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階級意識 · 合法性和非法性

有一種唯物主義學說，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因而認為改變了的人是另一種環境和改變了的教育的產物，——這種學說忘記了：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正像在任何涉及行動方式的問題中一樣，對研究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合法性和非法性說來，動機及其所產生的傾嚮往往比單純的事實更加重要和更能說明問題。因為工人運動一部分處於合法或非法狀態的單純事實如此取決於歷史的「偶然事件」，以致分析它並不總能保證得到原則性的認識。一個黨可能機會主義到完全背叛的程度，然而有時不得不轉入非法狀態。另一方面，完全可以設想有這種情況，即最革命和最不妥協的共產黨有時能夠在幾乎完全合法的狀態中工作。由於這個標準不能為分析提供充分的根據，我們必須撇開它，去考察選擇合法策略或非法策略的動機。這裡也不能僅限於——抽象地——確定動機和信念。因為雖然機會主義者的特點是堅持不惜任何代價的 合法性，說革命黨的特點是恰恰相反，即堅持非法性，則是錯誤的。的確，在每一次革命運動中都有一些非法性的浪漫主義 占統治地位或至少很強大的時期。但是這種浪漫主義由於我們在下面將要討論的原因，完全是一種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幼稚病。它是一種對不惜任何代價的合法性的反動，它應該被每一個成熟的運動所克服，而且毫無疑問它現在正在被克服。 1 那麼，合法性和非法性的概念對馬克思主義思想說來是什麼意思呢？這個問題必然導致有組織的權利的一般問題，法律和國家的問題，最後是意識形態問題。恩格斯在與杜林的論戰中，出色地批駁了抽象的暴力論。然而，暴力（法律和國家）「起先總是以某種經濟的、社會的職能為基礎的」 〔1〕 這一證據，應該——嚴格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被解釋為，這種聯繫在被吸引到暴力統治範圍內的人們的思想感情中有相應的意識形態反映。就是說，暴力組織與支配人們生活的（經濟）規律協調到如此程度，或者看起來占如此壓倒的優勢，以致人們感到它們是自然的力量，是他們存在的必然環境。結果，他們就自願地 順從它們（這決不是說，他們同意 它們）。儘管一個暴力組織只有在能夠用暴力克服個人或集團的抵抗時才能存在，但是如果它每次遇到挑戰都不得不使用暴力，它也決不可能存在。在使用暴力成為必要時，已經是革命的形勢；暴力組織已經和社會的經濟基礎發生矛盾，這種矛盾將反映在人們的頭腦中。那時人們將不再把現存秩序看作是自然的必然性，他們將用暴力來反對暴力。在不否認這種形勢的經濟基礎的情況下，我們仍然必須補充說，只有當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雙方對現存秩序是唯一可能秩序的信念均已動搖的時候，才有可能在一個暴力組織中發生變化。生產制度中的革命是這點的必要前提條件 。但是革命本身只能由人們來完成，由在精神上和感情上已從現存制度下解放出來的人們來完成。 這種解放並不和經濟發展機械地平行和同時發生，它既可以趕在經濟發展之前，也可以落在它之後。作為純粹意識形態的解放，它能夠存在於社會制度的經濟基礎還只是一種成為問題的傾向 時，而且大多數存在於那種時候。在這種情況下，理論將徹底思考那只是一種傾向的東西，直至把它變成為現實應該是的東西，然後把這個「真正的」現實與現存事物的「虛假的」現實對立起來。（恰當的實例是天賦人權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前奏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甚至那些按其階級地位直接關心革命成功的集團和群眾也肯定只是在革命期間 （而且往往只是在以後 ）才在內心裡從舊的制度下解放出來。他們需要親眼看到哪個社會真的符合他們的利益，才能在內心裡從舊的制度下解放出來。 如果這些看法適合於每一次從一種社會制度到另一種社會制度的革命過渡的話，那麼它們對於社會革命比對於主要是政治的革命更加適合得多。政治革命只不過批准一種在經濟現實中至少已部分實現了的社會經濟狀況。這種革命用暴力來取消舊的、現在感到是「不公平的」法律制度，而代之以新的「正確的」、「公平的」法律。對生活的社會環境沒有任何徹底的改造。（法國大革命的保守派歷史學家強調指出這個時期的「社會」條件相對說來沒有什麼變化。）然而，社會革命正是要改變這一環境。任何這種變化都深深觸痛一般人的本能，使他認為這是對生活本身 的災難性威脅，是像洪水或地震那樣的盲目自然力。由於不能理解過程的本質，感到盲目的失望，他就要通過拚命攻擊威脅他的習慣存在的直接表現形式 來進行自衛。所以，在資本主義的早期階段，受過小資產階級教育的無產階級就起來反對機器和工廠。蒲魯東的學說也可以看作是這種拚命捍衛舊的、習慣的社會環境的回聲。 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本性在這裡可以最容易理解。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的學說，正是因為它理解過程的本質（與它的徵候、表現形式相對立）；因為它能夠表明決定性的未來發展傾向（與當前的事態相對立）。它正因為如此是正在爭取解放的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表現。這種解放起初採取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及其國家的最帶壓迫性的表現進行實際反抗的形式。這些孤立的戰鬥即使獲得成果，也永遠不能獲得最終勝利，它們只有在無產階級意識到 它們彼此之間以及它們和必然導致資本主義滅亡的過程之間的聯繫時，才能成為真正革命的戰鬥。當青年馬克思提出「意識的改革」作為綱領時，他預先就道出了他後來活動的本質。他的學說不是空想的，因為它從實際發生的過程出發。它不打算實現任何「理想」，而只是想要發現這一過程中所固有的意義。同時它必須超出只是給定的東西，必須把無產階級的意識集中於對本質的認識，而不是集中於對眼前事態的經歷。馬克思說道：「意識的改革只在於使世界認清本身的意識，使它從迷夢中驚醒過來，向它說明它的行動的意義 ……那時就可以看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種一旦認識便能真正掌握的 東西了。」 〔2〕 這種意識的改革就是革命過程本身。因為無產階級只有逐漸地、經過漫長的、艱難的危機之後才可能獲得這種意識。的確，在馬克思的學說中得出了無產階級階級地位的一切理論的和實踐的結論（在它們成為歷史「事實」之前很久）。然而，即使這些理論不是非歷史的烏托邦，而是對歷史過程本身的認識，也決不能得出結論說，無產階級已把馬克思學說中所達到的解放納入它自己的意識——即使是在它按照這一學說採取的個別行動 中。我們已在另一個場合 〔3〕 注意到這個過程，並且強調指出，當無產階級在政治上還完全站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旗幟下的時候，它就已經能夠意識到在經濟上反對資本主義的必要性。事實上，這是多么正確，可以由下面這一點表明，即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的全部批判可以完全被遺忘，第二國際最重要的理論家們能夠直截了當地把資本主義的國家看作真正的國家，並把他們自己的活動和他們與這個國家的衝突看作「反對派行動」。（這一點可以在1912年潘涅庫克和考茨基的論戰中看得最清楚。）因為採取「反對派」的立場意味著，現存秩序是在一切基本點上作為不變的基礎接受的 ，而「反對派」的全部努力只限於在現存制度的範圍內 為工人階級儘可能多地謀取福利。 自然，只有不知世事的傻子才會看不到資產階級國家的真實權力。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假馬克思主義的機會主義者之間的巨大差別在於，對前者說來，資本主義的國家只是應該 動員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力量來加以反對的一個力量因素 。而後者把國家看作是一種凌駕於各階級之上的 制度，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進行戰爭是為了 取得對它的控制。但是，由於把國家看作鬥爭的目標而不是戰鬥中的敵人，他們在精神上已經站到資產階級方面，從而甚至在拿起武器以前就已經打了半個敗仗。因為每一種國家和法律制度，尤其是資本主義制度，都是建立在它的存在和它的章程的正確性只是被當作沒有問題的東西接受這一點上。這些章程在個別場合被破壞，只要在一般的意識中只是作孤立的事例出現，就決不會對國家構成任何特別的危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西伯利亞回憶錄中確切地記述了每個犯人都感到自己有罪（並不一定感到悔恨），非常清楚自己觸犯了對他也同樣有效的法律。