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 · 一

[19世紀]70年代後半期,已故的卡勃利茨 [1] 寫了一篇文章：《理性和情感是進步的因素》 [2] 。作者在文章中援引斯賓塞，證明人類前進運動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情感，而理智則起次要的而且完全是從屬的作用。一位「受人尊敬的社會學家」 [3] 反駁了卡勃利茨，對於把理智放在「跟班位置」的理論表示了含有譏諷意味的驚訝。這位「受人尊敬的社會學家」保衛理智，自然是做得對的。但是如果他不涉及卡勃利茨所提問題的實質，而是指明問題提法本身如何不可能和如何不能容許，他就較正確得多了。事實上「因素」論本身就已經是沒有根據的，因為它任意地劃分出社會生活的各個不同方面，並把它們說成是獨立存在的東西，使它們變成從各個方面和以不同結果吸引社會人走上進步道路的特種力量。然而這個理論就其在卡勃利茨那裡所獲得的那種形態說則更加沒有根據，因為卡勃利茨已經不是把社會人活動的這一些或另一些方面，而是把個人意識的不同領域變成特殊的社會學的實體。這真是絕頂的抽象；無法再往前走了，因為前面是已經十分顯然的謬論的滑稽可笑的世界。這才是這位「受人尊敬的社會學家」本應讓卡勃利茨和他的讀者們加以注意的地方。這位「受人尊敬的社會學家」在揭示企圖發現歷史中占統治地位的「因素」曾使卡勃利茨走進了怎樣複雜難解的抽象領域時，也許會無意中為批判因素論本身作出某些事情。這在當時對我們大家都會是很有益處的。然而他並不足以勝任這個使命。他本人就站在同一理論的觀點上，他與卡勃利茨不同的地方只在於對摺中主義的愛好，由於折中主義，一切「因素」在他看來都是同樣重要的。他的思維方式的折中主義性質，後來特別突出地表現在他對辯證唯物主義的攻擊上，他認為辯證唯物主義是一種為了經濟「因素」而犧牲一切其他因素並且根本否定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學說。這位「受人尊敬的社會學家」連想也沒有想到，辯證唯物主義跟「因素」觀是格格不入的；只有完全不能進行邏輯思維的人才會認為辯證唯物主義是替所謂無為主義 [4] 作辯護的。不過應當指出，「令人尊敬的社會學家」的這種過失 一點兒也不新奇：過去有，現在有，而且將來還會有許許多多其他人犯這種過失…… 當唯物主義者們還沒有制定辯證的自然觀和歷史觀時，人們早就開始指責他們有「無為主義」傾向了。我們不必追溯「遠古」，且回憶一下著名的英國學者普利斯特列 [5] 同普賴斯 [6] 的爭論 [7] 。普賴斯在評析普利斯特列學說時曾附帶證明唯物主義與自由概念不相容，證明唯物主義取消個人的任何獨立性。普利斯特列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曾援引生活經驗。他寫道：「我不來講我自己，雖然無疑的，不能說我是一切動物中最不活躍、最無生氣的動物(I am not the most torpid and lifeless of all animals)；不過我要問問您，您在哪裡找得到比在信奉必然性學說的人士中間更多的思維能力、更多的積極性、更大的精神力量和頑強精神來追求最重要的目的？」普利斯特列指的是當時所謂 christian necessarians [8] [基督教必然論者] [9] 的宗教民主派。我們不知道這個教派是否真像屬於該派的普利斯特列所以為的那樣活躍。不過這並不重要。唯物主義對人類意志的觀點同實踐上最堅毅的活動極好地和睦相處，這種情況是毫無疑問的。朗松 [10] 說，「一切向人類意志提出最大要求的學說原則上都確信意志的無能為力；它們否定自由和使世界屈從於宿命論」 [11] 。朗松是不對的：他以為對所謂意志自由的任何否定都會導致宿命論；但是這沒有妨礙他發現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歷史事實：的確，歷史昭示，就是宿命論也不僅不總是妨礙實踐上堅毅的行動，而是相反，在某些時代宿命論是這種行動的心理上必要的基礎。拿清教徒 [12] 為證，清教徒的毅力就遠遠超過17世紀英國一切其他黨派；再拿穆罕默德的信徒們為證，他們在短時期內就使從印度到西班牙的廣大地區都服從自己的權力。那些認為只要我們確信特定系列事件必然到來，我們就會失去促進或反抗它們到來的任何心理上的可能性的人，都是非常錯誤的。 [13] 這裡一切都取決於我自己的活動是否構成必然事變鏈條中的必然環節。