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階級意識 · 新版序言（1967）

在過去一份提綱性的自傳中（1933）， 〔1〕 我將我的早期發展稱為我走向馬克思的道路。收集在這一卷 〔2〕 中的著作帶有我的馬克思主義學徒期的特徵。在重印這一時期（1918—1930）最重要的文獻時，我想要強調它們的試驗性質，而決不要使人認為它們對當前關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爭論具有現實的意義。由於今天對應該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本質的和持久的內容和永久性的方法還極不確定，理智的誠實要求我明確說明這一點。另一方面，如果批判性地仔細考察這些著作以及當前的情況，我們就會發現，它們在今天的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本質的嘗試中仍將具有某種史料價值。因此，這些著作並不僅僅說明我個人的思想發展階段；它們同時也表明一般精神發展的道路，並且，只要以批判的眼光加以對待，它們對於了解今天的情況和以此為基礎的繼續前進是不會沒有意義的。 當然，不簡短地提及我的早期思想發展，我就不可能正確描述1918年前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正像我剛才提到的那份提綱性的自傳中強調的那樣，還是在文科中學學習時，我就已經閱讀了馬克思的一些著作。以後，在1908年前後，為了給我的關於現代戲劇的專著 〔3〕 奠定一個社會學基礎，我研究了《資本論》。當時，引起我興趣的是作為「社會學家」的馬克思：我通過在很大程度上由西美爾和麥克斯·韋伯決定的方法論眼鏡去觀察他。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再次著手研究馬克思，不過這次已經是為我的一般哲學興趣所驅使：主要不再是受當時的精神科學學者，而是受黑格爾的影響。當然，黑格爾的這種影響也同樣是很矛盾的。因為，一方面，克爾凱郭爾對我的早期發展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就在戰前幾年我在海德堡的時候，我甚至打算寫一篇文章，論述他對黑格爾的批判。另一方面，我社會政治觀中的矛盾使我在思想上與工團主義，尤其是G. 索列爾的哲學建立關係。我力圖超出資產階級激進主義，但是社會民主黨的理論（特別是考茨基的解釋）又使我厭惡。匈牙利社會民主黨內左翼反對派的精神領袖薩博·埃爾溫使我注意到索列爾。大戰期間，我又了解了羅莎·盧森堡的著作。所有這些造成了一種高度矛盾的理論混合物，它在大戰期間和戰後的頭幾年對我的思想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我認為，如果我要把這一時期的顯而易見的矛盾從「精神科學的角度」將其統一起來，並構造一種有機的內在精神發展，那就背離了事實。如果我們允許浮士德的胸中藏有兩個靈魂，那為什麼一個常人，當他在一個世界性危機中從一個階級轉向另一個階級時，就不能肯定他的內心不會泛起各種彼此衝突的思想潮流呢？至少，我覺得，就我能夠追憶的那些歲月來說，我的思想一直在這樣的兩端徘徊：一方面是吸收馬克思主義和政治行動主義，另一方面則是純粹唯心主義的倫理成見不斷增強。 當我讀到我在那個時期寫的論文時，我覺得這一點得到了證實。當我回想起當時寫的數量不很多並且不很重要的文學性質的文章時，我感到其中那種直言不諱、自相矛盾的唯心主義成分往往比我更早時期的作品還要多。然而同時，吸收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也在飛快繼續著。如果現在我把這種不和諧的兩重性視為我那個時期的思想特徵的話，那麼它決不包括對立分明的極端，決沒有黑白分明的畫面，仿佛革命的善在同惡的資產階級思想殘餘鬥爭中已經把這種對立的動力耗盡了。從一個階級向另一個直接與其敵對的階級的轉變是一個複雜得多的過程。現在，當回首往事的時候，我看到了，我從黑格爾那裡獲得來的倫理唯心主義帶有浪漫的反資本主義因素，對我在這場危機後關於世界的看法還是起了革命積極的作用。當然，要成為一個新的、首尾一貫的世界觀的一部分，它不得不失去自己至高無上的（甚至平等的）地位，並從根本上得到改造。事實上，或許應該在這裡指出，甚至我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熟悉，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新的綜合中的積極因素。我從來沒有犯過那種我經常在許多工人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看到的錯誤——這些人無論如何也不能完全擺脫對資本主義世界的敬畏。我從童年時代就開始的對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活的仇恨和蔑視，使我不至於走到這一步。 思想的混亂並非總意味著一片混沌。暫時地，它可能加劇內在的矛盾，但長遠地看，它將導致這些矛盾的解決。這樣，我的倫理觀要求轉向實踐、行動，從而轉向政治。這反過來又使我轉向經濟學，轉向在理論上進行深入研究和最終轉向馬克思主義哲學。當然，所有這些發展都是緩慢的、不平穩的。然而，我所選定的方向甚至在俄國革命爆發後的戰爭期間就已開始明朗起來。《小說理論》正如我在它的新版序言中描述的 〔4〕 ，是我還處於一種普遍絕望的狀態時寫的。因此，毫不奇怪，現存的一切在其中表現為費希特所說的那種絕對罪孽的狀況，任何希望和出路都帶有純粹海市蜃樓的空想性質。只有俄國革命才真正打開了通向未來的窗口；沙皇的倒台，尤其是資本主義的崩潰，使我們見到曙光。當時，我們關於這些事變本身以及它們的基本原理的知識不僅十分貧乏，而且非常不可靠。儘管如此，我們——終於！終於！——看到了人類擺脫戰爭和資本主義的道路。當然，即使在談到這種激情的時候，我們也不要將過去美化。我本人——我在這裡只能談我自己就經歷了一個短暫的過渡時期：直到做出我的最終的、最終正確的選擇之前，我還在猶豫不決，妄圖用抽象和庸俗的論證來進行自我辯解。但是，最後的決定是不可避免的。短文《策略和倫理》揭示了作出這種決定的內在人性的動機。 我沒有必要浪費許多筆墨去論述寫於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及其建立時期的那少數幾篇論文。在思想上，我們沒有作好準備（我可能比其他人更缺乏準備），去完成我們面臨的偉大的任務。熱情企圖勉強地代替知識和經驗。我只需提到一件，而在這裡是很重要的事實：我們對於列寧的革命理論以及他在馬克思主義的這一領域內所取得的極其重要的進展幾乎一無所知。當時，只有少量論文和小冊子被翻譯過來並能讀到，而那些參加過俄國革命的人們，有的（如薩穆埃里）沒有什麼理論才幹，有的（如庫恩·貝拉）則在思想上受到俄國左翼反對派的強烈影響。我只有在維也納流亡期間才有可能詳盡研究列寧的理論。因此，在我當時的思想中也包含著矛盾的二重性。這一部分是我對當時政治中的災難性的機會主義錯誤，例如關於農業問題的純粹社會民主黨式的解決方案，未能採取原則上正確的立場。一部分是在文化政治領域中，特殊的思潮使我走上了抽象的烏托邦主義的方向。今天，在近半個世紀以後，我發現我們當時在這個領域獲得的成果相對說來不算少，感到不勝驚奇。（在理論領域中，我願意指出，《什麼是正統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功能變化》這兩篇論文的第一稿在這一時期就已寫出。在收入《歷史與階級意識》時做了修改，但基本方向仍舊是一樣的。） 流亡維也納是一個學習時期的開始。首先，這意味著進一步熟悉列寧的著作。不言而喻，這種學習一刻也沒有脫離革命活動。當務之急是要使匈牙利的革命工人運動獲得新的生命，並使其繼續下去：必須提出新的口號和政策，以使這種運動在白色恐怖期間能夠生存和發展。必須駁倒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誹謗——無論它來自純粹的反動派，還是來自社會民主黨人。同時，必須開始對無產階級專政進行馬克思主義的自我批評。此外，在維也納，我們被卷進了國際革命運動的潮流之中。當時，匈牙利流亡者可能是人數最多、分裂最嚴重的僑民，但他們並不是唯一的僑民。