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包與自由 · 第五章　食物

一 如果即將到來的革命是一場社會革命，那麼這場革命與之前歷次起義相比，不僅目的要有所不同，方法也要有所區別。為達成新目標，必須採用新方法。 我們在過去一百年間目睹的法國三大人民運動，這三次運動存在諸多差異，但卻有一個相同的特點。 人民每次都嘔心瀝血，努力推翻舊政權。他們飽受戰爭摧殘，繼而又湮沒無聞。政府——其成員或多或少算是正直之士——成立後，著手建立新政權：1793年建立共和國，1848年建立勞動政權，1871年建立自由公社。政府深受雅各賓派思想的影響，首先忙於處理政治事務，比如改造政府機構，淨化行政部門，政教分離，公民自由等等。誠然，工人組織監督新政府成員，而且經常強迫他們接受自己的思想。不過，即便是在這些工人組織中，不論領導人是中產階級還是工人階級，總是中產階級思想占上風。他們長篇大論地討論政治問題，但卻忘記討論麵包的問題。 人民運動孕育出偉大的思想，推動世界向前發展的思想；一百多年前的話語，時至今日仍然激盪著我們的心靈。但人民卻在貧民窟中忍飢挨餓。 革命初至，工業勢必停滯——產品流通受阻，資本銷聲匿跡。這時，老闆——僱主——有恃無恐，就算不剝削身邊的窮苦人，也能依靠紅利自肥；但是，工薪族就落得個食不果腹的境地。飢餓時刻困擾著他們。 國內饑荒四起，這在舊政權統治時期也是異常罕見的。 「吉倫特派要餓死我們」1793年，工人組織喊出了這樣的口號。於是，他們將吉倫特及其黨徒送上了斷頭台，「山嶽派」和巴黎公社執掌大權。巴黎公社的確重視麵包問題，為了養活巴黎人，他們作出了英勇無畏的努力。福凱和科洛·德布瓦在里昂建立了城市穀倉，但是購買糧食、填充穀倉的資金卻嚴重不足。市議會全力收集穀物；囤積麵粉的麵包商被處以絞刑——而人民依然沒有麵包吃。 於是，市議會攻擊謀逆的保皇黨人，將責任推到他們身上。委員會每日處決12至15人，僕人和公爵夫人都難逃厄運，最慘的是僕人，因為公爵夫人已經跑到科布倫茨去了。不過，就算他們每天處決一百位公爵、子爵，也無望解決麵包問題。 飢餓仍在蔓延。因為工薪族靠工資過活，但工資卻遲遲不到。縱然橫屍遍野，又於事何補？ 這時，人民開始厭倦了。「你們吹噓的革命，不過如此！你們比以前更慘。」反動派對工人竊竊私語。漸漸地，富人鼓起勇氣，從藏身處冒出來，當著飢餓群眾的面，炫耀奢侈生活。他們衣冠楚楚、香霧繚繞，跟工人說道：「嗨，這場鬧劇該停了吧！你們鬧革命都得到了什麼？」 革命者灰心喪氣，耐心盡失，最後只好承認革命事業又失敗了。他們蜷縮在簡陋的家中，只等大難臨頭。 這時，反動派卻洋洋得意，四處叫囂，然後向革命發動反擊。革命失敗了，什麼也沒留下，革命的果實被反動派踩在腳下。 白色恐怖開始了。一邊是血流成河，斷頭台上一刻不停，監獄裡關滿革命家，而另一邊，上流社會回到以前的軌道，過得和以前一樣快活。 我們的歷次革命都呈現過此番景象。1848年，巴黎工人為了共和國「忍飢挨餓三個月」，忍到力量近乎枯竭的時候，他們在六月孤注一擲，奮力一搏，最終還是被扼殺於血泊之中。1871年，巴黎公社因缺少戰士以失敗告終。當時，巴黎公社已經採取措施實施政教分離，但很可惜，巴黎公社忘了給人民提供麵包，等到後來發現，為時已晚。所以在巴黎，優雅淑女和高貴紳士可以一腳踢開盟友，讓他們為了微薄的工資賣命，而「上等人」卻在豪華飯店悠閒地享用美味。 最終，巴黎公社發現了這個錯誤，開設了公共食堂，可是太遲了。巴黎公社已時日無多，凡爾賽政府軍業已兵臨城下。 「麵包，革命需要的是麵包！」 讓別人花時間發表動聽的宣言、周身纏滿金線帶、去大談政治自由吧！ 我們想要看到的是：從革命開始直至最後一刻，在為自由而戰的各個地區，沒有一個男人缺少麵包，沒有一個女人和疲倦的人群一起站在麵包店外苦等，希望偶爾有人發發善心，扔給她一片麵包，也沒有一個孩子因缺少食物而消瘦。 中產階級總是誇誇其談地講著「偉大信念」——倒不如說是彌天大謊！ 人民的理想是讓人人都有麵包。中產階級市民和沾染了中產階級思想的工人在「空談俱樂部」中讚美自己的修辭，「實幹家」滔滔不絕地討論政體，而我們這些「空想家」——必須要考慮每天的麵包問題。 