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包與自由 · 第六章 住房

克魯泡特金 《麵包與自由》
一 誰要是仔細觀察過社會主義思想在工人中的發展,肯定已經注意到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人民的住房,這個問題正悄無聲息地有了明確結論。事實上,在法國大城市和許多小城市,工人正漸漸明白,房屋的所有者絕不是政府認定的那些房主。 這個想法在人民心中自然發展,他們無論如何都不再相信,住房應列入「財產權」的範疇。 房屋不是房主建的,而是無數木場、磚廠、車間工人搭建、裝潢和布置起來的。他們收入微薄,卻拚命勞作。 房主付的錢也非自己的勞動成果。與其他財富如出一轍,都是通過付給工人應得報酬的三分之二甚至二分之一積累起來的。 而且,房屋的實際價值取決於房主可從房屋獲利多少,這赤裸裸地暴露了住房私有所隱藏的罪惡。其實,房主之所以可以從房屋獲利,是因為房屋建在城市中,也就是說,它是建在成千上萬的其他房屋中間。那裡有鋪好的道路、橋樑、碼頭、美觀實用的公共建築、良好的照明,能讓住家享受農村所沒有的舒適和便利的生活;它是建在一座與其他城市經常交往的城市,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個匯集了工業、商業、科學、藝術的中心;它是建在一座經二三十代人努力才變得宜居、健康和美麗的城市。 巴黎一些區域的房屋,估價數千英鎊,這倒不是因為建造房屋耗費了數千英鎊,而是因為房屋建在巴黎;因為幾個世紀以來,工人、藝術家、思想家和學者文人貢獻己力,讓巴黎有了今天的模樣——一個匯集了工業、商業、政治、藝術、科學的中心;因為巴黎有歷史積澱;因為藉助文學的傳播,巴黎的街道名稱在國內外家喻戶曉;因為巴黎是十八個世紀辛勤勞動的結晶,是整個法蘭西民族五十代人的共同傑作。 所以,有誰能把這樣一座城市的一小塊土地或一處破屋占為己有,而不公然踐踏正義呢?所以,哪怕是再微不足道的共有遺產,又有誰有權向哪個買家出售呢? 恰如前言,工人看待住房的觀點開始趨於一致。巴黎遭圍困時,人民就呼籲取消房東提出的所有條件,那時住房免費的思想就已清晰可見。1871年巴黎公社執掌政權時,巴黎工人期望公社委員會作出大膽決定,取消房租,這一思想又再次顯現。新革命爆發後,住房免費將成為窮人關心的首要問題。 無論在革命時期還是在和平時期,工人都要有住的地方,頭頂總要有片瓦遮護。不過,無論工人的住房怎樣破敗骯髒,總有房東可以將其逐出門外。誠然,在革命期間,房東即便要把工人的破舊衣物等個人物品扔到大街上,也找不到來做這件事的法警和警察,但有誰知道新政府今後將怎麼做呢?誰敢說,新政府不會再次藉助強制手段,動用警察,將租戶攆出簡陋的小屋呢?難道我們未曾聽過巴黎公社宣布,只取消4月1日前到期的房租嗎?儘管巴黎局勢混亂、工業停滯,但4月1日後到期的房租,仍要照付不誤;結果,為捍衛巴黎獨立而拿起武器的「同盟軍」,除了每日15便士的補貼外,全家竟然無所依靠! 現在,必須讓工人看清楚,之所以要拒付房東或房主租金,並非全因政權瓦解。工人必須明白,取消房租是公認的原則,可以說,得到了普遍認同;住房免租是人民強烈主張的權利。 但凡正直之士,出於正義感,都會贊同取消房租。既然臨時政府將由中產階級分子組成,而中產階級內還有零星幾位社會主義者,那麼我們是不是要等這幾位社會主義者採取此項措施呢?