏重動作而少有思索。日本很有組織的能力，他們自然的團結往往比加以理解更要澈底，在戰時與平時這的確是他們的長處。不過財富用途之定奪，仍然多以習俗和傳統為根據，而少含有道德的意義。刺客往往以當權的富豪為他的目的物。自日本和西方的文明接觸以後，她是利害並沾的，和她初與中國接觸時正同。但她若與西方抗衡，她卻有占便宜的地方，因為健全猛進的低級文明，總比疲勞力盡的高級文明多有發展的餘地。匈人和羅馬人相較，匈人是野蠻的民族，但最後的勝利卻操在匈人的手中。西方對於東方的「不憂慮」態度，必有猛烈覺醒之一日。光有高大的理想和承繼下來的財富與文化，還是不夠用，智慧也是必須的。歷史指示我們，善的耐力可用進步的速度來規定，論及智慧則否。此一世代的子孫，常比那些名人的子孫更要聰明。果真西方人以為東方完全在模仿西方時，他們即是忘卻了大多數富有發展力的人民，在模仿上所費的時間比在發明上所費的時間要大。在一種事業上，學生往往勝過他的授業師。欲求一種完滿的結果，運用方法的精神比方法本身更是切要。如果西方總在耗費科學和財富，藉以謀求新的開拓和破壞武器之發明，關於宗教只偏重儀式和偽作的罪惡，而擲真理和社會的改進於不顧，東方以智力和道德為工具，竭力向前掙扎，必有勝過西方之一日，並且避免了（僅有不觸發那造成罪惡的動力之）處罰。 曉得日本文明之興起和進展的過程，即知日本諸神只是與那些不畏艱難困苦以求救的人表同情的。在體格、物質、思想，以及社會的演進中，顯然總潛伏著人所特有的倫理的動力，與野蠻的情勢相對峙，與阻攔文明有機的自然律爭衡。社會分子益能服從這種高尚的動力，社會的進步才愈有把握；任何文明強弱的程度，都是和這種高尚的精神能否實現於社會成比例的。歷史每章的記錄，都是以文明的領袖和人格為主。一個有如日本那般崇拜英雄的國家，絕不至忽視了偉大的領袖之需要。思想的前驅者從早就是國人所渴望的。可怕的是日本未認清真正偉大的質素，而被差謬的領袖引入了迷途。請問日本最偉大大人物能否做眾人奴僕呢？ 日本和其他的國家比，她的前途或許少有沉溺在幼稚的民治政體之危機，比柏拉圖、喀萊爾（Carlyle）更主張賢人政治，因為中國在無意中給了她一種教訓：單純民治的結局，即是公產和靜止的狀態。富有才幹的領袖，不但是政治和理財以及實業的舞台上所不可少，對於一國的道德和社會之培養更是急需。在一種窮困壓迫著人重視物質而忽視道德價值的文明里，國家是不容易支配多數人所揀選的領袖的。日本應該借重金錢與教育來造就偉大的人格，引導國家走向平安之路。在這方面，基督教的影響比任何的宗教都要大。與聖保羅所說很有相似之點，「那力量」是主宰的神所賜，也當以待神的至誠看待它。這種透澈的原理只使得那屬神的力量更為莊嚴。 此時，日本大多數的人仍從事農耕，相信他們的主人是神的化身，習以為常地馴服在封建的統轄之下。這種情形雖是漸漸地與時有所變更，但實際上仍是流行著。在新的政府之下，日本從奴隸和極不公平的境遇里解脫出來，與五十年前的日本相對照，簡直是向著安樂園走了去，與西方的文明相較，紊亂的事也並不多。平民的暴動是少見了，有之，也是淺浮而限於一方。罷工雖是非法的，實業上的糾葛往往要引起暴動和大亂來，不過舍了在萬不得已的情勢下是沒有的。日本實業界罷工的事件之增多，乃是受了西方的影響，日本資本家榨取工人之血汗，其嚴酷實為西方所未有；暴動的結果常是生命和財產的損失。但大多數的人始終是崇信他們的主人，全官界與資本主義的勢力範圍里，充滿了孝敬的精神。因為不重視個人的尊嚴，普通的工人都俯首聽從他們的管理者，受著人類不堪忍受的待遇。教育之進步和實業之近代化，逐漸地使日本人的頭腦有了改換。