我們有膽量向世人宣告：人人有權獲得麵包，麵包也足夠分給所有人，只要以「人人有麵包」為口號，革命必將勝利。 二 眾所周知，我們是空想家。因為我們是空想家，所以才會相信，革命應該而且也能夠保證人人有居所、有食物、有衣服——中產階級市民，無論屬於哪個黨派，都對這個想法感到極度不快，因為他們深知，一旦人們能夠填飽肚子，就難以控制了。 儘管如此，我們仍堅持己見：必須給革命群眾提供麵包，必須首先解決麵包問題。如果解決麵包問題時，能以人民利益為重，革命就能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因為解決麵包問題時，我們必須接受平等原則，放棄其他一切方案。 有一點可以確定，即將到來的革命——就像1848年革命一樣——會在工業陷入嚴重危機的時刻突然降臨。半個世紀以來，局勢動盪，變得越發不可收拾。凡事都有那個趨勢——不斷有新的國家參與國際貿易、爭奪世界市場，戰爭越益頻繁，賦稅日趨繁重。國債，未來的不安全誘因，再加上遍布世界各地的大規模殖民活動。 此時此刻，歐洲的失業工人達到數百萬。革命一旦突然降臨，而且像點燃了的火藥引信迅速燃燒，失業問題將越發嚴重。一旦歐洲和美國爆發革命，失業人口將增加一倍。如何才能為他們提供麵包呢？ 我們不知道，自詡為「實幹家」的人是否坦率地問過自己這個問題。但是我們卻知道，他們希望延續工資制，於是我們可以確定，必定會有「國家工場」和「公共工程」，因為這兩項舉措被誇耀為可以讓失業人口有飯吃。 因為1789年和1793年曾開辦過國家工場；因為1848年也曾訴諸此法，因為拿破崙三世成功依靠公共工程建設，安撫巴黎無產階級長達18年，巴黎為此負債8000萬英鎊，每人繳納三四英鎊的市政稅；因為四千年前，這種高明的「馴獸」法在羅馬乃至埃及都司空見慣，因為暴君、國王、皇帝總是使用同一詭計，扔給人民一點吃的，好乘機抓起鞭子，所以「實幹家」自然對延續工資制的辦法讚不絕口。既然暴君之法經久不衰，又任由我們使用，那又何必絞盡腦汁，另尋良策呢？ 然而，革命若被誤引到這條道路上，一定會迷失方向。 1848年2月27日開辦國家工場時，巴黎的失業人口僅為8000人，而兩星期後，失業人口已升至4.9萬人。失業者要不了多久就會達到10萬人，這還不包括從各地湧來的失業者。 不過當時，法國貿易和製造業的僱傭工人僅為現在的一半。而且我們知道，在革命期間，社會劇變，商品交換，工業損失最重。其實，我們只需想一想，有多少工人直接或間接依靠出口貿易生活，有多少人受僱生產奢侈品，賣給少數中產階級，道理就顯而易見了。 所以歐洲一旦爆發革命，至少有一半工廠和作坊必須停產。這意味著數百萬工人及其家人會流落街頭。「實幹家」會盡力避出現這可怕的局面，他們會實施國家救濟，也就是說，在當地興建新產業，為失業者提供工作！ 蒲魯東 [6_1] 早在五十多年前就已經指出，很明顯，所有權哪怕遭到一丁點攻擊，根植於私人企業和工資勞動之上的制度就將徹底瓦解。社會自身只好將全部生產攥在手中，而且要改造生產，以滿足全體人民的需要。但這不是一天或一個月就能完成的，必然需要一段時間改造生產體系，而在此期間數百萬人將無以為生。接下來該怎麼辦呢？ 切實可行的辦法只有一個：勇敢面對前方的艱巨任務，對於我們製造出的危局，不可小修小補，應在新的基礎上改造生產。 因此依我們所見，真正行之有效的措施是：人民應該迅速控制發動革命的各公社的所有糧食，認真清點，杜絕浪費，利用集中起來的糧食，讓所有人都能渡過難關。在此期間，還需同工廠的工人訂立協議，給工人必要的原材料，保證他們獲得生活資料，而工人則要生產產品，滿足農業人口的需要。因為我們切不可忘記，在法國織造綾羅綢緞，裝扮德國金融家的夫人、俄國皇后和桑威奇島女王時，在巴黎製造精美飾品和奇異玩物、賣給全世界的富人時，法國三分之二的農民卻沒有合適的燈來照明，他們沒有現代化農業生產所必需的工具。最後，必須充分利用那些廣袤的不毛之地；必須改良貧瘠土壤；至於肥沃的土壤，在現有的制度下，連四分之一乃至十分之一的生產潛力都沒有發揮出來，所以應當集約種植肥沃土地，像料理商業園圃或盆栽一樣悉心照料。沒有其他切實可行的辦法；而且無論我們喜歡與否，由於情勢所迫，只能這麼做。 