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 · 六

聖伯夫的這些反對意見是否有根據呢？看來其中有真理的某些成分。 [68] 然而究竟是怎樣的成分呢？為了確定這種成分，首先考查一下這個想法：一個人能夠「依其意志的突然決定」給事變進程施加新的、能夠大大改變此進程的力量。我們舉過幾個我們覺得可以清楚說明該想法的例子。現在把這些例子仔細思考一下。 眾所周知，路易十五在位期間法國的軍事狀況越來越糟糕。據昂利·馬坦 [69] 說，七年戰爭時期法國軍隊後面始終有許許多多的妓女、商人和僕役跟著，軍中輜重隊的馬匹比騎的馬多兩倍，這樣的軍隊與其說像圖倫 [70] 和古斯塔夫·阿道夫 [71] 的軍隊，不如說像大流士和薛西斯的烏合之眾。 [72] [73] 阿恆荷爾茨 [74] 在其七年戰爭史中說道，擔任警戒的法軍軍官常常離開交他們負責的崗位，到附近某個地方去跳舞，而且只有在他們認為必要和方便的時候才執行上級的命令。這種糟糕的軍事狀況是由於貴族的衰敗(而貴族當時繼續把持軍中一切高級職位)和迅速走向毀滅的整個「舊制度」普遍解體所造成的。光是這些一般原因，已經完全足以使七年戰爭朝不利於法國的方面轉化。然而毫無疑問，蘇比斯一類將領們的庸碌無能就更多地增加了由一般原因所造成的法軍失利的機會。而既然蘇比斯是靠著蓬巴杜夫人才得以維持，那就必須承認，這位虛榮心重的侯爵夫人乃是大大加強一般原因對七年戰爭時期的局勢產生不利於法國的影響的「因素」之一。 蓬巴杜侯爵夫人之所以強大，不是由於自己本身的能力，而是由於聽命於她的意志的國王大權在握。能不能說路易十五的性格正是按照法國社會關係發展的一般進程一定會如此的那樣呢？不，在這種發展的同一進程中，他的位置上可能出現一個用另一種態度對待女人的國王。聖伯夫本來想說，為此只要有一些曖昧的和不可捉摸的生理原因起作用就行了。而且他是正確的。不過如果這樣，那就可以得出結論說，這些曖昧的生理原因由於影響了七年戰爭的進程和結局，從而也就影響了法國後來的經濟發展，如果不是七年戰爭使它失去了一大塊殖民地，法國經濟的發展是會走另一條路的。試問，這一結論是否同社會發展規律性概念發生矛盾呢？ 不，一點也不。儘管在上述場合個人的特點發生作用是沒有疑問的，但同樣沒有疑問的是，這種作用只有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才能實現。羅斯巴哈會戰後，法國人對庇護蘇比斯的那個女人極端憤慨。她每天都收到許多充滿威脅和凌辱的匿名信。這十分強烈地使蓬巴杜夫人焦急不安；她開始因失眠而痛苦。 [75] 但她仍然繼續支持蘇比斯。1762年，她在自己的一封信中雖然責備蘇比斯有負對他的期望，同時卻補充說：「不過您一點不必擔心，我會關照您的利益，並且在國王面前竭力替您斡旋的。」 [76] 可見，她並沒有向輿論讓步。究竟為什麼沒有讓步呢？大概因為當時法國社會沒有可能迫使她作出讓步。而當時的法國社會究竟為什麼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呢？法國社會的組織妨礙法國社會這樣做，而反過來，這種組織則依賴於當時法國社會力量的對比。因此，路易十五的性格及其情婦的怪癖之所以能夠對法國的命運發生這種可悲的影響，這種情況歸根到底是由這些力量的對比來說明的。要知道，如果在對待女人的態度上有弱點的不是國王，而是國王的廚師或馬夫，那麼這個弱點就不會有任何歷史意義。顯然，這裡的問題不在於弱點，而在於有弱點的人的社會地位。讀者會懂得，這些議論對於上述其他一切例子也都是會適用的。只需要在這些議論中把應該改變的東西改變一下，比如把法國換成俄國，把蘇比斯換成布圖爾林，等等。因此我們就不去重複了。 這麼說來，個人因其性格的某些特點能夠影響社會的命運。有時他們的影響往往甚至是非常重大的，不過，無論是這種影響的可能性本身，還是影響的規模，都是由社會的組織、社會力量的對比來決定的。個人的性格只有在社會關係容許他這樣做的那個地方、那個時候和那種程度內，才是社會發展的「因素」。 可能有人向我們指出，個人影響的規模也依賴於個人的才能。我們同意這個看法。不過個人只有當他占住為此所必需的社會地位的時候才會表現出自己的才能。為什麼法國的命運會掌握在一個沒有為社會服務的任何能力和興致的人手中呢？因為當時法國的社會組織就是如此。就是這種組織在每一特定時期決定著才俊之士或庸碌之輩所能起的那些作用，從而也決定著他們所能有的那種社會意義。 然而如果個人的作用決定於社會的組織，那麼受這種作用所制約的個人的社會影響又怎麼會同社會發展的規律性概念相矛盾呢？