如果這樣,那人民可要久等了——實際上,要等到反動派捲土重來啊! 這就是為什麼熱忱的革命志士排斥制服和徽章——權力與奴役的外在標誌——並保持人民本色,與人民大眾並肩努力,爭取實現取消房租和房屋充公。革命者將做好準備工作,推動思想朝著這一方向發展;革命者的工作開花結果時,人民將接著充公房屋,不必理睬那些來搗亂的各種理論——說要給房東補償,說要先籌集必要資金。 房屋充公開始之日,遭受剝削的工人就會意識到,新時代已經到來,勞動者再也不必受財富和權勢的壓榨,平等得以公開宣揚,這次革命是真正的革命,絕不同於之前的諸多次革命,那些不過是裝模作樣的戲劇表演罷了。 二 若要人民接受充公思想,必將克服橫在我們面前的所有「不可逾越的」障礙。 當然,身穿新制服、坐在巴黎市政廳扶手椅上的好心人,肯定會忙著設置層層障礙。他們會討論給房東補償,統計數據,擬訂長篇報告。是的,他們能擬訂冗長的報告,長得足以拖垮人民的希望,而人民迫於無奈,無事可做,只能餓著肚子等待,眼睜睜看著這些官方研究沒有任何結果,接著就失掉革命的勇氣和信心,最後向反動派低頭。新建立的官僚機構弄得人人仇視充公,結果自己也走到了盡頭。 這裡,確有一處暗礁,可能傾覆我們的希望之船。不過,如果人民不理會讓人頭暈目眩的似是而非的說法,如果人民認識到過新生活需要新條件,如果人民自己承擔起任務,那麼實現充公就不會遇到什麼大困難了。 「但是怎麼做呢?怎麼充公呢?」你們問。我們將試著回答這個問題,但會有所保留,我們不打算從頭到尾詳細闡述充公計劃。我們早就知道,任何人或任何團體現在給的建議,在解決實際問題時起不了多大作用。人民將成就偉業,而且方法簡單、效果顯著,勝過預先設定的方法。因此我們只講一講,在政府不干預的情況下如何完成充公。至於有人宣稱充公不可能實現,我們無意自找麻煩,跟他們分辨誰是誰非。我們的答覆只有一個:我們不支持任何特定的組織方式。我們只想證明,人民都積極行動起來,充公就可以實現,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情況很可能會是這樣:一旦開始大規模充公,數支志願隊將迅速進入各行政區、街道、住宅區,著手調查房屋數量,看有多少房屋閒置、無人居住,有多少房屋住的人太多、擁擠不堪,有多少房屋髒亂殘破、損害健康,有多少房屋住的人太少、空間浪費,可以讓擠在出租屋裡的人住進去。幾天後,志願者就能擬好完整清單,列出各行政區、街道、住宅區的所有公寓、出租屋、公館、別墅以及所有房間、套房。不管是衛生的還是不衛生的,是大的還是小的,也不管是臭氣熏天的窩棚還是奢侈豪華的宅院,都將一一列入。 志願者相互間自由交流,不久就可以得出完整數據。虛假數據可以在會議室和辦公室捏造出來,而真實準確的數據須從一個個數據入手,而且要由簡入繁。 而後,不等什麼人許可,志願者可能就去找住在狹小閣樓和簡陋房屋中的同志,直接告訴他們:「同志們,這次是真正的革命,絕對沒錯。今晚來這裡,所有鄰居都會到,我們要重新分配住房。如果厭倦了狹小污穢的閣樓,那就來選一間待處理的五居室公寓吧。搬進去,住下來,不用害怕。人民已經武裝起來了,誰敢驅逐你,就要向人民作出交代。」 「但是每個人都想要好房子或大公寓」有人跟我們說。不,完全錯了。人民從不痴心妄想。相反,我們每次看到人民糾正錯誤,無不感慨於他們出色的判斷力和與生俱來的正義感。我們幾時聽說他們提過不切實際的要求?在巴黎兩次被圍期間,在1792至1794年的艱苦歲月,巴黎人民等著定量配給的麵包和柴火,我們那時可見過他們相互爭搶?