即使個人的動機或環境的壓力驅使他違犯了這些法律，這些法律對他還是繼續有效的。這種孤立的觸犯，國家總是能夠很容易控制住，正是因為它的基礎並不因此而有片刻受到威脅。採取「反對派」立場意味著一種類似的對國家的態度，即承認國家的本質是站在階級鬥爭之外，它的法律的有效性並不直接 受到階級鬥爭的挑戰。因此，「反對派」有兩種選擇：它或者力圖用合法手段修訂法律，這樣，自然舊法律在被新法律取代以前繼續有效，或者它設法推行以個別方式對法律的觸犯。因此，當機會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對國家的批評與無政府主義聯繫在一起時，他們只是沉湎於一種習以為常的蠱惑人心的宣傳。因為馬克思主義無論同無政府主義的幻想還是同烏托邦都毫不相干。重要的是要認識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甚至在它存在時就應該作為一種歷史現象來考察和評價 。因此，它應該被看作是一種單純的權力結構，一方面，它必須只在它的實際力量達到的範圍內被考慮到，另一方面它的力量來源應該受到最精確、最無畏的考察，以便發現這一力量能夠被削弱和破壞的地方。國家中的這一有力量的地方，或者更確切地說薄弱的地方，正是它被反映在人們意識中的方式 。意識形態在這一場合不僅僅是社會的經濟結構的結果，而且是它平穩運轉的前提條件。 2 資本主義危機越是明顯地不再是馬克思主義分析的認識，而是在成為可以觸摸到的現實，意識形態在決定無產階級革命的命運中所起的作用就會越是帶決定性。在資本主義內部仍然完全穩定的時期，工人階級廣大群眾在意識形態上 完全站在資本主義的立場上，是可以理解的。而馬克思主義的徹底運用則要求一種他們不可能勝任的立場。馬克思說道：「為了認識一個特定的歷史時代，我們必須超出它的界限。」當這一論斷被用於認識現在 時，需要在思想上作出完全不同尋常的努力。它意味著，對整個經濟的、社會的和文化的環境必須進行批判的考察。這一考察的決定性方面、即只有通過它才能使這一切現象被理解的阿基米德支點，對現在的現實說來還只可能帶有要求性質；就是說，它畢竟仍然是一種「非現實的」東西，一種「單純的理論」。然而，當我們企圖歷史地認識過去時，現在本身就是出發點。當然，這決不是小資產階級的空想主義的要求，渴望「更好」或「更美」的世界，而是一種無產階級的要求，它只是要清楚地認識和表述社會過程的方向、傾向和意義，並且以這一過程的名義對現在採取行動。然而這使這個任務變得更加困難。因為正如最優秀的天文學家不顧他關於哥白尼的知識，繼續接受太陽「升起」等感官印象一樣，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最無可辯駁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也永遠不能消除它的經驗上的現實性。它也不打算這樣做。馬克思主義理論應該使無產階級進入一種很獨特的精神境界。資本主義的國家在它看來應該是歷史發展鏈條中的一個環節。因此，它決不構成「人」的自然環境，而只是一種現實的事物，它的實際權力必須加以考慮，然而它沒有任何決定我們行動的固有權利。因此，國家和法律的有效性只應該被看作是一種經驗的存在。正像駕駛帆船的人必須精確地注意風向，不讓風決定他的航向，相反，他還與風向對抗並且利用它，以便牢牢駛向原定的目標。人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從敵對的自然力量那裡爭取到的獨立性 ，無產階級在面對社會生活的現象時還非常缺乏。而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社會在個別場合採取的強制措施常常是粗暴的和嚴重唯物的，但是每個社會的力量按其本質是一種精神力量 。只有認識能夠使我們從中解放出來。這種認識不能是留在頭腦中的那種抽象的東西（許多「社會主義者」有這種認識），而必須是一種已融化在血液中的認識，用馬克思的話說，一種「實踐批判活動」。 資本主義危機的現實性使得這種認識變得既有可能又有必要。它有可能，是因為由於危機的結果，生活本身就使人看到和感到一般的社會環境有問題。它變得對革命有決定意義，從而有必要，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實際力量已被如此削弱，如果無產階級有意識地和堅決地用自己的力量來對抗它的力量，它不再能用暴力維持自己的地位。只有意識形態是這種反對行動的障礙。甚至在資本主義陷入致命危機的時候，廣大無產階級群眾依然感到資產階級的國家、法律和經濟是他們生存的唯一可能的環境。在他們看來，應該在許多方面進行改進（「生產組織」），但是它仍然是社會的「自然」基礎。 這是合法性的意識形態基礎。它並不總是有意識的背叛或甚至有意識的妥協。它其實是對國家的自然的和本能的態度，在行動的人看來，國家仿佛是混沌世界中唯一固定不變的東西。如果共產黨想要為它的合法的和非法的策略創造一種健康的基礎，這種世界觀就必須克服。因為所有革命運動所由以開始的非法性的浪漫主義，在明確性方面很少有超出機會主義合法性階段的水平的。至於這種浪漫主義像任何暴動主義一樣，大大低估資本主義社會甚至在危機時擁有的實際力量，當然常常是非常危險的。但是這也只不過是這整個傾向所患的疾病的一個徵候。這個疾病本身就是不能把國家看作只不過是一種權力因素。歸根到底，這表示不能看到我們剛才分析的那些聯繫。因為通過給非法的鬥爭手段和方法蒙上一重特別莊嚴的氣氛，通過賦予它們一種特別的、革命的「真實性」，就使現存國家的合法性獲得一種有效性，而決不只是一種經驗的存在。因為以法律身份 反抗法律、對某些行動由於 是非法的而更加喜愛，對任何這樣做的人說起來意味著，法律保持了它的有約束力的有效性。如果存在有對國家和法律的充分的、共產主義的無所畏懼，那麼法律及其可計算的後果比起在決定某種行動的可行性時必須考慮的任何其他外部生活事實來就沒有任何更大的（但也不是更小的）重要性。違犯法律的危險不應該被看作與在開始一次重要旅行時沒有趕上火車的危險有任何不同。如果情況不是如此，違犯法律是懷著豪情進行的，那麼這就表明，法律——即使是以顛倒的形式——保存了它的權威，它仍然能夠內在地 影響人的行動，真正的、內在的解放還沒有發生。這種區分乍看起來可能像是吹毛求疵。但是，只要想一想像俄國社會革命黨那樣典型的非法黨是多麼容易退回到資產階級陣營，只要想一想最初的真正革命的非法行動（它們不再是對個別法律的浪漫主義的英雄式違犯，而是已成為對整個資產階級法律體系的拒絕和破壞）如何暴露出這些「非法性的英雄們」在意識形態上依然囿於資產階級的法律概念，我們就會認識到這決不是空洞和抽象的杜撰，而是對真實情況的描述。（今天波里斯·薩文柯夫在白色波蘭人的陣營里反對無產階級的俄國。過去他不僅是沙皇制度下幾乎所有一切大的暗殺活動的著名策劃者，而且還是浪漫主義和倫理的非法性的最早理論家之一。） 合法性或非法性問題於是對共產黨說來歸結為單純的策略問題 ，甚至是必須即席解決的問題，由於要根據直接需要 採取決定，幾乎不可能為這種問題訂出一般規章。只有通過這種完全無原則的解決辦法，才有可能做到對資產階級法律制度的實際的和有原則的拒絕。這種策略對共產黨人極為重要，而且不僅是由於適用的緣故。這種策略之所以需要，不僅僅是因為只有這樣，共產黨人的策略才能獲得真正的靈活性和對特定時刻需要的適應性，也不是因為若要有效地反對資產階級，必須交替使用或者甚至同時使用合法的和非法的方法。這種策略之所以需要，也是為了完成無產階級的革命的自我教育。因為無產階級要從資本主義創造的生活方式的意識形態束縛下解放出來，只有在它學會了不讓這些生活方式內在地影響它的行動的時候，才有可能做到。這些生活方式作為動力，對無產階級說來必須下降到完全無所謂的地位。不用說，這絲毫不會減少無產階級對這些生活方式的仇恨以及消滅它們的熱切願望。相反，只有靠這種內在的信念，無產階級才能把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看作是一種可憎的東西，雖已沒有生命、但仍然是對人類健康發展的致命障礙；無產階級如果要能夠採取一種有意識的和持久的革命立場，這是絕對必須有的認識。無產階級的自我教育是無產階級使自己在革命方面成熟起來的漫長而艱苦的過程，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文化越發達，這個過程就越艱難，因為無產階級受到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意識形態污染就越嚴重。 對革命行動適當性的絕對必要的考慮幸好（自然決不是偶然）是和這種教育工作的要求一致的。只舉一個例子，第三國際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它關於議會制問題的補充論綱中規定，議會黨團必須完全從屬於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即使後者處於非法地位。這個決定不僅對保證統一行動是絕對必要的。它還有明顯降低議會在廣大無產階級群眾心目中的威望的作用（議會黨團這個機會主義堡壘的獨立性就是建立在這種威望之上的）。這一點是多麼必要，由英國無產階級不斷地由於內心承認 這種權威而被引上機會主義道路就可證明。僅僅強調反議會制的「直接行動」毫無成果，也和關於一種方法優越於另一種方法的論爭毫無成果一樣，證明它們都仍然受到資產階級偏見的束縛，儘管方式完全相反。 必須同時和交替使用合法和非法的方法，還有另一個原因。