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訪中國茶鄉 · 第九章

羅伯特·福瓊 《兩訪中國茶鄉》
訪問寧波綠茶產區——山轎——天童禪寺——寺廟周邊的風景——和尚講述的寺廟歷史——與和尚們共進晚餐——第一次使用筷子——中國人的餐桌禮儀——進餐時的看客——我的床鋪——打野豬——陷阱逃生——竹林驅獸辦法——山中景色——阿育王寺——普陀山,又名禮拜島——島上的寺廟與神像——青銅神像——林木與藤灌植物——店鋪中出售的神像——上海、寧波所見到的敬神儀式——賽神遊行——新教傳教士——醫療傳教協會——羅馬天主教教士 我把採集來的那些植物分別裝在三條船上,從香港運往英國去了。這之後,在1844年三月底,我再一次動身,乘船前往北部省份。在1844年和1845年的兩個夏季當中,我走訪了中國的幾個地方,這些地方以前對歐洲人一直是緊閉的,但又有一些令人很感興趣的東西。 大概在五月初,我與英國領事羅伯聃先生,以及另外兩位先生一道,開始一次短途旅行,訪問寧波周邊的綠茶產地。我們得知,在這片綠茶產地的中心,有一座很大很有名的寺廟,天童寺,離寧波大概有20英里的距離,旅行期間,我們可以在這個寺廟落腳歇息。我們走了十二或十四英里的水路,因為運河到山腳下就結束了,剩下的路程只好步行,或坐著轎子上山。上山的這種轎子非常簡便,就是兩根長長的竹竿,竹竿中間懸掛一塊木板,當作座位,此外還有兩塊橫著的板子,一塊靠背,一塊擱腳,頭頂上再撐一把大大的中國傘,用以遮陽擋雨。 中國人都是中國式的哲學家。在前往天童寺的路上,因為坐船時間太久,坐累了,好幾次我們都從船上下來,沿著岸邊的小路往前走。河裡還有很多航船,與我們同一個方向,滿載著一船船的乘客。大部分航程中,為了滿足乘客對我們的好奇心,這些船與我們的船靠得都很近。中國人但凡能找到一種別的什麼交通工具,就不願意走路,所以當這些乘客看到我們很喜歡走路的樣子,自然都覺得很奇怪。 「這不奇怪嗎」,一位乘客說,「他們像我們一樣有船坐,卻寧願走路?」這在他們中間引發了一場討論,討論我們為什麼會形成這種不合情理的習慣。直到他們當中最聰明的那位先生,說出他那精闢的論斷,這場討論才算平息下來,他說,「這就是他們的本性」,顯然,爭論各方都接受了這個論斷。 我們到達天童寺的時候,天已經昏黑了。由於白天大部分時間都下著傾盆大雨,我們從裡到外渾身都濕透了,看起來很狼狽。僧人們看到我們這副樣子似乎都很吃驚,但馬上就拿出最大的熱情和善意來招待我們,讓我們很快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他們給我們端來了火盆,好烘乾我們的衣服,給我們準備好晚飯,又把他們最好的幾間房拿出來,供我們歇息。大多數僧人從來沒看到過英國人,我們自然而然就成了他們好奇關注的對象。我們的衣服、容貌、吃飯的樣子、行為舉止,對這些單純的人們來說,無一不是他們感興趣的範圍,並且相互間傳遞著很多有關我們的笑話。 我們早早就上床休息了,能夠脫下那些仍然潮濕的衣服當然讓人高興。等到早晨起床,展現在我們眼前的風景比我以前在中國看到的都要美得多。天童寺坐落在群山之間,下臨山谷。山谷中土地肥沃,在山中清泉的滋養下,出產品質上佳的稻米。兩側山地更為肥沃,在山坡的低地上,散布著很多深綠葉子的茶林。進出天童寺,需經由一條長長的大道,筆直的大道兩側都是松樹。在快到寺廟時,大道拐了幾個彎,在沿著兩個人工湖的邊緣畫出幾段優美的圓弧之後,道路在一段石階前結束。沿著這段石階拾步而上,便是天童寺的大門。寺後以及兩側,都是隨勢賦形的山峰,海拔從一千英尺至兩千英尺不等。與南方那些荒山不同,在這些山上,厚厚的帶有熱帶特徵的植被一直覆蓋到了山頂,包括各種草叢、藤灌植物及各種林木等。 山谷中長著一些非常漂亮的竹子,山坡上則長著高大的青松。 吃過早飯,來了一位大和尚,非常懇切地邀請我們與他共進午餐。其間,他還領著我們參觀了這個寺廟,向我們講解寺廟的歷史:好幾百年以前,有個非常虔誠的老人,他遠離世俗,來到這座山上修行。他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宗教活動中,潛心苦修,以致忽略了自己的現世需要,甚至連飲食也忘記了。但上天不會讓這樣一個人挨餓受苦的,一些兒童奇蹟般地出現在他身旁,每天給他提供食物。