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包與自由 · 第十一章　自由協議

一 由於與生俱來的偏見、不健全的教育和訓練，我們習慣於把自己當成是政府、立法和行政執法的受益人，認為人如果沒有了警察的監督，就會像野獸一樣殘害他的同胞；認為在革命中，如果當局被推翻，就會產生絕對的混亂。我們雙眼緊閉，對成千上萬由人們自由組織、不受法律干涉的團體視而不見，儘管他們取得的成果比處於政府監督之下的團體要好得多。 如果打開報紙，你會發現各個版面都刊登著政府事務和政治勾當的消息。來自另外一個世界的人讀到這份報紙的話，會認為在歐洲，如果沒有某個老爺的命令，除了證券交易什麼事情都幹不成。那些沒有政府的命令自己出現、成長發展起來的制度或體系是不會出現在報紙上的！沒有——或者基本沒有！報紙上即使出現「雜聞逸事」（社會雜聞，法國報紙最受歡迎的欄目）這樣的標題，也是因為這些雜事兒和警察有關。如果警察不在現場，是不會報道家事和叛逆的行為的。 三億五千萬歐洲人彼此相愛著、厭惡著、工作著，靠自己的收入生活著；然而，除了文學、戲劇或體育運動，報紙一直忽略他們的生活，除非政府干預了他們的生活中。歷史更是如此。如果是國王的生活或者議會發生的事情，再小的細節我們都了如指掌；政治家所做的或精彩或糟糕的演說都保存著，一位老議員這樣說道：「這些演說從未影響過議員投票」。國王的來訪、政客們的好脾氣或壞脾氣，還有他們的玩笑和陰謀詭計，都有仔細地記錄，留給後人。但是，當我們想重構中世紀的城市，或者想了解漢薩同盟各城市之間進行的巨大的商業貿易，或者想知道法國魯昂市如何建造大教堂，就會面臨極大的困難。如果一個學者一生都在鑽研這些問題，他的作品將不為人所知，而議會的歷史——也就是那些有缺陷的歷史，因為它只涉及社會生活的一個方面——卻不斷增加，廣為傳播，成了學校的教程。 就這樣，我們不知那些自發團體中的人們每天進行的大量工作。然而他們的工作，才是這個世紀的主要工作。 因此我們要指出幾個最突出的例子，用這些例子證明，如果沒有絕對利益衝突的話，人們能夠協調一致地一起行動，能夠完成非常複雜的集體工作。 今天的社會是以個人財產為基礎的，也就是以掠奪為基礎，以狹隘、愚蠢的個人主義為基礎。在這樣的社會裡，人們團結合作的例子自然不多；協議也並不都是完全自由的，總有一些帶著自私甚至是卑劣的目的。 但是，我們要做的不是給出幾個例子讓大家盲目效仿，而且，這樣的例子是今天的社會所不能給予的。我們要做的是，要表明，儘管強權的個人主義讓我們窒息，但總的來說，我們生活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按自由的協議行事。因此消除政府比想像中的要容易得多。 我們已經用鐵路的例子支持我們的觀點，現在我們還要講鐵路。 我們知道歐洲的鐵路系統總長度超過17.5萬英里。今天，通過鐵路網絡可以從北走到南，從東走到西，從馬德里走到聖彼得堡，從加來走到君士坦丁堡，沒有延誤，也不用換車（如果乘坐快車的話）。不僅如此：寄存在車站的包裹，不管收件人身處何方，是在土耳其還是在中亞，都會送達。寄送程序也很簡單，要在一張紙上寫下目的地即可。 得到這樣的結果有兩種方法。拿破崙、俾斯麥或者某個征服了整個歐洲的君主，可以從巴黎、柏林或羅馬畫一張鐵路圖，並定好火車的時刻表。俄羅斯沙皇尼古拉一世曾夢想擁有這樣的權利。當人們給他看從莫斯科到聖彼得堡鐵路的草圖時，他抓起一把尺子，在俄羅斯地圖上畫了一條直線，連接這兩個首都，然後說：「這就是我的計劃。」這條鐵路真的修成了一條直線。人們填平了深深的峽谷，也建起令人眩暈的大橋。然而鐵路的造價每英里高達12到15萬英鎊，幾年後不得不放棄。 