只有這樣才能揭露法律制度是資本主義壓迫的野蠻權力工具，這是對法律和國家採取無拘無束的革命態度的前提條件。如果僅僅或者主要使用兩種方法中的某一種，即使是在某些有限的領域內，也會使資產階級有可能在群眾心目中繼續保持它的法律制度是唯一的制度的假象。每個共產黨的行動的根本目的之一，必須是迫使本國政府違反自己的法律制度，迫使社會叛徒們的合法黨公開支持這種「違法行為」。在某些情況下，特別是在民族主義偏見模糊了無產階級視線的地方，資本主義政府也有可能從這當中得到好處。但是在無產階級正在集聚力量進行決戰的時候，這種違法行為冒的風險卻會更大。正是從這裡，從壓迫者出自這種考慮的謹慎中，產生出了那種關於民主和關於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的致命幻想。這種幻想尤其受到機會主義者的行動的助長，他們不惜任何代價堅持合法行動，從而使得統治階級有可能執行謹慎的政策。只有採取清醒的、務實的策略，完全根據是否有用來交替使用每一種合法的和非法的方法，才有可能使這種對無產階級的教育工作走上健康的軌道。 3 然而，爭取政權的鬥爭只是開始這種對無產階級的教育，肯定不能完成它。羅莎·盧森堡在許多年以前就已經注意到，奪取政權必然是「早熟的」，這首先表現在意識形態方面。在所有無產階級專政的早期階段表現出的許多現象都可以歸咎於，無產階級是在它內心仍然承認資產階級社會制度是唯一真正合法制度的時候和精神狀態下被迫奪取政權的 。蘇維埃政府的基礎同任何法律制度的基礎一樣：它必須被廣大人民群眾承認是合法的，只有在極個別的情況下才必須訴諸暴力行動。 從一開始就不言而喻，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在開始都不可能立即從資產階級方面得到這種承認。一個世世代代習慣於統治和享受特權的階級決不會只是因為一次 失敗就善罷甘休。它不會立即忍受新制度的產生。它只有先在意識形態上被制服 以後，才會自願地去為新社會服務，才會開始把那個社會的法規看作是合法的，看作是一種法律制度，而不是看作是力量對比暫時發生變化的殘酷事實，而這種變化明天又可能被翻轉過來。不管資產階級的反抗是採取公開反革命還是隱蔽怠工行動的方式，以為對它做某種讓步就能把它解除武裝，是一種幼稚的幻想。相反，匈牙利蘇維埃專政的例子表明，所有這種讓步（在這種情況下毫無例外地同時也是對社會民主黨人的讓步）都只是加強了以前的統治階級的權力意識，使他們內心接受無產階級統治的願望推遲，甚至變得不可能。蘇維埃政權在資產階級面前的這種退卻，對廣大小資產階級群眾的意識形態說來後果甚至更為嚴重。他們的意識形態的特點是，把國家看作某種一般的和普遍的東西，一種絕對尊嚴的形象。除了往往能使小資產階級個別集團中立化的合適經濟政策以外，顯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無產階級本身：看它能不能賦予它的國家這樣一種威望，以迎合這些階層迷信權威的心理，促使他們自願地服從於「這個」國家？如果無產階級躊躇不前，對自己的統治使命缺乏信心，它就會驅使這些階層重新投入資產階級的懷抱、甚至公開反革命的行列。 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合法性和非法性之間的關係發生了職能上的變化，因為這時，以前是合法的變成了非法，非法的變成了合法。然而，這種變化最多只能稍稍加快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開始了的意識形態解放過程，決不可能一下子完成這個過程。資產階級不能在一次 失敗之後失去它自己的合法感，同樣無產階級也不能通過一次 勝利的事實就獲得它自己合法的意識。這種意識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只能緩慢地成熟起來，即使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也只會逐步達到成熟。在第一個階段，它甚至會受到很多挫折。因為只有這時，無產階級在獲得了政權之後，才有可能了解那些創造和維持了資本主義的精神成果。不僅它會獲得比以前更多得多的關於資產階級文化的知識，而且對管理經濟和國家極為重要的精神成果只有在它掌權以後才會為廣大無產階級群眾所意識。此外，不應該忘記，無產階級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獨立地和負責任地採取行動的實踐和傳統。因此，它可能常常感到需要這樣行動與其說是一種解放，不如說是一種負擔。最後，將占據大部分領導崗位的那些無產階級階層的生活習慣已浸透了小資產階級性和甚至資產階級性，這正好使得新社會的新東西在他們看來顯得生疏，甚至敵對。 要不是有下面這種情況，所有這些障礙會帶有幾乎無害的性質，而且很容易被克服。這就是，在合法性和非法性問題上同樣經受了職能變化的資產階級甚至在這裡也會比無產階級更成熟得多，更先進得多。（只要它是在反對一個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國家，情況就會是如此。）資產階級現在以它以前把它自己的法律制度看作合法的那種同樣的幼稚和自信來把無產階級的法律制度看作是非法的。我們為正在爭取政權的無產階級提出了應該把資產階級國家看作一種事實，一種權力因素的要求；這個要求現在被資產階級本能地執行了。因此，儘管無產階級獲得了國家權力，它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仍然不是勢均力敵的，而且這種狀況會維持下去，除非無產階級有一天獲得了對只有它自己的法律制度才具有合法性的同樣幼稚的信心。然而，這種發展受到機會主義者在無產階級解放過程中強加給它的精神狀態的嚴重阻礙。由於已習慣於給資本主義制度罩上合法性的光環，無產階級很難超然地看待可能要保留很長時間的這些制度的殘餘。無產階級在獲得政權以後，在精神上仍然陷在資本主義發展進程所編織的羅網中。這一方面表現在它未能觸動許多應該徹底破壞的東西。另一方面，它去進行破壞和建設工作時，不是抱著那種合法統治者的自信心，而是抱著篡奪者所特有的那種猶豫和倉猝交錯的心情。而且還是這樣一個篡奪者，他在內心中，即在思想、感情和決心中預感到資本主義必然要復辟。 我在這裡指的不僅是工會官僚在整個匈牙利蘇維埃專政期間抱著儘可能順利地復辟資本主義的目的對社會化過程的多少公開的反革命怠工。我在這裡還想到常常被強調指出的蘇維埃腐化現象，它的主要根源之一就在這裡。一部分在於許多蘇維埃幹部的心理狀態，他們在內心裡作好了「合法的」資本主義重返的思想準備，因此總是考慮如何能在這種情況下為他們自己的行動辯解。一部分也是因為許多參加過必要「非法」工作（貨物走私、國外宣傳）的人在精神上而且首先是在道義上不能理解，從唯一合法的立場即無產階級國家的立場來看，他們的活動同任何其他的活動一樣都是「合法的」。在革命意志不堅定的人們那裡，這種混淆就表現為公開的腐化。在許多誠實的革命者那裡則表現為浪漫主義地過分誇大「非法性」，不必要地尋找「非法的」機會，這些傾向表明缺乏一種革命合法性 、革命有權建立自己的法律制度的意識 。 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這種合法性的感覺和意識應該取代革命的以前階段即擺脫資產階級法律約束的階段的要求。但是儘管有這種變化，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發展仍然是一種統一的和直線的發展 。這一點最清楚地表現在無產階級國家的對外政策上，當這些國家面對著資本主義國家的權力結構時，它們就像在自己國內奪取政權時所做的那樣，必須同資產階級的國家進行鬥爭（儘管可以部分地使用別的手段，但也只是部分地使用別的手段）。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和談已經光輝地證明了俄國無產階級所達到的階級意識的高度和成熟性。雖然俄國無產階級的代表是和德國帝國主義者打交道，他們承認他們在全世界的受壓迫的兄弟們是他們在談判桌上的真正的夥伴。即使列寧極其明智和清醒地估計了實際的力量對比，他還是指示他的談判代表向全世界的無產者、首先是中歐列強的無產者說話。他的對外政策與其說是進行德國和俄國之間的談判，還不如說是力圖促進中歐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和革命意識。自那以後，蘇維埃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經歷了許多變化，它們必須適應現實的力量對比的要求。但是儘管如此，這個基本原則，即自己的政權合法的原則，同時也是促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階級意識的原則，在這整個發展時期始終沒有變化。資產階級國家承認蘇維埃俄國的整個問題不應該孤立地僅僅看作是俄國因此得到好處的問題。它也應該被看作是資產階級是否承認已經發生了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合法性的問題。這種承認的意義按照它發生時的具體情況而變化。它對俄國小資產階級動搖分子和對世界無產階級動搖分子的影響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它承認了革命的合法性，這是他們為了能夠感到它的正式代表者蘇維埃共和國是合法的所極為需要的東西。