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 · 第八個時代
從印刷術的發明——下迄科學與哲學掙脫了權威的束縛的時期
凡是沒有思考過無論是在科學真理的、還是在工藝方法的發現中人類精神的進程的人，都會驚訝何以有如此漫長的一段時間分隔開了雕版印刷術的知識和活字印刷術的發現。
毫無疑問，有些版刻家曾有過要應用他們的技術的想法；但是他們卻被實行起來的困難（而不是被成功的便利）所嚇倒了；而且更幸運的倒是，人們並不曾疑問過它那全部的領域；因為教士們和國王們會聯合起來，從它一誕生起就扼殺這個將會戳穿他們並推翻他們寶座的敵人。
印刷術無限地（而且花費很小地）增多了同一部著作的印數。從此，凡是懂得閱讀的人就都有能力可以有書並按照自己的興趣和需要得到書；而且這種讀書的便利又擴大並且傳播了進行教育的願望和手段。
這些大大增多了的印本就以更大的速度在傳播著，不僅是各種事實和發現獲得了更廣泛的公開性，而且它們還是以更大的敏捷性而獲得的。知識變成了一種積極的、普遍的交流的對象。
人們曾不得不尋求各種手稿，正如我們今天尋求珍本著作那樣。已往僅只是被某些個人所閱讀的東西，這時已經有可能被所有的人都閱讀了，並且幾乎是在同時觸及到每一個懂得那同一種語言的人。
人們懂得了向分布在四方的各個國家講話的辦法。人們看到有一種新的論壇成立了，其中交流著雖不很活躍、但卻更加深沉的各種印象，其中人們對感情所施加的暴政統治較少，由此理性就獲得一種更為可靠和更為持久的力量；其中全部的優勢都是有利於真理的，因為它那藝術是唯有在喪失了誘惑別人的辦法時，才獲得了啟蒙別人的辦法。它所形成的公共意見，是由於共同享有這種意見的人數之多才有力量的，也是因為決定它的動機是同時涉及到每一個人（哪怕是距離最遙遠的人）的精神而生氣蓬勃的。於是，我們就看到建立起一座獨立於一切人間勢力之外的法庭，它擁護理性和正義，人們很難向它隱藏什麼，而且也不可能躲避它。
新的方法、在應該導致一種新發現的道路上的最初步驟的歷史、為它做準備的那些勞動、可能做出這種想法的或者是僅只激起人們願望去追求這種想法的各種觀點，——這一切都會很迅速地傳播開來，向每一個人提供一整套所有的人的努力所能創造出來的方法；並且由於這些相互的支持，天才就仿佛具有了不止於成倍增長的力量。
每種新的錯誤從其一誕生就受到駁斥，甚至往往是在它得以傳播之前就遭到打擊，它根本就沒有時間能在人類的精神之中生根。從幼年時起在某種程度上就被接受並被認同為每個個人的理性的那些錯誤，以及恐懼或者希望使之對於脆弱的靈魂成為了可愛的東西的那些錯誤，現在都被如下的這一點所一筆勾銷了：即，要禁止對它們加以討論、要掩飾它們是可以被駁斥和被摒棄的、要反對真理——真理從一個結果到另一個結果，終於會使人認識謬誤——的進步，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
正是由於印刷術，人們便有可能傳播涉及到當前局勢或流行意見的種種著作；因此，在任何一個地點所討論的每一個問題，都會引起講同一種語言的人的普遍關注。
不求助於這種藝術，人們又怎麼能夠成倍地增加那些針對著每一個階級的人和針對著每種不同教育程度的書籍呢？唯有長時期的討論才能夠對各種疑難問題帶來確鑿的知識，並在不可動搖的基礎之上確切肯定那些過分抽象、過分微妙、過分遠離人民的偏見或學者們的共同意見的真理，而不致於很快地被忘掉或被誤解；純基礎性的書籍、字典和仔細收集有大量事實、觀察和經驗的那些著作，其中展現了一切的證明，討論了一切的疑問；那些珍貴的集成所收羅的，或是人們對某一個特殊的科學部門所曾觀察的、寫過的或思想過的一切東西，或是同一個國度所有學者們每個年度勞動的成果；那些各種各樣的圖表之中，有些是把人類精神非經歷艱辛的勞動就無從掌握的成果呈現在人們的眼前，另有一些則可隨我們的意而展示我們所需要知道的事實、觀察、數字、公式和事物，而最後還有一些則是以方便的形式、以有規則的秩序提供了天才們可以從中得出新的真理來的資料；——所有這些能使人類精神的進程更加迅速、更加確實和更加便利的手段，也都是印刷術的恩賜。
當我們來分析民族語言之取代了各個國度的學者在科學上使用的幾乎是獨一無二的那種共同語言的作用時，我們還將再次指明這一點。
