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 · 第九個時代
從笛卡爾——下迄法蘭西共和國的形成
我們已經看到了人類理性由於文明的自然進步而在緩慢地形成；看到了迷信糾纏住了它，從而在腐蝕它，專制主義則以恐懼和不幸的重擔在敗壞著並麻痹著人類的精神。
惟獨有一個民族逃脫了這種雙重的影響。在自由剛剛點燃了天才的火焰的那片幸運的土地上，人類的精神擺脫了自己嬰兒期的紐帶，便以堅定的步伐朝著真理前進。然而這場征服不久又帶回來了暴政，隨之而來的便是它那位忠實的伴侶：迷信；於是整個的人類就再度被投入了看來似乎會是永恆的黑暗之中。同時，曙光卻一點一點地重現出來；長期以來受蒙蔽的眼睛瞥見了它，但又閉了起來，慢慢地才對它習慣了，終於凝視著光明，於是天才就敢於在狂熱與野蠻曾經把它驅逐出去的這片大地之上重顯身手。
我們已經看到，理性揚棄了它那枷鎖，解開了其中的某一些鎖鏈，並不斷獲得新的力量在準備著和加快著自己獲得自由的時刻。
現在就有待我們去追蹤理性終於粉碎這些枷鎖的那個時代了，那時候理性雖然仍被迫受制於它們的殘餘，卻一點一點地從其中解脫出來；那時候它終於在自己的前進之中獲得了自由，就只不過受到了那些障礙的滯留，而那些障礙的重新出現在每一次新的進步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它們是由我們智力構成的本身所必然造成的，也就是說，那是我們發現真理的手段與真理抵抗我們努力的阻力兩者之間的性質所確立的一種關係。宗教的不寬容，曾經迫使比利時的七個省掙脫了西班牙的羈軛，並形成了一個聯邦共和國。都是由於它，才喚醒了英國的自由，英國被漫長的流血動亂弄得疲憊不堪，最後是在一部長期為哲學所稱道的憲法之中平息了下來，但此後卻淪於只靠民族迷信和政治虛偽來作為支撐。
最後，也還是由於教會的迫害，瑞典民族才有勇氣重新取得了自己權利的一部分。
然而在由於神學爭論而造成的這些運動中，法國、西班牙、匈牙利和波希米亞卻看到了自己那種微弱的自由的消失，或者至少表面上看來是如此。
我們枉然在這些號稱是自由的國度里，尋找那種並不侵犯任何天賦人權的自由；那種自由不但保全了對天賦人權的所有權，而且還保留了對它的使用權。我們在這裡所發現的乃是一種基於分配得並不平等的人為法（droit
positif）之上的自由，那是按一個人居住在某個某個城市、他出生於某個某個階級、他擁有某些某些財富、他從事某種某種職業而多少與之相稱的特權；而對比一下各個不同的民族中間的這些荒誕區別的史表，就可以更好地答覆我們所能反對的那些人，他們仍然在維護那種自由的好處和必要性。
然而就在這些國度里，法律卻保障個人的與公民的自由；而且假如一個人並不是他所應該是的那一切，他那天性的尊嚴也並沒有被貶低；至少某些這類的權利還是被人承認的；人們已經不再能說他是奴隸了；人們應該只是說，他還不知道怎樣真正成為自由。
在這些民族中，自由在這個時候就造成了或多或少是真正的損失，人民群眾所享有的政治權利被限制在極其狹隘的範圍之內，以致於只要推翻他們呻吟於其下的那種幾乎是為所欲為的貴族制，就似乎不止於是補償了他們的損失而已。他已經喪失了公民那個頭銜，不平等使得那幾乎成了虛幻；然而人的資格卻更加受到尊敬；而王朝的專制主義則把他從封建的壓迫之下解救出來，使他避免了那種屈辱狀態，——那種狀態隨著暴君的數量及其出現而不斷加以重複著的感情，使得他越發痛苦。法律是在完善著，——既在半自由的體制之下（因為在這裡運用真正權力的人，其利益並不總是違反人民的一般利益的）；也在專制主義的國家裡（或者因為公眾繁榮的利益往往與專制君主的利益混淆在一起，或者因為專制君主自身在尋求摧毀貴族的或教會的權力的殘餘時，便在法律之中造成了一種平等的精神，其動機是要確立奴隸制的平等，而其效果倒往往是令人欣慰的）。
我們將要詳細地闡述在歐洲產生了那種專制主義的原因，那是以前的世紀裡或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不曾有過前例的；在那裡幾乎是為所欲為的權威卻受著輿論的約束、受到知識的調節、受到其自身利益的緩衝，這往往有助於財富、工業和教育的進步，而且有時候甚至有助於公民自由的進步。
由於曾經支持過暴政的各種偏見的削弱、由於商業和工業的精神（它是使得財富消聲匿跡的種種暴力和動盪的敵人）的影響、由於前一個時代的野蠻行為所激起的歷歷在目的恐怖景象、由於各種哲學觀念更加普遍的傳播、最後還由於知識的普遍進步之緩慢而確鑿的作用，風尚已經變得溫和了。
宗教的不寬容仍在持續著，但僅只是作為人類審慎的一種創造物、作為對人民偏見的一種敬意或者是對抗他們的激動的一種防範。它已經喪失了它的種種暴戾，火刑架已經很少點燃了，而是被另一種往往是更加隨心所欲的、但卻不那麼野蠻的壓迫所取代；晚近以來，人們實行的迫害是越來越少了，而且在某種意義上那只是出於習慣或出於阿諛奉承。在各種問題上，政府的做法到處都是在追隨著輿論的進程、乃至於哲學的進程，但卻是緩慢地而且是令人遺憾地。
事實上，假如說在道德科學和政治科學中，在哲學家們所已達到的知識高度和培養自己的精神的人們所達到的中等水平這兩者之間，無時無刻不存在著一個很大的差距的話，而它們共同的學說就形成了那種通常被人所採納而被稱之為輿論的信仰的話；那麼那些指導著公共事務的人們、那些直接影響著人民的命運的人們，不管他們的體制是哪種，都遠遠未能把自己提高到那種輿論的水平上；他們跟隨著輿論，但未能趕上輿論，更遠未能超過輿論；他們總是發現自己落在輿論以及許多年代和許多真理的後面。
這樣，對哲學以及對知識傳播的進步的這一史表——我們已經闡明了它那最普遍的和最易於察覺的作用——就把我們引到了一個時代：這時，這些進步對輿論的影響、輿論對各民族的或對他們領袖們的影響，突然之間就不再是緩慢的和不可察覺的了，而是在某些民族的整體之中就產生了一場革命，這就確鑿地保證了會有一場席捲全人類整體的革命。
在長期的錯誤之後，在被各種不完備的或模糊的理論引入歧途之後，政論家們終於認識到了真正的人權，它們都可以從這條唯一的真理之中推論出來，即人是一種明智的生物，是能夠進行推理和獲得道德觀念的。
他們看到了，要維護這些權利乃是人們結合成政治社會的唯一目標，而社會的藝術便是要保證他們能以最完整的平等並在最廣泛的領域內保全這些權利的藝術。人們感到要確保每個人的權利的辦法，便是在每個社會裡都要服從共同的規則，而選擇這些辦法、決定這些規則之權就只能是屬於這同一個社會的成員的大多數；因為每個個人在這類選擇中既然不可能追隨自己的理性而又使別人並不是屈從，所以大多數人的意願就成為了可以被所有的人所採納而又不損害平等這條真理的唯一特徵了。
每一個人確實事先都可以使自己受到這種大多數人的意願的約束，這時那種意願就成為了一致同意的意願；但是他只能使自己一個人受到約束；即使是對於這一大多數，他也只能是當其決不會損害每個個人的權利。在它們得到承認之後）時，才能訂立契約。
這既是大多數人對於社會及其成員的權利，同時也是對於這些權利的限制。這便是那種一致同意的根源，它使得惟有大多數人所採取的決定對所有的人才成其為契約；當由於這些個人有了改變，那種一致同意的裁決其本身已經中止存在時，這種義務就不再是合法的了。毫無疑問，對有些事物，大多數人所宣布的往往或許是更有利於錯誤的，並且是違反所有的人的共同利益的；但是仍然要由大多數人來決定，什麼才是根本不應該直接由他們自己來決定的事物；正是要由大多數來決定哪些人才是所有的人可以信賴代替他們的理性的，並且也要由大多數來規定他們要更準確地達到真理所應該遵循的方法；他們也不能放棄進行宣告他們自己的決定並不會損害人人所共有的權利的那種權威。
於是，在如此之簡單的這些原則之前，人們便看到一族人民和他們的行政長官之間有一項契約——它只能是由一項相互的同意或者由一方的背信而告作廢的——的那些觀念就告消失了；還有那種雖不那麼奴役人、但並非就更不荒謬的見解，即一族人民一旦確立了憲法形式，就要受它的束縛，就仿佛改變憲法的權利並不是其他一切權利的首要保證；就仿佛人類的各種體制——它們必然是有缺陷的，並且是隨著人類的啟蒙而得到新的完善化的，——可以註定了是處於一種永恆的幼稚階段。於是，人們便看到自己不得不放棄那種奸詐而虛偽的政策，那種政策忘記了人人根據自己的天性本身就有平等的權利，而是時而根據領土的大小、根據天氣的溫度、根據民族的特性、根據人民的富裕、根據商業和工業的完善程度來衡量所應該留給他們的權利的範圍；並且時而又在人們的各個不同階級之間，按照他們的出身、財富和職業來不平等地劃分同樣的這些權利；從而便創造出了相反的利益、相對立的權力，為的是隨後在他們之間好確立一種惟有這些體制才能使之成為必要的平衡，而且哪怕是這樣也無法糾正各種危險的影響。
於是，人們就不再敢把人分成為不同的兩種，其中一種是註定了要來統治的，另一種則是註定了要服從的；一種是來騙人的，另一種則是受騙的；他們不得不承認，所有的人都有平等的權利來了解自己的全部利益、來認識全部的真理；而且他們自己對自己所確立的任何一種權力，都不得有權向他們自己隱瞞任何的真理。