巴黎人民1871年表現出的寬容和堅忍,讓國外記者由衷敬佩,因此經常見諸報端。不過,耐心等待的巴黎人十分清楚,後來的人分不到糧食或柴火,只能勉強度過當日。 我們並不否認,人類生性自私。我們非常清楚這一點。不過我們認為,像人民住房這樣的問題,若全憑哪個委員會解決,就是說指靠這樣那樣的官僚做派,恰恰會喚起和助長人的利己心。而後,各種罪惡的念頭驟然而起,本是要解決住房問題,卻成了看誰在委員會最有影響。一點點不平等就會引發爭執和攻訐。如果誰得到了一點點好處,就會有人強烈抗議,而這也並非沒有道理。 不過,要是人民自己按照街道、行政區和教區組織起來,著手將貧民窟的居民遷入中產階級空曠的房子裡,那麼些許不便和不平等便很容易克服容忍了。我們很少懇求生性善良的人民大眾——只有迫不得已,為了挽救革命危亡才會這麼做——但只要懇求,就無有不應,勞苦大眾總是以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予以回應。即將到來的革命便是如此。 可是,就算一切都說了、一切都做了,不公平的現象無疑仍會存在,不公正的事情肯定依舊難以避免。我們社會中有一些人,無論遇到多嚴重的危機,都無法從自私的深潭中爬出來。不過,問題不在於不公之事是否存在,而在於如何減少。 現在,全部歷史、人類的全部經驗、全部的社會心理都表明,最好、最合理的做法是,事情與誰的利益最相關,就由誰做決定。許許多多的細節,只有他們能顧及,若全由官員重新分配,這些細節一定會被忽略。 三 再者,沒有必要立即將所有住房絕對公平地重新分配。起初肯定有些不便,但在實施充公的社會裡,情況很快就會好起來。 如果泥瓦匠、木匠和其他建築工人知道,每天都能吃到麵包,那麼他們最大的要求不過是每天干幾個小時的老本行。他們將改造那些曾有一大群僕人打掃的上好宅院以供多個家庭遮風避雨。幾個月後,新房子將拔地而起,既衛生又實用,遠非現在的房子所能比。而對於沒有舒適住房的人,無政府主義公社可以說:「同志們,耐心些!我們將在我們這座自由的城市建起一幢幢房屋,比資本家為自己建造的豪宅更漂亮、更堅固。誰最需要,就給誰。無政府主義公社建房不是為了賺錢。這些房子是為市民建造的,有紀念意義,是集體精神的結晶,將成為全人類的典範。這些房子就是你們的。」 如果革命群眾將房屋充公,宣布取消房租——將房屋收歸公有,每家每戶都有權住上好房子——那麼革命一開始就有共產主義特徵,斷難回頭。住房充公將對個人財產揮出致命一擊。 因為,住房充公是整個社會革命的起點。充公如何完成,決定充公之後事態如何發展。我們或者駛上一條直通無政府共產主義的陽光大道,或者仍困於利己主義專制的泥坑。 這很容易遭到眾人反駁——一些人談理論,另一些人擺事實一一肯定有人反駁我們。反對者不論付出多大代價,都要維持不公平的現狀,所以當然會冒用「正義之名」抗議。「這難道不是十分可恥的事嗎?」他們會驚叫,「巴黎人民把所有好房子占為己有,而農民只能住在農村殘破的窩棚里。」不過,我們不要弄錯了,這些熱心的正義之士很健忘,他們忘了自己正暗地裡為「十分可恥的事」辯護;他們忘了,就在同一座城市中,工人及妻兒擠在狹小污穢的閣樓,而工人透過窗戶就能看到富人的豪宅;他們忘了,整整幾代人都死在擁擠的貧民窟,生前都無法暢快享受空氣和陽光。消滅此種不公,應為革命的首要任務。 不要讓這些虛偽的反對派阻止我們前進。我們知道,在革命初期,城市與農村之間可能存在不平等,但都是暫時的,論其性質,是可以逐步消除的;因為,農民不再是為農場主、商人、放債人和政府所驅使的牛馬時,農村的居住條件一定會得到改善。