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 · 第四個時代

人類精神在希臘的進步——下迄亞歷山大世紀各種科學分類的時期 希臘人厭惡那些國王，國王們自稱是神明的子孫，卻以他們的暴行和他們的罪惡玷污了人道；他們分為若干共和國，其中惟有拉西第蒙承認世襲的領袖，但要受到其他行政官的權威的箝制，並也像所有的公民一樣地服從法律，而且還由於王權分別掌握在赫拉克里底斯家族兩支的長子之間而削弱。 馬其頓、德撒里和伊比魯斯的居民由於有共同的起源、由於使用同一種語言，並且是被軟弱的、在他們之間紛爭不斷的君主們統治著，所以沒有能力壓迫希臘；但他們卻足以保護希臘免遭北方斯基泰民族的入侵。 在西邊，義大利分為許多孤立的而且面積不大的國家，它們不會引發希臘的任何恐懼。幾乎西西里的全境和義大利南部最佳的那些海港，都已經被希臘殖民者占領了，他們和自己母國的中心城市保持著友好的聯繫，但卻形成了獨立的共和國。另外的殖民地則是建立在愛琴海的許多島嶼上和小亞細亞的一部分沿岸。 因此之故，亞洲大陸這一部分與居魯士的龐大帝國的結合，便成為可能威脅到希臘獨立和它的居民的自由的惟一真正的危險了。 暴君制儘管在某些殖民地，而尤其是建立在王族被推翻之前的那些殖民地上的，雖然較為持久，但也只能認為是一種短暫的和局部的災難；那給某些城邦的居民造成了不幸，但並未影響到國家的普遍精神。 希臘從東方的各民族那裡接受了他們的藝術、他們的一部分知識。拼音書寫的習慣以及他們的宗教體系；由於東方的逃亡者到希臘來尋求避難，由於希臘人航行到東方，所以希臘就和這些民族之間建立了交往並把亞洲的和埃及的知識和謬誤都帶到了希臘。 因而科學在希臘不可能成為一個特殊世襲階級的職業或世業。他們祭司的職能只限於崇拜神明。天才在這裡可以發揮它全部的力量，不必屈服於迂腐的規劃或祭司團體的偽善說教的體系。所有的人對於認識真理都擁有平等的權利。人人都可以力求發現真理，以便向所有的人交流真理，並向他們交流全部的完整的真理。 這種幸運的環境更有甚於政治的自由，使得人類的精神在希臘人中間有著一種獨立性，這就是它那進步的迅速性和廣泛性的確實保證。 然而希臘的智者和希臘的學人，不久就採用了哲學家、科學之友或智慧之友這個更為謙遜的名稱，他們迷失在他們所抱有的過分龐大的、廣闊無垠的計劃之中。他們想要鑽透人性和神性、世界的起源和人類的起源。他們努力要把整個自然界都歸結為一條惟一的原則，並把宇宙的各種現象都歸結為一條惟一的規律。他們力求把一切道德的義務以及真正幸福的秘密，都囊括在一條惟一的行為規則之中。 於是，他們就並沒有發現真理，反而是在鑄造各種體系；他們忽視了對事實的觀察，為的是自己好投身於自己的想像之中；他們既然無法把自己的意見置於證明的基礎之上，便力圖以詭辯來維護它們。 然而正是這些人，成功地培植出了幾何學和天文學。希臘這些科學的最初知識就都有賴於他們，甚至於還有某些新的真理、或至少也是對真理的知識，它們是希臘人從東方帶回來的，但並不是作為已經確立的信仰，而是作為他們認識了其原則及其證明的各種理論。 在這些體系的夜幕之下，我們看到了甚至閃爍著兩個幸運的觀念，它們在此後更為開明的世紀中將會重新出現。 德漠克里特認為，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都是具有確定的、而又不可變易的形狀的簡單物體之組合與運動的結果，它們受到了最初的推動，便產生一種作用量，那在每個原子之中雖然形態不同，但在其整體上則永遠保持著同樣不變。 