三 當前資本主義制度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工資制，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一個人或者一群人，有了必要的資本之後就開始經營工廠；隨後，這個人或這群人向工廠或作坊提供原材料，組織生產，向雇員支付一定薪水，最後將剩餘價值或利潤據為己有，美其名曰是為了補償自己管理企業、承擔風險，為了彌補商品價格波動造成的損失。 為了維持工資制，壟斷資本的人願意妥協；比如說，拿出部分利潤分給工人，其實就是設定「浮動計算法」，即物價上漲時，提高工人工資。簡而言之，資本家願意有所犧牲，只要能管理工廠，優先獲益。 如我們所知，集體主義雖然會考慮修改現行秩序，但不會廢除工資制。集體主義不過是用政府——中央或地方某種形式的代議制政府——代替單個僱主。在集體主義制度下，中央或地方議員、議員代表和官員控制著工業。正是這些人把剩餘產品的使用權留歸己有——為了維護所有人的利益。再者，在普通勞動者和有一技之長的勞動者之間，集體主義進行了頗為微妙又影響深遠的區分。在集體主義者看來，無需技能即可從事的勞動是簡單勞動，而工匠、技工、工程師、科學家等等從事的勞動——馬克思稱之為複雜勞動——理應獲得較高的工資。然而，無論是普通勞動者還是工匠，無論是織布工還是科學家，都是從國家掙工資的僕人——最近我們稱之為「所有官員」，不過是說得好聽點罷了。 那麼，即將到來的革命為人類作出的最大貢獻，莫過於讓形形色色的工資制無處立足，讓反對工資奴役的共產主義成為唯一可以實施的解決辦法。 即便承認，按照集體主義設想改革現行制度，若在太平盛世逐步推行，或許可行——但在我看來，就算是在太平盛世，集體主義改革也未必可行——但在革命期間，就萬萬不行了。革命爆發後，會突然出現數百萬饑民需要養活，而且還要馬上呼籲人民拿起武器，保衛革命。一場政治革命不足以撼動工業根基；但是革命觸及財產權的地方，勢必導致商品交易和生產處於癱瘓狀態。流入國庫的數百萬公款，也不夠給數百萬失業人口開工資。 不可太過執著於工資制，在新的基礎上改造工業（這個問題有多重要，我們一會兒就講）絕非數日之功。再者，人民也不會為了幫助那些支持工資制的理論家，忍飢挨餓好幾年。為了渡過難關，人民會像以往遇到危機時那樣，要求物資盡歸公有，實施配給制。 空談忍耐不過是白費唇舌。人民不會再忍耐下去。如果遲遲沒有吃的，人民就會洗劫麵包店。 而後，如果人民抵不住誘惑，不能把搶來的東西全都交出來，就會被槍斃，這是為了給集體主義一個公平的試驗場。為此，必須維持「秩序」，無論付出怎樣的代價——秩序、紀律、服從！資本家不久就會意識到，如果自稱革命者的人槍殺人民，那麼人民將會仇視革命。那時，資本家當然支持捍衛秩序的人——哪怕是集體主義者也無妨。如此一來，資本家就會知道今後如何鎮壓集體主義者。如果靠這種方法「維持了秩序」，結果也就不難預料了。集體主義者中的「秩序」派，不甘於擊斃幾個「搶匪」，還要揪出「匪首」。他們會重建法庭，重新僱傭劊子手。把最堅定的革命者押送到斷頭台，1793年的悲劇將會重演。 我們不要忘記，反動派在上個世紀是如何勝利的。首先是埃貝爾派和忿激派遭屠殺。米涅對當年的鬥爭記憶猶新，仍稱他們為「無政府主義者」。不久之後，丹東派也步其後塵。羅伯斯庇爾派將這些革命者送上斷頭台後，最終他們也難逃厄運，同樣走上了斷頭台。人民厭倦了血腥殺戮，看到革命失敗便認輸投降，任憑反動派肆意妄為。 我們說，如果「秩序恢復」了，社會民主黨人就會殺害無政府主義者；之後，費邊派再殺害社會民主黨人，然後再被反動派殺害；最後，革命走到盡頭。 但是，這一切使我們更加確信：人民富有活力，可以走得很遠；革命爆發後，無政府共產主義思想將普及開來。這個想法不是捏造出來的，是人民親口告訴我們的。人民越是清楚其他路都走不通，共產主義者就會越多。 如果人民有強大的推動力，形勢將會轉變。起義城市的人民，不會搶劫麵包店，因為第二天還得挨餓，他們會占領倉庫、家畜市場——實際上他們會控制所有物資儲備和所有食物。善良的市民——不論男女——將自發組建志願隊，全力以赴，清點每間商店的商品、每間倉庫的物資，然後粗略地登記造冊。 倘使在法國，也就是在巴黎，爆發這樣一場革命，24小時後，公社就能了解巴黎沒有統計清楚的（雖然巴黎有不少統計委員會），就會知道巴黎在1871年遭圍困時壓根沒有統計過的——城內有多少糧食。