這些原則是那位大節慷慨的悉德尼曾付出過自己的鮮血而洛克則把自己名字的權威加之於其上的，後來又經盧梭以更大的精確性、廣度和力量加以發展；盧梭配得上把它們置於永遠不會再被人遺忘、也不會再受到反駁的那些真理之中的那份光榮。
人有著各種需求，並有著可以滿足它們的那些才能；從那些才能以及從它們經過不同加工與分配的產品之中，就得出了目的在於供應各種共同需求的大量財富。但是，據以形成和分配、保存和消費、增殖和消耗那些財富的規律又都是些什麼呢？哪種傾向於在需求與供給之間不斷地確立平衡，並且因此當財富增長時便產生了更大的能力可以滿足需求，隨之是更多的福祉，直到財富達到了它增長的極限為止；以及反之，當財富減少時，就會產生更多的艱難、因而就有更多的困苦，直到人口的減少和貧困又恢復了持平為止；——那種平衡的規律又是什麼呢？在勞動與生產、需求與供給的這種驚人的變異之中，在把一個孤立的個人的生存和福祉與整個社會體系聯繫起來的各種利益的那種可怕的複雜性之中，——那使得他要依賴自然界的全部偶然性，依賴全部的政治事件，那把他體驗歡樂或困苦的能力，在某種程度上，擴展及於整個的大地，——在這種外表的混亂之下，我們又怎麼能夠通過道德世界的一條普遍規律而看到每個個人為著自身而努力會有助於全體的福祉；而且儘管有著各種相反的利益的外部衝突，但共同的利益卻迫使每一個人都懂得去理解自己的本份並能夠毫無障礙地去服從它呢？
因此，人就應該以一種完整的自由來運用自己的才能，支配自己的財富，滿足自己的需求。每個社會的普遍利益，都遠不是命令他們要限制這些活動，反而是要防止那樣做；而且在這一部分公共秩序中，精心保障每個人所得之於自然的權利同時也就是唯一有用的政治，是社會力量的唯一責任，並且是公意（volonte
generale）所能合法地對個人行使的唯一權利。
但是這一原則一旦被認可之後，還有待於公共權力來行使各種責任；它應該依法建立公認的度量，用以在各種交易中確認所交換的物品的重量、體積、寬度和長度。
它應該創立一種共同的價值尺度，那能夠代表各種各樣的價值，那能夠便於計算它們的各種變化和它們的比值，從而在有了其自身的價值之後，那就可以用來交換已經接受了一項價值尺度的所有各種物品；沒有這一手段，商業就只限於直接交換，並只能獲得很少的活動和領域。
每一年的再生產都提供有一部分是可以處理的，因為它並不是為了要償付它那再生產乃是其成果的那種勞動，也並不是為了要償付那種可以保證同等的或者更富餘的新的再生產的勞動。可處理的這一部分的占有者，根本就不要自己直接去勞動；他之占有它，與他可能運用自己的才能來滿足自己需要無關。因此，正是由於有了這部分每年都可處理的財富，社會的權力便可以不損害任何的權利而建立為國家的安全、國內的太平、對個人權利的保證、為了訂立和執行法律而設立的權威的運作以及為維持公共的繁榮所必需的基金。
有一些對整個社會有用的工作、機構和體制是應該加以建立、指導或監督的，它們補充了個人意志以及個體利益的匯合所不能直接做到的事，——無論是對於農業、工業和商業的進步而言，還是對於預防和減輕不可避免的自然災害、或者再加上未能預見的偶然事故而言。
直迄我們所談到的這個時代為止，乃至於很久之後，這種種不同的事物都被委之於偶然、委之於政府的貪婪、委之於江湖騙子的把戲、委之於一切有權有勢的階級的偏見或利益；但是笛卡爾有一個弟子，即那位有名的而又不幸的威特，卻感到了政治經濟學也應該是像所有其他科學一樣地服從哲學的原則並服從計算的精確性。
直迄烏特勒支和約許諾給歐洲一場持久的安寧為止，政治經濟學並沒有做出什麼進步。但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就看到人類的精神對那種一直為人所忽略的研究有了一種幾乎是普遍性的取向，而這門新科學就被斯徒亞特、斯密而尤其是被法國的經濟學家們，至少就其原則的精確性與純潔性而言，推到了在如此之漫長的冷淡期間之後人們所不可能希望如此迅速地就達到的一種程度。
但是在政治學中和在政治經濟學中的這些進步，主要的原因乃是一般哲學的或形上學——就這一名詞的最廣泛的意義而言——的進步。
笛卡爾已經使哲學重新與理性的領域相結合，他敏感到哲學應該完全從只要對我們精神作用進行觀察便會向我們顯示出來的那些明顯的基本真理之中得出。然而他那缺乏耐心的想像力，不久就把他拋離了他所追蹤的那條途徑；而哲學之在某個時候看來似乎是重新獲得了自己的獨立的，卻只不過是要在新的錯誤之中誤人歧途而已。
最後，洛克把握住了那條應該引導著哲學的線索；他指出了對觀念的嚴謹的、精確的分析，可以連續地在它們的起源上把它們歸結為各種更直接的觀念，或者是在它們的構成上把它們歸結為各種更簡單的觀念；這是使得我們自己不致於迷失在偶然性雜亂無章地提供給我們、而且被我們不假思索加以接受的那些不完整的、不連貫的、不確定的種種概念的混亂之中的唯一辦法。
他又以同樣的這種分析證明了，所有的概念都是我們的理解力作用於我們所接受的各種感覺之上的結果，或者更確切地說，它們都是記憶在同一個時間向我們所呈現的各種感覺的組合，但卻以一種捕捉住了我們注意的方式而使我們的知覺只限定在每種這類組合而成的感覺的一部分。
他使我們看到，我們在加以分析和限定之後，再把一個字加之於各個觀念之上，於是我們便會使自己經常用那同一字去稱呼它；也就是說，它總是由同樣的這些更簡單的觀念形成的，總是被包含在同樣的限度之內的，因此之故就可以在一連串的推理過程中運用它而決不會冒犯錯誤的危險。
反之，假如使用的字根本就不符合一種明確規定的觀念，那麼它們就可能連續不斷地在同一個精神中喚起各種不同的觀念；而這就是我們犯錯誤的最大的根源。
最後，洛克還敢於率先為人類的理解力規定了界限，或者不如說，確定了人類理解力所可能認識的真理的性質、它所可能把握的對象的性質。
這種方法很快地就成為一切哲學家們的方法；並且正是由於把它應用到道德學、政治學和公共經濟學上來，他們才得以在這些科學中走上一條幾乎和各種自然科學是同樣之確鑿的大道，才得以除了已被證明的真理而外就不再承認任何東西，才得以把這些真理和一切可能仍然是可疑和不確定的東西區別開來，才得以終於學會了忽略掉一切仍然是、或者將永遠是不可能認識的東西。
［這樣，對我們感覺的分析就使得我們在我們體驗歡樂與痛苦的能力的發展過程中，發現了我們道德觀念的根源、普遍真理的基礎，它們是由這些觀念產生的並在決定著有關正義與不正義的那些必然的、不變的法則，最後還在決定著由我們的感性的本性、由我們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稱之為我們的道德構成的那種東西而來的並使我們的行為得以與那些法則相吻合的那類動機。]
這一方法本身，在某種意義上就成為了一種普遍的工具；人們就學會了使用它來完善物理科學的方法，來闡明它的原理，來評價它的證明；人們把它引申來檢驗種種事實，引申為各種情趣的準則。
於是，這種應用於人類理解力的一切對象的形上學，就分析了精神在每一種認識中的歷程，並使人認識到形成它那體系的各種真理的性質、我們從中可能獲得的那種確鑿性的性質；而正是哲學中的最後一步，在某些意義上就在人類和他們幼稚狀態的古老錯誤之間設置了一道永恆的障礙；這道障礙會永遠防止他們由於新的偏見而回到古代的愚昧中去，正如它會保證驅除我們所保留的那些或許尚未全被認識到的愚昧，以及雖可能取代這些愚昧、但卻還有著一種微弱的影響和一種過眼煙雲般的存在的那些錯誤。
然而在德國，有一位博大精深的天才卻奠定了一種新學說的基礎。他那熱烈的、大膽的想像力，不安於一種平庸的哲學，對於人類靈魂的精神性與永恆性、對於人的自由或上帝的自由、對於在一個被全能的智慧——他的聰明、正義和善良是應該排斥罪惡和悲傷的，——所統治的宇宙中卻存在有悲傷和罪惡這些重大的問題，仍然保持著懷疑。他解開了聰明的分析所不能解開的死結。他以本性上是簡單的、不可毀滅的和平等的存在體（etre）構造出宇宙。這些存在體的每一個與其他與之共同構成了宇宙體系的每一個的關係，便決定它那些使自己與所有其他存在物不同的性質；人的靈魂與一塊石頭終極的最後原子，都同等地是這些單子（monade）之一。它們的不同，只是由於它們在宇宙秩序中所占據的地位不同。
在這些存在體的所有可能的組合之中，一個無限的智慧只能偏愛其中的一種，而且只能是偏愛其中唯一的一種，即一切之中最完美的那一種。假如目前存在的那種組合，以其不幸和罪行的景象而刺傷了我們的話，那是因為所有其他的組合還會呈現出更為可悲傷的結果來。
我們將要闡釋這個體系，當它被萊布尼茲的同胞們所採納或至少是所支持之後，就在他們中間延遲了哲學的進步。我們看到英國哲學家們有整個的一個學派熱情地擁抱了並雄辯地保衛了樂觀主義的學說，但不如萊布尼茲那麼巧妙而又那麼深刻；萊布尼茲把它主要是奠定在這一點上，即有一個全能的智慧，它由於其本性的必然，就只能是選擇各種可能的宇宙之中的最美好的那一種；而英國的哲學家們則在觀察我們的宇宙之際極力要追求我們宇宙的優越性的證明；而且它既然始終停留於一種抽象的普遍性，而喪失了那種體系所保留的全部優點，他們也就往往更加陷入種種顛倒混亂或滑稽可笑的細節里去。
