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管理 · 第五章 建立綜效協同的組織模式

高綜效組織的根本特徵是高績效。從組織建設的角度來看，高綜效組織的具體特徵表現為：共同願望、共同目標與有效策略；健全合理的考核制度和升遷制度；和諧的、健康的並善於溝通的文化環境；重視人才；有效的激勵機制；提倡學習和創新。作為企業組織，為了追求績效，必須建立完整的綜效協同的組織模式。 在高度綜效的社會裡，社會準則使個人的行為同時有利於自己與社會，人們之所以會這樣，不是因為大公無私，不是因為社會職責高於個人慾望，而是社會綜效原則使兩者得到統一。 ——馬斯洛 規範社會綜效協同問題 關於人一個又一個好的改善想法，不是一種解決社會改革問題的可行辦法。因為最好的個人處於不好的社會環境下也會有不當的行為。既然能樹立一種社會制度使人與人相互攻擊，也能樹立另一種社會制度鼓勵人與人彼此協作。 我們必須時常提醒自己，發表意見要注意切實可行，這並不是提出夢想、幻想或希望的滿足。為了強調這一點，我們不僅在發表建議時必須說明我們心目中良好社會的特徵，而且還必須提出一些明細的規定，說明達到它應採取的方法。 接下來要討論心理學問題，這就要強調經驗態度，它意味著我們將依據程度、百分數、證據的可靠性、需要得到的資料、必要的調查和研究、可能性等討論問題。我們將不會在二歧化、黑或白、非此即彼、絕對完善、不能達到或不可避免等方面浪費時間。 當然，沒有什麼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認為，改革是可能的，進步、改善也是可能的。但不可避免的進步，在某一未來時刻達到一種完善的理想境地，並不一定有可能，我們也不願費心討論這樣的問題（退化或災難也是有可能的）。 一般地說，僅僅反對什麼事是不夠的，較好的選擇應該同時提出來。我們將對這個問題進行整體論的研究，改善員工的人，改革整個社會，然後使之革命化。而且，我們設想，兩者的改變並不一定非要有一先一後的順序，即或人在先或社會在先，我們假設兩者能同時改變。 我有一個總的構想：除非我們有某種關於個人目標的想法——成為怎樣的人，並據此判別某一社會是否合理，否則，任何關於規範的社會思想都是不可能的。我進一步設想，在好的社會，任何試圖改善自身的社會的直接目標是所有個人的自我實現或某種相近的標準或目標。超越自我——在存在水平上的生活——據認為對於那種個性堅強而自由的人或自我實現的人最有可能。 這裡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有關於健康的、合乎需要的、超越的、理想的人的一種可信的、可靠的概念？這一規範的想法本身也是有爭論的和可以辯論的。難道我們有可能去改善社會而不抱有關於人的改善的某種想法嗎？ 我認為，我們必須有關於自主的社會需要的某種想法，不依賴於心靈內部或個人心理健康或成熟。我認為，關於人一個又一個好的改善想法，不是一種解決社會改革問題的可行辦法。因為最好的個人處於不好的社會環境下也會有不當的行為。既然能樹立一種社會制度使人與人相互攻擊，也能樹立另一種社會制度鼓勵人與人彼此協作。換句話說，你能創造一些社會條件，使一個人的有利條件能成為另一個人的有利條件，而不僅僅是自身的有利條件。這是一個基本的假設，是可以辯論的，也是可以證明的。 標準或規範是普遍的（對全人類都適用），還是民族國家的（有政治、軍事的統治權），或亞文化的（民族或國家內的較小群體），或家族的和機構的？我認為，只要存在分立主權的國家就不可能有普遍的和平，因為有可能發生這種戰爭。只要我們有國家統治權，我認為這就是不可避免的。從長遠來看，任何規範的社會哲學家必須接受有限制的國家主權，例如像全球統一的聯邦制擁護者所建議的那樣。 我認為，在各個時代，規範的社會思想家都會自動地為達到這樣的目標而奮鬥。但這一點一旦被採納，接著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改善現存的民族國家、地區的再劃分，像美國國內各州的劃分或美國的亞文化群體的劃分，如猶太人群體或華人群體等等。最後，還有把各個家庭協調成真正美滿的問題。這甚至也不排除單個的人怎樣能使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環境更優美的問題。我想這一切是同時可能的，它們在理論上或實踐上並不是彼此排斥的。 我的優美心靈組織定義是很明確的，即指精選的亞文化，僅僅由心理上健康的或成熟的或自我實現的人和他們的家庭組成的。在理想國學說史中，這個問題有時受到正視，有時又被忽略。我認為，必須經常有意識地對此作出決斷。在談論這一問題時，必須詳盡說明談論的是非精選的全人類，還是精選出的一個較小的群體，附帶有特定的入選條件。 假如你心目中確有一個精選的理想群體，你還必須回答是驅逐還是同化破壞者的問題。一旦他們被選入或誕生於這樣的社會中，是否也必須保留在社會中？或者，你是否認為需要規定一些條款，必要時實行放逐或監禁等等。對罪犯，對作惡者等等，需要進行管制嗎？ 我設想，依據心理病理和心理治療的知識，關於社會病理和理想國嘗試的歷史知識，任何非選擇的群體都可能受到有病的或不成熟的個人所破壞。但是，由於我們的選擇技術還很貧乏，我的意見是，任何力求成為理想的或優美心靈的組織必須能夠開除那些選擇漏網的不良分子。 多元論承認和利用體質和性格中的個人差異。許多理想國的安排好像所有人都是可以互換的，都是一樣的。我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即在智力、性格、體質等等方面確實存在著很大幅度的變異，對人性、癖好、個人自由的認可必須詳細說明應該考慮的個人差異幅度。在幻想的理想國中，沒有低能兒，沒有瘋子，沒有衰老等等。而且，經常有某種規範以隱蔽的方式作為合乎需要的人的標準，這種標準從我們對於人類變異幅度的現有知識看已顯得過於狹隘。各式各樣的人怎麼可能都僅僅符合一套規則或法則呢？你是否願意考慮廣闊的多元論，例如，服裝、鞋帽的樣式等等。 在美國，我們現在容許在食物中有一種非常廣闊但並不完全的選擇幅度，在服裝的樣式方面只容許有非常狹窄的選擇幅度。例如，傅利葉曾依據充分承認並利用非常廣闊的體質差異幅度建立他的全部理想國方案。柏拉圖則不同，他的理想國只有三種人。你需要多少種人？能有一個沒有異常人的社會嗎？自我實現概念是否已使這一問題過時？假如你接受最大幅度的個人差異和性格與才能的多元論，那麼，這就是一個實際上承認人性大部分或全部特徵的社會。自我實現是否表示對癖好或異常的實際承認？承認到什麼程度？這一切都必須有準確的答覆。 親工業化或反工業化？親科學或反科學？親知識或反知識？許多理想國是索羅（1817至1862年，美國作家和哲學家）式的，鄉土味的，基本上是農業的（例如，包索地的生活學校）。其中很多曾經離開並反對城市、機器、金錢經濟、勞動分工等等，你同意嗎？分散的、鄉村化的工業如何實現？人與環境的道家和諧如何實現？花園城市、花園工廠如何實現？現代技術必須使人受奴役嗎？自然在世界上的各個地區都會有小群的人回到農業，這自然對於小群的人也是可行的，對於全人類是否也行得通呢？但必須注意一點，有一些社會是有意圍繞著工業製造而不是農業和手工業建立起來的，過去和現在都有。 有時候在反技術、反城市的哲學中，可以看到有一種隱蔽的反理智、反科學、反抽象的思想。有些人把這些東西看作是去聖化，是和基本的、具體的現實脫節的，是無血性的，和美與情感對立的，不自然的等等。 在中央集權的社會，計劃社會主義的社會，或非集權的無政府社會，有多少計劃是可能的？必須中央集權化嗎？必須實行強制統治嗎？大多數知識分子對於哲學無政府主義很少了解或不了解。瑪那哲學的一個基本的方面是哲學的無政府主義，它強調非集權化而不是集權化，強調地方自治、個人責任，對任何類型的大機構或任何類型的權力積累都不信任，它不認為武力能作為一種社會技術，它和自然與現實的關係是生態學的和道家的等等。 在一個社群範圍內有多少等級是必須的，例如在一個以色列的集體農莊中或一個弗洛姆式的工廠中，或一個合作的農場或工廠中，命令是必須的嗎？統治人的權力也是必須呢？增強多數意志的權力呢？懲罰的權力呢？科學的社群可以作為一個無領袖的優美心靈「亞文化」的範例。非集權的，自願的，但又是合作的，多產的，並有二種強大有效的倫理法在起作用。辛那儂亞文化（高級組織的，具有層次結構的）可以與此對比。 在許多理想國的討論中，惡行的問題根本不存在。它或者離開願望太遠，或者被忽略。沒有監獄，沒有任何人受懲罰，沒有任何人傷害別人，沒有犯罪等等。我接受的一個基本假設是，認為不好的行為或心理病態行為、惡行、暴行、妒忌、貪婪、剝削、懶惰、不道德、惡意等等問題，必須認真對待並處理。正如大衛·李梁塔爾所說：「認為有什麼地方存在著一種事物的圖式能消滅衝突、鬥爭、愚蠢、貪心、個人的妒忌，那是通向失望和投降的一條捷徑。」惡的問題必須從兩方面探討，既可以從人格內部探討，也可以依據社會方面的安排探討，也就是在心理學上和社會學上探討，顯然，在歷史上也得探討一番。 我認為，圓滿論——要求理想的或完善的解決——是一種危險。理想國的思想史表明有許多不現實的、不能達到的、非人的幻想。例如讓我們全都彼此相愛，讓我們全都平等地分享一切，所有的人在各個方面都必須作為相同的人看待，任何人都不能具有左右任何其他人的權力，任何壓力的應用都是惡。「沒有不好的人，只有未得到愛的人」。這裡有一個共同的序列，圓滿論或不現實的期望導致不可避免的失敗，再導致幻想的破滅，再導致冷漠、沮喪或對一切理想和一切規範的希望和努力的敵視。那就是說，最終，圓滿論往往甚至總是會導致主動反對規範的希望。當圓滿證明是不可能的時候，改善也往往會被認為是不可能的。 如何對待侵犯，敵意，戰鬥，衝突？這些能廢止嗎？侵犯和故意是否在某種意義上來自本能？哪些社會制度孕育著衝突？哪些能使衝突儘可能減少？假定在人類分割成主權國家的條件下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那麼在一個統一的世界中是否可以設想武力是不需要的？這樣的世界，政府需要武警或軍隊嗎？ 我的一般結論是：侵犯、敵意、爭鬥、衝突、殘忍、虐待狂在精神分析上存在，即在幻想中、夢中等等都一般地並也許普遍地存在。我認為，侵犯行為作為一種真實性或可能性能在每一個人身上發現。一旦侵犯性也看不見的地方，我懷疑會找到壓抑、壓制或自我控制。 我認為，當一個人由心理發展不成熟或神經症向自我實現或成熟過渡時，侵犯的性質會有所改變，因為施虐狂的或殘忍的或卑鄙的行為是在未發展的或神經症的或不成熟的人中發現的侵犯性。而當一個人向人格成熟和自由前進時，侵犯的性質會變為反抗的或正直的憤怒，變為自我肯定，變為對剝削和統治的抵抗，變為擁護正義的激情等等。並且我認為，成功的心理治療能使侵犯的性質沿著第二種方向改變，使它從殘忍變為健康的自我肯定。 我還設想，侵犯的文字發表能使實際的侵犯行為減少。我認為，如果能設法建立某種社會制度，那麼，任何性質的侵犯更有可能或更少可能發生。我認為，某種暴力的排遣對於男性青年比對於女性青年更需要。有什麼辦法教導青年人如何明智地處理和表現他們的侵犯，在一種使人滿意的而不是對他人有害的方式中表現？ 生活應該簡單到怎樣的程度？什麼是生活複雜化的適宜限度？ 社會容許個人、兒童、家庭有多少私下活動？