還有許多來自波蘭和巴爾幹國家的僑民，或者臨時、或者長期地住在這裡。加之維也納是一個國際中轉站，我們與德國、法國、義大利以及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者經常接觸。在這種情況下，《共產主義》雜誌應運而生，是毫不足奇的。一段時期內，這家雜誌成了第三國際中各種極左思潮的主要機關報。波蘭、匈牙利的僑民和奧地利共產主義者們構成了刊物的內部核心和經常撰稿人，此外還有來自其他國家的同情者，如義大利的極左分子波爾迪加、特拉契尼，荷蘭共產黨人潘涅庫克、羅蘭—霍爾斯特等等。 在這種環境中，上面談到的我的發展傾向的二重性不僅達到了頂點，而且凝聚成為一種奇特的新的實踐和理論形式。作為《共產主義》雜誌的核心成員，我積極參與制定了一條「左的」政治和理論路線。它基於一種當時普遍流行的信念，即偉大的革命浪潮將推動整個世界，至少是歐洲一直到達社會主義，它決沒有因為芬蘭、匈牙利和慕尼黑起義的失敗而中斷。像卡普暴動、義大利占領工廠、波蘇戰爭、甚至三月行動這樣的事件，都加強了我們關於世界革命即將到來、整個文明世界必將被徹底改造的信念。當然，在討論二十年代前期的這種宗派主義時，我們決不能認為它與在史達林主義實踐中所看到的宗派主義有任何相似之處。後者首先是要保護既定的權力關係，使之不受任何改革的侵犯；它的目的是保守的，它的方法是官僚主義的。而二十年代的宗派主義則有以救世主自居的、烏托邦主義的抱負，它的方法是與官僚主義尖銳對立的。這兩股潮流只是名稱相同，骨子裡卻分別代表著兩個彼此敵對的極端（當然，甚至在第三國際中，季諾維也夫和他的門徒們就已經採用了官僚主義的方法，同樣，列寧在其重病纏身的晚年就一直渴望解決如何能在無產階級民主的基礎上克服蘇維埃共和國日益增長的、自發產生的官僚主義化的問題。但即使在這裡，我們也能看到過去和現在的宗派主義的區別。我關於匈牙利黨的組織問題的文章就是針對季諾維也夫的門徒庫恩·貝拉的理論和實踐的）。 我們的雜誌竭力通過在一切問題上都提出最激進的方法，在任何領域都宣布同屬於資產階級世界的任何機構和生活方式等實行徹底決裂，來宣傳以救世主自居的宗派主義。在我們看來，這將有助於在先鋒隊，在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組織中培養起一種未被歪曲的階級意識。我反對參加資產階級議會的論戰文章就是這種傾向的一個典型例子。它的遭遇——受到列寧的批評——使我能夠邁出脫離宗派主義的第一步。列寧指出了決定性的差別，甚至是矛盾，即從世界史的角度看，一種機構可能過時了——例如，蘇維埃已經判定議會過時了——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出於某種策略的原因而參加它。我馬上認識到這一批評是切中要害的，它迫使我對自己的歷史觀點做出修正，使其更加靈活，更少僵化，以適應日常策略上的迫切需要。在這一意義上，它是我的觀點變化的開始。然而，這種變化是發生在一種還基本上是宗派主義的世界觀之中。這在一年以後就表現出來了，當時，儘管我也批評了三月行動的一些策略上的失誤，然而對整個三月行動卻毫無批判地、以宗派主義的精神表示了贊同。 正是在這裡，我的政治和哲學觀點中的客觀內在矛盾公開化了。在國際舞台上，我可以無所顧忌地將自己的思想熱情傾注於革命的救世主義之中。但在匈牙利，隨著一個有組織的共產主義運動的逐漸萌生，我發覺，不得不由自己做出決定的問題越來越多。這些問題，有的是全局性的，有的只與個人有關；有的涉及長遠的目的，有的則關係著我無法忽視的當下的結果，這種結果同時構成了我的下一個決定的基礎。在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中，我就已經處於這種境地。當時，無論是在教育人民委員部中還是在我負責政治領導的那個師中，我都不得不經常撇開救世主義觀點，做出合乎實際的決定。這時，面對現實、對探尋列寧所說的「下一個環節」的需要，變得比我一生中以往任何時候都無可比擬地更加迫切和強烈。正是因為這些決定的內容似乎帶有純粹經驗性質，它對我的理論立場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為這種理論立場現在必須適應客觀的情況和趨勢。如果我希望做出一個原則上正確的決定，那就決不能僅僅滿足於對直接事態的思考。我將不得不找出那些造成這種事態的、經常隱蔽著的中介物，尤其是，我將不得不對那些可能由這種事態造成並將決定未來實踐的中介物做出預見。因此在這裡，生活本身迫使我採取了一種往往與我的革命救世主義的唯心主義和烏托邦主義尖銳對立的思想立場。 由於當時在匈牙利黨的實際領導中站在對立方面的是一個現代官僚主義式的宗派主義集團，即季諾維也夫的門徒庫恩·貝拉的集團，我的左右為難的處境變得更加尖銳。在純粹理論上，我本來可以把他的觀點當作假左派的東西加以拋棄。但在實踐上，他的建議卻只能用極其普通的日常生活的內容來加以批判，這些生活聯繫著世界革命的偉大前景，但又與這種前景有著相當的距離。像我一生中常常遇到的情況那樣，這時我又交了好運：反對庫恩·貝拉的鬥爭由蘭德列爾·耶諾領導。這個人不僅具有淵博的、首先是實際的知識，而且對理論問題具有很高的理解力，只要這些理論問題與革命實踐有聯繫，不論這種聯繫是多麼間接。他深信不疑的觀點是由他與群眾生活的密切聯繫決定的。他在反對庫恩·貝拉的官僚主義和冒險主義計劃時提出的主張立刻使我信服，因此，在宗派鬥爭開始以後，我總是站在他一邊，這裡，我們不可能對黨內鬥爭的那些哪怕是最重要的細節加以論述，儘管其中有些饒有理論趣味的事情。就我而言，這些爭論意味著我思想方法上的裂痕現在已經發展成為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分裂：在重大的國際革命問題上，我繼續支持極左思潮，而作為匈牙利黨的領導成員，我成了庫恩·貝拉宗派主義的最激烈的敵人。1921年初，這一點變得特別明顯。在匈牙利方面，我追隨蘭德列爾，主張一種堅決的反宗派主義的路線，而同時在國際方面，我卻從理論上支持了三月行動。因此，我思想中對立傾向的衝突達到了頂點。隨著匈牙利黨的分歧日益深化，隨著匈牙利激進工人運動開始增長，我的觀點也越來越受到由此產生的理論思潮的影響。然而，儘管列寧的批評動搖了我對於三月行動分析的根基，但是在這一階段，這些思潮仍舊未能在我的思想中占得上風。 《歷史與階級意識》誕生於這個轉變時期的危機之中。它寫作於1922年。它一部分是經過修改的早期文章；除已提到的寫於1919年的那兩篇外，還有1920年的論文《階級意識》。兩篇關於羅莎·盧森堡的論文以及《合法性與非法性》在新集子中未做重大改動。只有兩篇文章，也是最重要的兩篇，是全新的，它們是《物化和無產階級意識》和《關於組織問題的方法論》。（後者是在《革命運動的組織問題》一文的基礎上寫成的，此文曾於1921年3月行動後不久發表在《國際》雜誌上。）這樣，《歷史與階級意識》就是我從大戰最後兩年開始的發展時期的最後結算。自然，這種結算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已包含有向更清晰狀況轉變的趨向，儘管這些趨向不可能真正成熟起來。 對立的思想派別之間的衝突並未結束，我們也不容易將勝利者或失敗者的標籤貼在它們頭上，因此，直到今天，我們也仍舊難於對這本書作出首尾一貫的恰當評價。但是，至少必須簡略地強調一下占主導地位的論點。這本書最突出的特點在於，與作者的主觀意圖相反，它在客觀上代表了馬克思主義史內部的一種傾向，這種傾向的所有各種表現形式，不論它們的哲學根源和政治影響是如何極不相同，也不論它們是願意還是不願意，都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本體論的根基的。我指的是將馬克思主義僅僅看作是一種關於社會的理論、社會的哲學，因而忽視或者否認它同時也是一種關於自然的理論的傾向。甚至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像麥克斯·阿德勒和盧那察爾斯基那樣迥然不同的馬克思主義者曾共同維護過這類觀點。在今天，我發現，可能在某種程度上由於《歷史與階級意識》的影響，這類觀點再次出現，特別是在法國存在主義和它的思想圈子之中。我的書在這一問題上持有很明確的立場。書中許多地方主張自然是一個社會範疇，而全書的要旨就是要表明，只有關於社會以及生活於其中的人的知識才與哲學有關。這種傾向的眾多代表人物的名字說明，它決不是一個真正的流派。