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階級意識 · 關於組織問題的方法論

把政治問題和組織問題機械地分開是不行的。 列寧：《關於俄共（布）中央政治報告的總結髮言》 1 組織問題雖然有時處於論爭的中心地位（例如在討論合併的條件時），然而是理論家們最不關心的問題。共產黨的概念遭到所有機會主義者的反對和誹謗，被優秀革命工人本能地撿起來當作自己的東西，然而它卻常常被看作純粹的技術 問題，而不是革命的最重要的精神 問題之一。不是缺乏對組織問題進行這種理論上深入探討的材料。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提綱、俄國黨內的路線鬥爭和最近幾年的實際教訓，提供了過於豐富的材料。但是各國共產黨（俄國黨總是除外）的理論興趣，似乎過多地被世界經濟和政治形勢問題以及它們的策略含義和理論基礎所吸引。結果是似乎沒有剩下任何真正生動的理論精力來研究共產主義理論中的組織問題。如果說在這個領域做了許多正確的事情，那更多地是由於正確的革命本能，而不是由於任何明確的理論見解。另一方面，有許多錯誤的策略觀點（例如在關於統一戰線的論爭中），是從對組織問題的錯誤觀點中產生出來的。 在組織問題上的這種「無意識」完全肯定是運動不成熟的象徵。因為成熟還是不成熟的問題只能這樣來判斷，即看一種關於應做什麼的見解在行動的階級和領導它的黨的意識中是以抽象和直接的形式存在呢，還是以具體和有中介的形式存在。就是說，當一個客觀目標還在達不到的遠處時，具有特別敏銳洞察力的觀察者將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清楚地看到目標本身、它的性質和它的社會必然性。然而，他們將不能夠清楚地分辨會導致那個目標的具體步驟或是從他們無疑正確的洞察力中推斷出的具體手段。的確，空想主義者們能夠清楚地看到應該作為出發點的形勢。他們之所以是空想主義者，是因為他們把這種形勢只看作一種事實，或至多是要求解決的問題，但未能認識到這個問題本身既包含著解決辦法，又包含著導致解決辦法的途徑。例如，「他們認為貧困不過是貧困，他們看不出它能夠推翻舊社會的革命的破壞的一面」。 〔1〕 這裡強調的教條主義者和革命科學之間的對立比馬克思所分析的情況更為廣泛，是革命階級的意識發展中的典型對立。當無產階級沿著革命的道路前進時，貧困不再只是某種特定的東西，而是開始被包融到行動的活生生的辯證法中去。但是——根據階級所達到的發展階段不同——它會被別的現象所取代，無產階級理論會按照非常近似馬克思在這裡所分析的結構 來對待這些現象。要是以為，既然馬克思在思想上已克服了烏托邦主義的最初的粗疏表現，革命的工人運動就把烏托邦主義完全克服了，那純粹是幻想。歸根到底，這個問題就是「最終目標」和「運動」之間的辯證關係問題，也就是理論和實踐之間的關係問題。在革命發展的每一個決定性階段它都要重新出現，只是形式更發展了，內容變化了。因為一個任務總是起初以抽象的可能性出現，以後才以具體的形式得到實現。只有在這第二個階段達到時，在有可能看到那個註定成為環境及其實現途徑的具體總體時，問題的提法是否正確才有討論的意義。例如，在第二國際最初的論爭中，總罷工是一種純粹的烏托邦，只有通過第一次俄國革命和比利時總罷工才得到具體形式的輪廓。同樣，只有經過多年的尖銳革命鬥爭之後，工人委員會（蘇維埃）才有可能擺脫它的烏托邦神話性質，不再被看作解決一切革命問題的靈丹妙藥；俄國以外的無產階級才有可能看清它本來的真實情況（我的意思不是說這個澄清過程已經完成。事實上我對它非常懷疑。但是這裡只是舉工人委員會作例子，我不打算細談）。 正是組織問題在這種烏托邦主義的昏暗中呆得最久。這決不是偶然的。大的工人黨大多數是在這樣的時期中成長起來的，那時革命問題只是直接規定日常生活一切行動的問題。因此似乎不必要以具體理論方式闡明革命的性質和可能的進程，以便推論出對無產階級覺悟部分應該如何有意識地行動的要求。然而，如何組織革命黨的問題只能從革命理論本身中有機地發展出來。只有當革命成為日常的問題時，革命組織的問題才會迫切要求進入群眾及其理論家的意識。 而且即使在那時也只是逐步地進入。甚至當革命成為事實時，甚至當不可迴避要立即對它採取立場時，就像在第一次俄國革命期間和以後那樣，也沒有產生出任何正確的見解。部分原因自然是機會主義已在無產階級政黨中深深紮根，使得不可能在理論上產生對革命的正確理解。但是甚至在不是這種情況的地方，甚至在對革命的動力有明確理解的地方，這種見解也不能夠發展為革命組織的理論。阻礙這一點的，至少一部分是現存組織的不自覺的、理論上未消化的、僅僅「有機的」性質。俄國革命明確地揭露了西歐組織形式的局限性。它們在群眾自發運動面前的軟弱無力，在群眾行動和革命的群眾罷工問題上暴露無遺。隱藏在這種行動的「組織準備」概念中的機會主義幻想受到了致命的打擊。清楚地表明了，這種組織總是一瘸一拐地落在群眾的實際行動後面，不是促進而是阻礙這種行動，根本談不上領導。 羅莎·盧森堡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群眾行動的意義，她的觀點比這一批評更深刻得多。她看到了傳統組織觀念的缺點在於它對群眾的錯誤關係：「對組織在無產階級階級鬥爭中的作用的過高估計或錯誤估計，往往伴隨著對未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群眾及其政治上的不成熟的輕視。」 〔2〕 她自己的結論一方面導致她反對這種對組織的過分強調，另一方面導致她規定黨的任務。她認為黨的任務「不在於對群眾罷工的技術性準備和指導，而首先在於對整個運動的政治領導 」。 〔3〕 這是在理解整個組織問題上向前跨出的一大步。由於剝掉了組織問題的抽象孤立性（由於糾正了「過高估計」組織的傾向），羅莎·盧森堡就使得有可能確定它在革命過程內部的真正職能 。然而還必須再向前跨一步，從組織方面考察政治領導的問題。就是說，她應該闡明那些使無產階級的黨能夠進行政治領導的組織因素 。我們已在別的地方詳細討論過阻礙她跨出這一步的原因。這裡必須指出，這一步在前幾年、即在俄國社會民主黨關於組織的論爭中已經跨出了。羅莎·盧森堡很清楚地了解問題之所在，然而她在這個問題上站在落後的、阻礙發展的派別（孟什維克）一邊。決非偶然，造成俄國社會民主黨分裂的因素一方面包括對即將到來的革命的性質和由此產生的任務的理解（與「先進」資產階級結成聯盟，或者站在農民革命方面進行鬥爭），另一方面包括組織問題。對俄國以外的運動具有災難性後果的是，當時沒有任何人（甚至包括羅莎·盧森堡在內）認識到，這兩個 問題實際上是聯繫在一起的，是一個不可分的辯證的統一體 。結果沒有抓住機會在無產階級中廣泛宣傳革命組織問題，以便至少在思想上使無產階級為未來事件做好準備（當時超出這一點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甚至羅莎·盧森堡、潘涅庫克等人的正確政治見解，也未能變得足夠具體——甚至作為政治思潮。用羅莎·盧森堡的話說，它們仍然是潛在的、純粹理論上的，它們與具體運動的聯繫仍然帶有烏托邦的性質 〔4〕 。 因為組織是理論和實踐之間的中介形式。正像在每一種辯證的關係中一樣，這一辯證關係的兩項只有在這一中介中和通過這一中介才能獲得具體性和現實性。組織在理論和實踐之間進行中介的能力，最清楚地表現在它對各種不同思潮表現出比政治思想和行動的任何其他領域更大、更準確、更可靠得多的敏感性。在純粹理論中，各種不同的觀點和思潮可以和平共處，它們的對立只是採取討論的形式，討論可以在同一個組織中進行，而不必把這個組織炸毀。但是只要這些同樣的問題被賦予組織的形式，它們立刻就會變得尖銳對立起來，甚至彼此完全不能相容。任何一個「理論」傾向或意見分歧，如果想要超出純粹理論或抽象意見的水平，就是說，如果它真的想要為它自己的實現開闢道路，它就必須立即變為組織的東西。然而，要是以為純粹的行為，純粹的行動能夠成為各種對立意見的正確性、甚至它們之間的可相容性或不可相容性的真正可靠的標準，那也同樣是錯誤的。每一個行動——就其本身而論——都是各種個人和集團的個別行為的糾結。把它或是解釋成為在社會和歷史方面有充分根據的「必然」事件，或是解釋成為個別人「錯誤」決定或「正確」決定的結果，都同樣是錯誤的。這種本身是混亂的感覺，只有在它的歷史總體中來理解，才能獲得意義和現實性。就是說，它必定擁有在歷史過程中的職能，必須理解它在過去和未來之間的中介作用。然而，從對未來的教訓來看待行動，把它看作對問題「我們將怎麼辦？」的答案，這已經是從組織方面提出問題。這種問題的提法試圖在對形勢的估量中，在對行動的準備和領導中，找出那些必然地 從理論導致最合適的行動的因素。因此它試圖找出把理論和實踐聯繫起來的本質決定因素 。 很明顯，真正有成果的自我批評、對過去「錯誤」的真正有成果的分析，只有按這種方式才有可能。關於事件是由抽象的「必然性」產生的觀點導致宿命論；同樣，空洞地假定個人的「錯誤」或熟巧是失敗或成功的根源，又不能為未來行動提供任何有決定創造性的學說。從這個觀點看，這個或那個人處在這個或那個崗位上，犯這個或那個錯誤，等等，必然顯得多少帶有「偶然的」性質。發現這樣一個錯誤，只不過表明當事人不適合於他的工作崗位。這個看法如果正確的話，不是毫無價值，但是對於本質的自我批評說來它只能是次要的。這種觀點過分誇大個別人的重要性這一點，就表明它不能客觀反映這些個人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們如此決定性地和以特殊方式決定有組織的行動的能力，就表明它像客觀宿命論看待整個過程那樣宿命論地看待這些個人。但是如果問題涉及的不單是純粹孤立和偶然的現象，如果假定個別人的正確或錯誤的行動不是對全部複雜事件沒有任何影響，而且除此以外，即使認可就是這些人占著這些崗位等等，完全有理由研究他們行動的可能性的客觀範圍——在這種情況下，問題又再次進入組織領域。 〔5〕 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注意把行動者聯繫在一起的一致性，研究它對這特定行動是否合適。就要問是否選擇了正確的組織方法來把理論變為實踐。 當然，「錯誤」可以出在理論中，出在對目標的選擇或是對形勢的估計中。但是只有側重組織方面的分析才使得有可能從實踐觀點對理論進行真正的批評。如果理論和行動直接並列，而沒有弄明白理論應如何影響行動，即沒有明確表明它們之間的組織聯繫，那麼對理論就只能從它自己內部的矛盾來進行批評。組織問題的這一功能使得我們能夠理解，為什麼機會主義總是極其厭惡從任何理論分歧中推論出組織結論 。德國右翼的（社會主義）獨立派和塞拉蒂的追隨者對第二次代表大會規定的加入條件的態度，他們想把與共產國際的實質性分歧從組織領域轉到「純政治」領域的企圖，就是從他們正確的機會主義本能中產生出來的，因為在政治領域中分歧可以很長時期維持一種潛在的、不實際解決的狀態，而第二次代表大會從組織上提出問題，則迫使立即作出明確決定。然而這種態度決不是什麼新東西。第二國際的全部歷史充滿著這種把各種各樣事實上尖銳對立、相互排斥的觀點綜合在一個對它們全都公平對待的決定或決議的理論「統一」中的企圖。