多少在一起的活動，社群活動，友誼，社交，公共生活？多少獨處，「放任」，不干擾？ 社會能寬容到怎樣的程度？每一件事都能被原諒嗎？什麼是不能容忍的？什麼必須受懲罰？社會對愚蠢、虛偽、殘忍、心理病態、犯罪行為等等能寬容到怎樣的程度？社會安置方面對於智力有缺陷的人，對於衰老、無知、殘疾等等必須有多少保護？這個問題有必要指出一點，因為它除了過度保護的問題，這對於那些不需要保護的人是否有妨礙？這是否有可能導致對思想、討論、實驗、愛好等自由的妨礙？它也提出無菌氣氛的危險問題，提出理想國作者中的傾向性問題，他們往往既排除了一切惡，也排除了一切危險。 必須接納的公眾趣味幅度有多寬闊？對於你不贊同的東西必須有怎樣的容忍？對於墮落、價值貶損、「低級趣味」的容忍如何？對於吸毒成癮、酗酒、服用麻醉藥、吸菸又如何？對看電影、電視、報紙的趣味又如何？據說這是公眾想要的東西，這很可能有統計資料的支持。你將干擾（統計說明的）公眾需要到怎樣的程度？對於優秀者、天才、能手、創造者、勝任者和低能者雙方，你是否準備投相等的票？你將如何對待英國廣播企業？能讓它總是說教嗎？它應該反映尼爾遜（1869年出生，卒於1946年；美國教育家及作者）評級法到怎樣的程度？對於不同的人是否需要有3個頻道？5個頻道？電影、電視劇等等的製作者是否有教育和提高公眾趣味的責任？這些事業是否應該引起公眾的關心？ 例如，對同性戀者、雞姦者、裸露狂者、性施虐者、性受虐者應該做些什麼？能容許同性戀者引誘兒童嗎？假定一對同性戀者在完全隱蔽的場所進行他們的性生活，社會應該干預嗎？假如一個性施虐狂者和一個性受虐狂者私下彼此得到滿足，公眾有抗議的理由嗎？能允許他們公開登廣告彼此相求嗎？能容許愛穿異性服裝的人在公開場合顯示自己嗎？裸露者應該受到懲罰或限制或監禁嗎？ 對於領導者（和追隨者）、勝利者、優秀者、堅強者、領班、企業家，他們是否值得我們全心全意崇敬和愛戴？是否有可能出現又愛又恨的後果？如何保護優越者免遭妒忌、仇視，被「惡眼相看」？假如所有新生嬰兒都得到完全平等的機會，能力、才幹、智力、強度等等方面的個人差異將會在一生中表現出來，那該怎麼辦？是否應該給更有才幹、更有用、更多產的人更高的獎勵、更多的報酬、更多的優惠？「灰色顯赫」的思想在什麼地方才能起作用，即在金錢方面付給強有力的人比別人更少的報酬，雖然高級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得到滿足，如被容許有自由、能自主、有可能自我實現？領袖、首領等等甘於貧困（多少是簡樸）的誓言是怎麼回事？應該給企業家、有高成就需要的人、組織者、創始者、有興趣經營事業的人、願意領頭、運用權力的人多少自由？如何贏得自願處於從屬地位的人信任？誰甘願收拾垃圾？強者和弱者將發生怎樣的關係？勝任者和不勝任者又怎樣？當權者——指警官、法官、法律制定者、父親、船長等等——怎樣才能贏得愛戴、尊敬、感激？ 恆久的滿意是否可能？立即的滿意是否可能？可以這樣認為，滿意幾乎對所有的人都是一種短暫的狀態，不論社會條件如何都是如此。因此，尋求恆久的滿意是無用的。試與天堂、樂土的概念，與期望從巨富、閒暇、退休等等得到的好處相比，與此相似的是發現，「低級」問題的解決不如「高級」問題和「高級」怨言的解決更使人滿意。 男性和女性怎樣彼此適應，彼此喜愛，彼此尊重？大多數理想國是男性寫出的。女性關於理想社會是否會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數的理想主義者不是公開以說教的身分出現就是隱蔽的家長。無論如何，在歷史上，女性總是被認為在智力、辦事能力和創造性等方面低於男性。現在，女性至少在先進國家已經得到解放，自我實現在她們也同樣是可能的，這將如何改變兩性關係？男性中需要有怎樣的改變才能適應這一新型女性？是否有可能超越簡單的統治與從屬的等級？優美心靈的婚姻將是怎樣的？婚姻在自我實現的男性和自我實現的女性之間將是怎樣的？女性在高度綜效的社會中將發揮怎樣的作用，負怎樣的責任，做什麼工作？性生活將有怎樣的改變？女性和男性將怎樣定義？ 所有已知的文化都有某種類型的宗教，而且是從來就有的。現在非宗教或人道主義或非習俗化的個人宗教第一次成為可能的了。在優美心靈組織或在小的優美心靈社區中會有怎樣的宗教或精神生活或價值生活呢？假如群體宗教、宗教機構、傳統宗教繼續存在，它們將有什麼變化？它們和過去的宗教會有哪些不同？應該怎樣培養和教育兒童，使他們向自我實現的目標邁進，並追求價值生活——精神生活，宗教生活等等？如何使他們成為優美心靈社會的一員？我們能從其他文化傳統、從民族學文獻、從高綜效文化那裡學習嗎？ 似乎有一種類似本能的需要，需要從屬關係、尋根問源，需要在面對面的團體中自由表達和接受喜愛和親密之情。很清楚，這必須是較小的集體，不超過50人或100人。無論如何，在幾億人口的大範圍內，親密和喜愛是不大可能實現的，因此，任何社會必須從某種親密團體開始，自下而上地組織起來。在我們的社會中，它是血緣家庭，至少在城市中是如此。 有宗教的教友關係，婦女社團、兄弟會、訓練小組、交友小組，彼此以真誠和坦率相待，尋求友誼、表現和親密關係，是否有可能使這一類事情成為慣例？工業社會往往是高度流動的，人員大量流動，這是否會割斷同他人的聯繫？還有，這是否會成為跨代的團體？或者它們只能是同輩的團體？看來兒童和青少年是不能完全自律的，除非特意培養他們的自律。是否有可能使某些非成人的同輩團體依據他們自己的價值觀生活，即不要父母、長輩的指導？ 假定在任何社會中強者願意幫助弱者，或無論如何不得不這樣做，什麼是幫助他人的最好辦法（在他人較弱，較窮，較不勝任，較不聰明時）？什麼是幫助他們變強的最好辦法？假如你是強者或長者，怎樣做才比較明智而不致越俎代庖？假如他們很窮而你富有，你怎樣做才能幫助他們？一個富國怎樣做才能幫助窮國？為了便於討論，我暫且規定菩薩式的為人： 他願幫助他人； 當他自己變得更成熟、更健美、更仁慈時，他願成為一位更好的助人者； 他懂得什麼時候應該採取道家的和不干預的態度，即不幫助； 他表示願意或隨時準備給他人以幫助，但其是否被接受要看他人意願； 他認為，幫助他人是自我成長的最好途徑。這就是說，假如一個人希望幫助他人，那麼他能做到這一點的最好辦法就是自己先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問題的關鍵是，一個社會能夠同化多少不助人的人，即尋求他們自己個人得救的人，隱士，虔誠的乞丐，洞穴中的沉思者，迴避社會獨善其身的人等等？ 我設想，先進社會性生活的趨向是，兩性幾乎在發育期即在沒有結婚或沒有其他約束的情況下結合。現在有些「未開化」的社會也有這一類的情況，即婚前的雜交加上婚後的一夫一妻制或接近如此。在這些社會中，因為性是可以自由得到的，婚姻配偶的選擇幾乎完全不是依據性的理由，而是一種個人愛好的問題，也是作為一種文化上的伴侶。例如，為了養育子女，為了經濟生活上的分工等等。這一猜測是否合理？若不合理，它的含義是什麼？在性的驅力或性的需要方面，特別是在婦女中（在我們的文化中），現在已經出現很大幅度的差異。設想每一個人都有同等強烈的性慾，那是不明智的。在一個良好的社會中，如何才能適應性慾方面的大幅度差異呢？ 性慾、愛情和家庭方面的民俗現在正在世界上許多地方非常迅速地變遷，包括在許多理想式的社會中也是如此。多種安排正在提出來並在試驗。這些「實驗」的資料現在還得不到，但將有一天它們不得不受到認真看待。 在我們的社會中，有許多群體，例如青少年，往往會選擇不好的領導人。他們選擇的人將領導他們走向毀滅和失敗——選擇的是失敗者而不是勝利者——妄想的人物，心理病態的人格，嚇唬人的人。任何優良的社會要想發展必須選擇好的領導者，因為他們最符合實際的要求，有真才實學，能夠勝任。怎樣才能擴大這樣良好的選擇？什麼樣的政治結構更有可能把野心家推上權力的寶座？什麼樣的政治結構能使這樣的事較少或不可能發生？ 什麼樣的社會條件最有利於人性的豐滿發展？這是對人格文化研究的一種規範的說法。與此有關的是社會精神病學的新文獻，還有心理衛生和社會衛生運動的新文獻？各種形式的小組治療也正在試驗，還有優美心靈的教育組織，如依薩冷研究所和學院。現在是討論如何使教育更優美心靈化的時候了，包括在各個階段的教育時期和一般的教育問題，然後再進一步研究其他社會制度問題。 Y理論管理是這種規範社會心理學的一例。在這一理論中，社會和社會中的每種制度，只要能幫助人趨向更豐滿的人性就可以說是較好的，只要有損於人性就可以說是不好的或心理病態的。毫無疑問，社會病態和個人病態的問題也必須從這一角度進行探討，正如從其他角度探討一樣。 促進健康的團體本身能否成為引向自我實現的途徑？有些人認為，個人利益必然和集體利益、機構利益、組織利益、社會利益以至和文明本身相排斥。宗教的歷史往往表明，在每一個神秘主義者中會出現一種分裂，他們個人得到的啟示使他們起來反對教會。教會能促進個人的發展嗎？學校能做到這一點嗎？工廠呢？ 「唯心論」如何與實際性相聯繫？「唯物論」如何與實在論相聯繫？我認為，低級的基本需要比高級需要占優勢，高級需要又比超越性需要（內在價值）占優勢。這意味著「唯物論」比「唯心論」占優勢，但也表示它們兩者都存在，都是心理學的現實，在任何優美心靈的或理想國的思想中都必須加以考慮。 許多理想國曾設想一個完全由心智正常的、健康的、有效能的公民組成的世界。即使一個社會起初僅僅選擇這樣的人，即衰老的、虛弱的或不勝任的，誰將照顧他們？ 我認為社會不公平的廢除將容許「生物學的不公平」準確無誤地顯現，包括遺傳的、胎期的和誕生時的不平等。例如，一個孩子生來就有一顆健康的心臟，而另一個生來就有一顆不好的心臟——那自然是不公平的。一個更有才能，或更聰明，或更強壯，或更美麗，另一個則愚笨不堪，那也是不公平的。生物學的不公平可能比社會的不公平更令人難以忍受，這裡更有製造藉口的可能。一個良好的社會對此能做些什麼？ 在社會或社會的任何部分中，是必需的嗎？是否某些真相只能保留在統治集團中？獨裁統治者不論是否仁政，似乎都需要某些真相隱瞞。什麼真理被視為是危險的？ 許多實際的和幻想的理想國都依賴一位聰明的、仁慈的、機智的、堅強的、有效率的領袖，一位哲學家國王，但這有保證嗎？誰將挑選出這位理想的領袖？如何保證領導權不致落入暴君手中？這一類的保證是否可能起作用？好的領袖死了將會出現怎樣的情況？無領袖狀態、權力分散、權力保留在每一個人和每一無領袖團體中的狀態是可能的嗎？ 至少某些成功的理想社會，不論過去的或現在的，如兄弟家園，曾把私下或公開懺悔的坦率、彼此的爭論、相互以真誠回報或相待注入文化中。當前，訓練小組（交朋友小組）和優美心靈（Y理論）工廠和工業企業的辛那儂式的團體、各種類型的治療小組等等也是如此。 如何使熱情的和懷疑的現實主義相結合？如何使神秘主義和實際的機智及有效的現實測驗相結合？如何使理想主義的、完美的、因而也是不能達到的目標和對手段不可避免的缺陷的寬容接受相結合？ 社會與員工的協同作用 在具有高綜效作用的社會裡，社會制度的建立能超越自私與不自私的兩極，超越自私和利他的兩極。在那裡，自私也能得到獎賞。高綜效社會是善有善報的社會。 路斯·本尼迪克特生於1877年，卒於1948年。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教授，也是一位詩人，筆名安·辛格頓。