漸漸地,這位聖人的名聲傳遍了這一地區,人們從四面八方湧來,拜他為師,於是建起了一個小小的廟宇,發展到今天,就成了這有著一大片建築的「天童寺」,寺名就從上天派來的這些兒童得來,「天」指上天,「童」指兒童。等到老人逝世以後,他的弟子繼承了他的衣缽,天童寺的名氣也越來越大,信徒遍布全國,連最偏遠的地方都有,其中還包括一位中國皇帝。信徒們來到天童寺頂禮膜拜,在祭壇上獻上各種供奉。於是,在原有殿堂的前面又新建了更大的殿堂,就這樣不斷擴大規模,舊殿堂讓位於新殿堂,直到形成今天這種主體結構。 所有的殿堂里都擺滿了偶像,或者說,他們所喜愛的神靈的塑像,比如三寶如來、坐在蓮花寶座上的觀世音、四大天王以及其它眾多被神化了的古代國王和偉大人物。這些神像高達三、四十英尺,擺放在這些寬敞高大的殿堂中,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尚們自己住在一排低矮的平房裡,這些平房與其他殿堂互相分隔,又互成犄角。每位和尚在自己的住所都有一個小小的佛龕,佛龕里供奉著一些小小的神像,和尚們經常在這兒進行一些個人的修行活動。 我們參觀了各個殿堂和鐘樓,鐘樓裡面擺放著一座體積龐大的銅製洪鐘。之後主人把我們引到他的住所,在那兒,餐宴已經擺上桌了。佛教僧人任何時候都不能吃肉,所以我們的餐宴都是素食。就像平常吃的中國菜一樣,這些菜都盛在小圓盤子裡端上來,湯菜之外的每一盤菜都被切成一小塊一小塊的,方便人們用筷子夾著吃。和尚們設法準備了很多種不同的蔬菜,通過他們的精心烹調,吃起來非常可口。實際上,有幾道菜無論從口味還是外觀上看,都非常像肉食,以至於我們一開始的時候都被蒙蔽了,以為我們努力用筷子夾起來的那一小塊食物是雞肉或牛肉之類的。情況當然不是這樣,至少在這一天,我們善良的東道主如終堅持素食,一整天下來,吃的都是蔬菜。餐桌上陪著我們的,還有幾位和尚,很多等級較低的和尚以及僕人,則都擠在門口和窗外。看到我們當中有人用筷子的那個笨拙勁兒,圍觀的人群必定感到非常奇怪,儘管他們非常禮貌,我還是看到他們有時候忍不住笑出聲來的樣子,特別是當他們看到,在費盡千辛萬苦之後,好不容易被我們夾起來的那一小塊美食又滑落到盤子中去的時候。我不知道還有什麼能比外國人第一次用筷子吃飯這一場景更惱人、更可笑的了,特別是當他整個上午都在山裡轉來轉去,已經飢腸轆轆的時候?要用好筷子,首先把筷子夾在右手的大拇指與食指之間,兩隻筷子要平齊;然後把兩隻筷尖小心地一起伸出去,對準那塊你已垂涎良久的美食,注意筷尖之間只需留出食物那麼大小的空間;小心地把食物夾起來;啊哈,但,抬手的時候,筷尖通常會把不穩,滑來滑去,這樣,那塊你滿心以為就要吃到嘴的東西又掉回盤子中去,甚至掉到別的盤子中去了。就這樣一遍又一遍地努力,直到這個新手完全失去耐心,絕望地扔下筷子,抓起一把瓷勺,他覺得還是這個更得心應手一些。在這一過程當中,中國人還是非常樂於助人的,儘管不是我們英國人所欣賞的那種方式,這些中國朋友,看到你的困境, 出於熱情與禮貌,他們會隔著桌子,從對面伸出他自己的筷子,也許還沾著他嘴裡的余沬,把你想要的食物夾起來,送到你面前的碗裡來。而你呢,按照一般的禮節,還是得表達你的感謝之情,同時把食物吃下去。 在餐宴中,主人告訴我們,天童寺一共有大約100名和尚,但很多和尚被派到全國各地去宣教,因而常常不在寺中。當問到寺廟如何經營下去時, 主人說,附近相當一部分的土地都屬於寺廟,這兒出產的竹子很好,還有各種樹木與灌木的枝椏,收集起來可以一捆一捆地當作柴火賣掉,每年出售竹子和木柴可以獲得很大一筆收益。天童寺還有一部分茶田與稻田,和尚們親自耕作,出售這些農產品也是一筆收入。此外,很大一部分收入來自於到寺廟做禮拜的信徒們的捐獻,以及和尚們在特定季節外出四處化緣所得。和尚之間當然也是有等級的,有一些和尚就只能充任僕役,不管是在寺院裡還是在田地里。和尚們看起來又單純又善良,但實際上他們無知、迷信得要命。去年寺廟附近發生了一次山體滑坡,可能是由於颱風,也可能是伴隨颱風而來的大雨造成的,這次滑坡把十到十二畝左右上好的水稻田給埋了起來,提到這些的時候,和尚們都非常虔誠地認為,這對天童寺來說是個不好的兆頭,其中一個和尚則出自中國式的禮貌,說他確信我們的光臨將為這個寺廟消災袪邪。 