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包與自由 · 第三章　無政府共產主義

一 我們認為，每個社會在廢除私有制後，就不得不沿著共產主義的無政府方向組織起來。無政府主義通向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也可以通向無政府主義，兩者都代表著近代社會的主要趨勢，即追求平等。 在過去，一個農民家庭可以把自己種植或收割的糧食，或者把自己織出的羊毛衣服，當成自己土地上的產品。但就連這種看法也不大正確。道路、橋樑是共同修建的；排乾沼澤地是共同勞動，公共牧場周圍的籬笆是所有人共同維修的。如果有個人把織布機或者染料進行了改良，所有人都可以受益；即便在那個年代，一個農民家庭也不可能獨自生活，在許多方面還要依靠鄉村或公社的其他人。 但是現在，在工業目前的發展狀況下，一切都是互相聯繫的，生產的各個部門與其他所有部門緊密相關，如果想主張某些工業產品是個人創造的結果，這完全站不住腳。文明國家的紡織業和採礦業之所以達到令人驚奇的完美地步，得益於其他千百種大小工業的同步發展，得益於鐵路網的擴張、海洋間的航行、成千上萬勞動者手工嫻熟的技能以及整個勞動階層都達到了一定水平的文化——總而言之，得益於全球各地人們的勞動。 開鑿蘇伊士運河時死於霍亂、建造聖·哥特哈德隧道死於關節僵硬的義大利人，和參加廢奴運動而死在槍林彈雨之下的美國人，對於英、法兩國棉紡織業的發展所作出的貢獻，並不亞於在曼徹斯特和魯昂的工廠中辛苦勞作的青年女工和（在某個工人的建議下）成功改良織布機的發明家。 那麼我們又怎麼去估計，在所有人共同積累的巨大財富中，每個人究竟占有多少份額呢？ 如果用籠統的、綜合的觀點去觀察生產，我們就不能贊同集體主義者的觀點，他們認為，根據每個人勞動的時間按相應比例支付其報酬，是一種理想的安排，或者至少是邁向正確方向的一步。 我們暫時先不討論現在社會中商品的交換價值是否真正由生產該商品所需的勞動量決定——這是亞當·斯密、李嘉圖的理論，馬克思也贊成他們的觀點——後面再回到這個話題上，這裡先說一說我們的觀點，在一個把勞動工具視作共同遺產的社會裡，這種集體主義理想在我們看來是站不住腳的。從這個原則出發，一個這樣的社會從一開始就被迫放棄各種形式的工資制度。 從集體主義制度下遷移出來的個人主義無法與局部共產主義——土地和生產工具公有——保持同步。新的財產形式需要新的分配形式。新的生產方式無法與舊的消費形式並肩前進，也無法適應舊的政治組織形式。 工資制度起源於土地和勞動工具私有化。這是促進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必要條件，即便有人想把它偽裝成「利益分配」，它也將隨資本主義一同消亡。勞動工具共同所有必將導致人們共同分享集體勞動的成果。 我們更進一步認為，共產主義不僅是值得嚮往的，如今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社會更是不可避免地會向共產主義轉變。過去三個世紀以來，個人主義的發展，就是個人為保護自己不受資本和政府的專制統治所進行的努力。有時，個人設想著自己能夠完全脫離政府和社會，那些替他發聲的人也這麼宣揚。「有了錢，」他說，「就能買到我需要的所有東西。」可是這個人錯了，近代歷史讓他明白，沒有所有人的幫助，即使保險箱裡裝滿了黃金，他也什麼都做不成。 事實上，伴隨著個人主義的潮流，我們發現在整個近代史中還有一種趨勢，它一方面保持著古代局部共產主義的所有遺產，另一方面又在近代生活的各項發展中確立著共產主義原則。 隨著10、11、12世紀的公社從宗教和世俗領主那裡獲得解放之後，他們的共同勞動、共同消費就開始迅速地擴張和發展。城鎮——而不是個人——把貨物裝船，組織遠征隊出口他們的產品，從國外貿易中得到的利潤並不屬於個人，而是由所有人共享。