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今注今譯 · 自序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所計劃出版的「古籍今注今譯叢刊」第一批裡面列有《論語》。由於受到陳百年先生和王雲五先生的鼓勵，我於六年前便答應負責這部書的編纂。 我最初的目的，是要用最淺顯的注釋作一部《論語》讀本。後來想起，《論語》乃是兩千多年來我們中國每個讀書人必讀的書；現在我們所有的書鋪，差不多都有這部書的通俗注本；因此，我改變最初的目的：我要把這部書的讀者的悟解力設想得高一點。這可分兩層來說：一、我這部書的注釋，乃是為對古代經典已略知門徑而且有相當的思辨力的人而作的；二、我這部書的注釋，於文字訓詁外，對思想史有關的典故，亦擇要引述。這樣一個主張或不致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所計劃的叢刊的旨趣相違背吧！ 二十多年前，當我初在台灣大學講授《論語》時，我以為《論語》這部書，從漢代以來經過許多學者的訓釋，需要我們作新解的地方當不會多。但講授不久，即覺得現在通行的注本，沒有把舊時許多誤解匡正，而舊時若干通達的義訓，反而廢置不用；至於《論語》經文應重行訂定的地方，似亦不少：這使我有重新校注《論語》的志慮。十年前我接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所設置的「胡適紀念講座」，亦是為了完成這件事情。我所寫的《論語》講稿，本以《論語校注》為名；現在這部書里的「今注」，可以說是節錄《論語校注》而成的。 這部《論語今注今譯》的初稿，是由台大中文系講師宋淑萍女士代我編撰的；我只略作更改。最後的清稿，則是由張菊英女士所校繕的；間亦有需要斟酌損益的地方。這兩位的贊助，我是十分感謝的。 一九五八年我草成《〈論語〉里幾處衍文的測議》時，曾蒙胡適之先生予以嚴格的批評。現在胡先生過世已十餘年，這部《論語新注》已不能得到他的教正，我心裡難免惆悵。 俞大維先生知道我從事《論語》的注釋，便將他所有而我所沒有的關於《論語》的書給了我，並且提示若干對於寫作這書的意見。我生平在學問上受到他的益處，自不止在《論語》；但即就《論語》講，我亦有一個難以忘記的故事。往昔同在柏林時，有一天他對我說，《論語·陽貨》篇的「匏瓜」，以講作星名為合：匏瓜記於《史記·天官書》；周詩已有箕斗，春秋時當已有匏瓜的星名了。我雖在大學時即知道皇疏有星名的「一通」，但只當異聞。現在聽到俞君的話，覺得「擇善而從」的重要。這件事嚴重影響了我後來讀書時對先哲學說取捨的態度，所以五十餘年來仍未忘記。 近幾年來，吳大猷先生每次從美回來，一見面必問起我的《論語》。他平常寫作的敏捷，是我所衷心敬服的；他關心我《論語》的工作，對我自然是極懇摯的勸勉。張菊英女士於今年春天和我結婚以後，於煩勞的家務外，又幫我閱讀校樣，使這書得以免去好幾處嚴重的錯誤，這是我所特別感激的。 毛子水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