在參觀了茶園以及茶葉的製作過程之後,羅伯聃先生、馬禮遜先生(死去的馬禮遜博士之子)[1]以及辛卡萊先生就回寧波去了,我則留了下來,就這一地區的自然物產做些研究。我通常一整天都不在廟裡,直到晚上,才帶著我採集來的植物,如果運氣好的話,旅途中還能捕到一些鳥,回到廟中。和尚的朋友們從四面八方趕來看我這個洋人,他們最感興趣的看起來是我的進食,就如同人們在觀賞一頭野生動物時一樣。我的晚餐擺在房子中間的一張圓桌上,一半是中餐一半是西餐,儘管這種混搭看上去有些稀奇古怪,但考察鍛煉以及山間的新鮮空氣還是讓我胃口大開。筷子對我來說很快就不是什麼障礙了,我現在幾乎可以像中國人一樣熟練地使用筷子。中國人一般要在大廳兩側擺上一些椅子,現在這些椅子都被和尚以及他們的朋友們坐滿了,每個人嘴裡都含著一管煙杆,旁邊擺著一杯茶。我非常尊重我的東道主以及他們的朋友,但也只好請求他們不要吸菸,因為吃飯的時候有人在旁吸菸我感覺很不舒服。在其它方面,我想我表現得還是非常有禮貌的。我永遠也忘不了,我的朋友們離開以後,那一晚我體會到的那種難以言狀的孤獨。中國人一個接一個地離開了,或者回家,或者上床睡覺,最後主人自己也毫不掩飾地打了幾個哈欠,提醒我晚上休息的時間到了。我的臥室在樓上,中間要路過一個小神龕,就像我前面提到的,神龕里供奉著「天后」,也就是觀音,同時也供奉著其它一些神像。神像前的祭壇里正焚著香,一盞孤燈,發出昏暗的燈光,照在室內,整個房間似乎都籠罩在一層沉寂肅穆的氣氛之中。僧人們正在做晚課,樓下以及鄰屋的房間都傳來他們那特有的唱經的聲音,耳中聽到的鑼聲,以及鐘樓里那口洪鐘不時撞擊出的莊嚴單調的鐘聲,這些都表明僧人們正忙著做各種法事。置身於這樣一種場景當中,又是在一個陌生的國度,遠離自己的家鄉與朋友,很容易讓人在頭腦中生出一些終生難忘的感受。在這個夜晚,我與和尚們一起呆在天童寺里,那些在我腦中生出的莫名情愫,我想我一輩子也忘不了。我後來經常去天童寺,多次路過那個小神龕,睡在同樣的床上,在寂靜的夜裡聽著同樣肅穆的聲音,但只有這第一晚的感受始終清晰地浮現在我腦中。 這些和尚,無論是處於最高職位還是最底層,都對我表示出了最大的關心和善意。只要我不反對,很多和尚就興高采烈地陪著我在寺院附近四處轉悠, 一個拿著我的標本書,另一個拿著采來的植物標本,第三個則拿著我捉來的的鳥兒,不一而足。槍是他們最感興趣的東西,與他們自己笨拙的火繩槍相比,兩者太不一樣了。他們把槍上的撞針看作是最神奇的小玩意,可是他們又特別膽小,每次我射擊的時候,他們總是要離我遠遠的。 有天夜裡,一位高僧帶著一群人來到我這兒,告訴我晚上有隻野豬從山上下來,將竹林里剛剛破土而出的幼筍都糟蹋掉了,這時候的竹筍可是人們餐桌上的一道美味。「那麼」,我說,「你們想讓我做什麼呢?」 「幫個忙,把槍借給我們用一下」 「好啊,槍就在牆角那兒。」 「嗯, 可是你還得幫我們把槍彈裝上。」 「沒問題,我來裝。」我馬上就裝好了槍彈。「拿著,當心別射著自己人。」他們遲疑了好長一會兒,沒人敢上前接過這把槍。他們又討論了好半天,最終,一位發言人站了出來,帶著非常嚴肅的表情,告訴我說,他們不敢開槍,如果我願意跟著一起去,射中的野豬就歸我一個人吃。對這些佛教徒來說,這當然沒什麼損失,他們本來就不吃肉,或者說,不應當吃肉。我們這一群人就這樣出發打野豬了。夜很黑,竹林里什麼也看不清,也許野豬聽到三十來個和尚以及僕人們的聲音,早就退回到山上的叢林中去了。我們既沒見到什麼野豬,也沒聽到什麼野豬的動靜,儘管如此,我得承認,我還是相當高興,比碰到了野豬還要高興。要知道,這種情況下開槍,我誤中和尚的機率可能比射中野豬的機率還要高一些。 對付這些糟蹋財產的野獸, 和尚們有兩個辦法。其中一個是在山坡上挖陷阱。這一地區遍布泉水,陷阱還沒挖好,就已經蓄了一半水進去。阱口然後用樹枝、碎屑和青草蓋好,以吸引野豬前來,等到野豬真用豬嘴來拱食這些東西,阱口一下子就塌了下去,野豬也就頭朝下地掉到陷阱里去了。這時候,野豬絕不可能逃出生天,它要麼是淹死,要麼就乖乖地成為中國人的獵物。對不熟悉當地地形的人來說,這些陷阱非常危險。好幾次我都差點陷了進去。有一次最危險,那天我剛從密林中鑽出來,無意中踩在了某個陷阱那充滿危險的阱蓋上,感覺到腳下的泥土在往下陷,我雙手外揮,設法抓住了附近的一條小樹杈,全靠它支撐著我才能爬到結實的地面上來。