一開始，城鎮還為所有居民購買糧食。這些制度的痕跡一直流傳到19世紀，人們在傳說故事中，虔誠地珍藏著有關這些制度的記憶。 一切都消失了。可是農村鄉鎮的居民仍然費力保存這種共產主義的最後痕跡，而且他們成功了——只要政府不揮起重劍打破這種平衡。 同時，根據同樣的原則——各取所需——眾多新組織以各種形式蓬勃興起；因為如果沒有共產主義的某種影響，現在的社會都不復存在。雖然商業制度使人的思想變得狹隘自私，但邁向共產主義的趨勢仍不斷湧現，並從各個方面影響著我們的活動。 過去人們過橋要交過橋費，現在橋樑變成了公共財產，所有人免費通行；公路也是如此，除了在東方，那裡的遊客每過一英里就要交過路費。博物館、免費圖書館、免費學校、免費兒童食堂；公園和花園向所有人開放；鋪築的馬路燈光明亮，任人通行；供應給各家各戶的水沒有限制一一所有這些安排都建立在這樣的原則上：「各取所需」。 電車和鐵路已經引進了月票和年票，不限制旅行次數；匈牙利和俄國兩國的鐵路已經引進了區域制度，允許持票人以同樣的票價旅行五百或八百英里，這離郵政服務的統一票價只差一小步了。所有這些新改革以及其他許多新改革中，都有一種趨勢，就是不考慮個人消費多少。有的人想旅行八百英里，有的人想旅行五百英里，這些都是個人需要。一個人的需求是另一個人的兩倍，就要付兩倍的錢，這也沒有充足的理由。這些現象現在都出現在我們的個人主義社會裡。 而且，還有一種趨勢，儘管不太明顯，就是只考慮一個人的需求，不管他過去或者可能對公社出過什麼力。我們開始把整個社會當成一個整體，每個部分都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為一個人服務就是為所有人服務。 如果你來到一個公立圖書館——不一定是巴黎的國家圖書館，比如大英博物館或者柏林博物館——管理員不會先問你有何貢獻，再把你借的書給你，無論是一本還是五十本；如果你不知道怎麼查找目錄，他甚至還會過來幫助你。只要有統一的憑證——通常情況下贈送自己的作品更受歡迎——學術團體就會向每位會員敞開其博物館、花園、圖書館、實驗室和每年的學術座談會，不管他是一位科學家還僅僅是一位業餘愛好者。 在聖彼得堡，如果你正在進行發明創造，你可以去一個特別的實驗室，那裡會為你提供一間屋子、一個木匠長椅、一個旋轉車床、所有必需的工具和科學儀器，當然你懂得如何操作這些器械；你在裡面想工作多久就工作多久。那裡有各種工具；讓別人對你的思想感興趣；和技巧熟練的工人們一起幹活，要是你樂意，也可以單獨做。發明出一架飛行機，或者什麼也沒發明出來——這是你自己的事。你在追求一個理想——這就夠了。 同樣，駕駛救生艇的人也不會要正在下沉的船上的船員們出具證明；他們開動救生艇，在怒海狂濤中冒著生命危險，有時甚至葬身水底，就是為了去救那些連名字都不知道的人。有什麼必要知道他們的名字呢？「他們是人，他們需要我們的幫助——這就夠了，他們有這個權利——快去救人！」 因此我們發現，在這個理論上是個人主義的社會的正中心，通過各種偽裝表現出來的一種非常明顯的共產主義傾向，正在各個方面蓬勃興起。 假設我們的某個大城市，平時非常自私自利，明天就要遭到災難——比如說被圍困——這個自私的城市會作出決定，最先要照顧好孩子和老人。不問他們對社會盡了什麼力，或者可能盡什麼力，首先要給他們食物，然後才去照顧那些士兵，不管他們是否表現出了勇氣和智慧，城裡的人們也爭先恐後無私奉獻地照顧傷者。 這種趨勢存在著，一旦每個人最迫切的需求得到滿足時就會感覺到這種趨勢，而且與人類生產力的提高成正比。每當一種偉大的思想驅趕走日常生活中的淺陋成見時，這種趨勢就變成一股活躍的力量。 我們還需要懷疑嗎，到了那個時候，生產工具由所有人隨意支配，一切事務都按共產主義原則處理，勞動重新在社會中取得光榮的位置，生產的產品遠遠超過所有人的需求——這種力量（已經如此強大）還會擴大活動範圍，直到變成社會生活中的主導原則，我們還需要懷疑嗎？ 