這時在蘇格蘭卻另有些哲學家（Ecossais（philosophes）），他們根本就發現不了：對我們真實能力的發展的分析會得出來一種原則，它能夠賦予我們行為的道德性以一種充分純潔、充分堅固的基礎；他們想像著能賦予人類靈魂以一種新的能力而與感覺的能力和推理的能力截然不同；但是他們所加給那上面的，只不過是他們證明了那種新的能力的存在，若是沒有它，他們就無法滿足。我們將要寫下這些見解的歷史，並且我們將要表明，假如說這些見解曾妨礙了哲學的進程的話，那麼它們對於哲學觀念更加迅速的傳播卻曾經是怎樣地有利。
我們迄今只是表明了哲學在受過哲學的教養、深化和完善化的人們中間的進步；下面有待於我們來看清楚它對一般見解的作用都是什麼，以及當理性終於上升到認識了發現真理、識別真理的可靠方法時，理性又是怎樣學會了保護它自己以免對權威的尊敬和想像力曾經如此之經常地把它引人的那些錯誤；它同時也就摧毀了各個人的總體之中所曾經如此之悠久地傷害了和腐蝕了全人類的種種偏見。
人們終於有了可能，大聲宣布那種長久以來都未能被人很好認識的權利，亦即要使所有的意見都服從於我們自身所固有的理性，也就是說，要運用我們所被賦予的可以認識真理的唯一工具來掌握真理。每個人都帶著一種驕做的心情領會到，自然界並沒有絕對註定他必須相信別人的話；於是迷信古代、在超自然的信仰狂熱的面前貶斥理性，就從社會中（也像從哲學中那樣）消失了。
在歐洲，不久就形成了這樣一類人，他們關心傳播真理更有甚於發現和鑽研真理；他們專心致志於探索隱避所、教土、學派、政府和古老的團體在各個角落裡所積聚和包庇的種種偏見，他們把自己的光榮放在破除流俗的錯誤上，更有甚於放在開拓人類認識的疆界上；這是一種推動人類認識進步的間接方式，它那危險並不更少，它那用處也並不更小。
在英國有柯林斯和波令布魯克，在法國有貝爾、豐特內爾、伏爾泰、孟德斯鳩和由這些名人所形成的各個學派，他們都在為了擁護真理而戰鬥，他們逐一地運用了學術、哲理、精神和文采所可能向理性提供的全部武器；他們採取了各種語調，運用了各種形式，從戲謔到悲愴、從編纂最博學的巨帙到小說或日常的小冊子；他們布置下一張使人們的目力變得非常之微弱的幕慢來遮蔽真理，而留給人們猜測真理的樂趣；他們巧妙地安撫偏見，以便更確鑿地予以迎頭痛擊；他們幾乎從不進行威脅，既不同時針對著許多人，也甚至並不完全針對著某一個人；他們有時候寬慰理性的敵人，仿佛只不過是想要求宗教上的半寬容和政治上的半自由而已；當他們對宗教的荒謬開戰時，他們就遷就專制主義，而當他們投身於反對暴政時，他們就遷就宗教崇拜；他們是從原則上攻擊這兩種禍患的，哪怕他們看起來仿佛只不過是要針對那些顛倒黑白的或荒謬絕倫的濫用權力；他們砍伐那些不吉利的大樹的根本，但他們看來卻好像是只限於要剪掉某些雜生的枝葉的樣子；他們有時候教導自由之友說，迷信是以一塊穿刺不透的盾牌在掩護著專制主義的，所以是應該處死的首要犧牲品、是應該打碎的首要枷鎖；有時候他們又相反地向專制君主們譴責迷信，說它們才是他們的權力的真正敵人，並以它們那些陰謀詭計和血腥的恐怖來恐嚇專制君主們；但是他們從不休止地在要求作為人類的權利與解放的理性獨立和寫作自由；他們以永不疲倦的精力投身於反抗宗教狂熱與暴政的種種罪行；他們在宗教中、政府中、風尚中和法律中追蹤著一切帶有壓迫、殘忍和野蠻的特徵的東西；他們以自然界的名義告誡國王們、戰士們、官吏們和教土們要尊重人血；他們還以一種激昂的嚴厲在譴責這些人在戰鬥中或在酷刑中濫用政策或冷酷無情；最後，他們採用了理性、寬容、人道作為戰鬥口號。
這便是這種新的哲學，它代表著公眾對為數眾多的、只是靠偏見而存在、只是靠錯誤而生活、只是靠盲從而有力量的那些階級的仇恨；這種新哲學幾乎到處都受到歡迎，但也遭到迫害，有許多國王、教土、顯貴、官吏都是它的信徒或它的敵人。它的領袖們雖然暴露在敵意之前，卻幾乎總有辦法逃脫報復；他們雖然充分表現出了他們的光榮而毫無損失，卻也在躲避著迫害。
政府往往是一隻手獎勵他們，另一隻手又犒賞他們的誹謗者；一方面禁止他們，而另一方面又為命運使得他們出生在它的國土上而感到榮耀；一方面為了他們的見解而懲處他們，而另一方面又因被人懷疑沒有分享他們的見解而感到羞辱。
這些見解於是很快地就成為所有啟蒙了的人們的見解，有些人是直認不諱的，另有些人則以一種多少是透明的虛偽在矯飾著，這要視他們性格懦怯的多少而定；而且他們還要屈從於他們的主張與他們虛榮心這兩種相反的利益。但是他們虛榮心的那種利益，卻已經強而有力得足以使人們不再要以往時代的那種深刻的偽裝，就可以滿足於以一種審慎的保留態度來對待自己並且往往也這樣對待別人。
我們將要追蹤這種哲學在歐洲各個不同部分的進步，在那裡政府的和教士們的異端裁判所並不能阻止幾乎已成為普遍語言的法語迅速地在傳播它。我們將要表明：政治和迷信是以怎樣巧妙的手法在運用人類的認識所能提供的一切動機來向理性挑釁的和運用一切論證來表明理性的局限和弱點的；以及人們怎樣甚至於會用懷疑主義來為盲從而服務的。
那種如此之簡單的體系，就把對工商業的最確鑿的鼓勵置諸於無限的享受自由之中，它使人民解脫了以那麼多的不平等所分派的、以那麼大的代價並且往往是以那麼多的野蠻手段所徵收的那些捐稅之毀滅性的災難和屈辱性的羈軛，而代之以一種公正的、平等的而且幾乎是無從察覺的捐獻；這種理論把國家的真正富強與個人的福祉和對個人權利的尊重聯繫在一起；它以公共福利的紐帶把社會自然而然地會分成為的各個不同階級結合在一起；這些思想以人類的博愛而令人感到那麼慰藉，而任何的民族利益都不會再來打攪它那甜美的和諧；——這些原則以其慷慨大度並以其簡單性和廣泛性而引人入勝，它們被法國的經濟學家們熱心地加以傳播。他們的成功，不像是哲學家們的成功那麼迅猛而又普遍；他們所要打擊的偏見並不那麼粗糙，所要打擊的錯誤也更加巧妙。他們在使人覺悟以前，必須先進行啟蒙，在加以判斷之前，必須先教給人以常識。
但是如果說他們只能做到使少數的追隨者接受他們學說的整體，如果說人們對他們準則的普遍性、對他們原則的堅實性感到恐懼，如果說他們由於使用一種曖昧的和教條的語言而損害了他們自身事業的善意，他們為了貿易自由的利益而似乎過分忘記了政治自由的利益，他們以一種過於絕對和過於行政命令的方式提出了他們體系中某些他們所不曾充分深入探討的部分；那麼他們至少是做到了使得那種卑懦的、狡詐的而又腐化的政治之可憎與可鄙真相大自，那種政治把一個國家的繁榮建立在它的鄰國的貧困之上、建立在一種禁令重重的政權的狹隘視野之內、建立在一種暴政式的財政體制的繁複組合之中。
然而被天才所豐富了的這些哲學的、政治學的和公共經濟學的新真理，多少是已經廣泛地為啟蒙了的人士所採納之後，就把它們有益的影響帶到了更遙遠的地方。
印刷術已經在那麼多的地方傳布開來，它已經那樣成倍地增多了書籍；人們學會了把它們那麼美好地分配給各種不同程度的知識、實際應用、乃至於財產；人們非常熟練地使它們投合各種趣味、各種各樣的精神；它們提供了一種如此之簡易、甚至於是如此之愜意的教育；它們向真理已經打開了那麼多的門戶，以致於再要把它們全都封鎖起來，已經變得幾乎是不可能的了，以致於再沒有一個階級、一種行業是可以防止他們獲得真理的。因此，儘管總是仍有很大數量的人淪於自願的或被迫的愚昧無知狀態，但是劃分人類中間粗野不文的那部分人和啟蒙了的那部分人之間的那條界線，卻幾乎是全然泯滅了，在區分天才與愚蠢這兩極的空間中填滿了一連串不可察覺的級差。
於是，對人的自然權利的普遍認識，這些權利乃是不可轉讓的和不受時效約束的這一見解本身、一種強烈聲明的願望要擁護思想與寫作自由、要擁護工業與商業自由、要擁護緩解人民的負擔、要擁護廢除針對宗教上持不同意見者的一切刑法、要擁護廢除肉刑和野蠻的拷打，要求一種更溫和的刑事立法、一種給予無辜者以完整的安全保證的司法制度，一種更簡單的、更符合理性的與自然的民法法典、不過問宗教（宗教最後己被列入迷信或政治發明之列）；對宗教虛偽與狂熱的敵視、對偏見的鄙視、對傳播知識的熱忱，——所有這些原則都一點一點地從哲學家的著作里進入到社會的各個階級，在他們那裡教育已經遠遠超出了教義問答和簡單的讀寫而變成了公共事業；——這便是所有那些既不是馬基亞維里主義者也不是笨伯的人們的象徵。在某些國度，這些原則形成了一種十分普遍的公共輿論，足以使人民群眾自身看起來都準備著要接受它的指導並且服從它。人道的情操，也就是說，那種對傷害了人類的一切災禍有著一種溫良的、主動的同情的情操，那種對公共體制之中、政府行動之中、私人行為之中在自然界的種種不可避免的苦痛之上又增加了新的苦痛的一切東西感到恐懼的情操，——這種人道的情操乃是這些原則之一項自然而然的後果；它彌散在所有的著作、所有的言論之中，而它那可慶幸的影響就已經表現在法律中、甚至於是在屈服於專制主義之下的那些民族的公共體制之中。
不同國家的哲學家們在他們的思考之中，都包含有整個人道的利益，不分國度、種族或教派，他們儘管思辨的見解不同，卻形成了一支堅強聯合一致的大軍在反對一切的錯誤、在反對一切種類的暴政。他們被一種普遍慈愛心的情操所激發，在向不正義進行戰爭，即使那是在他們的本國之外而並不涉及他們；他們向不正義進行戰鬥，哪怕對其他民族負有罪責的就正是他們自己的祖國；他們在歐洲挺身而出，反對浸透到美洲、非洲或亞洲沿岸的那些貪婪的罪行。英國的和法國的哲學家們自尊自重地採用了這個名字，即要盡到做這些黑人的朋友的義務，而這些黑人卻是他們那些冥頑的暴君們所不屑於算做人類之數的。法國作家的稱譽成了對俄羅斯和瑞典所頒布的寬容的獎勵，而貝卡里亞則在義大利駁斥了法國司法制度的野蠻的準則。
