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哲學 · 第六章 功利派——墨家
快樂派之哲學，以為在此世界之上，吾人可不費事而即能得到快樂。此種見解，未免太為樂觀；其所以以悲觀終，正因其以樂觀始。功利派之哲學，雖亦以快樂為人生所應求，而但謂吾人應犧牲目前享受，以圖將來快樂。此派注重在求最大多數之最大快樂，及所以求之之道。
墨家之哲學，即為極端的功利主義。他以功利主義為根據，對於社會、國家、道德、宗教，皆有具體的計畫。功利主義之長處，他既發揮甚多；功利主義之短處，他亦暴露無餘。所以本書以墨家之哲學，為功利主義之代表。
在西洋哲學史中，與墨家哲學最相近者，為邊沁（Jeremy Bentham）及霍布士（Thomas Hobbes）。今於本章中隨時比較論之。
第一節 普通原理
邊沁云：
「天然」使人類為二種最上威權所統治；此二威權，即是快樂與苦痛。只此二威權，能指出人應做什麼，決定人將做什麼。功利哲學，即承認人類服從此二威權之事實，而以之為哲學之基礎。此哲學之目的，在以理性法律，維持幸福。［邊沁《道德立法原理導言》（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一頁］
墨家哲學正是如此主張。邊沁所謂快樂苦痛，墨家謂之利害，即可以致快樂苦痛者。《墨子·經上》云：
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惡也。
邊沁所謂理性，墨家謂之智。欲是盲目的，必須智之指導，方可趨將來之利而避將來之害。《墨子·經說上》云：
為，欲（斫也，本作，依孫詒讓校改）其指，智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之（本作文，依孫校改）也，無遺於其害也，而猶欲之，則罹之。是猶食脯也，騷之利害（孫雲，疑言臭之善惡），未可知也；欲而騷，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牆外之利害，未可知也，趨之而得刀（本作力，依孫校改），則弗趨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
智之功用，在於逆睹現在行為之結果。結果既已逆睹，智可引導吾人，以趨利避害，以舍目前之小利而避將來之大害，或以受目前之小害而趨將來之大利。此即所謂「權」。《大取篇》云：
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為是也，亦（本作非，依孫校改）非為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
於此可見快樂派與功利派之不同。依功利派，吾人所應取者，乃大利而非目前之利；所應避者，乃大害而非目前之害。
在未有國家刑政之時，既因是非標準之無定而大亂；故國家既立之後，天子之號令，即應為絕對的是非標準。除此之外，不應再有任何標準。故除政治的制裁外，不應再有社會的制裁。《尚同下》云：
今此何為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賊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為善，將賞之；若人雖使得上之賞，而避百姓之毀，是以為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為暴，將罰之；若人雖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為暴者未必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
霍布士以為「國家之病」，蓋有多端，其一即起於「煽惑人之學說之毒；此種學說以為每一私人，對於善惡行為，皆可判斷」（Leviathan，Pt．II，Chap.29）。墨家之見，正與相同，故以為一切人皆應「上同而不下比」。《尚同下》云：
然則欲同一天之下義，將奈何可？……然胡不嘗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眾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眾聞則非之。是以遍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以尚同於國君。……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尚同於天子。天子亦為發憲布令於天下之眾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眾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則罰之，眾聞則非之。是以遍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惟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天下既已治，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
在下者既皆須同於上，而在上者又惟以兼相愛交相利為令，如此則天下之人，必皆非兼相愛不可矣。然「尚同」之極，必使人之個性，毫無發展餘地。荀子云：「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天論篇》）其所以「無見於畸」，正因其太「有見於齊」也。所尤可注意者，墨家雖謂人皆須從天志，然依「尚同」之等級，則惟天子可尚同於天；天子代天發號施令，人民只可服從天子。故依墨家之意，不但除政治的制裁外無有社會的制裁，即宗教的制裁亦必為政治的制裁之附庸。此意亦復與霍布士之說相合。霍布士亦以為教會不能立於國家之外而有獨立的主權；否則國家分裂，國即不存。他又以為若人民只奉個人的信仰而不服從法律，則國亦必亡（Leviathan，Pt．II，Chap.29）。依墨家天子尚同於天之說，則上帝及主權者之意志，相合為一，無復衝突；蓋所說之天子，已君主而兼教皇矣。
第八節 餘論
人之欲望互相衝突，乃一明顯事實。快樂派忽視此事實，故以為吾人若只求目前快樂，世間便可無事。墨家知人類之弱點，故特設諸種制度，又立一上帝於天上，國家於人間，以其賞罰之勸沮，使人勉求其最大幸福。
中國哲學史中，有性善性惡之爭；西洋哲學史中，有天然與人定之辯；（見第三章第一節）此爭辯之意義，於此大可見。依道德由人定之說，人之來源甚「低」，其本性中，並無道德。人之所以定為道德，蓋見非有此不可。道家主張極端的個人自由；墨家主張極端的國家制裁。墨家所以如此主張者，蓋亦見非如此不可耳。
墨家以為吾人宜犧牲一切以求富庶；此說亦極有根據。依天演論所說，凡生物皆求保存其自我及其種族。依析心術（psychoanalysis）派之心理學所說，吾人諸欲中之最強者，乃係自私之欲及男女之欲。中國古亦有云：「食，色，性也。」墨家之意，亦欲世上之人，皆能維持生活，而又皆能結婚生子，使人類日趨繁榮而已。兼愛之道，國家之制，以及其他方法，皆所以達此目的者也。
此根本之義，本無可非；不過此學說謂吾人應犧牲一切目前享受，以達將來甚遠之目的，則誠為過於算賬。快樂派之楊朱太不顧將來；功利派之墨子，則對於將來，太為過慮。《莊子》云：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厘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氾愛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天下篇》）
此批評可謂正當，墨學不行於後世，或亦以是故也。
荀子謂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解蔽篇》）；然劉向《說苑》云：
禽滑厘問於墨子曰：「錦繡紵，將安用之？」墨子曰：「……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為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厘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為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反質篇》）
若此報告果真，則墨家亦非認奢侈文飾等為本來不好。「文」亦系一種好，但須「先質而後文」耳。吾人必須能生活，然後可有好的生活；此亦一自然之理。不過欲使世上人人皆能生活，誠亦甚難。故墨家以為世上人人皆須勤苦，非不知「文」之為一種好，特無暇於為「文」耳。墨家似以為天然環境，甚難改變；故吾人非勤工節用，不足自存。楊朱教人完全降服於天然；墨子亦未以為天然之大部可降服於人類。人只可使其自己適應天然，不能使天然適應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