事後我去看這個陷阱,發現阱蓋上那些松松的掩飾物已經掉到陷阱里去了,出現在我眼前的是一個深深的陷阱,裡面蓄了一大半的水,陷阱口很窄,底部則寬大一些,就像一個大大的中國花瓶,這樣一種構造是為了防止掉進去的野豬再爬出來。一旦掉進去了,如果沒有外援,只憑我自己,幾乎不可能從裡面脫困。而這些陷阱一般都挖在最偏僻最原始的山裡,得到外援的機率就低得可憐。 另一個保護幼筍免遭野豬破壞的辦法則顯得很聰明。找一段大約八到十英尺長,比成人手臂還粗一些的竹子,將其從中剖開,剖到只剩四分之一處,然後將這段竹子系在竹林中某棵樹上,兩者相交成四十五度角,剖開的那一部分自然鬆開,然後用一根竹繩, 一頭牽住這段竹子,另一頭則牽到竹林外有人守候的地方。當夜深人靜,野豬從山上下來拱食幼筍的時候,守護人便一前一後拉動竹繩,帶動那段竹子發出「噹啷」、「噹啷」的聲音,這種聲音又響又悶,在寂靜的夜晚傳出去很遠,受到驚嚇的野豬便跑回它山上的巢穴中去了。我第一次在晚上聽到這種竹片的敲擊聲時,它傳遍了四面八方,我還以為那是在舉行某種宗教儀式呢,因為這種悶響的聲音很像中國寺廟裡做法事時一種樂器[2]發出來的聲音。 這一地區散布著很多寺廟。其中一座叫阿育王的寺廟,我曾經去參觀過。阿育王寺和天童寺一樣,規模都很大,看起來財力也很雄厚。它們不僅擁有寺廟周圍的大片田產,而且控制了周邊很多規模較小的寺廟。所有這些大大小小的寺廟,都選址在山中那些風景最為優美、浪漫的地方,附近通常都保留有或新栽種了大片樹林。這些特點讓人想起英國鄉村紳士們的居家之地,在中國這兒,則成為寺廟特有的一些標記。整個中國的寺廟都是如此。當一位疲憊的旅行者,在東方的烈日下暴曬了幾個小時之後,看到遠處山坡上、樹從中露出的華堂精舍,幾乎可以肯定那一定是一座佛教的寺廟,在那兒,他可以得到僧人們禮貌而又友好的招待。 普陀,外國人一般把它叫做「禮拜島」,是舟山群島中東邊的一個島嶼。普陀島是中國在這一帶的佛教聖地和傳播中心。 整個島方圓不過五六英里,屬於丘陵地形,山坡上以及小山谷中樹林密布,特別是鄰近寺廟的那些地方,更是如此。由於普陀離舟山只有幾個小時的航程,戰爭期間,很多英軍軍官都先後來這個小島遊玩,他們交口稱讚島上的優美風光,以及豐富的植被資源。有人還告訴我,島上的和尚喜歡搜羅各種植物,特別是蘭花。和尚們收藏的植物品種非常豐富,因為寺里有四處雲遊的遊方僧人,他們到過中國最偏遠的省份,還有來到島上的信徒,每年的特定季節里,很多信徒來到島上朝拜禮佛,他們供獻給寺廟的贈品里就包括很多植物品種。我於是決定到島上走一趟,親眼去看一看。我的普陀之旅於1844年的七月成行,陪同我一起前往的還有我的朋友,馬德拉斯步兵團的馬克維醫生。 我們晚上離開舟山,順潮而行,第二天早上就到了普陀。登岸以後,我們沿著道路越過一個山崗,在山崗的另一邊,我們下到一條美麗浪漫的溪谷。就在這溪谷裡面,建了一大群寺廟。當我們從山崗上往下走,第一眼看到這些寺廟建築時,還以為來到了一個相當大的城鎮呢。等到深入其中,所見所聞令我們趣味盎然。寺廟前面挖了一個很大的池塘,裡面種滿了睡蓮,寬寬大大的綠葉上面,開著紅白兩色蓮花,深受中國人的喜愛,每個來到普陀的遊客都要在這兒欣賞一番這些美麗的睡蓮。池塘上有座雕飾繁富的小橋,通往寺廟,與附近的古塔正好在一條直線上,兩者互相映襯,景色非常優美。 佛堂、寶殿都很寬大,裡面立了很多神像,情形與上文描述過的天童寺、阿育王寺差相仿佛。神像大都是三十到四十英尺高,通常為木雕或泥塑,再厚厚地鍍上一層金。這兒有一座小廟,看起來很不起眼,但我們卻在裡面看到了一些精美的青銅雕像,如果拿到英國肯定很值錢。這些青銅雕像,當然比其他神像要小得多,但從藝術的角度看,它們是我在中國旅行期間迄今看到的最好的雕像作品。 看過這些寺廟,我們繼續東行,大約兩英里之後,來到位於海邊的另一個寺廟集中地。穿過一個類似於凱旋門一樣的建築,我們進入到寺廟的院子當中,從院子裡面可以俯瞰大海。這兒的寺廟, 在構造上和其它地方的都一樣。因為已經計劃將此地作為我們在島上停留期間的根據地,我們選定了一間看起來最乾淨的寺廟,在得到大和尚的准許之後,沒有過多的耽擱,我們就把床和行李都搬到廟裡去了。 第二天,我們對島上各個地方進行了一番考察。 除了前面提到的大寺廟之外,島上還有大約六十至七十家小寺廟, 它們都建在山坡上,每個寺里有三、四個和尚,這些和尚都聽命於自己的上級,也就是附近某個大寺的方丈住持。