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階級意識 · 序言（1922）

把這些論文匯集成冊出版，並不是想要使它們獲得比作為單篇存在時更大的重要性。它們大部分是在忙於黨的實際工作中，作為弄清作者本人及其讀者頭腦中的革命運動的理論問題的嘗試而寫出的。只有《物化和無產階級意識》和《關於組織問題的方法論》這兩篇是例外，它們是在被迫賦閒時期專門為這個集子寫的，不過它們也有先前的即興之作作為基礎。雖然這些論文現在作了部分加工，但是決沒有試圖抹掉寫作它們時的特定環境的痕跡。在有些場合，如果要對一篇文章大加修改，就意味著要破壞它的真理內核。例如，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功能變化》這篇文章中，我們還能感覺得到我們許多人當時關於革命的期限和速度所懷抱的過分樂觀的希望。因此，讀者不應該指望這些論文有一種系統的科學的完整性。 然而總還是有一定的實際聯繫。這也表現在這些論文的編排順序上。因此讀者最好按照這個順序來閱讀它們。不過，我想勸告不大熟諳哲學的讀者先把論述物化的那一章擱在一邊，等讀完全書後再去讀它。 在這裡必須用幾句話說明一下——對許多讀者說來也許是多餘的——為什麼在本書中用這麼大的篇幅來闡述、解釋和討論羅莎·盧森堡的理論。我要說，不僅是因為羅莎·盧森堡是馬克思的學生中唯一對他的終生著作無論在經濟學內容 還是在經濟學方法 方面都真正有所發展，並且還將它具體 應用於社會發展的現狀上去的人。當然，在本書中，按照我們自己提出的任務，最著重強調的將是這些問題的方法論方面。我們將不探討積累理論的經濟學內容以及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是否正確，我們的討論將只限於它們的方法論的前提和結論。反正讀者會看得很清楚，本書作者對那些內容是完全同意的。對羅莎·盧森堡的思想之所以必須進行詳細的分析，還因為它的富於成果的結論不亞於它的錯誤對俄國以外，特別是德國的許多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影響在今天依然存在。對於任何最初由這些問題引起興趣的人來說，只有通過對羅莎·盧森堡的基本理論著作的批判性探討，才能達到真正革命的、共產主義的和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既走上了這條道路，我們就發現列寧的著作和演說在方法論上 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我們不打算在這裡涉及列寧在政治上的成就。但是正因為我們的任務帶有這種有意識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這些著作和演說就有力地提醒我們，列寧作為理論家 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他作為政治家的超凡影響，今天對許多人說來掩蓋了他這種作為理論家的作用。因為他每次發表的意見對發表當時的現實的實際重要性總是如此之大，以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到，他在實際中產生如此大的影響，歸根到底只能是因為他作為理論家的偉大、深刻和富有成果。他有這種影響，是由於他把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本質 發展到了以前從未達到過的清晰和具體的高度，是由於他把馬克思主義的這一方面從一個幾乎完全被遺忘的狀態中拯救了出來，並且通過這一理論行動 再一次把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方法的鑰匙交到了我們手中。 因為我們的任務——而這是本書的基本信念——就是正確地理解馬克思的方法的本質，並正確地加以運用。我們決不求在任何意義上「改進」它。如果說在一些地方對恩格斯的個別說法進行了論戰，那麼每個明智的讀者都會看到，這是從整個體系的精神出發的。在這些個別的 地方，作者相信，不管正確與否，他即使反對恩格斯，也是為了維護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因此，我們堅持馬克思的學說，決不想偏離它、改進或改正它。這些論述的目的是按馬克思所理解的意思 來解釋、闡明馬克思的學說。但是這個「正統」決不想要保存斯徒盧威先生所謂的馬克思體系的「美學的完整性」（「ästhetische Integrität」）。相反，我們在這裡的基本前提是相信，在馬克思的理論和方法中，認識社會和歷史的正確方法 已經最終 被發現了。這個方法在其最內在的本質上是歷史的。所以不言自明，它必須被經常運用於自身，而這就是這些論文的焦點之一。