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明小史 · 第四章 法律、倫理、宗教

（自西元四〇〇年至六〇〇年） 西元後最初的數百年間，大和民族社會及內政之演進是極其遲緩不平。要知道非各分離的省區（或采邑），在法律、倫理、宗教路線上有秩序地進展，文明才會有進步的。現今日本生活上的許多東西，那時還是沒有。果真國家是人類道德願望的產物，方有了信史的大和民族尚遠在柏拉圖「美德生活的組合」理想之外呢。比較地和海格爾心目中的條頓國家之概念更為相似，海格爾以條頓國家是一受命的個人願望之表現——除非是大和民族總感到受命的個人過多之苦。初民的弱點，乃是不會把他的部族組成一富有結合性與耐久性的國家。到了十三世紀，日本始有了這種結合。 羅馬人、撒克遜人、丹人以及諾曼人連續地侵入，反使英國人逐漸結合，法紀秩序逐漸穩定；但不同的異族之侵入卻阻礙了大和民族的結合。由全然自衛的部落而並為部族，而形成大家族，從早家族即成了社會的單位；因家族才把隸屬同一部酋，崇拜同一部族之神的各個人團結起來。家族是宗教的契約，並不為血統所系。家族首領起初多決於戰時之豪勇，社會中的門第思想也即在此際發生。此時期大和社會裡的三優越階級依舊是「皇別」——皇族及其後裔，「神別」——與皇族同時到大和去的人的子孫，「蕃別」為異族之大家，都是顯貴的高麗人和漢人。大和民族有一種多妻癖，所以大家族的後裔繁衍得極速，到了一時無法約束，於是家族之爭起，不顧一切法律與威權，常演出無政府的情況。以次握有政權的家族，如宿禰氏、曾我氏、鐮足氏、平氏、源氏，和義大利的伊密力亞族（Aemilia）與科黎亞族（Coelia）差不多，只於他們的來歷不都是荒誕而已。大和社會裡，家族的主要區分在禮拜不同的祖先，不過這些被禮拜的祖先有時卻彼此有血統的關係。部酋所在愈離著中央政府遠，他愈發顯出一種剛愎自用的性癖來，這也是一種普通的現象。九州有勢力的部酋，有的和英格蘭與蘇格蘭半獨立的諾曼諸侯很有相像之點。這些南部酋長已如前述，他們總有這種堅決的趨勢——想勾結高麗王國脫離大和政府而獨立；我們考察他們誇張的墓冢，曉得他們更有假裝盡忠的情事，在《日本紀》西元後五八三年里也有此種的記載。不過我們還是要相信，各個部族團體都是文明演進的胎核，同時這種社會的單位更賦與部酋們以類似權柄的東西，用以繩制無名的群眾。 考察日本文明之興起進展，顯然可以知道，最初部落較中央政府出力為大。社會最早的有機體——家族，不但是社會的單位，即社會以及國家組織所依據的諸原則亦莫不由家族而來，古希臘就是如此的。保存家族可說是社會以及宗教的一種緊要的義務；這是人們對國家、對部族，以及對故去的人的應盡的本分。當時每家族必有一男繼承人為其長。人們相信生者的禍福要視他們對死者的虔誠而定。既只是男子有承繼族長的權利，於是在社會上和信仰上男孩比女孩的地位一向是要優越的。此種古代大和社會顯著的現象，至今仍未全然的消失。一般人以為婦女在世之主要的功用，是產育兒童與供男人的享樂。一遇兒童太多，培養不及，女孩子總在被遺棄之列。但天照御神是日本開國之母，所以人們總以婦人責在傳達家庭生活之聖炎而為先祖贖罪的。她並代表她的丈夫每日在先祖祀台前祭拜。婦人總是稀少，這是一遇貧困而遺棄女孩子的結果；人們都以為男孩子是有為的戰士和家族的庇護者而愛戴男孩。為搶奪婦女而寇鄰部的情事並不算稀奇。繼而部族之間更有買賣婦女的事，這有時是為改善部族的血種而為的。當時結婚的儀式是不必須，感情或愛戀的表現也是少有的。尊敬和欽仰都是家族的事，與個人沒有關聯。無情和無味的犧牲，以及殘暴的情事是極其普遍；強者欺凌弱者並不算十分的稀奇，慈悲和仁愛反覺得異樣，而這卻並非多見。以此種情況而論，大和社會絕不會落在當時歐洲的社會之後。我們更應當留意，這時人們逐漸覺得在戰時人比獸更為有用，獻祭時遂用獸以代人；用人做祭物是古代大和宗教的一種特色。