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包與自由 · 第二章　全民幸福

一 全民幸福並不是夢想。由於我們的祖先付出了辛勤勞動來提高生產能力，所有人都幸福是有可能的，是可以實現的。 我們都知道，雖然生產者確實不及文明國家居民的三分之一，但他們所生產的產品的數量，足以使每個家庭都能過得舒適。我們還知道，如果迫使那些現在揮霍他人勞動成果的人，用他們閒暇的時間做有意義的事情，我們的財富就會按照生產者的數量成倍增加，甚至更多。最後，我們知道，與馬爾薩斯——中產階級經濟學的教主——所宣揚的理論相反，人類生產能力提高的速度遠遠超過其生殖能力。土地上的人口越稠密，創造財富的能力增長得也越快。 因此，儘管英國的人口從1844年到1890年只增加了62％，但是其生產力，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計，也比人口增長速度快了一倍——也就是130％。在法國，人口增長速度更緩慢，而其生產力卻增長得非常迅速。雖然農業生產經常遭遇各種危機，雖然政府時常干預，還有血稅（徵兵）、投機商業和金融，但是在過去80年里，法國的小麥產量卻增長了4倍，工業生產增長了10倍還多。在美國，增長速度更為驚人。雖然有大量移民，或者更確切地來說，正是由於歐洲剩餘勞動力大量湧入，美國的財富反而增長了10倍。 然而，這些數字並不能清楚地表明，在更好的社會條件下，我們的財富會增長到什麼程度。因為，伴隨著財富生產能力的快速增長，閒散人員和中間人階層的增長也是非常驚人的。資本會逐漸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所以有必要處理一些百萬富翁，並把他們的錢充公，但是這個社會主義預言不僅沒有實現，完全相反的情況卻正在發生：寄生蟲的數量在不斷增加。 在法國，每30位居民中，真正的生產者只有不超過10個。整個國家的農業收入是由不到700萬人創造出來的，在採礦和紡織這兩大行業里，只有不到250萬名工人。但是，有多少剝削者呢？在英國，紡織行業的工人——包括男工、女工和兒童工，剛剛超過100萬；採礦工人不到90萬；種地的遠遠不到200萬，從上次的工業普查結果來看，所有行業里的男女工及童工只有400餘萬。因此統計學家們不得不誇大其辭，從4500萬居民中計算出了最多有800萬名生產者。嚴格來說，從英國出口到世界各個角落的商品，不過是由六七百萬名工人創造出來的。那些股東和中間人，他們到處榨取勞動者的精華，又插身於生產者和消費者中間不勞而獲收取利潤，有多少這樣的人呢？ 還不止這些。資本所有者不斷地通過控制生產來降低產量。我們不必說那些專供富人吃的牡蠣，寧可一車一車地扔進海里，也不能變成平民的食物。我們不必說許許多多的奢侈品——織物、食品等等——像牡蠣一樣被處理掉了。只要記著他們如何限制生產生活必需品就夠了。大批的礦工時刻準備著，也情願每挖煤，將煤炭送到那些凍得發抖的人手中；可是往往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礦工一周之內工作不許超過三天，因為實在是要維持煤炭的價格！成千上萬名紡織工人不能在織布機前工作，即便他們的妻子和孩子都穿得破破爛爛，即便歐洲四分之三的人口都沒有像樣的衣服穿。 成千上萬的鼓風爐、工廠定期閒置，還有一些只開半天工——然而在每一個文明國家裡，永遠都有大約二百萬人，一心只想著工作，但卻沒有工作可做。 如果讓這些上千萬的人去開墾荒地，或者把貧瘠的土地變為豐收的肥沃良田，他們該是多麼地歡喜！他們按照正確的方法開墾一年的土地，所生產出的糧食，將是目前本國閒置的數千英畝「永久牧場」或者法國南部每英畝只出產八蒲式耳小麥的乾旱土地產量的五倍。可是這些願意在各個生產領域吃苦耐勞去開拓的人卻得不到工作，不得不繼續無所事事，因為土地、礦山和工廠的主人喜歡把他們的資本——最初從社會中掠奪來的——投資到土耳其和埃及公債中，投資到巴達哥尼亞的金礦中，使埃及的農夫、義大利的移民、中國的苦力成為他們的工資奴隸。 