48小時後，就可以印出數百萬份表格，詳細標明可供取用的食物數量、食物的存放地點和分發方式。 在各住宅區、街道、商業區，多個志願隊將組織起來，負責糧食供給，而這些負責給養的志願者會發現，彼此之間容易合作交流。只要雅各賓派不端出刺刀壞事，只要自詡「信守科學」的理論家不插手搗亂，一切就會進展順利或者，只要理論家無權無勢，無權無勢！那就任他們講自己的糊塗理論。人民生來就有良好的組織觀念，在法國各社會階層更是如此，但是他們很少有機會顯露。在巴黎這樣的大城市，革命爆發後，自由工人憑藉良好的組織觀念，可以組建一個龐大的聯盟，準備好為每個人提供所需的食物。 讓人民放手去干，十天後，食物供給就會平穩有序，令人佩服。只有從未見過人民勤奮工作的人，只有一輩子都埋頭於文案的人，才會有所懷疑。人民被誤解了，其實人民很偉大。說到人民的組織天分，凡是目睹了巴黎革命和倫敦碼頭工人大罷工——當時有50萬饑民要養活——的人，就會告訴大家，人民的組織才能遠勝於愚蠢傲慢的官僚。 而且，縱然我們必須忍耐兩周乃至一個月的困難和混亂，也一定不會有太大影響。對於人民大眾而言，革命畢竟會改善他們的處境。而且革命期間，人們渴望一邊評論國家大事，一邊吃點麵包和奶酪。 不管怎樣，因迫切需求而自然形成的體制，總比各色委員會中迂腐的理論家閉門生造的東西要好上千萬倍。 四 大城市的人民迫於時勢占有全部物資，起初是最緊缺的必需品，然後逐漸將其他物資收歸公有，以便滿足所有市民的需求。這個行動實行得越快越好；實行得越快，痛苦越輕，紛爭越少。 不過，為了人人都能拿到自己應得的食物，社會需要組建在何種基礎之上呢？這是我們一開始就必須面對的問題。 我們的答案是，辦法只有一個。只有一個辦法才能公正地建立共產主義，只有一個辦法才能既讓我們感到公平正義又切實可行，這就是歐洲農民公社採用的制度。 比方說一個農民公社，隨便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甚至在法國也可以，雖然雅各賓派在法國不遺餘力地破壞公社的作用。如果農民公社占有樹林，那麼只要木材充足，誰都可以隨意取用。除了鄰里可能會有非議，沒有任何顧忌。成材木總是很短缺，必須慎重分配。 公有牧場也是如此。只要牧草豐腴，放養多少家畜、每家家畜消耗多少牧草均無限制。只要充足夠用，則牧場共用，牧草共享。瑞士的所有公社以及法國、德國的數萬公社，只要有公有牧場，都採用這個制度。 東歐森林茂密，土地廣袤。在東歐各國，農民需要多少樹就砍多少樹，需要種多少地就種多少地，從未有人想過要限制每個人砍樹種地。不過一旦樹木或土地短缺，像俄國現在那樣，就要依各戶需要，按戶分配。 簡而言之，這個制度就是：凡公社財產，數量豐富的，取用不受限制，而數量短缺或容易短缺的，則要公平分配。在歐洲居住的3.5億人中，有2億人仍遵守這個自然共產主義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城市，至少有一種商品的分配是遵循自然共產主義制度，這種商品數量豐富，就是供給各家各戶的水。 只要不擔心供水短缺，沒有哪家供水公司會考慮限制各家用水，各戶想用多少，就用多少！不過，遇到乾旱時節，如果擔心供水短缺，供水公司知道只需在報上刊登一則簡短的聲明，讓公眾知悉此事，那麼市民就會減少用水，避免浪費。 不過倘若水資源確實匱乏，那怎麼辦呢？只能使用配給制。當然實施配給制，有常識的人都會這麼做，所以1871年巴黎兩次被圍時均要求實施配給制。 有必要詳細闡述、製圖繪表，來闡明定量配給如何實施嗎？有必要證明定量配給公平公正，遠勝當前的制度嗎？詳細闡述、製圖繪表，都無法說服中產階級，很可惜，也無法說服沾染了中產階級偏見的工人群體。他們視人民為暴徒，認為只要政府不管事了，人民隨時會相互撕咬。不過，只要見過人民自主決斷、自主行動，就會時刻堅信，如果普通民眾能夠掌控局勢，他們一定會嚴守公平公正，將物資配給到每個人。 如果你在群眾集會上講話，說美味佳肴——如野味什麼的——應留給遊手好閒的貴族，滿足他們挑剔的味覺，而黑麵包應拿給醫院的病人，聽眾定然噓聲不斷。