在法國，人們設法在醫治英國的商業偏見和英國對自己的憲法和法律的各種弊端的迷信式的尊敬，而那位可敬的霍華德則抨擊法國人在他們的監獄裡和醫院裡的那種野蠻行徑毫不介意地就弄死那麼多人。
政府的暴力或引誘、教土的不寬容、民族偏見的本身，都已喪失了其扼殺真理的聲音的那種致命的權力；而且沒有任何東西能夠使理性的敵人或壓迫自由的人可以逃避一種馬上就會變成為整個歐洲判斷的判斷。
最後，我們還看到發展起來了一種新學說，它要向各種偏見的那座搖搖欲墜的大廈發動最後的一次打擊：那就是有關人類的無限可完善性的學說，杜爾哥、普萊士和普里斯特利便是這一學說的最早的和最卓越的使徒，這種學說屬於第十個時代，我們到時候再廣泛地展開。但是我們在這裡必須闡明一種偽哲學的起源和進展；依靠上面那種學說的支持來反對這種偽哲學，對於理性的勝利乃是十分必要的。
有些人生來是傲慢的，另有些人生來是唯利是圖的，他們的秘密目標都是要延續愚昧無知和延長錯誤在位的統治；我們看到了他們有很多的黨羽，有時候是以令人眼花繚亂的悖論來敗壞理性，或是以絕對的懷疑主義那種方便不過的怠情來誘惑理性，有時候是十足地鄙視人類，乃至於宣稱知識的進步對於人類的幸福以及人類的自由都是無益的或危險的，最後有時候還以一種對偉大或對虛假的機智的熱情來迷惑人，那使得德行竟可以不要啟蒙井使常識不靠真正知識的支持；他們對一個有局限的人以高不可攀的理論——那遠遠超越了被需要所包圍著而又屈服於日常種種艱辛之下的義務，——在談論著深奧的哲學和科學；在別處，他們又在鄙薄哲學和科學是一堆無從確定的、誇大其詞的思辨廢話，應該在國務活動家的事物經驗和機智的面前銷聲匿跡。就在知識的進步中間，我們聽到他們不停地在抱怨知識的衰落，隨著人們重新想到了自己的權利並運用自己的理性之際，他們卻在嘆息著人類的墮落；他們甚至於聲稱未來的時代是一個擺動的時代，它應該是恢復到野蠻、愚昧和奴役，而這個時刻卻正是一切都在結合起來證明著人類無需再懷疑它們什麼。他們仿佛是受到了人類完善化的屈辱，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分享過曾經對它做出貢獻的那份光榮；不然便是被人類的進步給嚇壞了，因為那向他們宣告了他們的重要地位和他們的權力的減亡。(可是比那種以笨拙的手法極力在支撐其基礎早已被哲學所摧毀了的古代迷信的大廈的人們更機巧的某些江湖騙子，卻試圖要利用那些廢墟來建立起一種宗教體系，其中只要求已經重建了自己權利的理性做到半服從，而在它自己的信仰上卻幾乎仍然是自由的，只要它同意相信某種不可理解的東西；同時又另有人力圖以秘密結社來復活已經被遺忘了的古代巫術的神秘，他們在把人民留置於他們古老的錯誤之中時，又以新的迷信在束縛他們的信徒，他們居然希望為了某些徒眾的好處而重建古代印度和埃及的國王-大祭司的那種暴政。但是哲學依靠著科學為它自己準備好了的不可動搖的基礎，面對著他們樹起了一道屏障，他們那些無能的努力很快地就在它的面前破碎了。)
以我上面已經勾劃出其綱要的那種精神傾向來比較一下各個政府的政治體系，我們就可以很容易預見到，一場偉大的革命乃是無可置疑的；而且也不難判斷，它只能以兩種方式來臨：它必定或則是由人民自己建立起哲學已經教會了他們要珍惜的那些理性的與自然的原則，或則是由政府趕快預防它並根據輿論的進程來調整自己的進程。這兩種革命中的前一種，會是更完整而更果斷，但卻更多風暴；後一種則更緩慢、更不完全，但卻更為平穩；在前者，人們是以暫時的災禍為代價而取得自由與幸福的；在後者，則人們會避免這些災禍，但或許要長期推遲享受到革命所無可置疑會產生的那些好處的一部分。
政府的腐化和愚昧是偏愛第一種辦法的，而理性和自由的迅速勝利則為人類復了仇。
簡單的常識教給了英國殖民地的居民：出生在大西洋另一邊的英國人也從自然界接受了恰好與其他出生在格林威治子午線之下的英國人同樣的權利，而經度上的七十度之差並不能改變這些權利。他們或許比歐洲人更好地懂得，什麼是人類每個個人所共有的那些權利，而且其中包括不得到同意就不納稅的權利。但是英國政府卻好像是要相信，上帝創造了美洲，也像亞洲一樣地只不過是為了倫敦居民的歡樂，而事實上則是想要在大洋的彼岸把一個臣服的國家掌握在自己手裡，到時候可以用來鎮壓在歐洲的英國本土。英國政府勒令英國人民的那些馴服的代表們破壞美國的權利，並強使他們繳納並非自願的捐稅。美國便聲稱這種不正義破壞了他們之間的聯繫，並宣布獨立。
這時我們便第一次看到一個偉大的民族擺脫了它那全部的枷鎖，和平地賦予它自己以它認為是最適宜於造就自己的幸福的憲法和法律；而且既然它的地理位置和它那古老的政治形態要求它形成一個聯邦共和國，我們便看到在它的體內同時制訂了十二部共和制憲法，全都莊嚴地承認以人類的天然權利為基礎，並且以保護這些權利為首要目標。我們將要追溯這些憲法的史表；我們將要表明它們有負於政治科學的進步的都是些什麼，以及教育的偏見得以摻人其中的古老的錯誤又都是些什麼：例如，何以權力平衡的體系仍然是改變了它那單純性；何以它們更加是以利益的一致而非以權利的平等為原則。我們將要證明，這一利益一致的原則，如果使之成為政治權利的準繩的話，就會怎樣地不僅對那些無法完全行使它的人來說是對權利的破壞，而且恰恰在它成為一種真正不平等的那一刻，這種利益的一致就不再存在了。我們將要堅持這一點，因為這一錯誤乃是仍然會有危險性的唯一錯誤，因為它是真正啟蒙了的人們還不曾從中覺醒過來的唯一錯誤。我們將要表明，美國共和國是怎樣地實現了這一當時在理論上幾乎是全新的觀念的，即有必要依法確立並指導一種正規的與和平的方式來修改憲法本身，並區分開這種修改憲法的權力與制定法律的權力。
但是，在兩個啟蒙了的民族之間所進行的這場戰爭中，一方是維護人類的天然權利，另一方則以一種不信奉人類天然權利的學說來反對他們，那種學說使人權屈服於命令、屈服於政治利益、屈服於成文的約定；這場偉大的事業就在整個歐洲的面前訴之於輿論的法庭；人權在毫無限制地、毫無保留地從涅瓦河畔到瓜達基維爾河畔所自由流傳著的著作中為人高舉著和發揚著。這些討論深入到最受奴役的國土、深入到最偏遠的鄉鎮，而居住在那裡的人們吃驚地了解到他們是享有權利的；他們學會了認識權利；他們懂得了別人也敢於恢復它們或者保衛它們。
於是，美國革命很快地便會蔓延到歐洲；而且假如存在著有一個民族，那裡對美國人的事業的興趣比起其他地方要對他們那些著作和他們那些原則傳播得更多，它同時既是最啟蒙了的國度，又是最不自由的國度；在那裡哲學家們有著最真實的知識而政府則有著最蠻橫而又最深厚的愚昧無知；這個民族的法律遠遠低於公眾的精神，以致於任何的民族驕做感、任何的偏見都無法使他們依附於他們古代的體制；——這樣的一個民族難道不是被事物的本性註定了要發起人道之友們滿懷著無比的希望與焦的在期待著的那場革命的最初行動嗎？因而，它就應該是從法國開始。
它那政府的笨拙便促成了這場革命；哲學便指導了革命的原則，而人民的力量便摧毀了可能阻止這場運動的種種障礙。
法國革命要比美國革命更為完整，從而在國內也就更不平靜，因為美國人滿足於他們從英國所接收過來的民法和刑法，並沒有一種邪惡的課稅體系要改革，並沒有封建的暴政、世襲的等級和有錢有勢的特權團體和宗教不寬容的體制要加以摧毀，他們只把自己限於建立新的權力，以之取代英國一直在向他們所行使的權力。這些新的創製之中，沒有任何東西涉及到人民群眾，沒有任何東西改變了個人之間所已經形成的種種關係。在法國，由於相反的原因，革命卻要囊括社會的全部經濟在內，要改變所有的社會關係，並且要深入到政治鏈索的最後的環節里去，要深入到每一個個人；這些個人靠自己的財產或自己的勤勞在和平地生活著，他們無論根據自己的見解或自己的職業或是根據對財富、對野心或對光榮的興趣，都是不會參與公眾的運動的。
美國人看來只是為反抗母國暴政的偏見面作戰，他們和與英國相競爭的列強結成同盟；而同時其他國家嫉妒英國的財富和英國的驕傲，也都秘密渴望著加速正義的勝利；因而，整個歐洲似乎都聯合起來反對壓迫者。相反地，法國人同時在攻擊的，既是國王的專制主義，又是各種半自由的憲法的政治不平等，還有貴族們的驕橫和教士們的統治、不寬容和財富以及封建性的弊端，這些還都籠罩著幾乎整個的歐洲；於是歐洲列強就要偏袒暴政而與之聯盟了。因此，法國所能看到挺身出來擁護她的，就只有某些智者的聲音和被壓迫的各族人民的羞怯的願望，這種支持又是造謠誹謗所極力要剝奪於她的。
我們將要表明，法國的憲法和法律所據以結合的那些原則，何以要比指導美國人的那些原則更純潔、更確切、更深刻；它們何以能更完全地避免了各種偏見的影響；權利的平等是怎樣地一點都沒有被那種利益的一致性所取代，而利益的一致性只不過是對它一種脆弱而偽善的補充而已；人們是怎樣地以對權力的限制來取代了那種徒勞的、但卻如此長期為人所稱道的權力平衡；在必然要分裂成許許多多孤立的和局部的團體的一個大國里，人們是怎樣地第一次敢於保存人民的主權權利，亦即僅僅服從那些法律——其制訂的方式只有當其被委託給人民的代表時，才能由於他們的直接贊同而成為合法的——的權利；而如果它們損害了他們的權利和他們的利益的話，人民就總是可以通過自己主權意志的定期行動而加以修改。