這是其中的一種方法。幸運的是，人們採取了另一種方法。鐵路是一段一段的，段段相連，各段鐵路所屬的上百家不同的公司逐漸達成了協議。協議涉及各家列車的出發和到站時間，此外，協議還規定，從鐵路上通過的各國列車，在經過某條鐵路線駛往另外的鐵路線時，不必把貨物卸下。 所有這些都是通過自由協議完成的。大家互相通信，交換意見；或者通過會議，代表們聚在一起討論具體問題，就這些具體問題達成協議，而不是制定出法律。會議結束後，代表們回到各自的公司，手裡拿的不是法律，而是合同的草案。公司可以接受該草案，也可以將其駁回。 當然，這個過程中也會遇到困難。會有固執的人，你怎麼都無法說服他們。你不必求助軍隊來解決問題，因為在共同的利益面前，這些人最終會同意。 龐大的鐵路網絡連接在一起，鐵路帶來了繁忙的交通，這些都是19世紀最顯著的特徵；而且這些都是自由協議的結果。假如80年前有人做了這樣的預言，我們的祖父們會把他當成傻子或瘋子。他們會說：「你永遠無法讓一百家公司的股東都來聽道理。這是烏托邦，是童話故事。只有由鐵腕的獨裁者領導的中央政府才能強制他們。」 最有趣的是，這個組織里根本沒有管理鐵路的歐洲中央政府什麼都沒有沒有鐵路大臣，沒有獨裁者，甚至連大陸議會或指導委員會都沒有！所有一切都是按照自由協議進行的。 於是我們就問那些相信政府的人，他們虛偽地說：「我們離不開中央政府，即便政府只是管理交通。」我們追問道：「那麼歐洲鐵路沒有中央政府是怎麼運營的呢？它是怎麼把數百萬旅客和堆成山的行李從大陸的一邊運送到另一邊的呢？既然鐵路所屬的公司能夠達成協議，那麼為什麼將來鐵路的主人——鐵路工人們，不能同樣達成協議呢？既然聖彼得堡——華沙線的鐵路公司和巴黎——貝爾福線的鐵路公司在沒有共同的指揮官的情況下能夠和諧共事，我們由自由工人組成的社會要政府幹什麼呢？」 二 一方面，我們努力用實例證明，儘管今天整個社會的組織極不公正，人們在沒有直接利益衝突的情況下，可以無需政府干預而達成協議；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會對別人提出的反對意見視而不見。 因為引用的組織都存在強者剝削弱者、富人剝削窮人的情況，我們的例子都有缺陷。因此，主張中央集權的人總是會用他們慣常的邏輯告訴我們：「你們看，要消滅剝削，還需進行政府干預！」 但是，他們忘記了歷史的教訓；他們沒有告訴我們正是政府製造出無產階級並把他們交給剝削者，這樣才造就了現在的社會秩序。他們忘記告訴我們，在剝削的首要原因——私有資本和貧窮——繼續存在的情況下，是否有可能消滅剝削，而且，政府人為製造了三分之二的窮人。 當我們提到鐵路公司之間達成的協議時，估計那些資產階級政府的崇拜者會說：「難道你看不見鐵路公司對員工和乘客的壓迫和虐待嗎？唯一的辦法就是政府介入，保護工人和公眾！」 難道我們沒有一次次地重申過，只要有資本家，像這樣濫用權力的現象就會永遠存在嗎？恰恰是常以施恩者自詡的政府，給了這些公司今天擁有的壟斷地位和其他特權。創造特許經營權和保證制度的不正是政府嗎？派士兵鎮壓鐵路工人罷工的不正是政府嗎？在最初鐵路試運行期間，政府為了不讓自己擔保的股票價格下跌，就給那些鐵路巨頭更多的特權，甚至禁止報紙報道鐵路事故。政府也允許了范德比爾特家族、波利亞科夫家族、P. L. M. 公司的董事們、C. P. R. 公司以及聖哥薩德公司的壟斷行為。正是壟斷使他們成了神，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國王」。 因此，我們所說的鐵路公司之間達成的默契，絕對不是經濟管理的理想範例，甚至連技術組織的理想範例都算不上。