她的主要興趣是研究美國印第安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她研究過日本文化，為同盟國提供了基本的資料，她的著作有：《文化的類型》，《種族科學和政治》，《菊與劍》。她於一九四一年在布林彌大學演講時提出綜效作用這一概念。晚年曾力圖克服並超越「文化相對論」。她認為她的《文化的類型》實際上是探討整體論問題的。它是整體論的而不是原子論的著作。她把社會作為有機統一體，用她所特有的詩一般的感受、韻味和語調進行描述。 當我於1933至1937年研究人類學期間，各種文化確實都有自身獨特的異質，沒有什麼科學的方法可以把握它們，也無法做出任何概括。每一種文化似乎都和另一種不同。一種文化就是此種文化自身，除此以外你就再也說不出什麼了。 本尼迪克特堅持不懈地力求完成比較社會學研究。為了此項研究，她以一種直覺的方式實現。作為一位有資格的科學家，她搜索的詞彙在公開場合不宜使用的，因為它們是規範性的，含蓄的而非冷靜的，只能在馬了尼雞尾酒會上說說，但不能印成文字。如她所述，她曾用大張的新聞紙寫下她所知的有關四對文化的一切；這四對文化是因為她覺得彼此不同而選為研究對象。她有一種直覺，一種感受，她曾以不同的措詞說明，我已在過去的注釋中提到過。在每一對文化中，有一種是焦慮型的，另一種是乖戾的。乖戾顯然是一個非科學的詞，她不喜歡乖戾的人。四對文化中的一方都是乖戾而下流的人，另一方的四種文化都是美好的人。在另一些時刻，在戰爭威脅我們的時候，她談到士氣低和士氣高的文化。一方面她談到仇恨和侵犯，另一方面談到愛和感情，她不喜歡的四種文化有些什麼共同點和她喜歡的四種文化相對立呢？她曾假設這些是不安全的文化和安全的文化。 優秀的文化，安全的文化。那些她喜歡的、覺得有一種力量在吸引她的文化，是祖尼人，阿拉佩施人，達科他人，和愛斯基摩人的一支（我忘記是哪一支了）。我的現場研究可以加上印第安黑腳族人作為安全文化之一。下流、乖戾的文化，那些使她為之戰慄並受她唾棄的文化是朱克契人，奧基布瓦人，多布人和克瓦求特人。 對於這些文化，她曾經嘗試做出各種各樣的概括，你或許稱之為那時流行的所有標準說法。她依據種族、地理、氣候、大小、財富、複雜性等各個方面情況對它們進行比較研究。但這些標準不起作用，即對於四個安全文化是共同的，而在四個不安全的文化中不存在。在這樣的基礎上不可能做出任何整合，沒有條理，沒有分類基礎。她問道，哪些是多配偶的，哪些不是？哪些文化多自殺者，哪些文化沒有自殺者？哪些是大家庭的，哪些是小家庭的？哪些是母系的，哪些是父系的？這些分類的原則沒有一條能起到起碼的效果。 最後，行為功能才是真正起作用的東西，而不是外現行為本身。她意識到，行為不是答案，她不得不尋求行為的功能或作用：行為所含有的意義，它試圖說的是什麼，它表現的性格結構是什麼。我認為正是這一跳躍才是人類學理論和社會理論中的一次革命，它為比較社會學打下了基礎，提供了一種對社會進行比較研究的方法，把各種社會放在一個連續系統中而不是把每一種社會都看成是獨一無二自成一類的。下文是引自她手稿中的一段話： 讓我們以自殺為例。人們曾多次證明自殺和社會環境有關：在一定條件下自殺率上升，在另一些條件下又下降。在美國，自殺率是心理災變的指數，因為它是一個人對於他不再有能力對付或不願對付的情境所能採取的一種快刀斬亂麻的行動。但自殺，列為文化的一項共同的特徵，在某一自殺比較普遍的其他文化中可能是一種帶有非常不同意義的行動。在舊時的日本，它是打敗仗的戰士的可敬行為，是恢復榮譽勝過生命的地位的一種行為——武士法典中人的全部責任。在原始社會中，自殺有時是妻子或姊妹或母親在過度悲傷中的盡愛盡情；它是重新肯定，對近親的愛比生活中任何其他東西更可貴，親人已死時，生命也不再有價值了。在以此為最高倫理法規的社會中，自殺是理想的最後證明。 另一方面，在某些部落中，自殺更像中國人的自殺概念，如他們所說的，是死在另一個人的「門前台階上」，意思是，自殺是向一個虐待過自己的人或向一個他所懷恨的人進行報復。這樣的自殺在原始社會中是一個人能夠對另一個人採取的最有效、有時甚至是唯一可能的行動，它比得上其他文化中的法律訴訟，和我們上述說過的任何種類的自殺都不相同。 本尼迪克特最後不是選用安全和不安全的概念而是選擇了「高綜效」和「低綜效」的概念，後者較少規範性，較客觀，不致被懷疑有投射一個人自己的理想和愛好之嫌。她說明這些概念的含義如下： 社會學條件是否與高侵犯或低侵犯相關？我們的一切基礎計劃能夠在這方面做到怎樣的程度，要看它們的社會形式提供共同的利益的範圍如何，消除那些損害集體中他人利益的行為和目標的程度如何……從各種資料中能得出的結論是，非侵犯較突出的社會都有良好的社會秩序，使個人能以同一行為在同一時間既為他自己的利益又為集體的利益服務……在這些社會中，非侵犯的出現不是因為人們是不自私的，更不是把社會責任擺在個人願望之上，而是因為社會的安排使這兩者一致。合理地考慮時，生產一不論是培育甘薯還是打魚，是一種普遍的福利，假如沒有人為的制度歪曲事實，保證每一收成、每一網都能豐富鄉村的食物供應，一個人就能同時既成為一個好的農夫、漁民，又成為一個有益於社會的人。他得了利益，他的同胞也得了利益…… 我將談到低綜效文化，它的社會結構會助長彼此對立和對抗的行為，並談到高綜效文化，它能促進相互強化的行為……我曾談到過一些高綜效的社會，那裡的制度保證人們能從他們的事業中彼此受益，也曾談到過一些低綜效的社會，在那裡，某一個人的利益變成征服他人的一種勝利，而非勝利者的大多數人不得不設法遷移。 在具有高綜效作用的社會裡，社會制度的建立能超越自私與不自私的兩極，超越自私和利他的兩極。在那裡，自私也能得到獎賞。高綜效社會是善有善報的社會。 關於經濟制度，本尼迪克特發現，那種外露的、表面的、票面價值的事情——不論社會是富或窮——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安全的、高綜效的社會裡有一種她稱為財富分布的引流系統，而不安全的、低綜效的文化有一種她稱為財富分布的匯聚機制。我可以非常簡短地用隱喻扼要說明匯聚機制；那是任何能確保財富、吸引財富的社會機制，對富有的再給予，對沒有的再剝奪，貧窮弄得更貧窮，富有變得更富有。在安全的、高綜效的社會中，相反的，財富傾向於分散開，像經過虹吸管那樣從高處引流到低處。它總是以某種方式由富足流向貧窮，而不是從貧窮流向富有。 引流機制最典型的例子是我所見的印第安黑腳族人在太陽舞儀式期間的「散財」。 在本尼迪克特列出的財富分配引流制度中，施散是這種制度的一種類型。另一種是儀式性的好客，比如在許多部落中富人會邀請他的所有親屬來做客並照顧他們，也有解囊相助、相互支援、食物分享的合作辦法等等。在我們自己的社會中，我想我們的財產累進稅或許也是引流機制的一例。在理論上，假如一個富有的人加倍富有，那對我和你都是好事，因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將輸入公共的財庫。我和你都會受益，假如它會用於社會的福利。 至於匯聚機制，例子有昂貴租金、高利貸款（我記得，夸求特爾的年利率高達1200％；相比之下，我們甚至在濱水區所見的利率也是小巫見大巫了）、奴隸勞動和強迫勞動、勞動的剝削、過高的利潤，以及相對地看對窮人比對富人賦稅較重等等。從此點分析，你能看出本尼迪克特關於制度的涵義、影響或韻味的論點。施散錢財自身作為簡單的行為看是無意義的。我認為這在心理學水平上說也是如此。很多心理學家不了解行為是對心靈的一種防護，正如它常常是心靈的一種直接表達一樣。它是掩藏動機和情緒、意圖、想法的一種方式，正如泄露它們一樣，因此，絕不要從票面價值看待它。 對於宗教制度也可以依據綜效概念做出區分。你會發現，上帝或神、鬼、超自然的東西在安全的或高綜效的社會中都一律會成為相當仁慈的、助人的、友愛的，有時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會像我們社會中某些人所說的成為神聖的。例如，在印第安黑腳族人中，任何人都可能暗自享有個人的精靈，那個他曾在一次幻覺中或是在一個山丘上看到的精靈，能在一次撲克牌比賽中受到乞求而顯靈。這些個人和他們的神相處得如此融洽，以致一個人覺得完全有理由暫停比賽，併到一個角落裡和他的精靈商量決定如何出牌。另一方面，在不安全或低綜效的社會中，神、鬼、超自然的東西一律都是殘忍的、可怕的等等。 在1940年，我曾在布魯克林大學以一種非正規的方式讓一些學生當被試核實過這種關係。被測驗者有二三十人，問卷是從安全或不安全兩個方面設計的。我問正規信教的人一個問題：你一覺醒來，忽然覺得上帝就在室內或在窺視你，你會有什麼感覺？安全的人傾向於回答覺得很安適，受到保護；不安全的人傾向於回答覺得很可怕。那麼在更大得多的規模上，你可以發現在安全的和不安全的社會中情況也差不多是如此。 西方關於報復之神和仁愛之神的對立概念表明，我們自己的宗教文化是由一種你可以稱之為安全和不安全的宗教混合物構成的。在不安全的社會中，擁有宗教權力的人一般會利用權力謀取員工的某種私利，以求達到我們會稱之為自私的目的；而在安全社會中的宗教權力，例如在祖尼人中，會被用來求雨或求豐收，為整個社會帶來福利。 這種對心理涵義的對照研究可以使人在各個方面得出明顯的印象，例如祈禱的方式，領導的方式，家庭關係，男女之間的關係，性慾的表達，感情聯繫的方式，親屬聯繫的方式，友誼的聯繫等等。假如你有這種差別感，你一定能沿著這條路線一直預測出你在這兩類社會中能夠期待的是什麼。我只想再指出一點，這對於我們西方人可能有點出乎意料。高綜效的社會都有辦法排除羞辱，低綜效的社會做不到。在低綜效社會中，生活是蒙受恥辱的，令人難堪的，傷害人的，那是必然的。在本尼迪克特所說的四種不安全的社會中，羞辱引起怨恨，延續不斷，由於某種原因而永無寧日。但在安全的社會中，有一條途徑能結束羞辱生活，還清你的債，使你解脫出來。 大家完全可以察覺到，我們自己的社會是一個混合綜效的社會，我們的社會既有高綜效的制度又有低綜效的制度。例如，在慈善事業中我們有普遍的高綜效。我們的社會是一個非常慷慨的社會，並常常是以一種非常適宜的、非常安全的方式表現出來的。 另一方面，在我們的社會中顯然也有一些制度使我們彼此對立，使我們必然會成為對手，把我們置於一種對立的情境中，弄得我們不能不為有限的利益爭吵。這好像是一場比賽，一個人能贏得榮譽，而另一個人必然輸光。 為了說明得更加清晰，我舉一個熟知的例子，如多數學院中所採用的評分制，特別是曲線圖上的評分，我曾經陷入那樣的處境。在那種情況下，我被放在一個和我的兄弟敵對的位置上，使他們的得益變成我的受害。假如我的名字從2級開始，而評分是按字母順序排開的，我們還知道只有6個A級。自然，我只能坐在那裡希望在我前面的人會得低分。每一次某人得一個壞分數，都對我有利。每一次某人得到一個A級，都對我不利，因為它降低了我得A的機會。因此，我很自然地說：「我希望他掉下來。」 這一綜效原理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有助於一門客觀比較社會學的發展，不僅因為它有可能引起一種想法，使這種比較社會學能為一種超文化的價值體系開闢道路，並依據這種價值體系評價一種文化和它的一切內涵，它為理想國的理想提供了一種科學的基礎，而且因為它對其他領域中更專門的社會現象的研究也很重要。 