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 · 二

我國有些人對施塔姆勒 [15] 的話信以為真，認為西歐社會政治學說中有一派好像固有不可解決的矛盾似的。我們指的是他的月蝕例子。實際上這是最荒誕的例子。在月蝕所必需的種種結合在一起的條件中，人的活動無論如何不包括、也不能包括在內，而且光憑這一點，就只有瘋人院裡才會產生促進月蝕的政黨。然而如果人的活動也包括在上述條件之內，那麼凡是很想看到月蝕，同時確信月蝕不用他們促進也一定會發生的人，都不會加入月蝕黨。在這種場合，他們的「無為主義」不過是避免多餘的即無益的行動罷了，而與真正的無為主義毫不相干。要使月蝕的例子在我們所考察的這個場合不再是毫無意義的，對上述政黨來說本來應當把這個例子根本改造一下。應當設想，月亮是天生有意識的，並且它受蝕時在天空中所占的那個位置，在它看來是其意志自決的結果，同時這個位置不僅使它得到巨大的享受，對它的精神安寧說來也是絕對必要的，因此它始終充滿熱情地力求占住這個位置。 [16] 作了這一切設想之後，理當問問自己：如果月亮終於發現，實際上不是它的意志，也不是它的「理想」決定它在天空中的運動，而是相反，它的運動決定它的意志和它的「理想」，它會作何感想呢？按照施塔姆勒的意見，結論是：只要月亮沒有藉助於某種邏輯矛盾而從困境中擺脫出來，這種發現一定會使它不能運動。但這個假設是毫無根據的。誠然這種發現也許會成為月亮情緒不佳、精神失調、它的「理想」與機械現實發生矛盾的正式根據之一。但是既然我們假定「月亮的心理狀態」歸根到底整個地全都由它的運動來決定，那麼本來也就應該在運動中去尋找月亮精神失調的原因。如果細心地對待這個問題，也許情況會是這樣的：當月球處於遠地點時，它為它的意志不自由感到難過，而在近地點 [17] ，這種處境就成為它心情快樂精神煥發的新的正式來源。也許結果恰好相反：也許會是這樣的，月球不是在近地點而是在遠地點發現自由和必然相協調的方式。然而不管怎樣，無可懷疑的是這種協調是完全可能的，必然性的意識同實踐上最堅毅的行動是相處得非常好的。至少歷史上迄今為止常有這樣的事。否定意志自由的人，就其意志力說常常超過自己所有同時代人，並且對自己的意志力提出了最大的要求。這樣的例子多的是。它們是眾所周知的。大概施塔姆勒只有在故意不願意看到真實的歷史現實時忘記的那樣才會忘記這些例子。這種不願意例如在我國主觀主義者 [18] 和某些德國庸人那裡是很強烈的。然而庸人和主觀主義者不是人，而是如別林斯基會說的純粹的幽靈。 我們且仔細地看看當一個人認為他自己——過去、現在或未來的——行動始終具有必然性色彩時的那種場合吧。我們已經知道，在這種場合，一個人如果像穆罕默德一樣自認為是上帝的使者，像拿破崙一樣自認為是絕對不可阻擋的命運所選定的人物，或者像19世紀某些社會活動家一樣自認為代表誰也無法遏制的歷史運動的力量，他就會表現出幾乎自發的意志力，像摧毀紙糊的房屋那樣，把各縣大大小小的哈姆雷特 [19] 在他的道路上造成的所有障礙一掃而光。 [20] 不過這個場合現在使我們感興趣的是另一方面，而且正是如下的方面。當我認為我的意志不自由只表明主觀上和客觀上完全不能不如我所做的那樣去作時，而且當我的這些行動同時是一切可能的行動中最合我心愿的行動時，在我的意識中必然性跟自由，自由跟必然性就是同一的，於是我之不自由只是在這樣的意義下，即：我不能破壞自由跟必然的這種同一性；我不能使它們互相對立；我不能感覺到自己受必然性的拘束。然而這樣的缺乏自由同時就是自由最充分的表現。 西梅爾 [21] 說，自由總是擺脫什麼東西的自由，自由若不理解為與受約束相反的東西，自由就沒有意義。這自然是對的。不過根據這個小小的起碼常識不可能推翻構成哲學思想某個時候曾作出的最天才的發現之一的那個原理，即自由是認識了的必然性。西梅爾的定義過於狹隘：它僅指不受外部拘束的自由。當所談的只是這樣的拘束時，自由與必然性的同一便是極端可笑的：小偷是不會自由地從您的口袋裡掏走手帕的，如果您阻止他這樣做，而他暫時又沒有什麼辦法制伏您的反抗。不過除了這種起碼的和粗淺的自由概念之外，還有另一種深刻得多的自由概念。這種概念對於沒有哲學思維能力的人說來是根本不存在的，而有能力進行哲學思維的人，也只有當他們確實擺脫掉二元論，懂得在主客體兩方之間根本不存在二元論者認為可能有的那種鴻溝的時候，才會領悟這種概念。 俄國主觀主義者把自己烏托邦式理想同我國資本主義現實對立起來，並且沒有走得比這種對立更遠。主觀主義者們陷入了二元論的泥潭。所謂俄國「學生們」 [22] 的理想，其近似資本主義現實的程度，比主觀主義者的理想少得多。儘管如此，「學生們」卻能夠找到聯結理想和現實的橋樑。「學生們」上升到了一元論。按照他們的意見，資本主義由於自身發展的進程而導致自身的否定，以及導致他們——俄國「學生們」，而且不僅只有俄國「學生們」——理想的實現。這是歷史的必然性。