俄國政治的所有各種方法，如在俄國內部無情打擊反革命、大膽反對在戰爭中獲勝的列強、對它們俄國從來不低聲下氣（不像德國的資產階級），以及公開支持革命運動等——這一切都是為這個目的服務的。這些政策使得俄國國內反革命陣線的一些部分分崩離析，屈服於革命的合法性。它們有助於加強無產階級的革命自我意識以及對自己的力量和尊嚴的認識。 當我們考慮被西方機會主義者及其中歐崇拜者們看作是俄國無產階級落後的證據的那些因素，如明確肯定地鎮壓國內反革命和無所顧忌地為世界革命進行非法的和「外交的」鬥爭時，俄國無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的成熟就可看得非常清楚。俄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獲得勝利，並不是因為幸運，政權落到了他們的手中。（德國無產階級在1918年11月，匈牙利無產階級在這同時和在1919年3月，同樣有這種機會。）他們所以獲得勝利，是因為曾在長期的非法鬥爭中受到了錘鍊，因而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得到了清楚的認識。結果，他們的行動是建立在真正現實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幻想的基礎上。中歐和西歐的無產階級面前還有一條艱苦的道路。如果他們想要意識到他們的歷史使命和他們統治的合法性，他們就必須首先理解合法性和非法性的問題純粹帶有策略性質。他們必須既擺脫合法性的膽小病又擺脫非法性的浪漫主義。 1920年7月 注釋 〔1〕 　《反杜林論》，《全集》第20卷第198—199頁。 〔2〕 　《摘自〈德法年鑑〉的書信》，《全集》第1卷第418頁。（著重號是本文作者加的。） 〔3〕 　參看《階級意識》一文。 對羅莎·盧森堡《論俄國革命》 〔1〕 的批評意見 保爾·列維感到有責任發表羅莎·盧森堡同志的一個在布勒斯勞監獄裡匆匆寫下的、以殘稿形式保留下來的小冊子。這一發表是在反對德國共產黨和第三國際的最激烈的鬥爭當中進行的，因此它和《前進報》的揭露和弗里茲蘭的小冊子一樣代表這一鬥爭中的一個階段——只是它有著別的更為深刻的目的。這一次不是要損害德國共產黨的威望或動搖對第三國際政策的信任，而是要打擊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和策略的理論基礎。這就是羅莎·盧森堡的崇高威信來從事的事情。她的遺著應該為消滅第三國際及其各個支部提供出理論。因此，指出羅莎·盧森堡後來改變了觀點是不夠的。必須弄清楚她在何種程度上是正確的或錯誤的。因為——抽象地說——完全可能，她在革命的頭幾個月里繼續向錯誤方向發展了她的觀點；瓦爾斯基和蔡特金同志所指出的她的觀點變化可能意味著一種錯誤的傾向。因此——不管羅莎·盧森堡後來對這裡寫下的意見採取什麼態度——必須討論這些意見。由於羅莎·盧森堡和布爾什維克之間的某些意見分歧在尤尼烏斯小冊子和列寧對它的批評中，而且甚至在羅莎·盧森堡1904年在《新時代》雜誌上發表的對列寧《進一步、退兩步》一書的批評中就已經公之於世，就更應該這樣了。而且這些分歧在斯巴達克綱領的起草中還很有影響。 1 因此完全要看這個小冊子的實質內容。但是甚至在這裡，原則、方法、理論基礎、決定對個別問題採取的立場的對革命性質的總看法要比對俄國革命的個別問題採取的立場更為重要。因為在很大程度上這些個別問題已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成為過去。甚至列維在土地問題上也承認這種情況。因此在那個問題上就無需爭論。只是必須指出那使我們向這一研究的中心問題、即對無產階級革命的性質的錯誤看法 更靠近一步的方法論問題。羅莎·盧森堡強調說：「一個掌握了政權的社會主義政府無論如何必須做一件事：採取措施來促使後來對土地關係進行社會主義改革的那些基本前提得到實現，至少必須避免做妨礙它採取這些措施的一切事情」（第84頁）。於是她指責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沒有做這種事，而是做了相反的事。如果這條意見是孤立的，那麼我們可以僅限於指出，盧森堡同志——在1918年和幾乎所有人一樣——對俄國的真實情況了解不夠。但是當我們把這條意見和她的其他觀點聯繫在一起看時，我們立即就能看到，她大大地過高估計了布爾什維克掌握的為解決土地問題選擇形式的實際權力。土地革命是一個既定的事實，是一個完全不以布爾什維克的意志、甚至不以無產階級的意志為轉移的事實。農民在任何情況下會按照他們階級利益的自發表現把土地分掉。假如布爾什維克加以阻攔，他們會被這一自發運動掃到一邊，正像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曾被它掃到一邊一樣。因此關於土地問題的正確提問法就不是，布爾什維克的土地改革是不是一種社會主義措施或者至少是導致社會主義方向的措施。而是，在當時的形勢下，當上升的革命運動向決定性關頭奮力前進的時候，正在瓦解的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切自發力量能不能都被引導來反對正在準備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不管他們是「純粹的」無產階級還是小資產階級，不管他們是不是走向社會主義，都是一樣）。面臨著要求分配土地的自發農民運動，必須採取決定。而這個決定只可能是一個明確的、毫不含糊的「是」字或「不」字。我們要麼站在運動的前頭，要麼藉助武力來把它鎮壓下去。在後一種情況下，我們不可避免地會成為必然聯合起來的資產階級的俘虜，就像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那裡實際上發生的情況那樣。這時 不可能考慮把農民運動「引到社會主義方向」。這一點能夠而且必須在以後試圖去做。這些試圖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失敗了（在我看來，關於這點的檔案材料遠非完全；有些「失敗」在後來是結了果實的），這一失敗的原因是什麼，不能在這裡考察。因為這裡討論的是布爾什維克在奪取政權時 的決定。必須肯定地說，布爾什維克簡直沒有得到在導致社會主義的土地改革和偏離社會主義的土地改革之間的選擇。他們所有的唯一選擇是，或者動員自發農民運動的被釋放出的能量為無產階級革命服務，或者站在農民的對立面，使無產階級陷入絕望的孤立，從而幫助反革命獲得勝利 。 羅莎·盧森堡本人坦率地承認這一點：「作為鞏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政府的政治措施，這是一個良好的策略。可惜它有兩面，它的反面在於，由農民直接奪取土地幾乎是同社會主義經濟毫無共同之處的」（第82頁）。然而當她不管這種情況而把她對布爾什維克政治策略 的正確評價與她對他們的社會經濟 行動方式聯繫起來時，我們已能看出她對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評價的本質了。這就是過高估計 它的純粹無產階級性質，因此過高估計無產階級在革命第一階段能夠擁有和事實上的確擁有的外在力量以及內在的清徹性和成熟性。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在反面是過低估計 非無產階級因素在這革命中的重要性。這既包括在階級之外的非無產階級因素，也包括這種意識形態在無產階級本身之內 的力量。這種對真正動力的錯誤估計導致她的錯誤概念中的最關鍵性的一點：過低估計黨 在革命中的作用，過低估計與自發力量的經濟發展必然性對立的有意識的政治行動。 2 有些讀者可能認為把這當成原則問題有點言過其實。為了使我們這一評價的正確性顯得更清楚，我們必須回到小冊子中的個別問題上來。羅莎·盧森堡對俄國革命中的民族問題的態度可以回溯到戰爭時期的批判性討論，回溯到尤尼烏斯小冊子和列寧對它的批評。列寧一向堅決反對（不僅是在批評尤尼烏斯小冊子時，雖然在那裡表述得最清楚、最精闢）的論點是：「在這猖狂的帝國主義時代，不再可能有任何民族戰爭。」 〔2〕 可能看起來這裡的觀點分歧只是理論上的。因為尤尼烏斯和列寧關於世界大戰的帝國主義性質是完全一致的。甚至一致認為，即使大戰中那些孤立地看來是民族戰爭的部分，由於它們與帝國主義複雜整體的聯繫，也必須作為帝國主義現象看待（例如塞爾維亞和塞爾維亞同志們的正確行為）。但是在實際上，具有頭等重要性的實質問題立即就出現了。首先，民族戰爭再次成為可能的形勢雖然不大有可能，但是它也沒有完全被排除。它的實現取決於從帝國主義戰爭階段向國內戰爭階段過渡的速度。所以，把現在的帝國主義性質強調到絕對否定民族戰爭的可能性的程度，是錯誤的。因為如果那樣的話，社會主義的政治家就可能陷入這樣一種處境：他由於堅持原則將按反動方式行事。其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起義必然是民族戰爭，革命政黨必須全力支持；對它們漠不關心將是直接的反革命（見塞拉蒂對凱末爾的態度）。第三，不應該忘記，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仍然有生命力，而且不僅僅在小資產階級階層中（它的行為在某種情況下可能很有利於革命），而是在無產階級本身中，特別是在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中。