畢達哥拉斯宣稱，宇宙是由一種和諧在統治著的，而數目的性質便可以揭示出它那原理；這就是說，一切現象都服從於普遍的並且可加以計算的定律。 我們很容易看出，在這兩種觀念中，既有笛卡爾的大膽的體系，又有牛頓的哲學。 畢達哥拉斯通過自己的思考發現了——或者是從埃及的或印度的祭司那裡接受了——天體的真實布局和宇宙的真正體系；他把它教給了希臘人。然而這一體系是大違反感官的驗證。太違背流俗的觀念了，以致於人們可能賴以建立真理的那些薄弱的證據不能夠吸引人們的精神。它始終埋藏在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內部，並隨著這個學派而被人遺忘了，直到16世紀末才又有賴於確切的證據而重新出現，這時候它就戰勝了感官的抗拒以及更為有力而又更加危險的迷信的偏見。 這一畢達哥拉斯學派主要地是在大希臘傳播，它造就出了立法者和無畏的人權保衛者；它遭受著暴君的壓迫。其中有一個暴君在他們的學園裡燒死了畢達哥拉斯派；這無疑成為了一個充分的理由：目的並不是要背棄哲學，也不是要放棄人民的事業，而是要停止使用一個已經變得太危險的名稱，並且避免只會有助於喚起自由與理性的敵人們的憤怒的那些形式。 一切良好的哲學的首要基礎之一，就是要對每種科學都形成一種嚴謹而精確的語言，其中每一個符號都代表著一種十分確定、十分明晰的觀念，並以嚴格的分析而能夠很好地確定、很好地明確各種觀念。 希臘人卻相反地在濫用日常語言的各種弊端，以便玩弄字詞的意義、以便在可悲的模稜兩可之中困攪人類的精神，並以同一個符號接連不斷地表示不同的觀念來迷惑人們的精神。可是，這種詭辯卻也賦予了人類的精神以一種精緻性，同時它又耗盡了他們的力量來反對虛幻的難題。於是，這種字詞哲學，在填補人類的理性似乎要在超乎自己力量之上的某種障礙面前止步的那種空隙的時候，決不會當下就有助於它的進步，而是它在為此做著準備；並且我們還會有機會再來重複這種看法。 正是使自己糾纏於種種或許是永遠不可解決的問題，使自己被對象的重要性或宏偉性所誘惑，而沒有夢想到我們是否有辦法可以達到那一步；正是在收集到事實之前就要建立理論，在我們還不懂得觀察宇宙的時候就要構造宇宙；——正是這種（儘管是很可原諒的）錯誤，從它最初的一步起就阻礙了哲學的進程。所以蘇格拉底在與智者派做鬥爭時，在嘲笑他們虛飾的詭辯時，就號召希臘人要把在天上消失了的那種哲學最後召回到地上來；他既不鄙視天文學，又不鄙視幾何學，也不鄙視對自然現象的觀察；他也沒有那種幼稚而錯誤的觀念，要把人類精神歸結為僅僅是研究道德而已；恰恰相反，正是由於他的學派和他的弟子們，數理科學才取得了它們的進步；我們在喜劇中看到的對他進行的嘲笑和帶有大量譏諷的譴責，都是在譴責他們攻讀幾何學、研究氣象、探索地圖、觀察聚光鏡，而他那個時代卻由於一種可驚的純樸性，只根據阿里斯托芬的一篇笑劇就把最遙遠的東西傳給了我們。 蘇格拉底只是想告誡人們，要把自己限於自然界置諸他們的能力範圍以內的東西；要對自己的每一步都確有把握，然後再去嘗試新的一步；要研究自己周圍的領域，然後再冒險去把自己投入未知的領域。 蘇格拉底之死是人類史上一樁重大的事件；它成為標誌著哲學與迷信之間的那場戰爭的第一次罪行；那場戰爭仍在我們中間繼續著，那是同一個哲學在反對人道的壓迫者的戰爭，而焚燒一座畢達哥拉斯派的學園就標誌著那個時代。