即使是最高的山頂上,海拔大約1500至1800英尺的地方,也有一座規模很大,修繕完好的寺廟。 順著蜿蜒的石級蹬道,可以從海邊一直上攀到這個寺廟,半山腰還修了一個簡易的休憩場所,疲憊的香客們可以在這兒歇歇腳,也可以在一旁飛流下來的山澗中喝喝水,以便提神醒腦。左近還有一座立滿神像的小廟,香客們可以在這兒祈求神靈賜以力量,保佑他們到達最終的目的地。看到山頂上這座佛寺保存如此完好,我們都很吃驚。現如今,幾乎所有的寺廟都呈現出一派衰敗的景象,這種情況非常明顯。 但也有一些例外,少數幾所保存完好的寺廟,就被認為是有神靈護祐,從而在人們群眾中得到一個好名聲。不過,絕大多數寺廟的情況還是很不樂觀。 從普陀山頂的這個寺廟往外看,景色非常壯觀。高高低低的群山在白雲下連綿起伏,海面上點綴著數百座小島,有的富饒,有的則是光禿禿的石頭山。 往西邊諸島看去,海水渾黃一片,有如泥漿,往東邊看去,蔚藍的大海就恢復了它本來的顏色,兩者相交之處,界線分明,有如涇渭。 就如所有其它佛寺的周邊一樣,島上的樹木也都保存得很好。 我們看到的主要有樅樹、杉樹、紫杉、青柏、樟樹、烏桕樹、橡樹以及竹子等。 在樹林中,我們發現了很多自然生長的山茶,從二十到三十英尺高不等, 莖杆粗細則與其高度相稱。可是,這些山茶只有最常見的紅色這一種。除此以外,普陀山的植被便與舟山島上沒什麼兩樣了。 每個和尚都栽種了一些自己喜愛的植物,他們住在山上的小寺廟裡,這方面的條件比其他人要優越得多。看到這些窮苦的人滿懷興趣地照顧著花草,我們都很高興,可是這些花草的數量和種類又讓我們非常失望。根據我們聽到的一些說法,我們原本以為會有很多花草,很多種類。 普陀山作為佛門清淨之地,島上住的全是和尚,少數幾個俗世之人,不是僕人,就是與和尚們有著某種關係。島上不允許女人居住,因為按照佛教教義,和尚們是不能結婚的。據估計,島上一共有2000名和尚,但很多和尚經常要離開普陀,出去化緣,以支持他們的佛教事業。這兒的寺廟,也像天童寺一樣,有著屬於自己的一塊土地,土地所得用來維持寺廟的運轉,不足部分則依靠信徒們的捐獻。每年,在不同的時段,都有一些特定的節日,在這些日子裡,成千上萬的善男信女,主要是女性信徒, 來到這些寺廟。她們穿著自己最好的衣服,鞠躬跪拜, 行禮如儀,展現其對神靈的虔敬之心。每到這時候,寺廟中或進門處便擺出很多貨攤,出售香火、蠟燭、銀元寶以及其它可以祭獻給神靈的供品。香客們購買這些東西,有些就在廟裡面用掉,有些則帶回去作為鎮宅之符,護佑全家老幼。出售這些東西的利潤自然也都用於維持寺廟的運轉。看著這些可憐的愚信之人,他們當中有人跋涉幾百英里來到普陀這兒或者其它地方的名剎,一展其虔敬之心,你不得不欽佩他們這種精神。我在天童寺期間,適逢寺里舉辦一個三天的法會,香客們從全國各地蜂擁而來,他們穿著得體的中式袍服,擠在通往寺廟的馬路上,那種情形,讓我不禁想起聖經時代,在那些日子裡,耶路撒冷正處在全盛時期, 猶太人,這上帝挑中的子民,從遙遠的地方前來朝拜聖地。 儘管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以一種憐憫的情懷來看待佛教僧人、信徒們的宗教信念,但對於這種信仰行為,基督徒還是應該給予一定的尊重,從哪方面講都應該相信,這些人的信仰是發自內心的。在這方面,我傾向於認為,我們基督徒做得還不夠好。郭士立先生[3],在他的普陀島遊記中表達了他的不同觀點。他說,「我們參加了僧人們的晚禱,他們唱著巴利經文,就如天主教堂里唱拉丁經文一樣,手中握著掛在前胸上面的念珠。 其中一位僧人手拿一個小鍾,通過鐘聲可以調整晚禱的節奏。間或還敲一、兩下鼓與大鐘,以喚起神佛對這些禱文的注意。禱文是早就背得滾瓜爛熟了,參與其事的沒有哪一位對這套儀式表現出任何興趣。一些人在默念經文時,另一些人則一邊四處張望,一邊 互相說話開著玩笑。還有幾個在場的人,他們沒有進行晚禱,而是一直盯著我們看,在他們身上,感受不到哪怕一絲莊嚴的氣氛。」郭士立先生所描述的當然都是真的,但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在他們的寺廟中住了幾個月後,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上述描繪遠不具有普遍性。 