結果不言而喻，這些決議不能為具體行動提供任何指導，總是模稜兩可，可以讓人做出各種不同的解釋。正是因為第二國際在這些決議中有意迴避了一切組織結論，它能夠在理論上從事許多事情，而絲毫不感到必須在實踐中和任何具體路線聯繫起來。例如，它可以通過非常激進的斯圖加特戰爭決議，雖然在這個決議中沒有採取任何一定具體行動的組織義務，沒有關於應採取什麼行動的組織方針，也沒有關於這個決議是否能付諸實現的組織保證。機會主義少數派沒有從它的失敗中得出組織結論，因為它認識到，這個決議不會有任何組織結論。正因為如此，在國際垮台以後，所有的派別都能夠引用這個決議。 國際中的所有俄國以外的激進派別的弱點是，當它們的革命立場與公開修正主義者和中派的機會主義發生分歧時，它們既不能夠也不願意給它們的革命立場以任何具體的組織形式。結果，它們的對手，尤其是中派，能夠在革命無產階級的頭腦中抹掉這些差別。它們的反對立場絲毫沒有妨礙中派在無產階級的革命部分面前裝扮成真正馬克思主義的捍衛者。這裡不可能對中派在戰前時期的統治地位做出理論的和歷史的解釋。我們只想再一次指出，中派的態度之所以行得通，是因為在日常運動中，革命和對革命問題採取的立場並不具有什麼現實的意義。中派的態度包括既反對公開的修正主義，又反對要求革命行動；理論上拒絕前者，但是並沒有認真努力把它排除於黨的實踐之外；理論上肯定後者，然而又否定它在當前的迫切性。儘管如此，像考茨基和希法亭這種人還是能夠堅持時代的一般革命性質，堅持革命的歷史現實性 ，雖然並不感到必須把這種觀點運用於當前的決策 。由於這個緣故，對無產階級說來，這些意見分歧一直只是不管怎樣仍然是革命的工人運動內部的意見分歧，不可能對各種不同派別進行明確的區分。然而這種缺乏明確性也反過來對左派本身的觀點產生影響。由於這些觀點不可能與實踐有任何交互作用，它們也不可能通過為了付諸實施而要求有成效的自我批評而使自己具體化或進一步發展。甚至在它們實際上很接近真理的地方，它們也帶有強烈的抽象烏托邦性質。例如，可以想一想在群眾行動問題上潘涅庫克與考茨基的論戰。由於同樣的理由，羅莎·盧森堡也未能進一步發展她關於革命無產階級的組織是運動的政治領袖 的正確思想。她對工人運動中的機械組織形式的正確反對，例如在黨和工會之間以及有組織的群眾和無組織的群眾之間的關係問題上，使得她一方面過高估計自發群眾行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她從未完全能夠使她關於領導的觀點擺脫純粹理論和宣傳的味道。 2 我們已經在別處說明過 〔6〕 ，我們討論的決不只是這位重要的開拓思想家的偶然的東西或「錯誤」。在這個上下文中，這種論點的本質可以最好地概括為對一種「有機的」、純粹無產階級 革命的幻想。機會主義的、「有機的」發展學說設想無產階級會通過緩慢的擴展逐漸爭取到人口的大多數，通過純粹合法的手段獲得政權，在反對這種機會主義理論的鬥爭中產生出了一種革命的「有機的」自發群眾鬥爭理論。 〔7〕 儘管這種理論的最優秀的維護者提出各種聰明的保留條件，它最終還是意味著這樣一種觀點，即經濟形勢的不斷惡化、由此必然產生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因此日益臨近的革命群眾鬥爭時期，會以社會和歷史的必然性激起無產階級的自發群眾行動。在這過程中，領袖們關於革命的目標和方法的明確理解會得到充分證明。然而，這一理論默默地假定，革命將是純粹無產階級性質。當然，羅莎·盧森堡對「無產階級」概念範圍的理解完全不同於機會主義者。她極其深刻地表明了革命形勢將會如何動員迄今未組織起來的而且的確是組織工作達不到的廣大無產階級群眾（農業工人等）。她表明了這些群眾將會如何在他們的行動中表現出甚至比敢於傲慢地對待他們、認為他們不成熟和「落後」的黨和工會高得無法比擬的階級意識。儘管如此，她的這一概念仍然是建立在革命的純粹無產階級性質的基礎之上的。按照這種概念，一方面無產階級在戰場上是統一的，另一方面，這裡正在研究其行動的群眾是純粹無產階級的群眾。也只可能是這樣。因為我們發現對革命行動的正確觀點只能深深地固定在、本能地深深紮根在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中，為了沿正確的道路進一步發展行動，只需要啟發意識，只需要一種明確的領導。然而，如果其他階層也決然地參加了革命，他們可能在一定的情況下推進它。但是他們也很容易使它偏向反革命的方向。因為在這些階層（小資產階級、農民、被壓迫民族等）的階級地位中，沒有任何東西、也不可能有任何東西使他們必然導致無產階級革命。這樣理解的革命的黨必然不能順應這種階層；無論是他們有利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前進運動還是他們的行動有助於反革命事業而形成的障礙，都會使它受挫。 這種黨在與無產階級本身打交道中也會受挫。因為它的組織符合無產階級階級意識中的這樣一個階段，這時它只求使未被意識到的東西被意識到，使隱藏著的東西變得明確起來，等等。更確切地說，在這個階段，獲得意識的過程對無產階級說來不意味著是一種可怕的內在意識形態危機 。我們在這裡不是要駁斥機會主義者對無產階級「不成熟」、從而不能奪取政權和維持政權的擔心。羅莎·盧森堡在她與伯恩施坦的論戰中已給了這種反對意見一個決定性的打擊。我們在這裡的目的是指出，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並不是和客觀經濟危機平行，在整個無產階級中以同樣的方式發展的。無產階級的大部分仍然在思想上受資產階級的影響；甚至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也不能動搖他們的態度。結果是，無產階級的態度、它對危機的反應遠不及危機本身的激烈程度 。 〔8〕 這種使得孟什維主義可能存在的狀況，無疑不是沒有客觀的經濟基礎。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已注意到，由於當時英國的壟斷利益而獲得比自己同階級夥伴優越的地位的那些工人階層已趨於資產階級化。 〔9〕 隨著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這個階層得到普遍發展，這毫無疑問是工人階級中產生普遍趨向機會主義和反革命的思潮的重要因素。然而按照我的看法，單是這一事實並沒有提供關於孟什維主義的充分說明。首先，這一特權地位已經在許多方面被動搖了，而孟什維主義的地位卻沒有相應地削弱。這裡也是無產階級的主觀發展在許多方面落後於客觀危機的速度。因此，我們不能認為這一因素是孟什維主義的唯一 原因，除非我們也同意它有這樣一個舒適的理論地位，即從無產階級沒有徹底和明確的革命熱情可以得出沒有客觀革命形勢的結論。第二，革命鬥爭的經驗決沒有明確證明，無產階級的革命熱情和鬥爭意志以任何直接的方式與其不同部分的經濟水平相符。這裡對任何簡單的、直接的平行性有很大的偏離，而且在經濟地位相同的工人階層內部階級意識的成熟性有很大的差別。 然而這些論斷只有在非宿命論的、非「經濟主義」的理論中有真正的意義。如果歷史的發展被解釋成這樣，即資本主義的經濟過程將通過一系列危機自動地和無情地向社會主義前進，那麼這裡所說的意識形態因素則只是一種錯誤診斷的產物。它們事實上只是表明，資本主義的客觀上決定性的危機還沒有出現。因為在這種觀點看來，根本不能設想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落後於經濟危機，不能設想有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危機。如果對危機的觀點在保留基本的經濟宿命論的情況下成為革命樂觀主義的東西，就是說如果認為危機不可避免，資本主義不可能有出路，那麼情況不會有根本性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這裡考察的問題也根本不能被看作是問題。只是以前是「不可能」，現在是「還沒有」罷了。現在，列寧已非常正確地指出，沒有任何一種形勢是沒有出路的。不管資本主義可能處於什麼形勢，總是會有某種「純粹經濟的」解決辦法。問題只是這些解決辦法從經濟學的純粹理論世界進到階級鬥爭的現實中時是否可行。對資本主義說來，應急辦法本身肯定是能想得出來的。然而 ，它們能否付諸實現卻取決於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的行動給資本主義堵住了危機的出口。自然，無產階級在這時 取得政權這一點，是由於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但是這些「自然規律」只是決定危機本身，賦予它一種使資本主義不能「和平」發展下去的規模。然而，如果讓它們自由發展（在資本主義的意義上），它們不會導致資本主義的簡單崩潰或向社會主義的順利過渡。它們會引起漫長時期的規模越來越大的危機、國內戰爭和帝國主義世界戰爭，然後導致「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和新的野蠻狀態。 而且，這些力量在它們自己的「自然規律」驅使下，已創造出了這樣一種無產階級，它的肉體的和經濟的力量使資本主義很少有可能按照以往結束危機的方式，強制實行一種純粹經濟的解決辦法，即無產階級在其中只是作為經濟發展客體起作用的解決辦法。無產階級的這種力量是客觀經濟「規律」的產物。然而，把這種潛在的力量變為現實的力量、使無產階級（今天真的只是經濟過程的客體，只是潛在地參與決定這一過程的主體）能夠在現實中作為主體出現的問題，不再由這些「規律」以任何宿命論的和自動的方式決定。更確切地說，這些規律的自動的和宿命論的決定不再支配無產階級實際力量的基本核心。既然無產階級對危機的反應純粹按照資本主義經濟的「規律」進行，既然這些反應至多表明為自發的群眾行動 ，它們從根本上來講就表現出與革命以前時期的運動在許多方面相似的結構。這些反應自發地爆發（一個運動的自發性只是它由純經濟規律決定這一事實的主觀的、群眾心理上的表現），幾乎毫無例外地是作為對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的、有時也是政治上的進攻的自衛，作為對資產階級為危機尋求「純經濟」解決辦法的自衛。然而，當它們的直接目標達到了或者看來不可能達到了，這種爆發就同樣自發地停止，逐漸消失。因此，看來好像是它們完成了自己的「自然的」進程。 如果這些運動不是抽象地，而是放在它們的真正環境中、放在世界危機的歷史總體性中去考慮，那麼這種現象帶有欺騙性就很明顯了。這種環境就是危機擴展到一切階級 ，而不只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經濟發展在無產階級中引起自發群眾運動的地方，社會作為整體基本穩定的形勢和發生一切社會力量的深刻重新組合、統治階級的權力基礎遭到動搖的形勢之間有根本的質的差別。