但此時日本實業之膨脹，勞動人口之增多，城市裡也有了貧民窟，究竟日本文明能否有一些的進境，還是要看她的領袖如何。 工業革命的一種驚人的現象，即是人工和機械的製造品驟然地代替了愛美的創作，這是藝術，也許是文明前途的障礙。美術家的研究室受了工廠的威嚇而失勢，大批的貨物奪了手工作品的機會。普通的日本人和中國人有些不同，生來是藝術家而非工匠；即是作許多同樣的物品，他也在所不顧的。日本人心理的顛倒現象，沒有比使藝術家變為模仿者更顯著的了。從前富有藝術天資的匠人為他的主人做東西，主人不問時間之多寡，只要匠人能替他做出美麗或有用的東西來，就沒有問題。彼時的藝術家不必為生計掛慮。但此時藝術家和匠人都須要為生活奔忙，並非是為藝術而藝術了。因為注意那無數的可售品之製造，他於是缺乏那須要專心和創造力的工作之領悟。手製品不止是本身有它的價值，它的價值更能使作者理會到人生的意義。在此點，日本國民性所受到的苦痛，比那天然趨向實業，缺乏審美的西方更要大，雖然西方文明上的損失顯然也是有的。 我們曉得，物質的超越不一定就使工人和文明成了唯物的。由成造物品之目的，始能評斷組成社會的個人的品格。許多的東方人以為西方文明根本是唯物的，其實西方的財富用在慈善事業上的，比東方還要多。東方人的生活可以輕輕度過，比西方人更能調和動作與審思，但東方人像是勝不過奇窮的迫壓，這或許是道德和知識的貧乏所致。慣性的忍耐是無益而徒然的，人們萬不可錯疑了聰明和伶俐的動作之必要，這乃是進步的基礎。若用一種似是而非的普通的比喻來講，東方的宗教會阻礙了它文明的進展，留下了好戰而貪婪的貪望。 天皇的威權恢復以後，日本處在尊長主義之下，文明之進展是十分的不自然。給老舊的外來文化敷上一種新的文明，自然是一件偉大的工作；日本如此作去而得到成功，這的確是可讚美的。若這種成就含蓄著東方文明的真旨，那誠然是奇蹟了。 日本常以從未為一敵國所克服而自豪。但由和平得到的勝利，並不下於武力戰勝的光榮。最可能的和平的大勝利，即是高級文明戰勝低級文明。日本由此種勝利曾得到莫大的裨益。幾世紀以前，日本如何屈服在支那文明和佛教的薰陶之下，她此時是同樣地屈服在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義之下。日本酌量著採納西方的文明和理想而不勉強，這的確是她機靈的地方。日本處於東西兩大文明交流之點，她是調和東西文明的第一個國家。日本領袖們已在那裡宣告著，說他們的國家負有一種人類的使命，是人類的調和者。但她至今未能使世界各國的神明得到相互的了解，連本土的諸神也並非一致；諸宗教互相咒罵的事仍未曾止憩。包括天地人的奧秘之真實的「國體」原則，在一般人的腦海里卻是很有力的。日本正急於求著諸文明結合日之臨到，因為她果然得到了諸文明的結晶，她始能代表世界文明的特質與傾向。種族和國家，對於真理總須要有他們自家的表現，但真理本身一定比任何的國家和種族更為廣大。 職是之故，日本文明中新和舊的衝突，常是十分的激烈驚人，這種衝突是否總是錯誤和真實的鬥爭，的確是一個關切的問題。如何保護神道，使它不受近代科學世界的攻擊，實在是一件精密而艱難的工作。差不多日本總有幾位迦流（Galileo）出世，雖然日本仍須受較五十年前輕些的危難。不過，為擁護科學真理的有名學者總不免受著惡劣的待遇，他們的作品總在被焚毀的危難中時，文明永遠不會得到自然的進展。當局者相信必須用教育來約束國民的思想，這本不算錯誤：學校是一切國家和文明的基礎。而日本的教育則純粹是束縛在國家主義之下，所有與此相反的思想都是有危險毒惡的嫌疑，都是要受相當的處罰。