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包與自由 · 第四章　充公

一 據說1848年法國革命時，羅思柴爾德 [5_1] 看到自己的財產可能不保，就想出了這樣的招數：「我很願意承認，」他說，「正是因為別人的犧牲，我才有了今天的財產，不過要是明天將我的財產分給歐洲數百萬人，每人只能分到四個先令。那麼好吧，如果誰向我要這四個先令，我保證給他。」 我們這位百萬富翁對公眾作了此番承諾後，仍舊在法蘭克福的大街上悠閒地散步。三四個路人向他要四個先令，他冷冷一笑，隨手甩給他們。他的伎倆成功了，羅氏家族仍坐擁自己的財產。 中產階級中的那些滑頭也如法炮製。他們說：「啊，充公！我知道充公是什麼意思。你們拿走所有的大衣，堆在一起，誰都可以隨意挑選，還都搶著要最好的。」 但是，像這樣的嘲諷，既離題甚遠，也不夠嚴肅。我們想要做的不是重新分配大衣，儘管有一點必須要說明，就是分配大衣，在冷得瑟瑟發抖的人看來也是不錯的。我們想要做的也不是分割羅思柴爾德家族的財產。我們真正想要做的是妥善安排好一切，首先保障出生的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學習一技之長並能熟練掌握，其次保障出生的每一個人都可以自由地工作，既不用徵得主人的同意，也不用將自己生產的大部分產品交給地主或資本家。至於羅思柴爾德家族或范德比爾特 [5_2] 家族的財產，可以為我們所用，組建我們的公共生產體系。 等到有一天農民耕地無需交納一半的收成，等到有一天土地豐收所需的農機具由農民自由支配，等到有一天工人為社會大眾生產而不是為壟斷者生產——這一天工人可以吃飽穿暖——那麼就不會再有像羅氏這樣的剝削者了。 到了這一天，所有人都不必出賣力氣，換取只占自己勞動產出一小部分的工錢。 無政府主義的總體思想和充公的具體思想，在擁有獨立人格和不以悠閒無事為最高理想的人中間得到的共鳴，要遠超我們的想像。「就算是這樣」，我們的朋友經常告誡我們，「當心做得過頭！人性的改變不能一蹴而就，所以不要這麼急於實施你那些充公和無政府主義的計劃，否則你取得的成果可能無法鞏固持久。」 不過，我們對充公的擔憂卻恰恰相反。我們擔心做得不夠徹底，擔心充公的範圍太小，以致無法長久。我們不會讓革命的激情在中途受到壓抑，不會讓革命因折中妥協而夭亡。不徹底充公，誰都無法滿意，除了造成社會劇烈動盪、阻礙社會的正常活動之外，不會產生什麼重要影響——只能讓普遍不滿的情緒蔓延開來，還必然為反動派復辟創造條件。 事實上，現代國家的各個方面聯繫緊密，如若只變動局部，幾乎無法撼動整體。我們的經濟結構環環相扣，猶如複雜的機器，各個零件相互依存，不論要改進哪個零件，若不從機器整體入手，必定無法實現。一旦要將什麼東西充公時，道理就十分明顯了。 讓我們設想一下在一個國家只實行部分充公。比如說，曾經有人不止一次地建議過，只將大地主的財產收歸公有，工廠則保持不變；或者在某座城市，房產收歸公有，但其他所有東西都留歸私人所有；或者在某個製造中心，工廠收歸公有，但不觸及土地。 這三種做法會導致同樣的後果：工業體系破壞嚴重，無法按照新政策加以重組。工業和金融業將停滯不前，社會既未重建起最為重要的正義原則，也無力達到整體和諧。 如果農業脫離大地主獲得自由，而工業仍是資本家、商人和銀行家的奴隸，那麼什麼事情也做不成。時至今日，農民不僅向地主交納租金，而且還受到現有條件方方面面的束縛。商人剝削農民。農民買把鐵鍬，要付給商人半個克朗，而鐵鍬的價值按照生產所耗的勞動量計算，不過六便士。政府向農民徵稅。政府脫離龐大的官僚體系就無法運行，而且政府還必須維持一支耗資巨大的軍隊，因為各國商人總是不停地爭奪市場，不知哪一天，因為剝削亞洲或非洲的什麼地方起了點爭執，就會爆發戰爭。 接著，農民會因鄉村地區人口減少而受苦。要麼受到奢侈品製造商暫時開出的高工資的誘惑，要麼受到更加多姿多彩的生活的吸引，年輕人紛紛前往規模龐大的製造業城鎮。對工業進行人為保護，外國對我國進行產業剝削，證券交易盛行，改良土壤和生產機器困難重重——現在所有這些因素共同衝擊著農業生產，農業不僅受累於地租，還受到建立在剝削基礎上的社會中各種條件的制約。因此，即便土地充公了，即便每個人都不用交納地租，可以自由自在地耕地，最大限度地增加土地產量，那麼農業雖得以繁榮一時——也不能想當然地認為一定如此——不久之後農民會再次掉進泥淖，與當前農業的境地一樣。一切只能重新開始，不過過程會更加艱難。 工業也是如此。