相反，請在群眾集會上這樣講，在街角、集市上這樣宣傳：極品美味應留給病人和體弱者，尤其是病人；請這樣講：如果全城只有五對鷓鴣和一箱雪利酒，那麼這些應該留給病人和康復期的病人；請這樣講：病人優先，兒童其次；如果牛奶和羊奶不夠所有人共享，就應留給兒童；如果社會陷入此等絕境，那就把最後一塊肉留給老人和孩子，讓壯漢吃乾麵包。 簡而言之，請這樣講：如果有這種或那種消費品短缺，必須定量配給，那麼最困難的人，應得到的最多。講完後，看看是否會得到一致贊同。 飽食終日之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人民明白，而且一直都明白。即使富貴人家的孩子，如果流落街頭，與百姓交往，也會慢慢明白。 那些理論家——在他們看來，軍人的制服和軍營的共餐制就是文明——他們定然願意開辦國有廚房，實行「斯巴達的肉湯」（共餐制）。他們會指出，如果建立若干這種大型的國有廚房，人人都可以去取定量配給的湯、麵包和蔬菜，可以產生諸多便利，其一便是節約燃料和糧食。 我們並不懷疑這些便利之處。我們深知，用類似的方法已經節約了很多燃料和糧食，比如各家各戶已經不再使用必備的手動研磨機、手推磨和麵包爐了。我們非常清楚，同時為一百家煮肉湯，比一百家分別點火煮湯更划算。此外，我們還知道，土豆的做法數不勝數，但是在一口巨鍋內烹製出夠一百家吃的土豆，味道也不錯。 我們知道，事實上，烹飪的各種味道全憑廚師和家庭主婦調製，同時烹製一英擔（一噸的二十分之一）土豆以後，廚師或家庭主婦盡可隨心所欲地調味和上菜。而且我們知道，用肉熬制的原汁，可以做成多種湯水，滿足各種口味。 儘管我們很清楚這些事實，但是我們也認為，如果家庭主婦想自己燒火，用自己的鍋做土豆，那麼任何人都無權強迫她必須取公共廚房已經做好的土豆。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人人可以自由地與家人吃飯，與朋友吃飯，甚至在飯店吃飯，只要自己覺得好就行。 大型的公有廚房必然會代替現在毒害人民的飯店。巴黎的家庭主婦從肉販那裡購買原料，然後再隨心情做各種口味的湯；倫敦的家庭主婦知道，在麵包店可以烤肉，也可以烘烤蘋果餡餅和大黃餡餅，花不了幾個錢，卻節省時間和燃料。如果公有廚房——未來的公共麵包房——建立後，民眾不用冒著被騙、被毒害的風險，就可以得到做好的食物，那麼公有廚房做好飯菜，讓個人依據口味完成最後工序，一定會十分普遍。 不過，硬性規定只能將做好的食物帶回家，這與建造修道院和兵營的想法毫無二致，都是專制迷信頭腦生出的病態想法，與我們的現代觀念格格不入。 「什麼人有權從公社拿取食物？」這肯定是我們首要思考的問題。每座城市都將給出自己的答案，不過我們堅信，如何回答取決於如何看待正義。如果生產尚未改造，亂局持續不止，無法斷定哪些人懶惰成性，哪些人真正失業，就應該把可以利用的食物分給所有人，無一例外。一直與新秩序為敵的人會趕緊消失，不敢在公社露面。不過在我們看來，人民大眾一向心胸寬廣，性情仁慈，只要與自己站在一起，不論是勝者還是敗者，都會與其分享麵包。人民有這樣的心胸和性情，不會損害革命，而且一旦生產恢復，昔日的敵人將在同一作坊並肩勞動。在勞動自由的社會裡，懶人不足為慮。 「但是食物一個月後就沒了！」反對我們的人立刻驚呼道。 「這樣更好」，我們會說。這將是有案可查以來，人民第一次有足夠的東西吃。至於如何補給食物，我們將在下一章討論。 五 一座處於革命中的城市要如何補給食物呢？我們會回答這個問題，不過很明顯，補給食物的方法取決於各個省以及鄰國革命的特點。如果是全國，甚至是整個歐洲同時完成社會革命，開始徹底實行共產主義，我們的方法就會簡單得多；不過，如果只有歐洲的幾個公社進行嘗試，就只能選用其他辦法了。形勢決定方法。 因此，我們在展開下文前，先大概看一眼歐洲形勢，我們雖然無意裝作能未卜先知，但要設法預見革命的發展道路，至少要預見革命的主要特徵。 理想狀態當然是全歐洲同時起義，普遍實行充公，共產主義原則讓所有人心潮澎湃。如果整個歐洲全部起義，本世紀的任務便要簡單得多了。 但是種種跡象都告訴我們這是不會發生的。我們堅信，革命定會席捲歐洲。如果歐洲大陸的四大首都——巴黎、維也納、布魯塞爾和柏林——之一爆發革命、推翻政府，那麼幾乎可以肯定，其他三個城市在幾周之內定會效仿。