我本人當時只得悉盧那察爾斯基其名，並且總是將麥克斯·阿德勒當作康德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人加以反對。儘管如此，細加考察就可以看出他們有某些共同的特徵。一方面，可以證明，正是關於自然的唯物主義觀點造成資產階級世界觀和社會主義世界觀之間真正徹底的區別。迴避這一點，就會模糊哲學上的爭論，例如，就會妨礙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概念做出清晰的闡述。另一方面，這樣在方法論上對社會諸範疇做明顯的抬高，會歪曲它們真正的認識論功能。它們特有的馬克思主義特徵被削弱了，它們真正高於資產階級思想的東西常常被無意識地取消了。 這裡，我自然只局限於對《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提出批評。但是，這並不是說對馬克思主義的這種背離，在有著相似觀點的其他作者中就少一點。在這部書中，這種背離對我在那裡提供的經濟學觀點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並導致一系列根本性的混亂，因為無可置疑，在這裡經濟必須是核心。的確，曾試圖用經濟基礎來對所有意識形態現象作出解釋，但是，儘管如此，對經濟還是做了過於狹隘的理解，因為它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範疇，作為社會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中介的「勞動」被遺忘了。我的基本態度既然如此，產生這種結果也是很自然的。它意味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最重要的現實支柱不見了，從而，這種以最激進的方式推斷馬克思主義根本革命內涵的嘗試失去了真正的經濟基礎。不言而喻，這意味著，作為這種物質變換基礎的自然的本體論客觀性必須消失。這也意味著，以真正的唯物主義觀點來理解的勞動與勞動者的進化之間的相互作用必須消失。這樣，馬克思的這一偉大思想，「為生產而生產無非就是發展人類的生產力，也就是發展人類天性的財富這種目的本身 」，就在《歷史與階級意識》所能理解的範圍之外。資本主義剝削就失去了它的這種客觀革命作用，下述這種情況也沒有被理解：「『人』類的才能的這種發展，雖然在開始時要靠犧牲多數的個人，甚至靠犧牲整個階級，但最終會克服這種對抗，而同每個人的發展相一致，因此，個性的比較高度的發展，只有以犧牲個人的歷史過程為代價。」 〔5〕 結果，我關於資本主義矛盾和無產階級革命化的論述都不自覺地帶上了濃厚的主觀主義色彩。 上述錯誤也影響了我對書中的核心概念——實踐——的理解，它遭到歪曲，並變得狹隘了。在這一問題上，我同樣想把馬克思作為出發點，企圖把他的概念從後來所有的資產階級歪曲中解放出來，並使它們適應當前偉大革命高潮的需要。當時我首先確信的是：必須徹底克服資產階級思想的純粹直觀性質。因此，在這本書中，革命的實踐概念表現為一種誇張的高調，與其說它符合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學說，莫若講它更接近當時流行於共產主義左派之中的以救世主自居的烏托邦主義。我對這一歷史時期的發展是有足夠理解的：我抨擊工人運動中的資產階級和機會主義思潮，它們極力推崇一種貌似客觀實則完全脫離任何實踐的認識方法；我正確地反對過度誇張和過高估價直觀的作用。馬克思對費爾巴哈的批判更加強了我的信心。然而，我沒有認識到，如果不以真正的實踐為基礎，不以作為其原始形式和模型的勞動為基礎，過度誇張實踐概念可以走向其反面：重新陷入唯心主義的直觀之中。當時，我想要勾畫出正確的、真實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將它與經驗主義的「民意測驗」（這個術語當時自然尚未流行）區別開來，並賦予它一種無可爭辯的實際客觀性。然而，我未能越出「被賦予的」（zugerechnet）階級意識這樣一種觀念。這裡我是指列寧在《怎麼辦？》中提到的同一內容。他認為，社會主義的階級意識與自發產生的工團意識不同，它是「從外面」，也就是「從經濟鬥爭範圍外面，從工人同廠主的關係範圍外面」灌輸到工人群眾中去的。 〔6〕 這樣，我主觀上所想達到的東西，以及列寧對社會總體內的實際運動進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所獲得的東西，在我的說明中，卻成了純粹思想的產物，從而成了某種直觀的東西。所以，這種「被賦予的」意識在我的表述中竟變為革命的實踐，從客觀上來說，只能使人感到不可思議。 我那種本身是正確的願望之所以會走向它的反面，仍是由於剛才提到的那種抽象的、唯心主義的實踐概念。這一點從我對恩格斯所作的——又是並非完全錯誤的——批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恩格斯認為實踐是檢驗理論的標準，而把實驗和工業看作是證明這一點的典型事例。從那時起，我逐漸認識到，恩格斯的論點在理論上是不完全的，因為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實踐的領域（在不改變其基本結構的情況下），在發展過程中已變得比單純的勞動更加廣泛，更加複雜，並以更多的過程為其中介。由於這個緣故，單是生產一種對象的活動，的確可以成為對一種理論假設作出直接地正確理解的基礎。在這一限度內，它也能夠成為檢驗上述假設正確與否的標準。然而，恩格斯想用直接實踐來反駁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的任務卻遠未解決。因為勞動本身很可能仍舊是一種純粹操作的過程，自發或自覺地迴避了「自在之物」的問題，並且全部或部分地忽略了它。歷史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些實例：在某些時候，正確的行動卻是在錯誤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在恩格斯的意義上，這些實例意味著未能把握自在之物。的確，連康德的理論也絲毫不否認這類實驗是客觀的、並且能夠提供有價值的知識。他只是將它們歸之於純粹的現象領域，在那裡，自在之物本身仍舊是未知的。現代新實證主義打算將所有關於現實（自在之物）的問題統統剔除於科學的範圍之外，它將所有關於自在之物的問題當作「非科學的」東西而加以排斥，同時，又承認技術和自然科學的所有結論。恩格斯想用實踐來駁倒康德的「自在之物」，這是正確的。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實踐必須超越上述那種直接性，並且在繼續實踐的同時，發展成為一種內容廣泛的實踐。 因此我當時對恩格斯的解決辦法的反對，並不是沒有根據的，正因為如此，我的論證也就更錯誤了。認為「實驗是純粹的直觀」，這是完全錯誤的。我自己的說明就駁斥了這一點。因為創造一種環境，使自然力能夠在觀察下「純粹地」，即沒有外來干擾和主體觀察錯誤的影響下發揮作用，這一點完全與勞動的情況相同，勞動同樣意味著創造一種有目的的系統，當然是一種特殊的系統。所以，在本質上，實驗是純粹的實踐。否認工業是一種實踐，認為它「在辯證的和歷史的意義上，僅僅是社會的自然規律的客體，而不是其主體」，同樣是錯誤的。包含在這句話中的部分真理——充其量也只是部分真理——僅僅適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經濟總體。但是它與這樣一個事實並不矛盾：在工業生產中，每一單個的活動不僅代表著一種有目的的勞動行為的綜合，而且它本身就是這種綜合中的一種有目的的，即實踐的行為。由於這種哲學錯誤，《歷史與階級意識》在分析經濟現象時，不是以勞動，而只是以發達商品經濟的複雜結構作為出發點。這意味著，從哲學上解決諸如理論與實踐、主體與客體的關係這種決定性問題的前景，從一開始就落空了。 在這些以及與此類似的成問題的前提中，我們看到了未能對黑格爾遺產進行徹底唯物主義改造，從而——在雙重意義上——予以揚棄的影響。我想再提出一個重要的原則問題。毫無疑義，《歷史與階級意識》的重大成就之一，在於使那曾被社會民主黨機會主義的「科學性」打入冷宮的總體（Totalität）範疇，重新恢復了它在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論的核心地位。