首先，我覺得還沒有足夠多的心理學家，特別是社會心理學家，意識到有重大緊要的事情正在一個領域中發生，這個領域甚至還沒有一個恰當的名稱，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組織管理理論或工業社會心理學，或企業或事業理論。大多數對於這一領域有興趣的人認為羅格利克的《企業的人性面》是一本入門的著作；我建議你可以把它稱之為社會組織管理水平的Y理論看作高綜效的一例。它表明，有可能以某種方式安排社會機構，不論是事業中、軍隊中或大學中的機構，使組織機構中的人彼此合作有序，從而結為同事和隊友而不是敵手。我曾研究過這樣的事業單位，我想可以依據高綜效或安全社會組織的概念來說明它，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這樣說明。我希望這些新的社會心理學家能試用本尼迪克特的概念對兩種組織管理進行細緻的對比研究，一種是上述的高綜效組織，另一種是以非協同的學說為依據，即認為東西的數量有限，假如我要多得，你就必須少得。 我還想向你推薦利開特的著作《管理的新模式》，它是一本記述廣泛細緻調查研究的著作，討論我們可以稱為工業組織管理綜效作用的各方面問題。這本書有一處甚至討論到他所說的「權勢混雜」，力圖解決一個他認為很難處理的矛盾，即好的領工，好的負責人，從實際效果看評級較高的那些人要比另一些人更下放權力。對於這樣的事實——你越放權，你也越有權，你應怎麼說呢？利開特對於這個難題的處理是很有意味的，因為你能看到一個西方人在極力對付一個不那麼西方的概念。 我要說，沒有什麼理想國能夠由有見識的人構成而不歡迎綜效的概念。我時常認為，任何理想國或優美心靈組織（我想這個名稱更好些）都必須有一套高綜效制度作為它的一種基礎。 綜效概念也可以應用於個人水平，應用於兩個人之間的人際關係性質。它對深愛關係做出一個相當適宜的定義。這種深愛我曾稱為存在愛。愛曾有過各種各式的定義，如說你的興趣就像我的興趣，或兩系列基本需要匯合為一，或你的腳上長了雞眼好像我的腳也痛，或我的幸福好像依賴於你的幸福。已有的多數愛的定義都隱含著這一類自居作用。但這也很像高綜效概念，即兩個人以某種方式安排他們的關係使一個人的利益也成為另一個人的利益，而不是一個人的利益成為另一個人的不利。 對於美國和英國經濟低下階層中的性生活和家庭生活的一些新近研究，描述了被他們稱為剝削的關係。那顯然是一種低綜效關係。在那裡經常有誰掌權當家的問題，或誰是頭，或誰更愛誰的問題。結論是，誰愛得最深，誰就是傻瓜，或者說誰的傷害最大。所有這些都是低綜效的說法，它意味著物品的數量有限，而不是數量很多。 也許我們能說，愛可以定義為自我的、個人的、自我同一性的擴展。我想我們和孩子、和妻子（或丈夫）、和親近我們的人在一起時都有過這種體驗。你會有一種感覺，特別是和幼小的孩子在一起時，寧願你自己在夜裡受涼咳嗽而不是你的孩子咳嗽。孩子咳嗽比你自己咳嗽更使你痛苦。你較強壯，因此你能承受咳嗽。顯然，這是兩個存在物之間一種心理融合。我要說這是自居概念的另一個側面。 在這裡，本尼迪克特過多談論直線連續系統中的極端、自私和不自私的二歧化。但我顯然覺得她的意思又分明含有對這種二歧式的一種超越，在嚴格的、格式塔的、創造上方位統一意義上的超越，它將證明，看來似乎是一種二重性的東西，僅僅是因為它還沒有充分發展到統一才是如此的。在高度發展的、精神病學上健康的人中，自我實現的人中，或不論你願怎樣稱呼的這一類人中，假如你試圖評價他們，你將發現，在某些方面他們是非常不自私的，但在另一些方面，他們又極度自私。由於某種原因，兩極性、二歧式、關於某一「多」意味著另一「少」的假設，所有這一切都將消失。它們彼此融合，而你有了一種單一的概念，一種我們現在還沒有適當字眼表示的概念。在這種情況下，高綜效只能代表一種二歧化的超越，一種對立的融合，融合成一種單一的概念。 最後，綜效概念對於理解個人內部的心理動力是有價值的。有時這是非常明顯的，如把個人內部的整合認知轉作高綜效，把普通病態的精神分裂看作低綜效，如某人的極度不安而自己折磨自己。 在種種對於動物和嬰兒自由選擇的研究中，我認為可以用綜效說進行理論陳述方面的改善。我們可以說，這些實驗證明有一種認知和意動的綜效作用或融合。打個比喻說，能使頭腦和心臟、理性和非理性都說同一種語言，使我們的衝動引導我們沿著明智的方向前進。這也適用於坎農的體內平衡概念，他稱為軀體「智慧」的概念。 也有一些情境能使特別焦慮的、不安的人有這樣的傾向，認為他們想得到的東西對於他們一定是不好的，味道好的很可能是腐敗的。明智的、正確的或應該做的事，非常有可能是某種你不得不督促自己去做的事。你不得不強迫自己那樣做，因為在我們很多人中都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想法，認為我們所希望的、渴求的、喜愛的，以及那些味道好的，很可能是不明智的、不好的、不正確的。但食慾實驗和其他自由選擇實驗表明，恰恰相反，更可能的是我們享受的正是對我們有益的，至少相當好的選擇者在相當好的條件下是如此。 我願用弗洛姆的一句話作為結論，這句話給我的印象很深：「所謂病態就是想得到不利於我們自身的東西。」 綜效原則中的協作觀 在高度綜效的社會裡，社會準則使個人的行為同時有利於自己與社會，人們之所以會這樣，不是因為大公無私，不是因為社會職責高於個人慾望，而是社會綜效原則使兩者得到統一。 路斯·本尼迪克特最早運用社會綜效這個理念衡量並研究原始文化的健全程度。她認為，如果綜效制度利用得好，那麼個人在追求自私的目標時，會在無形中幫助他人；某個人盡力協助他人、保持無私，也會在無形中達成自私的目標。換句話說，這是化解自私與無私的途徑。它也清楚地表明，在低度發展的文化中，自私與無私才會形成相互對立的關係。我曾在某些人身上覺察到同樣的衝突。當自私與無私相互排斥對立時，就會產生輕微的心理病態徵兆。 那些高度進化的人，即能夠自我實現的人，都能夠協調自私和無私的對立。別人的快樂就是他們的快樂。換句話說，他們能從別人的快樂中，得到自私的快樂，而這是一種無私的表現。我舉個很早以前我所使用的例子，我因為餵食小孩吃櫻桃而感到快樂，因為他很喜歡吃櫻桃；如果我看到他吃櫻桃也覺得很高興，而當我自己吃櫻桃時也會覺得很快樂。現在我要問一下，以上的行為是自私還是無私？我有犧牲任何東西嗎？我是在幫助他人嗎？我覺得很享受，難道這是自私嗎？ 顯而易見，最好的解釋方式是，原本相互對立排斥的自私與無私已經消失，它們已融合在一起；我的行為既有自私也有無私，自私與無私同時發生。按照我個人傾向的、更為複雜的說法，我較喜歡把它詮釋為綜效行為。對我小孩有益的事也會讓我的小孩快樂，所有的差異都已經消散，兩者已相互認同，成為一體。我們學會與心愛的妻子或丈夫合為一體，對其中一人的侮辱就是對另一個人的侮辱；其中一人的名聲受損，另一人也會感同身受。在很多情況下，事情就是這樣的。 這也可以解釋愛情關係。也就是說，兩組原本不同的需求合成單一的需求，成為全新的整體。當存在時，我本身的快樂也會使對方快樂，而對方的自我實現就如同我的自我實現一樣，我會因此而感到高興，「對方」和「我本身」已完全融為一體。當論述共同的財產時，就成為「我們」或「我們的」。關於愛的另一種解釋是，只有另一人快樂，我才會快樂。就某種意義上而言，不同的人可以得到同樣的對待，因為他們的分化已消失，已成為完全的一體。 在本尼迪克特手稿的最後部分，她還舉了許多民族學的例子。在我對黑腳族印第安人的研究中也出現不少類似的例子。泰迪·耶魯夫萊是我的翻譯，也是族裡唯一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他曾接受兩年的大學教育。當泰迪變得有錢後，整個黑腳族都因此而獲益。例如，當他有足夠的錢後，就可以買車。依照黑腳族印第安人的風俗習慣，只要有需要，族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向族人借任何東西。所以事實上，那輛車是屬於全族的。任何需要車的人都可以使用。泰迪自己使用的次數並不比其他人多。「所有權」的意義只是在於付油錢和其他的費用。 另一方面，每個人都以泰迪為榮並認同他，就像我們會對在奧運會贏得百米短跑金牌的運動員感到光榮一樣，或是為我們城市或大學的偉大哲學家、科學家感到莫大榮譽。同樣的，他們都以泰迪為榮，也都很喜愛他、尊敬他，並選他為族長，視他為非正式的發言人和領導。毫無疑問，泰迪具有利他性格，我想全族人都這樣認為。所有人對他的愛與尊敬讓他滿足，他甚至從未抱怨自己的車被別人使用。 另一個案例是每年太陽節慶典中的「贈禮」活動。過去一整年或數年，人們全心投入工作，他們己積存一筆錢，希望能表現出最大程度的慷慨，因為這樣的聚會是在非常公開的場合舉行的。我看到白頭族長站在由全族人圍起的圓圈中，在每年最神聖的時刻，族長都會發表演講，說他多有智慧、能力多強等，然後以一種極慷慨的動作，將毯子、食物和水送給寡婦、年老的盲人、小孩和青少年等。 他賺的錢愈多，愈努力工作，就越容易成為愈優秀的工作者；他的農場經營得愈成功，就可養更多的馬，對社會上每個人的生活助益就愈多。這與我們社會滋長的眼紅、嫉妒、憎恨以及自尊的失落完全不同。當我叔叔突然變得富有時，他會突然失去所有親戚的友愛，我想每一位美國人都知道其中的原因。他的財富對親戚來說，沒有任何意義，這點我非常清楚。他是很富有，但卻從未幫助過我這個窮學生。我認為他很自私，所以和他之間也沒有什麼情份可言。如果我們是黑腳族印第安人，情況就大不相同。每個人的財富對其他人沒有助益，因此美國人互相成為敵人而非朋友。 在我們的社會裡，我認為累進稅率制度是一個相當不錯的社會制度。錢賺得愈多，稅就繳得愈多。當然這是非常抽象的而且非個人性的，我們也無法真正看到錢。但實際上它是遵守了綜效原則。當有人創造一筆財富，就能嘉惠所有人。不過在墨西哥和拉丁美洲，情況正好相反，富人財富愈多，窮人得到的食物愈少，原因是價格高出他們的承受能力。他們沒有賦稅制度，有錢人可以占有所賺取的每一分錢，因此有更多的錢負擔較高的價格，而窮人卻因此而飽受飢餓的折磨。這是一種與累進稅率制度完全相反的制度，是一種反綜效原則。 綜效思考與發展模式 社會上任何一個人都比較喜歡做有價值的工作勝過無價值的工作。這是人們對於價值觀、了解世界賦予意義的高層需求。如果工作毫無意義，生活也變得毫無意義，甚至生命的意義也變得虛無起來。 在這裡我可以運用的一個例子，便是弗洛伊德主張個人的本能欲望是有限的。根據弗洛伊德理論可知，每個人都只有一定限量的愛，如果給這個多一點，給其他人的愛就變少了。例如他對自愛的主張，他覺得一個人愈愛他自己，對別人的愛就愈少。這就好比一個人只擁有一定數量的錢，花掉的錢好比是給自己的愛，而剩下的錢好比是對別人的愛。顯而易見的，這和弗洛姆、荷妮（德國女精神分析學家，但是她反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的重要原則，她認為在人格形成中，起決定作用的不是一個人的本能，而是他的文化及社會條件；文化及社會條件是人們產生焦慮及人格障礙的主要因素）以及其他人所定義的愛剛好相反。最終他們一致認為，至少在一個良好正常發展的社會下，愛會衍生出更多的愛。 也就是說，你所付出的愛愈多，將會因此創造出更多愛的財富。這就好比一對熱戀中的年輕男女，如果能互相為彼此付出，真心愛對方，就有能力去愛整個世界。