這個例子只是表明，如果資本家的目的只是在損害他人利益的基礎上增加自己的紅利的話，無需成立「國際部委」也能從鐵路上面獲取豐厚利潤——不組建「歐洲鐵道部」，工人團體也會把工作做好，甚至更好。 另外一種反對意見，乍一看似乎更嚴重。有人可能會說，我們提到的協議並不是完全自由的，總是大公司為小公司制定規矩。比如，有人可能會說，某個財力雄厚的德國公司，在政府的支持下，強迫從柏林到巴塞爾的旅客取道科隆和法蘭克福，而不走萊比錫線；或者說這樣的公司運送貨物時，為了有影響力的大股東的利益，繞道走了130英里，從而使備選線路衰落。在美國，為了讓美元進入范德比爾特這樣的鐵路大亨的口袋，旅客和貨物都常常被迫繞遠路。 我們的答案還是一樣的：只要有資本存在，大資本就會壓迫小資本。但是單單憑藉資本不足以造成壓迫。大公司之所以能壓迫小公司，還要靠政府的支持以及政府出台的對大公司有利的壟斷政策。 很久之前，英、法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就向我們表明，英國政府的立法是如何竭盡所能打垮小工業、讓農民貧困不堪，然後再把大批被迫成為廉價勞動力的人送到有錢的大工業主手裡的。鐵路立法的功能完全相同。戰略線路、補助線路，還有那些取得國際郵政壟斷權的公司，這一切都是為了給財大氣粗的金融家帶來收益。如果羅思柴爾德，這個所有歐洲國家的債主，在某個鐵路投資了，那麼他忠實的臣民，那些部長們，會盡力讓他賺更多的錢。 在美國，在這被權力主義者奉為民主典範的國家裡，只要和鐵路有關的東西，都充斥著可恥的欺詐。因此，如果某家公司通過低價來打垮競爭對手，那通常是這家公司得到了政府贈予的作為補償的土地。最近公布的美國小麥貿易方面的文件充分表明了政府在強者剝削弱者過程中的作用。同樣，累積的資本的力量在政府的幫助下增加了十倍、一百倍。因此，當我們看到，鐵路公司聯合組成的辛迪加（這是自由協議的產物）成功地保護小公司不受大公司壓迫，我們會驚嘆於自由協議的巨大力量，這種力量居然能和政府支持的無所不能的資本相抗衡。 儘管政府偏袒大公司，小公司還是在生存著，這是事實。如果說在法國這個中央集權的國家只有五六個大公司的話，那麼在英國就有110家公司。這些英國公司之間有默契的協議，它們的組織肯定要比法國和德國的公司更加得力，能夠快速運送旅客和貨物。 而且，問題還不在於此。政府支持的大資本，只要對自己有利，就會壓垮小資本。而我們所看重的是：鐵路所屬的數百家資本主義公司之間的協議，是在沒有中央政府干預、沒有中央政府為各個團體制定法律的前提下建立起來的；協議是通過代表組成的議會存在的，代表們一起討論，然後把提議，而不是法律，呈遞給「選民」，也就是他們所屬的公司。這是一個新的原則，與所有的政府運作原則都不同，不論是君主制的政府還是共和制的政府，不論是強權制的政府還是議會制的政府。這是一種創新，它曾被小心翼翼地引入到歐洲的慣例中，但是最終卻頑強地生存了下來。 三 在那些熱愛政府的社會主義者的著作里，我們曾多少次讀到過這樣的話：「如果沒有政府的話，誰會在未來社會裡承擔管理運河交通的任務呢？假如有一個你們無政府主義的『同志』把自己的駁船橫在運河中央，堵住數千隻小船，誰又能去讓他講道理呢？」 說實話，我們覺得這種假設有點異想天開。然而，有人或許還會說：「假如某個公社，或者幾個公社一起，想讓自己運石頭的駁船插隊先通過，這就有可能堵塞河道，而另一個需要小麥的公社，就只能幹等著。除了政府，還有誰會去管理交通呢？」 但是，現實生活證明，不管是在這個方面還是在其他方面，沒有政府，世界照常運轉。自由協議和自由組織取代了有害又昂貴的政府體系，而且做得比政府更好。 我們知道運河對荷蘭意味著什麼。運河就是荷蘭的公路。我們也清楚荷蘭的運河是多麼地繁忙。在荷蘭，運河船隻來承擔了我們的公路和鐵路的運輸重擔。