在某些場合,我也看到過類似場景,但這種輕浮的、漫不經心的舉止通常都發生在那些僕人或旁觀者身上,他們並沒有參加到儀式中去。在那些可敬的僧人身上是不會發生這種情況的。恰恰相反,他們做法事時表現出的那種莊嚴常常讓我感動不已。我經常在僧人們舉行禱告的時候走進寺廟,如果因為我的出現而轉移了他們的注意力,我會覺得很抱歉,可是他們都以最莊嚴的神態繼續著自己的禱告,就當沒有我這個外國人一樣。直到一場法事結束,他們才很有禮貌地走上前來,帶著極大的好奇,認真檢視我的衣服以及我身上的一切東西。不只是僧人如此,那些居士,特別是女性居士,他們在公眾場合做法事時,看起來同樣也很虔誠,至於他們是否確實表里如一,或者說,他們這種虔敬之心能維持多久,那我就不得而知了。在匆匆忙忙就給這些中國人下結論之前,我們可以試想,如果基督教的教堂里突然闖進來一個中國的小腳女人,或者一位中國官員,他帽子上鑲著金頂子和孔雀翎毛,腦後拖著長長的辮子,這時候我們教堂里的人會有什麼反應?對這些佛教僧人,我還遠遠談不上什麼欣賞,一般而言,他們都很愚昧,對佛教簡單教義之外的東西一無所知,但他們身上還是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學習。 在中國,佛教之外還有兩個教派,一個是孔夫子的信徒,或者叫儒家;另一個是道教門徒。雖然這三個教派的信徒占了總人口的大多數,但眾所周知的是,中國每個省份都有人數眾多的伊斯蘭教信徒,中國政府不僅默許這些教徒的存在,而且就像其它三個教派的信徒一樣,他們也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認。猶太教在某些地區也有分布,但最主要的還是集中在河南開封府。 中國人不斷舉行著各種各樣的宗教儀式,這至少說明他們非常迷信。 在南方各個城鎮,每個家庭在室內室外都設有祭壇或神龕,室內的神龕一般設在客廳或商店的盡裡頭,視情況而定,有些神龕設在離地幾英尺高的地方,上面擺放一些象徵著祖宗神靈的東西,周圍放上一些帶有金箔的華麗彩紙。在中國元月和其它節日, 神龕前的香案上還要燒香,點上蠟燭。室外的神龕則像一個小爐子,所有那些祭祀活動都在這兒進行。 在小村莊附近,有時候甚至是很偏僻的地方,還可以看到一些小廟、祭壇,裝飾著俗麗的彩畫或彩紙,周圍插著一些燒剩的蠟燭和線香棍兒。在中國,幾乎每個城鎮都有一些出售神像的店鋪,各種神像各種尺寸都有,價錢則從幾文錢到一大筆錢不等。擺出來售賣的這些神像都很有些年頭了,其間顯然經過好幾次的轉手。 我自己傾向於認為,中國人轉讓這些神像,是因為它們無法取悅於自己,之後再買進更高級別的神像,希望後者能夠滿足自己的心愿,或者給自己的家庭、村莊帶來財富。 給神靈必須定期上供,供品之豐富,一定會讓初次見識它的外國人感到大開眼界。1844年11月,在上海期間,在租住的房子裡面,我就目睹了這樣一場最奇妙的盛筵。這家人在這天舉行了敬神祭祖的活動。一大早,人們就把屋子的大廳布置好了,大廳的中間擺上了一張桌子,很快,桌子上就擺滿了小碟子,裡面盛著各式各樣中國人日常吃的那些食物,一切都非常精美,難以形容。又過了一會兒,桌子上點起了很多蠟燭,開始焚香,青煙和馨香從香炷上裊裊上升。所有的家庭成員以及他們的好友都穿著盛裝,依次來到桌前和神龕前反覆磕頭、鞠躬。此情此景,雖然有偶像崇拜的意味,但在我看來,還是很有些動人之處,一方面我為房東及其朋友受到蒙蔽而惋惜,另一方面我又被他們的虔誠所打動。這套儀式結束後不久,人們開始往供桌前的地板上堆放很多彩紙疊成的銀元寶,就是中國市場上通用的那種銀錠的形狀,然後從供桌上取下一根燃著的香炷,插進彩紙銀元寶中,將這些銀元寶焚燒殆盡。不久,等到人們認為神靈已經馨享了這頓美食之後,所有的食物就從桌子上撤下來,切成一塊一塊的,給家庭的全體成員分享。 還有一次,在寧波,我到離城有些距離的鄉下去,等我回到寧波城東門的時候,天已經變黑了。我就住在東門附近一位商人的家裡,但城門已經關上了。在大力地敲了兩、三下門後,守門人馬上把我放了進去。我現在走在寧波城最寬最好的大街上,街上看起來亮亮堂堂的,而且與中國城市通常入夜後的情況不同,這兒顯得還很熱鬧。各種音樂聲傳到我耳中,包括鑼聲、鼓聲以及悲涼而又悅耳的笛聲。我想看看怎麼回事,於是快步走上前去,我看到那兒正在舉行一個敬神的活動,但是規模比我以前看到的類似活動要大得多,給人的印象也深刻得多。