他愈愛他的愛人或妻子，就愈有能力去愛自己的小孩、朋友甚至全體人類。 另外是一個使用金錢的例子。如果你以前有一筆錢，必須非常小心地擁有，你儘量不去花錢，還把它藏在地底下或鎖在保險柜里。但我們卻忽略這樣一個規律，錢應該是用來創造利潤的，儘量利用、投資，而非保持它的價值。在經濟王國里，應該提高錢的價值，增加錢的數量。事實上，慷慨往往能增加更多財富而不是減少財富。 就這點考慮，與南美洲人和歐洲人相比，我認為美國生意人的做法以及想法非常特別。前者比較傾向堆積大量的存貨，以最高的價格賣出，以賺取最好的利潤。不過，擁有比較先進思想的美國人在很早以前就學到，周轉率愈高，所能賺到的錢就愈多，即使每一次所獲得的利潤可能不是很好，但因為周轉迅速，最後反而累積了比較多的利潤和財富。反過來看，一些手頭拮据、小氣又小心眼的拉丁美洲的雜貨店老闆，可能會在一次的交易中賺到很多錢，但是卻不能累積更多的財富。例如汽車大亨亨利·福特的例子，亨利·福特通過把自己的產品銷售出去堆積大量的財富，通過把產品的價錢降低去提升銷售量，因此他能累積龐大的財富，而且變得越來越富有。 利開特所寫的著作《新管理模式》中曾研究過這樣一個案例——影響力，使他發展出「影響派」的理論，我引用他在57頁中所寫的內容： 企業或工廠中的影響力是一定的。因此可能的結果是：若部屬對組織的影響力愈大，主管的影響力就愈小。企業的權限是固定的，如果某些人擁有得愈多，其他人占有的就愈少。 然後他在58頁寫著： 較好的管理制度，可以提高屬下的影響力，同時也增加高生產力主管的影響力。 總體來說，在團體運作的情形下，你給予員工愈多的影響力和權限，你所得到的就會愈多。我們必須朝此方向發展努力，我們必須使每位員工都變成將軍，而不是墨守陳舊的教條，認為只能有一位將軍。在此項假設下，將軍領袖就等於領導一群得到很大自主權的將軍隊伍。領導者賦予每位員工較大的權力，然後他將會驚訝地發現，實際上所獲得的權力和影響力比原來的做法還要多出許多。因此，他付出得愈多，得到的也就愈多。 此外，我們還可以觀察科學領域中的慷慨和開放的問題。科學家最在意的是權力和科學秘密以及擁有一份安全感。但事實上，這種行為比起監控蘇聯科學家更能造成無可比擬的傷害。這是一種傷害我們自己而非蘇聯的方式，原因何在？因為科學依賴於慷慨，知識能創造更多的知識。 企業界也有類似的商業情形。當我問凱依他是如何處理商業機密時，他卻說他們沒有任何商業機密，唯一的秘密就是未來的運作計劃，至於電壓計實際生產過程的知識，都是公開的。如果有人抄襲他們的生產過程，其實並沒有多大好處，因為那是他們管理制度所產生出來的結果。即使是最高明的小偷，也無法偷走創造力或良好的管理制度。 或者我們可以換用別的方式來闡述這個問題。任何發掘電壓計製造秘訣的人，最終會成為一個發明者，因為他們會發現製造這種東西的方式，就是成為一個有創作力的人。如果我們讓工廠自行全力運轉，並將所有信息公開，對我們社會的經濟體系將有很大助益。因為，企業不斷地運作，就會自動培養好的工廠、好的管理者以及好的員工，而不會關門大吉或減少產量。 在我還是個大學生的時候，經過一連串的事件後，我再也不擔心自己的想法會被別人竊取。理由很簡單，偷盜者是一個品質低下的人，偷走的都是最差的東西。我不再為此生氣或想全力保住秘密，反而覺得他們的行為有趣、好玩，所以我也不用煩惱如何隱藏我的想法。對於想法的討論過程，才真正有助於創造力的發揮，使得原本只有一打數量的點子，暴增為100個點子。抄襲或竊取就像只偷到蛋、沒偷到下蛋的雞一樣。簡單地說，錢必須充分被運用，心智必須充分被運用，創造力必須充分激發，而不是將其囤積起來，吝於花費，擔心一使用就會減少數量。 上述的所有一切都表明，拒絕和別人分享是一個非常不理智的想法。比方說，有關兄弟姐妹之間的敵對現象就反映出利益有限的想法。每一個小孩都想一個人霸占母愛，所以對新生的弟弟或妹妹也擁有母親的愛感到氣憤，因為他認為，如果母親把愛給了弟弟或妹妹，那麼就沒有多餘的愛可以分給他。要經過很長的時間他才會了解，母親的愛其實是可以同時分給兩個孩子，或4個孩子，甚至18個孩子。他還會明白母親愈愛其中一個孩子，也就會愈愛另外的幾個孩子，而不會減少對任何一個孩子的愛。 有關綜效原則的另一個方面是，你享受著使別人快樂的滋味，別人快樂你也跟著快樂。或者實際一點地說，綜效是指你自私地享受著讓別人快樂的因素，所以你比以前更懂得去愛別人。因此綜效性的經濟體系應是製造無限量的更低價格的產品，而非有限數量的高利潤產品。一個人如果愈慷慨、愈懂得愛、愈具綜效性，他就愈喜歡贈送1000台收音機而不是100台，因為這項慷慨行為會創造更大的快樂，他也更能享受自己的慷慨。無限量的生產代表著對他人更多的關愛，更具有利他主義；有限量生產的人關心自己甚於他人，也就是傾向於利己主義。 在這裡，我認為有必要把解決分化的問題講得更清楚一些。榮格與達麗文強調相互衝突的好處，他們認為衝突所造成的動態影響與結果可強化個人心靈。衝突的結果有好有壞。但我所強調的是自私與無私的極性超越。也可以這麼說，個人必須超越衝突，而非從中獲益。我們必須認識到，過去認為自我的利益與他人的利益、自私與無私是不同且相互排斥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當我們更健康，察覺更高層次的需求時，當世界更健全更富有、沒有飢餓時，就會發現所有人類的利益都將統一為一個整體，對某人有益的事，也對我或其他的任何一個人有益。 從新的角度著眼，我們也可能從達成自我實現的人身上看到這種高層結合——自私和無私彼此融合，我們可以把這種新的形態叫做健康的自私，或者也可以說是有如被虐狂的病態無私。實際上，在自我實現的人身上，我們會發現一種非常獨特的特質，你無法從他們身上區別自私或不自私，他們同時自私與無私，但你也可以說他們既不自私也不無私。但這違反了亞里士多德邏輯，亞里士多德強調A級與非A級的雙向排斥。 再看一看科日布斯基（波蘭哲學家和科學家，他創立了普通語義學，這是一種語言哲學體系，試圖改進使用語言的方以及對語言的反應方法，提升人類傳達思想的能力）等非亞里士多德學派對二元對立、非黑即白的思考模式的批判。他們都反映出一項事實：綜效代表超越分化，而非從衝突中獲益。 在有關什麼是真相、什麼是事實的問題上，其中有許多模糊地帶很難搞清。我認為所謂的綜效，是對高層真相與事實的客觀感知，這些真相與事實的確存在。綜效的發展就好比從眼盲變為目明的過程。當然這項假設很難用實驗給予證實，但只要有完整的操作性定義，並在務實性健全的環境下，綜效的民主具有優勢即可。事實上，當人們相互了解、彼此相愛，所有人類的利益就能整合在一起，不會相互排斥，所有關於幸福婚姻的分析都證實了這一點。所有關於企業中合作關係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所有關於科學倫理的研究更證實了這一點。依此類推，對任何一位科學家有益的事，也對於我這樣的科學家有益。對老師有益的事也對所有的學生有益。 這部分工作表明，非A即B的思考模式，或是二元對立、非綜效的思考是輕微的心理病態的徵兆。我認為，對獨裁者性格結構的研究分析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之一。如果叢林世界觀是成立的，唯一可能的現實就是獨裁管理。如果有人認同我們過的是叢林式的生活，人都變成了叢林動物，他們都只顧自己互相排斥的利益，那麼，這種想法就不瘋狂，反而相當有理、有邏輯性、有概括性，甚至是非常必要的。再檢測一次這裡的用詞，我用的是「互相排斥的利益」這個名詞，這是個不錯的教學溝通方式，可以讓整件事更清楚、更合理、更容易溝通。 綜效的概念是整體性的；而整體性愈強，綜效的程度就愈高。相反，即是所謂原子式思考。一個結構體的整體性愈強，其中個人的相互依賴度就愈高，彼此的溝通就愈暢通，面對團隊的影響就愈深，也就是說，社會的綜效性是高度整合的。 籃球隊即是一個例證，球隊由五位主力球員組成，如果每位球員都只從自己爭取分數的自身利益觀點出發，完全沒把球隊的整體利益放在首位，那麼這個球隊就不可能是一個真正好的團隊。好團隊的球員會將團隊的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甚至可以這樣說，假設真是好的團隊，完全沒有個人利益與團隊利益之分。因為二者已沒有任何區別，只要是能進球，誰得分已顯得不重要了。團隊的利益就是個人的利益。所有的球員都以團隊為榮，好的助攻手和投籃手一樣優秀。一旦球隊的綜效性瓦解，個人利益超越團隊利益，球隊就成了一盤散沙。 經濟領域的活動也是一樣。例如一個負責某項產品製造的數人小組，亦適用綜效原則。團隊合作的程度愈高，彼此的依賴就愈深，就愈信任對方，當然綜效程度也就愈高。這是可以經由實驗研究證明的。 層次整合也是同樣的情形，每個層次彼此之間亦是相互關連的，存在著高度的綜效性。考慮這一點是很有必要的。 在好的條件下，綜效是真實存在的，與心理健康相互成循環關係——心理健康的人有較高的綜效性。心理健康的人也較易覺察出真相、更務實，因此這項科學的假設是可以被測試、被證實的。例如，我設計一套測試實驗，探討較健康的大學生的認知能力、感官能力、思考能力和知覺能力是否較強。經由以上變因的測試可以看出學生個體的綜效性如何。若以感官層面而言，我可以測試顏色分辨力、聽力、味覺和嗅覺等，測試對象包括心理健康的人、綜效性高的人和優秀的經理人。在高度綜效的條件下，假設對某個人而言是正確的，對我和其他人而言也是正確的。下面我們就針對優秀經理人做一番解釋。 優秀的經理人是優秀的感知者。換句話說，他們的視覺辨析、聽覺辨析等能力相對比較靈敏。這一切都可由標準的實驗程序證實。此外，從感知層面而言，優秀的經理人的邏輯思維能力較強，較能分清楚什麼是覺察到的事實和心中的希望，並依據現實狀況對未來做出較準確的預測。 在我的層面而言，優秀的經理人較不易發生盧金實驗中的固執心問題。他們也不太可能成為艾殊（首創艾氏情境實驗，實驗主持者特定設計了一個情境，也就是提出一個與事實不符，但卻是團體中多數人同意事先的定好的陳述，再觀察受試者不知情的反應。通常的結果是，即使受試者對多數人同意的陳述表示質疑，但是他還是會受到團體意見的影響，接受這個與事實不符的陳述，盲目地擁護團體的意見）實驗中的被迫者或盲目的擁護者，更不容易有場地依賴（一種性格特徵。假設有一木棒立在空地中央，至於木棒與地面是否垂直由受試者自行調整，直到他認為垂直為止。假如空地上沒有其他刺激物時，每個受試者的判斷都差不多；但如果有其他刺激物，例如把木棒放在傾斜的方框中，受試者就會受到干擾而做出錯誤的判斷，這種人就是所謂的場地依賴型）的傾向，甚至完全不易受到類似走狗的人物的影響。 事實上，所有關於心理健康的測試，其實就是關於優秀經理人的測試。假如我沒有記錯的話，實驗結果所定義的優秀管理策略都牽涉到心理健康和綜效能力。我們可以提出上百種相關的案例。事實上，至少就理論而言，我認為不久的將來會有一系列像心電圖、腦電圖一般精準的測試實驗，完全準確地預測出哪種人在未來可成為優秀的經理人或領導人。假設這項預想可以實現的話，將會令人感到驚喜不已。我愈想到這裡，就覺得愈有可能。不管怎麼樣，這件事確實值得一試。 當然，也不排除其他可能性的存在。當所有的關係網路都成為事實的時候，所有促成優秀經理人的因素都已具備時，其他人也能變得更優秀，甚至能改造整個人類。