他們對真正國際主義的興趣，不可能由那種說未來的社會主義世界已經到來、民族問題已不復存在的思想上的烏托邦所引起，而只可能由這樣一種實際的證明 所引起，即壓迫民族的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已與帝國主義的壓迫傾向及其一切後果徹底決裂，直至承認「包括民族獨立在內的」自決權 。當然，這個口號必須用「待在一起」即聯邦的口號來加以補充。單是勝利的事實不能使無產階級擺脫資本主義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污染，只有這兩個口號在一起 才能幫助它度過過渡階段的意識形態危機。布爾什維克在這個問題上的政策，儘管有1918年的挫折，已證明是正確的。因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之後，即使沒有完全自決權的概念，蘇維埃俄國也會失去邊界省份和烏克蘭的。但是如果沒有這一政策，它就永遠不可能收復這些領土以及高加索各共和國等。 羅莎·盧森堡的批評在這一點上已被歷史本身所駁倒。如果我們沒有在其中看到了我們已在土地問題上分析了的那同樣的對無產階級革命性質的觀點，我們不會這樣詳細地來談它（列寧已在他的對尤尼烏斯小冊子的批評，即《反潮流》中駁斥了關於它的理論）。在這裡，羅莎·盧森堡也忽略了在命運從一開始就強加在無產階級革命頭上的各種「不純的」社會主義必要性之間的選擇。她忽略了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動員一切在當時革命的力量、儘可能明確和有力地加強革命陣線來對付反革命的必要性。她用革命未來階段的原則來與當前的要求相對立。這種做法是這本小冊子的最重要的論述，即關於暴力和民主，關於蘇維埃制度和黨的論述的基礎。因此必須理解這些觀點的真正本質。 3 在這本小冊子中，羅莎·盧森堡加入了那些最堅決地反對解散制憲議會、建立蘇維埃制度、剝奪資產階級的公民權、取消「自由」和使用恐怖的人們的行列。因此我們面臨著這樣一個任務，即指出是什麼基本理論信念促使羅莎·盧森堡——這位卓絕的先知、永世難忘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導師和領袖——陷入與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政策如此尖銳的衝突中。我已經指出在她對形勢的估計中的最重要因素。現在應該更進一步考察羅莎·盧森堡的文章，以便能夠抓住能從中邏輯地得出這些信念的要點。 這個要點就是過高估計歷史發展的有機性質 。羅莎·盧森堡在與伯恩施坦論爭時，曾尖銳地指出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的思想站不住腳。她令人信服地證明了，歷史是以辯證的方式前進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是不斷加劇的；不僅僅是在純經濟領域，而且在經濟和政治的關係中也是如此。例如在一個地方說得很明確：「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越來越接近社會主義，但是它的政治和法律關係卻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築起一道越來越高的牆。」 〔3〕 這表示必須對社會的發展趨勢進行暴力的、革命的變革。雖然我們在這裡就已經能夠看到這樣一種觀點的萌芽，即所以需要革命，似乎只是為了從經濟發展的道路上排除「政治」障礙，但是由於極其明白地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產中的辯證矛盾，幾乎不可能在這一上下文中得出這樣的結論。而且，羅莎·盧森堡就俄國革命而言並不否認暴力的必要性。她說道：「社會主義必須採取一系列暴力行動——反對財產等」（第110頁）。後來，在斯巴達克綱領中承認，「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暴力必須用無產階級的革命暴力來反對」。 〔4〕 然而，這種對暴力作用的承認只涉及消極方面，即掃除障礙；它與社會建設本身沒有任何關係。社會建設不能夠「強加或用命令推行」。羅莎·盧森堡說：「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只應該是而且只能夠是一種歷史的產物，由它自己經驗的學校誕生出來，正像它歸根到底是其一部分的有機自然界一樣，它有一種良好的習慣，總是同任何真正的社會需要一起產生出滿足這種需要的手段，同任務一起同時產生出解決辦法。」 我不想停下來詳細談這位本來很偉大的辯證法家的這一思想的特別不辯證的性質。只順便指出把「積極」和「消極」、「破」和「立」生硬地對比、機械地分開與革命實際直接矛盾就夠了。因為在無產階級國家採取的革命措施、特別是那些在奪取政權後立即採取的革命措施中，甚至在概念上也不可能把「積極的」和「消極的」劃分開來，更不要說在實踐中了。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經濟階級鬥爭的權力工具，特別是在革命初期，是與組織經濟的最初步驟一致的。不言而喻，這些最初的嘗試後來必定要受到大大的修正。然而，只要階級鬥爭還存在——即在很長的時期內——甚至以後的組織形式也將保存鬥爭的「消極」性質，即破和壓制的傾向。即使歐洲未來的勝利無產階級革命的經濟形式可能很不同於俄國的形式，「戰時共產主義」階段（羅莎·盧森堡的批評涉及到它）是否能完全避免，還是很成問題的。 剛才引的那段話所表現出的方法甚至比它的歷史方面更加重要。我們可以在其中看到一種傾向，也許可以最明確地概括為在意識形態上長入社會主義 。我知道，羅莎·盧森堡是最早提出相反觀點並指出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充滿危機和反覆的人之一。 〔5〕 在這篇著作中，也不缺少這樣的論斷。如果我還是說到這種傾向，顯然我不是要指責她犯了機會主義，似乎她是這樣設想的，即經濟發展會給無產階級帶來充分的意識形態成熟性，無產階級只需採摘這種發展的果實，暴力實際上只需要用來排除它發展道路上的「政治」障礙。羅莎·盧森堡對革命時期的不可避免的反覆、矯正措施和錯誤是十分清楚的。她過高估計歷史中的有機因素的傾向只是表現在這種——教條主義的——信念中，即歷史「同任何真正的社會需要一起產生出滿足這種需要的手段，同任務一起同時產生出解決辦法」。 這種對革命的自發力量 、尤其是在被歷史賦予領導使命的階級中的自發力量的過高估計 ，決定了她對制憲議會的態度。她指責列寧和托洛茨基持有「公式化的僵硬的觀點」（第100—101頁），因為他們從制憲議會的組成中得出結論，認為它不適合做無產階級革命的機關。她驚呼道：「這同全部歷史經驗有多大的矛盾啊！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的卻與此相反。人民情緒的活的流體始終包圍著代議機構，滲透它們，指引它們」（第101頁）。事實上，在前面一個地方（第78—79頁），她訴諸英法革命的經驗，並且指出代議機構所發生的變化。著重指出這一事實是完全正確的。但是羅莎·盧森堡沒有充分強調，這些「變化」極其近似解散制憲議會。當時構成最強大動力的那些革命分子的革命組織（英國軍隊的「士兵委員會」、巴黎支部等）總是使用武力把不順從的分子從代議機構中驅逐出去 ，它們就是以這種方式使這種機構與革命的狀況保持一致。在資產階級革命中 ，這種變化在大多數情況下只可能是在 資產階級戰鬥機關即議會內部 的變化。然而，很值得注意的是，議會外的（半無產階級的）分子的影響在法國大革命中比在英國革命中要大得多。1917年的俄國革命，通過1871年和1905年這兩個階段，使這種量的變化變成了質的變化 。革命中最先進分子的組織蘇維埃這一次不滿足於把除布爾什維克和左翼社會革命黨人以外的一切黨派從制憲議會中「清洗」出去（羅莎·盧森堡根據她自己的分析，對此大概不會有反對意見），而是取而代之。它們從無產階級的（和半無產階級的）監督和促進資產階級革命的機關，變成了勝利了的無產階級的進行統治的戰鬥組織。 4 羅莎·盧森堡現在絕對拒絕進行這種「飛躍」。不僅僅因為她大大地過低估計那些過去的代議機構變化的突然的、暴力的、「非有機的」性質。而且因為她拒絕把蘇維埃看作是過渡時期的主要武器、用以爭取和贏得社會主義前提的武器 。她認為蘇維埃是那個社會主義變革已大體完成的時期的「上層建築」。「把選舉權描述為一種空想的、脫離社會現實的幻想產物，這是荒謬的。正因為如此，它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認真的工具。這是一種時代錯誤，提早實行一種只適於已經完成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不屬於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過渡時期的法律地位」（第106頁）。 羅莎·盧森堡的思想即使在錯誤時也帶有她特有的冷靜的邏輯性，她在這裡觸及了對從理論上理解過渡時期最為重要的問題之一。