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清文錄 · 談《京本通俗小說》
繆荃孫所刊《京本通俗小說》，在《煙畫東堂小品》中，此書近時亦不常見，今歲於坊間偶獲兩冊，頗為欣然，書中所收宋人短篇小說七篇，余向時極愛讀也。短篇小說是一新名詞，見於國人介紹西洋文學以後；細按之，於小字之上再加短篇兩字，不免有「床上施床，屋上架屋」之嫌，吾人以小說為一總類之名稱，故爾不覺其不妥；但我觀宋人所謂小說即包含有短篇之義。於何見之？《夢粱錄》《都城紀勝》一類書述及宋代說話人（即今日之說書者）分四個家數，其中小說一門，說煙粉、靈怪、傳奇等等。雖未註明是短篇抑系長篇，但據今日流存之話本以考，皆為短篇。蓋此派說話人以一日能說畢一故事為原則，其有故事稍長，分兩三日講說者，僅為例外。另有說《三國志》《五代史》等長篇話本者，但別名講史，亦稱平話，與小說一派體例不侔。至於何時而將此類通俗文學混稱小說，余未細考，以意度之，當在明代，其時宋代說話人之門庭家數，已成掌故，非一般人所習知矣。或謂小說之稱，早見《漢志》，凡里巷淺俗之談，皆可包括在內，安有單指短篇之理？此言誠是。但自漢以來，所謂小說，其涵義至廣，凡筆記、雜說、野史、小品，皆可謂之小說，亦非純文學之小說書可得而專用。而宋時民間有此一種狹義的稱謂，此治小說史者亦應注意及之。譬如所謂文者，韻文、散文、駢文，均可包括，而南北朝人，有嚴辨文筆者，或稱有韻為文，無韻為筆，或謂駢者是文，散者為筆；因知文學上之名稱往往因時代變遷而有廣狹不同之定義焉。此書題名小說，內容皆為短篇，可謂得宋人名稱之舊。他如《三國志》《五代史》等，凡稱宋元舊本者，皆標平話之目，不稱小說，此非偶然之事，其中消息，不難探索也。
我國白話短篇小說，發展於宋（唐人偶有之，今日所殘存之材料甚少），而極盛於明；明以後則復歸岑寂。比較觀之，宋人的幾篇是話本，明人所作乃是「擬話本」，但供閱讀。所謂「話本」，即當時說話人所用底本之意，皆出於無名文人所撰，或即說話人中有才學者所編，最初目的是說給民眾聽的，師以授徒，轉手流傳，其後印了出來，遂成民眾讀物。及至明代，馮夢龍輩編印許多短篇小說的集子，一面搜羅宋元舊話本，一面加入許多明人的以及自己的作品在內，此時之目的，乃專供人閱讀之用。於是由真正的民間文學轉移到書齋文學。故吾人讀宋人作品，尚可想像聽書的意味，至於明人之作，在體例上雖仍擬話本，此種意味即已減少。以作風而論，亦有不同。明人擅長寫實，描寫市井社會，刻畫詳盡，有時則為倫理的，勸世的。宋人之作純粹是寫意的浪漫的作風，其意境頗為高超，說者但以奇妙的故事娛樂聽眾，此外別無目的；而鬼怪的趣味又極濃厚，此亦時代使然。大概宋人距離唐人傳奇小說之時代尚近，故作風亦與之接近也。宋人之詩擺脫唐詩面目，與其時特別發達之散文協調，同為理智時代之產物，但詞及小說則因接近民間故，屬於浪漫文學，有唐詩之意味。觀此，吾人可以悟出，用一個哲學的或批評的名詞，如「浪漫的」「理智的」之類，來概括說明一時代之文學或思想，必有不妥之處；要當分別言之耳。
宋人小說精美處誠非後人可及，可惜兩宋說書業雖異常之盛，而話本流傳至今者卻寥寥可數。《京本通俗小說》一書，不知何人所編，亦不知原書有多少卷，繆氏所得是一殘本，據以印出者僅此七卷，即原書之第十卷至第十六卷也。賴以存者，有宋人話本七篇，其目如下：
《碾玉觀音》《菩薩蠻》《西山一窟鬼》《志誠張主管》
《拗相公》《錯斬崔寧》《馮玉梅團圓》