自從笛卡爾的天才賦予了人類精神以那種普遍的推動力（它是人類命運的革命的第一原理）的時刻開始，下迄完整的而純粹的社會自由的幸福時代（那時人們只是在經過了一系列漫長世紀的奴役與不幸之後，才能重新獲得自己天賦的獨立）為止，數理科學的進步史表向我們提供了一片廣闊無垠的視野；如果我們想要很好地把握其總體、很好地觀察其關係，我們就必須安排並理順其間的各個部分。
不僅是把代數學應用於幾何學，成為了這兩門科學中各種新發現的一項豐富的資源；而且在以這一偉大的例子證明了對量值的計算方法一般地怎樣可以擴大到所有以衡量廣袤性為目標的問題上面時，笛卡爾預先就宣告了這些計算方法將會以同樣的成功運用到其關係是可以精確加以衡量的一切對象上；這一偉大的發現第一次指明了，科學的最終目標是要使一切真理都服從於計算的精確性，這種精確性給了人們以達到那裡的希望，並使人們窺見了它那手段。
這一發現不久就繼之以對一種新演算的發現，它教導人們去發現一個可變量連續增長或減小的比例，或者是根據對這一比例的知識來重新發現該數量本身，——無論我們假設這類增長是一個有限量，抑或我們所尋求的只是當這類增長等於零的那一瞬間的比例；——這一方法當擴大到所有的變量組合、所有的有關它們變分的假說時，就同等地導致我們可以決定一切其變化是可以進行精確衡量的事物，無論是它們元素之間的比例，還是事物之間的比例（當我們僅只知道它們的元素的比例的時候，這要視我們對它們自身之間的比例的知識而定）。
我們有賴於牛頓和萊布尼茲的就是這些演算的發明，而其發現則是前一代的幾何學家們的勞動所已經準備好了的。它們一個多世紀以來從未中斷的進步，乃是許多天才人物的創作，並且造就了他們的光榮。這些演算在凡是能觀察到它們（哪怕並不追隨它們）的哲學家的眼前，就呈現為人類理解力的力量的一座動人的紀念碑。
在闡明代數學語言的構成與原理——它是目前仍然存在的唯一真正精確的、真正分析性的語言，和這門科學的技術方法的性質並以這種方法與人類理解的自然運算方法的進行比較時，我們將要表明：如果說這種方法其本身只不過是對數量科學的一種特殊工具的話，那麼它就還包含有一種普遍工具的原理是對一切的觀念組合都適用的。
理論力學，不久就成為了一門博大精深的科學。笛卡爾曾經弄錯了的物體碰撞的真正規律，終於被弄明白了。
惠更斯發現了物體在圓運動中的規律；他同時還給出了測定任何一條曲線的每一成分都應該屬於哪種圓的方法。牛頓結合這兩種理論，就發現了曲線運動的理論；他把它們引用於克卜勒曾據以發現行星運動的橢圓軌道的那些定律。
人們設想，一個行星是在一個給定的時刻以某種速度並沿著一定的方向被投入空間的，它環繞著太陽，憑藉一種向著太陽的引力的作用並與距離的平方的倒數成比例，而在掃描一個橢圓。這同一個引力也把衛星保持在它們環繞著主要行星的軌道上。引力擴大到整個的天體體系，它在構成天體體系的一切成分中都是在相互作用著的。
行星橢圓的規則性受到這種干擾，而微積分就精確地解釋了這些擾動的甚至最細微的差別。引力作用於彗星，這同一個理論也教導人們怎樣確定替星的軌道並預告彗星的回歸。我們在地球和月球的旋轉軸中所觀察到的運動，也證實了這一普遍的引力的存在。最後，它又是大地上物體重量的原因，重量在它們身上看來是永遠不變的，因為我們無法從物體與作用中心的距離有足夠不同的位置來觀察它們。
於是，人們就終於第一次認識到了全宇宙的一條物理定律；而迄今為止它仍然是獨一無二的，正有如揭示出它來的那個人的光榮乃是獨一無二的一樣。
一百年的辛勤工作已經證實了那條定律，一切天體現象看來都以一種可以說是奇蹟般的準確性在服從它；每一次有其中的某個現象仿佛是規避了它；那種暫時的不確定性很快地就成為另一項新的勝利的題材。
哲學幾乎總是被迫要在一個天才人物的工作中尋求引導著他的那條秘密的線索；然而在這裡，被敬慕所激起的興趣卻使人發現了並保存了某些珍貴的故事，它們使人可以一步步地追蹤牛頓的進程。它們有助於向我們表明，偶然性的幸運組合是怎樣地能與天才的努力相匯合而得出偉大的發現，以及較為不利的組合又是怎樣地能推遲它們或者把它們留待給旁人之手。
但是或許牛頓對人類精神的進步所做的事，要比發現了自然界的那條普遍的定律還更多；他教給了人們在物理學中要僅只承認那些精確計算的理論，它們不僅說明了一種現象的存在，而且還說明了它的數值、它的範圍。然而有人責難他復活了古代人的神秘宗派的性質，因為他使自己限於把天體現象的普遍原因包括在一項簡單的事實之中，而人們對它的觀察又證明了它那無可爭辯的真實性。但這種責難的本身就證明了，科學的方法是怎樣地仍然需要由哲學來加以闡明。
當達朗貝爾發現了一條普遍的原理，僅僅用它就足以確定被任意的外力所推動的、並且其間又被某些條件所聯繫著的任何數目的質點的運動；這時候一長串靜力學和動力學的問題就相繼地被提了出來並被解決了。他很快就把這同一個原理引用到具有確定形態的有限物體上來，引用到那些彈性的或柔性的物體上來（這些物體可以改變它們的形態，但只能是按照某些一定的規律，並可以保持著它們各部分之間的某些一定的關係），最後還引用到流體本身上來（無論流體保持著同樣的密度，還是處於一種膨脹的狀態之中）。要解決後面的這類問題，就必須有一種新的算法；而這一點並未能逃脫過他的天才，於是力學就只不過是一門純粹計算的科學而已。
這些發現屬於數學科學；但是無論是萬有引力定律的性質、還是力學原理的性質以及我們從中可能得出的有關宇宙的永恆秩序的結論，都是要訴諸哲學的。我們懂得了一切物體都要服從必然的規律，這些規律本身傾向於產生或者維持平衡，並在運動中造成或者保持規則性。
對於主宰天體現象的那些規律的知識、導致更精確地計算它們的出現的那種數學分析的發現、使用光學儀器以及將它們刻度的精確度轉化為觀察的精確度的尺度的那類儀器的意想不到的完美程度、目的在於測量時間的那些機械的準確性、對科學的更普遍的興趣與政府對於增加天文學家和觀象家的興趣相結合，——所有這些原因合在一起就保證了天文學的進步。天穹以許多的新星豐富了人，而人則懂得了準確地測定並預見它們的位置和它們的運動。
物理學一點一點地擺脫了笛卡爾所引人的種種模稜的解說，正如它清除了經院哲學的種種荒誕那樣；物理學現在只不過是以實驗來潔問自然界的那種藝術而已，隨後通過計算就可以努力從中推導出更普遍的事實來。
人們已經知道了並且測定了空氣的重量；人們發現了光的傳遞並不是瞬時的，人們測定了光的速度，人們計算出了天體的表觀位置所應產生的效應；太陽光線已被分解成折射度不同的、色彩各異的、更簡單的光線。彩虹已經得到了解釋，產生了它那各種顏色或使之消減的辦法都可以計算出來。電已經被人認識到只不過是由於某些物質受到摩擦後，可以吸引很輕的物體的那種性質而已，它現在成為了宇宙中的一種普遍現象。打雷的原因已不再是一樁秘密了，富蘭克林向人們揭示了避免它和按自己的意願來駕馭它的辦法。人們採用了新的儀器來測量大氣重量的變化、空氣濕度的變化和物體溫度的變化。一門叫做氣象學的新科學，教給了人們認識、有時候是預報大氣的現象，它總有一天會使我們發現尚未為人認識的大氣規律。
在表述這些發現的史表中，我們將要表明：引導物理學家們進行研究的方法是怎樣地獲得了純潔化和完善化的，進行實驗和製造儀器的技術是怎樣連接不斷地獲得了更大的準確性的，從而不僅是物理學每天都以新的真理在豐富自己，而且已經被證明了的真理也獲得了更大的確切性；並且不僅是有大量未知的事實已經被人觀察到和分析過了，而且所有這些都在它們的細節上得到了更嚴格的測定。
物理學所要加以反抗的，僅只是經院哲學的偏見和對於懶惰是如此之具有誘惑力的那些普遍假說的吸引。其他的障礙則延緩了化學的進步。人們曾想像過，化學應該能得到點金的秘密和使人長生不老的秘密。
巨大的利益使得人迷信。人們並不相信能夠安慰庸俗的靈魂的這兩種最強烈的感情（以及還能激發對光榮的感情）的那類允諾，是可以由通常的辦法來完成的；於是對狂想的輕信所曾創造出來的各種異想天開，就似乎都結合到化學家的頭腦裡面來。
但是這些海市蜃樓都一點一點地讓位給了笛卡爾的力學哲學，後者本身又被人拋棄並讓位給了一種真正實驗的化學。對與物體相互的合成與分解相伴隨的各種現象的觀察、對這些作用的規律的研究、把物質分析為越來越簡單的元素，——這些都獲得了一種日益增長的精確性和嚴謹性。
但是對化學的這些進步，還應該補充以某些完善化，它們包括著一門科學的完整體系，並且那更其是在於擴大了它的方法而不是增多了形成它的總體的真理數量；它們預告了並準備好了一場很好的革命。這樣就發現了採集可膨脹的流體並使之接受實驗的新方法，而可膨脹的流體一直是規避著實驗的。
［這一發現使人觸及到整個一類新的存在物，並觸及到那些雖然已知、但卻淪為一種在躲避著我們的研究的狀態之中的存在物，並且對於幾乎所有的化合物都再增加上一種成分，它可以說是改變了化學的整個體系。]