這是直接和有意的限制生產；還有一種間接限制，沒有明確的目的，比如把勞動力花費在生產那些毫無用處，或者只為滿足富人無聊虛榮心的物品上。 無法用數字來估計限制了多少財富，浪費了多少精力，而這些精力原本可以用來進行生產，尤其是準備生產所必需的機械。只需列舉歐洲每年在軍備上耗費的巨額款項大家就會明白，這些消費的唯一目的就是獲取市場控制權，使本國貨物可在鄰國領土上銷售，剝削國內的勞動者；剝削者們每年支付給各類官吏的數百萬，而這些官吏的作用就是維護少數人的「權利」——也就是少數富人的權利——來控制本國的經濟活動；他們支付給法官、監獄、警察還有其他所謂正義的數百萬——沒有任何意義，因為我們知道，只要大城市裡的貧困程度稍稍有所緩解，犯罪行為就會大大減少；最後，還有為了宣傳印刷出版的謬論學說，以及為了某個政黨、某個政客或者某些投機分子的利益「炮製」出來的新聞所花費的數百萬。 但是除此之外，我們還必須考慮到被徹底浪費了的勞動力——比如照料富人的馬廄、狗窩、隨從等等；比如迎合社會的反覆無常和庸俗之眾的低級趣味；又比如強迫消費者購買本不需要的物品，或通過誇大宣傳把劣等貨賣給他們，另一方面是生產絕對有害但製造商有利可圖的物品。這樣浪費掉的勞動力如果能得到利用，可以使有用產品的產量增加一倍，如果利用這些勞動力把機械裝備到磨坊和工廠，現在三分之二的國民所缺乏的物品會充滿各個商店。在現存的制度下，各國生產者中整整四分之一的人，一年之中有三到四個月無所事事，還有四分之一的勞力，甚至二分之一，只是在取悅富人，或者剝削大眾。 因此，如果我們一方面看到文明國家提高生產能力的速度，另一方面也看到現有的條件直接或間接對生產造成的限制，會自然而然地得出結論，如果經濟制度稍微合理一些，經過幾年的時間，就可以生產出許多有用的產品，到那時，人人都會說——「夠了！我們的煤、麵包、衣服都夠了！我們休息一下，再來考慮怎樣最好地發揮我們的能力，利用我們的閒暇時間。」 不，所有人都有充足的產品不再是個夢想——雖然在過去，人類費盡心血耕種一英畝土地，只能收穫一點蒲式耳小麥，還要手工製造農業和工業器具，在那樣的年代，這確實是一個夢想。現在，這不再是夢想了，因為人類已經發明了發動機，只需少量的鐵和幾包煤炭，就能控制一個強壯而又溫馴的生物，就像控制一匹馬一樣，還能運轉最複雜的機械。 但是，想要所有人都有充足的產品，就不能再把這個巨大的資本——城市、房屋、牧場、耕地、工廠、公路及教育——視為私人財產，任由壟斷者隨意支配。這個豐富的饋贈，是我們的祖先歷經艱辛贏得、建築、創造、發明的，應該成為公共財產，這樣人們才能從共同利益中獲得最大益處。必須要充公。全民幸福是目的，而充公是手段。 二 充公，這就是歷史擺在20世紀人面前的一個問題：凡是能幫助實現全民幸福的方面，都要回歸到共產主義。 但是這個問題不能靠立法解決。沒有人會這麼想。無論窮人還是富人，他們都明白，現在的政府、或者任何一個從可能的政治變革中出現的政府，都無法找到答案。他們都感覺有必要來一場社會革命；富人和窮人都意識到，這場革命正在臨近，可能幾年之內就會爆發。 在19世紀後半期，人類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這種變化被有產階級扼制住了，無法自然發展，現在這種新精神必須以強力衝破藩籬，通過一場革命來實現。 革命什麼時候發生？革命會怎麼發生？沒有人能回答這些問題。未來是不可知的。但是善於觀察和思考的人不會錯過這些信息：工人和剝削者，革命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思想家和行動派，都感覺到一場革命即將來臨。 那麼——雷電到來的時候，我們該怎麼做呢？ 我們都曾非常用心地研究過革命戲劇性的一面，卻很少研究革命的實際工作，可以說，我們往往只看到這些大運動的一些舞台效果，最初幾天的戰鬥，設置的路障。可是這場鬥爭，最初的小衝突很快就結束了，一直到舊體制轟然倒塌，真正的革命工作才剛剛開始。 