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理解非無產階級階層在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理解它的非無產階級性質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少數人的統治只有在它設法使不受革命直接影響的各階級在意識形態上跟著革命走的時候才能維持下去。它必須設法獲得它們的支持或者至少是中立。（不言而喻，也必須設法使革命階級本身的某些部分保守中立。）對資產階級說來特別是如此。資產階級直接掌握的實際權力遠遠少於過去時代的統治階級（例如希臘城邦的公民或者封建制度鼎盛時的貴族）。一方面，資產階級必須更嚴重得多地依賴與在它之前掌權的階級修好或妥協的能力，以便利用它們控制的權力機關來為自己的目的服務。另一方面，它不得不把實際權力（軍隊、下級官僚機構等）交給小資產階級、農民、被壓迫民族的成員等。如果這些階層的經濟地位在危機之後發生變化，如果它們對資產階級領導的社會制度的幼稚的、淺薄的忠誠遭到動搖，那麼資產階級的全部統治機構可以說一下子就會垮台。那時，無產階級就可能不打一次認真的仗，不真正獲得一次勝利，而作為唯一有組織的力量，作為勝利者出現。 這些中間階層的運動是真正自發的，而且只是自發的。它們真正只不過是盲目地按「自然規律」起作用的社會自然力量的果實。作為這樣一種情況，它們本身在社會意義上是盲目的。這些階層沒有任何可能影響整個社會改造的階級意識。 〔10〕 因此它們總是代表特殊的階級利益，甚至從不假裝代表整個社會的客觀利益。客觀上把它們與整體聯繫在一起的紐帶只是因果性的，就是說，它們只是由整體內部的運動造成的，而不能被用去改變整體。因此它們與整體的關係以及這種關係所採取的意識形態形式都帶有偶然的性質，即使它們的產生可以按因果必然性來理解。由於這些運動的性質，它們的行動是由它們本身之外的因素決定的。不管它們最終選擇什麼方向，它們是否試圖加快資產階級社會的崩潰，它們是否默許資產階級對它們的剝削，它們是否因努力無效又重新陷入消沉，它們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在這些運動本身的內在本質中預先確定了的。相反，一切都取決於能夠意識的階級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行為。不管它們後來的命運可能採取什麼形式，這種運動的爆發本身能夠很容易導致把資產階級社會維繫在一起並使之運轉的全部機器陷於癱瘓。這足以使資產階級至少在短期內失去行動能力。 從法國大革命以來的一切革命的歷史越來越清楚地表現出這種格局。當革命爆發時，專制君主制以及後來中歐東歐的資產階級經濟壟斷建立在其上的半專制半封建的軍事君主制往往「一下子」失去它們對社會的控制。社會權力被扔在大街上，無人過問。只有在沒有任何革命階級利用這種無主的權力的情況下，復辟才有可能。新生的專制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格局。因為在那裡，相互鬥爭的各階級能夠更直接得多地從它們自己的隊伍中建立權力機關，因此階級鬥爭也更直接得多地是一種權力反對另一種權力的鬥爭。例如，可以回想一下法國專制主義誕生時福隆德派的鬥爭。甚至英國專制主義的垮台也走了類似的道路，而護國公執政和甚至更資產階級化得多的路易十六專制主義的崩潰則更接近於現代革命的方式。那裡從「外部」，即從還完好的專制國家或從仍然實行封建制的領土（如旺代省）上搬來了直接的權力。相反，純粹「民主的」權力綜合體在革命進程中可能很容易處於類似的地位：它們在崩潰時刻幾乎是自己產生出來，掌握了一切權力，而現在，它們由於那些支持它們的各種錯綜複雜階層的後退運動同樣突然地被奪去一切權力（例如克倫斯基和卡羅伊）。這種發展在西方資產階級先進民主國家中將如何進行，還不能完全清楚地看出。儘管如此，義大利從戰後直至大約1920年處於一種非常類似的地位。它從那時起為自己創立的權力組織（法西斯主義）是一種相對獨立於資產階級的權力機關。我們還沒有看到崩潰徵候在有大量殖民地的高度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影響。特別是，我們不知道殖民地的起義對小資產階級、工人貴族（以及從而對軍隊等）的態度將有什麼影響，這種起義在某種程度上起著國內農民起義的作用。 結果無產階級處於一種會使得自發群眾運動獲得與在穩定資本主義制度下完全不同職能的社會環境。即使這些群眾運動在孤立考察時保有它們以前的特徵也是一樣。然而，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在相互對立的各階級的地位中產生了非常重要的質的變化。首先，資本集中得到進一步發展，這反過來又引起無產階級的進一步集中——即使後者在意識上和組織上不能完全跟上這種發展。其次，資本主義的危機四伏的狀況使得越來越難以通過微小讓步擺脫來自無產階級的壓力。只有通過加強對無產階級的剝削，才有可能逃脫危機，找到對危機的「經濟」解決辦法。由於這個緣故，第三次代表大會的策略提綱非常正確地強調指出，「每一次大罷工都有變為國內戰爭和直接奪權鬥爭的傾向」。 然而只是傾向。這種傾向即使在經濟和社會前提往往充分具備的情況下仍然沒有變為現實——這正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危機 。這種意識形態危機一方面表現在，資產階級社會的客觀上極端危險的處境在無產者的頭腦中還具有它昔日的一切穩定性；無產階級在許多方面還受到資本主義的思維和感覺方式的嚴重束縛。另一方面，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化在孟什維主義的工人黨以及受這些黨控制的工會領導中獲得了自己的組織形式。這些組織現在有意識地設法使無產階級的僅僅自發的運動（它們取決於直接的誘因並且按行業、地域等分割開）停留在純粹自發的水平上。它們極力阻止這些運動向總體發展，無論是在行業、地域等的聯合上，還是在經濟運動和政治運動的結合上。在這方面，工會的職能是使運動原子化和非政治化，掩蓋它和總體的關係，而孟什維主義的黨的任務則是使無產階級意識中的物化在意識形態上和組織上固定下來。它們這樣就確保無產階級的意識停留在相對資產階級化的一定階段上。它們能夠完成這一任務，只是因為無產階級處於一種意識形態危機的狀況中，因為在意識形態上向專政和向社會主義的自然發展甚至在理論上對無產階級說來都不可能，因為危機不僅在經濟上動搖了資本主義，而且同樣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在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影響下成長起來的無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發生變化。這種意識形態上的變化的確是由於經濟危機以及由它創造的奪取政權的客觀可能性而產生出來的。然而它的實際進程並不是以任何自動和「必然」的方式與客觀危機本身的進程平行發展的。這種危機只能由無產階級的自由行動來解決 。 列寧以一種只是從形式上、而不是從實質上嘲諷的誇張方式說道：「以為一定要有一支隊伍在這一邊排好隊，喊道：『我們贊成社會主義』，而另一支隊伍在那一邊排好隊，喊道：『我們贊成帝國主義』，才是社會革命，那是迂腐可笑的。」 〔11〕 革命陣線和反革命陣線的產生充滿了各種變化，往往極端混亂。今天為革命工作的力量完全可能明天轉向相反的方向。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方向的變換決不簡單地和機械地取決於有關階層的階級地位或甚至意識形態。它們受到與歷史形勢和社會力量的總體的不斷變化的關係的決定性影響。所以，如果說某位凱末爾巴夏在一定條件下代表一種革命勢力，而某個龐大的「工人黨」則可能是反革命，那決不是什麼奇談怪論。在這些決定方向的因素中，無產階級對自己歷史地位的正確理解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 。1917年的俄國革命進程是這一點的經典例證。因為我們在那裡看到，在關鍵時刻，和平、自決權和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的口號如何把動搖不定的階層臨時熔鑄成一支革命所需要的軍隊，完全瓦解了反革命的全部權力機構，使之喪失活動能力。如果反對說，土地革命和群眾的和平運動沒有共產黨或甚至和共產黨對抗也能勝利完成，那是不夠的。首先，這一點是絕對無法加以證明的，而作為反證，我們可以舉出匈牙利，那裡有一次同樣自發的土地運動在1918年10月遭到了失敗。甚至在俄國，也有可能通過所有「有影響的」「工人黨」的「統一」（即反革命的統一）把土地運動鎮壓下去或讓它自行消失。其次，如果這「同一個」土地運動是和城市無產階級對抗而得到實現的話，那麼它在社會革命方面將帶有反革命性質。單是這個例子就已經表明，用機械的宿命論的標準來判斷在社會革命的尖銳危機形勢中的社會力量組合是多麼的不應該。它表明了，無產階級的正確觀點和正確決心具有決定性 的作用，危機的解決在極大程度上取決於無產階級本身 。我們還應該指出，與西方國家相比，俄國的形勢是相當簡單的。那裡的群眾運動更多地帶有純粹自發性質，相互對立的力量在組織上的影響並不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我們的分析在更大程度上 適用於西方國家。更何況俄國的不發達性質、缺乏工人運動的長期合法傳統（如果我們暫時忽略一個完備的共產黨的存在的話）使得俄國無產階級有可能更快地克服意識形態危機。 〔12〕 因此，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把社會的命運交到了無產階級手中。恩格斯把人類在革命實現以後完成的過渡描寫為「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 〔13〕 。對辯證唯物主義者說來這是不言而喻的：儘管這個飛躍是一個飛躍，或者正因為它是一個飛躍，它必須在本質上是一個過程 。恩格斯本人不是在剛才提到的那段話中說，導致這一方向的變化是「在日益增長的程度上」發生的嗎？唯一的問題是決定這一過程的起點 。當然最容易的是從字面理解恩格斯，把自由王國看作只是將在社會革命完成後產生的狀態 。這就要否認這個問題具有任何現實性。只是要問，問題是不是真的就僅僅止於這個無疑符合恩格斯字面意義的提法呢？一個狀態如果不是由一個漫長的過程 準備起來，如果它的各種因素不是在這個過程中產生和發展起來（即使是以在許多方面很不完備、需要經受一系列辯證變化的方式），這個狀態是不是能夠想像，更不用說能夠成為社會現實呢？如果我們把「自由王國」和註定使它產生出來的過程分開，如果我們從而把一切辯證的過渡都排除在外，我們是不是會陷入一種與上面已經分析的把最終目的和運動分開相類似的烏托邦意識結構呢？ 然而，如果把「自由王國」與導致它的過程聯繫起來考察，那麼毫無疑義，無產階級在歷史舞台上的最初出現就已經表明了對它的嚮往——自然是以完全無意識的方式。