這樣就形成了一種語言，那裡面指示著這些物質的名詞表達了或則是有著一種共同的元素的那些物質的關係或差異，或則是它們所屬的那個類別。這樣就既是一種科學書寫法的使用（在那裡，這些物質是由經過分析而組合的文字來表現的，它甚至能表達最通常的那些操作，以及親合力的普遍規律），也是所有各種手段、各種工具的運用（它們可以在物理學中以嚴格的精確性來計算各種實驗的結果），並且還是對結晶現象的計算的應用以及對某些物體的元素相結合時影響到自己經常的和固定的形式所遵守的那些規律的計算的應用。人們長期以來在努力要很好地認識大地的構造形態之前，只懂得以迷信的和哲學的夢來表示它，現在人們終於感到有必要以嚴密的注意來研究大地表面上的、或是他們的需要使得他們要深入加以鑽研的大地內部的那一部分以及其中所發現的物質與它們的偶然的或有規則的分布，以及它們所由以構成的那些物質的分配。他們學會了從中識別海水的、地下水的和火的遲緩而漫長的作用的痕跡，學會了分辨大地的表層和外部的地殼，人們在其中所發現的物質的不平衡及其分布，以及往往還有物質本身，乃是火的、地下水的、海水的與大部分是由不同物質所形成另外那些部分的大地的作品，它們帶有更古老的天翻地覆的標記，而它們作用的原因我們至今還不知道。
礦物、植物和動物分為許多品種，其中個體的不同只在於一些不可察覺的、不大經常的變異，或者是由純粹局部性的原因所造成的；這些品種之大多彼此相似，乃是由於有著為數或多或少的共同性質，它們有助於確定各種連續的而且越來越擴大的分類。博物學家學會了按照很容易掌握的、固定的特徵，對這些個體進行系統的分類，這是在無數的不同存在物中間做出識別的唯一辦法。這些方法乃是一種真正的語言，在這裡每一個對象都以其更為固定不變的某些性質而被標出，並且靠著這種辦法我們就認識出它們的這些性質並可以在日常的語言中重新找到代表著一個對象的名字。正是這些語言，如果構造得好，還會教給我們每一類自然存在物的真正本性是什麼，它們的結合在它們的其他的性質方面也帶有多少是一種完整的類似性。
假如說有時候我們看到那種驕做在人們的眼前擴大了這種唯一的研究的、而且是歷盡艱苦才能獲得的知識對象，並對這些方法加上了一種誇大了的重要性，把在某種意義上只不過是科學的真正語言的字典和文法的東西，當成了科學本身的話；那麼一種虛假的哲學就往往又從一個相反的極端過分貶低了同樣的這些方法，把它們與各種隨心所欲的目錄以及各種勞而無功的匯編混為一談。
對自然界的三大領域所提供的各種物質的化學分析，對它們外部形象的描述，對它們物理性質和對它們通常性質的闡釋，動物或植物有機體的以及它們的營養和它們的繁殖的發展史，它們的組織的細節，對它們各個不同部分的解剖以及其中的每一種的功能，有關動物的習俗、它們獲得食物、掩蔽所和住處以及它們捕捉獵物或對敵人掩蔽的辛勞的歷史，它們中間之形成為家族的或種族的社會，人們經歷過無數的生命鏈索之後而被導致的那許許多多的真理，從粗糙的物質導向程度較弱的有機組織、從有機物質導向能給出感覺和自發運動的最初跡象的物質、最後從它們直到人類的那些連續不斷的環節的關係，所有這些存在物與人類的關係（無論是相對於他們的需要而言，還是就其使人與它們相趨近的那些類似性而言，或是就其使人與它們相分離的那些區別而言）；——自然史今天所呈現給我們的那幅史表便是如此。
人體本身就是另一門科學的對象；解剖學在它通常的意義上就包括生理學在內，這門科學曾經由於迷信對死者的尊敬而停滯不前，又由於偏見的普遍減弱而受益，並且還幸而違反了要使自己與權勢者們的支持相協調而保存自己的那種好處。它們的進步看來仿佛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是到盡頭了，正在期待著更完善的工具和新的方法；它們幾乎是陷於只是在比較動物的各個部分與人體的各個部分之中、比較各個不同物種的共同器官在履行相似的功能的方式之中，在尋求著在今天看來是人們的直接觀察所拒絕給予他們的那些真理。幾乎凡是觀察者的眼睛藉助於顯微鏡所能發現的一切東西，都已經被揭示無遺了。解剖學看來有必要藉助於對其他各種科學的進步都是如此之有用的各種實驗，而它那對象的性質卻使得它遠離了目前對它的完善化乃是十分必要的那種手段。
血液循環早就被人認識了；然而，其目的在於輸送乳糜與血液相混合來補充其中的損失的那些管道的分布，便於對食物進行必要的分解、便於分離出適宜於與體液和有機物質互相吸收的胃液的存在，在懷孕與分娩之間並且在那時以後一生的各個不同時期中各個不同部分、各種不同器官所經歷的變化，被賦予感覺性或是應激性（那是哈勒所發現的性質，並且對幾乎所有的有機物都是共同的）的那些部分之間的區別，——這些都是那個輝煌的時代里生理學所曾發現的東西，並且還有某些觀察上的依據；而且人們應該原諒對許多重要的生理學真理所做的機械學、化學和有機學的解釋，這些科學一個接著一個曾對生理學強加以各種對科學的進步來說乃是不幸的假說，而且當它們的應用被擴大到醫學上時還是危險的假說。
與這幅各門科學的史表相結合的，還應該有工藝的史表；工藝依靠科學，已經取得了更確實的進展，並且已經打碎了迄今為止因襲常規所曾束縛了工藝的種種枷鎖。
我們將要表明，力學的進步、天文學的、光學的知識和測時技術的進步對於建造、驅動與導航的技術所起的影響。我們將要闡明，觀象家人數的增多、航海家的更大的技巧、在天文學的方位測定與地形學的方法方面的更嚴格的精確性，曾怎樣地終於使人認識了直到上一個世紀之末幾乎尚未為人所知的這個地球；嚴格說來的機械技術的完善化，曾怎樣地有賴於製造工具、機械和工藝的技術的完善化，而這些完善化又是怎樣地有賴於理論力學以及物理學的進步；這些技術本身有賴於更不費力地、耗損更少地使用已知的驅動力或發明新的驅動力的科學，又都是些什麼。
我們將要看到，建築學從有關平衡的科學和流體的理論中吸取了賦予拱頂以更便利和更節約的形式的辦法，而不必耽心會改變這些結構的堅固性；以計算得更確切的阻力來對抗水的衝擊的辦法、引導水流的辦法和以更大的技巧與成功在運河中利用水流的辦法。
我們將要看到化學技術被新的作業流程所豐富，它純潔並簡化了古來的方法，清除了因襲陳規而從種種無利的或有害的物質中、從種種無用的或不完備的操作中所引進的一切東西；同時，人們還發現了預防工人所面臨的、往往是可怕的種種危險的部分辦法；從而他們就獲得了更多的享受、更多的財富，卻不必再以那麼多令人痛苦的犧牲和那麼多的悔恨為其代價。
同時，化學、植物學、博物學擴大了我們對經濟作物、對培育滿足我們不同需要的植物、對飼養、繁殖和保存家畜、完善它們的品種和改進它們的產品以及對製作和保存大地的出產或動物所提供給我們的產品的豐富知識。
自從解剖學和化學開始對外科學和藥學提出更明了的和更確切可靠的指導的那一刻起，外科學和藥學就變成了幾乎是嶄新的技術。
醫學就其實踐而論，應該認為是一種技術，這時它至少是擺脫了它那些虛假的理論、它那迂腐的行話、它那害人的陳規、它那對名人的權威、對有關各種官能的學說的奴顏婢膝式的屈從；它教導人們除了經驗而外不再相信別的。它增多了自己的方法，它懂得更好地組合它們和運用它們；而且如果說在某些方面，它那些進步在某種意義上是消極的，如果說它把自己只限於廢除種種危險的療法和有害的偏見，那麼研究化學藥物並與觀察相結合的新方法就宣告了更真實和更廣闊的進步。
我們尤其是將要追蹤科學天才的那種進程，它有時候從一種抽象的和深刻的理論進入了種種聰明而精密的應用，它在簡化了自己的手段之後，就把它們配備於各種需要，終於把它的好處傳播到最通俗的各種實踐；它又有時候被同樣這些實踐的需要所促進，要向最高級的思辨之中去追求通常的知識會拒絕給予他們的那些力量。
我們將要使人看到，關於理論無用的說法，哪怕是就最簡單的技術而論，也從來都只不過證明了說這些話的人們的無知。我們將要表明，那麼多不幸的應用之所以沒有效用或者有負面的影響，決不可歸咎於這些理論的深奧，而是相反地必須歸咎於它們的不完備。
這些觀察就會引向這一普遍的真理，即在所有的技術中，理論的真理都必然要在實踐之中加以修訂；而且還存在著實際上不可避免的不準確性，它那效果是我們必須力求使之成為不可察覺的，但又並不沉溺於那種虛幻的想要防止它們的希望之中；有關手段、時間、耗費種種在理論中必然會被人所忽視的需要的大量給定條件，當然也會進入到有關當前現實的實踐中來；最後在以真正屬於實踐的天才的那種技巧在引進這些給定條件時，我們就可以同時既克服反理論的偏見正在威脅著我們要把技術束縛於其中的那些狹隘的限制，而又能預防對於理論運用不當所可能引致的各種錯誤。
已經被劃分開的各種科學，不互相接近、不在它們之間形成接觸點，是不可能得到擴展的。
對每一種科學的進步的闡述就足以表明，在許多種科學中直接應用微積分是多麼地有用；在幾乎所有的科學中，它又是怎樣地可能運用來對實驗和觀察得出更大的準確性；它們有賴於機械學的都是些什麼（機械學給了它們以更完備的和更準確的工具）；顯微鏡的發明和氣象學儀器的發明，曾經怎樣地有助於博物學的完善化；而這後一種科學有賴於化學的又是什麼，只有化學才能把它導向一種對它所考察的對象的更深刻的認識，才能向它揭示最隱蔽的自然界和最本質的不同，向它表明自然界的構成和成分；同時博物學則向化學提供了那麼多要加以區分和採集的物品，那麼多要進行的操作，那麼多由自然界所形成的化合物，我們必須區分出其中真正的成分，而有時候是要發現或者甚至於要模擬那種秘密；最後還有，物理學和化學是怎樣地在互相支援的以及解剖學是怎樣地從博物學或從其他這些科學中接受了它們的。
但是我們還只是闡述了我們所曾接受於和我們所可能期待於那種應用的最小的一個部分。有許多幾何學家給出了根據觀察未發現各種現象的經驗規律的普遍方法，這些方法可以擴展到所有的科學；因為它們同等地引人認識或是同一個數量在一系列的時刻或位置的連續值的規律，或是許多給定對象之間的一種相似質量的不同特性或不同值的分配規律。