在那裡，為了讓你的船能在別人前邊通過，你有理由去爭去搶。在那裡，政府真的會去干涉，維護交通秩序。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荷蘭人在很久以前就用更實用的方法解決了問題，他們成立了行業協會，或者說是船夫組成的辛迪加。這正是出於航行的需要自發形成的自由協會。所有船隻都要按著航行登記簿上面的次序，排隊依次通行，誰都不能插隊。只要插隊，就會被行業協會開除。船在碼頭停留超過規定的天數之後就必須離開；如果船東在此期間沒有拉到貨物，就更不幸了，必須空船離開，為新來的船隻騰出位置。這樣雖然私有船東之間的競爭還在，但是卻避免了擁堵。如果連競爭都能壓制的話，那這樣的協議就更好了。 船東可以加入辛迪加，也可以不加入，這一點無須再說。這是他們自己的事，但是大多數船東都選擇加入。此外，辛迪加能提供很多巨大的好處，因此已經推廣到了萊茵河、威悉河和奧得河，甚至是柏林。船夫們並沒有等著出現一位像俾斯麥那樣的偉大人物，把荷蘭併入德國，也沒有等著任命袖子上金色條飾的數量與頭銜長度相對應的「萬國運河航行最高主管」。他們更希望達成國際協議。另外，有些船東的船隻往來於德國、斯堪的納維亞和俄羅斯之間，為了管理波羅的海的交通，讓船隻的航行和諧有序，這些船東也加入了辛迪加。這些協會都是自發的，協會成員都是自願加入，與政府組織截然不同。 然而，即使是在這樣的協會裡，也很有可能出現大資本壓迫小資本的情況。或許辛迪加也具有成為壟斷組織的傾向，特別是得到了政府寶貴資助、面臨政府干涉的辛迪加。我們還要記住，辛迪加這樣的協會的會員涉及的僅僅是個人利益，假如在生產、消費和交易全部社會化之後，所有船東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全都被迫加入聯合公社或其他種種協會組織的話，情況就不同了。在海上很強大的船東們，到了陸地上就會感到不夠強大。於是，為了和鐵路、工廠以及其他團體達成一致，他們不得不減少他們的要求。 姑且不論將來，上面講的又是一個脫離了政府的自發組成協會的例子。我們再舉一些例子。 既然我們在講大小船隻，那就再講一些19世紀最輝煌的組織，其中就有值得我們自豪的英國救生艇協會。 我們知道，每年有超過1000艘船隻在英國海岸失事。在海上，好的船隻並不懼怕風浪。在靠近海岸的地方最容易遇到危險：那足以擊碎船尾柱的洶湧浪濤，吹走桅杆和船帆的狂風，讓船隻失控的水流，還有讓船擱淺的暗礁和淺灘。 在遠古時代，岸邊的居民常常點火引誘船隻觸礁，然後搶奪船上的貨物。即使是那時，人們也總是努力搶救船員。看到船隻遇險，他們發動自己的小船去營救失事的船員，但他們自己卻常常葬身水底。海邊的每個小村莊都有搶救失事船員的英雄傳說，這些英雄有男有女。 毫無疑問，政府和科學家在減少人員傷亡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燈塔、信號、航海圖還有氣象預警大大降低了傷亡，但是每年仍需要營救上千船隻、數千生命。 為了營救失事船隻和人員，幾個好心人開始了行動。這些人都是優秀的水手和領航員。他們發明的救生艇，能乘風破浪，不會被風浪撕碎，也不會傾覆。他們努力激起公眾對其事業的興趣，籌集資金建造救生艇，並將救生艇停靠在海岸邊需要的地方。 這些人不是雅各賓派，也沒有求助於政府。他們明白，想讓事業成功，必須靠當地水手的合作、熱情以及對當地的了解，特別是自我犧牲精神。他們也清楚，他們要找的人收到信號立刻就能在夜裡迎著大浪開船出發，不畏懼黑暗或浪花，在波濤里奮戰五六個甚至十個小時才能達到遇險船隻跟前，隨時準備犧牲自己去營救別人。