也可以這麼說，所有關於敏感度訓練、管理訓練、著書立說與從事研究的技巧等，就長遠利益而言，對所有人都有益處。 同樣的情形也適用於心理健康。教育系統只有足夠健全，才能培育出日後我們所需的將軍、老闆、經理人或領導人。同樣，任何自我治療或心理治療的技術必然具有相同的作用。所有的一切都相互關連，使一個人變得更健康的因素，也會使其他人更有機會成為優秀的經理人。 相反的情形也是如此，改善社區的因素亦能改善社會的其他部分，改善某個人的因素亦能改善全體人類。如果某些因素能使一個人成為一個好丈夫，那麼同樣也可以使其成為一個好員工、好市民或好的運動員。 事實上，這些訣竅也是美國成功人士的特殊品質。這是很重要的一點，特別是最近有許多其他國家的科學家以各式各樣的方式打擊美國市場。例如，與美國員工相比，其他國家的勞工薪資比美國便宜許多。大部分國家盛行獨裁式的管理制度，人們生活在恐懼、飢餓以及失業的情況之下，他們較願意依指示做事。在這些國家裡，所擁有的原料比美國多出許多，擁有數之不盡的廉價勞工，有預防勞工罷工的制度法令。毫無疑問的，這種獨裁式的管理模式也有它存在的道理與好處。 重新定義存在價值 如果我們能夠維持多元化的存在價值觀以及它們的一體性，就可以透過任何一項存在價值達到一體性。只要我們窮盡心力追求存在真相或存在正義，就可以真正擁有真相、正義和完美。 在我們討論開明管理時，或在利他社會制度達到心理一定健全的程度時，最好是放棄「單一的偉大價值」之類的理論。例如，「全部都是為了愛」，或者像一位開明企業家所講的：「我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服務其他人。」至少目前不適於價值觀的純化，應採用最高價值的多元性。因為當我試著完整地定義真相與誠實時，我發現必須用其他的存在價值來定義。例如，真相是美麗的、好的、正義的、一統的……我還未針對其他存在價值下定義，但顯而易見的，美除了它獨有的特質外，也包含了其他存在價值的部分特質。 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也許能夠用某種方法詮釋所有存在價值的單一本質和一體性。但我懷疑因素分析——針對若干個依變項做分析，研究彼此的相關性，化約成數個因素，但仍不失代表性。例如我們要研究一個人的心理能力，就必須測驗以下6種能力（6個依變項）：字彙記憶、心算速度、語文推理、數學演算、閱讀理解、數學解題。接下來我們分析這項能力的相關情形，總結出兩種能力（因素）：語文能力與數字能力，用這兩種能力代表心理能力，但與先前的6種能力沒有太大的出入——的技術有所助益。 但是，我們可以藉此判斷某種東西是否屬於存在價值。基督教學者視愛為最高價值，而自然科學家將真理視為最高價值，19世紀最偉大的詩人之一濟慈（英國詩人，也是十九世界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他的詩中對人、對物和情景的描寫給人一種直接如畫的印象。他認為詩人應該像變色龍一樣，反應各種經驗的色澤，不讓自己的個性干涉感覺的傳處。他致力於透過神話或是哲學探索詩的完美境界。有名的詩作包括：《心靈》、《哀感》、《夜鶯》和《希臘古瓮》）將美視為最高價值，律師卻覺得正義是最高價值，我們可以用以上批評的原則來判定，他們所抱持的價值是否符合存在價值的精神。 例如一名信奉基督教的科學家所定義的愛，與醫學和生物學的真理相互違背，因此我們知道他們所定義的愛與其他存在價值相左。這顯示出他們的定義不夠完全，或是他們對愛的理解是零碎的，不夠完整的。 同樣的，有些科學家在追求真理的同時，卻不考慮其他的存在價值。例如，盲目的核專家，思考不完整的醫生或機器人專家，或納粹集中營的生物學家自認為自己是在追求真理。但事實上，他們所追求真理卻與愛、正義和善良等價值產生衝突，因此他們對真理的定義是錯誤的、不完善的、零碎的。與其他存在價值相互衝突或排斥的，即不屬於存在價值。所有的存在價值都不能有相互分化或衝突的情形發生。 科學家在追求真理的同時，不與其他存在價值發生衝突，他所追求的真理必須與終極目標或存在價值相容。這也符合開明管理的原則。也許有人只追求有限的或單一定義的存在價值，例如服務，但不包括多元定義的服務。也許我應該以這種方式說：存在愛或存在真相都和其他任何的存在價值等同。或者也可以這樣說：某一存在價值是根據其他所有的存在價值的存在而定義的。 或者，我們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解釋，如果我們能夠維持多元化的存在價值觀以及它們的一體性，就可以透過任何一項存在價值，達到一體性。只要我們窮盡心力追求存在真相或存在正義，就可以真正擁有真相、正義和完美。 綜效原則下的存在價值 在一個良好的情況之下，我們不需為道德或追求存在價值而付出任何代價。在良好的環境下，個人的道德或自私是為他人所接受的，甚至會受到他人的喜愛或尊敬。在良好的環境下，具有道德感和利他主義（或健康的自私）的生意人在財務上的表現較為出色。 通過很多企業案例的分析結果可以確認，綜效與良好環境之間有一定的相關性。本尼迪克特將綜效定義為社會機構性的設計，能促使自私與無私相互融合，並且超越兩者的對立，使得自私與無私之間的分化獲得解決，近而形成更高層次的統一結合。綜效必須透過機構性的安排，使得員工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時，亦能對他人有益，而當員工幫助他人時，也能使自我得到報酬或滿足。我們也可以由以下的敘述推論出可測試的假設： 在良好的社會裡，道德是有價值的。在良好的社會裡，自私是有價值的，他人能容忍和認同個人的自私行為，因為他們也能因此而受益。這時美德、利他主義與自私已合而為一，三者之間已不再互相衝突或排斥，已有相同的目標與結果。 社會的綜效性愈高（或是情侶間或個人），就愈接近存在價值。在一個惡劣的社會環境條件下，只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相互對抗，個人的興趣無法融入團隊之中，也無法被團隊的其他人認可，更無法獲得個人的需求（即所謂的匱乏需求），除非是在犧牲他人的利益的前提下。 在一個良好的情況之下，我們不需為道德或追求存在價值而付出任何代價。在良好的環境下，個人的道德或自私是為他人所接受的，甚至會受到他人的喜愛或尊敬。在良好的環境下，具有道德感和利他主義（或健康的自私）的生意人在財務上的表現較為出色。 在良好的環境下，事業成功的人比較容易贏得他人的敬愛，而不會引起別人的嫉妒怨恨、恐懼或憤怒（針對這一點，可以延伸出更多的討論，我將會有不同程度的論述）。 在良好的環境下，仰慕是可能的（不參雜任何的負面情緒，例如性衝動，強制別人做他不願意做的事，或尼采主義的憤怒）。 在最高層次上，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自私，但仍有道德感。 我們有道德感，但同時也能自私。 在這裡，我們應當再度檢驗、測試亞當·史密斯的理論，也許我們可以重新詮釋為：「在什麼樣情況下，開明的自私對整體社會有益？」同樣我們也可以這樣問：「在什麼樣情況下，對企業有益的事也對全國有益？」或者這樣問：「什麼事對我和你都有益處？」 在存在心理學的最高層次里，重新定義利他主義、自私與無私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以便超越兩者之間的排斥與對立；另一方面，人道主義也極需重新定義，或至少剔除其所隱含的負面影響。 也許我可以這麼問：「在何種情況下，人道主義是好的？」另一個問題是：「在何種情況下，我們會因為自己的好運氣、好命、才華與優越之處而產生負罪感？」在綜效的層次下，利他主義與自私已相互融合，因此強調對他人仁慈、對他人友善、幫助他人，別人沒食物時不可獨自享受美食，如果他人貧困不可獨自享受財富，如果某人生病不可享受自己的健康，如果某人的腦力不佳，不可為自己的腦力懊惱等等，以上所有的參考量都將變得沒有意義。否則會給那些擁有優勢或好運的人造成一種現實的阻礙，即在言語和行為上帶來困擾。 以上的所有觀點與我們原本所了解的概念有很大差異。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以上敘述的情形體現了印度佛陀的兩種概念。其中一種是私下追求自己的自我實現，只在乎自己達到涅的境界，眾生如何，與我無關；另一種與佛祖神話有關，他來到涅，然後又返回世間指導眾生，告訴眾生除非世上所有人都能做到，否則沒有人可以進入涅。自我實現與其相同，沒有人可以獨自完全達到最圓滿的自我實現的境地。 在良好的環境下，高度進化的人可以完全享受自己，隨心所欲地表達自己，追求自我目標，不必擔心別人的想法或為此感到罪惡，也不必對他人有任何義務，他非常自信，他只做他自己。從他人角度考慮，亦能從這些行為中獲得好處。一個人在誠實地追求自己目標的同時，同樣會產生很多副產品，每個人都可以從自己的角度出發選擇副產品。 換句話來說，在綜效的環境下，也就是在最良好、最理想的情況下，完全沒有必要擔心會遭到社會中流行的、邪惡的毒害。也沒有必要擔心會有任何負面的怨恨或負面影響——憎恨優秀，恨真、善、美、正義、美德等。 在高度綜效的情況下，優秀的人不必害怕因為自身的優秀表現引起他人的怨恨、嫉妒或敵意。他可以完全釋放自己的潛力，展露自身的天賦、才華或優勢，不必為此而隱含自己的潛能，也不必預防遭受攻擊；也許此時誇大與謙虛的對立也不存在了，因為知識是完全客觀的，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談論自己和他人的優缺點。但請記住一點，此處談論他人的優缺點與惡意詆毀毫無關係，二者完全不同。 在達到綜效的環境下，我認為重新定義政治自由和政治保守的整體性是非常重要的議題。例如，政治自由主義假設人道主義是好的——在任何情況下均是如此，弱勢的人將可獲得協助。但是若對健全而完善的社會結構而言，情況就完全不同。幫助他人可能會被視為一種干涉、侮辱、不被接受、沒必要而且愚蠢的行為。大量的臨床資料顯示，不加選擇地幫助他人反而會削弱他人的能力。就像一位腳受傷的人若一直拄著拐杖，他的雙腳一定會萎縮。 我們應該探討補償性精神官能症（患者因某方面的缺陷，因而力圖在其他方面尋求補償，但是過分重視成敗、患得患失的結果反而會導致心理失常）的問題。我們國家有許多社會安全制度與此完全背離。例如，對病患或老人最低收入的限制就有某些弊端。我認識一位殘障朋友，他勇敢而堅強地自力謀生，但卻因此無法得到原本應得的協助。唯一獲得補助的方法就是放棄自立的想法，完全像嬰兒般由社會福利機構負責照顧。這種做法完全阻礙了員工的自立能力的發展。 假如我們在政治環境裡系統性地運用科學管理方式，例如，強調聯邦式的分權化相當適合工業化社會——可能與倡導政治自由的人士心中的想法有很大差距，因為科學管理原則強調聯邦會議式的民主政治，儘可能由下層政府決定，削弱聯邦政府的責任以加重地方政府的責任。儘管政治保守分子濫用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的權力，以達成不道德的目的，但我們不應對科學管理原則產生質疑。我懷疑關於優秀主管和經理人的假設，是否適用於各種階層的管理人員，包括議員和總統，這點值得系統地研究。