不管無產階級的最終目標是如何不能——甚至在理論上——直接影響這個過程開頭的個別階段，然而它是一個原則，一個統一的觀點，因此決不可能與這個過程的任何方面完全分開。然而不應該忘記，進行決定性戰鬥的時期和以前的時期之間的差別並不在於戰鬥本身的規模和激烈程度。這些量的變化只是表明這些戰鬥與以前的戰鬥之間有根本質的差別的徵候。在以前的階段上，用《共產黨宣言》的話說，甚至「廣大工人群眾的團結，還不是他們自己聯合的結果，而是資產階級聯合的結果」。然而，無產階級這種成為獨立、「組織成為階級」的過程在越來越高的階段上重複著，直至資本主義最終危機來臨的時候，也就是越來越多地由無產階級掌握決定的時候。 這種狀況決不意味著客觀經濟「規律」不再起作用。相反，它們在無產階級勝利很久以後 仍將有效，它們像國家一樣，只有在完全由人類控制的無階級社會實現以後才會消亡。現在的形勢中的新東西只是——只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盲目力量在驅使社會走向深淵。資產階級不再有力量幫助社會在短暫的動搖之後打破由它的經濟規律所造成的「僵局」。無產階級擁有通過有意識地利用現存趨勢使發展走上另一方向 的可能性 。這另一方向就是有意識地調節社會的生產力。有意識地 要這樣做，就是希望有「自由王國」，就是為實現它採取第一個有意識的步驟 。 這一個步驟是由無產階級的階級地位中「必然」產生出來的。然而，這一必然本身帶有飛躍的性質。 〔14〕 對整體的實際 關係、理論和實踐的真正統一，迄今為止只是所謂無意識地出現在無產階級的行動中，現在明確地和有意識地表現出來。在發展的早期階段，無產階級的行動也常常以一系列飛躍的方式被驅向一個頂點，它們與以前的發展的聯繫和連續性只是在後來才能變得有意識，並被看作是那一發展的必然產物。（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是1871年公社的國家形式。）然而，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必須有意識地採取這一步驟。所以毫不奇怪，所有囿於資本主義思維方式的人都不敢採取這一步驟，他們以他們的全部思維力量緊緊抓住被他們看作自然規律、看作現象「重複規律」的必然性。因此，他們也拒絕任何嶄新的、我們還不可能有任何「經驗」的東西，認為這種東西不可能產生出來。托洛茨基在與考茨基的論戰中最明確地強調指出了這種差別，雖然以前在關於戰爭的論爭中已經有所觸及：「因為最根本的布爾什維克偏見正是在於認為，只有牢牢地坐在馬背上時才能學會騎馬。」 〔15〕 但是考茨基以及與他類似的人只有作為事態的象徵才具有意義：他們是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危機的理論表現，他們象徵著工人階級正處在這樣一個發展時刻，這時它「又一次在自己目的的模糊龐大面前退縮」，對自己必須承擔的任務表示躊躇。如果無產階級不想和資產階級一起，在趨向崩潰的資本主義的危機中屈辱地和痛苦地死去，它就必須承擔這個任務，並且只能以這種有意識的方式 去承擔這個任務。 3 如果說孟什維主義的黨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危機的組織形式，那麼共產黨就是對這種飛躍的有意識態度的組織形式，從而是走向自由王國的第一個有意識 的步驟。我們已經闡明了自由王國的一般概念，說明了它的接近決不意味著經濟過程的客觀必然性突然之間不再起作用。現在我們必須更仔細地來考察自由王國和共產黨之間的關係。有一點首先必須弄清楚：這裡的自由並不是 指個人的自由。這不是說，充分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將不知道任何個人的自由。相反，它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真正嚴肅對待這種要求並使它成為現實的社會。然而，甚至這種自由也決不會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家今天所想像的那種自由。為了獲得真正的自由所必要的社會前提條件，必須進行鬥爭，在這過程中，不但是今天的社會，而且連它所產生出的那種人也將會消失。馬克思說道：「現在這一代人，很像那些由摩西帶領著通過沙漠的猶太人。他們不僅僅要奪取一個新世界，而且要退出舞台，以便讓位給那些善於對付新世界的人們。」 〔16〕 因為現在活著的人們的「自由」是由於本身被物化、同時又使人物化的財產而孤立的個人的自由。這是一種與其他（同樣孤立的）個人對立的自由。一種利己主義、自我封閉的自由，一種把團結和聯繫至多只看作不起作用的「調節思想」的自由。 〔17〕 要給這種自由注入生氣，就意味著在實踐中拒絕真正自由的實際實現。孤立的個人由於他們的社會地位或內在氣質而可能獲得的這種自由就是對其他人的不關心，因此這種自由就意味著，只要當代的社會取決於個人，它的不自由的結構實際上就將永存下去。 對自由王國的有意識的 要求，只能意味著有意識地採取將真正導致它的步驟。鑒於在當代資產階級社會中，個人自由是建立在他人不自由的基礎上的單方面特權，因此只能是腐敗的和腐蝕人的東西，這種要求恰恰就意味著拒絕個人自由。它意味著有意識地使自我從屬於那註定要真正實現真正的自由、並且今天正在為實現它而認真地採取最初一些艱巨的、無把握的和試探性的步驟的集體意志。這個有意識的集體意志就是共產黨。它像辯證過程的每一方面一樣，它也包含著——自然只是以萌芽狀態、以粗糙的、抽象的和不發展的形式包含著適宜於它註定要實現的目標的決定因素，即與團結統一在一起的自由。這裡的統一因素是紀律 。只有通過紀律，黨才能夠把集體意志付諸實現，而接受資產階級的自由概念則阻礙這種集體意志的形成，並把黨變成為一個沒有行動能力的、鬆散的個人集合體。更重要的是，甚至對個人說來，也只有紀律使得有可能採取那導致今天已可能的自由的第一個步驟，這種自由雖然還很原始，但符合社會發展的階段。這是那種致力於克服現在的自由。 任何共產黨按其本質都是比任何資產階級政黨或機會主義工人政黨更高類型的組織，這表現在它對它的所有成員的更高的要求上 。這一點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一次分裂時就已表現得非常清楚。對孟什維克說來（和對任何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政黨說來一樣），簡單地承認黨綱是入黨的充分條件，而對布爾什維克說來，入黨意味著積極地親自參加革命工作。黨的結構的這一原則在革命進程中沒有改變。第三次代表大會關於組織的提綱說道：「承認共產黨綱領只是表示成為共產黨人的意願……認真實現綱領的第一個前提條件，是一切成員應該參加經常的、日常的合作。」當然，在許多情況下這個原則直到今天只是停留在紙面上。但是這絲毫不影響它的根本重要性。因為，正像自由王國不可能一下子、在某種程度上作為gratia irresistibilis（不可拒收的禮物）贈送給我們一樣，正像「最終目標」不是簡單地在過程以外的某個地方等待著我們、而是寓於過程之內的每個具體階段上一樣，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意識的革命形式按本性說來也是一種過程 。羅莎·盧森堡非常清楚地看到了，「組織必須作為鬥爭的產物產生出來」。她的錯誤只是在於過高估計過程的有機性質，過低估計有意識組織的重要性。但是，既然我們已看到這一錯誤的實質，就不應矯枉過正，以致完全忽略組織形式中的過程因素。俄國以外的黨（因為有俄國的經驗可資借鑑）從一開始就完全了解組織的原則，儘管這是事實，但讓它們的組織措施模糊它們產生和成長的過程性質將是錯誤的。組織措施的正確可以極大地加快過程；可以為澄清意識提供極大的幫助，因此是任何組織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前提。然而，共產黨的組織只有通過鬥爭才有可能建立起來，只有每一個成員通過親身經驗認識到這種統一形式的正當性和必要性之後才有可能實現。 因此，重要的是自發性和有意識控制的交互作用。就其本身而言，這在組織的歷史上不是什麼新東西。相反，這是新組織形式產生的典型方式。例如，恩格斯描寫了某些軍事行動的形式在士兵的本能中作為對形勢的客觀要求的反應自發地產生出來。 〔18〕 發生這種情況時，並沒有任何理論上的準備，還常常和流行的理論、因此也和既存的軍事組織相衝突。儘管如此，這種軍事行動的形式流行開了，只是後來才在組織上被固定下來。共產黨形成過程中的新東西是自發行動和有意識的理論預見之間的新關係，是不斷反對資產階級的物化的「直觀」意識的純粹post festum（事後）結構和這種結構的逐漸消失。這種改變了的關係是基於在這個發展階段上，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已經有不再是僅僅事後認識自己的階級地位以及與之相應的正確行動路線的客觀可能性 。儘管對於每個個別工人說來 ，由於他自己的意識被物化，獲得客觀上可能的階級意識以及他能用以消化這種階級意識的內在態度的道路必須通過他事後對自己的直接經驗的領會過程，就是說在每個個人中仍然保留著意識的事後性質，情況依然是如此。個人意識和階級意識之間的這種衝突在每個個別無產者身上決不是偶然的。因為共產黨正是在如下兩方面表明，對於其他黨組織來說，它是更高級的組織形式。這兩方面就是：在共產黨內，而且是有史以來第一次，階級意識的能動和實踐特徵是直接 影響所有個人具體行動的原則，另一方面，它在同時又是有意識地 參與決定歷史發展的因素。 能動性的這種雙重意義——它同時既對體現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個人又對歷史進程的影響，也就是人和歷史之間的具體中介 ——是現在正在誕生的組織的決定性特徵。在舊的類型的黨組織中（不管這裡是否包括資產階級政黨或機會主義的工人政黨），個人只能作為「群眾」、作為追隨者、作為零出現。馬克斯·韋伯給這種類型的組織下了一個恰當的定義：「它們的共同點是：掌握著能動 領導權的核心加上一些基本上起較被動作用的『成員』，而廣大成員只起客體的作用。」 〔19〕 他們的客體作用並沒有因為形式上的民主、因為在這些組織中得到承認的「自由」而有所減少；相反，這種自由只是使它得以固定和繼續存在。這種「虛假意識」，這種在客觀上不可能藉助有意識行動於預歷史進程，在組織上反映出來就是不能建立起能在每個成員的行動和整個階級的行動之間起中介作用的能動政治單位（政黨）。因為這種階級和政黨在客觀歷史意義上不是能動的，因為它們的表面上的能動性只是它們由它們不理解的歷史力量宿命論地產生出來的反映，它們必定表現出從意識和存在、理論和實踐的分離中、從物化意識的結構中產生出來的一切徵候。這就是說，作為總體看，它們採取一種對發展進程純粹直觀 的立場。與此相適應，必然同時出現兩種互為補充但同樣錯誤的關於歷史進程的觀點：唯意志論地過高估計個人（領袖）的能動意義和宿命論地過低估計階級（群眾）的意義。黨被劃分為能動的部分和被動的部分，後者只是偶爾而且只是按照前者的命令起作用。