某些應用已經證明了，我們可以成功地運用化合物的知識，從而能夠以更容易掌握其間的關係、結果和整體的方式來處理我們的觀察。
機率計算的應用已經預示了它可以怎樣地協助其他的科學進步；有時候，它決定著特殊事實的或然性如何，並教導我們去判斷，究竟這些事實是應該加以摒棄的，還是反之是值得加以證實的；有時候，它在計算著這些事實經常反覆出現的或然性，這些事實往往是呈現在技術的實踐中，而其本身並不與已被看作是普遍規律的某種秩序相聯繫：例如，在醫學中，某些藥物的療效或某些預防藥劑的成功便是如此。這些應用也向我們表明了一組現象乃是一個有智慧的存在者的意向的結果以及它有賴於與之共同存在的或先行的其他現象的機率都是什麼；此外還有應該歸之於我們稱為機遇的那種必然的而又不為人知的原因的機率；「機遇」一詞的真正意義是只有很好地研究了這種計算才能弄明白的。
這些應用同等地教給了我們認識我們所可能希望達到的確定性的不同程度，認識我們所能據之以採用一種意見作為我們推理的基礎的那種或然性，而又並不損害理性的權利和我們行為的準則，也不缺乏審慎，還不違反正義。這些應用表明了各種不同的選舉形式、由多數票做出決定的各種不同形式的利和弊都是什麼，從中可能得出機率的不同程度，公共利益按照每個問題的性質所應該要求的那種機率；怎樣才是幾乎能確實獲得它的辦法，當決定並非是必然的或者雙方的不利之點並不相等，其中有一方由於始終處於那種或然性之下而不可能合法的時候；或者是怎樣事先就保證總是能獲得那同一種或然性的辦法，當決定正好相反地乃是必然的，而最微弱的或然性就足以使之通過的時候。
在這類應用之中，我們還可以列入那些人對於事實的機率的考察，他們不能把自己的同意放在自己的觀察之上；這種機率或是從見證人的權威那裡得出來的，或者是從這些事實與其他直接被觀察到的事實的聯繫中得出來的。
對人的壽命的研究，對不同的性別、溫度、氣候、職業、政府、生活習慣對壽命所產生的影響的研究，對各種不同疾病所造成的死亡率的研究，對人口所經歷的變化的研究，對產生了這些變化的各種不同原因的作用範圍的研究，對它在各個國土上按年齡、性別和職業的分配方式的研究，——所有這些研究對於人體的知識、對於醫學、對於公共經濟學可能是何等地有用啊！
公共經濟學又是怎樣地使用了這些同樣的計算在確定各式各樣的終身年金、養老儲備金、儲蓄銀行和救濟銀行與保險公司的！
這種計算的應用對於包括度量理論、貨幣的、銀行的、金融運作的理論以及稅收、稅收的法定配額、它們實際的分配（那是如此之經常不顧法律的）、它們對社會體系所有各個方面的作用在內的那部分公共經濟學，難道不是仍然必要的嗎？
在這同一門科學中有多少重要的問題是只有靠對博物學、對農業、對植物生理學、對機械學和化學的技術所獲得的知識的幫助，才能夠很好地加以解決的啊！
總而言之，各門科學的普遍進步就是如此，以致於可以說沒有任何一門科學是不必藉助於所有其他各門科學的援助，就能夠完整地被包容在它的原則和它的細節之中的。
在提出這一史表時，和每門科學都因之而豐富起來的那些新的真理時，和每門科學都有負於看來仿佛特別是屬於另一類知識的各種理論和方法的應用時，我們將要探討什麼是觀察、實驗和思考在每一門科學中所可能把我們引向的那些真理的性質和限度；我們同樣地將要探討在每一門科學中恰好是什麼才構成其為發明的才能，——人類理解力的那種主要的能力，就被人們稱之為天才；由於什麼作用，人類精神才能夠達到它所追求的那些發現，有時候還被引向它所並沒有尋求、它甚至於不可能預見到的那些發現。我們將要表明，把我們導向這些發現的各種方法怎樣地可能會枯竭，從而科學在某種意義上就會被迫停頓下來，——假如沒有出現新方法向天才們提供新的工具或者是促進他們能運用已經不可能再加使用而不消耗過多的時間和精力的那些新方法的話。
假如我們把自己只限於表明我們從直接運用科學中或者在把科學應用於技術時所取得的好處，無論是就個人的福祉而言，還是就國家的繁榮而言；那麼我們就還只是使人認識到它們的好處的很微小的一部分。
它們最重大的好處或許是推翻了偏見，並在一定意義上重建了人類的理解力；人類的理解力曾經被迫匐伏於錯誤指導的面前，它灌輸給他們每一代從襁褓之中所傳遞下來的荒謬信念，加之以對迷信的驚懼和對暴政的惶恐。
所有政治上的和道德上的錯誤都是基於哲學的錯誤，而哲學的錯誤其本身又是與物理的錯誤相聯繫著的。沒有一種宗教體系、沒有一種超自然的妄誕，不是建立在對自然規律的愚昧無知的基礎之上的。這些荒誕事物的發明者和保衛者，不可能預見到人類精神之綿延不斷的完善化。人們被說服在他們自己的時代，他們就已懂得了他們所可能懂得的一切，並且會永遠信仰他們當時所信仰的東西；於是他們就滿懷信心地把自己的夢想建立在他們自己的土地和他們自己的時代的普遍見解的基礎之上。
物理學知識的進步對這些錯誤甚至於是更加致命的，它們往往是摧毀了這些錯誤而看起來又並沒有攻擊這些錯誤。而且使那些頑固保衛這些錯誤的人蒙上了愚昧無知這一令人齒冷的笑柄。
同時，對這些科學的對象進行正確推理的習慣、它們的方法所得出的精確的觀念以及認識或證明一種真理的手段，都會自然而然地引導我們要對那種強迫我們去擁護奠定在可信性這一現實動機之上的情緒和那種使我們依附於我們習慣的偏見的情緒或強使我們要向權威讓步的情緒進行比較；而這一比較就足以教導我們鄙棄後一種見解，從而使我們感到我們並不真正相信它們，哪怕我們以信仰它們而自詡，哪怕我們是以最純潔的真誠在宣揚它們。這個秘密一旦被發現之後，就會使它的滅亡成為迅速而又肯定的事。
最後，物理科學的這種前進是感情和興趣所干擾不了的，在那裡人們不相信出身、職業或地位就使人有權去評判人民自己並不處於一種可以理解它們的地位的那些東西；這一十分確切的進程不可能被人觀察到而又不使啟蒙了的人們不在其他的科學中也要不停地力求與之相趨近；它每一步都向他們提供了他們所應該遵循的典範，提供了他們可以據之以判斷他們自己的努力並認識到他們可能會步人的錯誤的道路，使自己避免懷疑主義以及輕信和盲目的惶惑，甚至於是過分地完全屈服於知識和名望的權威之下。
毫無疑問，形上學的分析也導致同樣的結果，但是它只不過給出抽象的教誡；而這裡的這些同樣抽象的原則一旦付諸行動，就會由範例而得到闡明、由成功而得到加強。
直迄這個時代，科學還只是少數人的家產；現在它們已經變成了共同的所有，而這個時刻正在到來，那時候它們的要素、它們的原則、它們的最簡單的方法都將真正變成為大眾的。到了那時候，它們之應用於技術、它們對人類精神的普遍的正確性的影響，就將具有一種真正普遍性的效用。
我們將追蹤歐洲各國在教育方面的進步，無論是幼年的還是成人的；這一進步迄今還是薄弱的，假如我們僅只是看那種教育的哲學體系的話，它幾乎到處還是委身於經院哲學的偏見；但那種進步卻是十分迅速的，假如我們考慮到教學對象的廣度和性質的話，——那差不多只是包含真正的知識，包括有幾乎一切科學的要素都在內；而各種年齡的人都從字典中、從摘要中、從雜誌中找到了他們所需要的種種知識，儘管它們並不總是十分純粹。我們將要考察，口頭的科學教育與人們直接從書本和研究中所接受的教育相結合都有哪些用處；如果說從編纂工作之變成為一種真正的職業、一種謀生手段這件事產生了某種便利的話，那麼它就繁衍了大量庸俗的著作，但是同時對於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人也就繁衍了獲得普通知識的手段。我們將要闡述各種學會對人類精神的進步所起的影響，那道屏障在反對江湖騙術和偽學術上長時期都將是有用的；最後我們將要敘述各個政府對於人類精神的進步所給予鼓勵的歷史，以及它們在同一個國度和同一個時代也曾對它設置下了障礙的歷史；我們將要使人看到，什麼樣的偏見或什麼樣的馬基雅維里主義的原則曾經指導過各國政府反對人類精神朝著真理前進；又是什麼樣的有關的政治的乃至公共福祉的觀點，——當看來相反地是要想加速和保護它的時候，——曾經指導過它們。
藝術史表所呈現的結果，也是同樣地輝煌。音樂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變成了一種新的藝術，同時和聲的科學與微積分之應用於發聲體的振動與空氣的波動都闡明了它的理論。造型藝術已經從義大利傳到了弗蘭德斯、西班牙和法國，並在這些國度里上升到義大利在前一個時代所曾達到的同樣程度，而且它們在這裡比在義大利本土被維護得更加光輝燦爛。我們畫家們的藝術就是拉斐爾和卡拉齊兄弟的藝術。所有這些方法都保存在學院裡，它們遠遠沒有消失而是傳播得更廣泛了。然而，已經過去了那麼長的時期而並沒有產生出一個天才能與拉斐爾媲美，這種長期的停滯狀態就只好歸之於機遇了。那並不是藝術的方法已告枯竭，雖說偉大的成就確實是變得越發困難了。那並不是自然界拒絕賦予我們以16世紀義大利人所具有的同樣完美的官能；那必須全然歸之於政治的、風尚的變化，那不是藝術的衰頹而是它那作品的脆弱性。
文學在義大利培育得不很成功，然而並沒有退化；而人們在法語中所做出的進步，卻使它配得上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全歐洲的普遍語言的那份榮譽。
在高乃依、拉辛和伏爾泰的手裡，悲劇藝術由於連續不斷的進步而上升到了前所未知的完美境地。喜劇藝術則有賴於莫里哀而更加迅猛地達到了一種任何國家都還未能達到的高度。