尚有《金主亮荒淫》及《定州三怪》兩卷，前者過於穢褻，後者破碎太甚，故未付梓。據繆氏雲，所得原本是一影元人寫本。吾人想像，以為「京本」者則或是宋人指杭州臨安書鋪所刊，事實上並非如此。鄭西諦先生疑此書更非元人所編，繆氏所言全不可信，有長文論證其事，謂明人刊通俗文學書往往標「京本」以為號召，例證甚多。關於此點，余無新見，不能有所闡明。如單以此七篇而論，我曾反覆細看，不能發現有宋以後人改篡的痕跡。我意即使全書為後人所編，此數篇尚是南宋人之真本，未經改動者。其原因有二，一則短篇故事非如長篇說部之容易被人增刪；二則宋代說話人中之小說一派，其後不久絕跡，既無復用此類舊本以娛聽眾之人，即無改訂話本之人，非如說《三國》《水滸》者，歷代紛紛，傳本不一也。
關於此書之內容考證，繆氏（署名「江東老蟫」）跋文提及一事，即《碾玉觀音》篇中之三鎮節度延安郡王指韓蘄王，秦州雄武軍劉兩府是劉錡，楊和王是楊沂中，官銜均不錯。所言僅此，未免草草。實則此書尚有可與宋史印證者，此外宋人筆記中亦有不少材料，可供讀此書者參證，今以知聞所及，廣為引證，聊供談助。
《馮玉梅團圓》
馮玉梅篇述及韓蘄王平建州范汝為亂事，此事詳見《宋史·韓世忠傳》，讀者可以參閱：
建安范汝為反，辛企宗等討捕未克，賊勢愈熾，以世忠為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副使。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劍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徑抵鳳凰山，俯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並攻，賊震怖叵測，五日，城破，汝為竄身自焚。斬其弟岳吉以徇，擒其謀主謝向、施逵及裨將陸必彊等五百餘人。
《宋史》下文接述韓世忠以建州人民附賊，城破後欲作屠城之舉，因李綱勸阻而止，今不具錄。惟《宋史·韓世忠傳》記此事竟不詳年月，是一漏筆。今小說雲，韓公將建州城攻破，在紹興二年春正月。考宋人熊克所撰《中興小紀》卷十二有云：
紹興二年春正月，宣撫副使韓世忠圍建城，辛丑夜，賊稍怠，官軍梯而上城，遂破賊眾一萬餘人。賊將葉諒以一軍徑走邵武，范汝為竄入回源洞，自縊死。世忠遣兵追捕，並賊將張雄等皆擒戮之。初世忠意城中人皆附賊，欲盡殺之，至福州，見觀文殿學士李綱，綱因曰，建城百姓多無辜，世忠受教，故民得全活。及師還，父老送之，請為建生祠，世忠曰，活爾曹者李相公也。
則小說所言，年月皆確。《宋史》謂汝為自焚，《小紀》則雲自縊，傳說不一，今小說雲，「范汝為情急放火自焚而死」，與《宋史》同。兩書皆言世忠聽李綱之教，城破後，不多殺戮，則小說所言「韓公招安餘黨，只有范氏一門不赦」之事，亦是當時實情，確切不誤者也。
大概韓公平建亂之功業，煊赫在人耳目，臨安說書人說此一段鴛鴦寶鏡之傳奇故事，距離紹興年間當還不遠，故於當時情事能親切如此。孫子書先生《小說旁證》（北京圖書館館刊第九卷一號）考《馮玉梅》篇之故事，引洪邁《夷堅志補》卷十一「徐信」條及無名氏《摭青雜說》「范汝為」條（《說郛》卷三十七引），說明故事之亦有所本，文長不錄，讀者可以參證焉。
另有一事可資談助者，此卷開篇引一首民歌云：
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家飄散在他州。
按此歌至今為人傳誦（字句略有改易，首句「照幾州」，今改為「照九州」，末句州字重韻，今改為「幾個飄零在外頭」），惟始於何時，甚少人能作答。今說書人云：「這是一首吳歌，出在建炎年間，述民間離亂之苦。」獨言之鑿鑿如此。余初未甚置信，以為說書人姑妄言之，後讀趙彥衡《雲麓漫鈔》，於卷九中發現一條記載，竟可為說書者作強有力之佐證。此條頗足珍貴，今抄錄於下：