所以，這種黨的成員所擁有的「自由」只不過是多少處於外圍的，而不是全身心參加的觀察者 對宿命論地展開的事件或個人的錯誤作出判斷的自由。這種組織永遠不能占有其成員的全部身心，甚至不可能作出這種努力。這些組織像文明的所有社會形式一樣，是建立在精確的、機械的分工、官僚化以及權利和義務的確切劃分之上的。成員們只通過他們存在的抽象理解方面與組織發生聯繫，而這些抽象的聯繫則體現為相互分離的權利和義務。 〔20〕 一個組織的所有成員真正積極的參加一切事件、採取真正實際的態度，只有投入全身心才有可能做到。只有當一個共同體內部的行動成為每一個參加者最關心的個人事情時，才有可能消除權利和義務的分裂這種人與他自己的社會化分離以及他被控制他的社會力量肢解的組織表現形式。恩格斯在描寫氏族的結構時特彆強調這一點：「在氏族制度內部，權利和義務之間還沒有任何差別。」 〔21〕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權利關係的特徵是，「權利，就它的本性來講，只在於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必然不同等的個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計量，就只有從同一個角度去看待他們……再不把他們看作別的什麼，把其他一切都撇開了」。 〔22〕 因此，與這種方式、這種撇開人的整體個性、把它歸入一個抽象觀點的做法決裂的任何一種人的關係，都是為結束人的意識的物化而採取的步驟。然而，這樣的步驟必須以整體個性的積極投入 為前提。因此完全清楚，資產階級組織中的自由形式只不過是一種關於實際不自由的「虛假意識」；就是說，是這樣一種意識結構，即人在其中從一種形式上自由的立場觀察 他自己被融入一種異己必然性體系的情況，並把這種觀察的形式上的自由與真正的自由混淆起來。只有明白了這一點，才能解決我們前面的論斷表面上的自相矛盾。我們在前面曾說，共產黨的紀律、每一個成員無條件的全身心的投入運動實踐，是實現真正自由的唯一可能途徑。不僅整個運動只有藉助這種組織才能獲得達到這種自由的客觀社會前提的槓桿，而且對單個人、對黨的單個成員來說也是如此，他只有通過這種辦法才能希望為他自己 獲得自由。因此，紀律問題一方面是黨的基本實踐問題、它真正發揮職能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另一方面，它決不僅僅是技術和實踐問題：它是革命發展中最崇高和最重要的精神 問題之一。這種紀律只能作為革命階級的最覺悟部分即先鋒隊的自由的和有意識的行為，才能夠產生出來。沒有這個階級的思想前提，它不可能實現。沒有每個黨員對整體性格和黨的紀律之間的聯繫的至少本能的理解，這種紀律就必然蛻化為一種物化的和抽象的權利義務體系，黨就會重新陷入資產階級政黨類型的組織狀況中。因此很明顯，一方面，在客觀上，組織將極其敏感地對理論觀點和思潮是否有革命價值作出反應。另一方面，在主觀上，革命組織必須以很高度的階級意識作為前提。 4 雖然從理論上弄清共產黨組織和它的個別成員之間的關係很重要，然而如果僅止於從形式的、倫理的方面來探討組織問題，那就很危險。因為這裡描述的個人和他全身心從屬於的整個運動的意志之間的關係，就其本身而言，並不單單是共產黨的特徵。相反，它曾是許多空想宗派的特徵。的確，許多宗派曾把這個形式的、倫理的方面看作是唯一的或者至少是決定性的原則，而不僅僅是整個 組織問題的一個方面。正是由於這個緣故，它們往往能夠比共產黨更明確地揭示它的重要性。然而，哪裡這樣片面強調這個形式的、倫理的原則，哪裡就取消了它：它的正確性決不是已經達到和完成了的存在，而只是指向要達到的目標的正確指針 。當對整個歷史過程的正確關係不存在的時候，它就不再是正確的了。由於這個緣故，我們在闡明組織和個人的關係時特彆強調黨是人和歷史之間的具體中介原則。因為只有當黨所體現的集體意志是歷史發展的積極的和自覺的因素，從而處於與社會革命進程越來越生動的交互作用之中，它的個別組成部分因此與這一進程及其載體即革命階級同樣處於一種生動的交互作用之中時，對個人的要求才會失去它們的形式的和倫理的性質。正因為這樣，列寧在討論如何維持共產黨的革命紀律時，除了強調黨員的忠誠以外，還強調黨與群眾的關係以及黨的政治領導的正確。 〔23〕 然而這三個因素不能彼此分開。宗派的形式倫理觀點之所以失敗，正是因為它不能理解這些因素是統一的，在黨組織和非組織的群眾之間有生動的交互作用。不管一個宗派可能對資產階級社會如何敵對，不管它在主觀上可能如何深信它與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著多大的鴻溝，然而它在這一點上暴露出它的歷史觀實質上是資產階級的，因此它自己的意識結構與資產階級的極為相近。這種相近最終可以回溯到它們關於存在和意識有同樣二元論的觀點，就是說，它們歸根到底都不能理解存在和意識作為辯證過程，作為歷史過程的統一。從這個觀點看，這種客觀的辯證統一在宗派的哈哈鏡中是作為僵化的存在還是作為僵化的非存在出現，是無所謂的問題。是通過一種神秘化過程把採取革命行動的正確判斷力無條件地判歸群眾，還是主張「覺悟的」少數必須代表 「不覺悟的」群眾採取行動，也毫無差別。這兩種極端情況在這裡都只是作為例子提出來，因為甚至試圖最粗略地探討一下宗派的類型學也遠遠超出本文的範圍。但是可以看得出來，它們彼此並和資產階級意識相像的地方在於，它們都把真正的歷史過程看作與群眾的意識增長分開的東西。如果宗派以「不覺悟」群眾的代表的身份代替群眾採取行動，那麼它就使得黨組織與群眾的歷史上必然的、因而是辯證的分離凝固成為永恆的東西。另一方面，如果宗派企圖與群眾的自發的本能的運動完全融合在一起，它就被迫把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與群眾的瞬息間的思想感情等簡單地等同起來。結果它就犧牲了用以客觀判斷正確行動的一切標準。它就陷入了唯意志論和宿命論的資產階級兩難困境。它所採取的立足點，無論對歷史發展的客觀階段還是主觀階段都無法作出判斷。因此它就不得不對組織作出或是極度過高的、或是極度過低的估計。它就不得不離開歷史實踐的一般問題、離開戰略和策略的問題，來孤立地看待組織問題。 階級和黨的正確關係的標準和指針，只能在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中找到。一方面，階級意識的真正客觀的統一是階級和黨之間儘管組織上分離、然而存在辯證聯繫的基礎。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的不同個人、集團和階層的意識中的普遍不統一、明確和深刻程度的不同，使得黨與階級在組織上的分離成為不可避免。布哈林正確地指出，如果一個階級是內在統一的，那麼建立黨就是多餘的。 〔24〕 問題只是：黨在組織上的獨立、把這個部分從整個階級中分離出來，符不符合階級內部階層的客觀劃分呢？還是黨與階級分離開來只是由於它的意識發展的結果，即由於它受它的成員意識增長的制約和對這種意識增長的反應的結果呢？當然，完全忽視無產階級內部存在各種客觀經濟階層，將是愚蠢的。但是不應該忘記，這些階層決不是建立在與決定階級劃分的差別哪怕稍微相似的客觀差別上。的確，在許多方面它們甚至不能被看作這種劃分原則的細目。例如，當布哈林指出「一個剛進入工廠的農民與一個從孩提時代起就在工廠里勞動的工人是完全不同的」時，這毫無疑問是一種「本體論的」區別。但是它與布哈林在大規模現代工業中的工人和小作坊中的工人之間所作的區分相比，是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層次上。因為在後一種場合，我們看到的是在生產過程內部客觀上不同的地位。而在前一種場合，只是改變了個人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不管這變化是多麼典型）。因此問題是個人（或階層）的意識能夠多快地適應他在生產過程中的新地位以及他過去的階級地位留下的心理積澱在多長時期內對他的階級意識的形成起阻礙作用。然而，在後一種場合，提出的問題是，從無產階級內部不同階層的客觀經濟地位產生的階級利益是否不同到足以在整個階級的客觀利益中造成分歧。因此這裡的問題是，客觀的、被賦予的 〔25〕 階級意識本身是否必須被看作是有分歧的和分階層的。相反，在前一種場合，問題只是什麼具體的——或甚至典型的——生活地位將阻礙這種客觀階級意識的順利發展。 很清楚，在理論上，只有第二種場合真正有意義。因為從伯恩施坦以來，機會主義者們總是竭力一方面把無產階級內部的客觀經濟階層描寫得如此分明，另一方面對不同的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階層的「生活地位」中的相似性又如此強調，以致階級的統一性和獨立性 就在這種 「差異 」中消失 了（德國社會黨的格爾利茨綱領是這種思潮的最後一次表述，它在那裡已獲得清楚的組織含義）。當然，布爾什維克將是忽視這種差異存在的最後的人。問題只是：這種差異的本體論地位是什麼，它們在社會歷史過程總體內部的職能是什麼？對這種差異的認識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導致（主要是）策略的，和在多大程度上導致（主要是）組織的分析和措施？這種問題乍看起來似乎只是導致關於概念的無聊爭論。然而，必須記住，一個組織——這裡指共產黨——必須以意識的統一，作為其基礎的社會現實的統一為前提。相反，策略上的聯合，當歷史情況引起由各種不同原因決定的運動，這些運動暫時向同一方向發展時，在其社會存在在客觀上互不相同的各不同階級之間完全可能而且甚至必然能夠達到。然而，如果客觀社會存在真的不同，那麼這些運動的方向就不會像在有統一階級基礎的運動中那樣必然相同。這就是說，統一的方向只有在第一種情況的組織中是決定性因素。雖然它進入經驗現實可能受到各種情況的阻撓，但歸根到底要實現。然而在第二種情況的組織中，各種不同思潮的匯合是由於不同歷史情況綜合的結果而產生的。這是命運的恩寵，必須策略地加以利用，不然就會失去，也許一去不復返。當然，無產階級有可能與半無產階級等階層合作，決不是偶然的。但是這種合作只有 在無產階級的階級地位中有必要的基礎。因為無產階級由於只有通過消滅階級社會才能解放自己，不得不代表 所有被壓迫被剝削階層去進行它的解放鬥爭。但是這些被壓迫被剝削階層是站在它的一邊還是站在它的敵人的陣營中進行戰鬥，從這些沒有明確階級意識的階層的觀點看或多或少總是「偶然的」。正如我們前面已經說過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無產階級的革命黨是否選擇了正確的策略。因此在這裡，由於各行動階級有不同的社會存在，它們只是由無產階級的世界歷史使命聯繫在一起，策略 水平上的合作（在概念上永遠只是偶然的，雖然在實際中往往延續很長的時間）只能在保留不同組織的情況下為革命發展的利益服務。因為要半無產階級等階層認識到它們自己的解放取決於無產階級勝利的過程是漫長的，而且充滿了徘徊動搖，任何超出策略合作的做法都可能危及革命的命運。