不管怎麼說，以存在分析的觀點重新檢視所有政治性、經濟性和社會性概念是有必要的，而且是毫無疑問的。也就是說，在優化的條件下，它們會是什麼樣的。 發揮企業的綜效協同優勢 良好的管理、優秀的工作者、傑出的企業家、良好的產品、良好的社區、良好的國家，以及其他一切良好的條件，彼此之間相互關聯。如果改善了社區，卻不能產生好的結果，中間一定是什麼地方出了問題。 通過研究一些企業管理著作，我從中得出一些資料，總結出兩種管理方式。一種方式是採用原子式、因果式、串珠子式組織起來，並且加以處理。另一種方式是有機體的模式，使其相互關聯，成為一個整體。顯而易見的，後者的方式比較真實、較有效用。 我之所以想把所有關於管理理論的探討資料統一整理起來，是因為過去許多過時的著作，如在1920年至1930年期間，都是以原子式的思考模式看待企業問題，企業似乎與其他事物沒有任何聯繫。就好比說，一位老闆擁有一間小型雜貨店，他認為自己是完全獨立的，不需要與其他人建立任何聯繫，他自己經營這家店，他就是這家店的老闆。但實際上這種想法完全錯誤，特別是在相互依賴性日益加深的社會，這種觀點只會顯得愈來愈不切實際，最後會落得讓人感到愚蠢可笑的下場。 實際上，一家企業，以非線性系統企業為例，他們附屬於鄰近的社區，而此鄰近社區又附屬於更大的社區，如南加州，此區域與加州有著明確的、功能性的關聯，而加利福尼亞州又附屬於美國，美國附屬於西方世界，西方世界附屬於全體人類和整個世界。在此種功能性關係中，可以找出數以百萬計的因與果。但事實上，人們總忽視這些關聯，認為它們與當時的情況毫無牽涉。 比方說，非線性系統企業只有一位守夜員，而非一支配備步槍的私人軍隊，或許所有人都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只有在所有的相互關係運作良好的情況下，才能將其視為理所當然的事。另外，企業依靠城鎮提供水力、電力、瓦斯、道路維修、消防局和警察局，更不用說餐廳、購物中心和市場等諸項服務，只有當以上所述的要素全部都具備，人們才可能在此社區內居住，也才有可能到此工廠工作。假設任何一位在非線性系統企業工作的人，走在街上會有被暗殺的危險，那麼整個企業就根本不會存在。 我們從上述的分析中可以了解到，非線性系統企業必須依賴相互運作網路而存在。簡單地說，非線性系統企業是「含納於其中」，或更確切地說，它是「含納並建構於其中」。其他的階層也適用於同樣的道理，例如課稅制度和相關的服務。美國政府負責維持軍隊、聯邦調查局、國會圖書館以及其他聯邦單位的運作，沒有了這些保證，非線性系統企業就不可能再存在。對於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也是同樣的情形。 假如說工廠本身就是一個綜合體、一個相互之間具有密切聯繫的綜合體，而且這個綜合體依附於更大規模的綜合體，後者又依附於更大規模的綜合體，如此循環不已。這就是我所謂的「盒組」概念，一個綜合體依附於下一個更大規模的綜合體之內。我也將其稱為「放大層次」，好比我們利用不同倍數的顯微鏡觀察組織細胞，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縮小範圍，使觀察更加仔細。 綜合體A內部相互關聯。若以非線性系統企業為例，就是指員工彼此之間的友誼、相連性、相互依賴、相互需要和相互依靠等關係，經過測量後為0.6。綜合體B包含綜合體A，兩者內部的元素的相互關係程度可能為0.4。綜合體A和綜合體C、綜合體D或更大規模綜合體的相互關係則更低。換句話說，綜合體A內部的改變會影響綜合體A內的所有關係，但是綜合體A的改變對綜合體B、C、D也會有一定的影響。 也可以這麼說，非線性系統企業所有好的或壞的改變，都會對德爾瑪市、南加州、加利福尼亞州、美國、西方世界或全世界造成影響。綜合體愈大，所受的影響力也就愈小。非線性系統企業的員工失業或是工廠倒閉等事件，都會對德爾瑪市造成極大的傷害，加利福尼亞州當然也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傷害，對中國的影響可能不是很明顯，但輕微實質性的影響確實存在。 內部綜合體的影響會比交互綜合體的影響要強。中國、保加利亞、伊朗或其他地方的改變，也可能會影響非線性系統企業以及企業內部的員工。員工自己可能永遠不會察覺，但這並不是最重要的。它的效應是可測量的、可辨認的。而且從實用角度看，它確實存在的。美國政局的動盪或是國家元首被暗殺等事件，都會給非線性系統企業造成很大影響。 但若從理論性或實驗性的角度來解釋，這又代表什麼意義呢？所有的假設與肯定都可被測試，而這些假設與我先前提出管理政策與心理健康相互關係的觀點不謀而合。打個比方來說，世界愈好，國家就愈好，地方政府就愈好，企業愈好，經理人愈優秀，員工愈優秀，產品愈精良。這只是概括性的敘述，我們還可以分解成一萬種可測試的假設。當然，整件事也完全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陳述。員工就愈好，產品愈好，經理人就愈好，企業就愈好，社區就愈好，州政府就愈好，國家就愈好，世界就愈好。各個因素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依賴。而這些也是可以被測試的。 從另外一個角度解釋，對這個世界是有利的，對我們的國家、地方政府、社區也是有利的，連帶的對企業、經理人、勞工以及生產的產品，也都有正面的效應（這非常接近綜效的概念）。不過，這種說法可能會令人覺得有點驚訝，甚至也引起一些非同一般的爭議。一個富有爭議的說法就是：「對通用汽車有利的事，對國家一定有利。」不過，這項陳述會引起不小的震撼。但是，在完全綜效的環境下，這是絕對可以實現的事實。對我有利的事，對全世界有利；對全世界有利的事，也就對我有利。 最後，當我們提出製造好的電壓器需要什麼條件的問題時，就會發現自己身處於一連串的同心圓中。若要進行探討，必須穿越一圈大過一圈的解釋圓，直到最後我們可以談論太陽和地理環境、了解洋流的發生、了解平流層的情況等等。例如，太陽溫度的升高可能會使地球毀滅，當然就談不上生產電壓器了。所以太陽有一個恆定的溫度是製造優質電壓器的先決條件。這是我能夠想到的一個確實存在而且現實的例子。 為了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使其更具科學根據，我們可以這麼說，這些整體性的相互關係實際上已顯示出統一、整合、協調、和諧和合作的程度。也就是說，以上的因素和先前提到的相互影響本身，即代表整合的程度高低。整合度愈高，我所提到的影響就愈明顯；整合度愈低，影響就愈弱。 我還可以再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詮釋。好的管理模式、好的員工、好的企業、好的產品、好的社區、好的州政府都是彼此存在的先決條件，也是好的相互關係的先決條件。如果改善了當地社區的環境，但最後企業製造出來的產品並沒有變得更好的話，那麼，一定是運作的中間環節出了什麼問題。也許是制度的整合不夠徹底，溝通不良，團隊的合作默契不佳。這其實是一種病態徵兆，我們可以通過人體來解釋。如果身體的協調性或整合性不足，就會產生危險。例如，如果我的神經系統出現問題，我的左手就不知道我的右手在做什麼，兩手之間就無法達到完美的協調程度。 我們可以研究是什麼原因造成社會的分解，是什麼原因使社會無法達到整合的程度。例如，企業界將黑人隔離的行為，只會對產品、員工、經理人、工廠等造成不良的影響。就拿這樣的例子來說，美國黑人為發泄心中的憤怒和敵意，燒毀工廠、行刺，或是造成南北內戰。他們採取倒退的形式、罪行或偏差行為，致使白人不敢在紐約哈林區行走，因為過去被虐待的痛苦經過長久的壓抑，偶然間路過的白人成為他們發泄內心怒火的對象。這位白人遭受猛烈的攻擊，錢財被洗劫一空，他為過去長期以來的不公平對待付出慘痛的代價，也許他與整件事毫無瓜葛。在非線性系統企業肯定也會有類似的情況發生。所以，阿拉巴馬美孚石油企業員工的惡行，也會對德爾瑪市的非線性系統企業造成影響，對美國的企業界也會造成影響。雖說這一切都還沒有發生，但這只是時間的問題，不妨請記住，一定會發生的，也許是50年後。 我們也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詮釋，製造優良電壓器的先決條件，就是要擁有一個較良好的世界。反過來說，如果原本的良好環境發生了任何突發事件或者管理模式的變更，最後都會影響到電壓器、原子筆或汽車等產業的製造以及產品的質量。 在此等情況下，我們將時間段劃分為長期和短期是非常有必要的。在討論綜效和道德會計等議題時，一定要考慮到時間問題。今天詐騙一位美國黑人，或剝削印第安員工，或是不安排給婦女相等的工作權力或是機會，將造成他們覺得不受歡迎的感覺，或是激怒紅髮人，而且以上的情形只會產生短期的利潤。 假如我經營一家雜貨店，有一天少找錢給其中一位顧客，對我來說，在進行交易的時刻，我在金錢方面占了便宜；但就長期和整體效果而言，納入資產負債表計算後，情況就完全不同。如果我騙得次數越多，就會影響其他人和全世界。也許我無法立即感覺到有任何負面的影響，但是不久的將來，我的營業額將使我悔恨不已。如果我看不起店裡的墨西哥人，給予他們不公平的待遇，也許月底時我的收入增加了，我對墨西哥人的不當行為也沒有立即造成影響；但是我的小孩或後代子孫在未來某個時候一定會受到影響。假如，一場軍事大災難摧毀了整個美利堅合眾國，所有的美國人都必須逃至墨西哥乞求食物。如果白人到哈林區去乞食，會發生什麼狀況？每想至此，我都會為所有的白人擔憂。 同樣的情形以更加尊敬的形式來說也可能是真實的。比如在中國與美國的問題上，雖然相互怨恨的情緒正漸漸淡化。造成越戰爆發的一部分原因是美國人民在移民政策中愚蠢地輕蔑中國人。我們正為過去的罪行付出代價。我們今日所犯下的罪愆，後代子孫將會成為替罪羔羊。 憑藉對整體性、機體性的思考，所有這類事情的論述是正確且理所當然的。世上每件事都與其他所有事相關，每個人也與其他所有人相關。甚至可以說，現在在世的每個人也都與其他所有即將出世的人有一定的相關性。 要了解時間與空間的相互關係，就必須以開放、周密的心思去體會。然而，如果不能以整體的形式達到目標，但至少管理理論家和哲學家可以朝此方向發展，證明相互關係的存在以及因果綜效的存在。例如，摩斯和瑞姆在1956年所作的實驗表明：人類行為的長期後果與短期後果有所不同，我們可以大量使用資源，放棄長期投資，以提高短期的利潤和生產力，改善資產負債表的數字。了解存在與時空的相互關係是公民的責任，也是達成心理健全以及教育世界的責任，這項責任就好比科學家有責任追求最後的真相。這裡需要的東西，是更大的真理，因此，我們必須尋求更大範圍的真相。 通過上面的探討，我們可以得知，在良好的環境下，就長期而言，綜效、相互依賴、相互利益以及「對我有利就是對你有利」的哲學是可能的。但就短期而言，在危急狀況，在不健全的環境或是人們生活在叢林式社會下，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當有10份牛排的需求，卻只有一份牛排的供給時，我的利益就與他人的利益相衝突。任何得到牛排的人都是剝奪了他人的權益。在這種情形下，對我有利的事就是對你不利的事。