當時，我不知道列寧正沿著同一方向前進。（《歷史與階級意識》問世九年後，《哲學筆記》方才出版。）然而，列寧在這個問題上真正恢復了馬克思的方法，我的努力卻導致了一種——黑格爾主義的——歪曲，因為我將總體在方法論上的核心地位與經濟的優先性對立起來。「不是經濟動機在歷史解釋中的統治地位，而是總體的觀點，使馬克思主義同資產階級科學有決定性的區別。」這種方法論上的謬誤由於下述情況而得到進一步的加強：總體被視為科學中的革命原則的思想體現。「總體範疇的統治地位是科學中的革命原則的支柱。」 〔7〕 毋庸置疑，在《歷史與階級意識》對以後思想界的影響中，這種方法論上的謬誤起了並非不重要的、而且在許多方面甚至是進步的作用。因為黑格爾辯證法的復活狠狠打擊了修正主義的傳統。伯恩施坦就曾希望以「科學」的名義把黑格爾辯證法的一切遺蹟從馬克思主義中清除出去。而他的理論上的對手，首先是考茨基，也不過是要維護這種修正主義傳統。對任何想要回到馬克思主義的人來說，恢復馬克思主義的黑格爾傳統是一項迫切的義務。《歷史與階級意識》代表了當時想要通過更新和發展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方法論來恢復馬克思理論的革命本質的也許是最激進的嘗試。由於當時資產階級哲學對黑格爾正表現出越來越大的興趣，這一任務甚至變得更加重要。當然，資產階級哲學家們從未能一方面使黑格爾與康德在哲學上的決裂成為他們分析的基礎。另一方面，他們在狄爾泰的影響下，企圖在理論上把黑格爾的辯證法與現代非理性主義聯結起來。《歷史與階級意識》問世不久，克隆納便將黑格爾描繪成一切時代中最大的非理性主義者；而在勒維特稍後的研究中，馬克思和克爾凱郭爾又成了從黑格爾主義解體中出現的兩種平行的現象。只有與所有這些發展相對照，我們才能看到《歷史與階級意識》所提出的問題是多麼迫切。從激進工人運動的意識形態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因為普列漢諾夫等人過高估計了費爾巴哈作為黑格爾與馬克思之間的中介的作用，而這種觀點在這裡則被拋到了一邊。當然，只有在稍後的時候，在關於莫澤斯·赫斯的論文中（比列寧後期哲學著作的發表早幾年），我才明確提出了馬克思直接銜接著黑格爾這一問題。然而事實上，這一立場早已是《歷史與階級意識》的許多論述的基礎。 在這個必須簡短的總結中，不可能對這本書所提出的全部問題做出具體的評判，即指出它對黑格爾的解釋哪些成了混亂的根源，哪些具有指導意義。有能力進行批評的當代讀者肯定能夠找到說明兩種類型的例子。在估價這本書在當時的影響以及今天可能具有的意義時，我們必須考慮一個比任何細節問題都更為重要的問題。這就是異化問題。它在這本書中，從馬克思以來第一次被當作對資本主義進行革命批判的中心問題，而且它的理論史的和方法論的根基被追溯到黑格爾的辯證法。當然，這個問題當時正在醞釀中。幾年以後，隨著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1927）的問世，它成了哲學爭論的中心。甚至在今天，主要是由於薩特及其追隨者和反對者的影響，它仍舊沒有失去這種地位。呂西安·戈德曼把海德格爾的著作解釋成在某種程度上是直接對我的回答（但沒有明確地這樣提），首先由他提出的語文學問題在此可以暫且放在一邊。說異化問題在當時正在醞釀中，這在今天是完全恰當的，特別是因為不可能在這裡深入討論這種情況的原因，以便闡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在法國如此盛行的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觀念的混合，這種提法顯得更為恰當。在這裡，誰起頭，誰影響誰的問題並不特別重要。重要的是，人的異化是我們時代的關鍵問題，並且無論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的思想家，無論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右派還是左派思想家都看到和承認這一點。因此，《歷史與階級意識》對青年知識分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我知道，有一大批優秀的共產黨人正是被這一事實吸引到共產主義運動中來的。毫無疑問，這一馬克思主義和黑格爾主義的問題是由一位共產黨人重新提出的事實，是這本書的影響遠遠超出了黨派界限的原因之一。 至於對這一問題的實際討論方式，那麼今天不難看出，它是用純粹黑格爾的精神進行的。尤其是，它的最終哲學基礎是在歷史過程中自我實現的同一的主體—客體。當然，在黑格爾那裡，它是以一種純粹邏輯的和哲學的方式提出的：通過消除外化，自我意識向自身的返回，並由此實現同一的主體—客體，絕對精神在哲學中達到了它的最高階段。然而，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這個過程表現為一種社會—歷史的過程，當無產階級在它的階級意識中達到了這一階段，並因而成為歷史的同一的主體—客體時，上述過程也就達到了頂點。這看起來的確已經「使黑格爾以腳立地了」，似乎《精神現象學》的邏輯—形上學結構已經在無產階級的存在和意識中得到了真正的實現。這一點好像又反過來為無產階級通過革命建立一個無階級社會，並結束人類「史前史」的歷史轉折提供了哲學基礎。然而，這裡的同一的主體—客體是不是比純粹形上學的構造更真實呢？真正同一的主體—客體能為自我認識（無論怎樣充分，怎樣真正基於對社會的全面認識，也就是無論怎樣完美）所創造嗎？只要我們精確地提出問題，便會看出，對此必須作出否定的回答。因為即使當認識的內容被歸結為認識的主體時，這也不意味著認識活動因此便擺脫了它的異在的本性。正是在《精神現象學》中，黑格爾正確地拒絕了在實現同一的主體—客體問題上的神秘主義和非理性主義觀念，拒絕了謝林的「理智直觀」，而要求採取一種哲學的、理性主義的解決方式。他的健全的現實感使這一要求僅止於要求而已；他的包羅萬象的體系的確在這種實現的前景中達到了頂點，但是他從未以具體的方式表明這一實現的要求怎樣能夠達到。因此，將無產階級看作真正人類歷史的同一的主體—客體並不是一種克服唯心主義體系的唯物主義實現，而是一種想比黑格爾更加黑格爾的嘗試，是大膽地凌駕於一切現實之上，在客觀上試圖超越大師本身。 黑格爾之所以這樣小心謹慎，是由於他的基本概念含糊不清。因為在黑格爾那裡，異化問題第一次被看作是生存於世界並面對著世界的人的地位的根本問題。然而，他在外化這一術語中卻包括了任何一種形式的對象性。這樣，在邏輯上，異化便最終與對象性合為一體。因此，當同一的主體—客體揚棄異化時，它也必須同時揚棄對象性。但是，按照黑格爾的看法，客體，即物，僅僅作為自我意識的外化物而存在，使其返回主體將意味著客觀現實即一切現實的終結。《歷史與階級意識》跟在黑格爾後面，也將異化等同於對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用馬克思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使用的術語）。這個根本的和嚴重的錯誤對《歷史與階級意識》的成功肯定起了極大的作用。如上所說，在哲學上對異化的揭示當時正在醞釀之中，很快它就成了那種旨在探討人在當代資本主義中的狀況的文化批判的中心問題。對資產階級哲學的文化批判說來（我們只要看一下海德格爾就可以了），將一種社會批判升華為純粹的哲學問題，即將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的異化轉變為一種永恆的「人類狀況」（這是一個後來才產生出來的術語），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很明顯，《歷史與階級意識》迎合了這種觀點，雖然它的意圖與這種觀點不同，而且的確是對立的。因為當我將異化等同於對象化時，我是將它看作一種社會範疇——社會主義將最終消除異化——但是，儘管如此，由於它在階級社會中的不能消除的存在，特別是由於它的哲學基礎，它就同「人類狀況」的說法相去不遠了。 之所以造成這種情況，是由於經常把兩個對立的根本範疇錯誤地等同起來的緣故。因為對象化這種現象事實上是不可能從人類社會生活中消除的。如果我們記住，在實踐中（因此也在勞動中）客觀物的任何外化都是一種對象化，每一種人類表達方式包括說話都使人類的思想和情感對象化，那麼很清楚，我們這裡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普遍的交往方式。