這種影響不僅不同這種概念相矛盾,而是這種概念最鮮明的一個例證。 不過這裡要說明一點。受社會組織制約的、個人的社會影響的可能性，給所謂偶然性對各民族歷史命運的影響敞開了大門。路易十五的好色是他的身體狀況的必然結果。可是對於法國的一般發展進程來說這種狀況是偶然的。而事實上，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這種身體狀況對法國後來的命運並不是沒有留下影響，它本身成了決定這種命運的一個原因。米拉波之死，當然完全是由合乎規律的病理過程所引起的。但這些過程的必然性則完全不是從法國的一般發展進程中產生的，而是從這位著名演說家體質的某些個人特點中以及從他感染疾病時所處的那些身體條件中產生的。在對法國的一般發展進程的關係上，這些特點和這些條件都是偶然的。而事實上米拉波之死影響了後來革命的進程，並且成了制約這一進程的原因之一。 在腓特烈二世只是由於布圖爾林的優柔寡斷才逃出極端困難的處境的上述例證中，偶然原因的作用更加令人驚訝，布圖爾林的任命甚至對俄國的一般發展進程而言，在我們對偶然性一詞所確定的意義上，也可能是偶然的，而對普魯士的一般發展進程，它當然沒有任何關係。而事實上並非沒有可能假定，布圖爾林的優柔寡斷從絕望的處境中救出了腓特烈。如果取代布圖爾林的是蘇沃洛夫，那麼普魯士歷史的走向也許會是另外的樣子。可見，國家的命運有時取決於可以稱做次等偶然現象的偶然現象。 黑格爾說過：「在一切有限事物中都有偶然東西的成分。」 [77] 在科學中我們只同「有限事物」打交道；因此可以說，科學所研究的一切過程中都有偶然性的成分。這難道不排斥對現象的科學認識的可能性麼？不，偶然性是某種相對的東西。它只出現在諸必然過程的交會點上。歐洲人出現在美洲，對於住在墨西哥和秘魯的人說來是偶然現象，因為他們的出現不是從這些國家的社會發展中產生的。然而西歐人在中世紀末期為航海的強烈熱情所支配不是偶然現象；歐洲人的勢力輕易地戰勝了土人的反抗這種情況不是偶然現象。歐洲人征服墨西哥和秘魯的後果也不是偶然的；這些後果歸根到底是由一方面被征服國家的經濟狀況和另一方面征服者的經濟狀況這兩種力量的合同作用所決定的。而這些力量，正如它們的合力一樣，都是完全能夠成為嚴格的科學研究的對象的。 七年戰爭的種種偶然事件對後來普魯士的歷史發生了重大的影響。然而如果這些偶然事件發生在普魯士歷史的另一個發展階段，它們的影響就會完全不是這樣。偶然事件的後果在這裡也是由一方面普魯士的社會政治狀況和另一方面影響了普魯士的歐洲各國的社會政治狀況這兩種力量的合力作用決定的。所以，就是在這裡，偶然性也絲毫不會妨礙對現象的科學研究。 現在我們知道，個人對社會的命運常常有重大的影響，不過這種影響是由社會的內部結構以及社會對其他社會的關係決定的。然而這還沒有完全解決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我們還應當從另一方面來研究它。 聖伯夫以為，只要他所指的那一類細小曖昧的原因完全具備，法國革命就會有跟我們知道的結局相反的結局。這是重大的錯誤。無論細小的心理原因和生理原因以怎樣的奇巧錯綜形式結合起來，它們在任何場合都消除不了引起法國革命的偉大社會需要；而只要這些需要仍然沒有得到滿足，革命運動在法國就不會停止。為了使法國革命運動有一種與實際發生的結局相反的結局，就必需用相反的另一些需要取代這些需要；而這自然是細小原因的任何結合絕對辦不到的。 法國革命的原因在於社會關係的屬性，而聖伯夫假定的細小原因只能植根於個別人物的個性特點。社會關係的最後原因在於生產力的狀況。而生產力狀況之依賴於個別人物的個性特點也許僅僅在這些人物從事技術改良、發現和發明的能力大小的意義上。聖伯夫所指的不是這樣的特點。而一切其他可能的特點都不會使個別人物直接影響到生產力的狀況，從而也直接影響生產力所制約的那些社會關係即經濟關係。只要特定的經濟關係適合特定的生產力狀況，無論特定個人的特點是怎樣的，他都不可能取消這種經濟關係。然而人物的個性特點使他或多或少地適合於滿足在特定經濟關係基礎上生長起來的那些社會需要，或者適合於阻礙這種滿足。18世紀末法國最迫切的社會需要是用比較適合法國新經濟制度的另一種政治設施來取代過時的政治設施。當時最著名和最有益的社會活動家正是那些能夠比其他所有人更好地有助於滿足這種最迫切的需要的人。比如說，米拉波 [78] 、羅伯斯庇爾和拿破崙就是這樣的人物。如果不是過早的死亡使米拉波離開了政治舞台，情況會怎樣呢？立憲君主制的政黨會更長久地保持很大的勢力；它對共和派的抵抗因此會更加強有力。但也不過如此。任何米拉波當時都不可能阻止共和派的勝利。