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 · 七
此外還要注意一點。我們在討論偉大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時幾乎總是成為某種錯覺的犧牲品，向讀者指出這種錯覺將是有益的。
拿破崙擔任拯救社會秩序的「寶劍」角色以後，也就排除了所有其他將軍來擔任這一角色，他們中間有些人是能夠像他那樣或者幾乎像他那樣扮演這種角色的。對剛毅的軍事統治者的社會需要一旦得到滿足，社會組織就堵塞了其他一切有軍事才能的人通向軍事統治者職位的道路。社會組織的力量成了不利於其他有軍事才能的人表現其才能的力量。因此就發生我們所說的那種錯覺。拿破崙的個人力量對我們說來是以極其誇大的形態出現的，因為我們把曾經推舉並支持該力量的整個社會力量都歸到它身上去了。它似乎成了某種完全與眾不同的東西，因為像它一樣的其他力量都沒有從可能性變為現實性。而且當有人對我們說，如果沒有拿破崙會怎麼樣時，我們的想像就混亂起來，我們竟以為，沒有他就根本不會發生他的力量和影響所憑藉的那整個社會運動。
在人類智慧發展史上，一個人物的成功妨礙另一個人物的成功的情形要稀少得多。然而就是在這裡我們也沒有擺脫上述錯覺。當特定的社會形勢在社會的精神代表面前提出某些課題時，這些課題都會吸引有卓越智慧的人們的注意，直到他們成功地把課題解決為止。而一旦他們成功地解決了，他們的注意就會轉到另外的對象上去。A這個才俊之士一旦解決了課題X，就會因此把才俊之士B的注意從這個已經解決的課題引向另一個課題Y。當有人問我們，如果A沒有來得及解決課題X便去世了情況會怎麼樣時，我們竟以為社會智慧發展之線會中斷。殊不知在A去世的情況下，B或者C或者D會著手來解決這個課題，因此社會智慧發展之線仍然會是完整的，儘管A過早地死去了。
為了使一個擁有某種才能的人憑藉這種才能獲得對事變進程的重大影響，必需具備兩個條件。第一，他的才能應當使他成為比其他人更符合這個時代的社會需要：如果拿破崙擁有的不是自己的軍事天才，而是貝多芬的音樂稟賦，那麼他自然做不成皇帝。第二，現存的社會制度不要阻礙具有恰恰是當時所需要和有益處的那種特點的人物的道路 [92] 。如果舊制度在法國再維持75年，同一個拿破崙也許終身是一個不大知名的將軍或上校波拿巴。 [93] 在1789年，達武、德塞、馬爾蒙和麥克唐納都是少尉；貝納多特是上士；奧什、馬爾索、勒費弗爾、皮什格呂、內伊、馬塞納、繆拉、蘇爾特都是士官；奧熱羅是劍術教師；拉納是染色工人；古維翁·聖西爾是演員；儒爾當是叫賣小販；貝西埃爾是理髮師；布律納是排字工人；儒貝爾和朱諾都是法律系的大學生；克萊貝爾是建築師；莫蒂埃直到革命發生時都沒有在軍中服役。 [94]
如果舊制度繼續存在到今天，那麼我們中間現在誰也不會想到上世紀末法國有一些演員、排字工人、理髮師、染色工人、法律系學生、叫賣小販和劍術教師會是可能性中的軍事天才 [95] 。
司湯達指出，一個與提香同時即在1477年出生的人，可以同1520年逝世的拉斐爾和1519年逝世的列奧納多·達·芬奇一起生活40年，他可以同1534年逝世的柯勒喬 [96] 和活到1563年的米開朗琪羅一起度過很長的歲月，喬爾喬涅 [97] 去世時他才不過34歲，他能夠同丁托勒托 [98] 、巴薩諾 [99] 、韋羅內塞 [100] 、朱利奧·羅馬諾 [101] 和安德烈亞·德爾薩爾托 [102] 相識；一句話，除了屬於整整100年後才出現的波倫亞畫派 [103] 的那些人以外，他是所有這些大畫家的同時代人。 [104] 同樣也可以說，一個與沃弗爾曼 [105] 同年出生的人可以跟幾乎所有的荷蘭大畫家 [106] 有親身交往，而莎士比亞的一個同齡人則跟整整一批卓越的劇作家同時生活。 [108]
早就有人說過，凡是存在著有利於人才發展的社會條件的地方和時候，都會有人才出現。這就是說，現實中出現的任何人才，即成為社會力量的任何人才，都是社會關係的產物。然而如果這是對的，那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有才能的人們，正如我們說過的，所能改變的只是事變的個別外貌，而不是事變的總趨勢；他們本身只是憑藉這種趨勢才存在，沒有這種趨勢，他們永遠也跨不過從可能進到現實的門檻。
不言而喻，有各式各樣的人才。泰納說得對：「當文明發展中新的進步產生一種新的藝術時，圍繞著把社會思想完全表現出來的一兩個天才，會出現只是把社會思想表現出一半的幾十個才俊之士。」 [109] 如果某些跟義大利社會政治發展和精神發展一般進程沒有聯繫的機械的或生理的原因，還在拉斐爾、米開朗琪羅和列奧納多·達·芬奇童年時代就把他們殺害了，那麼義大利的藝術就不會有那麼完善，但它在文藝復興時代的發展的總趨勢仍然會是一樣的。拉斐爾、列奧納多·達·芬奇和米開朗琪羅並沒有創造出這種趨勢：他們只是這一趨勢的最好的表達者。誠然，圍繞著一個天才人物，通常會產生整整一個流派，而且他的門徒們甚至會力求掌握他的方法的細微末節；因此，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藝術由於拉斐爾、米開朗琪羅和列奧納多·達·芬奇的早逝而留下的空白，會大大地影響它往後的歷史中許多次要的特點。但是，只要義大利精神發展一般進程中沒有因為任何一般原因而發生任何實質上的變化，這段歷史就不會有根本的改變。