繼而又覺得獸可以用做食物，或使之作勞工，於是又不用獸來獻祭，而拿一種象徵來替代。文明史里隨處都可以見到，人為便利起見，會用象徵替代一切神的實體。日本社會裡隨處以名義代實體的現象，算是達到極精煉的地步了。 果真文明是脫胎於家族生活，那定是受外力的督促；在遷徙到日本去（或是侵襲日本）的民族當中，文化較高的人的頭腦里，定然有些平民生活的常識。未開化的部落，可因他們天生來的好群性，血統的關聯，或偶然地接近而結合起來，但野蠻人的結合與融合卻不會有文明的產物。文明社會和野蠻社會的區別，由理智和道德進步的方式可得而知；野蠻社會不但沒有緊切的結合，社會意志散漫，更無所謂謀求共同發展的共同目標。我們曉得，這時大和民族確已從野蠻的領域裡解脫出來，但走得並不很遠。有些情形使我們相信，大和民族的文明大體是承繼外人的。 部族（氏）之長稱「氏守」，統治一部族並料理該部族的財產；他統轄部族中的一切家族以及附屬部族的酋長。遇有爭端，小家族應理是要向大家族商酌的，教令都是出於部酋一人之手。小的家族有派定的職業，如玉匠、船匠、木匠、鐵匠、農夫等。為特殊的差役，天皇可任意創置新的家族。屬於「從人」階級的人起初並不在部族之列，他們大多是苦工和農奴——雖則在後日打仗的時候得顯神手，建起了所謂「武士」的階級。農奴和奴隸都是附屬於某家族的。從大陸去的優秀分子，直轄於一異族的部酋。養奴為此時大和民族社會裡顯著的制度。起初奴隸都是戰時的俘虜，或因某種罪過判罰的人民；一遇存留某人較置之於死地更為有利時，即不把罪犯處死而判流為奴。這種判罰是最利害而對高等罪犯最通用的，罪犯者不只失卻了他家族中的地位，他的財產也是要被沒收的。不過，事實上多數的奴隸是戰時與土著一同招募，或掠奪高麗和中國沿海時裹了去的。有了奴隸制度，諸侯乃能不費分文耕植其田產之大半。一般人以為現今日本的「穢多」（社會中的下級人民）就是這種人的余裔。 大部酋的資產幾乎完全是土地和土地的產物，他們的土地和土地上勞力的奴隸大多是從征服土著得了來。大的家族常把他們的田地租與小的家族，徵收田產的百分之幾，然後酌量著送到朝廷一部分，余則儲為己有。宮廷和中央政府並非完全仰賴著諸侯交來的貢獻過活，皇家直轄的田產也是一大宗的稅收。但大地主的田產是奪來的，因而免納賦稅，他們租與佃戶的租價比皇家的田產當然要便宜多多。結果佃戶拋開了公家的田地而來租種部族的田地，宮廷和中央政府貧困得不了，以至不得不借利率過高的款子來苟且支持。繼而我們將要見到，國庫貧乏，賦稅集中於眾諸侯的財庫，中央權勢危殆，大權旁落於眾諸侯的手中。但一遇部族與部族有事，統治者在名義上仍是代表一切部族的；當時部族和部族交往，名義上也是承朝廷的意旨，雖則他們並不總是表示服從的。多年之後，大將軍即將天皇的特權把持過去。 西元五世紀，家族之權利與門第的大紛爭起，這是不可不留意的。很多的人由侵奪土著（有的甚且陵奪他大和本族）而崛起，未得到朝廷正式的承認即做了家族的領袖。中央政府為甄別冒充名位起見，特發布熱水審判令。此種辦法卻減少了無數名位的請求者。西元四六三年，某族全體約七十數都被處決，原因是他們在遊戲的時節，誤將天皇的肖像用於平常或一種失敬的儀式。在一切的肖像都是神的文明中，統治者自身的像也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現今還是如此。即在今日的日本，天皇的像仍不許印在郵票上，否則就要以大逆不道論罪。大和民族社會裡，無拘是官場抑是普通的社會，隨事都是先講門第；一切官職榮譽盡在朝廷的手中，而是由部酋們分配一切，如此直到了西元六世紀。不過，優越階級雖以群眾為動產，當時的平民絕不會比今日更馴順卑屈了多少，這由西元三一〇年的事變可以看出：因判罰罪犯為國家建造一隻長百英尺的船，從事漁業的人不服即起而作亂。傳說日本曾請去了高麗的船匠，這顯然是要改善海上的建築了。