舊時的統治者已經無能為力，四處受敵，很快就會被暴動的狂風席捲而去。幾天以後，1848年的中產階級的君主政體就不復存在，國王路易·菲利普坐馬車出逃，巴黎很快就忘記了它的「國民國王」。1871年3月18日，幾個小時之內，梯也爾的政府就消失了，留下巴黎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可是1848年和1871年只是兩場暴動。在民眾發動革命之前，「舊秩序」的主人會以驚人的速度逃竄，舊秩序的支持者逃離國內，躲到安全的地方，圖謀策劃，設法捲土重來。 前一個政府剛一消失，軍隊在民眾潮水般的意見面前猶豫不決，不再聽眾指揮官的命令，而指揮官早已精明地躲了起來。軍隊站在一旁，既不干涉，也不加入叛亂。警察悠閒地站著，不知道該痛打群眾，還是該大喊：「公社萬歲」！有些警察則回到自己的住處「等著新政府成立」。富裕的市民收拾好行李，逃到安全的地方。只有平民留在城裡。革命就是這樣爆發的。 一些大城市裡宣告成立了公社。成千上萬的人們在街道上遊行，晚上他們擠進各個臨時俱樂部問：「我們該幹些什麼？」然後開始熱心地討論公眾事務。許多人都對公眾問題很感興趣；那些昨天還冷漠的人，現在變得異常熱心。到處都有人主動提供幫助，熱切盼望革命取得勝利。崇高的奉獻精神就在這時產生了。人民群眾唯一的願望就是繼續前進。 這一切太輝煌、太壯觀了；但是，這並不是革命。不，這時只是革命剛剛開始。 毫無疑問，有人會來報仇。像沃特金斯、托馬斯這樣的壞人將要接受懲罰；但這只是小的鬥爭——並不是革命。 社會黨的政客們、激進派、新聞界的失意分子、競選演說家——都是中產階級和工人——他們會匆匆趕到市政廳，趕到政府辦公室占個空位子。有些人會心滿意足地用金銀花邊裝飾自己，對著內閣政府里的鏡子瞻仰自己，學習用適合自己新地位的威儀來發號施令。他們要是不掛上紅色的飾帶，戴上繡花帽子，裝出威風凜凜的架勢，又怎麼能夠去壓迫辦公室里或者工廠里的舊同事呢？還有一些人埋頭在政府公文中，費盡氣力，好心好意想整理出一個頭緒。他們要製造法律，還要發布言辭誇張的法令，但是這個時候沒有人再來實行了——因為革命已經開始了。 要抓住他們從未有過的權勢，就要求助於舊的政府形式。他們要採用「臨時政府」「公安委員會」「市長」「縣長」「公安委員」等等名字，不管是當選的還是推舉的，他們都要參加委員會或公社的會議，十個或二十個不同派別的人集合在一起——他們並不是像通常說的，來自各個「私人教堂」，但他們對革命的範圍、態度以及目的等，各有不同的看法。「實行派」「集體主義者」「激進派」「雅各賓派」「布朗基派」，互相排擠，浪費時間打口水仗。誠實的人和野心家擠在一起，野心家只夢想著獲取權力，一旦得勢，就會把人民排除在外。大家帶著完全相反的觀點聚在一起——被迫結成臨時聯盟，成為大多數，這個大多數只能維持一天而已。他們彼此爭吵，互相謾罵對方是反動派、官僚、流氓等等，遇到重大問題無法達成一致意見，對微不足道的瑣事爭論不休，只會發布言過其實的公告，人人都以為自己非常重要，而真正的運動力量卻在街頭巷尾。 愛看舞台表演的人可能會喜歡這樣的情形，但這並不是革命。什麼事都還沒辦成呢。 與此同時，人民群眾正在受苦。工廠閒置，廠房關閉；商業停頓。工人連以前那微薄的工資也拿不到了。食品價格不斷上漲。民眾始終具有英勇的獻身精神，每遇到危急關頭，這種精神就越發崇高，他們會耐心地等待著。「為了共和國，我們就忍飢挨餓三個月，」1848年革命時，他們曾這樣說，可是那些「他們的代表」和新政府的先生們，還有辦公室里的無名之輩，還在正常領取工資。 民眾在遭受苦難。他們有著孩子般的虔誠，有著相信自己領袖的好脾氣，他們以為，「在那裡」，在議會裡、在市政廳里、在公安委員會裡——那些人正在考慮他們的幸福。可是「在那裡」，那些人所討論的卻唯獨不包括人民的幸福。1793年，饑荒席捲了整個法國，摧毀了革命；人民處於貧困的深淵，香榭麗舍大街上仍然停滿了豪華馬車，貴婦人們在馬車上競相展示她們的珠寶和華服，羅伯斯庇爾催促雅各賓黨討論他對於英國憲法的意見。