這類戰爭的歷史會成為人類史表中有待於我們繼續去探索的最為重要的部分之一。 祭司們懷著陰鬱的心情看到：人類在努力完善自己的理性和追索根本的原因時，認識到了祭司們的教條的全部荒謬、他們那些儀式的全部誇誕、他們的神諭和他們的奇蹟的全部欺詐。他們害怕哲學家向與他們的學派頻繁接觸的學生們揭穿這個秘密；害怕它從哲學家們那裡傳給所有要想獲得權威和威信而不得不賦予自己的精神以某些文化的人們；而且害怕這樣一來，祭司的帝國就會很快地縮減到那類最粗鄙的人民，而且那類人本身也將以不再受矇騙而告結束。 虛偽受到了震驚之後，就趕忙控訴哲學家們不敬神，為的是使哲學家們沒有時間可以教導人民說，這些神原來都是他們祭司的製造品。哲學家們要躲避這種迫害，就按祭司們自身的先例而採取了一種兩面派的學說的辦法，僅只是向經過考驗了的弟子們傳授倘若過分公開便會刺傷流俗的偏見的那些見解。 但是祭司們卻向人民提出，哪怕是最簡單的物理的真理也是褻讀神明。他們控訴阿那克薩哥拉居然膽敢說，太陽比伯羅奔尼撒更大。 蘇格拉底也未能逃脫他們的打擊。雅典已經不再有伯里克利來保衛天才和德行了。何況，蘇格拉底更加是罪責難逃。他仇恨智者們，他要把錯誤的哲學引回到更有用的目標的那種熱忱，就向祭司們宣告了只有真理才是他的研究的鵲的；而且他並不是要強使人們採納一種新體系，強使別人的想像屈服於他自己的想像，而是要教導人們去運用他們自己的理性；而所有這些罪行，卻正是祭司們的驕妄所最不懂得加以寬恕的。 就在蘇格拉底墳墓的腳下，柏拉圖宣講著他從自己老師那裡所接受的教誨。 他那迷人的文風、他那光輝的想像、那些開心的或是莊嚴的提綱摯領的表述、那些機智而尖銳的情趣——這些在他的《對話錄》里就把哲學討論的枯燥無味一掃而空；他懂得在那裡面傳布溫和純淨的道德箴言，他善於安排他的人物行動並使每個人都保持自己的特性。所有這些優美都是時間和見解上的革命所不能抹殺的，然而它們無疑地也就恩准了那些經常地構成他著作的基礎的哲學夢和那種對字彙的濫用，而這正是他的老師屢次譴責於智者派的，蘇格拉底並未能保護他這位最偉大的弟子免於這一點。 我們讀到他的《對話錄》時，會驚訝於它們竟然是一位哲學家的著作，這位哲學家在他的學說的大門上安置了一行刻字：禁止任何沒有學過幾何學的人入內；而以那麼大的勇氣在傳播這些如此之空洞又如此之輕浮的假說的那個人，竟然就是這樣一個派別的創立人，——在那裡人們第一次要使人類知識的確鑿可靠性的基礎受到嚴格的檢驗，並且甚至於是最開明的理性都要加以尊重的那些知識也呈現了動搖。 但是，如果我們想到柏拉圖從不曾以自己的名義講過話，而且他的老師蘇格拉底總是以一種懷疑的謙遜在那裡發言，那麼這個矛盾就不存在了；各種體系在那裡面都是以它們的作者、或者柏拉圖以為是它們的作者的那些人的名義提出來的；同樣的，這些《對話錄》也是一所懷疑主義的學院，並且柏拉圖善於同時既表現出一個喜歡組裝和發揮漂亮的假說的學者的大膽想像力，又表現出一個縱心於想像而又不使自己被想像所引誘的哲學家的保留態度；因為他的理性是被健全的懷疑所武裝的，懂得保衛自己免於幻想，哪怕是最有誘惑力的幻想。 這些學院繼承了這位大師的學說，尤其是他的原理和主要的方法，但他的繼承者們卻遠不是奴才式地追隨他；這些學院具有的優點是能通過一條自由的博愛紐帶而把專心鑽研自然界的秘密的人們都聚集到他們中間來。如果說老師的見解過分經常地享有權威（而權威本應該是僅只屬於理性的），如果說這一體制因此而中止了知識的進步；那麼在一個印刷術尚未為人所知、而即使手抄本也是十分罕見的時代里，它就有助於更加迅速和廣泛地傳播知識。