這就是國家（蘇維埃，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的國家形式）在社會的社會經濟變革中應起的作用問題。只是說由經濟力量（在意識之外起作用，或者至多反映在「虛假」意識中）所實現的社會狀況事後 由無產階級國家及其法律加以認可和保護呢？還是說無產階級的這些組織形式對過渡時期的經濟結構起著有意識地決定的影響？毫無疑問，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的「法律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 〔6〕 等仍然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並不是說，無產階級國家的社會職能 、從而它在整個無產階級社會範圍內的地位，應該與資產階級國家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地位一樣 。恩格斯在一封寫給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說國家在資產階級社會中起基本上消極的作用。國家可以幫助現存的經濟發展向前走，可以使它向後退，也可以「阻礙經濟發展沿著某些方向走，而推動它沿著另一種方向走」。他接著說：「但是很明顯，在第二和第三種情況下，政治權力能給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損害，並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費。」 〔7〕 所以，我們可以問：無產階級國家的經濟和社會職能與資產階級國家的是否一樣？它是否只能——在最有利的情況下——加速或延緩不依賴於它的經濟發展（即經濟形勢是否有對國家的全面優先性 ？）。很明顯，對羅莎·盧森堡批評布爾什維克的意見的回答取決於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如果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那麼羅莎·盧森堡就是正確的：無產階級國家（蘇維埃制度）只能在已經發生 的社會經濟革命之後並且由於它的緣故 作為意識形態「上層建築」產生出來。 然而，如果我們看到無產階級國家的職能是為社會主義的、即有意識的經濟組織奠定基礎的話，形勢就顯得完全不同。這不是說有任何人（最不可能的是俄國共產黨）相信社會主義可以簡單地「用命令」來實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及其「必然的自然規律」並不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時，或者甚至在對生產資料實行了很徹底的社會化之後就簡單地消失了。但是它們的消滅和被有意識組織的社會主義經濟所取代，不應該被設想為只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應該被設想為一場有意識進行的頑強的戰鬥。應該一步一步地把陣地從這種「必然性」那裡奪取 過來。對條件的成熟程度、無產階級的力量的任何過高估計，對敵對勢力的力量的任何過低估計都要付出慘重的代價，引起危機、反覆，使經濟發展無情地回復到出發前的狀況。然而，無產階級的力量和有意識計劃經濟的可能性往往極其有限這一點，不應該使我們錯誤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即社會主義的「經濟」將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一樣，幾乎是自動地，通過它背後的各種力量的「盲目規律」實現的。列寧在解釋恩格斯1882年9月12日致考茨基的信時說道：「恩格斯根本沒有設想『經濟』因素自己會直接排除一切困難……政治適應經濟是必然要發生的，但是不會一下子發生，不會順利地、簡單地、直接地發生。」 〔8〕 對經濟的有意識、有組織的計劃只能有意識地實現，實現它的機關就是無產階級國家、蘇維埃制度。因此，蘇維埃事實上是「提早實行」後來一個階級分層階段的「法律地位」；然而它們不是懸在半空中的烏托邦，而是真正適合於使這種提早實行付諸實現的唯一工具 。因為社會主義決不會「自動地」、由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性產生出來。資本主義的自然規律的確不可避免地要導致它的最終危機，但是在它的 道路的盡頭將是一切文明的毀滅和新的野蠻狀態。 這就是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的最深刻的差別。資產階級革命能夠如此勇猛直前有其社會原因，就是說，它們是在一個其封建專制結構在政治、政權、法律等方面已被資本主義的有力發展所深刻破壞的社會裡對一個幾乎完成了的經濟社會過程做出總結 。真正的革命因素是封建生產制度在經濟上向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轉變，所以在理論上，這一 過程沒有資產階級革命 、沒有革命資產階級的政治變革也能發生。在那種情況下，封建專制的上層建築中沒有被「自上而下的革命」所消滅的東西，當資本主義已完全發展時將自行垮台（德國的情況在某些方面符合這種類型）。 毫無疑問，如果無產階級革命的經濟前提和條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還沒有由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所培育出來，無產階級革命也是不可思議的。但是兩種類型的過程之間的巨大差別在於，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方式在封建主義內部就已經發展起來，從而造成封建主義的瓦解 。與此相反，如果以為在資本主義內部，除開使社會主義成為可能的客觀經濟前提 （而這種可能性只有在資本主義垮台以後、由於這種垮台的結果才能轉變為社會主義生產制度的真正成分）和無產階級作為階級的發展以外，還有什麼趨向社會主義的東西能夠產生出來，那將是烏托邦的空想。考慮一下工場手工業和資本主義所有制甚至在封建社會制度還存在時的發展情況。對它們說來，事實上只需要掃除掉對它們自由發展的法律障礙。相反，資本在卡特爾、托拉斯等的集中的確構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轉變的不可避免的前提。但是甚至最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集中將仍然與社會主義制度甚至在經濟上有質的差別，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框框內既不能「自動地」變為社會主義，也不能「通過法律措施」實行這種轉變。在德國和奧地利的一切「社會化嘗試」的悲喜劇式的失敗，為此提供了充分而明確的證明。 在資本主義被推翻後開始一個漫長和痛苦的過程 這一點，與做這種嘗試並不矛盾。相反，如果從社會主義只有作為對整個社會的有意識變革 才能實現這個論斷出發，就要求這必須一下子搞成功，而不是作為一個過程的最終產物出現的話，那就是一種完全非辯證的、非歷史的思想方式。然而這個過程與封建主義向資產階級社會的轉變有質的 差別。正是這種質的差別表現在國家在革命中的不同職能上（正像恩格斯說的，它「不再是本來意義上的國家」）；它最清楚地表現在政治與經濟的關係的質的差別上。無產階級知道國家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而在資產階級革命中則給這種作用蒙上意識形態的偽裝，無產階級是能預見 和變革的意識，而資產階級則是事後不得已的承認，這就已經把差別足夠尖銳地指出了。羅莎·盧森堡在她對蘇維埃取代制憲議會的批評中，未能注意到這一點：她以為無產階級革命有資產階級革命的結構形式 。 5 在對形勢的「有機的」估計和辯證革命的估計之間的這種尖銳對立，可以使我們甚至更加深入考察羅莎·盧森堡的思路：黨在革命中的作用問題。從這裡又可看到對布爾什維克的黨的概念及其策略和組織後果的態度。 列寧和盧森堡之間的對立有相當深遠的根子。正如大家知道的，在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之間在組織問題上發生第一次衝突時，羅莎·盧森堡採取了反對布爾什維克的立場。她的反對不是基於政治策略，而純粹由於組織考慮。在幾乎所有的策略問題上（大罷工、對1905年革命的評價、帝國主義、反對即將來臨的世界大戰等），羅莎·盧森堡都曾和布爾什維克走在一起。在斯圖加特，在決定性的戰爭決議的問題上，她實際上是布爾什維克的代表。然而，這種對立決非像長時期在策略上政治上的一致給人的印象那樣只是一個插曲，即使還不足以由此得出分道揚鑣的結論。列寧和盧森堡對反對機會主義在政治上和理論上 是一致的。他們的對立在於：這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內部的思想 鬥爭呢，還是應該在組織 領域解決這一鬥爭？羅莎·盧森堡反對後一種觀點。第一，因為她認為布爾什維克把組織問題看作工人運動中革命精神的保證，賦予組織問題以中心作用，是誇大其詞。