彭祭酒學校馳聲，善破經義，每有難題，人多請破之，無不曲當。後有兩省同僚，嘗戲之，請破「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彭停思久之雲，「運於上者無遠近之殊，形於下者有悲歡之異」，人益嘆服。此兩句乃吳中舟師之歌，每於更闌月夜，操舟盪槳，抑遏其詞而歌之，聲甚悽怨。唐人有詩云，「徙倚仙居憑翠樓，分明宮漏靜兼秋，長安一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盛行於時，具載《輦下歲時記》，雲是章孝標制，與此意同。
今考趙彥衡於紹熙年間作烏程縣宰，又通判徽州，其人當生於南宋初年。《漫鈔》所說為月子彎彎作破題的彭祭酒疑即彭龜年，龜年在乾道年間為太學博士，乃彥衡同時人而年輩略先。以此推之，則小說謂此首民歌出於南宋初年，大致可信。此雲吳歌，彼雲吳中舟師之歌，兩方完全一致。夫此歌傳誦至今，已八百餘年，自有其感人之處，今吾人考明來歷，知出在南宋建炎年間大戰後之離亂局面，乃吳中舟師常於更闌月夜歌之者，則不覺所感尤深也。
《菩薩蠻》
上文說宋代說話人談時事歷歷可據，但如《菩薩蠻》篇中卻有一小錯誤。此卷書說及一個吳七郡王，雲是高宗皇帝母舅。今按高宗之母即是在靖康亂時被俘北去而後來和議成後金人護送回朝之韋太后。韋後之弟兄，見於《宋史》者有一韋淵，於小說所說之吳七郡王完全不合。考南宋初年確有姓吳之國舅兩人，乃高宗吳皇后之弟，一名吳益，一名吳蓋。高宗內禪之後，退居德壽宮，其時吳皇后尊為太上皇后，吳益兄弟皆封郡王，益封太寧郡王，蓋封新興郡王，見《宋史·外戚傳》。吳氏兄弟均為書翰中人，高宗待之甚厚，常時出入德壽宮，而吳益又為秦檜孫婿，氣勢更大。據余所見，此卷書中之吳七郡王決為吳益無疑，實乃孝宗皇帝之母舅，說書者誤記耳。
關於吳益之為人，最好一段材料在周密《齊東野語》卷十：
莊簡吳秦王益以元舅之尊，德壽（指太上皇高宗）特親愛之，入宮每用家人禮。憲聖（指太上吳皇后）常持盈滿之戒，毎吿之曰，凡有宴召，非得吾旨，不可擅入。一日，王竹冠練衣，芒鞋筇杖，獨攜一童，縱行三竺靈隱山中，濯足冷泉磐石之上，遊人望之，儼如神仙，遂為邏者聞奏，次日德壽以小詩召之，曰，「趁此一軒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來」，令小璫持賜。王遂亟往，光堯（亦指太上皇）迎見笑謂曰，夜來冷泉之遊樂乎？王恍然，頓首謝。光堯曰，朕宮中亦有此景，卿欲見之否？蓋疊石疏泉，像飛來香林之勝，架堂其上曰冷泉。中揭一畫，乃圖莊簡野服灌足於石上，且御製一贊云：「富貴不驕，戚婉稱賢，掃除膏梁，放曠林泉，滄浪濯足，風度蕭然，國之元舅，人中神仙。」於是盡醉而罷，因以賜之。
觀周密所記與《菩薩蠻》篇之吳七郡王，身份氣度完全相合。且《野語》恰記其常至靈隱一帶閒遊，則此回書中說其與可常和尚之一段交涉，非絕不可能之事，或即當時流傳之逸聞歟？
原說書者所以纏誤，亦自有故。宋代諸帝常用內禪之制。當吳益為郡王時，雖是孝宗臨朝，而高宗尚在，且郡王與德壽宮接近，民間既以國舅稱之，遂有誤傳為高宗母舅之可能，吾人於臨安說書人殊不便苛責。又從此點，可知此小說之背景在隆興、乾道間。而吳益之排行第七，《宋史》及宋人筆記中皆無考，吾人所知者益、蓋兄弟兩人皆較吳皇后小十歲左右，吳益之為吳皇后之七弟，惟當時人能知之，故知此篇作者亦必南宋時人也。
《夢粱錄》《都城紀勝》兩書記載宋代說話人分四個家數，各有門庭，但下文舉出這四個家數時，文字分劃得不清楚，常引起讀者之疑問。且以《都城紀勝》來說，書中所開列出來的是：