最後，印刷術不是把對人民的教育從一切政治的和宗教的枷鎖之下解放出來了嗎？這一種或那一種的專制主義枉然地想要侵犯所有的學校；專制主義枉然想要嚴酷的體制永恆不變地固定下來以規定以哪些錯誤去污染人類的精神，哪些真理是應該下令予以保存的；專制主義枉然嚴命那些從事於對人民的道德教育或對青年在哲學或科學方面的教育的講席，除了有利於這種雙重暴政的學說而外，其他一律都不得傳播；——但是印刷術卻仍然能夠散布出一道獨立而純潔的光明。每個人都可能在沉默和孤寂之中從書上接受到那種教育，他們是不可能普遍地被腐蝕的；只要還有一角自由的土地，出版業在那裡可以發行它的印張，這就夠了。有那麼大量的不同書籍、同一部書又有不同的印本和重印本，——它們頃刻之間就可以重新成倍地增長，——人們又怎麼可能充分確鑿地封閉起真理得以被引進來的所有門戶呢？當只不過是要毀掉一部手稿的幾個抄本就可以一勞永逸地消滅它的時候；當禁止一種真理、一種意見過了若干年之後就足以把它浸沒在永遠的忘卻之中的時候，——即使在那時候也都是很困難的事，而今天需要的卻是保持永無休止的、不斷更新的警惕和永不息止的活躍，那豈不是就變得不可能了嗎？即使假設人們能拋棄那些十分明顯是直接傷害了異端裁判官的利益的真理，人們又怎麼可能防止深入和傳播那些包含有被查禁的真理不太被人察覺地在做著準備、並且有朝一日會把人們帶到真理那裡去呢？人們能否不被迫摘掉虛偽的面具，就做到這一點？——而虛偽的滅亡幾乎也正像真理之對錯誤的勢力是同樣地致命的。我們也將看到理性會戰勝這類徒勞無益的努力；我們將在那種總是重新出現而且往往是殘酷的戰爭之中，看到理性會戰勝暴力和欺詐，會藐視屠夫們並抵抗誘惑；在理性的全能的手下，將會逐一地粉碎那種宗教虛偽——它要求人們對其宗教教條真心誠意地加以崇拜，以及那種政治虛偽，它卑躬屈節地勸誘人們和平地忍受對它有利的那些錯誤，而人民（如果相信它的話）在其中也會有助於他們使自己陷入萬劫不復的地步。
印刷術的發明幾乎恰好與其他兩件大事的時間相吻合，其中的一件對人類精神的進步起了直接的作用，而另一件對全人類命運的影響則只要人類存在就不會終結。
我說的是土耳其人之攻占君士但丁堡，和新世界以及開闢歐洲與亞洲和非洲東部的直接航線的發現。
希臘文人逃避韃靼人的統治，都到義大利來尋求避難。他們以他們原來的文字教人閱讀古希臘的詩人、演說家、歷史家、哲學家和學者；他們首先是成倍地增多了它們的手稿，隨後很快地又成倍地增多了它們的各種版本。人們不再把自己局限於崇拜公認的被人稱之為是亞里士多德學說的東西，人們在他本人的著作裡面去尋求它真正都是些什麼，人們敢於評判它並且反駁它；人們用柏拉圖來反對亞里土多德；而相信自己有權選擇一個主人，這就已經是開始擺脫羈絆了。
講授歐幾里得、阿基米德、狄奧芳圖斯、希波克拉底、甚至於亞里士多德的動物學和物理學的書籍，就復活了幾何學和物理學方面的天才；而哲學家們反基督教的種種意見則喚醒了幾乎是熄滅了的古代對人類理性的權利的觀念。
大無畏的人們被愛光榮和對新發現的熱情所引導著，推廣了歐洲的宇宙邊界，向她展示了新的天空並開闢了未知的土地。達.伽馬以不知疲倦的堅忍力在沿著漫長的非洲海岸航行之後，深入到印度；而哥倫布投身於大西洋的波濤，到達了那個橫亘歐洲西部與亞洲東部之間的迄未為人所知的世界。
如果說這種情操——它那動盪不息的活動一直囊括一切的對象——預示了人類種種偉大的進步的話，如果說一種高尚的好奇心激動了航海的英雄們的話；那麼一種卑鄙而殘酷的貪婪心、一種愚蠢而兇殘的狂想，就引導國王們和盜匪們要從他們的勞動之中坐享漁利。居住在那些新土地上的不幸的人們，根本就不被當作人看待，因為他們不是基督徒。這種偏見對於暴君們的腐蝕更有甚於對於受害者們，它扼殺了任何一種內疚之情，使這些從歐洲內部嘔吐出來的野蠻而貪婪的人們肆無忌憚地縱情於他們對金錢和流血的無法熄止的渴望之中。有五百萬人的骸骨，布滿在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帶來了他們的貪婪、他們的迷信和他們的恐怖的這些不幸的大地上。他們陳屍在這裡直到一切世紀的終了，在抗議著宗教具有政治效益的那種學說：而今天，那在我們中間也還有它的護教者呢。
只是到了這個時代，人們才有可能認識自己所居住的地球，才有可能研究各個國度中由於自然原因或社會制度的長期影響而被改造了的人種，才有可能觀察各種溫度和各種氣候的大地和海洋的物產。因而，這些物產向人們所提供的各種資源還遠遠不曾枯竭，它那廣闊的領域甚至還遠遠無從設想，——所有對這些事物的知識都能為科學增添新的真理並掃除被人相信的錯誤；商業活動給工業、給航海，並且由於一種必然的鏈索關係，也給所有的科學以及所有的藝術，都裝上了新翅膀，這種活動也賦予了自由國家以抵抗暴君、賦予了被奴役的人民以打碎他們的枷鎖（至少是擺脫封建制度的枷鎖）的力量：這些發現的幸運的後果便是如此。然而，惟有到了歐洲放棄了她那種壓迫別人而又可鄙的壟斷性的商業體系的時刻，惟有到了她想起了各種不同氣候之下的人們由於自然的願望都是平等的並且都是兄弟，而絕不是天生來就是為了要餵養某些特權民族的虛驕和貪慾的時刻，惟有當她更好地明白了她自己的真正利益之後，還要號召所有的人都來共享她的獨立、她的自由和她的知識的時刻；——惟有到了那個時刻，這些好處才能夠補償它們為人道所付出的代價。不幸的是，我們仍然必須追問，這場革命究竟是不是哲學進步的可敬的成果，還是它像我們所已經看到的那樣，只不過是民族猜忌與過分的暴政之可恥的後果而已。