與前面的做法恰好相反：不是把農業勞動者轉變為自耕農，而是將工廠交給工人。消滅工廠主，但是保留地主的土地、銀行家的錢、商人的買賣場所，保留那一群群依靠工人血汗為生的懶漢、那許許多多的掮客，保留政府和無數的政府官員，那麼工業終將陷入停頓。大批農民依然貧困，無力購買工人生產的產品；工人不占有原材料；由於貿易中斷，更由於工業已遍布世界各地，工人生產的產品無法出口。因此工人感覺無力競爭，成千上萬的工人失去工作，流落街頭。這些人忍飢挨餓，就算遇到要剝削他們的陰謀家，他們也會立即心甘情願地屈從。只要有人許諾提供工作，他們甚至會同意恢復古老的奴隸制。 或者最後，假設你驅逐了地主，將工廠交給工人，而保留那許許多多的掮客，讓他們繼續在主要的商業中心榨取工人生產的產品，投機買賣穀物、麵粉、肉類等商品。那麼，一旦商品交易放緩，一旦大城市沒有了麵包，而主要製造中心生產的奢侈品沒有了買家，就會爆發反革命。反革命所到之處，屍橫遍野，城鎮和鄉村遍布槍眼彈孔，無數人遭到流放和驅逐，無異於1815年、1848年和1871年時的法國。 在文明社會，一切都相互依存，只改變局部而不變動整體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有一天一個國家要沒收私有財產——不論是土地財產還是工業財產——必須要全部沒收。若想取得革命勝利，就必須如此。 此外，就算只想實施部分充公，那也是不可能的。一旦「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動搖了，土地的奴隸和機器的奴隸將群起而攻之，土崩瓦解是必然的，找出再多的理由也無濟於事。 一座大城市，比如說巴黎，如果只沒收住宅或工廠，那麼也勢必否認銀行家有權向巴黎公社徵收200萬英鎊作為之前貸款的利息。大城市與鄉村保持聯繫，所以大城市的影響必然促使農民脫離地主。為了使市民獲得食物和工作，同時也為避免供給浪費，巴黎有必要將鐵路收歸公有。1793年的巴黎公社吃了穀物投機商的虧，為了提防這幫人相互勾結，只能由城市自行負責商品的倉儲和分配。 但是，一些社會主義者仍要作出如下區分。「當然，」他們說，「土地、礦井、工廠必須要充公，這些是生產工具，理當看成公共財產。但是消費品——食品、服裝和住宅——還應是私有財產。」 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如此細分有多荒唐。我們不是可以住在森林裡、只用樹枝遮風避雨的原始人。文明人需要一棟房子、一間屋子、一個壁爐和一張床。誠然，對於不事生產的人來說，床、屋子和房子組成了一個誘人懶散的居所。但是對於工人來說，一間溫暖明亮的屋子是一件生產工具，就如同一件器具或一台機器一樣。工人在那裡恢復精力，以便次日工作。工人休息如同機器的日常修理。 說到食物，道理就更顯而易見了。所謂的經濟學家提出了上面的見解，即生產工具收歸公有，而消費品仍歸私有，但是他們難以否認，機器中燒的煤如同原材料一樣，對於生產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既然人類這台機器沒有了食物就無法工作，那又怎麼能說食物不是生產者的必需品呢？食物像宗教玄學的遺蹟那樣可有可無嗎？富人的宴席的確奢侈，但工人的食物不過是生產的一部分，和蒸汽機使用的燃料一樣。 衣服也是一樣。我們不是新幾內亞的原始人。如果女士的華美禮服必須列為奢侈品，那麼幾件亞麻、棉花和羊毛衣裳只能是生產者的生活必需品。上班時穿的襯衫和褲子，以及一日辛勞之後罩上的夾克，對工人而言如同鐵錘之於鐵砧，是必不可少的。 不論我們喜歡與否，人民所說的革命就是這個樣子。人民一旦徹底推翻政府，首先會確保自己有舒適的住宅、充足的食物和衣服——不用向資本家交租。 而人民將是正確的。人民使用的方法，比那些在生產工具和消費品之間劃出許多區別的經濟學家要科學得多。人民知道革命就應從這裡開始；人們將為唯一一門名副其實的經濟學科奠定基礎，這門學科或許可以叫做「人類需求以及滿足人類需求的經濟方法之研究」。 [5_1].羅思柴爾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是歐洲乃至世界久負盛名的金融家族。這裡指的是雅各布·羅思柴爾德（1792—1868）。 [5_2].范德比爾特家族（Vanderbilt Family），是美國淵源很深的大家族，它名下的龐大財團具有長達百餘年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