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朴刀趕棒及發跡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合生與起令、隨令相似，各占一事；商謎……猜詩謎、字謎、戾謎、社謎，本是隱語。
以較《夢粱錄》，則《夢粱錄》在「小說名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下面直接「公案、朴刀」等名目，不加分劃，可知《都城紀勝》之說公案及說鐵騎兒應仍屬於小說一家。說經，《夢粱錄》作談經，與說參請似亦可並成一類。講史書應該單立，而合生及商謎亦可歸為一類。如是方合四家之數。據吾人之推測，或是如此。
最近新發現之南宋人羅燁所著《醉翁談錄》，有「小說引子」一篇，下面特筆註明「演史、講經，並可通用」八字，此亦足證當時演史、講經與小說，確是鼎足而三，各有門庭。此引子雖特為小說一家所撰，亦可例外通用於講經、演史也。此三者何以門庭甚嚴？此則以後但將話本作閱讀文學者所不能了解。其在當時書場中，此三派派頭場面必有顯著之不同，而且各有各的歷史淵源。即如講經一派，自是唐人佛書俗講及說變文之嫡系，其中當仍有韻律文之部分，用特殊聲調唱念的。演史是說長篇平話。小說講短篇故事，中間串插的詩詞，要用管弦伴唱。凡此種種，吾人僅約略推知而已。
若以內容而論，豈有絕不可通之處？譬如說佛談因果報應，小說亦可勸人為善。小說中有說鐵騎兒者，謂士馬金鼓之事，而演史之說歷朝興廢，更多殺伐戰爭。而小說一門，內容尤雜，煙粉、靈怪、傳奇固是大宗，有時亦可說佛，亦可講史，惟限於短篇耳。即如上文所討論之兩篇，《馮玉梅》是傳奇之正宗，《菩薩蠻》即有說佛及說參請之成分。下文將論之《拗相公》篇亦有說佛意味。但如據此而認為此類乃是說佛一門所流傳之話本，則余未首肯。觀其體例，仍當屬於小說，否則，較唐人俗講及變文之本，面目何相異之遠耶？
《拗相公》
此篇寫王安石罷相以後，到江寧上任，途路之間，親聽人訴說新法之不便，又被鄉間父老當面痛罵，以至到了江寧，憤恨而卒，寫來非常之慘！故事雖設在北宋，而作者仍是南宋人。何以故？荊公之厲行新政，遭士大夫及民間之強烈反對，此是史實，惟以之作為話本之資料，公開笑罵，此在南宋，方屬可能。蓋終北宋之朝，荊公之勢力尚在。蔡京當權時，以紹述新政為名，排斥元祐黨人，而蔡卞為荊公之婿，方議孔廟配享以荊公升於四哲之列。故汴京之說話人斷不敢辱及聖賢。及至靖康之亂，宋室南渡，人民受盡轉徙流離的苦楚，那一股怨氣都歸結在蔡京身上，蔡京既是紹述新政的，所以推原禍始，痛恨荊公。此為民間一般人之論調（讀者可參看《宣和遺事》一書），所以此篇小說寫得非常刻毒，是南宋人泄憤之作，不可以泛泛的諷刺小說讀之。
篇中所說固出於小說家之點綴，但不無所本。說王荊公親見兒子王雱在陰間受苦事，屢見於宋人筆記。邵伯溫《聞見錄》云：「荊公在鐘山，嘗恍惚見雱荷鐵枷如重囚，荊公遂施所居半山園為寺，以薦其福。」方勺《泊宅編》亦有類似的記載，今不具引。最早之一條，據余所知，在北宋人劉延世所作《孫公談圃》中：
張靖言，荊公在金陵，未病前一歲，白日見一人上堂再拜，乃故群牧吏，其死已久矣。荊公驚問何故來，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指王雱）故來。荊公愴然問雱安在，吏曰，見今來結絕了，如要見，可於某夕幕府下，切勿驚呼，唯可令一親信者在側。荊公如其言，頃之，見一紫袍博帶，據案而坐，乃故吏也。獄卒數人，枷一囚自大門而入，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廷下，血污地，呻吟之聲殆不可聞，乃雱也。……明年，荊公薨。