既然如此，對象化就是一種中性現象；真和假、自由與奴役都同樣是一種對象化。只有當社會中的對象化形式使人的本質與其存在相衝突的時候，只有當人的本性由於社會存在受到壓抑、扭曲和殘害的時候，我們才能談到一種異化的客觀社會關係，並且作為其必然的結果，談到內在異化的所有主觀表現。但《歷史與階級意識》並未認識到這種兩重性。這正是它在其基本哲學史觀點上出現很大偏差的原因。（順便提一下，物化Verdinglichung現象與異化現象有著緊密聯繫，但無論在社會中還是在概念上，兩者都不盡相同，而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這兩個詞卻是在同一意義上使用的。） 這種對基本概念的批判不可能是面面俱到的。但即使在這個如此簡短的說明中，也必須提到我對認識是反映這種觀點的拒絕。這有兩個根源。首先是我對機械宿命論的極端厭惡，在機械唯物主義中，宿命論總是同反映論休戚與共。我思想中當時以救世主自居的烏托邦主義、關於實踐優先性的觀點都對這種機械唯物主義提出了強烈的抗議——這種抗議又不是完全錯誤的。其次，我知道勞動怎樣成了實踐的起源和根基。最原始的勞動，例如原始人挖掘石頭，就包含著人對他所處理的現實的正確反映。因為，如果沒有對他所處理的客觀現實的映象，無論這種映象有多麼粗糙，任何有目的的活動都是無法進行的。只有基於對現實的正確反映，實踐才能使理論得到實現並成為它的檢驗標準。至於在這個問題上發生的論戰的細節，至於拒絕在流行的反映理論中把認識類同於攝像的看法是如何有道理，不值得在這裡詳細記述。 這裡，我專門談了《歷史與階級意識》的消極方面，同時，我也強調，不管怎樣，這本書在當時還是並非不重要。我相信，這兩者並不矛盾。所有列舉在此的錯誤，其根源與其說是作者本人的個人品質，不如說是那時流行的、往往是錯誤的思潮。單是這一事實就賦予這本書以某種代表性。當時，一場重大的、世界歷史性的轉變正在努力尋找一種理論表述。即使一種理論未能說明這場巨大危機的客觀本質，它仍舊可以提出一種典型的觀點，並因而獲得某種歷史的合法性。我今天認為，《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的情況正是如此。 然而，我並不打算謊稱，書中的所有觀點無一例外都是錯誤的。事實確實不是這樣。例如，在第一篇論文的引言中，我為正統馬克思主義下了一個定義，現在我認為，這個定義不僅在客觀上是正確的，而且在處於馬克思主義復興前夜的今天能夠產生相當重要的影響。我指的是這樣一段話：「我們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駁倒了馬克思的每一個個別的論點。即使這點得到證明，每個嚴肅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仍然可以毫無保留地接受所有這種新結論，放棄馬克思的所有全部論點，而無需片刻放棄他的馬克思主義正統。所以，正統馬克思主義並不意味著無批判地接受馬克思研究的結果。它不是對這個或那個論點的『信仰』，也不是對某本『聖』書的註解。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問題中的正統僅僅是指方法 。它是這樣一種科學的信念，即辯證的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只能按其創始人奠定的方向發展、擴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圖已經而且必將只能導致膚淺化、平庸化和折中主義。」 〔8〕 我相信，還有許多同樣正確的思想可以在這本書中找到，我這樣說並不覺得自己過分不謙虛。我只需指出這樣一個事實，我將馬克思的早期著作放到他的世界觀的完整畫面之中，而在我這樣做時，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只願意把它們僅僅看作是馬克思個人發展的歷史文獻。至於在幾十年後，這種關係發生了顛倒，青年馬克思被看作真正的哲學家，而成熟時期著作則受到忽視，那麼，這不能責怪《歷史與階級意識》，因為在那裡，不管正確與否，我始終把馬克思的世界觀看作本質上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我同樣不想否認，在書中許多地方，我試圖對辯證範疇的真正本質和運動作出描繪，這會導致一種真正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例如，對中介範疇就是這樣描述的：「中介的範疇作為克服經驗的純直接性的方法論槓桿不是什麼從外部（主觀地）被放到客體裡去的東西，不是價值判斷，或和它們的存在相對立的應該，而是它們自己的客觀具體的結構本身的顯現 。」 〔9〕 與此緊密相關的是對辯證範疇的起源與客觀歷史的關係的探討 ：「只有當，一方面人類存在藉以形成的全部範疇表現為這種存在本身的規定（而不僅是它的可把握性的規定），另一方面這全部範疇的順序、關係和聯繫表現為歷史過程本身的因素，表現為現在的結構特徵時，起源和歷史才可能一致，或更確切地說，才可能純粹是同一過程的因素。範疇的順序和內在關係因而既不構成一種純邏輯的次序，也不是按照純歷史的事實來安排的。」 〔10〕 這條思路合乎邏輯地與馬克思五十年代進行的著名方法論考察中的一段話完全吻合。像這種預示著對馬克思思想作出真正唯物辯證的重新解釋的段落，在書中並不少見。 如果我在這裡把注意力集中於批判我的錯誤，這主要是由於實際的原因。《歷史與階級意識》過去對許多讀者產生了強有力的影響，甚至今天還繼續產生這種影響，這是事實。如果是正確的論點產生了這種影響，那麼一切都很好，作者的反應完全無關緊要和毫無意義。令人遺憾的是，據我所知，事實是這樣的：由於社會的發展以及這種發展所產生的各種政治理論的作用，這本書中那些我今天認為在理論上錯誤的部分往往影響最大。由於這個原因，在四十多年後重印這本書時，我認為自己有責任首先指出這本書的這些消極傾向，並告誡讀者注意錯誤，這些錯誤在當時可能是難以避免的，但是今天早已不是這種情況了。 我已經說過，在相當確切的意義上，《歷史與階級意識》是對我始於1918—1919年的發展時期的概括和總結。以後的歲月越來越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首先，這個時期的以救世主自居的烏托邦主義越來越失去現實的（甚至是看起來現實的）基礎。列寧於1924年逝世。在他逝世之後的黨內鬥爭越來越集中在關於社會主義能否在一國生存的問題上。當然，列寧很久以前就談到過從理論上抽象地講有這種可能性。但是，似乎近在咫尺的世界革命的前景，當時曾使得這種斷言的理論的和抽象的性質顯得特別突出。列寧逝世後對現實的、具體的可能性進行討論，證明在這些年代裡世界革命 還不能被認為迫在眉睫。（只是隨著1929年的蕭條，世界革命才有時作業一種可能性出現。）而且，1924年以後，第三國際已經將資本主義世界的現狀正確地規定為「相對穩定」。這些事實意味著，我必須重新考慮我的理論立場。在俄國黨的爭論中，我站到史達林一邊，贊成關於社會主義必然在一國建成的理論，這很清楚地表明在我思想發展中已開始發生決定性的轉變。 然而，決定這一轉變的更直接和主要的東西，首先是匈牙利黨工作的經驗。蘭德列爾集團的正確政策開始結出了果實。在嚴格的非法條件下活動的黨，逐步擴大了它對社會民主黨左翼的影響，結果是，在1924—1925年間，這一翼從社會民主黨中分裂出來，並成立了一個激進然而依舊合法的工人黨，這個黨是由共產主義者非法領導的，它所選擇的戰略目標是在匈牙利建立民主制。它的最高綱領是要建立一個共和國，而非法的共產黨本身則繼續堅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舊戰略口號。我當時在策略上同意這種做法，然而，關於如何在理論上論證這種立場的大量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我越來越為此感到痛苦。 這些思考開始動搖我在1917—1924年間所形成的思想基礎。加之，世界革命發展速度的明顯降低，必然導致各式各樣左翼運動合作起來抗擊日益增強的反動潮流。在霍爾蒂王朝統治下的匈牙利，這種合作的必要性對於合法的和左翼激進的工人政黨說來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甚至在國際運動中，也存在著相同的趨向。