根據這些跡象，我們再進一步考慮後面幾章要講到的充公的實際方面，我們相信，當革命打破了現有制度的勢力的時候，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毫不遲疑地實現共產主義。 但是我們的共產主義，不是傅立葉和空想共產主義者的共產主義，也不是德國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共產主義。我們的是「無政府主義的共產主義」，即沒有政府的共產主義——自由人民的共產主義。這是人類歷代所追求的兩大理想的綜合體——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綜合體。 二 我們把「無政府」作為政治制度的理想，只不過是在說明人類發展歷程中的另一個明顯趨勢。歐洲社會發展到某個程度時，就會打破強權的束縛，以一種或多或少建立在個人自由原則上的制度代之。歷史表明，舊政府被推翻的局部革命或全面革命時期，同時也是經濟和智力領域急速發展的時期。中世紀各公社自由獨立後就是如此，各行業協會自由勞動程度達到頂峰；偉大的農民起義後也是如此，農民起義帶動了宗教改革，動搖了教皇的權勢；社會也是如此，來自舊世界的反抗者在大西洋對岸創造了短暫的自由。 如果我們觀察一下文明各國現在的發展情況，可以非常明確地看出一種越來越明顯的趨勢，就是限制政府的行動範圍，給予個人越來越多的自由。這種進化雖然受到舊制度和舊迷信的廢磚碎瓦的阻礙，但是依然在我們眼前繼續前進。和其他進化過程一樣，它只等著一場革命掃除道路上的障礙，就可以在一個新生的社會裡自由活動了。 人類長期徒勞地努力想解決這個無法解決的問題——建設一個「壓迫個人來服從又自稱社會公僕」的政府，人們最後終於嘗試著把自己從各種形式的政府下解放出來，與志同道合的個人和團體按照自由契約建立組織以滿足自身需求。於是各個小的地區迫切需要獨立；用雙方協議代替法律，以調節各自在某一共同目標上的利益——往往漠視現在的國家界限。 曾經被認為是政府功能的，現在都遭到質疑。沒有政府干涉，事情會更容易處理，更令人滿意。研究一下這方面的發展進程，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人類的趨勢是將政府干涉減少為零；事實上，是完全消滅政府，它代表著不公正、壓迫和壟斷。 我們已經能夠大概看出未來的世界了，到那時，約束個人的不再是法律，而是社會習慣——這是我們每個人所感受到的希望獲得相互支持、相互合作和相互同情的結果。 毫無疑問，這種無政府社會的思想，必定會受到很多人很多反對，就像廢棄私人資本的社會政治經濟一樣。我們從小就被教化著把政府奉做神的旨意；我們所有的教育，我們在學校學到的羅馬史，後來在羅馬法里學到的拜占廷法典，以及後來在大學裡所學的各種科學，都要我們相信政府，相信建立國家是神的旨意。 為了維持這種迷信思想，人們制定並教授完整的哲學體系；一切政治都以這個原則為基礎；不管什麼黨派的政客都走上前對民眾說：「把權力給我的黨；我們能夠而且願意解除壓迫在你們身上的沉重苦難。」 我們從生到死，我們的所有行為都受到這種原則的支配。隨便翻開一本社會學或法學著作，你會發現，政府、政府組織、政府行為占據了很大的篇幅，這使我們不得不相信，除了政府和政客的世界，什麼也沒有。 報紙也通過各種途徑向我們傳達這種思想。所有專欄都在討論議會辯論和政治陰謀；人民群眾日常生活的大量信息只出現在探討經濟問題的專欄中，或者報道警察和法律訴訟的消息欄中。我們讀報紙時，很難想起數不勝數的人——所有人類，可以這麼說——他們成長、死亡，他們了解悲傷，他們工作、消費，他們思考、創造，我們只能想起「偉大的」少數人，由於我們的無知，他們被無限放大，整個人類都被遮蓋在他們的陰影下。 可是只要從報紙轉到實際生活，看一看真實的社會，我們就會因政府所發揮的微乎其微的作用而震驚。