《孫公談圃》者，劉延世所記孫升之談話，其時在紹聖初年。孫升即為反對新政之一人，張靖乃其門人也。可知此類故事，在北宋時即已流行於士大夫間，尤為反對荊公者所樂道。考王雱少年早卒，據云所患是失心病，因疑其婦與人有私日與爭鬧（見《東軒筆錄》），病時，荊公延道流作醮，大陳楮錢（見《曲洧舊聞》）。其死既甚可憐，死後有在陰間受苦之傳說亦不為無因矣。
當荊公力行新政時，民間既強烈反對，其有人於郵亭驛壁題詩以寓怨刺，自屬可能之事。岳珂《桯史》卷九記云：
熙寧七年四月，王荊公罷相，鎮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無名子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感恩德，又隨鈞旆過江東。」荊公一日餞客至亭上，覽之不悅，命左右物色，竟莫知其為何人也。
又南宋百歲老人袁某所撰《楓窗小牘》載，東京相國寺壁題有「終歲荒蕪湖浦焦」七絕一首，無人能知其意，後東坡解之，謂其中隱「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九字云云，亦近於小說家言。惜作《拗相公》篇者不曾知道這些材料，未編入話本之中。今話本所出諸詩，不甚高明，殊不及賞心亭一絕之有味。
荊公投宿村店，遇一老叟，言談之下，痛罵王安石，至欲手刃其頭，荊公不覺悚然，不待宿而去。此段故事與宋太宗時宰相盧多遜南貶，遇一老嫗之故事極相類似。盧事見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卷十：
盧多遜南遷朱崖，逾嶺憩一山店，店嫗舉止和淑，頗能談京華事。盧訪之，嫗不知為盧也。曰，家故汴都，累代仕族，一子仕州縣，盧相公違法治一事，子不能奉，誣竄南方。到方周歲，盡室淪喪，獨殘老嫗流落在此，意有所待。盧相欺上罔下，倚勢害物，天道昭昭，行當南竄，未亡間庶見於此，以快宿憾爾。因號呼泣下。盧不待食，促駕而去。
此類故事，誠可感動人心。唐宋法度，即以宰輔之尊，一朝有失，可以一貶再貶，直貶到窮鄉僻壤作一個小小縣尉，為極尋常之事。此時求死不得，求退不能，所以宦海升沉，古人每有持滿之戒，以明機早退為賢。今之從政者，殆有恃而無恐歟！
荊公既遇老叟，復遇一老嫗，向之訴說云：「自王安石做了相公，立新法以擾民，老妾二十年孀婦，止與一婢同處，婦女二口，也要出免役助役等錢，錢既出了，差役如故。」讀至此段，或疑說書者言之過甚，其實倒是實情。《宋史·王安石傳》中說得明白：
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顧人免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概輸錢，謂之助役錢。
原來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須出助役錢，此事出吾人意料之外。這篇小說做了《宋史》之絕好註腳。可知荊公之經濟政策真是無微不入，近來史家之崇拜荊公者讀《宋史》此節恐亦難回護也。至於出了錢差役如故，此事更出荊公意外，但在吾人意料之中。