現在可以理解，為什麼我們必須如此尖銳地提出我們的問題：是否客觀社會存在即階級結構、從而客觀的被賦予的階級意識有一種類似的（即使不那麼明顯的）分層與無產階級內部的階層相符？或者是否這些階層之所以能夠存在，只是由於這種真正的階級意識能夠滲入到無產階級的個別階層、集團和個人中去的難易程度不同？就是說，是否這些無疑存在的無產階級生活地位中的客觀分層僅僅決定據以判斷暫時利益的觀點 （這些利益 看起來無疑很不相同，但是在客觀上是一致的 ）？是否它們不僅從世界歷史的觀點，而且現實地和直接地決定這些觀點，儘管不是每個工人都能認識得到？是否這些利益本身由於社會存在的客觀差別而能夠互相牴觸？ 如果問題這樣提出來，那麼答案也不可能有任何疑問。在第二次代表大會關於「共產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的論綱中幾乎逐字逐句複述了《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話：「共產黨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它比其餘的無產階級群眾優越的地方在於它清楚地了解整個無產階級所要走的歷史道路，並且力求在這條道路的一切轉彎處不是捍衛個別集團或職業的利益，而是捍衛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只有承認無產階級的客觀經濟存在是統一的，這段話才能理解和有意義。然而，在那種情況下，導致各種不同工人政黨，導致成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內部的階層就決不是無產階級的客觀的經濟階層，而只是它的階級意識發展中的一些階段。就像個別的工人不是生來就是共產黨人一樣，個別的無產階級階層也不是由於它們的經濟存在就預先註定要成為共產黨人的。出生在資本主義社會並在它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每一個工人，都必須通過比較艱難的經驗過程才能獲得對自己階級地位的正確理解。 共產黨的鬥爭集中在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上。它在組織上與階級的分離在這種情況下並不意味著它想要為了 階級的利益代替 階級本身去戰鬥（這是布朗基分子做過的事情）。如果它要這樣做，像革命進程中有時發生的那樣，那麼這首先不是為了爭取有關鬥爭的客觀目標（因為歸根到底這些目標只能由階級本身去贏得或保持），而只是為了推進或加速階級意識的發展。革命的過程——在歷史的規模上——與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發展是等義的。共產黨與階級本身的廣大群眾在組織上分離開來，是基於階級內部在意識上的不同分層，但同時是為了加快在可能達到的最高意識水平上消除這些分層的過程。共產黨必須作為獨立的組織存在，這樣無產階級才能夠直接看到自己的具有歷史形象的階級意識。同樣，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個事件中，整個階級的利益所要求的觀點才能夠得到每一個工人都能懂得的明確表述。最後，整個階級才有可能充分認識到自己作為階級的存在。宗派的組織形式人為地把「真正的」階級意識（如果它這樣抽象地孤立起來一般能夠存在的話）與階級的生活和發展分離開來，機會主義者的組織形式則是使這些意識的分層在儘可能最低的水平上、至多是在平均數的水平上達成妥協。不言而喻，階級的行動大體上是由這種平均數決定的。但是由於這個平均數不是靜止的並且不能由統計數字決定，而是本身就是革命過程的產物，因此同樣不言而喻，一個基於現有平均數的組織是註定要阻礙發展，甚至要降低一般水平的。相反，明確地確立在一定時刻客觀上可以達到的最高可能性，由覺悟的先鋒隊的獨立組織所代表，這本身就是以對革命有利的方式消除在這客觀的可能性和實際的平均數意識狀態之間的矛盾。 如果組織上的獨立性不同時意味著經常在策略上 照顧最廣大、最落後的群眾的意識水平，那它就毫無意義並且會直接倒退到宗派主義。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正確理論對共產黨組織的重要性。共產黨組織必須代表無產階級行動的最高客觀可能性。但是要做到這一點，正確的理論見解是必要的前提條件。機會主義的組織對錯誤理論的後果不像共產黨組織那樣敏感，因為它所包括的是為了採取偶然行動的目的而比較鬆散地結合在一起的異質成分，因為它不是真正受黨的領導，而是由群眾不可阻擋的運動推著走，而且因為黨實質上是由一種領導人和官員機械分工的等級制結合在一起的。（至於經常錯誤地應用錯誤的理論必然導致黨的垮台，那是另一個問題。）共產黨組織的極其實際的性質、它作為鬥爭黨的本質必須以它掌握正確的理論為前提，因為不然的話，錯誤理論的後果很快就會毀滅它。而且，這種組織形式生產和再生產出正確的理論見解，因為它在意識上和組織上都不斷增強這種組織形式對理論觀點後果的敏感性。這樣，行動的能力、自我批評、自我矯正和理論發展的能力都共同處於一種經常相互作用的狀態中。共產黨甚至在理論上都不代表無產階級行動。如果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相對於整個階級的思想和行動說來是某種有機的和流動變化的東西，那麼這必須反映在那種階級意識的組織形式即共產黨中。只是有一個差別，這裡在組織上具體化了的是一個更高的意識階段。意識發展中的多少混亂的升降起伏，表現出遠勝於一切理論預見的階級意識成熟性的閃光爆發與停滯、消極，只有隱蔽進展的半昏睡狀態的相互交替，在這裡與把「最終目標」和今天現實必要行動聯繫起來 〔26〕 的有意識努力相對立。因此，在黨的理論中，階級意識的過程、辯證法成為一種有意識展開的辯證法。 結果，在理論、黨和階級之間的這種經常不斷的辯證的相互作用、理論的這種對階級的直接需要的關注，決不意味著黨被融化在無產階級群眾中。關於統一戰線的論爭表明了，幾乎所有反對這種策略的人都對黨在無產階級意識發展中的真正作用缺乏辯證的掌握，缺乏理解。更不要說那些把統一戰線設想為無產階級立即在組織上重新統一的誤解了。但是害怕黨可能由於過於接近看來是「改良主義的」日常口號和由於與機會主義者的偶然策略合作而犧牲它的共產主義性質，表明甚至現在還有大量共產黨人對正確理論、對無產階級的自我認識是對它在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客觀地位的認識的觀點、對「最終目標」從真正革命觀點看辯證地寓於每一個日常口號中，並沒有足夠的信任。這表明他們仍然常常像宗派那樣代替無產階級行動，而不是讓他們的行動去推進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真正發展過程。使共產黨的策略適應階級生活中那些似乎有真正階級意識正在（即使以錯誤的形式）力爭破土而出的方面，決不意味著無條件願意實現群眾的暫時願望。相反，正是因為黨力求達到客觀革命可能性的最高點——而群眾的暫時願望往往是這點的最重要部分、最重要象徵——它有時不得不採取與群眾對立的立場；它必須通過拒絕他們現在的願望來向他們指明正確的道路。它不得不指望，只是在事後 ，只是在經過許多痛苦的經驗之後，群眾才會理解黨的觀點的正確性。 但是這種與群眾合作的可能性不應該看作是一般的策略模式。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發展（也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和共產黨的發展，從世界歷史的角度看，的確是同一個過程。所以在日常實踐中，它們以最密切的方式相互制約著。但是儘管如此，它們的具體成長看起來並不是同一個過程。的確甚至沒有始終一貫的平行性 。因為這個過程發展的道路、一定客觀經濟發展在無產階級意識中引起的變化、尤其是在這一過程中黨和階級的交互作用所採取的形式，不能歸結為公式化的「規律」。黨的成熟過程、它的內在和外在的鞏固，當然不像宗派那樣發生在真空中，而是發生在歷史現實的範圍內，發生在與客觀經濟危機以及被這危機革命化了的群眾經常不斷的、辯證的交互作用中。可以像在兩次革命之間的俄國那樣，發展進程使黨有可能在參加決戰之前達到內部完全清晰的意識。但是也可以像在中歐和西歐的某些國家中那樣，危機如此廣泛和如此迅速地使群眾革命化，以致其中某些部分甚至在達到組織所必需的意識前提之前就成了有組織的共產黨人。結果產生出共產主義的群眾性政黨，它們只是在鬥爭過程中才成為真正的共產黨。不管這種建黨的類型學可能多麼複雜，不管在某些極端情況下可能產生這樣一種印象，似乎共產黨是從經濟危機中按照「規律」有機地成長起來的，然而決定性的步驟、革命先鋒隊有意識的內在組織結合，即真正共產黨的產生仍然總是這個有意識的先鋒隊本身的有意識的、自由的行動 。舉兩個極端的例子，無論是一個相當小的內部鞏固的政黨通過與無產階級廣大群眾的交互作用發展為一個大的群眾性政黨，還是一個自發產生的群眾性政黨在經過許多內部危機之後發展成為一個共產主義的群眾性政黨，在這一點上情況都沒有什麼不同。所有這些過程的理論基礎仍然是一樣的：克服意識形態危機，爭取獲得正確的無產階級階級意識。從這個觀點看，過高估計必然性因素，以為任何一種策略都可能發動甚至一系列行動（不要說決定革命進程本身），並且不可避免地激起導致甚至更遙遠目標的連鎖反應，對革命說來是危險的。以為最大最有組織的共產黨的最成功的行動除了正確地領導無產階級去為它本身（即使不是完全有意識地）追求的目標而鬥爭以外還能做得更多，也同樣是危險的。純粹靜止地按統計資料來看待無產階級的概念，也同樣是錯誤的；正如列寧說的，「群眾的概念在鬥爭進程中發生變化」。共產黨是一種為革命利益服務的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獨立形式 。應該按這種雙重的辯證關係從理論上正確地理解它：它既是這種意識的形式 ，又是這種意識 的形式，即它既是一種獨立現象，又是一種從屬現象。 5 因此，在黨和階級的關係中策略和組織的分離是確切的，即使它總在不斷變化，並且使自己適應變化的情況。這種分離作為黨的內部問題採取的是策略問題和組織問題統一的形式。我們關於這種黨的內部生活的經驗，自然必須比在已經討論的問題上還要更多地依靠俄國黨及其為建立真正共產主義組織所採取的現實的和有意識的措施。俄國以外的黨在「幼稚病」時期往往傾向於一種關於黨的宗派觀點。同樣在後來，它們只關心「外部」活動、即黨對群眾的宣傳和組織工作，而忽視它們的「內在」生活。顯然，這也是一種「幼稚病」，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大的群眾性政黨的飛速增長、幾乎連續不斷的重要決策和行動以及黨「向外」使用精力的需要所造成的。但是理解導致錯誤的原因，決不意味著要容忍錯誤。更何況正確的「向外」行動最清楚地表明了，在黨的內部生活中截然區分策略和組織是多麼毫無意義，這種內部統一是如何強烈影響黨的「向內」生活和「向外」活動之間的緊密聯繫（即使現在每個共產黨從它由此產生的環境承襲下來的這種經驗上的分離看起來幾乎不可克服，這也適用）。