1922年發生了進軍羅馬事件，在以後的幾年中，德國的國社黨也得到了增強，它成了所有反動勢力日漸增大的集合中心。這就將統一戰線和人民陣線的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這些問題不僅必須在戰略和策略上，而且還必須在理論上加以討論。而且我們已經不能指望第三國際來提供什麼創造性的意見，它正越來越強烈地受到史達林主義策略的影響。在策略上，它搖擺於左派和右派之間。史達林本人在理論上災難性地介入了這種搖擺之中。1928年前後，他將社會民主黨人描繪成為法西斯分子的「孿生兄弟」。這就完全關死了建立左派聯合陣線的大門。雖然在俄國黨爭論的中心問題上，我站在史達林一邊，但在這一問題上，我卻深深厭惡他的觀點。但無論如何，由於當時歐洲各國黨內的大多數左翼集團都信奉托洛茨基主義（我對它始終持反對態度），這絲毫沒有妨礙我從自己早期革命年代的極左傾向中逐步解脫出來。當然，如果我反對路特·費舍爾和馬斯洛夫對德國問題的態度（對這些問題我始終極其關心），這並不意味著，我同意布蘭德勒和塔爾海默的觀點。為了廓清我自己的思想，也為了獲得一種政治和理論上的自我理解，當時我極力尋找一種「真正的」左翼綱領，它應該提供一種不同於德國對立兩派觀點的第三種選擇。然而，這種從政治和理論上解決轉變時期矛盾問題的想法，被註定成為空想。我從未得到一種令自己滿意的解決方法。因此，在這一時期，我沒有在國際範圍內發表任何理論的或政治的作品。 在匈牙利的運動中，情況是另一種樣子。蘭德列爾於1928年逝世，1929年，黨準備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我接受了為會議起草政治綱領的任務。這使我面對面地碰上了匈牙利問題中的那個使我困惑的老難題：一個黨能否同時提出兩個不同的戰略目標（合法地是共和國，非法地是蘇維埃共和國）？或者從另一個角度看：黨對政府形式的態度能否是一種純粹策略上的權宜之計（即非法共產主義運動的前景是真正目的，而合法黨的前景只是策略上的手段）？對匈牙利社會和經濟情況的透徹分析，使我越來越確信，蘭德列爾當年提出共和國的戰略口號，已經本能地接觸到了匈牙利正確革命計劃的核心：即使霍爾蒂王朝已經遭受了如此深刻的危機，以致為一種徹底的革命創造了客觀條件，匈牙利仍舊不能直接轉變為一個蘇維埃共和國。因此，爭取共和國的合法口號必須按列寧的精神具體化為他在1905年所說的工農民主專政。今天大多數人難以想像，這一點在當時聽起來是多麼荒唐。雖然第三國際的第六次代表大會的確提到這是一種可能性，人們仍舊普遍認為，由於匈牙利早在1919年就存在過一個蘇維埃共和國，所以，從歷史上講，採取這種後退的步驟是沒有可能性的。 這裡不是討論所有這些不同觀點的地方。特別是因為這份提綱的內容，儘管對我個人說來起了改變我以後全部發展方向的作用，但作為一份理論文獻，今天已經很難被認為具有什麼重大價值了。加之，我的分析無論在原則上還是在具體細節上都是不充分的。這部分地是由於，為了使提綱的主要內容更易於接受，我對問題作了過於一般的處理，沒有對具體細節著力加以發揮。但即便如此，它仍舊在匈牙利黨內引起了軒然大波。庫恩·貝拉集團把提綱看作是最純粹的機會主義；我自己集團的支持則是很不堅決的。當我從可靠的來源獲悉，庫恩·貝拉正打算把我作為「取消主義者」驅逐出黨時，由於十分清楚庫恩在國際中的威信，我放棄了進一步的鬥爭，並發表了「自我批評」。儘管我當時堅定地相信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然而我也知道——例如從卡爾·科爾施的命運中知道——被驅逐出黨意味著不能再積極地參加反對正在逼近的法西斯主義的鬥爭。我把這一自我批評理解為參加這種活動的「入場券」，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我既不可能也不願意在匈牙利的運動中繼續工作下去了。 對這一自我批評是如何不能認真看待，下述事實可以說明：我世界觀中的根本轉變構成了勃魯姆（Blum）提綱的基礎（然而，提綱並沒有以一種令人滿意的方式將這一點表述清楚），從那時起，這種轉變就決定了我的全部理論和實踐活動。毋庸贅言，這裡不是對這些情況作出哪怕十分簡短說明的地方。為了證明我的說法不是作者的主觀設想，而是客觀事實，我可以引證黨的主要意識形態專家列瓦伊·尤若夫在1950年對勃魯姆提綱所作的有關評論。他認為，我那時的文學觀點直接淵源於勃魯姆提綱。「每個熟悉匈牙利共產黨歷史的人都知道，盧卡奇同志在1945—1949年間持有的文學觀點 是與他更早得多的時期的政治觀點 緊密相連的，這些政治觀點是他在二十年代末期匈牙利的政治發展和共產黨的戰略決策的背景上形成的。」 〔11〕 這一問題還有另外一個方面，而且對我說來是更重要的方面，它為記錄在此的轉變劃出了更加明確的輪廓。正如這些論文的讀者所了解的，我之所以決定積極投身於共產主義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倫理的考慮。在作出這一決定時，我絲毫也沒想到，在以後的十年中，我將成為一個政治家。這是環境造成的。1919年2月間，中央委員會的成員被逮捕了，我再次認為我有責任接受在為取代它而建立的半合法的委員會中的職務。從此，一系列戲劇性的結果便接踵而至：蘇維埃共和國的教育人民委員，紅軍的政治委員，在布達佩斯的非法活動，在維也納的黨內爭論等等。只是此時，我才重新真正面臨著兩種抉擇。我就勃魯姆提綱進行的內在的、私下的自我批評，使我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我像我堅信的那樣，很明顯是正確的一方，但又仍然無法避免如此轟動的失敗，那麼．我一定是嚴重地缺乏實際的政治才幹。因此，我感到可以問心無愧地退出現實政治的舞台，再次集中精力於理論活動。我從未對這一決定有所後悔。（1956年，我再次擔任了部長職務，這一事實與我的決定也沒有任何不一致的地方。在接受此職之前，我就做過聲明，自己只是在這個過渡時期，在這個極度危急的關頭接受了任命，一俟形勢趨於穩定，我將立即辭職。） 至於對《歷史與階級意識》之後的我的狹義理論活動的分析，我在敘述中已經跳過了整整五個年頭，現在才能回過頭來稍微詳細地談談這些著作。這種與正確的年代順序相背離的敘述方法之所以有道理，是因為我毫不懷疑，正是勃魯姆提綱的理論內容構成了我的發展的隱秘的目標。只是當我直接面對著一個特殊的、交織著最複雜問題的重要課題時，我才真正開始克服那種自大戰後期以來一直構成我的思想特徵的矛盾的二重性。也只是在此時，我的馬克思主義學徒期才可以被認為是結束了。現在，我可以指出那些標誌著這一歷史時期的理論著作，並以此勾畫出自己直到寫作勃魯姆提綱為止的整個發展線索。我想，預先確定這條線索的終端，可以使敘述變得更容易些。特別是如果考慮到以下的情況，這一點就更加清楚了，即在這一時期，我的精力首先是放在匈牙利運動的實際問題上，因此，我的理論貢獻主要只是一些即興之作。 這些作品中的第一篇，也是最長的一篇，是企圖為列寧畫出一幅思想肖像，這是一篇名副其實的即興之作。列寧剛一逝世，我的出版人就要我寫一部關於他的簡短專著，我答應了，並在幾星期之內完成了這篇短小的東西。比之《歷史與階級意識》，它有了某種進步，因為在寫作過程中，我必須全神貫注於我要描繪的偉大人物，這促使我在實踐概念與理論之間建立起一種更清晰、更正確、更自然、更辯證的關係。當然，我關於世界革命的觀點是屬於二十年代的。然而，部分地由於我在這段短暫的間隔時間中的經歷，部分地由於需要全神貫注於列寧的思想品格，《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的最明顯的宗派特徵開始消退，並為其他更加接近於現實的內容所替代。在我最近為這本小冊子再版而寫的跋 〔12〕 中，我試圖對這本書的基本論點中我仍然認為健康和現實的部分做出比初版本身更為詳盡的闡述。首先，我設法看到列寧既不是一個簡單地、直接地踩著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腳印走的人，也不是一個天才的、實用主義的「現實政治家」。我的目的是要闡明他的思想的真實本質。簡單地說，列寧的這幅肖像可以描繪如下：他的理論力量在於，無論一個概念在哲學上是多麼抽象，他總是考慮它在人類實踐之中的現實含義，同時，他的每一個行動總是基於對有關情況的具體分析之上，他總是要使他的分析能夠與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有機地、辯證地結合在一起。