巴爾扎克曾描寫過，數百萬農民一輩子不知道國家是什麼，只知道自己被迫繳納的重稅。每天數百萬件的業務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進行，其中絕大多數——商業和貿易——即使締約一方有意不履行契約，不用上訴到政府就能解決。假若你和一個熟悉商業的人交談，他便會告訴你，商人間的日常交易完全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礎上。恪守諾言的習慣和保全信用的願望，足以維持這種相對的誠實。那些用被豪華品牌包裝的毒藥毒害顧客、但卻絲毫不感到悔恨的人，也會為了名譽，信守合約的。即使在目前的條件下，致富是唯一的動力和唯一的目標，這種相對的誠實且能發展，到了整個社會不再以占有他人的勞動果實為基礎時，我們還用得著懷疑它的飛速發展嗎？ 還有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正是我們這一代的特色，更說明了我們的思想是正確的。那就是，私人創辦企業的範圍不斷擴大，各種各樣的自由組織也發展壯大起來。在討論自由契約的章節里，我們再仔細地探討這個問題。在這裡我們只說明，這些事實非常多，非常普遍，已經成為19世紀後半期的主流了，即便政治作家和社會作家忽視這些現象，只願意向我們講述政府的職能。 這些自由的組織多種多樣，是我們的文明自然發展的結果；他們發展得異常迅速，而且很容易團結一致；他們是文明人的需求不斷增長的結果；最後，他們有效地取代了政府干預，我們必須承認他們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如果這些組織尚未覆蓋到生活的各個方面，那是因為他們發現，工人的貧困、現代社會的階級區分、資本的私人占有和國家等，都是無法逾越的障礙。排除了這些障礙，我們就會發現，他們覆蓋到文明人活動的所有領域。 過去50年的歷史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代議制政府無法實現我們所賦予它的所有功能。到將來，會有人拿19世紀作例子，證明代議制政體是失敗的。 議會制的無能大家已經非常清楚；代議制的失敗和代議制原則的固有缺點就足以證明這一切，對其作過批判研究的少數思想家（約翰·密爾、萊弗戴斯）只不過是用文學的形式表達出人民大眾的不滿罷了。非要指定幾個人對他們說：「制定法律來規範我們的所有活動，就算你們什麼都不懂也沒關係」，這個辦法的荒謬之處，一看便知。 我們開始明白，所謂多數政治不過是把所有的國家事務扔給那些在議會和選舉委員會裡占有大多數席位的左搖右擺的人，簡而言之，扔給那些根本沒有自己主見的人。 人類一直在尋求新方法，而且現在已經找到了。萬國郵政聯盟、鐵路聯盟以及學術團體已經給了我們很多用自由契約代替法律的解決實例。 現在，散布在各地的團體希望為某個目的組織起來，不再選舉由「無所不能的人」組成的國際議會了。他們採用了一種不同的辦法。如果不能直接見面會談，或者信件往來無法達成一致意見時，就委派熟悉這個問題的代表，並且吩咐他們：「就這個問題，努力達成一致意見，不能帶著法規回來，而要帶回協議提案，接受與否我們另作決定。」這便是歐洲和美國的大實業公司、學術團體及其他各種協會所採取的方法。這也是一個自由社會要採取的方法。建立在農奴制基礎上的社會無法脫離君主專制政體，建立在工資制度和資本家剝削民眾基礎上的社會實行代議制的政治制度。但是一個自由社會重新占有共同遺產後，必須從一些自由團體以及自由團體聯盟中尋找一種新組織，與歷史上的新經濟時期相適應。 每個經濟時期都有一個與之對應的政治時期，只有同時找到一種新模式的政治生活，才有可能推翻私有財產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