直迄這個時代，教士階級的橫暴一直都沒有受到懲罰。備受壓迫的人道以及備受侮辱的理性的種種抗議，都在血和火之中被扼殺了。支配著這些抗議的那種精神並沒有熄滅，但是對恐怖的沉默卻鼓動了新的醜事。終於，讓僧侶們在酒館中、在公共場所中推銷贖罪券的醜事，就造成了一場新的爆發。路德一隻手擎著聖書，另一隻手則揭示教皇已經取消了其自身的赦免罪行與銷售免罪券的權利；教皇長期以來對與他平等的主教們施行了肆無忌憚的專制主義，早期基督徒的兄弟式的最後晚餐，已經在彌撒的名義之下變成了一種巫術活動和一種商品；教士們已淪於無法挽救的獨身狀態的腐化之中；這種野蠻而醜惡的法律擴及到那些僧侶們和修女們，他們的教權野心已經淹沒並且玷污了教會；俗人的種種秘密都通過懺悔而被貢獻給了教士們的陰謀和情慾；最後，在那些對麵包、對人、對聖骨或對聖像的奢靡無度的崇拜中，就連上帝自身也得不到多少崇拜了。
路德向驚訝不已的人民宣布，這些顛倒黑白的制度根本就不是基督教，而是基督教的墮落和恥辱；他並且宣布，要忠誠於耶穌基督的宗教，就必須是從拋棄這些教士們的宗教而開始。他同等地運用了辯論術和學術研究作為武器，用同樣有力的譏諷作為投槍。他同時以德文和拉丁文在寫作。這已經不再是阿爾比派或冉·胡斯的時代了，那些人的學說在他們自己教會的界限之外便不為人所知，所以十分容易受到中傷。而新使徒們的德文書籍，卻同時深入到帝國所有的村落；而他們的拉丁文書籍，則把歐洲從迷信把它投入進去的那場可恥的迷夢之中挽救了出來。自己的理性雖已預見到了這些改革者但恐懼卻使得自己保持沉默的那些人、雖受到了一種秘密懷疑的激動但甚至於對於自己的良心也戰慄得不敢加以承認的那些人、那些更為單純而從不知道整個神學荒誕的領域的人、那些從不曾反思過這類反對意見的人，——他們都驚訝地獲知，他們必須要在不同的意見之間作出抉擇；所有的人都如饑似渴地投身於這些討論之中，他們看到了，他們世俗的利益和他們未來的真福全都有繫於此。
整個基督教的歐洲，從瑞典到義大利、從匈牙利到西班牙，一瞬間就被新學說的信徒們所布滿了，而且這場改革本來是會使得居住在歐洲的各個民族都擺脫羅馬的羈軛的，假如不是某些諸侯的錯誤政策又抬出了已經是太經常地壓在君主們頭上的那同一根神聖的權杖的話。
當時他們的政策——而不幸的是，他們的繼承者們今天還沒有加以拋棄——乃是為了獲得新的國土而毀滅自己的國家，要以領土的廣闊而不是以自己臣民的數目來衡量自己的權力。
因而，一心在爭奪義大利的查理第五和法蘭西斯第一兩人，就都為了照顧教皇的利益而犧牲了本來應該對本國進行改革所可以帶來的利益。
這位皇帝看到歐洲的諸候們都贊成那些可以擴大自己權力和自己財富的宗教見解，便自封為古老的濫用權力的保護人，希望著一場宗教戰爭會給他以一場侵占他們的國家和摧毀他們獨立性的機會。法蘭西斯則想像著，燒死新教徒但保護他們在德國的領袖便可以保持教皇的友誼而又不致於失掉有用的盟友。
但這還不是他們唯一的動機；專制主義也有它的本能；而這種本能就喚醒了國王們：人們一旦使宗教的偏見受到理性的檢查之後，馬上就會把它伸展到政治的偏見上去；他們明白了教皇的篡權之後，終於也要弄明白國王們的篡權；而對王權是如此之有利的對於教會濫用權力的改革，就會導致對於王權所賴以建立的種種更為壓迫人的濫用權力的改革。因而任何一個大國的國王都不曾自願地垂青於改革派。亨利第八遭到了教皇革除教門的打擊，卻繼續迫害改革派；愛德華和伊麗莎白若想要依附教皇權威，就不能不宣布自己是篡位者，所以在英國就建立了一套與之極為近似的信仰和崇拜。大不列顛的新教國君們每當天主教會不以王冠的謀篡者的罪名來威脅他們的時候，就總是偏袒天主教。
在瑞典、在丹麥，路德教義的確立在國王們的眼裡，只不過是為了確保驅逐信奉天主教的暴君而由他們自己取而代之的一種必要的防範措施罷了；而且我們已經在那個由一位哲學家君主所建立的普魯士君主國里，看到了他的繼承者掩飾不住要秘密地傾向於那種對國王們是如此之可愛的宗教。