因此，就理論家和實踐家這兩個詞最嚴格的意義而言，他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後者。他是一位深刻的實踐思想家，一個熱情地將理論變為實踐的人，一個總是將注意力集中於理論變為實踐、實踐變為理論的關節點上的人。當然，我過去的研究仍舊帶有二十年代的痕跡，它使我在描繪列寧的思想肖像時，做出了某些錯誤的側重。特別是，比之他的傳記作家，我在對列寧的評論中更深地探究了他的後期階段。然而，由於列寧的理論和實踐客觀上與1917年革命的準備工作及其必然後果密不可分，我的著作的主要部分本質上依舊是正確的。在二十年代聚光燈的照耀下，我為說明這位偉大人物的獨特品質而進行的努力，使他顯得稍微有點陌生，但並不是完全不可辨認。 我以後幾年寫的一切，不僅外表是即興之作（大部分是書評），而且內容也是。因為我正在自發地尋找一個新的方向，並且試圖使自己的觀點與其他人區別開來，以此廓清未來的道路。就其本質而言，關於布哈林的評論可能是這些作品中最有分量的一篇。（我願意為今天的讀者順便提一下，在1925年，當我的這篇作品發表的時候，布哈林是俄國黨領導層中僅次於史達林的重要人物；他們之間的衝突是在三年以後才發生的。）這篇評論最積極的部分在於，我關於經濟的觀點變得具體化了。這首先表現在我對當時廣泛流行於庸俗唯物主義的共產黨人和資產階級實證主義者中間的觀點的激烈抨擊。這種觀點認為，技術是一種主要的因素，它在客觀上決定著生產力的進步。這種觀點明顯地導向歷史宿命論，導向對人和社會實踐的取消；它導致這樣一種觀念：技術起著社會的「自然力」、「自然規律」的作用。比之《歷史與階級意識》的大部分有關內容，我的批判不僅在更加具體的歷史水平上取得了進展，而且在同上述機械宿命論的抗衡中，我也很少使用唯意志論的思想砝碼。我試圖表明，經濟力量決定著社會的過程，從而也決定著技術的進步。同樣的觀點也出現在我對魏特福格爾的著作的評論中。兩處分析有著共同的理論缺陷，即都將機械的庸俗唯物主義和實證主義視為一種統一的、沒有區別的思潮。儘管前者的確從後者吸收了許多內容，但畢竟不能將它們混為一談。 我對拉薩爾書信新版本以及莫澤斯·赫斯著作的更為詳盡的討論，有著更加重要的意義。這兩篇評論都具有這樣一種傾向：與《歷史與階級意識》相比，它們更為具體地將社會批判連同對於社會進化的理解根植於經濟狀況之中。同時，我試圖利用對唯心主義的批判，對黑格爾辯證法的繼承，去擴充我們已經獲得的理論知識。這就是說，我再次揀起了青年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中對那些宣稱已經駁倒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思想家所進行的批判。馬克思的批判在於，這些思想家們主觀上相信，他們已經超過了黑格爾，但在客觀上，他們不過是復活了費希特的主觀唯心主義。例如，黑格爾思想的保守方面在於，他的哲學史只是為現存事物的必然性提供了證明。這樣，從主觀方面看，費希特的歷史哲學後面的動力就肯定有某種革命的因素，因為這種哲學將現在規定為插在過去和它聲稱已在哲學上認識的未來之間的「絕對罪孽的時代」。在關於拉薩爾的評論中，我已經指出，費希特哲學的這種激進性純粹是想像的，只要一涉及對歷史的真實運動的認識，黑格爾哲學就立即顯示出比費希特哲學高出一籌。這是因為在黑格爾體系中，各種客觀的社會的和歷史的中介因素的運動造成現存的一切，比費希特僅僅寄希望於未來的做法要更真實，更少抽象性的思想構造物。拉薩爾對費希特主義的思想傾向充滿同情，是與他的純粹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密切相關的。他並不關心那種基於經濟之上的歷史觀以及由此而來的世俗觀點。為了著力表明馬克思與拉薩爾的差別，我在評論中引用了拉薩爾的一段話。他在與馬克思的一次交談中曾經說道：「如果你不相信範疇的永恆性，那麼你必須相信上帝。」我對拉薩爾的這種哲學思想倒退所作的尖銳刻畫，同時也是在理論上抨擊了社會民主黨思潮。因為，與馬克思對拉薩爾的批判相反，在社會民主黨人中間流傳著這樣一種看法，它將拉薩爾與馬克思相提並論，把他們看作是社會主義世界觀的共同奠基人。我沒有明確提及這些人，但把這種傾向作為一種資產階級偏見加以反對。這使我在某些問題上能夠比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更加接近真正的馬克思。 關於莫澤斯·赫斯第一部論文集的討論沒有如此直接的政治現實性。然而，由於我再次接受了青年馬克思的思想，我強烈地感到，有必要對他的同時代人提出我的反對意見。這些人就是在黑格爾哲學解體時期出現的左翼，以及常常與之緊密相連的「真正社會主義者」。這也促使我著力將對經濟及其社會發展問題進行哲學具體化的傾向放到突出的地位。當然，我仍舊未能擺脫對黑格爾所持有的非批判觀點。像《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樣，我對赫斯的批判也沒有將對象化與異化這兩個概念區別開來。與早期觀點相比，我此時的理論進步似乎採取了一種自相矛盾的形式。一方面，我強調黑格爾哲學中那些認為經濟範疇是社會現實的傾向，以反對拉薩爾和激進的青年黑格爾分子。另一方面，我因為費爾巴哈對於黑格爾的非辯證的批判態度，而對他作了尖銳的抨擊。這後一方面引導出過去已經提及的那個觀點：馬克思的理論工作直接銜接著黑格爾遺留下來的理論線索。同時，前一方面又使我想要對經濟學和辯證法的關係作出更加準確的說明。舉一個有關《精神現象學》的例子，在這裡，我強調了黑格爾的經濟和社會辯證法的世俗基礎，這種辯證法與各種類型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先驗論正相反對。同樣地，異化既不是被看作「一種思想的結構，也不是被視為一種『應受到指責的』現實」，而是被規定為「直接既定的存在形式，在其中，現存事物以在歷史過程中克服其自身的方式而存在」。這一思想連接起了從《歷史與階級意識》發展而來的客觀線索，它涉及到社會進化中的間接性和直接性問題。上述思想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最大限度地表現出了這樣一種要求：要從事一種新的批判，從而尋找一個明確的方向，使之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溝通起來。一旦我對《歷史與階級意識》整個內容的錯誤之處獲得了一種清晰的、根本的認識，這種尋找就變為一個具體的研究計劃，即要對經濟學與辯證法之間的哲學聯繫作出考察。早在三十年代我就第一次試圖將這一計劃付諸實現。在莫斯科和柏林，我寫了關於青年黑格爾的著作的初稿（直到1937年秋，才最後完成）。 〔13〕 只是在三十年後的今天，我才試圖在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中找到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方法。目前，我正在從事這一工作。 在寫作關於赫斯的論文與勃魯姆提綱之間的三年中，這種傾向有何種進展，由於沒有任何文獻，我不能確切地說。我只是認為，在為黨所做的實際工作中，我需要經常進行具體的經濟分析，這不會不對我的經濟理論觀點產生任何影響。無論如何，在1929年，我的體現在勃魯姆提綱中的重大觀點發生了變化。正是帶著這些新的觀點，我於1930年開始了在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在這裡，我交了兩個意想不到的好運：《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手稿正好全部被辨認出來，我可以閱讀它。同時，我結識了米哈伊爾·里夫希茨，而且這是一種終生友誼的開端。在閱讀馬克思手稿的過程中，《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的所有唯心主義偏見都被一掃而空。毫無疑義，我本來可以從以前讀過的馬克思著作中發現那些與今天使我在理論上如此震驚的思想相類似的東西。然而，事實是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這顯然是因為我一直是根據我自己的黑格爾主義的解釋來閱讀馬克思的。