這些偉大學院的名望招致了全希臘各個地方的學生，它們是培養哲學興趣和傳播新真理的最有力的工具。 這些互相競爭著的學派懷有產生學派精神的那種敵意在彼此鬥爭著，而人們往往就為了一種學說（對這種學說，這一學派的每個成員都享有自己的一份驕做）的勝利而犧牲了真理的利益。要改變人的信仰這種個人的熱情，就敗壞了更高尚的要啟蒙全人類的熱情。然而同時，這種競爭卻在人類的精神中間維持了一種有益的活動；這些論戰的景象、這些見解之爭的興趣，就喚起一大群人從事哲學研究，他們僅僅愛真理，那是任何事業或歡樂或甚至於閒逸所不能剝奪他們的。 最後，既然這些學派、這些宗派——希臘人有此智慧，決不使它們進入公共體制之中——始終是完全自由的，既然每個人都可以隨自己的意開創另一個學派或者建立一個新學派；所以人們就一點都不必害怕理性的那種奴役，那在大多數其他民族中曾對人類精神的進步設置下了不可克服的障礙。 我們將要表明，對於希臘的理性、對於他們的風尚、對於他們的法律、對於他們的政府，哲學家們都有哪種影響，——那影響是應該大部分歸功於他們並沒有。甚至於從來都沒有想要具有任何的政治存在；應該歸功於他們自願地脫離公共事物——對於幾乎一切宗派來說這都成為一條共同的行為準則；最後還應該歸功於他們做到了以自己的生活以及以自己的見解而使自己有別於其他的人。 在追溯這些不同宗派的史表時，我們將關心他們的哲學原則更有甚於他們的體系，更有甚於要去探討（正如人們太經常地所做的那樣）那些荒謬的學說確切說來都是些什麼，那些學說以一種變得幾乎是不可理解的語言把我們包裹起來了；我們要表明，是什麼普遍的錯誤引導他們走人了歧途的，並且要在人類精神的自然進程之中找出它那起源。 我們將要特別闡明真正科學的進步及其方法的不斷完善化。 在這一時代，哲學包括一切科學都在內，除了已經從其中分化出來的醫學而外。希波克拉底的著作可以向我們表明，當時那種醫學科學以及自然而然與之相聯繫的、但除了與它的關聯而外已經不復存在的那些科學都處於什麼狀態。 數學科學已經在泰勒士學派和畢達哥拉斯學派那裡被培養得很成功。然而它們並不怎麼高出於東方各民族的祭司團體中數學科學所停留的階段。但是自從柏拉圖學派出世以來，它們就突破了要把它們局限於直接的和實際的用途那種觀念所設置下的那道屏障。 這位哲學家是第一個解決了使立方體增加一倍這一問題的人，實際上是以一種連續的運動、但卻是以一種巧妙的程序並以一種真正嚴謹的方式來解決的。他的最初的弟子們發現了圓錐截面，確定了它的主要性質；他們由此便向天才打開了那種廣闊無垠的視野，那是一個可以永無休止地使用自己力量的場地，直到時間的盡頭；但是天才每邁進一步，那些界限也就在他面前後退一步。 希臘人政治科學的進步，就不能全然歸功於哲學了。在那些汲汲於保全自己的獨立和自己的自由的小共和國里，人們幾乎通常都有一種想法，要把編纂並向人民提出法律的這一職能（而並非制訂法律的權力）委託給一個個人，人民在加以審查之後便立即批准。 （這樣，人民便把一項工作賦予了以其德行或智慧而博得了人民信任的哲學家；但是他們並沒有賦予他以任何權威。他僅僅是由他自己一個人在行使我們後來所稱之為的立法權。那種如此之致命的慣例，即召喚）迷信來支持政治體制，往往污染了非常之適宜於賦予一個國家的法律以一種系統的一致性的那一觀念的履行，而只有這一點才可能使得行動穩妥而簡便並能維持其持久。