米拉波的力量整個地建立在人民對他的同情和信任的基礎上，而人民是渴望共和的，因為朝廷頑固捍衛舊制度的立場使他們感到憤怒。一旦人民確認米拉波不同情他們的共和渴望，他們就會不再同情米拉波，那時這位偉大的演說家就會失去幾乎一切影響，而後大概就會淪為他徒然竭力加以阻止的那個運動的犧牲品。關於羅伯斯庇爾大致也可以說同樣的話。假定他在自己的黨內是完全無可替代的力量。但他無論如何不是這個黨的唯一力量。如果比方說1793年1月 [79] 一塊磚頭的偶然打擊殺死了他，那麼他的位置自然會由別的什麼人來取代，而且，即使這個別的人在一切意義上都比他差得多，事變仍然會按照羅伯斯庇爾在世時所走的那同一個方向發展。譬如說吉倫特派大概在這個場合也避免不了失敗；不過很可能羅伯斯庇爾的黨略微早一點失去權力，這樣我們現在就不會說熱月反動，而會說花月、牧月或獲月反動。 [80] 也許有人會說，羅伯斯庇爾由於自己鐵面無情的恐怖手段加速了、而不是延緩了他那個黨的垮台。我們這裡不去考察這個假設，而是把它當作似乎完全有根據的東西加以接受。這樣一來就必需假定羅伯斯庇爾的黨的垮台不是發生在熱月，而是果月、葡月或霧月。簡言之，這個事件的發生也許早一點，也許遲一點，但它終究是一定要發生的，因為這個黨所依靠的那個階層的人民根本沒有做好進行長期統治的準備。在任何情況下都談不上跟在羅伯斯庇爾強有力的促進下曾經出現的那個局面「相反的」種種結果。 即使波拿巴比方說在阿爾科勒會戰時中彈殞命了 [81] ，在這種情況下也不可能出現相反的結果。他在義大利遠征和其他遠征中所完成的功業會由其他的將領們來完成。他們大概不會表現出像波拿巴那樣的才能，也不會贏得這樣的輝煌勝利。但法蘭西共和國畢竟會在其當時的各次戰爭中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因為當時法國的士兵比所有其他歐洲國家的士兵都要好得多。至於霧月18日 [82] 及其對法國國內生活的影響，那麼在這裡，事變的一般進程和結局，實質上大致也會同拿破崙在世時的情況一樣。受到熱月9日致命打擊的共和制度已經奄奄待斃了。督政府 [83] 未能恢復擺脫了諸上層等級的統治的資產階級現在最為渴望的秩序。為了恢復秩序，需要一支「寶劍」，像西耶斯 [84] 說過的那樣。起初人們以為，起有益的寶劍作用的是儒貝爾 [85] 將軍 [86] ，而當他在諾維陣亡以後，人們開始談到莫羅 [87] ，談到麥克唐納 [88] ，談到貝納多特 [89] 。 [90] 開始談論波拿巴已經是後來的事；而如果他像儒貝爾一樣陣亡了，那麼人們就根本不會想到他，而會把另外一支什麼「劍」推上前台。不言而喻，一個被事變推上獨裁者職位的人，從自己方面說理應孜孜不倦地為權力而苦心經營，堅決排除和無情鎮壓阻擋他的去路的一切東西。波拿巴具有鋼鐵般的毅力。他不惜一切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過除他以外當時也還有不少堅強能幹貪圖功名的利己主義者。他成功地占據的那個位置大概不會空著。假定另一位將軍取得了這個位置以後比拿破崙熱愛和平一些，假定他沒有使整個歐洲都起來反對自己，那樣一來，他就會是死在土伊勒里宮，而不是死在聖赫勒拿島上 [91] 。那時波旁王族就根本回不了法國；對他們說來這樣的結果自然是跟實際上得到的結果「相反的」。然而按其對法國整個國內生活說來，它跟實際的結果區別不大。「寶劍」在恢復了秩序和保證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以後，資產階級很快就會對「寶劍」的軍營習慣和專制行為感到討厭。像復辟時代發生過的那種自由派運動就會開始，鬥爭就會逐漸地開始變得激烈起來，而既然「寶劍們」沒有肯讓步的特點，那麼道德高尚的路易·菲力浦也許就不是在1830年而是在1820年或1825年坐上了自己那些溫柔可愛的親戚的王位。事變過程中所有這些變化，可能會部分地影響歐洲後來的政治生活，而通過政治生活還會影響歐洲後來的經濟生活。但是革命運動的最後結局，在任何情況下終究不會同實際的結局「相反」。有影響的人物由於自己的智慧和性格的種種特點，可以改變事變的個別外貌和事變的某些局部後果，但它們不能改變事變的總的方向，這個方向是由別的力量決定的。 * * * [1] 這一處異文是:「聖伯夫的這些反駁可算是迄今為止所有提出來反對社會歷史發展合規律性學說的那些意見中最恰當的。它們是很機智的。應該認識到，該學說的擁護者們更多的是迴避了，而不是分析了迄今為止在雜誌論文和學術著作中常常引用的這些反駁和類似意見。」 [2] 馬坦(1810—1883)，法國歷史學家。——譯者 [3] 圖倫(1611—1675)，法國元帥，30年戰爭時的法國名將。——譯者 [4] 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f,1594—1632)，瑞典國王，即古斯塔夫二世。——譯者 [5] 《法國史》(Histoire de France)，第4版，第15卷，第520—521頁。 [6] 把希波戰爭中無組織的龐大波斯軍人拿來同30年戰爭中法國圖倫元帥和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爾夫的軍隊對比。 [7] 阿恆荷爾茨，約翰·威廉·封(Archenheltz，Johann Wilhelm von，1741—1812)，德國歷史學家。——譯者 [8] 參看《霍謝夫人回憶錄》(Mémoires de madame du Hausset)，巴黎，1824年，第181頁。[霍謝夫人為蓬巴杜夫人的侍女。] [9] 《蓬巴杜侯爵夫人書信集》(Lettres de la marquise de Pompadour)，倫敦，1772年，第1卷。 [10] 黑格爾在《宗教哲學講演錄》後面所附「關於證明上帝存在的講演錄」第8講腳註中說：「有限事物的一個規定是偶然性，因此是關於世界的偶然性的證明。」——譯者 [11] 米拉波(1749—1791)，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著名活動家，大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貴族利益代表者。——譯者 [12] 1793年1月21日是處死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日子。 [13] 熱月反動，指法國1794年7月27日(熱月9日)反革命政變後形成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反動局面。這次政變推翻了小資產階級專政，並且把這個專政的領袖羅伯斯庇爾送上了斷頭台。熱月、花月、草月、穡月、霧月，等等，是法國國民公會1793年秋天頒行的共和國月份名稱。 [14] 1796年11月15—17日，拿破崙在義大利一個小地方阿爾科勒附近同奧地利軍隊進行了頑強的戰鬥，這場戰鬥使法國軍隊取得了精神上對敵人的優勢。從這時起拿破崙率領自己的軍隊從勝利走向勝利，直到1812年，這時他把自己的軍隊埋葬在俄羅斯的積雪中。 [15] 霧月18日，即1799年11月9日。這一天拿破崙實行政變，推翻了熱月反動後建立起來的督政府，成立執政府，後來拿破崙稱帝，建立了法蘭西帝國。 [16] 督政府是法國在熱月9日後建立的政府，從1795年10月存在到1799年11月。 [17] 西耶斯(1748—1836)，一譯西哀士。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政治活動家。——譯者 [18] 儒貝爾(1769—1799)，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將軍，在諾維戰役中陣亡。——譯者 [19] 儒貝爾在諾維陣亡，普列漢諾夫引證的布羅克的書中所說的正是他。 [20] 莫羅(1763—1813)，法國革命戰爭(1792—1799年)中的主要將領，後為拿破崙政權的堅決反對者。——譯者 [21] 麥克唐納(1765—1840)，法國將軍，帝國元帥。——譯者 [22] 貝納多特(Bernadotte,1763—1844)，法國元帥，參加過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1813年在反法戰爭中指揮瑞典軍。1818—1844年即位瑞典國王，史稱瑞典國王查理十四世·約翰，是瑞典貝納多特王朝創建者。——譯者 [23] 布羅克子爵著《第一帝國時代的法國生活》(La vie en France sous le premier Empire par le vicomte de Broc)，巴黎，1895年，第35—36頁。 [24] 土伊勒里宮為巴黎的王宮，位於羅浮宮旁。1564年開始興建，1871年被焚毀。聖赫勒拿島是大西洋南部的火山島，英國殖民地，1815—1821年拿破崙兩次流放該島，並死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