因此，只有一篇全新的著作才能產生這種振聾發聵的效果。（當然，另一個原因是我已經通過勃魯姆提綱，動搖了那種唯心主義的社會—政治基礎。）無論如何，時至今日，我仍舊記得馬克思關於對象性是一切事物和關係的基本物質屬性的論述對我產生的驚人印象。接著是這裡已經提到的思想，即對象化是一種人們藉以征服世界的自然手段，因此既可以是一個肯定的、也可以是一個否定的事實。相反，異化則是一種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實現的特殊的變種。這就完全動搖了那種構成《歷史與階級意識》特點的東西的理論基礎。正如我早年的著作在1918—1919年間所遭到的命運一樣，這本書現在對於我也變得完全陌生了。我突然清楚地意識到，如果我要使現在浮現在眼前的這些理論觀點成為現實，就必須再一次完全從頭開始。 當時，我曾打算發表一篇論述我的新觀點的文章。我的計劃失敗了（這份手稿已經丟失）。由於當時我正陶醉於這種新起點的前景，對此並未十分介意。然而，我也意識到，在能夠希望從思想深處有能力糾正《歷史與階級意識》的錯誤，並對那裡提出的問題作出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說明以前，我必須從事廣泛的探索，走許多曲折的道路。我已經提到過這樣一條曲折的線索：它從黑格爾研究開始，經過對經濟學和辯證法的關係的考察，而達到我今天建立一種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的嘗試。 與此同時我還產生了一種願望，想利用我關於文學、藝術以及文藝理論的知識，去建造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美學體系。這是我同米哈伊爾·里夫希茨合作的開始。在多次討論的過程中，我們逐漸看清了，甚至像普列漢諾夫和梅林這樣最優秀、最有才幹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未能足夠深刻地把握住馬克思主義作為世界觀的普遍性質。因此，他們不明白，馬克思也給我們提出了在辯證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建立起一種系統美學理論的任務。這裡不是描述里夫希茨在哲學和語文學領域的重大成就的地方。就我自己而言，我寫作了一篇關於馬克思、恩格斯同拉薩爾就濟金根問題爭論的論文。 〔14〕 這篇論文雖然還是局限在一個特殊的問題上，但是這種體系的輪廓已經變得清晰可見了。這種觀點起初受到頑強的抵抗，特別是來自庸俗社會學家方面的抵抗，後來為馬克思主義學術界所廣泛接受。然而，這裡無需對這一問題做進一步的討論。我只想指出，這裡描述的我的世界觀中的根本哲學轉變，在我1931—1933年間在柏林作為批評家的活動中表現得很明顯。不僅是模擬問題成了我注意的中心，而且那時我首先批判了自然主義傾向，並且還把辯證法運用於反映論。因為一切自然主義都是建立在對現實的「攝影式」反映的觀點之上的。無論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庸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都未曾強調過現實主義同自然主義之間的區別。然而，對於辯證的反映論，從而對於一種符合馬克思主義精神的美學理論來說，強調兩者之間的區別正是問題的核心所在。 雖然這些意見嚴格說來並不屬於這裡討論的範圍，然而為了說明我由於意識到《歷史與階級意識》是建立在錯誤的假定之上而實現的那種轉變的方向和內涵，是必須提到它們的。正是這些內涵使我有權利說：這是我的馬克思主義學徒期、從而我的全部青年時期的發展最終結束的時刻。現在還需要做的，只是對我那篇關於《歷史與階級意識》的遭到許多非議的自我批評作出一些說明。我必須在一開始就承認，我若一旦拋棄我的某部著作，我就終生對它不感興趣。例如，在《心靈和形式》發表後一年，我曾給瑪加蕾特·蘇斯曼寫信，感謝她為這本書寫了評論文章。我在信中說道：「這本書和它的形式對我說來已變得完全陌生了。」對《小說理論》也是如此，現在對《歷史與階級意識》也同樣是如此。當我在1933年重新來到蘇聯時，當那裡展現出從事富於成果的活動的前景時——1934—1939年間《文學評論》在文學理論問題上所充當的反對派角色是眾所周知的——從策略上講，我必須公開同《歷史與階級意識》保持一段距離，因為只有如此，我對官方和半官方的文學理論的真正游擊戰才不會被挫敗。在我看來，無論我的對手們思想如何狹隘，實行反擊總是他們的正當權利。當然，為了發表一份自我批評，我必須採用流行的官方行話。然而這是我當時所作聲明中唯一的違心成分。它也是對後來從事游擊戰的「入場券」：這次聲明同我早些時候關於勃魯姆提綱的自我批評的區別「只是」在於，這一次我真誠相信《歷史與階級意識》是錯誤的，並且直到今天我還這樣認為。以後，當這本書中的錯誤被改造成時髦的觀點時，我抵制了那些想將時髦觀點與我的本來看法等同起來的企圖，今天我同樣仍然認為這樣做是對的。自從《歷史與階級意識》問世以來，四十年過去了，在爭取真正馬克思主義方法的鬥爭中，情況已發生了變化，我自己在這一時期也寫出了新的作品，這一切也許都許可我現在採取一種不那麼明顯片面的觀點。當然，確定《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的某些構思正確的傾向對我以後的活動、甚至對其他人的活動在多大程度上真的造成了富於成效的結果，這不是我的任務。這裡有一系列複雜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的解答，我可以平靜地留給歷史去做出判斷。 1967年3月於布達佩斯 注釋 〔1〕 　載《盧卡奇七十誕辰紀念文集》，建設出版社，柏林1955年版，第225—231頁；後又收入《盧卡奇意識形態和政治著作集》，P. 盧茲編，盧赫特漢特出版社，新維德（西德）1967年版，第323—329頁。 〔2〕 　《盧卡奇全集》第2卷，新維德1968年版。這篇序言就是為這一卷寫的，那裡除了《歷史與階級意識》之外，還收有以下著作：《策略和倫理》、《在青年工人代表大會上的演說》、《法制和強權》、《道德在共產主義生產中的作用》、《論議會制問題》、《共產黨的道義使命》、《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工團主義在義大利的危機》、《論教育工作問題》、《群眾的自發性——黨的主動性》、《革命倡議的組織問題》、《再論幻想政治》、《列寧——對他的思想的聯繫的研究》、《伯恩施坦的勝利》、《N. 布哈林：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拉薩爾書信的新版本》、《K. A. 魏特福格爾：資產階級社會的科學》、《莫澤斯·赫斯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問題》、《O. 斯班：範疇學說》、《C. 施密特：政治的浪漫》、《勃魯姆提綱》。 〔3〕 　《現代戲劇發展史》，共兩卷，1911年在布達佩斯用匈牙利文出版。 〔4〕 　新維德盧赫特漢特出版社1963年第2版、1965年第3版，第5頁。 〔5〕 　《剩餘價值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6卷第2分冊第124、125頁（以後提到這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本時簡稱《全集》）。 〔6〕 　《怎麼辦？》，《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6卷第75頁。 〔7〕 　本書邊碼第94頁。 〔8〕 　本書邊碼第58—59頁。 〔9〕 　本書邊碼第286—287頁。 〔10〕 　本書邊碼第282頁。 〔11〕 　列瓦伊·尤若夫，《文學研究》，狄茨出版社，柏林1956年版第235頁。 〔12〕 　盧卡奇，《列寧》，新維德，盧赫特汗特出版社1967年版，第87頁以後幾頁。 〔13〕 　盧卡奇，《青年黑格爾》，《全集》第8卷，盧赫特漢特出版社，新維德1967年版。 〔14〕 　載莫斯科《國際文學》雜誌1933年第3卷第95—126頁。 獻給 波爾什梯貝· 蓋爾特魯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