呂叔湘先生曾對我說，南宋人稱北宋在習慣上應仍是「我宋」或「大宋」，今《拗相公》篇稱「北宋神宗皇帝年間」一若宋以後人之口氣者，應如何解釋？余於南宋人之著述卻未細査，不知有何稱北宋之例。關於決定此篇之製作年代，可從另一點觀察之。此篇稱王安石初任「慶元府鄞縣知縣」，考慶元府本為明州奉化郡，是紹熙五年宋寧宗即位後所改，在安石做宰時尚無慶元府之稱，而元世祖既平兩浙，又改慶元府為慶元路。此篇作者於鄞縣上安「慶元府」三字，於無意中流露出紹熙以後元以前人之口氣。除非原本作慶元路，經有識者知其非宋時之稱，為改去一字，但此人既有學識，何不徑改為明州乎？余意在南宋初年，人心未死，不致稱靖康以前為「北宋」，及至南宋後期，半壁江山之局面形成已久，民間漸有稱「北宋」之習慣，此則讀史者堪為嘆息者也。
其餘幾篇及附論
《碾玉觀音》《志誠張主管》《西山一窟鬼》三篇，情節離奇，文字清麗，是小說中之傑作。故事內容是煙粉、靈怪合而為一者。《醉翁談錄》雖將小說種類分得極細，煙粉是煙粉，靈怪是靈怪，但觀其所舉目錄，知亦是勉強分類，不可拘泥。即如《菩薩蠻》之說佛又出羅氏八類以外也。《錯斬崔寧》屬於說公案，亦小說中之一類。書中主人與《碾玉觀音》篇同為崔寧，其事至巧，不知但是偶同，或由「老郎們」（宋人謂說話人之前輩之稱）之誤傳，余難以臆斷。
《西山一窟鬼》尤為奇特，以此篇較《太平廣記》中所收唐以前之說鬼，其藝術之進步為何如耶？以後惟蒲松齡之《聊齋志異》差能勝之。篇內說西湖山道，杭州里坊，親切熟悉，是臨安說書人的口氣。而「一窟鬼」亦是宋時俗語，《夢粱錄》卷十六記杭州茶肆，中瓦內王媽媽茶坊名「一窟鬼茶坊」，此茶坊不知因何故而得此諢名，或為煙花妓女叢雜之地歟？錄中又有朱骷髏茶坊，骷髏與鬼，意義亦近。
以上數篇，故事無考。孫子書先生《小說旁證》考《碾玉觀音》引元無名氏《異聞總錄·郭銀匠》條，但其關係甚淺；考《西山一窟鬼》引《鬼董》卷四《樊生》條，其情節亦不全似也。
《碾玉觀音》分上下兩篇，是一故事可於兩日連講之例。故用兩個開篇。宋人小說中之開篇，一名「入話」，例用詩詞或另一小故事，以引入正本。蓋說書人於未說本文之前，先說唱一段，以為定場之用，編話本者於此亦施其才學，使入話與本文若有關聯者然。此類開篇，有極講究者，如本書《碾玉觀音》及《西山一窟鬼》卷首，各用十幾首詩詞，首首關聯，層層傾瀉，有群珠走盤之妙，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後來小說純粹變為讀物，開篇漸漸匿跡。據明時人云，古本《水滸》每回前各有有味的開篇，惜為時本所刪盡，今不得而見矣。
繆荃孫評此類開篇用「雅韻欲流」四字，頗為恰當。吾人今日以此書當小說讀，亦但能感到雅韻欲流而已，此外的好處，已不能領略。如設身在宋代書場中，即大不同。凡開篇中以及本文中所穿插之詩詞，必是說書人實際歌唱之部分，而並不是編者誇耀其才藻，徒供讀者欣賞的。蓋宋人以詞為樂府，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販夫走卒，莫不能唱幾首詞，而且每個詞調，有宮調可系，歌法不一。今小說中既插入若干首《蝶戀花》《浣溪沙》之類，則小說人必有歌唱此類詞調之本領，且亦必以管弦伴奏，不難推想。
或問今書中於詞之外，尚有詩，豈唐人歌詩之法，至宋尚存歟？又宋人歌詞用何種樂器？余意凡屬韻文，皆可施於管弦，如今日書場中之開篇，多七言韻文，亦有悅耳之聲調，則宋人自亦能唱詩，不必拘泥於唐人之音調。至詞之歌法，用何種樂器，據余所知，並無一定，隨場面之大小而異。其簡單者但用一管笛子或簫已可，如姜白石之「小紅低唱我吹簫」是矣。繁複者則凡琵琶、笙、笛、觱篥、方響、鼓板等等一齊可以加入。大概小令以清俊耐聽，樂器宜從簡少，如大曲中之摘遍等類，音節繁衍，宜用多種樂器合奏也。小說一名「銀字兒」，不知當作何解，近人意見，謂銀字兒是管樂上之名稱（引《樂府雜錄》尉遲青吹銀字管觱篥為證；銀子管如是管色之名，則可泛用於管樂，不必限於觱篥）。此說雖未為定論，但小說人之歌唱詩詞，以樂器伴奏，且必兼用管樂及弦樂，其事極易明白，非甚難想像者。吾觀宋代書場中，場面相當熱鬧。《都城紀勝》述商謎家用鼓板吹「賀聖朝」以為開場，可作一證。