宗教的不寬容對所有的教派都是共同的，它也激發了所有的政府都不寬容。教皇派迫害所有的改革教派；而各個改革教派儘管彼此互相革除教門，卻又聯合一致反對反三位一體論者；反三位一體論者則更加一貫得多，他們要使所有的教條都同等地不說是接受理性的、至少也要接受一種講道理的批判的檢驗，他們並不想要自己有義務擺脫某些荒謬，只為的是要保存其他具有同樣反叛性質的那些荒謬。
這種不寬容也為教皇主義的事業而服務。長期以來在歐洲、特別是在義大利，就有這樣一類人，他們摒絕一切迷信，對一切崇拜都漠不關心而僅只服從理性，他們把宗教看作是人類的發明；他們儘管可以秘密地嘲笑它，但是謹慎和策略卻要求他們表現出尊敬。
後來，人們把勇氣推進得更遠了；當人們在學院裡運用被誤解了的亞里士多德哲學來使神學玄奧的技術完善化，並自然而然地使得只能是荒謬的東西顯得十分之巧妙時，有些學者就力圖根據自己的真正的學說來建立一種對一切宗教思想都具有毀滅性的體系；按照這種體系，人的靈魂不外是隨著生命而一道消失的一種能力，按照這種體系，除了自然界的必然規律而外，他們不承認有任何其他的天意、任何其他的世界統治者。他們受到了柏拉圖主義者的駁斥，柏拉圖主義者的見解接近於後來人們所稱為的自然神論，而那在教會的正統看來，只能是更可怕的東西。
對酷刑的恐懼，很快就扼止了這种放肆的坦率。義大利和法蘭西沾染了爭取思想自由的殉道者們的鮮血。所有的宗派、所有的政府。所有各種類型的權威，惟有在反對理性這一點上，表現出是一致的。理性必須用一幅幕饅遮掩起來，瞞過暴君們的眼光，讓它自己只能被哲學家的眼光所看透。
於是人們就不得不把自己關進那種秘密學說的怯生生的根據地之中，那種秘密學說是從來也不曾中止過擁有大量的信徒的。它特別是在政府首腦中間以及在教會的首腦中間傳播著；到了宗教改革的時期，這些宗教的馬基雅維里主義的原則就變成了諸侯們、大臣們和主教們的唯一信仰。這些見解甚至於腐蝕了哲學。實際上，這樣的一種體系又能期待有什麼道德可言呢？——它那原則之一就是：人民的道德必須依恃虛假的見解，啟蒙了的人就有權去欺騙人民，只要是他們能向人民提供有用的錯誤，並把人民拘禁在唯有他們自身懂得如何從其中解放出來的那些枷鎖之中。
假如人類天賦的平等、他們權利的根本依據，乃是一切真正道德的基礎的話；那麼對一種公然以鄙視那種平等和那些權利為其準則之一的哲學，還能希望什麼呢？毫無疑問，就是這種哲學也曾做到過有助於理性的進步，它曾默默地準備了理性的統治；但是，只要它是獨自存在的，它就只能是以虛偽來代替狂熱，並且就只能是敗壞那些主宰國家命運的人們，哪怕是能把他們提高到超出偏見之上。
真正啟蒙了的哲學家們與野心是格格不入的，他們把自己僅限於極端小心翼翼地來為人民解惑，而不允許自己把人民滯留在他們的錯誤之中；這些哲學家本來是會被引向擁護宗教改革的；然而由於發現到處都遇到同樣的不寬容而大感失望，所以他們大多數人都不認為應該把自己捲入某種轉變的困境之中，假如轉變之後他們發現自己仍會受著同樣的束縛。既然他們始終不得不裝作是相信他們所摒棄的種種荒謬，所以他們就覺得，減少了一點點荒謬也並沒有很大的好處；他們甚至於害怕由於自己背棄宗教會給自己加上一副心甘情願的虛偽面貌；而他們繼續依附於舊的宗教，卻又以他們的名望而加強了舊宗教的權威。
鼓動了宗教改革家的那種精神，並沒有導致真正的思想自由。每種宗教在它自己所統治的國度里，都僅只容許某些見解。然而由於這些不同的信仰之間是彼此相反的，所以很少有什麼見解是不在歐洲的某些部分受人攻擊或者為人擁護的。此外，各種新的宗教團體也被迫放鬆了一點教義的嚴格性。它們不可能把探討的權利縮小在過分狹隘的界限之內而又沒有重大的矛盾，因為它們就是根據那種同樣的權利而確定自己分離出去的合法性的。如果它們拒絕給予理性以其全部的自由的話，它們卻同意使它那座監獄不再那麼狹隘了：枷鎖並沒有被打碎，但是它卻沒有那麼沉重了而是更放鬆了。終於，在某種宗教已不可能壓制所有其他宗教的那些國度里，就確立了統治教派的高做所敢於稱之為寬容的那種東西，也就是說，某些人允許別人去相信他們的理性所接受的東西，去做他們的良心所吩咐他們要做的事，並對他們共同的上帝去做他們認為是最能使上帝高興的禮拜。到了這時，人們才能夠以或多或少是完全的坦率來擁護各種已獲得了寬容的學說。
於是，我們就看到在歐洲產生了一種思想自由，但井非是對所有的人，而只是對基督徒；並且如果我們把法國除外，那麼今天就唯有基督徒到處有著這種自由。
但是那種不寬容就迫使人類的理性去探索那些早已為人遺忘了的權利，或者說那些從來就未曾很好地為人理解過、也未曾為人所闡明過的權利。