桌子擺到了大街上,每種東西都要更大一號,也更貴一些。這一次,擺在桌子上的不是一小碟一小碟的食物,而是整頭整頭的犧牲,桌子上面,一邊擺著一整隻豬,另一邊則擺著一整隻羊。豬像通常一樣,將豬毛褪得乾乾淨淨,羊則把皮剝去了。兩者的內臟都被掏空,身上分別放著一些花、一個洋蔥以及一把刀。桌上其餘地方還擺著一些有錢的中國人通常享用的美食,諸如雞、鴨、眾多複雜的菜式、水果、蔬菜和米飯等等。桌子一端放著一把椅子,以便神靈坐著用餐。筷子像平常一樣擺放在碗碟旁邊。燈光照亮了整個這一片地方,青煙從香炷上裊裊上升,散入空中。 樂隊時而奏響那些優傷的民族曲調。整個場景是如此陌生,又是如此奇特,真是前所未見。 在北部城市,我還經常看到另一種帶有宗教色彩的儀式活動——賽神遊行大會。 我曾在上海看到過一次這樣的活動,遊行隊伍至少有一英里長。 各種神像、佛像都用最好的綢布裝裹一新,坐在華美的四抬大轎上,轎前轎後則簇擁著眾多的信徒。這些信徒為了今天這個場合都穿上了盛裝,並且佩戴上象徵自己地位的各種徽章。遊行隊伍中有一列高級官員,他們都穿著同樣的官服,有些官員帽子後邊拖著寬寬的花翎,這些花翎都用孔雀翎毛製成,另外一些官員則穿著華麗得有些誇張的袍服,低低的帽子上插著兩枝長長的黑色鶡羽,垂到肩膀上就像長了兩支角一樣。凶神惡煞的差役們頭上帶著高高的圓錐形黑色帽子,手中拿著鞭子,隨時驅趕那些冒犯官駕的人。幾支樂隊,分別位於遊行隊伍的不同位置,邊走邊吹奏一些樂曲。我很想知道遊行之後會發生些什麼事情,所以一直跟在隊伍後面,直到他們在郊外的一座寺廟前停了下來。人們從四抬大轎上把神像請下來,畢恭畢敬地把它重新放回到寺廟裡去,早上這些神像就是從這兒被請出來的。無數的信徒就在這些神像前鞠躬、焚香,在供桌上呈上自己的供品。寺廟周圍還有一群群衣飾精良的婦女、兒童,他們跪在地上,看起來都非常虔誠。草地上堆放著大量用紙疊成的銀元寶,等到這天儀式結束的時候,這些由各位信徒帶來的銀元寶,都將作為神靈的供品被燒化,獻給神靈馨享。整個場面非常有趣,但任何一位基督徒看到這種場面,都會因此而產生一種深深的憐憫之情。 在漫遊中國期間,我常常碰到一些傳教士,既有基督教新教的,也有羅馬天主教的,這些教士在中國人中間已經辛苦傳教了很多年。但直到最近,基督教新教的傳教範圍都主要限定在澳門與廣州,戰爭結束以後,傳教士們才有機會到別的地方去傳教。有些傳教士現在就定居在剛對外國人開放的通商新口岸以及我們的香港島上,並且把香港作為他們的傳教總部。 醫學傳教士和其他人一起合作,在治療肆虐中國的多種疾病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他們也把基督的福音傳到了病人心中。來自倫敦會的雒魏林[4]醫生已經在上海站穩了腳跟,每天他的診所里都擠滿了病人,許多病人來自偏遠的農村, 這些病人在他那兒得到了很專業很周到的照顧,他們不用花錢就得到了這些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服務。神父麥都思先生[5],在東方工作了很多年,熱心於傳教事業,他目前也住在上海。他同時還是一位傑出的漢語學者,能用漢語給中國人布道傳教。此外,他還有一台中文印刷機,日夜不停地印刷並傳播上帝的福音。 在我離開上海之前,又有幾位先生和他們的家人來到這兒,努力地學習這邊的語言。寧波、廈門也住了一些傳教士,英國、美國來的都有。我估計,閩江旁邊的福州府在此之前也應該有一些傳教士了。 從我自己接觸中國人的經驗, 以及我所了解的醫學傳教協會的工作來看,我相信,醫學傳教協會在協助傳教士轉變中國人的信仰方面會起到一個很大的作用。 但我又不得不指出,迄今為止,局面仍然沒有什麼大的改觀。 部分中國人,應該說大部分,對任何宗教都漠不關心,另外一部分中國人則既頑固又自負,想要說服他們,讓他們相信,有一種宗教比他們自己的更好更純粹,這將會是一個非常艱難的任務。 羅馬天主教的傳教士們在傳教時,與新教的做法有所不同。他們並不把自己圏定在中國這幾個對外開放的通商口岸中,而是深入內陸,散布到全中國各地。他們當中有一位主教,來自義大利的一位紳士[6],住在離上海若干英里以外的江蘇省,我經常在上海碰到他。 這位主教穿著中國農民的服裝,說著一口流利的漢語。