用已經截毀了的（高麗匠人所造，負有盛名的）船的船木做了一個笛子，據說這笛子發出（一種輕緲的音調），感動得連天皇都作了一首短詩，詩里描寫這笛的樂曲如夏日林風之隙隙。我們據此即可推得當時的一些理想。 舍了部酋過於孤樹一幟的現象外，此後王政只是國權和政治的中央形體了。有些理由使我們相信，君主的意志是出於家族或是出於部族的，第一位統治者乃是一個極強有力的部酋。統治權最初是獨裁的，繼而寡頭，最末即輪到族長，但在日本卻一向是專制的。很早和中國有了往來，大和民族就把中國的風習學去，每朝起一個年號（或有詩意的名稱），藉以表彰一代的精神，這種風習直存留到了今日。一九二六年裕仁天皇即位，起名為「昭和」，意思是「光輝的和平」。某天皇最所好的一種遊戲，是使人到樹上去，以便他用箭射擊他們；他那朝名為「反正」。所以從詩意上說並非常是太不盡情的。不過別的朝代都以仁厚著稱，於是也因以得名。 當時所謂「忠」是對部落或對部酋而言，並沒有為國為天皇的意思。起初天皇是由皇族揀選，而事實上總是他們的家屬。繼而王位變成了世襲的，末後又採取了長子繼承制。大和民族總相信天皇為神之降臨，與信哥德王帝為倭丁（Odin）之降臨，以及荷馬所提及的諸帝王為希臘神之降臨正同。於是國家（和現在是的）即為神權，在宗教之王的統治之下，他也就是國教的總魁了。人們相信他在職務上既和神有關，他也必是能藉助神的統治之威權的。羅馬人以為羅馬王帝有和神往來的特別權能，希臘王帝也有獻祭的職能。日本統治者自始即把持一切宗教、司法、立法，以及行政等權；但總有些牴觸的權勢，如部酋、貴族，以及後日的「大將軍」，都是獨裁的對頭。日本的君權卻較歐西的君權之曲撓性大——雖則朝代是屢次的更替，日本皇室至今還顯然比歐西任何專制政體的國家堅固得多。日本天皇不曾有過冠冕，因為他是神的直接降臨，所以他不曾受過身外任何宗教或職務之教令與權威的轄視。及至儒教和佛教的聲勢膨脹起來，此種神權原則遂受了重大的打擊，迫得國家的元首不得已而隱退，和握有實權的家族相較，幾乎降到了二等的地位。但我們要曉得，神道復興之後，固有的地位又重建起，統治者又恢復了他「天子」的一等地位，事實上名義上都是如此。 此時期大和民族道德的含蓄確極淡薄，和前一期的情形差不多。統治者公然是無上的了，雖則稍有些政治的組織，但一切的制度都是建立在強權之上，不是建立在法律和公理之上。殘暴、惡行，以及普通不近人情的事，依舊像從前那般地盛行。天皇藉謀害他們的同胞兄弟而奪得御座，統治者和顯貴大多流於酒色及多妻和娛樂之途。男人如果有能力，即可奪得他所要的女人。結婚是一點也不神聖，廉恥之心仍是不很發達；道德仍然是全根於習俗，而所謂習俗也總是那部族的習俗。天皇的妃嬪總生下好多的子嗣，顯貴的位子幾乎預備不來。有的皇子做了省長，於是他們建起皇族支派，以致常常牽制著國家統一的局面。據說某天皇有從七室所生的八十位子女。各省長每年照例是要獻一個處女到宮廷的。我們自然不能說，在上的人既如是的不道德，在下的人是要加厲的。在嗜好和習慣上，男人和他們所信奉的神差不了許多，因為神是人之想像的創造物哪。 國神（和國神的創造者與崇拜者一樣），起初是住在露天的，由青天之下的祭台接受禮拜和慣例的贖罪；及至崇拜神的人富力逐漸增加，願有一個更舒適的住所時，神也顯然嫉妒起來，也要住更為款式的廟宇，因他們也把遊牧的習慣放棄了。不過，日本諸神對光彩比不上歐西的廟宇總是滿意的。時間不住地前進，神也愈發近於人情了。某天皇以廢止「殉死」制聞名（殉死之風是將多少天皇的僕從，在天皇死去的時節和他活葬在一起的）；這位天皇說他自己忍受不住——被活埋在他先父陵寢的——犧牲者那般的悲號。然而一般人仍堅持著他們對惡神的凶毒勢力的信仰，以美女活活獻祭怒神，而討怒神喜悅的例子所在多有。鑄聖鍾時，常把活人投到鎔汁里，為的是求那鐘有好的音響。最近在東京地方刳開了些老的房基，發見了好些人的骨骸，這顯然是為求護衛房子而放在房下的犧牲者的遺骸無疑了。