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包與自由 · 第十五章　勞動分工

政治經濟學總是把自己局限在陳述社會已發生的事實，然後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對這些事實進行辯護。因此，它支持工業中的勞動分工。它發現勞動分工對於資本家而言是有利可圖的，因此將其確立為一條原則。 現代政治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說，看看村裡的鐵匠。如果他沒有習慣於製作釘子，那麼他只能通過辛苦的勞動每天製作兩百到三百個，而且質量還不高。可是，如果這名鐵匠除了釘子之外，從來沒有製作過其他東西，他可以很輕鬆地每天製作2300個釘子。於是斯密馬上得出這樣的結論——「對勞動進行分工，專門化，繼續專門化；讓鐵匠們只知道如何製作釘帽或者釘尖，這樣我們會生產出更多的產品。我們會變得富裕。」 一輩子只能製作釘帽的鐵匠會對自己的工作喪失興趣；由於他的手藝很有限，他會完全受制於僱主；一年十二個月有四個月沒有工作；他的工資會降到很低很低，此時他很容易被學徒取代。史密斯全然沒有想到這些，他只是高喊「勞動分工萬歲。這是能讓國家富裕起來的真正的金礦！」所有人都跟他一起高呼。 後來，西斯蒙第式或者J. B. 薩伊式的人物開始明白，勞動分工不會讓國家富裕起來，而只會讓富人更富；一輩子只能製作鋼釘的第十八個部件的工人會變得愚蠢，陷入貧困。這個時候，那些正統的經濟學家們又提出了什麼建議呢？什麼也沒有！他們沒有對自己說，由於一輩子只能從事同一種機械式的勞作，工人會喪失自己的智力和創造精神。反之，多樣化的工作可以極大地提升國家的生產率。但這正是我們現在要考慮的問題。 如果僅僅是那些有學問的經濟學家們宣揚永久的、往往是世襲的勞動分工，我們還可以讓他們隨便宣揚去。可是，科學博士們講授的理念逐漸進到了人們的腦子裡，讓他們產生了錯誤的認知。由於經常聽到勞動分工、利潤、利息、貸款等等，好像這些問題早已經得到了解決，所有的中產階級以及工人最後都像經濟學家們一樣論辯。他們對於同樣的論調頂禮膜拜。 因此，我們看到大多數社會主義者，甚至那些不懼怕指出經濟學錯誤的社會主義者，都在為勞動分工辯護。你跟他們談革命期間的勞動組織，他們會回答說，勞動分工必須保持下去。如果你在革命前的工作是打磨釘子，那麼革命後你應該繼續打磨釘子。的確，你每天的工作時間不超過五個小時，但是你仍然要一輩子打磨釘子，而其他人負責設計的機器會使你一輩子打磨千千萬萬個釘子，還有一些人則成為文學、科學、藝術等高級門類的專家。你生來就是要打磨釘子的，而巴斯德生來就是要發明預防炭疽熱的疫苗的，革命讓你們倆繼續各自的工作。這個可怕的原則對社會有害，對個人無情，造成了許多弊端，下面我們將會討論它的各種表現形式。 我們非常清楚勞動分工帶來的後果。顯然，首先，我們被分成了兩個階層：一方面是生產者，他們消耗很少，由於只從事體力勞動而不能思考，他們工作效率很低，因為大腦不活動。另一方面是消費者，他們生產的東西很少，甚至不生產，卻享有替別人思考的特權。可是，由於他們對勞動者的世界一無所知，因此他們的思考往往是錯誤的。此外，在土地上勞作的人對機器一無所知，操作機器的人也不熟悉農業。現代工業就是讓一個孩子操作他不明白而且也不需要明白的機器，再讓工頭監督他，稍有怠慢，就對他進行罰款。產業化農業的理想就是徹底將農業勞動者拋在一邊，找個人打零工，看管蒸汽機引犁或脫粒機。勞動分工意味著將人們一輩子貼上標籤、打上印記——有人在工廠里拼接繩子，有人在公司里做工頭，有人在礦井的某個地方推裝煤的筐子。可是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對機器、公司和礦井有一個整體的認識。因此，他們喪失了對工作的熱愛和發明創造的能力，而在現代工業的肇始階段，正是這些才創造出了我們如此引以為豪的機器。 他們想把自己對個人所做的一切都運用到國家上。人類將被分成各種國家工廠，每個國家的工廠均有自己的特產。他們告訴我們，俄國註定要種植玉米，英國註定要紡棉，比利時註定要織布，而瑞士註定要訓練護士和女家庭教師。此外，每一個獨立的城市也應有自己的特產。里昂應當織絲，奧弗涅應該製作飾帶，巴黎則生產各種奢侈品。經濟學家們說，通過這樣的方式，可以開闢生產和消費的廣袤空間；通過這樣的方式，人類獲取無限財富的時代近在咫尺。 然而，一旦科技知識傳播到國外，這些偉大的希望就破滅了。只要英國是唯一大規模紡棉和製造金屬的國家，只要巴黎是唯一製造富有藝術性的奢侈品的城市，那就一切安好。經濟學家們可以宣揚所謂的勞動分工，沒有人會來反駁他們。 但是，一種新的思潮逐漸使所有的文明國家開始為自己生產。他們發現，自己生產那些以前從其他國家或其殖民地（它們自己也試圖擺脫宗主國的束縛）進口的商品更有好處。科學發現使生產方式實現了普及，因此，再花大價錢從國外購買那些很容易在國內生產的產品就顯得毫無意義。現在，我們已經明白，這場工業革命對於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正確合理的勞動分工理論是一個致命的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