要找到這樣的人必須有團結的精神，必須有犧牲的精神，這是金銀綬帶買不來的。因此，這完全是自發的行動，來源於個人意願和主動性。沿著海岸出現了數百個這樣的團體。團體的發起者明白事理，從不以主人自居。他們在漁村尋找賢明的人。如果某個富人給某個岸邊的村莊1000英鎊成立救生站，得到村民同意後，就把選址的工作交給當地的漁夫和村民。 也不必上交到英國海軍部報批新船的款式。該協會的一個報告中曾這麼寫道：「由於救生艇艇員必須對所駕駛的救生艇只有足夠的信心，本委員會決定必須按艇員的意見建造和裝備救生艇。」結果，救生艇每年都會有新的改進。 所有的工作都是通過互助和協議由組成委員會和地方團體的志願者完成的！噢！無政府主義者！此外，他們每年收到的自發捐助達四萬英鎊，不要納稅人一分錢。 至於他們的成果，看看吧：1891年，協會擁有救生艇293艘。同年，營救失事船員601名、船隻33艘。從成立至今，協會成功營救人員共計32,671名。 1886年，三艘救生艇及艇上所有船員在海上遇難。之後就有數百名新志願者報名，組成了當地團體。在志願者積極參與的浪潮下，又新建了20艘救生艇。我們還要注意，協會每年都要給漁民和船員發放優質的晴雨表，價錢不到私人商店售價的三分之一。晴雨表不僅普及氣象知識，還能在科技人員預測天氣突變時，給相關的團體發出預警。 我們再次強調，這些數以百計的委員會和地方團體都不是按等級組成的，它們的成員都是志願者、救生艇艇員以及對該事業感興趣的人。救生艇協會的中央委員會更像是一個通信中心，絕對不會幹涉各委員會和地方團體的工作。 如果某個區就教育和地方稅收問題要進行投票，全國救生艇協會的各委員會絕對不會參與這些問題的研究討論——這是一種謙虛。然而不幸的是，我們選舉產生的機構的成員卻不去效仿這種謙虛。但是，反過來，這些勇敢的人同樣也不允許那些從未面對過風浪的外行人為他們的救人行動制定法律。看到遇險的信號，他們沖向船隻，立刻就出發。他們沒有綴滿徽章綬帶的制服，卻有著仁愛和善良。 現在我們將講到另外一個團體——紅十字會。名字並不重要，我們仔細看看它的內容。 想像一下，如果有人在50年前這樣說：「一場戰役中，國家一天要犧牲兩萬人，傷殘五萬多人，但是卻沒有能力救助戰爭中的受害者；因此，只要存在著戰爭，個人必須主動干預，為了人道主義的事業，全世界善良的人們必須組織起來」。人們會如何嘲笑說這番話的人呢？首先，人們會給他戴上空想主義者的帽子。如果這還不足以讓他封口，人們會告訴他：「簡直是廢話！你的那些志願者，需要他們的地方找不到人影，你的志願者醫院集中在安全的地方，野戰醫院裡更是什麼都沒有。可憐的士兵得不到救助而犧牲，這是國家之間對抗的必然結果，你這樣的空想主義者怎會記得這樣的事。」這樣的話真是讓人喪氣，而且這樣說的人竟然會有那麼多，我們當中又有誰沒有聽過這樣的論調呢？ 我們現在都知道之後發生的事情。紅十字會團體都是自由組織，他們無處不在。所有的國家，數千個地方，都有他們的身影。1870年到1871年普法戰爭爆發時，志願者參與了救助。提供志願服務的有男有女，他們組織了數千家醫院和野戰醫院；火車拉著救護車、給養、紗布和藥品駛向傷員。國際紅十字會英國委員會贈送了整車的食品、衣物、工具、穀物種子還有馱畜，甚至還有蒸汽犁及其操作人員，幫助耕耘因戰爭而荒蕪的土地。讀一下古斯塔夫·莫瓦尼埃 [12_1] 寫的《紅十字會》，你就會為該組織所做的工作驚嘆不已。 至於那些所謂的預言家，他們否定他人的勇氣、判斷力和智慧，認為只有自己能用大棒統治世界。這些人的預言沒有一條成為現實。紅十字會的志願者們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他們渴望到最危險的崗位；當普魯士人逼近時，那些拿著法蘭西第二帝國俸祿的醫生和他們的隨員一鬨而散，只有紅十字會的志願者們還在炮火下堅持工作。