由是言之，小說人者，不單以舌辯動人，亦復以聲音娛客，如今之說小書者然，必兩事兼擅，方為全才。吾人想像如此，惟《夢粱錄》等類書未曾詳細加以說明而已。故小說一名詞話，詞指唱，話即說話，即有說有唱之意。往往先唱幾首詞，引起故事，如讀此書，即可明白。細辨之，話字包含有故事之意，今日本文中猶用此義，恐尚是唐人之舊，故說話者非他，即講故事之謂。今稱說小書者謂彈詞，乃偏舉其唱的部分而言，而忽略其講說之部分，尚不及宋人之用詞話一名稱為確當也。因後世論詞之書皆稱詞話，於是目錄學家乃感迷惑。《也是園書目》將此類小說編入詞話類中，原有依據；而繆荃孫氏遽論為必系評話之誤，其說大謬。蓋繆氏心中認為詞話乃論詞之書，評話則是小說之別名耳。不知評話者乃演史一家之稱，與小說之一名詞話者，門庭各別，如上文所述。此《碾玉觀音》等數篇，不可以稱為評話，但稱為話本則可，因「話本」兩字乃概括的名稱，演史家所用之本，可稱為話本，小說家所用之本亦可稱為話本。繆氏殆將小說、話本、評話三個不同的名稱混用，而未細別其定義也。
對「評話」兩字之解釋，今學者尚無定論。或謂唐代通俗小說有變文，評與變殆一音之轉。此說牽連過遠，未為篤論。余意評話原作平話，平話者平說之意，蓋不夾吹彈，講者只用醒木一塊，舌辯滔滔，說歷代興亡故事，如今日之說大書然。且評話之名稱至今尚保存著。北方謂之「說平書」。江浙一帶說書場中分兩派，一派說唱《珍珠塔》《玉蜻蜓》之類，謂之「說小書」，亦稱「彈詞家」；一派說《岳傳》《三國》等，謂之「說大書」，亦稱「評話家」。後者自是宋人演史之嫡系，迄今亘八百年而未變者。余見有揚州人說《水滸傳》，粉牌上標「維揚評話」之目。以今證古，知宋人演史一派，中間亦不夾歌唱之部分。
凡事有幸有不幸，當宋時，小說與演史對壘，乃其中一派至今尚盛，而一派則不久絕跡。今之彈詞家，雖略得宋代銀字兒之仿佛，但究有相異之點。第一，韻文部分甚多，且為主體；第二，所講亦是長本，不是短篇；第三，但用三弦及琵琶，不用管樂。我觀宋代小說人每日講一故事，首尾畢具，為極合情理之事，不知何故，其後反歸淘汰，正如元人雜劇限用四五折，使一次能演完，甚合西洋戲劇通則，乃明人傳奇代興，皆是長本，其中精彩甚少，令人厭倦。所謂進化者無乃反常歟？以中國之大，或者尚有講短篇故事者，存在於鄉村茶肆中，亦未可知。如有之，則余甚願獲見其話本。
宋人小說雖不久絕跡，以言對於文學之影響，則既巨且深。明人之短篇擬話本，是其嫡傳。此外，煙粉傳奇故事，演變而成才子佳人派之中篇小說。說公案及朴刀杆棒之流則為後世俠義小說之祖。《水滸傳》亦此派之集腋成裘者，非出演史。凡一切社會人情小說，雖各為長本，觀其描繪人情之細膩及對話之純粹用口語，皆不從演史派來，實從小說派蛻化而出。古本《金瓶梅》標詞話之名，尚可明其淵源所自。故直接間接其影響直至於《儒林外史》及《紅樓夢》。余觀演史派之話本，文學價值較低，到底因為要依傍正史，又於一部書中述數十年乃至數百年之事，人物太多，描寫不細；反之，小說派只寫若干人物之事，於情節又極自由，可以隨心製作，得盡其藝術之手腕也。
（《國文月刊》第16期，1942年。原注1941年5月初稿，1942年1月改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