他，這個「學生」，就充當這個必然性的一種工具，而且無論根據自己的社會地位，還是根據這種地位所造成的、自己的智能的和精神的特性，他都不能不充當這種工具。這也是必然性的方面。不過既然他的社會地位正是使他養成了這種特性，而不是別的特性，它就不僅會充當必然性的工具，以及不僅不能不充當而且熱烈地希望和不能不希望充當這種工具。這是自由的方面，同時這種自由是從必然性中生長出來的，或者正確些說，這是與必然性同一的自由，這是轉變成自由的必然性。 [23] 這樣的自由也是擺脫了某種拘束的自由；它也是同某種約束相對立的：深刻的定義不推翻粗淺的定義，而是補充它們，把它們保存在自身之中。然而在這種場合，究竟可以談論什麼樣的拘束、什麼樣的約束呢？這是明顯的：是遏制尚未擺脫二元論的人們的毅力的那種精神拘束；是不善於架設橋樑越過分隔理想與現實的鴻溝的人們感到苦惱的那種約束。當一個人沒有通過勇敢的緊張的哲學思考爭得這種自由時，他就還不會完全屬於他自己，於是用自身的精神痛苦可恥地遷就與自由對立的外部必然性。可是同一個人一旦擺脫這種惱人的和可恥的拘束的枷鎖，一旦他的自由活動成為必然性自覺和自由的表現，他就是為新的、完整的、在這以前他所不知道的生命而生的。 [25] 那時他就會成為偉大的社會力量，而且那時已經沒有什麼東西能夠阻止他、也沒有什麼東西會阻止他如 天雷神電 轟擊妖魔…… * * * [1] 施塔姆勒(Stammler,1856—1938)，德國法學家，新康德主義法學派代表。——譯者 [2] C'est comme si l'aiguille aimantée prenait plaisir de se tourner vers le nord car elle croirait tourner indépendumment de quèlque autre cause,ne s'apercevant pas des mouvement insensibles de la matiére magnétique. Leibnitz,Théodicée,Lausanne MDCCLX,p.598.[「這同磁針對轉向北方感到高興，認為它這樣做是出於自己的意志，不依賴任何原因，而覺察不到磁性的很少感知出來的作用，是完全一樣的。」萊布尼茨：《神正論》，洛桑，1760，第598頁] [3] 近地點是月球離地球最近之點，遠地點是月球離地球最遠之點。 [4] 俄國主觀主義者，社會學中主觀方法的擁護者，拉甫羅夫、米海洛夫斯基、卡列也夫等人認為，在建立社會科學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應該不是對歷史必然性的理解，而是所欲望的東西、「理想的東西」等等的標準。 [5] 普列漢諾夫這裡暗指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說《西格里縣的哈姆雷特》。 [6] 再舉一個例子，這個例子清楚地證明這類人的情感多麼強烈。費拉爾公爵夫人勒奈(路易十二的女兒)在給自己的教師加爾文的信中寫道：「不，我沒有忘記您寫給我的那些話：大衛對上帝的敵人懷著不共戴天的仇恨，我自己任何時候都不會持另一種態度；因為如果我知道，國王，我的父親，和王后，我的母親，和已故的先生我的丈夫(feu monsieur mon mari)，以及我所有子女被上帝拋棄了，我就會以不共戴天的仇恨憎恨他們，並且希望他們下地獄」，等等。懷有這種情感的人能夠表現出何等可怕的無堅不摧的毅力啊！要知道這些人都否定了意志自由。 [7] 西梅爾(Simmel,1858—1918)，德國社會學家，哲學家。主要著作有《貨幣哲學》、《社會學》，是形式社會學的開創者。——譯者 [8] 「學生們」，指馬克思學說的信徒。這是為逃避書刊檢查，在合法出版物中使用的代號。 [9] Die Notwendigkeit wird nicht dadurch zur Freiheit,dass sie verschwindet, sondem dass nur ihre noch innere Identität manifestiert wird.Hegel,Wissenschaft der Logik,Nürnberg 1816,zweites Buch,S.281.[「必然性之變為自由，不是由於必然性消失，而只是由於它的暫時還是內在的同一性表現了出來」。黑格爾《邏輯學》，紐倫堡1816年德文版第2冊第281頁。 [24] ] [10] 參見《黑格爾文集》，第五卷，國家社會經濟出版社，1937年，第693頁。 [11] 同一位老黑格爾在另一個地方說得非常好：「自由就是除自己以外什麼也不想要」。參見《黑格爾全集》，德文版，第12卷，第98頁(宗教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