在這個時代的開始，在英國，並且在與我們更為接近的時期是在德國，語言是完善化了。詩的藝術、散文寫作的藝術已經服從於（但不像在法國那麼馴服地）應該是指導著它們的那些理性的和自然的普遍規則。這些規則對於所有的語言和所有的民族都是同等地真確，儘管迄今為止只有少數人能夠懂得它們，並把自己提高到那種正當的而又確切的趣味的高度，——它們不外就是主宰著索福克里斯和維吉爾的篇章以及蒲伯和伏爾泰的篇章的那些同樣規則的情操而已，它們教導了希臘人和羅馬人以及法國人去感受同樣的美並反抗同樣的丑。
我們將要使人看到，在每一個國家裡都是什麼東西促進了或者推遲了這些藝術的進步的，是什麼原因使得各個不同國度里的不同類型的詩歌或散文著作達到了如此之不平衡的完美狀態的，以及這些普遍的規則怎樣能夠甚至在不損害構成為其基礎的那些原則的同時，被風尚、被享受這些藝術品的人的意見以及被它們的不同類型所註定要採用的做法的性質本身所規範著。所以，例如，整天在一所不大的廳堂里在為數不多的觀眾面前所背誦的悲劇，和在一個巨大的劇場裡在隆重的節日邀請所有的人來歌唱的悲劇，二者就不可能有同樣的實用規則。我們將要力圖證明，趣味的各種規則也具有同樣的普遍性、同樣的永久性，但也要接受同樣的那種修正，正如道德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其他規律一樣，——當必須把它們應用於一種通常藝術的直接實踐的時候。
我們將要表明，印刷術怎樣繁衍並傳播了目的在於供公眾朗讀或背誦的那些著作，它們所流通的讀者的數目要比聽者的數目大得無可比擬；我們將要表明，在人數眾多的會議中所採取的幾乎所有的重大決定，是怎樣地由它們的成員從講授中所接受的教育而決定的，那是由古代人和近代人之間的說服藝術的規則不同所得出的結果，這些不同類似於它所應產生的效果與它所運用的手法之間的不同；最後，我們將要表明，即使是在古人也把自己限於閱讀作品的那些文學類型之中，例如歷史或哲學，印刷術的發明使人更能投身於展開細節的那種便利，又是怎樣地也應該影響到這些規則本身。
哲學和科學的進步擴大和促進了文學的進步，而文學的進步又有助於使學習科學更加容易，使哲學更加大眾化。它們是在互相支持的，儘管無知與愚蠢在努力要把它們分開，使之成為敵人。學術——對人類權威的順從、對古老事物的尊敬，似乎註定了是要使學術維護有害的偏見那一方的——居然有助於推翻它們，是因為科學和哲學已經帶給了它一束更為健全的批判火炬。學術已經懂得了衡量各種權威並進行比較，它終於使得它們自身都要受到理性的審判。它已經摒棄了種種奇蹟、種種荒誕的神話、種種違反或然性的事實；但是在它攻擊它們所依恃的那些證據時，它就從此懂得了不管這些證據的力量如何，都要加以摒棄，而只認可那些能夠擊敗非凡事件在物理上和在道德上的不真實性的證據。
這樣，所有的人類理解力的活動，不管它們在對象上、在方法上或在它們所需要的精神品質上可能有怎樣的不同，卻都匯聚成人類理性的進步。事實上，它是屬於人類勞動的整個體系的，有如一件製造良好的作品，它的各個部分雖則在方法上迥然有別，卻又應當是緊密相聯繫著的，它們只能形成一個唯一的整體並趨向於一個獨一無二的目標。
現在我們就來對人類做一個綜覽；我們將要表明，所有的科學中對真正方法的發現、它們所包含的各種理論的推廣、它們之應用於自然界的一切對象與人類的一切需要、它們之間所建立的交通線路、大量在研究科學的人士們、最後還有印刷術的繁衍，——這些就足以向我們保證，這些科學的任何一種今後都再也不會降回到它們所已達到的那一點以下了。我們將要使人看到，哲學的原理、自由的準則、對真正的人權及其真實利益的認識，都已經在為數非常之多的國家裡傳播開來並在每個國家裡都指導著極大多數啟蒙了的人們的見解，以致於我們不必擔心會看到它們再度湮沒無聞的。
那麼，我們還保留有什麼可恐懼的呢？——既然我們看到這兩種語言乃是傳播得最廣的語言，也是享有最完整的自由的那兩個民族的語言，他們最能認識它的原理；從而就沒有任何暴君的聯盟、沒有任何可能的政治組合，是能夠防止這兩種語言堅決保衛理性的權利以及自由的權利的。
但是，如果說這一切都告訴了我們，人類是不會再陷入它那古代的野蠻狀態的，如果說這一切都向我們保證不會再有那種怯懦而腐化的體系——它懲罰著人類要永遠搖擺於真理和錯誤之間、自由與奴役之間；那麼我們同時卻也看到光明還只占領了大地上的一個微小的部分，而真正啟蒙了的人數就在大量委身於偏見和無知之中的人們面前消失了。我們看到廣大的地區在奴隸制之中呻吟，那許多國家，或是在這裡被文明的罪惡所敗壞，它那腐化延緩了文明的進程，或是在那裡仍然在它那原始時代的幼稚狀態之中混日子。我們看到晚近這些時代曾經為人類精神的進步做過許多工作，但是為人類物種的完善化卻做得很少；為人們的光榮做得很多，為人類的自由做了一些事，但是為人類的幸福幾乎還沒有做任何事。在某些點上，我們的眼睛受到輝煌奪目的光明的震眩；但是稠密的陰霾仍然遮蔽著廣闊無垠的天際。哲學家的靈魂在少數對象上很欣慰地安息了下來，但是愚蠢、奴隸制、狂妄和野蠻的景象卻更加經常地在刺痛著他的靈魂；而人道之友們只能是沉溺於對未來的甜蜜希望之中才品嘗到沒有雜質的歡樂。
這些便是應該列入人類精神進步史表之內的對象。我們將要在提出它們時，特別力求表明這些進步在人們政治生活的不同時代中對於人們的意見的、對於各個不同國家的廣大群眾的福祉的全部影響：我們將要力求表明，他們都認識到了哪些真理，他們都弄明白了哪些錯誤，他們都奠定了哪些有德的習慣，他們的才能都有哪些新的發展曾經在這些才能與他們的需求之間建立了一種更幸福的比例；並且，在一種相反的觀點之下，他們又曾經是哪些偏見的奴隸，是哪些宗教的和政治的迷信把他們引到那裡的，愚昧無知和專制主義是通過哪些邪惡腐蝕了他們的，暴力或他們自身的墮落又使他們淪於什麼樣的悲慘境地。
迄今為止，政治史也像哲學史和科學史一樣，只不過是某些少數人物的歷史；真正構成其為人類的那些人、即幾乎全然依恃自己的勞動而生活的廣大的家庭卻被人遺忘了，甚至於還有從事於公共職業的那類人（他們的活動不是為了他們自己而是為了社會，他們的任務是教學、是管理、是保衛、是安慰別人），而惟有領袖們才吸引了歷史學家的關注。
對個人的歷史而言，只要搜集事實就夠了，但是人類整體的歷史卻只能是依靠觀察；而且要選擇它們、要掌握它們本質的特徵，就必須還得有知識；並且要能很好地運用它們，還需要有幾乎同樣的哲學。
此外，這些觀察在這甲都是以通常的事物為對象的，它們觸入每個人的眼帘；只要願意，每個人自己都可以認識它們。於是，幾乎所有被人搜集到的觀察就都是出自旅行家，就都是由外國人所做出的，因為這些在它們所在的地方都是如此瑣碎的事物的，對這些人卻成為了好奇心的對象。可是不幸，旅行家們幾乎總是不確切的觀察者；他們觀看對象是太匆忙了，而且是通過他們自己國度的偏見在觀看的，往往是以他們所遊歷的國家的人們的眼睛在觀看的。他們所請教的只是偶然把他們相聯繫在一起的那些人，而利害關係、黨派精神、民族驕做或情調則幾乎總是會左右著這些答案的。
因此，我們可以據之以追蹤最為重要的這部分人類歷史的，其資料的貧乏就絕不能僅只歸咎於歷史學家的奴顏婢膝，有如人們很有道理地所譴責於專制君主的御用歷史學家們的那樣。
我們只能以對法律、對政府與公共經濟的實踐原則的知識，或以對宗教、對一般偏見的知識來補充其中的缺欠。
事實上，書面上的法律與被人實行的法律、統治者的原則與他們那由被統治者的精神所加以改變的行動方式、由制定體制的人所頒布的體制與被實現了的體制、書本上的宗教與人民中間的宗教、一種偏見表面上的普遍性和它所獲得的實踐擁護，都可能是如此之不同，以致於其效果絕對不會再符合於那些公開被承認的原因。
正是人類歷史這一最朦朧、最被忽視的部分，而且有關的遺物向我們所提供的材料又是如此之稀少，才是我們格外應該加入到這份史表之中的；而且無論我們考慮的是一種發現、一種重要的理論、一種新的法律體系或一場政治革命，我們所關懷的都是要決定它們對於每個社會的大多數那部分人都造成了什麼效果；因為哲學的真正對象就在於此，因為這種同樣原因的一切中間性的效果都只能看作無非是最後推動那部分真正構成為人類整體的人們的手段而已。
只有達到了整個鏈鎖的這最後一步，我們對過去事件的觀察（作為由思索而獲得的知識）才真正變成為有用的，只有到達了那個終端，人們才能欣賞他們自己對光榮的真正資格，或者能確實欣然享受他們自己理性的進步；只有這時候，人們才能判斷人類真正的完善化。
把一切都聯繫到這樣的最後一點的這一觀念，乃是被正義和理性所決定的；然而人們或許會傾向於把它看作是純屬幻念；但它卻不是幻念，我們這裡只要用兩個動人的例子就足以證明它了。
擁有最常見的各種消費品——它們以某種程度的豐裕滿足了那些胼手胝足在耕耘我們土地的人們的需求，乃是由於得到了科學知識的幫助的長期辛勤勞動的結果；自從那時起，這種擁有就被歷史附麗於薩拉米戰役的勝利之上，沒有這次勝利，東方專制主義的陰影就會威脅著要吞噬整個的大地。水手們正確地觀察到了經度才免于海難，他們的生命有賴於一種理論，那通過一連串的真理可以上溯到柏拉圖學派所做的發現，但在兩千年間卻埋沒在毫無效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