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包與自由 · 第十三章　集體主義者的工資制

一 在我們看來，集體主義者在制定重建社會的計劃時，犯下了雙重錯誤。在談論廢除資本主義統治時，他們卻試圖保留恰恰是作為這個統治基礎的兩項制度——代議制政府和工資制。 至於所謂的代議制政府，我們經常談論它。我們完全不能理解，有理性的人（在法國、英國、德國或美國）——這樣的人在集體主義者裡面並不少見——在汲取了這麼多的歷史教訓之後，竟然還支持設立全國性或地方性議會。 我們看到了議會制正在解體，各方面對這一制度的批評也越來越嚴厲——不僅批評它的結果，也批評它的原則——可是，充滿革命精神的社會主義者怎麼會維護這樣一個註定要消亡的制度呢？ 議會制是中產階級為了對抗貴族階級而創立的，這種制度認可並強化了他們對於工人的統治。很明顯，議會制就意味著中產階級統治。擁護這一制度的人從來沒有很嚴肅地提出：全國議會或者市議會代表著一個國家或一個城市。他們中間最理性的人明白，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中產階級不過是利用了議會制建起一道防護牆，藉以對抗貴族的特權，但他們卻沒有給予人民自由。可是，慢慢地，隨著人們開始認識到自己真正的利益，而他們的利益也變得越來越多樣化，這個制度就不能再發揮作用了。因此，各國的民主人士設想出各種各樣的改良措施，但這一切都是徒勞無益的。他們嘗試過全民公投，但失敗了；他們還提到比例代表制、少數派代表制和其他種種不切實際的改良議會制的方案。總而言之，他們試圖找到根本就不可能找到的東西。每次嘗試過後，他們必定會發現，這個嘗試失敗了。因此，人們對代議制政府越來越沒有了信心。 工資制的情況也是如此。一旦宣布了廢除私有制，開始實施生產資料全體共有，工資制無論以什麼形式又怎麼維持下去呢？然而，這正是集體主義者們正在做的事情。他們建議，用勞動支票作為人們為國家這個偉大的集體主義僱主工作的付酬方式。 早期的英國社會主義者，自從羅伯特·歐文那時開始，一直鼓吹勞動支票制度。這其中的原因並不難理解。他們不過是想讓資方和勞方達成一致。他們反對通過革命手段獲得資本家的財產。 蒲魯東後來也主張同樣的觀點，這其中的原因同樣不難理解。在他的互助論體系里，他試圖讓資方在保留私有財產的同時，不那麼咄咄逼人。他從內心深處是很厭惡私有財產的，但是，他相信，私有財產可以保證個人不受國家侵害，因此又是必不可少的。 某些或多或少屬於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認可勞動支票制度，這也不奇怪。他們根本不關心工人拿到的報酬是勞動券，還是上面鑄著共和國或帝國圖案的硬幣。他們只關心拯救對於住房、土地和工廠的私人所有制，無論如何，至少要拯救生產所必需的住房和資本私人所有制，使它不至於消亡。勞動券正好能夠達到維護私有財產的目的。 只要勞動券可以用來購買珠寶和馬車，房東就會很樂意收下它們來抵房租。只要住房、土地和工廠屬於孤立的所有者，人們就不得不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付錢給他們，從而獲許在土地上耕作，在工廠里上班，在住房裡居住。一旦這種交錢才能勞動的制度維持下去，而收錢的權利由所有者掌握，那麼，他們就會同意工人支付紙幣或者支票，以便他們換取各種各樣的商品。但是，如果我們承認，住房、工廠和土地不再是私有財產，而是屬於公社或國家，我們又怎能為勞動券這種新型的工資制辯護呢？ 「每個人干自己的工作」。但是，如果每個人付出的勞動不比用他們得到的金錢、「支票」或福利來衡量的勞動要得多得多的話，人類社會根本無法延續超過兩代。如果母親不犧牲自己的生命照顧自己的孩子，如果人類不是不求回報地持續付出，如果人類不是在恰恰不求回報的時候才付出最大的勞動，這個種族很快就會滅絕。 