然而政治還沒有經久不變的原則，足以使人們不必害怕看到立法者把他們的偏見和他們的感情帶到裡面去。 他們的目標還不可能是要在理性之上、在人人都平等地得之於自然的那些權利之上以及最後是在普遍正義的準則之上，建立起來一座人人都平等而自由的社會的大廈；而只是要確立那些法律，使一個社會中已經存在的世襲成員可以根據它們來保存自己的自由，生活在不正義的掩護之下，並且發揮出一種超乎保障他們的獨立之外的力量。 既然人們假定這些法律——它們幾乎總是和宗教聯繫在一起，並且是被盟誓所神聖化了的——的壽命應該是永恆的，所以人們就更少關心要向一個民族保障以和平的方式修改法律的辦法，而更多地是關心要預防改變這些根本性的法律，並防止對細節的修改會改變整個的體系和腐蝕人們的精神。人們尋求適宜的體制來提高和培育愛國主義，其中就包括熱愛它的法制、乃至熱愛它的習俗；人們尋求一種權力組織，它可以保證法律的執行以防行政官的疏忽或腐化、有權勢的公民的威望和群眾的動亂。 富人們（這時候只有他們能夠獲得知識）掌了權，就可以壓迫窮人並強行把窮人投入一個暴君的懷抱。人民的愚昧和輕浮、他們對有權勢的公民的嫉妒，就可以給予後者以建立貴族專制主義的願望和手段，或是把貧弱的國家付之於鄰國的野心。被迫要保全自己同時免除這兩種危險，希臘的立法者們便求助於各種多少是幸運的結合，但它們幾乎總是帶有那種精巧性和那種機智性——那從此就成為了這個國家普遍的精神特徵——的烙印。 我們在近代的共和國中、而且甚至於在哲學家們所描繪的計劃里，很難找到有哪種體制是希臘的共和國所不曾提供過模型或做出過典範的。因為安斐克提昂聯盟、伊托利亞人、阿迎底亞人和亞該亞人的各個聯盟都為我們提出了聯邦的體制，它們結合的緊密程度多少不同；在這些由於共同的起源、由於使用同一種語言、由於風尚、見解和宗教信仰相類似而聯繫起來的各個不同的民族之間，就建立了一種更為文明的萬民法和更為自由的商業規則。 ［農業、工業、商業與一個國家的體制及其立法之間的關係，它們對於國家繁榮、對於國家力量、對於國家自由的影響，是不會逃過一個聰明的、活躍的、關懷著公共利益的民族的視線的；於是我們在他們那裡就看到了那種如此廣泛的、如此有用的、今天是以政治經濟學這一名稱而聞名的學科的最初痕跡。] 僅僅對已經確立了的各個政府的觀察，其本身就足以立刻使政治成為一門廣泛的科學了。［因而，甚至於在哲學家的著作中，它也毋寧說是表現為一種有關事實的科學、或者可以說是一種經驗的科學，而非一種建立在普遍原則之上的、得自自然界的並為理性所認可的真正的理論。] ［這就是我們在考察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政治思想時所應採用的觀點，假如我們想要深入鑽研其中的意義並且公正地領會它們的話。] 幾乎希臘人所有的制度都假設了奴隸制的存在以及在一個公共場地之上集合全體公民的可能性；而為了很好地判斷它們的效果、尤其是為了能預見它們在近代的大國中所能產生的效果，我們的眼中就必須一刻也不可失掉這兩種如此之重要的差別。對於前者，我們不能不滿懷憂傷地想到，當時哪怕是最完美的政體結合，最多也只是以人類半數的自由或幸福為其目標的。 ［在希臘人中間，教育乃是政治的一個重要的部分。它造就人是為了國家，更有甚於是為了他們自身或為了他們的家庭。這條原則是只能被小國寡民所採用的，對於他們我們更有藉口可以假設有一種脫離了人類共同利益的民族利益。那只有在最艱苦的耕種和手工勞動都是由奴隸來進行的國度里，才是行得通的。