不過大家知道，量的差別最終會轉化為質的差別。這在任何地方都是正確的；所以在歷史上也是正確的。如果各種情況的不利的湊合使得本來可以成為特定藝術流派的表現者的一些才俊之士一個接一個地突然離去，這個流派在藝術上就根本不會有多少出色的表現。然而這些人的過早亡故，只有在這一流派沒有深厚到足以推舉出新的俊才那種場合下才會妨礙這一流派在藝術上有所表現。而既然文學藝術中任何特定趨勢的深度都要由該趨勢對於它反映其趣味的那個階級或階層的意義，以及由這個階級或階層的社會作用來決定，那麼在這裡，一切歸根到底也就取決於社會發展的進程和社會力量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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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處手稿中有如下幾句刪去的文字：「誰知道有多少軍事人才由於『舊制度』只讓貴族擔任高級軍職而終身湮沒無聞呢？誰知道我國農民中間有多少偉大的科學才能和藝術才能始終處於不引人注意的萌芽狀態？」
後面的原文有如下的異文：「早就有人說過，凡是嚴重需要人才的地方都會有人才出現。這就是說，凡是存在有利於人才發展條件的地方，都會有人才出現。關於人才，可以說，他們就像災禍一樣成群結隊地湧來。試想想，跟拿破崙一起法國推出了怎樣大量的軍事人才；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出現了數目怎樣巨大的傑出的畫家和雕塑家；與莎士比亞同時英國有過怎樣眾多的優秀戲劇家。當然，並不是所有這些人才都是同樣偉大的……」
[2] 可能那時拿破崙會動身到俄國去，革命前幾年他差點兒就打定主意去那裡了。在那裡，他大概會在同土耳其人或者同高加索山民的會戰中大顯身手，然而任何人在這裡都料不到，這個窮困潦倒然而頗有才幹的軍官，一旦時來運轉，竟會成為世界霸主。
[3] 參看V.杜呂(V. Duruy)：《法國史》(Historie de Framce)，巴黎，1893年，第2卷，第524—525頁。
[4] 路易十五在位時，只有一個第三等級的代表即舍維爾能夠官至中將。路易十六在位時這個等級的人要在軍中晉升，就更加困難了。參看朗博(Rambeaud)：《法國文明史》(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franaise)，第6版，第2卷，第226頁。
[5] 柯勒喬(Corregio,1494—1534)，義大利倫巴底畫派代表，曾受達芬奇影響。——譯者
[6] 喬爾喬涅(Giorgione,1477—1511)，義大利威尼斯畫派主要代表。——譯者
[7] 丁托勒托(Tintoretto,1518—1594)，義大利威尼斯畫派代表。——譯者
[8] 巴薩諾(Bassano,約1517—1592)，義大利文藝復興晚期威尼斯畫派代表。——譯者
[9] 韋羅內塞(Veronese,1528—1588)，義大利畫家，提香和喬爾喬涅以後威尼斯畫派的主要代表。——譯者
[10] 朱利奧·羅馬諾(1492—1546)，義大利畫家，拉斐爾的學生，繼拉斐爾之後羅馬畫派的主要代表。——譯者
[11] 即Andrea Del Sarto(1486—1530)，義大利佛羅倫薩畫派代表。——譯者
[12] 波倫亞畫派，西方藝術史上盛行於17世紀(其最早表現在義大利為16世紀後期)的巴羅克時期以波倫亞城為中心的義大利畫派，該派代表人物有卡拉齊兄弟，多米尼基諾、圭爾奇諾。
[13] 《義大利繪畫史》(Histoire de la peinture en Italie),巴黎，1892年，第24—25頁。
[14] 沃弗爾曼(1619—1668)，荷蘭巴克羅派藝術家、畫家。——譯者
[15] 泰爾博赫、布勞爾和倫勃朗生於1608年；阿德里安·范·奧斯塔德、博特和菲迪南·波爾生於1610年；范·德爾·海爾斯特和熱臘爾·道生於1613年；梅特絮生於1615年；沃弗爾曼生於1620年；維尼克斯、埃弗丁恩和派納克爾生於1621年；貝爾赫姆生於1624年；保爾·波特爾生於1625年；揚·斯滕生於1626年；雷斯達爾生於1630年；范·德爾·海登生於1637年；霍貝瑪生於1638年；阿德里安·范·德·費爾德生於1639年 [107] 。
[16] 這個腳註中提到的人物及其出生年代的資料，普列漢諾夫是從歐仁·弗羅芒坦的《往昔比利時和荷蘭文藝名家》一書中襲用的。其中出生年代許多是不準確的。此處已作了更正。
[17] 「同時或相繼出場的莎士比亞、博蒙特、弗萊徹、約翰遜、韋伯斯特、馬辛傑、福特、米德爾頓和海伍德是新起的一輩，他們由於自己的有利地位在前輩的努力所準備的基礎上鬱鬱蔥蔥地繁榮茂盛。」參見泰納：《英國文學史》(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巴黎，1863年，第1卷，第468頁。
[18] 泰納：《英國文學史》，巴黎，1863年，第2卷，第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