如果是，那麼我的猶豫就會更少，因而我就會更堅決地行動。而且這裡沒有任何可奇怪的地方：當我們說某人認為自己的活動是必然事變鏈條中的必然環節時，這也就是說，缺乏自由意志對他說來等於完全不能無所作為，而且這種缺乏自由意志反映在他的意識中就是認為不能不像他所作的那樣去作。這正是可以用路德的名言「Hier stehe ich ,ich kann nicht anders」[我既在這個位置，便不能不這樣]來表示的那種心緒，而且由於這種心緒，人們表現出最不可遏止的毅力，實現最令人驚異的勳業。這種心緒是哈姆雷特沒有體驗過的：因此他所能做的就只是唉聲嘆氣和反躬自省。也因此，哈姆雷特任何時候都不會容忍那主張自由只是已經轉化為意識的必然性的哲學。費希特說得對：「一個人怎樣，他的哲學也就怎樣。」 * * * [1] 卡勃利茨(1848—1893)，又名尤佐夫。俄國政論家，作家，自由民粹派最右翼代表之一。著有《社會學概論·民粹主義原理》。——譯者 [2] 卡勃利茨這篇文章1878年發表在文學政治報《星期周報》第6、7期合刊上，1882年編入卡勃利茨主要著作《社會學概論·民粹主義原理》。 [3] 受人尊敬的社會學家，指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卡勃利茨的文章發表後，米海洛夫斯基立即在自己的《1878年文學評論》中對它做出了反應(參閱《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4卷，1897年聖彼得堡版，第539—546頁)。 [4] 無為主義是17世紀末出現的一種神秘主義學說。它認為人的一切行為都取決於神的意志。由此產生漠不關心地、神秘直觀地對待生活，消極被動，「不反抗罪惡」等等的宿命論說教。 [5] 普利斯特列(Priestley，1733—1804)，英國化學家，神學家，唯物主義哲學家，決定論者。著有《普賴斯博士與普利斯特列博士通信中關於唯物主義學說和哲學必然性的自由辯論》(1778年)。——譯者 [6] 普賴斯(Price，1723—1791)，英國分離派宗教家，道德哲學家。——譯者 [7] 同普賴斯的爭論，記載在普利斯特列下述著作中：《普賴斯博士與普利斯特列博士通信中關於唯物主義學說和哲學必然性的自由辯論，普利斯特列博士還補充了說明辯論本質的緒言，和幾封致某些參加過這次關於物質與精神的辯論的作家們的信》，倫敦，1778年。 [8] 18世紀的法國人對唯物主義同宗教教義的這種結合會很驚訝。在英國，任何人都不曾對這種結合覺得奇怪。普利斯特列本人就是很信宗教的人。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風俗。 [9] 基督教必然論者是基督教的一個宗派，它否定意志自由，認為有精神的生物不是自由地而是按照必然性從事活動的。 [10] 朗松(Lanson，1857—1934)，法國文學史家、文學批評家，著有《法國文學史》。——譯者 [11] 參看他的《法國文學史》，俄譯本，第1卷，第511頁。 [12] 清教徒，指16世紀末到17世紀英國和蘇格蘭擁護加爾文主義的那些人。他們在17世紀為準備和實現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起過巨大的作用。 [13] 大家知道，依據加爾文的學說，人們的一切行為都是由上帝預先決定的。Praedestinationem vocamur aeternum Dei decretum,quo apud se constitutum,habiut quid de unoquoque homine fiere valet.[我們把上帝永遠決定的事情，把上帝對自己規定的、因而對各個人也有效力的事情，稱為預定。](Institutio,lib Ⅲ，cap.5[《訓條》，第3冊第5章])正是按照這個學說，上帝從自己的僕人中挑選幾個人來解放受到非正義壓迫的民族。比如以色列民族的解放者摩西 [14] 就是如此。從一切情況看來，克倫威爾也自認為是上帝的這種工具；他始終，而且大概是由於完全真誠的信念，稱自己的行為是上帝意志的產物。所有這些行動對他來說都預先塗上了必然性的色彩。這不僅沒有妨礙他企圖從勝利走向勝利，而是使他的這一企圖獲得了不可遏止的力量。 [14] 關於摩西拯救以色列人的傳說，詳見《聖經》「舊約」「出埃及記」。——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