為了避開偶然的、一時的不平等,我們就不去改正長久以來的錯誤嗎? 還有一些人用所謂的事實來反駁我們,其實也不太可怕。有人給我們出了道難題,讓我們考慮。說一個窮人靠著節衣縮食,買了一間房,剛好夠全家住。而我們要剝奪他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把他攆到大街上!當然不是。如果他的房子剛好夠全家住,當然讓他繼續住。他也可以在小花園裡干點什麼;我們不會妨礙他——不僅如此,如果他有需求,我們還會幫助他。不過,假如他出租房屋,假設他有空房間,那麼人民告訴租戶,不用向以前的房東再交納房租了。他們可以住在原處,不過房租免了。不會再有人催債收錢,社會主義廢除了這一切! 再或者,假設房東一人住著二十來個房間,而就在附近,有個一貧如洗的女人和五個孩子擠在一個房間。在這種情況下,人民要看看,是否可以將空房間改造成一間適合他們居住的房子。難道這麼做不叫公平公正嗎?難道母親和五個孩子困居在閣樓上,而富人悠閒地坐在空蕩蕩的大房子裡,才叫公平公正嗎?此外,善良的富人可能自己就會急著這麼做;房子又大又不實用,沒有了一班僕人打掃整理房間,他的夫人會高高興興地騰出一半。 「這麼說,你們要顛覆一切。」法律和秩序的維護者說。「各種驅逐和遷移將會永無止境。要是重新開始,將所有人趕出家門,然後以抽籤的方式重新分配住宅,豈不是更好?」反對我們的人這樣說道。但我們堅信,如果政府不干涉,如果所有住房變更全部交給為此而出現的自由團體,那麼驅逐和遷移要少得多;在當前制度下,由於房東貪婪無度,驅逐和遷移反而更多。 首先,各大城市的閒置房屋幾乎足以容納貧民窟的全部居民。至於豪宅和上等公寓的套房,許多工人即便可以,也不會去住。偌大的房子,需要一大群僕人打掃整理。住在這樣的房子裡,過不了多久,自己就不得不找簡樸些的房子住了。貴婦會發現,豪宅不太適合親自下廚做飯的人。慢慢地,人民會適應。沒有必要端著刺刀威脅富人住進閣樓里,也沒有必要派遣荷槍實彈的護衛隊,將窮人安頓到富人的豪宅。人民會友善地搬進可供居住的房子,儘量避免衝突和混亂。難道我們沒見過下面的例子嗎?農村公社重新分配土地,對土地所有者的影響微乎其微,人們不由得佩服農村公社用的方法高明巧妙。在俄國公社的管理下,土地很少易主;如果土地仍多屬私有財產,一有爭吵就訴諸法院解決,那麼土地就會頻頻易主。難道在我們看來,歐洲大城市居民的智慧和組織能力還不及俄國或印度農民嗎? 而且每次革命,日常生活一定會出現點混亂,我們切不可大驚小怪。如果指望既要徹底打破舊社會,又不影響到自己的一日三餐,那可就錯了。誠然,政府更迭可以不打攪尊貴的市民用餐,但是城市對養育、支持城市的人所犯的罪行,絕非政黨的任何政治把戲所能補償。 肯定會出現混亂,但並不純粹是損失;混亂必須盡降到最低。再者——不可能放任混亂局勢發展——我們要找到利益相關團體而非委員會,這樣才能成功減少給每個人造成的麻煩。 人民如果非要投票選舉候選人,那就錯上加錯了。請求獲得代表人民的殊榮的愚蠢的候選人,認為自己什麼都要知道,什麼都要做,什麼都要組織。不過,要是人民動手,組織起來做自己了解的事,做與自己直接相關的事,那麼就算所有「空談俱樂部」一同努力,也不如人民做得好。巴黎公社不就是一個例子嗎?碼頭工人大罷工不也是嗎?我們在每個農村公社不也總能見到實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