而且，歐洲各主要半島，甚至倫敦和聖彼得堡不久之後都很可能會緊隨其後。不過，我們很難斷定各地革命是否會呈現出相同的特徵。 極為可能的是，各地會實施大規模充公，而一個歐洲大國實施充公，將影響到其餘各國。不過，各地革命在初期將呈現出巨大差異，各國的革命道路也將迥然不同。1789至1793年，法國農民耗時四年，最終擺脫了地主壓榨；資產階級耗時四年，推翻了皇權統治。我們當將此牢記於心，也應因此耐心等待革命逐步發展，如果革命腳步偶爾遲緩，我們也不要灰心喪氣。在歐洲各國，革命不一定會有明顯的社會主義傾向，至少在革命初期如此。要記得，德國仍然在努力實現建立聯合帝國的夢想。德國的進步政黨憧憬著模仿1848年的法國、建立一個雅各賓式的共和國，還希望依照路易·布蘭克的想法建立勞動組織；而另一方面，法國人民最嚮往的是建立自由公社，是不是共產主義公社都可以。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未來一旦爆發革命，德國將比1793年的法國走得更遠。法國18世紀革命比英國17世紀革命前進了一步：法國18世紀革命一舉廢除了國王和地主權力，但在英國，國王和地主權力至今餘威猶存。然而，如果德國比1793年的法國走的路更遠，做的事更偉大，那麼促使德國誕生革命的思想必定是法國1848年革命的思想，而激發俄國革命的思想可能是法國1789年和1848年兩次革命的思想。 然而，即便不過分看重上述預言，我們也可自信地作出以下結論：在歐洲各國，革命特徵不同；各地財產公有化的程度也不會相同。 如此一來，立於革命潮頭的國家是否有必要放慢腳步、等待落後的國家？不時有人這樣建議。我們必須等到共產主義革命在所有文明國家都孕育成熟嗎？當然不是，即使有心如此，也不可能實現。歷史從不等待落後者。 再者，雖然一些社會主義者夢想著革命能畢其功於一役，轉眼間便大功告成，但是我們認為，這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不可能的。很可能發生的是，法國的五六個大城市——巴黎、里昂、馬賽、里爾、聖艾蒂安、波爾多，只要有一個宣布成立公社，其他大城市就會緊隨其後，而許多小城市也會紛紛效仿。同時，各礦區、工業中心可能迅速擺脫「業主」和「老闆」，成立自由團體。 但是，許多鄉村地區還沒有進步到此等程度。各地成立革命公社後，鄉村地區仍將觀望，繼續依存於個體制。沒有法警和稅務員來打擾，農民對革命者也不會懷有敵意。因此，農民一方面因新形勢而獲益，一方面又會拖延向當地的剝削者交納欠款。不過，農民會滿懷熱情、腳踏實地地種田——歷次農民起義都有此特點，比如1792年革命時，法國農民的勞動熱情十分高漲——因為種田不納稅，不抵押財產，這對農民來說更有吸引力。 至於其他國家，革命也會隨處爆發，但特點各不相同：有的實行國家社會主義，有的實行聯邦制，各地雖然大體上都是社會主義，但並無特定規律可循。 六 我們再來談談起義的城市，想一想市民如何找食物。如果不是全國都接受了共產主義，那麼如何獲得必需的物資呢？這個問題需要解決。就拿法國一座大城市來說吧，比如說首都巴黎。巴黎每年消耗數千噸糧食、40萬頭公牛、30萬頭小牛、40萬頭豬、兩百多萬頭羊，外加許多獵物。此外，這座龐大的城市每天還要吞沒兩千多萬磅黃油、2億個雞蛋和其他海量農產品。 巴黎從美國、俄國、匈牙利、義大利、埃及和印度進口麵粉和穀物，從德國、義大利、西班牙乃至羅馬尼亞和俄國進口牲畜，而食雜百貨，則來自世界各個國家。 那麼，我們來看看巴黎或其他大城市是如何靠國內農產品實現再補給的，而且這些農產品是由各省主動供給。 在盲信「強權」的人看來，此事易如反掌。他們首先建立高度集權的政府，配有各種強制機構——警察、軍隊和刑場。集權政府將登記法國全境的農產品。它將國家分為若干供應區，命令將規定數量的某種食物在某日送至某地，在某車站交付，由某官員在某日前往接收，然後存儲在某倉庫。 現在，我們敢斷言，這個辦法不僅令人生厭，而且根本不可能付諸實踐。這純粹是空想！ 手中握筆，置身書房，盡可做如此美夢，可離開了書房，接觸到現實，夢也就碎了，這在1793年得到了證實，因為所有這類理論都沒有考慮到人的獨立精神。一旦採取強權手段，各地將出現暴動，一些省抵製革命，農村起義反對城市——農村全都武裝起來，反抗城市傲慢地將這套做法強加給農村。 