1848年，勞動者因工商業總停頓而受盡苦難時，臨時政府與國民議會卻在討論軍人的餉銀和囚徒的工作，根本沒考慮過人民群眾在水深火熱的危機中如何生活。普魯士炮彈之下誕生的巴黎公社，僅僅支持了70天，如果有人批評巴黎公社的話，那是因為它也犯了同樣的錯誤——沒有弄明白，如果為革命而戰的民眾吃不飽肚子，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果每人每天只掙15便士，他是不可能一邊在城牆上作戰，一邊養活一個家庭的。 民眾會一邊受苦一邊問道：「怎麼才能擺脫這些困難呢？」 三 這個問題似乎只有一個答案：我們必須承認，必須大聲宣布，每一個人，不管他在舊社會是什麼階層，不管他強壯還是瘦弱，有能力還是無能力，首先享有生存權，社會應該把生存必需品無差別地分給所有人。我們必須承認這一點，大聲宣布這一點，根據這一點行動。 必須這樣行事，從革命的第一天起，就讓工人們知道一個新的時代已經開始了；從此以後再沒有人蜷縮在高樓大廈附近的橋下，再沒有人在充足的食物中絕食，再沒有人在裝滿皮毛的商店旁凍死；所有產品為所有人，理論上和實踐中都是這樣。最終，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一場真正的革命成功了，這場革命首先考慮的是民眾的需求，其次才教育他們去完成自己的義務。 只靠議會法案是行不通的，我們必須立刻有效地占有保證全民幸福的一切物資；這是唯一真正科學的方法，人民大眾能夠理解並希望的唯一的方法。我們必須以人民的名義，占領穀倉、服裝店和住宅。不能浪費一絲一毫。我們必須立刻組織起來，為飢餓的人送去食物，填補所有的不足，滿足所有的需求，組織生產，但生產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某一個人的特殊利益，而是保證整個社會的生存和持續發展。 像「工作的權利」這樣含糊不清的話，已經太多了，1848年時就已經誤導了民眾，現在還有人想用這樣的話來誤導民眾。讓我們大膽地承認，今後全民幸福是可能的，是必須實現的。 工人們在1848年要求工作的權利時，已經建立了國有的工廠和城市的工廠，工人們被送進去做苦工，工錢一天只有1先令8便士。他們去找「勞工組織」，得到的回答是：「耐心點，朋友們，政府會想辦法的；這是你們的1先令8便士。勇敢的工友們，你們為了餬口辛苦了一輩子，現在稍微休息一下吧」。與此同時，政府徹底檢修大炮，召集預備兵，用中產階級所熟悉的方法，導致工人分裂，直到1848年6月，在一個晴朗的日子裡，在前一個政府被推翻的四個月前，政府下令，工人們要麼去非洲開拓殖民地，要麼等著被槍斃。 如果工人們要求的是幸福的權利，結果可能會大不相同！如果要求幸福的權利，他們就要求占有社會的財富——根據每個家庭的需求獲得住房；把食品倉庫收歸公有，讓富人們們嘗到飢餓的滋味後再來學習富裕的含義。他們主張占有全社會的財富——過去和現在，世世代代民眾勞動的果實——學習利用這些財富來享受科學和藝術帶來的高尚的快樂，而這種快樂長期以來都被富人所壟斷。 他們主張舒適生活的權利，同時也主張更重要的權利，就是由他們自己決定什麼才是舒適的生活，必須生產哪些產品才能保證這種舒適的生活，哪些東西因為沒有價值應當被拋棄。 「幸福的權利」意味著能夠像人一樣地生活，養育後代，使他們生活的社會超過我們生活的社會，而「工作的權利」僅僅意味著永遠做一個工資奴隸，做苦工，受未來的中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幸福的權利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工作的權利只不過是商業制度的踏車而已。現在正是時候，勞動者應當主張對公共遺產的權利，並且占有公共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