同時，這要求對現在的迫切問題採取實質性的立場，因為按照這種對馬克思主義方法的理解，它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認識現在 。由於這些論文主要關心方法論問題，就沒有留下多少篇幅來分析現在的具體問題。因此，作者要藉此機會明確表示，按他的觀點，革命年代的經驗已出色地證實了按正統（即按共產主義）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切重要方面。戰爭、危機和革命，包括革命發展的所謂較慢速度和蘇俄的新經濟政策在內 ，沒有提出一個問題是不能用這樣理解的辯證方法解決的，而且也只有用這個方法 才能解決。對個別實際問題的具體答案不屬於這些論文的範圍。這些論文的任務是使我們了解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說明它是為解決不這樣就難以解決的難題尋求出路的無窮源泉。 這也是大量引證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目的。有些讀者也許可能認為這種引證太多。但是每一次引證同時也是一種解釋。在作者看來，馬克思主義方法的許多很重要的方面，尤其是那些對無論從邏輯上還是從內容上理解這個方法帶有決定性的方面，都遭到了不應有的忽視。結果，要理解這個方法的命脈即辯證法，就變得很困難，而且幾乎是不可能了。 要正確對待具體的、歷史的辯證法，若不比較詳細地考察這一方法的創始人黑格爾及其與馬克思的關係是辦不到的。馬克思關於不要把黑格爾當作「死狗」看待的告誡，甚至許多很好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未加以理睬。（恩格斯和普列漢諾夫的努力也未見成效。）然而馬克思曾多次提到這種危險。例如他關於狄慈根這樣寫道：「他恰恰沒有 研究過黑格爾，這是他的不幸」（1868年11月7日致恩格斯的信）。在另一封信（1868年1月11日）中，他說：「德國的先生們……認為，黑格爾的辯證法是條『死狗』。就這方面說，費爾巴哈是頗為問心有愧的。」他在1858年1月14日的信中強調指出重讀黑格爾的《邏輯學》對他制定寫作《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方法「幫了很大的忙」。然而這裡重要的不是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關係的語文學方面，不是馬克思關於黑格爾辯證法對他的方法的意義有何種看法，而是這種方法對馬克思主義實際上 意味著什麼。之所以引證這些可以隨意舉出很多的論述，只是因為這種對黑格爾的關係的實際意義甚至一直被馬克思主義者低估了。這常常是由於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中最後一次公開表述他與黑格爾的關係的那段著名的話所造成的。我這裡指的決不是他對他們關係的真正內容的說明，對此我是完全同意的，並且曾試圖在本書中予以系統地闡述 。我指的只是那句關於與黑格爾的「表達方式」「調情」的話。這句話常常使得人們以為，對馬克思說來，辯證法只不過是一種表面上的修辭裝飾，為了「科學的精確性」，應該儘可能堅決地把它從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中徹底清除出去。因此，甚至像伏爾蘭德教授這樣一些在別的方面很認真仔細的研究者也誤認為能夠確切斷定，馬克思「只在兩處」、後來又說還在「第三處」與黑格爾的概念「調過情」，而沒有注意到，整整一系列經常使用的有決定意義的範疇 都是直接 來自黑格爾的《邏輯學》。我們只需回憶一下像直接性和中介之間的差別這樣一種對馬克思說來如此基本的差別的黑格爾來源及其實際的方法論意義。如果連這點都看不到，那麼今天還能正確無誤地說，黑格爾仍然被當作「死狗」對待（儘管他在大學中又受到歡迎，甚至成為時髦）。如果一個哲學史家在一個不管怎麼批判和獨創的康德後繼者的著作中看不到 譬如說「統覺的綜合統一」出自《純粹理性批判》，那伏爾蘭德教授會怎樣說呢？ 本書作者想與這種觀點決裂。他相信，今天在這方面回到恩格斯和普列漢諾夫的馬克思解釋傳統去具有實際的 重要性（恩格斯曾把「德國工人運動」看作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人」）。他相信，所有好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像列寧說的那樣，成立「一種黑格爾辯證法唯物主義之友協會」。 但是黑格爾的地位今天與馬克思自己的地位完全相反。馬克思的問題是要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 理解他的方法和他的體系，並表明它們構成一個相互聯繫的統一體，這個統一體必須加以保持 。