在這種文明里，天皇可做出極其卑怯的罪過，而得進行無阻。但與此並行的，極通人情的天皇之紀事也是有的；某天皇特別以荒旱之年，免收無力納稅人的租稅而得名。天皇舉止的重大意義，端在無意中創置下危險的先例，這些先例即做了後日無所顧忌的部酋的一種把柄，他們可說他們的行為並不比天皇的更糟多少。「忠」的原則一向是這般刻薄地固執著，刺殺了主人的僕從，要被唆使著僕從去做這種行為的人們治死，恐怕殺人的罪名會臨到唆使者的身上。 對於剷除競敵以及料理些殘忍的事，雄略天皇（生於西元四五七，死於四七九年）確是當日的查理第三，他更不是沒有亨利第三內治的才幹。但他遇著了一位女人，這位女人簡直是他的對手，對他毫不畏懼；她不但打退了他有為之心，並對他請求她入閨閣的提議給了以下的答覆：「你，我的主人，是太強暴，太好驟然的發怒，早晨看見你的人晚間即被殺掉，晚間看見你的人等不到清曉即被殺掉。現在，你的侍婢的容顏並不十分地美麗，她的頭腦也不十分地精明。如果她不願在語態上討好於陛下的心愿，陛下又有何法使她和他親近呢？」 舍太常以粗暴的行為對待婦女外，此時期婦女的地位，比儒教和佛教正在非難婦女的社會立腳點時，已經高好了許多。從一度率隊伐高麗的神功女皇起，婦女在各種事業上都占有優越的地位，這在日本史上總有千年的光景。不過婦人無拘怎樣總是要受不公平和殘暴之打擾，不公平和殘暴的事總是在初期社會裡呈現。上述邪惡的天皇某次因為一個女子誤愛了他人，就把她釘在樹上燒了；果真他看中某某的妻室，他是不惜把某某殺掉的。有一次在獵餐的時候，牡鹿蒸調得不合他的口味，他即將他的管家治死。此時更有許多簡直是說不得的逸樂。社會常受著險惡的「復仇」故事之危迫，同一家族的人遇有其家族的任一人受了損傷，都是有復仇的責任。孔家學說——為人子者絕不能和其父的仇敵並存，大和民族是欣然地承受下且嚴厲地實施了。而婦人報復的精神也並不亞於男人。雖有的廟裡是有童貞女，貞潔卻從未做了大和民族的理想。一切自然之力都奉之為神；陰莖崇拜幾乎流傳到最近。彼時的宗教和近世所謂道德毫不關切，宗教即是逃脫神之懲罰的詭計。道德尚未達到（以為是自己的義務，遂）無所為而為的程度。 日本與中國往來既多，西元五二二年佛教徒隨著也到了日本，緊跟著日本社會之華化迅速而顯著。雖則名義上日本依舊是一個神權的國家，但漸然就附之以漢民族的意義。佛教不易把國家置於宗教之上，更不能把統治者置於僧侶之上，但為通全起見，卻可以承認世間的統治者為天神之化身。統治者多注意罪愆之懲罰，而少注意美德之獎勵，他們所代表的神也是如此的。不拘新的宗教意義和神是如何的溫和，由他們的要求與所課之義務上看來，神依舊是可怕而刻薄的。這新的宗教也並未逃出那遮掩怒神的方策。神道只談今生，佛教更述及來世，並倡言今世與來世之神都在其統治之下。佛教初到日本之二百年間，總是受人們的反對（特別是舊教的信徒），但自採取了一種靈巧的妥協方策，承認日本固有的神為佛之化身，二者的裂痕因以復原，於是日本的萬神廟仍得存在。最初信奉佛教的大抵是上流社會的人，因當時是以信奉（曾蒙中國天子之嘉納的）宗教為榮的。及至日本天皇做了信徒，新宗教在日本的前途即有了保障。 佛教改變了日本文明的觀點，以人生如幻夢勸人，說善惡都是幻夢。因為是幻夢，所以人無論怎做是沒有關係的。除對在上者表示十二分的服從外，別的統不大緊。新宗教更使得日本史乘經過另一番的解釋，因其荒誕以及僧家的色彩之深，現今很難使人辨別何者為事實又何者是謊言了。一般人受了佛教的薰染，由政治和愛國轉移到神學和迷信方面去，由實踐轉到空虛的內省方面去，不為先知而為僧侶，甚至輕視社群的利益，重視宗教的妙法與虔誠，以期求得由「業」得到解脫。重心已移到另一世界裡去，這裡光是等待淪亡。終至家族和國家的關聯松解，社會組織分化成原來的質素而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