有些慷慨志士激憤於看到人民被國工們、迷信的奴隸們或教會的政客們一直壓迫到人民良心神龕的深處，終於竟敢要檢查他們權力的基礎；並且向人民揭示了這一偉大的真理：即他們的自由乃是一項不可轉讓的財富，根本就不存在有任何可以袒護暴政的規定、任何可能把一個民族和一個家族無可更改地綁在一起的約定；而所有的行政官，不管他們的頭銜、他們的職務、他們的權力是什麼，都是人民的公務員而不是他們的主人；人民保留從他們那裡撤回惟有人民自己才能授予權威的權力，無論是當他們濫用權威的時候，還是甚至當人民不再認為保留他們的權威對自己的利益有用的時候；最後，人民還有懲治他們以及撤銷他們的權利。
阿爾圖修斯、郎蓋以及後來的尼德漢、哈林頓等人所大膽宣揚並生氣勃勃加以發揮的那些見解便是如此。
他們在向自己的時代致敬時，往往過分依賴文獻，依賴權威，依賴前例；於是我們便看到，他們的見解更多地是有負於他們精神的高尚和他們性格的力量，而不是一種對社會秩序的真正原則的確切分析。
同時，另有一些更謹小慎微的哲學家們則讓自己滿足於在人民與君主之間建立一種權利與義務二者間的確切的相互關係、一種維持約定的平等責任。人們很可以廢黜或者懲處一個世襲的首長，但只能是在他破壞了那個神聖的契約的時候，而這一契約並不因此就不對他的家庭繼續存在了。這一學說拋棄了天賦權利（droit
naturel），使一切都回到了人為權利（droitpositif），它得到了法學家和神學家的支持；它更有利於當權者的利益和野心家的謀劃；它打擊的主要是被賦予了權力的人們而非權力本身。從而它幾乎普遍地被政論家們所遵循，並被採用作為革命和政治爭端的根據。
［歷史向我們表明，在這個時代很少有朝著自由的真正進步，但在政府中卻有了更多的秩序和更大的力量，而在各個民族中間則對自己的權利也有了一種更強烈的，尤其是更正當的感情。法律被更好地編訂出來，它們看來往往更不像是環境的與心血來潮的飄忽不定的產物；它們是由學者們所制訂的，假如說它們還不是由哲學家們所制訂的話。]
激發了義大利各共和國、英國和法國的那些群眾運動和革命，當然要吸引哲學家們注意到政治這一部分的內容，其中包括觀察與預見憲法、法律政治體制對人民的自由、對繁榮、對國家的力量、對保存自己的獨立和自己的政府形式所可能起的作用。有些人，如摩爾和霍布斯，就模仿著柏拉圖，要從某些普遍的原則中推導出一整套社會秩序的方案，並提出一種人們的實踐必然會不斷在趨近著的模型。另有些人，如馬基雅維里，就從深入地考察歷史事實之中尋找規律，人們按照這種規律就可以自詡能掌握未來。
［經濟科學還不存在；君主們並不計算人口的數目而只計算兵士的數目；財政則只不過是掠奪人民而又不把他們推向造反的那種藝術而已；政府都不關心商業，除了是以徵稅來勒索它，以特權來妨害它，或者是爭奪對商業的壟斷權。]
歐洲各國所關心的乃是把它們結合在一起的共同利益以及它們認為是彼此相反的利益，它們感到有需要承認它們之間有某些規則，這些規則即使是獨立於條約之外，也會主宰著它們之間和平的關係；而另一些規則則即使是在戰爭中也是要受到尊重的，它們可以緩解殘暴，減少洗劫並且至少是預防無益的禍害。
因而就有了一種國際法（droit
desgens）的科學；但不幸的是，人們並不是在理性和自然——它們是各族獨立的人民所能承認的唯一權威——之中，而是在既定的習慣之中、在古人的意見之中，去尋找這些有關各個國家的法律，人們更關心的倒不是人權、對個人的正義，而是各個政府的野心、虛驕和貪慾。
因此在這個時代里，我們根本就看不到道德學家在追問人心、分析人的能力和情操，為的是要從中發現人性、人的責任的起源，規則和對它的認可。然而他們卻懂得使用經院哲學的全部玄妙，要對其合法性顯得不確定的各種行為來找出無辜由此而告終、罪惡則自此而開始的那條精確界限；要決定是哪種權威才在實踐上具有足以論證某種這類可疑的行為的必要分量；要時而是根據類型和品種，時而是按它們相應的重量來有系統地區分各類罪惡；而尤其是要能很好地分辨那類罪惡，其中任何一條都足以得到永恆的天懲。
毫無疑義，有關道德的科學還不可能存在，因為教士們享有解釋它們和判斷它們的獨占的特權。然而正是這些既可笑而又醜惡的玄妙，卻引導人們要去研究並且有助於他們去認識各種行為以及它們的動機的道德性的程度、義務的等級和限度、當它們看來互相衝突時人們所應該據之以做出抉擇的那些原則：就正如研究一架偶然落到了一位巧匠手裡的粗糙的機器，往往會使他得以製造出來一架更完美的而真正有用的新機器來。
［宗教改革由於取消了懺悔、贖罪、僧侶和教士獨身制，從而淨化了道德的原則，並且甚至於減少了那些接受宗教改革的國家中的風尚的腐化程度。它使得他們免除了教會的贖罪制（它是對罪行的危險的鼓勵）和宗教的獨身制（它是一切德行的破壞者，因為它是家庭美德的敵人）。]