她持相反的觀點，認為真正的革命精神只有在群眾的自然的自發性中才能找到。黨的中央組織和它們不一樣，總是有一種保守的、制動的職能。她相信，如果它們真正徹底的集中，「奮起進攻的群眾和躊躇不前的社會民主黨人之間的矛盾」 〔9〕 只可能加深。第二，她認為組織形式本身是成長著的東西，而不是「已定型的」東西。「在社會民主黨的運動中，組織問題也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的產物，而社會民主黨只不過是把政治覺悟灌輸到其中而已 。」 〔10〕 而這種信念又是建立在她關於革命運動的可能進程的總觀點上 。我們已經在她對布爾什維克土地改革和自決權口號的批評中看到這種觀點的實際後果。她說：「社會民主黨一向認為，它不僅代表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而且代表社會的所有進步利益。它代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一切被壓迫的人們的利益。這個原理不能簡單地解釋為，所有這些利益在社會民主黨的綱領中都理想地結合在一起。這一原理將以歷史發展過程的形態變為現實，由於這一發展過程，社會民主黨也作為政黨 逐步成為我們社會一切不滿分子的庇護所，真正成為反對一小撮資產階級統治者的人民黨。」 〔11〕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按羅莎·盧森堡的觀點，革命陣線和反革命陣線的發展是「有機地」進行的（甚至在革命本身變為現實之前）。黨成為被歷史過程卷進反對資產階級的行動的一切階層的組織焦點 。只是必須保證使階級鬥爭觀念不被沖淡，不被小資產階級思想所玷污。在這一點上．集中化的機關能夠而且應該有所幫助。但只是在這種意義上，即它「僅僅是黨內實際上存在的革命無產階級大多數用來施加決定性影響的形式上的手段。」 〔12〕 因此，一方面，羅莎·盧森堡從這樣的前提出發，即工人階級將作為統一的革命整體進入革命，既沒有被資產階級社會的民主幻想所污染，也沒有因之誤入歧途。 〔13〕 另一方面，她似乎又設想，其社會存在受到經濟形勢革命性惡化的致命威脅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小資產階級階層甚至會和戰鬥的無產階級建立組織上的、黨的聯繫。如果這種設想是正確的，那麼它的最明顯的結論就將是拒絕布爾什維克的黨的概念。因為這個概念的政治基礎，是承認無產階級在實行革命時雖然必須和其他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搞聯合 ，但不能和它們組成同一個組織。在革命的過程中，它必然要同某些 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革命無產階級的無產階級階層發生衝突 。因此不應該忘記，與孟什維克第一次破裂的原因不僅是組織章程問題，還包括與「先進」資產階級聯合的問題（這實際上也意味著背叛革命農民運動），和它聯合起來實現和保衛資產階級革命的問題。 在所有的政治策略問題上，羅莎·盧森堡都和布爾什維克一起反對他們的機會主義敵人；她總是不僅最強烈、最熱忱地，而且最深刻、最徹底地揭露任何種類的機會主義。但是我們在這裡看得很清楚，為什麼在要估計機會主義的危險和需要用以反對機會主義的方法時，她必須選擇另一條道路 。因為如果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只是被理解為黨內 的思想鬥爭，那麼在進行這種鬥爭時很明顯就必須把全部重點放在說服機會主義的支持者、在黨內 贏得多數上。很自然，這樣一來，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就會分解為一系列個別的小戰鬥 ，在其中昨天的同盟者可以成為今天的敵人，反過來也一樣。這樣就不可能形成把機會主義作為一種傾向反對 的鬥爭：「思想鬥爭」的領域從一個問題變到另一個問題，隨之對立集團的組成成分也發生變化。（例如考茨基在反對伯恩施坦的鬥爭中和關於罷工的論戰中；潘涅庫克在這一論戰和關於積累的爭論中；連施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和在戰爭中的表現，等等。）這種非組織的事變進程自然不能完全阻止甚至在非俄國的黨內產生出右翼、中派和左翼。但是這種結合的純粹偶然性質使得這種對立不可能在思想上和組織上（也就是在黨的關係上）明確化，因此必然導致完全虛假的派別結合。當這些虛假的派別結合在組織上固定下來之後，它們就成為在工人階級內部弄清情況的主要障礙。（例如，施特勒貝爾在「國際派」中；「綏靖主義」作為和右翼分裂的因素；伯恩施坦在獨立社會黨中；塞拉蒂在齊美爾瓦爾德；克拉拉·蔡特金在國際婦女代表會議上。）由於在西歐和中歐，黨的機構主要掌握在中派或右翼手中，對機會主義的沒有組織的、純粹思想的鬥爭很容易而且常常成為對一般黨組織的攻擊，這就使這些危險更加增大了。（潘涅庫克、呂勒等。） 在列寧和盧森堡的第一次論戰期間和之後不久，這些危險還不能清楚地看出，至少那些不能批判地估計第一次俄國革命的經驗的人們不能看出。雖然羅莎·盧森堡是俄國事務的最懂行的專家之一，但是她在這裡基本上採取了主要由工人運動激進階層組成的、沒有任何實際革命經驗的俄國以外的左翼的立場。她之所以這樣做，只能由她的「有機的 」總觀點 來說明。考慮到上述情況，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她在她對第一次俄國革命的群眾罷工運動的否則是很出色的分析中絲毫沒有提到孟什維克在那些年的政治運動中所起的作用。同時她非常清楚任何機會主義態度中所包含的策略上和政治上的危險並且堅決予以反對。但是她堅持認為，向右的搖擺應該——在一定程度上自發地——由工人運動的「有機」發展來解決，而且實際上也是這樣解決的。因此她用這樣的話結束她和列寧的論戰：「最後，我們還要在我們中間坦率地說：真正革命的工人運動所犯的錯誤，同一個最好的『中央委員會』不犯錯誤相比，在歷史上要有成果得多和有價值得多。」 〔14〕 6 隨著世界大戰的爆發，隨著國內戰爭的發生，這個過去的「理論」問題變成了非常迫切的實際問題。組織問題變成了政治策略之一 。孟什維克的問題就成了對無產階級革命生命攸關的問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在1914年動員時期對整個第二國際輕易取得勝利，並且能夠在大戰期間擴大和鞏固這一勝利，不可能被理解為「不幸」或者只是「背叛」的後果等。如果革命的工人運動想要從這一失敗中恢復過來，並且甚至把這一失敗變成為未來勝利戰鬥的基礎，那麼它就絕對必須聯繫工人運動的歷史來考察這一失敗、這一 「背叛 」：那時就必須承認社會沙文主義和綏靖主義等乃是機會主義的邏輯延伸 。 這一認識是列寧戰爭時期活動的永恆的成就之一。他對尤尼烏斯小冊子的批評就是從這一點、即從沒有把機會主義作為一種傾向對待開始的。自然，尤尼烏斯小冊子和在此之前的《國際》都充滿了對德國工人運動右翼的背叛和中派的動搖的理論上正確的 論戰。但是這種論戰仍然停留在理論和宣傳的水平上，而不是在組織的水平上，因為它還抱有這樣一種信念，即爭論只涉及無產階級革命黨內部的 「意見分歧」。附在尤尼烏斯小冊子中的指導原則雖然包括有建立新國際的組織建議（第10—12條），然而這個建議是懸在半空中的，因為它缺乏為實現它所需要的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 在這一點上，組織問題變成了涉及整個革命無產階級的政治問題。所有工人政黨在遇到世界大戰時所遭到的失敗，應該被看作是世界性的歷史事實，即工人運動過去歷史的必然結果。事實是，幾乎毫無例外，工人政黨的領導很有影響的一部分公開走到資產階級方面去了，而另一部分則默默地、秘密地和它結成聯盟。這兩部分人都能在思想上和組織上把無產階級的決定性階層保持在他們的領導下，應該成為分析革命工人黨的形勢和任務的出發點 。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當在國內戰爭中逐漸形成兩條戰線時，無產階級起初將以深刻分裂的狀態進入戰鬥。這種分裂不可能通過討論來消除。認為到時候甚至這些領導集團也會被革命觀點的正確性所「說服」，因此工人運動將能夠「有機地」從「內部」建立其革命的團結，那只是一種妄想。產生的問題是：怎麼能夠把那些本能 是革命的但是沒有達到明確覺悟階段的 廣大無產階級群眾從這種領導手中解救出來？很明顯，正是這種衝突的「有機」理論性質使得孟什維克如此容易向無產階級長期隱瞞他們在關鍵時刻站在資產階級方面的事實。自發起來反對自己領導人的這種行為並且渴望有革命領導的那部分無產階級必須集合在一個組織中 。這樣產生出來的真正革命的黨和集團必須設法用它們的行動（為此它們絕對必須有它們自己革命的黨組織 ）贏得廣大群眾的信任，使他們擺脫機會主義者的領導。除非這一點完成了，不然即使總的形勢持續地和客觀上越來越革命化，也根本談不上發生國內戰爭的問題。 世界形勢在客觀上是持續地越來越革命化。正是羅莎·盧森堡在她的經典著作《資本的積累》中為理解形勢的客觀革命性質提供了理論基礎（革命運動對這本書長時期來沒有充分地認識和從中吸取教益，使自己遭受了巨大損失）。她在那裡表明，資本主義的發展促使那些既不是資本家又不是無產者的階層歸於消滅，這為布爾什維克對工人的非無產階級階層的革命策略提供了社會經濟理論 。