我們受夠了雅各賓式的空想！我們看看是否另有適用的組織形式。 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各地斷了大城市的糧，扼殺了革命。然而眾所周知，法國1792至1793年的糧食產量沒有減少，有證據表明產量甚至還增長了。不過，等到農民占了農場主的土地，糧食豐收了，就不願為紙幣出售糧食了。他們囤積糧食，等著糧價上漲或是有人用金子購買。國民公會採取了最嚴厲的措施，但仍無濟於事，就連死刑也未能扭轉困局，也未能迫使農民賣糧。公會委員曾經斷然處決囤積糧食的人，無情地處死投機買賣食物的人。可糧食還是不見蹤影，市民還是忍飢挨餓。 不過，拿來換取農民辛苦勞作果實的是什麼呢？是（流通於1789至1796法國大革命期間的）紙券，是無日不貶值的紙片，根本花不出去。一張面值40磅的紙券買不了一雙長靴，農民自然不急著拿出苦幹一年的果實，換取一張連一件襯衫都買不起的紙幣。 只要向農業生產者支付毫無價值的紙幣——不論叫紙券還是叫勞動券——情況都不會改變。農村將拒售農產品，城市將忍飢挨餓，就算效法從前，處決頑抗的農民，也無濟於事。 若要換取農民的勞動果實，我們切不可用毫無價值的紙幣去換，而要用農民急需的機器製成品去交換。農民沒有好用的農具耕地，沒有衣服抵禦惡劣天氣，沒有燈和油代替灰暗的燈芯草蠟燭和動物油脂，也沒有鐵鍬、耙子和犁。目前情況下，農民缺這少那，也只得勉力支撐，不是因為農民覺得不需要這些東西，而是因為他們一直在貧困中掙扎，許多有用之物都遙不可及，這源自農民無錢購買。 讓城市即刻全力以赴生產農民需要的一切，不要再為富太太生產華而不實的東西了；讓巴黎的縫紉機運轉起來，為農民縫製工作服和周日穿的衣服，不要再為英國地主、俄國地主、非洲金礦巨頭的太太們製作昂貴的晚禮服了；讓工廠——包括鑄造廠——生產農具，如鐵鍬和耙子，不要再等英國將農具運到法國，換取法國葡萄酒了。 城市不能再往農村派遣佩戴紅色、藍色或彩色綬帶的監察員，命令農民將農產品送到某某地；城市應該派出友好使者，以兄弟般的口吻懇請農民：「只要給我們農產品，你們就可以從我們的倉庫和商店拿走喜歡的機器製成品。」——隨後糧食就會從四面八方湧來。農民只會留下自己所需要的，其餘的糧食都會運到城市，因為他們把辛勤工作的市民看成同志——看成兄弟，而非剝削者，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也許有人會告訴我們說，這需要先對工業進行徹底的改造。沒錯，有些部門確實如此，不過有些部門改造起來很迅速，不久就可以為農民生產衣服、鐘錶、家具和簡單的工具，眼下城市賣給農民的這些東西，價錢高得離譜。織布工、裁縫、鞋匠、洋鐵匠、細木工以及許多其他行業的手藝人，很容易集中精力製造實用品和必需品，不再只是製造奢侈品。現在需要的，是讓公眾從心理上完全認同改革的必要性，視其為正義之舉、進步之舉，而且不再受理論家難以割捨的空想的欺騙——理論家們夢想著在革命中只占有工業利潤，而讓生產和商業照舊運行。 綜上所述，這便是我們對整個問題的看法。不要再用紙片欺騙農民了——哪怕紙片上印著驚人的數字；農民是種田人，要拿他們所需之物，來換取農產品。這樣，土地上長出的果實會大量湧入城市。如若不然，城市就會鬧饑荒，隨後反動勢力抬頭，接著絕望情緒將會蔓延。 七 我們已經講過，各大城市不僅從國內各省、也從國外購買米、面、肉。外國不僅向巴黎運送香料、魚以及其他各種美味，還運送大量的穀物和肉。 不過革命爆發後，大城市須儘可能減少對外國的依賴。如果俄國的小麥、義大利或印度的大米、西班牙或匈牙利的葡萄酒大量充盈著西歐市場，那並不是因為這些產品在出口國大量過剩，也不是因為它們就像草地上的蒲公英那樣可以自然生長。比如在俄國，農民每日勞作16個小時，可每年還要忍飢挨餓三至六個月，就是為了出口糧食，好交錢給地主和政府。如今在俄國，糧食剛收割完，警察就立即趕到農村，若農民不主動把糧食賣給出口商，警察就賣光農民的牛馬，抵償到期的稅款和應付給地主的地租。通常情況下，為了避免牲口被拉走賤賣，農民僅留下能吃九個月的糧食，把其餘的糧食賣掉。