這個時代要比任何其他時代都更加浸透了巨大的邪惡。它是宗教大屠殺的時代，是神聖的宗教戰爭的時代，是新大陸人口絕滅的時代。
［這個時代看到了古代奴隸制的重建，但卻更野蠻、更充斥著違反自然的罪行；它看到了商業的貪慾竟致以人的血肉之軀作交易，以欺詐、搶劫或謀害把他們買來之後，又把他們作為商品出售，把他們從一個半球運到另一個半球去獻身，生活在屈辱和暴虐之下，忍受著漫長的、遲緩而殘酷的毀滅之苦。]
同時，虛偽便把屠夫和殺人犯布滿了歐洲。狂熱主義這個魔鬼受到了創傷的刺痛後，似乎是加倍地兇殘，並急於要把它的受害者堆積成山，因為理性不久就會把他們從它的手中奪走的。然而我們終於看到出現了一些具有溫良和勇敢的美德的人，他們尊重並安撫了人道。歷史提供了它可以毫無愧色而加以宣布的那些名字；純潔而堅定的靈魂、與卓越的才能相結合的偉大性格，就跨過這些背信棄義、腐化墮落和殘殺的場景而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展現了出來，人類仍然在抗拒著觀照這幅圖景的哲學家，但是人類已不再侮辱哲學家了，而且還向他展示了未來不久的希望。
科學的前進是迅速而又輝煌的。代數學的語言已經普及了、簡化了、完善了，或者不如說，就只有在這個時候，它才真正地形成了。方程式的普遍理論的最初基礎，已經被提了出來，它們所做出的解答的性質被深化了；三次方程和四次方程的解答已經被人解決了。
對數的巧妙發明簡化了算學的運算，便利了所有對具體事物計算的應用，從而擴展了各個科學的領域；在這些科學裡對人們所努力要認識的具體真理的這類數字的應用，乃是以事實與一種假說或一種理論的結果相比較的方式之一，並且由於這種比較而達到發現自然界的規律。事實上，在數學中，方程運算的長度及其純實踐的複雜性都是有限度的；超出此外，時間甚至於精力就不可能達到了：如果沒有這些幸運的簡化方法的幫助，任何一項就都會標誌著這門科學本身的界限以及天才的努力所能解決的極限。
落體定律是伽里略發現的，他懂得從其中推導出來等加速度運動的理論，而且計算出一個物體在真空中以一定的速度被拋出並受到沿著平行方向作用著的恆定力推動時所形成的曲線。
哥白尼復活了那個長期以來被人遺忘了的真正的宇宙體系；並且以視運動的理論推翻了那種體系中違反感官的一切東西；他以從那個體系中所得出的真運動的極端簡捷性來反對托勒密假說所要求的那種幾乎是荒唐的運動複雜性。行星的運動是更加為人理解了，克卜勒的天才則發現了它們軌道的形狀和按這些軌道運行所依據的永恆定律。
伽里略把新發現的、並由他所完善的望遠鏡應用於天文學，就為人們的眼光開闢了新的天地。他在太陽表面上所觀察到的黑子，使他認識到太陽的旋轉，他還確定了太陽旋轉的周期和定律。他指出了金星的各相，他發現了環繞著木星有四個衛星，它們循著巨大無比的軌道在伴隨著它。
他學會了以單擺的振動來準確地測定時間。
因而人們有負於伽里略的乃是最早有關運動的數學理論，即運動並非同時既是均勻的而又是直線形的，還有有關自然界的力學定律的最初知識；人們有負於克卜勒的乃是有關這些經驗定律之一的知識，這些定律的發現有著雙重的好處，既導致了對這些定律表達了其結果的力學定律的知識，又對那種知識補充了尚未容許人們獲得的許多東西。
空氣重量的發現和血液循環的發現，標誌著由伽里略學派誕生的實驗物理學的進步和已有長足進展而且不能與醫藥學相分離的解剖學的進步。
博物學和化學（儘管還有其幻想式的想法及其謎語式的語言）、藥學和外科學，都以它們進步的迅速而令人驚訝不止；然而它們卻往往以其仍然保留著那種怪誕的偏見的景象而刺痛著我們。
［我們不談蓋斯納和阿格里柯拉的著作中包含著既有真正的知識又有同樣之多的各種科學的或流俗的錯誤的混合，它們都很少有什麼改變，我們只來看看巴里西的貝納德，他既向我們表明了我們取得我們建築材料的採石場以及構成為群山的大量石塊都是由海洋動物的遺骸所形成的，那是古代大地變動的可靠證據；又向我們闡述了水是怎樣由於蒸發作用而由海上升起，再由於雨而回到地面上來，被粘土層所阻止，在高山上積成冰川，從而維持著泉水和江河的永恆的奔流；同時冉·雷伊則發現了空氣與金屬物質相結合的秘密，這是若干年以後推進了化學前沿的那些輝煌理論的最初萌芽。]
在義大利，史詩的、繪畫的、雕刻的藝術，達到了古人前所未知的完美境界。高乃依宣告了法國的戲劇藝術已經接近於達到更高的境界；因為假如說，對古代的熱忱或許很有道理，使人相信從曾經創造出了這些傑作的人們的天才之中可以看出有某種優越性的話，那麼以他們的著作來比較義大利的和法國的作品，理性就不能不看出藝術本身在近代人手裡所做出的真正進步。