因此，每個人必須從直接的日常實踐中學會，黨在組織上的集中（以及由此產生的、只不過是其另一方面的一切紀律問題）和採取策略主動性的能力是相互制約的概念。一方面，黨所要採取的策略要有可能對群眾產生影響，必須以它們能夠在黨內產生影響為前提。不僅僅是機械地、通過訴諸紀律來保證黨的個別部分牢固地控制在中央手中，猶如集體意志的真正肢體那樣對外部世界起作用。而應該意味著黨是這樣一個統一的構成物，鬥爭方向一發生變化，它的一切力量就要重新組合，觀點一發生變化，就要對每一個黨員發生影響。總之，組織對方向變化、鬥爭活動升級和撤退需要等的敏感性會提高到最高限度。但願現在已無須說明，這決不意味著要求「機械服從」（Kadavergehorsam）。因為很明顯，正是組織方面的這種敏感性能夠對個別口號等的錯誤最迅速地、在其實際應用時就加以揭露，正是它會竭力去創造一種有可能進行健康的和增加行動能力的自我批評的局面。 〔27〕 另一方面，不言而喻，黨在組織上的牢固結合不僅給它提供客觀的行動能力，而且還在黨內創造一種使得有可能大力干預實際事務和利用它們所提供的機會的內在氣氛。所以，當黨的一切力量都徹底集中在一起的時候，它們單是由於自己內在的動力就必定要驅使黨向行動和主動的方向前進。相反，組織不夠牢固的感覺必定要對黨的策略決定、甚至基本理論立場產生阻礙和癱瘓的作用（例如，德國共產黨在卡普暴動時的情況就是如此）。 第三次代表大會的組織論綱中說：「對共產黨說來，決沒有黨組織在政治上不積極的時候。」革命準備和革命行動本身自始至終都是策略和組織的工作，但是只有充分領會策略和組織的統一，才能正確理解這一點。如果把策略和組織分離開，如果不看到兩者都包括在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同一個發展過程中，那麼策略概念必然要陷入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的兩難境地。在那種情況下，「有組織的」行動不是「覺悟的少數人」奪取政權的孤立行為，就是為了滿足群眾日常願望的「改良主義」措旋，而組織只能起為行動做「準備」的技術作用。（塞拉蒂及其追隨者、還有保爾·列維的觀點就是處於這種階段。）革命的形勢可能是持久的，但這決不意味著無產階級能夠在任何時刻奪取政權。它只意味著，由於客觀的一般經濟形勢的結果，這種形勢的每一種變化、由它引起的群眾中的每一種運動都包含著無產階級可以利用來促進自己的階級意識的革命傾向。在這種場合下，這種階級意識的獨立表現即共產黨的內在發展是最重要的因素。形勢中的革命的東西首先和最明顯地表現在社會制度越來越不穩定，而這反過來又是由資產階級社會所賴以建立起來的各種力量越來越失去平衡造成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成為獨立的並採取了客觀形式這一點，只有當它在每個時刻真的體現無產階級這個時刻的革命意義時 ，對無產階級才有意義。因此，在客觀革命的形勢下，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遠勝過它的理論的「一般」正確性。正因為它已成為完全現實的、完全實際的東西，理論必須成為日常每一個步驟的指針。只有理論完全脫去它的純粹理論性質，成為純粹辯證的東西，這一點才有可能做到。這就是說，它必須在實踐中克服在一般和特殊之間、規律和「歸入」它的事例之間、規律和它的應用之間的一切矛盾，也就是理論和實踐之間的一切矛盾。機會主義者的策略和組織建立在拋棄辯證方法的現實政治上，他們為適應日常的要求而犧牲堅實的理論基礎，而另一方面，他們在日常實踐中拘泥於他們物化的組織形式的刻板公式和策略上的陳規舊套。相反，共產黨必須確切地跟上當前的要求，從而在自己內部生動地保持著這些要求和「最終目標」之間的辯證的矛盾關係。對個人說來，這意味著要有一種「天才」，這是革命的現實政治永遠不可能指望有的東西。事實上，這不是強迫做到的，因為共產主義組織原則的有意識發展是開始在革命先鋒隊中培養實踐辯證法的途徑。這種策略和組織的統一、立即給每一次理論應用、每一個策略步驟以組織支持的必要性，是有意識地用來對付教條主義僵化的預防藥。因為這種僵化是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成長起來的帶有物化意識的人所採用的每一種理論的經常威脅。由於這同一個製造公式化意識的資本主義環境，在它目前的危機狀態中越來越採取新的形式，從而越來越不能為公式化的觀點所理解，這種危險就更大。所以，今天是對的東西，明天可能是錯的。服正確的劑量能治病的東西，服得過多或過少可能引起致命的後果。正如列寧在談到共產黨教條主義的某些形式時說的，「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來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便會變成錯誤。」 〔28〕 反對物化意識影響的鬥爭本身是一個充滿頑強鬥爭的漫長過程，以為那些影響的形式或具體現象的內容可以預先決定是錯誤的。但是物化意識對生活在今天的人們的統治的確有那種影響。如果物化在一點上被克服了，那麼立即就產生出這種導致這一克服的意識狀態本身凝固為一種新的、同樣是物化的形式的危險。例如，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人必須克服這樣一種幻想，即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或法律形式構成人的「永恆的」、「理性的」和「自然的」環境。他們必須破除他們對他們習慣的社會環境的過分尊敬。 但是在他們奪取政權以後，在他們在公開的階級戰爭中推翻了資產階級以後，列寧所說的「共產黨員的狂妄自大」就有可能變得與他們早先對資產階級表現的孟什維克的怯懦一樣危險。正是因為共產黨人的正確理解的歷史唯物主義——與機會主義的理論截然相反——從這一點出發，即社會的發展不斷地產生出嶄新的 ，而且是在質的意義上嶄新的現象， 〔29〕 每個共產主義組織必須準備好儘可能提高它對任何新現象形式的敏感性和向歷史一切方面學習 的能力。它必須防止昨天用以贏得勝利的武器由於它的僵化而變成為未來鬥爭的障礙。「我們必須向普通店員學習」，列寧在我們剛才引的演說中關於共產黨人在新經濟政策中的任務這樣說道。 策略的靈活性、變化和適應的能力與嚴格的組織，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兩面。共產黨組織形式的這種最深刻意義甚至在共產黨圈子中也很少全面地領會。儘管不但是正確行動的可能性，而且連共產黨的內在發展能力都取決於對它的正確應用。列寧頑強地堅持反對任何關於人是必須用來進行革命和贏得勝利的材料的空想觀點：這種材料所包括的必然是在資本主義社會成長起來並被資本主義社會敗壞了的人。然而，反對空想的希望或幻想，決不意味著只能聽天由命地承認這一事實。但是，由於希望人在資本主義仍然存在時能發生內在的變化是一種烏托邦幻想，我們必須設法找到能抵制這種形勢的破壞性影響、一當它們出現就能加以糾正並且能把由此產生的毒瘤加以消滅的組織上的措施和保證 。理論教條主義只是每一個人和每一個組織在資本主義環境中不斷遇到的那種僵化傾向的一個特殊事例。資本主義的意識的物化使人既過分個體化又機械地對象化。 〔30〕 不是基於人的本性的分工一方面使得人們在自己的活動中僵化，把他們變成工作中的自動機，並且使他們成為陳規舊套的奴隸。另一方面，這種分工同時又過分提高他們的個人意識，由於不可能在工作中得到滿足和充分發揮個性，這種個人意識本來已經成為空洞抽象的東西，現在又變成為貪求名利的野蠻的利己主義。這些傾向必然會在共產黨中繼續起作用，共產黨畢竟從來沒有聲稱能夠通過奇蹟改造其成員的內在本性。由於有目的的行動的需要，黨也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採用分工，情況就更是如此，而這必然要引起僵化、官僚化和腐化的危險。 黨的內部生活是一種反對它的這種資本主義遺產的經常性鬥爭。它擁有的唯一決定性的組織武器，是它能夠把所有黨員召到一起來全身心地 參加黨的活動。一個人在黨內的工作不應該被看作是一種可以嚴肅認真和盡心盡力、但只是作為公務去完成的官職；相反，每個黨員的活動必須涉及各種各樣黨的工作。而且這種活動必須按照實際工作情況而有所變化，以便黨員能夠全身心地與整個黨的生活和革命保持生動關係，以便他們不再只是必然受到內在僵化危險影響的專門家。 〔31〕 這裡我們再一次看到策略和組織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黨內的每一種等級制（當鬥爭在進行時，等級制是絕對不可避免的），都必須建立在一定類型的才能適合一定鬥爭階段的客觀要求的基礎上。如果革命的發展超過了這個階段，那麼只是靠改變策略或者甚至改變組織形式（例如把非法的方法改變為合法的方法），是不可能適應新形勢的要求的。必須同時對黨的等級制中的幹部進行重新配置：新的人選必須確切適合鬥爭的新階段。 〔32〕 當然，實現這一點不可能沒有「錯誤」或危機。如果共產黨的發展不經常遇到這種危險，那它就是資本主義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幻想的烏托邦仙島了。它的組織中的有決定意義的新東西，只是它以越來越有意識的形式反對這種內在的危險。 如果黨的每個成員都這樣全身心地參加到黨的生活中來，那麼同樣的集中和紀律原則就會統轄黨員意志和黨的領導人意志之間的生動的相互作用，就會保證黨員的意志和願望、建議和批評受到黨的領導人的應有重視。黨的每個決定都必須在所有黨員的行動中產生影響，每個口號都要導致黨員的行動，個別黨員可能要為之付出自己的整個肉體的和精神的存在。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們不僅有權利而且有義務提出批評，使他們的經驗和疑慮等發揮作用。如果黨只包括與普通黨員群眾脫離的各級幹部，普通黨員一般只能起消極旁觀者的作用，如果黨只是偶爾作為整體行動，那麼這就會在黨員中產生某種對領導人的日常行動交織著盲目信任和漠不關心的冷漠情緒。他們的批評至多將是事後的批評（在代表大會上），對未來行動的實際方面很少能起決定性的影響。反過來，所有黨員積極參加黨的日常生活、必須全身心地致力於黨的一切活動，是迫使領導使他們的決議真正為黨員所理解並使黨員確信其正確性的唯一手段。因為不做到這一點，這些決議就不可能得到正確的實現。（黨的組織越完備，每個黨員的職責越重要——例如作為工會代表團的成員等——這種必要性就越迫切。）但是甚至在行動之前，更不必說在行動當中，這些對話必定導致全黨意志和中央委員會意志之間的這種生動的相互作用；它們必定對從決議到行動的實際過渡起校正等等作用。（這裡也是交互作用隨著集中和紀律的增強而增強。）這些傾向貫徹得越深刻，從資產階級政黨政治中遺留下來的領袖和群眾之間的嚴格無情的對立就消失得越快。