如果中產階級社會正在衰亡，如果我們已經走進了死胡同，不用火把和斧頭攻擊舊體制就無法找到出路，那恰恰是因為我們太斤斤計較了。那是因為，我們讓自己接受了付出就是為了得到回報的觀點。那是因為，我們想把社會變成一個建立在借貸基礎上的商業公司。 畢竟，集體主義者自己也明白這一點。他們隱隱約約地覺得，如果一個社會實施了「按勞分配」的原則，那它是無法生存下去的。他們認為，生活必需品——我們不談論那些奇怪的念頭——個人的需要，並不總是同他的勞動相對應。因此德·帕普告訴我們：「然而，那個明顯是個人主義的原則應當通過一些手段加以調和，例如社會應當介入孩子和年輕人的教育（包括生活費和住宿費），以及建立社會機構，幫助病弱，為年老的工人找到休養之地等等。」他們認為，一個有三個孩子的40歲男人有一些不同於20歲年輕男子的需求。他們知道，一個處於哺乳期、在嬰兒床邊度過一個個不眠之夜的婦女，不可能跟一個甜甜美美睡了一大覺的男子完成等量的工作。他們似乎認為，為社會操勞過度而疲憊不堪的男人和女人們，跟那些悠閒度日、利用他們擔任政府官員的特權把「勞動券」揣進兜里的人相比，能夠完成的工作要少。 他們迫切地想修正自己的原則。他們說：「社會不會不撫育和培養自己的孩子，也不會不幫助年老體弱者。毫無疑問，要修正按勞分配的原則，就要用需求來衡量社會需要擔負的成本。」 慈善組織，慈善組織，總是基督教的慈善組織，不過這次是政府設立的慈善組織。他們相信，通過改善為棄兒設立的收容所，通過使老人和病人加入保險，可以修正他們的原則。可是，他們卻仍然不能放棄「先傷害後治療」的想法！ 因此，在拒絕接受共產主義之後，在肆意嘲笑了「按勞分配」的原則之後，這些偉大的經濟學家們發現，他們忘掉了什麼東西，那就是生產者的需要，這一點他們現在已經承認。不過，需要政府來評估這些需求，需要政府來核實這些需求和他們的勞動是成正比的。 政府會少量地發放救濟。這距離制定英國濟貧法和設立救濟院僅僅一步之遙。 但二者之間有一個細微的差別，因為我們正在反對的這個社會的繼母也同樣被迫修正她的個人主義原則。她也得像共產主義者那樣以慈善的名義作出讓步。 她也得分發價值半個便士的食物，以防止她的商店被洗劫；她也得建立醫院——往往是很糟糕的醫院，但有時候也會有一流的醫院——以預防傳染病肆虐；她也得在支付過勞動報酬之後，為那些被她傷害的孩子們提供棲身之所；她得考慮他們的需要，少量地發放救濟。 我們已經在其他地方說過，貧窮是財富的主因。正是貧窮造就了最早的資本家，因為，在積累「剩餘價值」（關於這個我們經常聽說）之前，人們必須足夠貧窮，才會為了不餓死，同意出賣自己的勞動。如果說在中世紀窮人的人數增長十分迅速，那是因為眾多的入侵和民族國家建立之後緊接著發生的戰爭以及由於對東方的剝削而急劇增加的財富。這兩個原因把以前將人們維繫在農業和城市社區裡的紐帶撕得支離破碎，並教會了他們讚美剝削者視為珍寶的工資原則，而不是他們在之前的部落生活中奉行的團結一致。 一場革命誕生了這條原則，人們竟然將其稱為社會革命——一個對挨餓的人、受壓迫的人和忍受痛苦的人來說珍貴無比的名稱。 這場革命永遠不可能成為社會革命。因為，舊體制在無產階級的斧頭下土崩瓦解之日，很多聲音高喊著：「人人都應當享有麵包、住房和舒適。」這些喊聲會被傾聽。人們會說：「我們先緩解對生命、幸福和自由的渴求吧，反正這些渴求我們從來也沒有完全滿足過。當我們嘗到了這種幸福的滋味，我們將著手摧毀中產階級統治的最後殘餘力量：它從賬簿上得來的道德觀念，它的『借貸』哲學，它的『我的和你的』制度。『在摧毀的同時，我們也將建設，』正如蒲魯東所說，我們將以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名義進行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