在黑格爾那裡則正好相反，這裡的任務是要把各種各樣相互交叉而且有時是相互尖銳矛盾的傾向分離開來，以便把黑格爾思想在方法論上富有成果的東西 作為對現在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 拯救出來。這種富有成果和力量比許多人想像的更大。在我看來，我們愈能夠有力地把這個問題具體化，這種富有成果和力量就能看得愈清楚，當然為此必須更好地了解黑格爾的著作（需要補充這一點是有點過分，但必須作此補充）。不過，這種富有成果和力量已不再表現在他的完整系統中。黑格爾的體系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是屬於過去的事情。甚至這種說法也太不確切，因為按照我的看法，一個真正深刻的批評家將不得不得出結論，他所要對付的不是一個內部真正統一的體系，而是好幾個互相重疊的體系。現象學 和體系本身之間在方法上的矛盾只是這種不一致現象的一個例子。黑格爾必須不再被當作「死狗」對待，但是即使這樣，我們也必須砸碎那座以其歷史形式存在的體系的「死」建築，以便救出他的思想的最有現實意義的傾向，使它們在現在能夠再次成為充滿活力和有效的力量。 大家都知道，馬克思本人曾有過要撰寫一部辯證法著作的想法。他在給狄慈根的信中寫道：「辯證法的真正規律在黑格爾那裡已經有了，當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須把它們從這種形式中解放出來。」我希望無需強調指出，本書從未試圖給這種辯證法提供一種哪怕是最概略的輪廓。它的目的是在這方面引起討論 ，並從方法的角度把這個問題重新提到日程上來。因此，一有機會就指出這種方法論上的聯繫以便能夠儘可能具體地說明那些黑格爾方法的範疇對歷史唯物主義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地方以及那些黑格爾和馬克思分道揚鑣的地方。希望這樣來為對這個問題的非常必要的討論提供材料，和如有可能的話，提供方向。這種考慮也部分地決定了在論物化的那一章的第二節中詳細論述了古典哲學。（然而只是部分地。因為在我看來，在資產階級思想得到其最高哲學表述的地方對這種思想的矛盾加以考察也同樣是很重要的。） 本書的這種論述方式有一個不可避免的缺點，就是它沒有滿足對科學完整性和系統性的（合理的）要求，又沒有提供通俗性作為補償。我對這一缺點非常了解。我在這裡說明這些論文的緣起和意圖，與其說是為了辯護，不如說是想要促使（而這是本書的真正意圖）把辯證方法問題作為迫切重要問題變成討論的對象。如果這些論文為對辯證方法的真正富有成果的討論提供了一個開始，或者甚至只是一個機會，使得辯證法的實質重新為大家所了解，那麼它們就完滿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 在提到這種缺點時，我也許應該向不諳熟辯證法的讀者指出辯證方法的本質中所固有的一個困難，即概念規定性和專門術語的問題。虛假的概念因其抽象片面性而遭到揚棄（zur Aufhebung gelangen），這屬於辯證方法的本質。然而，揚棄的過程同時使得必須不斷地同這種片面的、抽象的和虛假的概念打交道。這些概念獲得它們的正確意義，與其說是由於界定，不如說是由於它們作為在總體中被揚棄的環節起作用的緣故。而且，在被馬克思改進了的辯證法中甚至比在黑格爾本人的辯證法中更難為概念確定固定的意義。因為如果概念只是歷史現實的思想形式，那麼這些片面的、抽象的和虛假的形式就作為真正的統一體的環節屬於這個真正的統一體本身。因此，黑格爾在《現象學》的序言中關於這個專門術語問題的論述甚至比黑格爾本人當時意識到的更加正確，黑格爾說：「就像主體與客體、有限與無限、存在與思維等的統一體 這個名詞之不盡適當那樣（因為客體與主體等等名詞意味著在它們的統一體之外的客體與主體 等等，因而當說它們在統一體之中時它們已不是它們的名詞所說的那種東西了），同樣，虛假的東西也不再是作為虛假的東西而成為真理的一個環節。」在辯證法的純粹歷史化中，這段話變得倍加辯證了：既然「虛假」是「真理」的一個環節，那麼它就既是「虛假」又是「非虛假」。因此，當職業的「馬克思征服者們」批評他「缺乏概念的嚴謹性」，說他使用的是「形象」而不是「定義」等等時，他們就和叔本華在他的「黑格爾批判」中企圖揭露黑格爾的「邏輯錯誤」一樣顯得可悲：他們甚至連辯證方法的ABC也完全不能理解。然而，一個一貫的辯證法家將看出這種不能理解與其說是不同科學方法之間的衝突，不如說是一種社會現象 ，由於把它看成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他就能同時辯證地駁斥它和揚棄它。 1922年聖誕節於維也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