義大利語這時已經完整地形成了；而其他民族的語言則每天都看到有某些自己古來的野蠻性在消失。
人們開始感到形上學和文法學的用處；開始認識了從哲學上分析和解釋由字和詞的構成習慣所確定的各種規律或各種程序的方法。
我們看到在這個時代里，理性與權威到處都在竟相爭奪自己的帝國，這場戰鬥準備了並預告了理性的凱旋。
正是這時候便產生了那種批判的精神，惟有它才能使得學問真正有用。人們仍需要去認識古人所曾做出過的一切；但他們開始懂得，如果他們要崇拜古人，他們卻也有評判古人的權利。理性有時候要依靠權威，同時又是如此之經常地被用來反對權威；理性所欣賞的是：人們希望在理性中能找到某些支持的價值，或是人們要求為理性做出犧牲的動機。凡是把權威當作自己意見的基礎、當作自己行為的嚮導的人，都感到要確保自己武器的力量，而不把自己暴露在理性的最初打擊之下並看到它們被粉碎，這一點對於自己是多麼重要。
對於科學、對於哲學、對於法理學以及差不多對於歷史學一無例外地都用拉丁文來寫作的習慣，一點一點地讓位給了使用各個國度的日常口語的習慣。而現在就是應該考察這一變化對人類精神的進步有著什麼影響的時刻了，它使得各種科學更為通俗，然而對於學者們來說卻減少了追蹤其普遍進程的便利；它使得一部書在同一個國度里被更多的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人們所閱讀，而在整個歐洲卻更少地被更有教育的人們所閱讀；它免除了大量渴望受教育的人要學拉丁文之苦，這些人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辦法獲得一種廣泛而深入的教育；然而它卻迫使學者們消耗更多的時間從事研讀更多的不同的語言。
我們將要表明，假如不能使拉丁文成為全歐洲通用的一種俗語的話，那麼在科學中保留以拉丁文書寫的習慣，對於那些鑽研科學的人來說，就只有一種暫時的用處；而存在著對所有的國家都是同樣的一種科學的語言，同時每個國家的人民又都說著另一種不同的語言，這就會把人劃分為兩類，在人民中間把偏見和錯誤延續下去，這對於真正的平等。對於同等地使用同樣的理性、對於同等地認識必然的真理，就會設置下一道永恆的障礙；而且在這樣阻礙了人類整體的進步的同時，它就會終於也像在東方一樣地結束各門科學本身的進步。
長期以來只是在教堂之中和在修道院之中才有教育。
大學仍然是由教土們控制的。他們被迫向政府交出了他們的一部分影響，但仍然完整地保留著對普通教育和初等教育的影響，以及包括對各種日常職業的必要知識的和對各色人等的影響，而且它包辦了幼年時期和青年時期，它按照自己的意圖來塑造他們尚未定型的智力和柔弱未定型的靈魂。他們交還給世俗權力的，只是對法學、對醫學、對高深的科學教育、對文學、對各種學術語言的研究的指導權；這些學校為數甚少，而且人們只是把已經經過神學羈軛所塑造的人才送到那裡去。
在經歷了宗教改革的國度里，教士們喪失了這種影響力。事實上，普通教育儘管要依賴政府，卻並未停止要受神學精神的指導；只不過它已經不再清一色地被託付給教會團體的分子罷了。它繼續以宗教的偏見在腐蝕人的精神，但是它已經不再使人的精神屈從於教會權威的羈軛；它仍然塑造狂熱的信徒、通靈者和詭辯家，但是它已經不再造就出膜拜迷信的奴隸們了。
然而教育處處都受到奴役，處處都腐蝕了群眾的精神，它以自己本國宗教偏見的重擔壓抑著所有的孩子們的理性，並以政治的偏見窒息著有志於更廣闊的教育的青年們的自由精神。
不只是每一個人都要留待自己去發現介乎他本人與真理之間的那座他本國的和他那時代的種種錯誤的、稠密而可怕的戰陣；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已經使得這些錯誤的最危險的部分成為了他們自身的一部分。每個人在能夠清除別人的錯誤之前，就應該首先認識自己的錯誤；並且在與自然界為了反對發現真理而設下的種種困難進行鬥爭之前，有必要在某種意義上先改造自己的智能。教育已經給了人某些知識；但是要使它們有用，就必須淨化它們，使它們擺脫迷信和暴政給它們設置的那層迷霧。
我們將要表明，都有哪些或多或少是有力的障礙、哪些公共教育的弊害、哪些互相反對的宗教信仰、哪些不同政府形式的影響，是帶來了人類精神的進步的，我們將要看到，服從於理性的對象越是觸及政治的和宗教的利益時，這類進步就會越發緩慢；而普遍的哲學、形上學——它們的真理直接打擊了所有的這些迷信，——在它們的進程之中，還要遭到比政治學更加頑固的阻滯，而政治學的完善化則只不過是威脅到國王的或貴族元老的權威而已；這一看法也同樣地可以適用於物理科學。