幹部等級制中的重新配置會加速這一過程。事後的批評——目前還是不可避免的——將越來越成為一種越來越針對未來的具體的和一般的 策略和組織經驗的交流。自由——正如德國古典哲學家所理解的那樣——是實際的東西，是一種活動。共產黨只有通過變成為它的每個成員的活動世界，才能真正希望克服資產階級的人在他不能理解的事件的必然性面前所採取的消極態度。只有那時它才能真正克服它的意識形態形式，即資產階級民主的形式上的自由。權利和義務分離，只有在領導人與群眾分離、領導人代表 群眾行動、而群眾採取宿命論的直觀的立場時，才是可能的。然而，真正的民主、消滅權利和義務的分裂，決不是形式的自由，而是集體意志的成員們的密切聯繫的和團結合作的行動。 受到大量誹謗中傷的「清黨」問題，只是同一個問題的消極面。這裡，也像在任何問題中一樣，必須從空想退回到現實。例如，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第二十一條中所包含的每個合法黨必須間或進行這種清洗的要求，證明是一種與西方新誕生的群眾性政黨所達到的發展階段不相容的空想要求。（第三次代表大會對這個問題提出了更謹慎得多的觀點。）然而，儘管如此，寫進這一條並不是一個「錯誤」。因為它明確無誤地指出了共產黨的內部發展所必須採取的方向 ，即使這一原則實現的方式 將由歷史情況決定。正是因為組織問題是革命發展的最深刻的和最富思想性的問題，即使這種問題在目前實際上還不能實現，讓革命先鋒隊的意識中裝進這種問題是絕對必要的。俄國黨的發展出色地表明了這個問題的實際重要性。正如策略和組織的不可分割的統一所暗示的那樣，它的重要性超出了黨的內部生活，擴展到了黨與所有廣大勞動群眾的關係。清黨在俄國按照革命的不同階段採取了許多不同的方式。在去年秋天進行的最近這一次，我們看到常常運用這樣一條最有趣和重要的原則，即非黨的工人農民的意見和經驗得到利用，使這些群眾被吸引到清黨工作中來。不是說黨打算今後盲目地接受這些群眾的判斷，而是說在排除那些已與群眾脫離的腐化的、官僚化的和革命中不可靠的分子時，它願意考慮他們的建議和反對意見。 〔33〕 因此，這個最本質的內部問題說明了在共產黨發展的更高階段上黨和階級之間的最本質的關係。它表明，覺悟的先鋒隊和廣大群眾之間在組織上的尖銳分離只是整個階級的統一而辯證的發展過程以及它的意識發展的一個方面。但同時它也表明，這個過程越是明確有力地把當前的必然性與其歷史意義聯繫起來，就越是能夠明確有力地把進行活動的個別黨員作為個別來理解；它就越是能夠利用他，使他得到充分發展並對他作出判斷。作為整體的黨將通過它的行動克服按照民族、職業等以及按照生活現象形式（經濟和政治）的物化的劃分。因為這是為了革命的統一和合作，為了建立無產階級的真正統一。它就這樣用它的嚴格的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鐵的紀律和對全身心投入的要求，為它的全體成員撕碎蒙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個人意識之上的物化的面罩。至於這是一個曠日持久的過程，我們才剛剛開始，這一點不能夠也不應該阻礙我們儘可能明確地認識這裡作為覺悟工人的要求出現的這個原則 ：走向「自由王國」。正是因為共產黨的產生只可能是有階級覺悟的工人的有意識的成果，向正確認識跨出的每一步同時也是把這一認識變為現實的一步。 1922年9月 注釋 〔1〕 　《哲學的貧困》，《全集》第4卷第157頁。 〔2〕 　羅莎·盧森堡：《大罷工、黨和工會》第2版第47頁。 〔3〕 　同上書，第49頁。關於這個問題以及下面將要討論的其他問題，參看J. 列瓦伊的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共產主義的自我批評和列維事件》，載《共產主義》第2期第15—16頁。我當然在這裡不能詳細討論他的結論。 〔4〕 　關於這種形勢的結果，參看列寧對尤尼烏斯的小冊子以及德國、波蘭和荷蘭左派在世界大戰中的態度的批評（《反潮流》）。但是甚至斯巴達克綱領在它關於革命進程的慨述中仍然包含有對無產階級面臨的任務的高度空想和抽象的說明。參看《關於德國共產黨成立代表大會的報告》第51頁。 〔5〕 　在組織問題上進行的方法論上正確的批評的範例，可以舉出列寧在俄國共產黨第11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他在那裡集中談了經過考驗的共產黨人在經濟問題上的失敗，表明了個別錯誤的象徵性質。很明顯，這並沒有改變他對個人的批評的尖銳性。 〔6〕 　在《對羅莎·盧森堡〈論俄國革命〉的批評意見》一文中。 〔7〕 　關於這一點，參看羅莎·盧森堡針對大衛的美因茨決議的論戰，《大罷工、黨和工會》第59頁，以及她關於合法主義的「聖經」即恩格斯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的論述，《在德國共產黨成立代表大會上的綱領演說》第22頁及以下幾頁。 〔8〕 　這個觀點不簡單地是所謂革命緩慢發展的結果。早在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列寧就曾表示擔心，「鬥爭將十分迅速地展開，工人群眾的意識會跟不上這種發展」。同樣，斯巴達克綱領認為共產黨不應該只是因為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的「民主」已經破產就去奪取政權，這個觀點也是建立在關於資產階級社會的客觀崩潰可以先於無產階級革命階級意識的確立的信念之上的。《關於德國共產黨成立代表大會的報道》第56頁。 〔9〕 　在《反潮流》第516—517頁上可以集中看到他們兩人這方面的論述。 〔10〕 　參看《階級意識》一文。 〔11〕 　參看《關於自決問題的爭論總結》，《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52頁。 〔12〕 　這並不是說，就俄國而言，這個問題已最終解決了。相反，只要還有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它就會存在。但是在俄國將採取與歐洲不同的（大概是較弱的）形式，以符合那裡資本主義的思維和感覺方式對無產階級的影響較弱的情況。關於這個問題，可參看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見《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92—93頁）。 〔13〕 　《反杜林論》，《全集》第20卷第308頁。 〔14〕 　參看《歷史唯物主義的功能變化》一文。 〔15〕 　《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第82頁。托洛茨基反對考茨基的論戰在政治領域中重複了黑格爾反對康德認識論的基本論據（自然不是在哲學意義上），我認為決不僅僅是偶合。參看《黑格爾全集》第15卷第504頁。順便說一下，考茨基後來說，資本主義的規律無條件地適用於未來，即使對發展趨勢不可能達到具體的認識。參看《無產階級革命及其綱領》第57頁。 〔16〕 　《法蘭西階級鬥爭》，《全集》第7卷第92頁。 〔17〕 　參看康德和費希特的倫理學的方法論 ；這種個人主義在實際闡述中是被相當淡化了的。但是，例如費希特強調，（在他的體系中）「限制你的自由，使你的鄰居也能自由」的提法（與康德的提法極為相近）沒有絕對的效准，而只有「假設的」效准（《天賦人權的基礎》第4章第7節，新版《全集》第2卷第93頁）。 〔18〕 　《反杜林論》，《全集》第20卷第183—185頁。 〔19〕 　《經濟和社會》第169頁。 〔20〕 　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組織提綱中，可以看到對這些類型的組織的很好描述（第2節第6點）。那裡把這些組織和資產階級國家的組織作了恰當的比較。 〔21〕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全集》第21卷第180頁。 〔22〕 　《哥達綱領批判》，《全集》第19卷第22頁。 〔23〕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5頁。 〔24〕 　布哈林：《階級、黨、領袖》，載於《國際》1922年柏林版第4期第22頁。 〔25〕 　關於這個概念，參看《階級意識》一文。 〔26〕 　關於最終目標和當前行動的關係，參看《什麼是正統馬克思主義？》一文。 〔27〕 　「關於個人所說的話，作適當的修改，也適用於政治和政黨。聰明人並不是不犯錯誤的人。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聰明人是犯的錯誤不太大同時又能容易而迅速地糾正錯誤的人。」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6頁。 〔28〕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82頁。 〔29〕 　關於積累的論爭就已經把注意力集中在這一點上。在關於戰爭和帝國主義的論爭中，對這一點的強調甚至更加尖銳。參看《反潮流》第321頁上季諾維也夫反對考茨基的話。列寧在俄共第11次代表大會上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的演說中談得更加尖銳：「我們現有的這種國家資本主義，是任何理論、任何著作都沒有探討過的，原因很簡單，所有同這一名詞有關的常用概念都只適用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政權。而我們的社會雖已脫離資本主義軌道，但還沒有走上新軌道，不過領導這個國家的已不是資產階級，而是無產階級。我們將有的那種國家資本主義，取決於我們，取決於共產黨和工人階級。」 〔30〕 　關於這一點，參看《物化和無產階級意識》一文。 〔31〕 　參看第三次代表大會的組織論綱中關於黨的出版物的非常有趣的一節。在第48條中非常清楚地表述了這種要求。但是組織的全部技術內容，如議會黨團與中央委員會的關係、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的變換等，是建立在這一原則的基礎之上的。 〔32〕 　參看列寧1922年3月6日在全俄金屬工人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以及在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關於新經濟政策對黨組織的涵義的演說。 〔33〕 　參看列寧1921年9月21日在《真理報》上的文章。不用進一步討論就能看到，這一組織措施也是一種能增加共產黨威信、加強它和工人群眾的關係的出色的策略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