他們忍受著俾斯麥和拿破崙三世手下軍官的粗暴，給各國的傷員以慷慨無私的愛。紅十字會中的荷蘭人、義大利人、瑞典人、比利時人還有日本人和中國人都協同一致。他們根據形勢的需要派送醫院及野戰醫院。在醫院的衛生工作方面，他們更是爭先恐後。現在還有許多法國人心懷感激地講述他們在紅十字會的野戰醫院受到荷蘭或德國志願者的悉心照料的往事。但這對權力主義者來說又算什麼呢？他的理想就是由受國家俸祿的軍醫救助傷員。如果那些護士不是公職人員的話，不管紅十字會多麼出色、其所屬醫院衛生狀況多麼良好，他都不會在乎！ 於是有了這麼一個組織，它剛剛組建，卻有數十萬成員；該組織有戰地醫院、醫療救護列車，運用新療法處理傷病。這個組織是幾個全心奉獻的人自發行動的結果。 或許有人會告訴我們這個組織和政府有關。是的，是有關係，政府想把它據為己有。那些被穿制服的奴才們稱作「嫡傳王子」的人主持指導委員會，國王和王后經常慷慨地資助全國委員會。但是，該組織的成功並不是靠著皇室的資助。它的成功靠的是各個國家裡數以千計的地方委員會；靠的是個人的努力，靠的是那些想救助戰爭受害者的人的奉獻。如果政府不插手的話，他們會奉獻更多。 無論如何，英國人、日本人、瑞典人和中國人自發地去救助傷員，絕對不是因為某個「國際指導委員會」的命令。醫院出現在淪陷的土地上，野戰醫院出現在戰場上，絕對不是「國際部委」的命令。這些都是因為各個國家志願者的主觀能動性。一旦到達現場，他們就不分國籍立刻投入工作，而不是像雅各賓派所預料的那樣，互相抓頭髮扭打成一團。 我們會感到遺憾這麼偉大的努力竟然用來服務戰爭。我們像詩人的孩子問自己：「既然後來要治傷，那麼為什麼還要把人弄傷呢？」要破壞資本家和中產階級的強權，我們必須要消滅戰爭這樣的大屠殺。我們更願意紅十字會的志願者和我們一起努力來消滅戰爭。但是，為了表明自由協議和自由救助的成果，我們還得提到紅十字會這個龐大的組織。 如果我們想找更多來自於戰爭的自由協議方面的例子的話，那可以說是舉不勝舉。只需要說說那些讓德軍具有強大戰鬥力的團體就夠了。人們通常認為德軍戰鬥力靠的是紀律，其實不然。我說的是那些普及軍事知識的團體。 在最近舉行的德國軍人聯盟的一次大會上，來自2,452個聯合團體的代表參加了會議。這些團體的會員總數達到了151,712名。但是，除了射擊、軍事、戰略和地形學研究團體外，一些研發德軍技術的團體也參加了會議。這是一個由各類團體組成的無比龐大的體系，包括軍人和平民，地理學家和體育專家，運動員和技術人員。德軍的技術並不是在軍隊院校里研發的，而是這些人自發地組織、聯合起來，一起討論，一起到全國各地探險的結晶。這些自願、自由的協會才是德國軍隊的真正骨幹。 他們的目的讓人憎惡。他們要維持帝國的存在。但是，我們要指出，儘管軍事組織是「政府的偉大使命」，軍事部門越是依賴於各團體的自由協議和個人的主動性，成功的機率就越大。 即使是在與戰爭相關的事務中，人們也依賴自由協議；為了進一步證明我們的觀點，再提一些團體的名字：如對山路仔細研究的瑞士地形考察志願隊、法國飛行隊、英國的30萬志願者、英國國家炮兵協會、正在組建中的保護英國海岸的團體、商船隊、自行車隊還有私人汽車和汽艇的新組織。 在所有領域，政府都在把自己的神聖職責讓位給個人。在所有領域，自由的組織都在闖入政府的領地。然而，我們所舉的這些實例，與未來沒有政府情況下的自治所具備的潛力相比，只是冰山一角罷了。 [12_1].古斯塔夫·莫瓦尼埃（Gustave Moynier），與亨利·杜南（Henry Dunant）同為國際紅十字會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