這種教育幾乎完全限於體育鍛煉、風尚的原則或適於激發排外的愛國主義的習尚等方面。其餘的一切都可以在哲學家的或修辭學家的學園裡。在藝術家的工作室里自由地學習到；而這種自由也是希臘人的優越性的原因之一。] 在他們的政治中，也像在他們的哲學中一樣，我們發現有一條普遍的原則，歷史對於它差不多隻出現過極少數的例外；那就是在法律之中要使各種原因彼此相對立，從而力求剷除壞事的效果更有甚於要消滅壞事的原因；它毋寧是要從制度之中抽除各種偏見和罪惡的部分，更有甚於要消除它們或壓制它們；它更經常地在關心著使人非人性化的辦法、激發和轉移人的感情，有甚於要完善化和純潔化種種成為人類道德體制的必然產物的傾向和偏好：這些錯誤都是由於把文明的實際狀態向他們所提供的人——也就是說，被偏見、被矯揉造作的情緒或興趣並被社會習慣所腐化了的人——認作就是自然人這一更為普遍的錯誤的產物。 這種觀察乃是格外重要的，也格外有必要來闡發這種錯誤的根源，這樣才能夠更好地消滅它；因為它一直流傳到我們這個世紀，並且它仍然在我們中間太經常地既腐蝕著道德，又腐蝕著政治。 ［如果我們以東方人中間的立法來比較希臘的立法、而尤其是他們審判的形式和規則，我們就可以看到：在東方人那裡，法律乃是用強力以壓制奴隸的一付羈軛，而在希臘人那裡，則是人與人之間訂立一項公約的條件。在東方人那裡，法律形式的目標在於使主人的意志得以完成；而在希臘人那裡，則在於使公民的自由不受壓迫。在東方人那裡，法律是為了那些強加於人的人而制訂的；而在希臘人那裡，則是為了那些服從法律的人而制訂的。在東方人那裡，是要迫使人們害怕它；而在希臘人那裡，則是要教導人們愛護它；——這些區別我們仍可以在近代人中間，在自由民族的法律和奴隸民族的法律之間重新發現。最後，我們還可看到：在希臘，人們至少對自己的權利已經有了感受，如果說他們還未曾認識到它們的話，如果說他們還不懂得深入探索它們的性質、掌握它們並劃定它們的領域的話。] 在希臘人哲學那裡出現了曙光以及各門科學邁出了最初步伐的這個時代，美術也上升到一種完美的程度，那是其他任何民族都還不曾認識到，此後也難以有什麼民族可望達到的。荷馬生活在伴隨著暴君的傾覆和共和國的形式而來的那個內亂的時代。索福克里斯、歐里庇得斯、品達爾、修昔底德、德摩第尼斯、斐狄阿斯、阿佩里斯等人都是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同時代的人。 我們將追溯這些藝術進步的史表，我們將探討它們的原因，我們將區別什麼應該只看作是藝術的完美以及什麼應該只歸功於藝術家的幸運的天才，這種區別足以消除人們束縛了美術的完善化的那些狹隘的界限。我們將要表明政府的形式、立法的體系、宗教崇拜的精神對它們進步所起的影響；我們將要探討什麼是它們有負於哲學的，以及什麼是哲學本身有負於它們的。 我們將要表明，自由、藝術和知識曾經怎樣地有助於風尚的馴化和改善；我們將要看到，希臘人的那些邪惡往往被人歸咎於他們文明進步的本身，但那卻只是更原始的各個世紀的邪惡；當邪惡不能摧毀知識和藝術文化時，知識和藝術文化便節制了邪惡。我們將要證明，這些反對科學和藝術的誇誇其談，都是奠定在對歷史學的一種錯誤應用之上的；並且相反地，德行的進步總是伴隨著知識的進步的，正如腐化的進步總是繼之以沒落或者是宣告了沒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