我們將要闡述其他可能由每種科學所觀察的對象的性質或是它們所運用的方法而產生的不平等狀態的根源。
我們對同一門科學在不同的國度里都同樣可以觀察到的這一點，也是各種政治原因和各種自然原因所合成的效果。我們將要考察，在這些不同之中，哪些是屬於宗教的分歧、屬於政府的形式、屬於國家的財富和力量、屬於其特性、屬於其地理位置、屬於以之為舞台的那些歷史事件的；最後還有哪些是屬於在它的內部產生了某些非凡人物的那種偶然性的；他們的影響擴及於整個人類，但卻更加是生氣勃勃地作用於他們自己。
我們將要區分科學本身的進步（那只能是以其中所包含的真理的總量來衡量）和一個國家在某一門科學上的進步（衡量這種進步，一方面要看懂得其中那些最常見和最重要的真理的人數，而另一方面則要看這些普遍為人所認識的真理的數目和性質）。
事實是我們已達到了文明的這樣一個時刻，這時人們得益於知識的並不只是由於他們接受了有知識的人們的服務，而且是因為他們懂得使之成為一份遺產，直接運用它們來保護自己以免錯誤，來預見或滿足自己的需要，來保護自己免於生活的災禍或者是以新的歡樂來減輕它們。
這個時代里的真理的保衛者們所遭受的種種迫害的歷史，是決不可以忘卻的。我們將會看到，這些迫害從哲學的和政治學的真理一直擴展到醫藥學的、博物學的、物理學的和天文學的真理。在8世紀，有一位無知的教皇迫害了一個助祭教土，因為他曾主張地球是圓的而違反了修辭學家奧古斯丁的見解。在17世紀，另一位教皇的更為可恥的愚昧，竟把深信已經證明了地球的日運動和年運動的伽里略交付給了異端裁判所的法官們。近代義大利所曾奉獻給科學的這位最偉大的天才，在年邁體衰的重擔之下，不得不為了避免折磨或監禁而要求上帝赦免他曾教導過人們更好地認識上帝的作品並以上帝用以統御宇宙的那些永恆規律的簡捷性來崇拜上帝。
然而神學家們的荒謬是如此之顯而易見，以致於他們向人類的尊嚴讓了步，容許人主張地球運動，只要那是作為一種假說，只要信仰並沒有受到任何污染。但是天文學家恰好做出了相反的事；他們相信地球的真正運動，井按照它那不動性的假說進行了計算。
有三位偉大的人物標誌著從這個時代過渡到繼之而來的時代：培根、伽里略、笛卡爾。
培根揭示了研究自然界和自然界所賦給我們可以窺探她的奧秘的那三種工具的真正方法，即觀察、實驗和計算。他要求側身於宇宙中間的哲學家們，首先要摒棄自己所曾接受的種種信仰、乃至於自己所曾形成的種種概念，以便在某種意義上為自己創造出一種新的理解，其中僅只容許有精確的觀念、嚴謹的概念和其準確性或概然性的程度是經過嚴格測定的那些真理。但是培根雖然具有最高度的哲學天才，卻並不具備科學的天才；而對這些發現真理的方法，他並沒有做出過任何示範，它們雖然受到哲學家們的稱讚，卻並沒有改變科學的行程。
伽里略以有用的而又輝煌的發現豐富了科學，他以自己的範例教導人們以一種確切而豐富的方法去改善對自然規律的認識的手段，它絕不要求人們為了怕犯錯誤而犧牲成功的希望。他為科學奠定了最初的學派，在那裡研究科學決沒有為了偏見或為了權威的緣故而摻雜任何的迷信；在那裡人們以一種哲學的嚴肅性摒棄了除實驗與計算而外的其他一切手段。然而在他把自己全然局限於數理科學時，他卻未能給人們的精神留下他們似乎是在期待著的那種行動。
這項榮譽就留給了笛卡爾這位聰明而勇敢的哲學家。他在科學上秉有一種偉大的天才，他做出了一種典範的教誡，制訂了發現和認識真理的方法。他展示了怎樣把它應用於發現折光定律和物體碰撞定律；另外還有一門新的數學分支，是要開拓數學的全部疆域的。
他想要把他的方法擴大到人類智力的全部對象上：上帝、人、宇宙一一地成為他的思索的主題。如果說，在物理科學中，他的前進不如伽里略的那麼確鑿，如果說他的哲學不如培根的那麼聰明；如果說人們可以責備他不曾充分學習到後者的教導和前者的範例，不信任自己的想像力，只根據經驗來盤問自然，只相信計算，只觀察宇宙而不是構造宇宙，只研究人而不是預測人；那麼笛卡爾那些錯誤的大膽，其本身便有助於人類的進步。他激發了人類的精神，那是他的對手們的智慧所未能喚醒的。他呼喚人們掙脫權威的羈軛，除了自己的理性所認可的而外，絕不再承認任何東西；而且人們服從他，是因為他以他的勇敢征服了人們，他以他的熱忱引導了人們。
人類的精神還不曾自由，然而人類懂得了自己生來就是為了要自由的。凡是敢于堅持要保留對自由的枷鎖或者是力圖向人類加上新枷鎖的人，都不得不向人類證明，人類是應該保持或者應該接受這些枷鎖的；然而從這時起，人們就可以預見到，它們不久就將會被打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