所有我們認為道德的、人性的、好的人格特質——仁慈、利他、無私、友善和助人——都必須建立在健全的世界之上。換句話說，每個部分都能完全整合、溝通良好，這樣，相互依賴的整體利益才能迅速流動。 為了探討整體性與社會心理的關係，我從格斯丁（德國精神醫學家和機體論的創始人，畢生研究腦部患者和語言的障礙患者，他認為任何單一的器官受損絕對與整個有機體相關。任何症狀都是整體的一種表現）的理論以及關於中樞神經系統整合功能的著作開始談起，再擴大到更大範圍、更複雜的系統，最後討論到整體世界的社會心理層面。現在我只是說明社會心理層面的運用情形。 現在，我們再回到本節的開頭部分，我必須指出並強調一點：「綜合體A含納於綜合體B」和「綜合體A含納並建構於綜合體B」的情形是有所不同的。含納於其中表示不一定有實質性、功能性的聯繫。例如，如果某人通過外科手術，將一粒石頭植入自己的身體之內，那麼這粒石頭就是含納於他的身體之中。但是，我們卻不能說這粒石頭含納並建構於他的身體之中，因為石頭與他的身體並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聯繫。相反的，我們可以說肝臟含納並建構於我的體內，因為它與我的身體有功能性關聯。這項原則可以用來說明內嵌於社區的工廠與其社區之間的關係。工廠可以含納並建構於社區內，也可以像顆石塊般含納於其中，不發生任何的相互聯繫。 關於整體性，愈來愈質同、統一。知識本身更具連貫性。最好的例證就是數學與邏輯學。當然，我有必要解釋一下，所有的科學和知識都應有這項特質。人們喜歡連貫的事物，對於不連貫的事物採取壓抑、忽略等態度。一旦不連貫或衝突受到重視，人們就必須思考如何使其變得連貫。在此說明認知失調實驗，指多種認知不一致而導致的心理失衡現象。本來以為買黃金可以賺錢（一種認知），可是後來有人說賣基金利潤更高（另一種認知），如果兩者不能達成平衡，就會形成認知失調。這項實驗其實與超越動機與超越需求相關。存在價值強調整合、統一以及朝向一體的傾向。例如，認知失調可以視為某種超越需求或更高層次的動機，它會導致反向動機和反向價值的形成，也會造成恐懼、厭惡、威脅和抵抗等負面情緒，這就像是在知的需求與知的恐懼之間，不斷辯證的過程。 對於個人與世界的同化概念，我認為應該放進理論架構中。每個人都有將世界視為與其自身相似的某件事物的傾向；另一方面，良好的世界環境塑造出與其本身協調的個人。也可以這樣說，個人與世界兩者會愈來愈相像，他們彼此具有相互因果關係，具有回饋與相互影響的關係。整合程度越高，愈能察覺出世界的整合；相對的，對於不整合的情形就愈不能忍受，希望能改變不整合的狀況。當世界愈整合，個人就有愈大的壓力使自己趨近整合；當世界漸漸成一體時，我個人也就愈能成為一體；我個人漸漸整合成一體，就會使世界漸漸整合成一體；這就是我所謂的同化，它亦會促使知識朝向均一與綜效的方向發展，知者與被告知者的分別會自行瓦解，並且成為一體。 經典剖析 安德魯·凱依漫談創造發揮員工潛能的企業環境 安德魯·凱依可以說是數學革命的先鋒之一。他所創辦的非線性系統企業，製造出全球第一台商用數字電壓器。1980年，他企圖想改進電腦設備，他重新結合某些元件，他和業主想這個完整的「盒子」可以製造出更有生產力的產品，所以他們發展出包括電腦主機、印表機、螢幕以及鍵盤的整套設備。因此，凱依創立了凱依電腦，成為第一家生產桌上型電腦的美國企業。凱依電腦生產量快速成長，營業額一下子衝到1.2億美元。作為一個數字化科技的改革者，凱依就和其他行業的先鋒者一樣，在千變萬化的市場上遭受重大打擊，結果於一九八四年時宣布破產。不過，不向命運屈服的凱依今天還繼續在市場奮鬥，不斷地發明新產品，企圖攻占新的領域。 凱依不僅在科技方面有過令人刮目相看的事業，在經濟管理領域中，他也扮演過一個令人不可忽視的角色。1950年末期，凱依在他南加州的工廠，對在組裝線工作的數百位員工，進行一項發揮潛能的實驗。在那個時期，在工人的眼裡，工作場所如同地獄一般，令人厭惡更別提有何價值存在。不過，凱依通過某些策略，促使員工想像自己是這家工廠的老闆，並且參與企業的所有決策過程。經過不斷的改進，他創造出最具效益的管理模式。 安德魯對於馬斯洛博士所陳述的觀點、理念深信不疑，因此他決定改變以前的做事方法。他把原來的組裝線拆解，重新安裝，分成每組只有六到八人的小組。每組內的每一位員工都要學習產品所有的製作流程，每一組都要自己管理自己。他們可以自行制定工作時數、時間，甚至工廠的員工的薪資比外面的一般行情高出25％。他是美國第一位提供企業股票選擇權給員工的企業主，副總裁這個職務也是凱依創立並使用的。 在90年代，我們可能會覺得他的這些創意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但是如果是以五六十年代的眼光來看，他顯然是走在時代的尖端。當時凱依邀請馬斯洛到他位於南加州的工廠待一整個夏天，這也是馬斯洛寫這些日記的靈感來源。凱依曾任凱依企業董事長以及首席執行官。 1958年，有些人計劃在聖地亞哥地區舉辦一場企業執行官的高峰會議。理察·佛森就是其中之一，我也是通過他知道這個計劃的。該團體的組織者介紹我看馬斯洛的所寫的一些論著。我讀了這本書，同時也讀了彼得·杜拉克的著作。我摘取了一些書中的理念，並且把它們運用到我在南加州工廠的實際操作中。在一次去歐洲的旅途中，在波斯頓停留期間，我專程去拜訪馬斯洛。之前，我就計劃著邀請他去我那裡工作，為了謹慎起見，應該要先見見他。馬斯洛是一位紳士風度非常濃而且待人誠懇的人，我記得當我敲門後，看到他就讓我想起了史達林，他和史達林一樣具有堅忍的個性，是一位很堅強的人。他太太貝塔幫我們準備茶點，我們進行了一場深入地對談。回到聖地亞哥以後，我就告訴佛森，我決定先資助馬斯洛到工廠進行研究工作。 當年夏天，馬斯洛博士抵達了聖地亞哥，並且開始研究和寫書。我們希望他能專心研究，不想打擾他，所以並沒有和他有過太多的言談或往來。不過後來，他卻對於我們很少找他感到疑惑和不解。 在和我們一起度過整個夏天后，我參加國家訓練實驗室為企業領導人所舉辦的會議。當時塞嘉食品的總裁比麗·勞林坐在我前面，詢問我一些關於馬斯洛的事，說想帶馬斯洛去他的工廠。我要他幫我占好位置，馬上就打電話給馬斯洛博士，告訴他比麗的想法。之後他們同意交談，並且也見了面，接下來所發生的一切就都記錄在雙方的歷史裡了。在比麗以及塞嘉食品廠的慷慨贊助下，馬斯洛在他們位於北加州的食品工廠住了一年。後來，馬斯洛形容那一年的時間簡直就像「生活在天堂里」一樣。 當我邀請馬斯洛到工廠時，我只是想為他提供一些研究資料。而且，我想他也許希望在工廠度過整個夏天，這樣對他比較好，他覺得那是一段非常愉快的時光。當時工廠借調了一位秘書給他，幫忙將錄音帶上的記錄，轉抄成書面文字。那段期間，他也見了一些南加州地區其他的企業領導人以及管理理論學者，而且大部分人都是專程來拜訪他的。 眾所周知，當時的企業環境並不是非常適合人本管理實驗，但我仍在工廠里進行一些構想。前面我已經談過，我讀過杜拉克的著作，我認為他的書為我產生構想提供一些幫助。那是一段很有趣的故事。1962年春天，我去潘安找杜拉克，他當時受邀在一項會議中演說。我把他拉到旁邊，對他說：「我採用了你書里的一些構想。」你決猜不到他是如何回答：「別怪我，真的不要怪我。」我猜想他的理論對其他人可能很不適用，甚至會很糟糕。 例如，在我們這一行，產品組裝線對產品非常重要。一位員工完成某個步驟後，另外一位員工就接著去做下一個步驟。情況就是如此，組裝線前段的這幾員工都不是很快樂，最快樂的人應該算是最後完成產品組裝的員工，因為他們可以體驗到產品完成的喜悅。因此，我們就想方設法，不斷改進管理，企圖讓所有人都能像最後完成組裝的人一樣快樂。我們鼓勵每位員工都儘可能地學習其他同事的工作，並且實際練習操作。 同時，產品也愈來愈複雜。為了測試所有的線路是否都在正確的位置上，我們還添購一套測試裝備。我們的目標是每個電壓器都是合格產品，不能給任何一位客戶造成損失。員工會自行記錄整個操作過程，我們不設專門人員去記錄這些事。每一位員工都必須自行擬定工作手冊，無論他們想要做什麼新的嘗試，我們都會以支持的態度鼓勵他們放手一搏。而經過這一連串的過程以及改變，工廠的產量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有所增加。尤其是每一個組裝線的員工都知道自己在整個生產線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她）的表現將會影響產品最後的質量。 事實證明這一切改進都是明智的，結果一個月生產出更多的電壓器，而且每位員工都可以完成組裝線的所有工作。男性員工傾嚮往技術方面發展，擔任最後的測試工作。也有部分的女性員工喜歡從事這項工作。我記得曾經有一位線上的領班告訴我，有一位女性員工不想參與其中，我要求見這位員工。她是一位年輕的墨西哥女性，是我第一批僱請的少數員工之一。我暗地觀察了她在生產線上工作的情形，當她在做一個簡單的動作時，眼睛好像飄到幾百萬里遠以外的地方去了。領班告訴我——那就是她想要做的。大約過了9個月，我竟然發現她在從事數字化電壓器的測試工作。我很驚訝地問領班：「你不是跟我說，她只願意做一些簡單重複的工作嗎？」領班回答說：「她只是害怕自己沒有能力去從事其他性質的組裝工作，她缺乏自信心，怕在同事面前丟臉，所以不敢去嘗試。她缺乏自尊。不過，當她看到其他人能夠成功地完成組裝工作時，她認為自己也一定能做得到。因此加入這項新的工作行列，提升自己的技術能力。」 我每年總是收到很多女性員工寄給我的聖誕卡，感謝我讓她們在工廠里嘗試多樣不同的而且富有挑戰性的工作，因為她們以前從沒有想過自己有能力做如此重要的工作，而且會完成得很出色。當她們將這些複雜的零件組合在一起後，便對自己以及優質的工作感到自豪，自尊的感覺也隨著提升。 在我的工廠里，還有一則完美的經營高招——增加員工的詞彙量。我在1954年遇到一位學者，他的研究結果表明，如果一個人的詞彙增加，他的學習能力也會增加。他說，一個人的詞彙量增加，也提高他對世界的認知。另外有件我在很久以前就發現到的事，我到任何地方都會跟每一個人談到這件事：你所知道的詞彙量愈少，就愈容易得到妄想症。仔細想一想，如果知道的詞彙愈多，表示你愈了解這個世界，那麼，知道的詞彙愈少，就代表你愈不了解這個世界，也代表這個人盲目無知。 而且，我也試著建立一個制度以增加員工的詞彙量。在1960年我花了大約80萬美金添購了一些設備，增加員工的知識能力。當一位領班正在使用企業提供的錄音帶時，有位正在做電腦螢幕測試的女員工，一整天也跟著聽這些錄音帶。後來，我兒子也加入這個工作，成立詞彙量提升中心。 有一位曾經在海軍服過役的員工，非常聰明，但是，他內心的挫折感卻非常敏感，有時候因為他無法向同事完整地解釋一件事情，或表達內心的想法。他是一位很有才華的設計師，他上了兩次詞彙量提升課程。後來他成功地掌握了詞彙量的使用能力，從5％提高到20％，這幾乎達到大學的程度。後來他不斷地和別人談到這項增加詞彙量的計劃，以及它如何改變他的生活。 我總是不斷地回想一件我認為很重要的事。這就是我所說的「擴展工作場所」，人們通過學習而成才。我想那就是我一直嘗試著在工廠做的，提供一個讓人們可以發揮潛能的地方。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