在他居住的地方,他常常被那些皈依的教民包圍著,事實上,那兒就是一個天主教的小村落,他住在裡面非常安全,我估計,很少會有甚至完全沒有政府官員來找他的麻煩。當新的羅馬天主教傳教士來到中國,便有他們的教中兄弟或皈依者到離居住地最近的港口來迎接他們,然後把他們秘密送進內陸。他們脫下西式衣服,換上中式服裝,頭剃得光光的,就這樣被帶到今後將要開展傳教工作的地方。在那兒,他們開始學習當地語言,如果之前沒學過的話,大約兩年之後,他們就可以自如地使用這種語言,向當地人傳教。這些可憐的教士,他們為了自己支持的事業,需要面對很多困難與危險。儘管我並不贊同他們所傳播的教義,但對他們這種忠於信念的熱誠和犧牲精神,我還是要表示崇高的敬意。自從雙腳踏上中國的土地,他們就徹底放棄了歐洲的風俗、習慣以及富足的生活;在很多情況下,他們再也聽不到來自父母、朋友、家庭的消息;在他們面前是一塊異教徒的土地,陌生的人們既冷漠,又對傳教士們為之犧牲一切的宗教漠不關心;他們知道自己的墳墓將遠離自己出生的地方,遠離自己早年的家。他們似乎有著第一批傳教士那樣的精神和熱情,就像聖主分派第一批傳教士到世界各地時說的那樣,要「把福音告訴每一個人」,要「聽從上帝的召喚」。 有了這些傳教士的上述努力,皈依者的數量也就相當可觀了。但是我擔心他們,這一擔心也同樣適合新教的傳教士們,會被一種虛假的表相或誓詞誤導。許多中國人一點原則性也沒有,為了得到眼前的利益,他們可以欺騙性十足地把自己變成一個名義上的基督徒,或者別的什麼,可是第二天,如果給他們一點誘惑的話,他們又可以變成一個佛教徒。但即使如此,全體中國人,要轉變成為一個名義上信仰基督的民族,這一天的到來必定仍然非常遙遠。當代那些預測千禧年太平盛世就要到來的人,如果看到這個廣袤國家的遼闊幅員,以及這個國家的三億個靈魂,他們在發表那些荒唐而又愚蠢的預言之前,必定也會有所遲疑,進行一些反思吧。 * * * [1] 譯者按:馬禮遜有六個子女,此處不知是馬禮遜的第幾個兒子,但肯定不是馬禮遜的大兒子馬儒翰,因為馬儒翰已於1843年病逝於香港。 [2] 譯者按:作者指的樂器應該是木魚 [3] 譯者按:即KARL GUTZLAFF,中文名郭士立、郭實獵、郭實臘等,德國基督教路德會牧師。1803年生,1826年至東南亞傳教,1831年前往中國,一面行醫,一面傳教。1832年他陪同英國東印度公司商業間諜林賽乘坐阿美士德號商船北上刺探情報。著有《1831-1833年在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一書。1834年,他陪同英國東印度公司植茶問題研究委員會秘書哥登,深入福建武夷山產茶區,訪求栽茶和制茶的專家,購買茶籽和茶苗。1840年鴉片戰爭中,他擔任英軍司令官的翻譯和嚮導,以及英軍占領下的定海知縣、鎮江知府,參與起草《南京條約》。1843年香港開埠後任撫華道。1851年卒。 [4] 譯者按:William Lockhart,中文名雒魏林,是倫敦會派往中國的第一位醫療傳教士。1811年10月出生於英國利物浦,1838年被倫敦會派往中國廣東,1838年7月31日他與另外一名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一道前往中國,後輾轉於南洋巴達維亞、馬六甲,和中國廣州、澳門、香港、寧波舟山、定海、上海、北京等地從事醫療傳教工作。1843年12月,他到上海傳教,並行醫治病,擅長眼科。1844年在上海老城東門外開設上海第一家西式醫院「中國醫館」。著有《在華行醫傳教二十年》一書 [5] 譯者按:Walter Henry Medhurst,中文名麥都思。英國倫敦會傳教士,1816年被派往馬六甲,1843年至上海傳教,參與創建墨海書館,與王韜合作,將聖經翻譯成中文。著有《中國的現狀與傳教展望》《中國內地一瞥——在絲茶產區的一次旅行所見》等書。 [6] 譯者按:福瓊筆下的這位主教,應該是羅伯濟,又名羅類思(Bishop Lodovico Maria Besi, 1805-1871)。羅伯濟1841年被任命為南京教區主教,當時南京教區的天主教徒主要集中在江蘇松江府農村,羅伯濟的主教府便設在浦東的金家巷,後又在松江張朴橋創辦聖母無玷聖心修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