隨著資本主義達到發展的頂點，這種破壞過程必定採取越來越激烈的形式。越來越廣大的階層從資產階級社會表面上堅固的大廈中分離出來；它們給資產階級行列中造成混亂，它們發動運動，這些運動本身不是走向社會主義，但是通過它們所造成的強烈影響，的確加速社會主義前提即資產階級崩潰的實現。 在這種給資產階級社會造成越來越大的裂口、驅使無產階級不管願意與否走向革命的形勢中，孟什維克或公開或秘密地投到了資產階級的陣營里 。他們站在敵人的戰線上，反對革命的無產階級及其他本能地起來反抗的階層（也許民族）。但是承認這一點，羅莎·盧森堡關於革命進程的觀點就要破產，她正是根據這種觀點對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形式表示反對的。在《資本的積累》中，羅莎·盧森堡為這種認識提供了最深刻的經濟基礎。正像列寧指出的，在尤尼烏斯小冊子的許多地方她離對這種認識的明確表述只有一步之遙。但是在她對俄國革命的批評中，她還未能從中得出必要的結論。甚至在1918年，甚至在俄國革命第一階段的經驗之後，她似乎還以不變的目光看待孟什維克的問題。 7 這說明她為什麼毅然出來捍衛「自由權」，反對布爾什維克。她說道：「自由始終只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第109頁）。這意味著工人運動中其他「思潮」的自由：孟什維克的自由、社會革命黨人的自由。很明顯，羅莎·盧森堡從來沒有費力去對「一般」民主進行一種平庸的捍衛。她在這裡的態度只不過是她對革命現階段的力量對比的錯誤估計的邏輯結果。因為一個革命者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對所謂自由問題的態度，歸根到底完會取決於他認為孟什維克是革命的敵人呢，還是革命的一個「思潮」，只是在策略和組織等個別問題上有不同意見而已。 羅莎·盧森堡關於批評必要性、關於輿論監督等所說的一切，每一個布爾什維克，尤其是列寧，都會同意——正如羅莎·盧森堡本人強調指出的。唯一的問題是這一切如何實現，如何使 「自由 」（以及與它有聯繫的一切）具有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的職能 ？奧托·鮑威爾是布爾什維克的最聰明的敵手之一，他相當明確地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他不僅像考茨基那樣藉助自然法的抽象理由來反對布爾什維克國家的「非民主」本質，而且說蘇維埃制度阻礙俄國各階級的「真正」政治結合，說它阻礙農民發揮作用，使農民跟在無產階級屁股後面跑。他這樣說，與他的意願相反，倒是證明了布爾什維克「壓制自由」的革命性質。 羅莎·盧森堡誇大革命進程的有機性質，迫使她陷入最驚人的自我矛盾中。斯巴達克綱領曾為關於「恐怖」和「暴力」差別的中派遁詞、為肯定後者而否定前者提供了理論根據。在羅莎·盧森堡的這本小冊子中我們也看到了荷蘭共產主義工人黨在黨的專政和階級的專政之間所作的對比（第115頁）。當然，當兩個人做同一件事情時，結果是不相同的（當兩個人說同一件事情時，更是如此）。然而，甚至羅莎·盧森堡——正是因為她越來越不理解各對立力量的真實結構——也危險地接近於誇大烏托邦的期望，把以後的發展階段提前。剛才所說的這種差別事實上的確導致烏托邦主義，羅莎·盧森堡只是由於在革命中的實際活動（可惜太短促）才幸運地避免了這種命運。 按照羅莎·盧森堡在她的反對列寧的文章中的說法，社會民主黨運動中的辯證的矛盾在於，「在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人民群眾違背一切統治階級的意志而實現自己的意志。但是要實現這種意志，就必須到達現存社會的彼岸，必須超出它的範圍 。另一方面，群眾只能在同現存制度進行日常的鬥爭中，也就是說，只能在現存制度的框框內 培養這種意志。廣大人民群眾同擺脫整個現存制度的目的相結合，日常的鬥爭同革命變革相結合，這就是社會民主黨運動的辯證的矛盾 ……」 〔15〕 這個辯證的矛盾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決不變得較為緩和：只是它的條件、現存的行動範圍和存在於它之外的目的改變了內容。自由和民主的問題當在資產階級社會內部進行鬥爭時曾顯得那麼簡單，因為每一寸土地都是從資產階級那裡贏得的 ，現在這個問題在辯證地 走向它的危機頂點。甚至從資產階級那裡奪取「自由」的實際過程也決不是直線的，雖然無產階級為自己定的策略目標無疑是直線上升的。但是現在甚至這種態度也必須改變。列寧關於資本主義的民主說道：「決不……是簡單地、直接地、平穩地走向『日益徹底的民主』。」 〔16〕 也不可能這樣，因為革命時期的社會本質正是在於，由於在垂死的資本主義和正在設法建立的無產階級社會中的經濟危機，各個階層不斷發生突然和劇烈的變化。因此，革命力量的不斷重新組合是革命的生死存亡問題 。為了革命的進一步發展，我們必須明確，總的經濟形勢遲早會驅使無產階級進行全球規模的革命。這一革命才能採取真正社會主義的經濟措施；這一革命才能使無產階級使用它所有的一切手段在任何情況下都把國家權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勝利了的無產階級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意識形態上都不應該教條主義地預先確定自己的政策。它必須能夠根據各個階級的變化，根據為專政爭取某些工人階層或至少使他們保持中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靈活運用自己的經濟政策（社會化、租讓等）。同樣，它不應該讓自己被整個複雜的自由問題縛住手腳。在專政時期，自由的性質和範圍將由階級鬥爭的狀況、敵人的力量、威脅對專政的重要性、需要爭取的各階級的要求以及和無產階級結盟並受無產階級影響的各階級的成熟性所決定。自由（和社會化一樣）並不代表價值本身。自由必須為無產階級統治服務，而不是無產階級統治為它服務 。只有像布爾什維克黨這樣的革命黨才能實現這種往往是很突然的戰線變化。只有這樣的黨在判斷實際起作用的各種力量時有足夠的適應性、靈活性和獨立性，能夠從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最殘酷國內戰爭的戰時共產主義前進到新的經濟政策。只有布爾什維克能夠從那種政策（一旦力量平衡發生新的變化）又前進到另一種力量結合，同時完好無損地保持著本質的東西，即無產階級的統治。 然而，在這種不斷變動中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極，即工人運動內部其他思潮的反革命態度。這裡有一條直線，從科爾尼洛夫到喀琅施塔得。他們對專政的「批評」不是無產階級進行的自我批評——這種批評的可能性甚至在專政下也必須在制度上得到保證，——而是一種服務於資產階級的腐蝕傾向。因此恩格斯對倍倍爾說的話完全可以適用於這種傾向。「當無產階級還需要 國家的時候，它之所以需要國家，並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 〔17〕 至於羅莎·盧森堡在德國革命進程中修正了這裡所分析的觀點，這肯定是由於她有幾個月時間深入體驗實際的革命。這一體驗無疑使她認識到了她先前關於革命的概念中的錯誤，特別是她關於機會主義所起的作用、關於反對機會主義的方法、從而關於革命黨本身的結構和職能的錯誤觀點。 1922年1月 注釋 〔1〕 　羅莎·盧森堡：《論俄國革命》，社會和教育出版社1922年版。 〔2〕 　《國際社會民主黨任務的指導原則》第5條，未來出版社版第105頁。 〔3〕 　《社會改良還是革命？》，烏爾康出版社版第21頁。 〔4〕 　《關於德共成立代表大會的報道》，第53頁。 〔5〕 　《社會改良還是革命？》第47頁。 〔6〕 　《哥達綱領批判》，《全集》第19卷第22頁。「法律」一詞的原文是「das Recht」，亦可譯為「權利」，全集中就是這樣譯的，但這裡似乎以譯「法律」為宜。——譯註 〔7〕 　《全集》第37卷第487頁。 〔8〕 　《關於自決問題的爭論總結》一文的第9節，見《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49頁。 〔9〕 　《新時代》雜誌第22卷第2冊第491頁。 〔10〕 　《新時代》雜誌第22卷第2冊第486頁（著重號是我加的）。 〔11〕 　《新時代》雜誌第22卷第2冊第533—534頁。 〔12〕 　同上書，第534頁。 〔13〕 　《大罷工、黨和工會》，第2版第51頁。 〔14〕 　《新時代》雜誌第22卷第2冊第535頁。 〔15〕 　《新時代》雜誌第22卷第2冊第534頁（著重號是本文作者加的）。 〔16〕 　《國家與革命》，《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84頁。 〔17〕 　《國家與革命》，《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61頁；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致倍倍爾的信，《全集》第19卷第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