駢文通義 · 典型第四

余讀義烏朱一新鼎甫《無邪堂答問》，論：「駢文自當以氣骨為主，其次則詞旨淵雅，又當明於向背斷續之法。向背之理易顯；斷續之理則微。語語續而不斷，雖悅俗目，終非作家。公牘文字如箋奏書啟之類，不得不如此，其體自義山開之。惟其藕斷絲連，乃能迴腸盪氣。駢文體格已卑，故其理與填詞相通，潛氣內轉，上抗下墜，其中自有音節。多讀六朝文則如之。」此體自以六朝為準；而「潛氣內轉，上抗下墜」，斯尤片言居要，可謂一字千金，信足樹斯文之典型，而以發六朝之秘響者也！近人元和孫德謙隘堪纂《六朝麗指》一書，推大其誼，以為論衡；而矜詡奇秘，發端一序，謂：「麗辭之興，六朝稱極盛焉。余少好斯文，迄茲靡倦，握睇籀諷，垂三十年，見其氣轉於潛，骨植於秀。振采則清綺，陵節則紆徐。緝類新奇，會比興之義；窮形抒寫，極絢染之能。」可謂有味乎其言之也！反覆耽玩，籀其所論，大指主氣韻，勿尚才氣；崇散朗，勿嬗藻采。其論以為：「駢文之有任、沈，猶詩家之有李、杜。彥升任昉用筆稍有質重處，不若休文沈約之秀潤，時有逸氣，為可貴也。孫君此論，與張天如不同。據博觀彥升質重而臻遵古，遠勝休文之秀潤而流綺靡也。參觀流變第三。然氣體散朗之論，故自不可易。《詩品》云：『昉既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然則彥升之詩，失在貪用事，故不能有奇致。吾謂其文亦然，皆由於隸事太多耳。語曰：『文翻空而易奇。』以此言之，文章之妙，不在事事徵實。若事事徵實，易傷板滯。後之為駢文者，每喜使事而不能行清空之氣，非善法六朝者也！六朝之文，無不用頓宕之筆。後人但賞其藻采，而於氣體散朗，則不復知之。故即論駢文，能入六朝之室者，殆無多矣！」此崇散朗，勿嬗藻采之說也。又謂：「長沙王益吾先謙選《駢文類纂》四十六卷，其持論大旨，則在不分駢散而以才氣為歸。夫駢文而歸重才氣，此固可使古文家不復輕鄙，無所藉口。惟既言駢文，則當上規六朝；而六朝文之可貴，蓋以氣韻勝，不必主才氣立說也。《齊書·文學傳論》曰：『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若取才氣橫溢，則非六朝真訣也。昌黎謂『惟其氣盛，故言之高下皆宜』。斯古文家應爾，駢文則不如此也。六朝文中往往氣極遒煉，欲言不言；而其意則若即若離，上抗下墜，潛氣內轉。故駢文蹊徑與散文之氣盛言宜，所異在此。」此主氣韻，勿尚才氣之說也。主氣韻，勿尚才氣，則安雅而不流於馳騁，與散行殊科。崇散朗，勿矜才藻，則疏逸而無傷於板滯，與四六分疆。隘堪以為：「駢體與四六異。四六之名，當自唐始。李義山《樊南甲集序》云：『作二十卷，喚曰《樊南四六》。』知文以四六為稱，乃起於唐，而唐以前，則未之有也。且序又甲言之曰：『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使古人早名駢文為四六，義山亦不必為之解矣。《文心雕龍·章句篇》，雖言『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此不必即謂駢文。不然，彼有《麗辭》一篇，專論駢體，何以無此說乎？吾觀六朝文中，以四句作對者，往往只用四言，或以四字五字相間而出。至徐、庾兩家固多四六語，已開唐人之先；但非如後世駢文，全取排偶，遂成四六格調也。」而駢文又與律賦異。隘堪以為：「駢文宜純任自然，方是高格，一入律賦，則不免失之纖巧。《文心雕龍·詮賦》與《麗辭》各自為篇，則知駢文且不同於賦體。賦體出以雕纂，而駢文尤貴疏逸。」疏逸之道，則在寓駢於散。隘堪以為：「駢體之中，使無散行，則其氣不能疏逸，而敘事亦不清晰。故庾子山信碑誌諸文，述及行履，出之以散；每敘一事，多用單行，先將事略說明，然後援行故實，作成駢語以接其下；推之別種體裁，亦應駢中有散也。儻一篇之內，始終無散行處，是後世書啟體，不足與言駢文矣！」嗚呼！此彥和《文心》所為致嘆於「氣無奇類，文乏異采，則碌碌麗辭，昏睡耳目」者乎！隘堪之作，此為精覈！要刪厥旨，用式多士。述《典型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