對於抑制危險的思想之設備是很完全的。過激主義、共產主義，以及社會主義，都在嚴禁之列。國家主義派以為不可靠的思想，一經查出必不輕饒。細心研究當局和人民間的許多衝突，即知究竟何者是有害國家是毫無定憑的。譬如毒劑對於肉體之治療，並非是沒有用處，它也是可以治療政治、思想，以及道德的病症，只看用的適當與否而已。日本一向是以能否增進國家的福利為評判思想之準則。理想雖是很好，實際上卻並非總是如此。 現今日本人幾乎都相信，現在的文明顯然是在前進著。在一方面，物質、思想、道德，無拘是個人的或是大眾的，都有顯明的進步的證據。雖然未能把近代文明的精髓都實用到適當處，確乎是採納了；貧困是唯一的障礙。到處都講科學，但科學的態度則因國家主義的趨向而有異；實用科學往往是專為會運用科學的人而設。此時日本的政治、法律、教育、藝術、實業、宗教，以及一般的知識，都有了相當的進步。對於衛生、安全、快樂和福利，人們都是負有責任的。通常的文明生活之特權，此時已為一般人所反對。這並非是說，日本能利用自然力和人造的幸福來謀資產階級和平民共同利益的意思。為大家的福利而約束個人，仍是前進路上的主要特點。那是屬於道德的問題，多是與人們的心愿有關的。如何使人不自私地運用他的天資和機緣，為社會全體謀利害，實在是一種急待解決的問題。 日本的女人，較其他亞洲國家的婦女的解放程度為高，這不獨是新文明一種極有起色的現象，也是新文明最要之果。任何時代文明之進步，都可從當時給與女人的地位得到可靠的核計。一國中的女性的品格乃是其國文明的索引。做妻子和母親的女人的道德是種族道德的總收穫。由男性的權利和女性的禁條看來，社會仍當說是下級的，幼稚的。日本正在急於離開強迫的婚姻，與不嫁二夫的時節。而妓女仍是些妖冶的女性美的標誌，妓女為美的王后，往往請來做公共宴會的點綴，有時更用以導領地方或宗教的儀式。近幾年來，各處都厭惡女性的賣淫，賣淫是已往日本文明的障礙。大體說來，現今日本婦女所有的權利和西方婦女所有的差不多：她有財產繼承權，是家庭的主人，可以請求離婚，且可參加政治的集會。但她們的選舉權仍是很難提到。她們是當然的反對政府特許賣淫運動的領袖，日本人每年為這宗事要花無數的錢，同時國庫卻抽得一大筆捐款。 日本和別國一樣，應當曉得將來的希望在能否融合文明的美點，造成人類進化必要的高尚的道德原則之形體。如果進步需要是道德的，必有增加人生的尊嚴的表現。這才是建造文明的真精神呢。真能存在的文明，是以一切補助或提高人類生活的為善，所有毀壞和阻礙人類生活的為惡的文明。論及此點，日本和別的國家相同，也是有求於基督教的文明。日本現有的七十萬基督教徒已影響了其他國人的道德觀念，看他們現實勢力之增加，將來必逐漸成為改善社會道德的有力分子。在一切慈善事業上，他們總是做領袖的，學法他們此種行為的已大有人在。教會對於將來日本文明的改革上，定然要有西元六世紀後佛教給與她那般大的影響。但這需要等候兩三代的功夫；須要經過幾世紀的忍耐始有希望和果實，絕對不可貪圖暫時的利益而犧牲了真正的目標。 因為有基督教的活躍做刺激，佛教也盡力模仿基督教徒的熱心和宣傳，採用唱詩、講經、問答的教授法，以及青年會來收攏新青年，不再講那些樂善好施以蒙神保佑的道理了。他們認釋迦為救主，信他的名字始能得救。日本國的宗教逐漸浸染了各宗教的氣派，以真理，提高人生，使人勝過一切的罪惡，特別是打破人類障礙為目標的，都在廣包眾羅之列。人類行為的刺激即是一切法律、規令、和平與進化的基礎，因為文明就是社會的人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