於是，農民為了維持到下一個收穫季節，就把樹皮、野草摻進麵粉里，年頭好的時候要吃三個月，年頭的差時候要吃六個月，而他們生產出的小麥卻做成餅乾，供倫敦人食用。 但是一旦革命到來，俄國農民將給自己和孩子留足麵包，義大利和匈牙利的農民也是如此；我們希望印度農民也能從這些好的例子中有所受益；而美國農民幾乎不可能彌補歐洲所有的糧食缺口。所以，不能寄希望於美國農民供應小麥和玉米來滿足所有需求。 由於中產階級的全部文明是建立在壓榨劣勢種族、剝削工業落後國家的基礎上的，而革命可以撼動「文明」，讓劣勢種族自我解放，因此革命從一開始就有益處。 但是，隨著湧入西歐各大城市的食物供給不斷銳減，這個巨大的益處會越發明顯。 我們很難預測國內各地的情況如何。一方面，土地的奴隸可以借革命之機，挺直彎曲已久的腰板。農民不必像現在這樣每天工作十四五個小時，可以只工作一半的時間，當然會造成主要消費品——糧食和肉類的產量下降。 不過另一方面，農民一旦意識到，再也無人強迫自己日夜辛勞，供養無所事事的有錢人，產量會馬上增加。會開墾出來大片的新土地，也會投入使用新機器和改良機器。 「1792年，農民從地主手中拿回了渴望已久的土地，種地熱情高漲，可謂空前絕後。」米什萊論及法國大革命時這樣說道。 當然不久之後，就可以廣泛普及集約種植，公社很快就可以提供改良過的機器以及化學肥料等物品。但是，種種事實都表明：革命之初，農產品必然減少，法國和其他地方都是如此。 無論如何，預見國內外糧食供給會減少，是極為明智的。可是糧食供給減少，如何補救呢？ 哎！我們自己動手，良方就在眼前，無需絞盡腦汁苦尋遠方的萬應靈藥。 大城市和農村必須都開始種田。我們必須回歸到生物學所說的「功能整合」，即勞動分工後，再合為一體——在自然界，萬事萬物都遵循這個規律。 此外，撇開哲理不談，迫於形勢也會這樣做。巴黎會看到，到第八個月的月末，麵包就會開始短缺，巴黎就要著手種植小麥。 土地並不匱乏，因為大城市周邊儘是土地，尤其巴黎周邊有地主的公園和遊樂場。這數千英畝土地，只要有了農夫的熟練勞動，就能變為環繞巴黎的良田，比俄國南部被太陽烘烤的平原肥沃千百倍。勞動力也不會匱乏。巴黎兩百萬市民如果不再圍著俄國王子、羅馬尼亞貴族和柏林金融家的太太團團轉，只顧迎合他們奢侈的時尚追求和娛樂消遣，那能把注意力轉向哪裡呢？ 有了本世紀發明的所有機器，有了工人——經常與複雜機器打交道——的才智和技術能力，有了發明家、化學家、植物學教授和像熱訥維耶商業園藝師一樣的應用植物學家，有了用於增加和改良機器的所有工廠，最後，有了巴黎人民的組織意識、勇氣和幹勁——有了這一切為其所用，巴黎無政府主義公社的農業將迥異於阿登省的粗放農業。 蒸汽、電、太陽熱能和風不久就可以服務人類。種地的粗活、累活，很快就可以交給蒸汽機引犁和蒸汽耙了。土壤經蒸汽機引犁和蒸汽耙除草增肥後，人們（女性比男性更佳）只要動點腦筋，細心照料，就會長滿茂密的莊稼，不是一年一熟，而是一年三熟或四熟。 於是，向專家學習園藝，在小塊實驗田嘗試不同的耕種方法，比較誰的收成好，適量鍛煉，強身健體（許多城市人體質下降，力氣衰減）——大人小孩、男男女女都高高興興去種地，此時種地已不是奴役，而是樂趣，是節日，可以讓人恢復健康、重拾快樂。 「沒有貧瘠的土地；人努力多少，土地就回報多少。」這就是現代農業給出的定論。向土地索取，只要方法正確，土地一定會給你麵包。 一個地區，即便如塞納和塞納一瓦茲兩省一樣小，又有一個如巴黎那樣大的城市需要供養，也基本上足以長出所需的糧食，但如果方法不當，恐怕就難以實現。 農業和工業相結合，一個人兼顧農民和機械師二職一一無政府共產主義如果從一開始就直接實施充公，必然會帶領我們走到這一步。 只要革命走到這一步，那麼饑荒就不是可怕的敵人。不，革命面臨的危險在於怯懦、偏見、妥協。丹東看到了這種危險，因而向法國呼喊：「勇敢些，勇敢些，再勇敢些」先有大膽之思想，隨後必有大膽之行動。 [6_1].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法國政論家和經濟學家，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奠基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