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雜論集 · 二十世紀的羅馬教廷與帝國主義
教廷與法西斯之聯盟
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是全部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轉折點。這個真理，羅馬教廷也完全承認，不過它是從反面看問題的。教廷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後的蘇聯是它的敵人，它認為它自己已在面對一個前所未有的危機。恰巧這也正是沒落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看法。在過去，世間最大封建殘餘的教廷與資本主義雖已由相抗而趨於合作，但兩者間總有距離，十月革命之後它們才第一次「神通氣合」。它們不約而同地認為，現在已經沒有其他的問題了，任何其他的問題都已無關重要，都已不成問題，唯一的問題就是如何反蘇反共，如何壓制全世界都要翻身的人民。就是在這種情形下，各國的資本主義對內開始發展到最惡劣的狀態，就是法西斯主義，這等於是把過去毫無忌憚地對付殖民地的方式拿過來對付過去慣受麻痹與間或受到小恩小惠的國內人民。壓迫意識與剝削意識一向濃厚的教廷，對此表示非常歡迎，在宗教改革四百年以來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發展中，這恐怕是最使教廷感到滿意的一種發展；儘管在一開始時兩者間可能有小的磨擦，但在基本上最大封建殘餘的教廷與末路資本主義的法西斯是意氣相投的，在徹底反人民一點上兩者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法西斯始祖的莫索里尼登台幾年之後，六十年懸而未決的「羅馬問題」就順利地得到解決，教廷表示不再反對統一的義大利王國，承認義大利王國對於教皇國領土的合併。這證明，對於舊民主主義下的義大利王國（不管那種民主主義要打多少折扣），教廷不能合作；但現在是法西斯的義大利了，再不合作，尚待何時？所謂「羅馬問題」解決的當年（一九二九），教皇比約第十一就為法西斯「祝福」說：「莫索里尼是天降的英傑，一個不為自由主義的政治成見所困擾的人。」自此教廷就忠心耿耿地承當法西斯政府一切罪惡的「神命」辯護人的角色，連莫索里尼侵滅阿比西尼亞的罪行，教皇都公開稱譽為有助於「歐洲及世界和平」的行動。
對於希特勒，教廷也同樣地歡迎。希特勒在德國得勢後三年（一九三六），德國的羅馬教主教們就奉教皇的指示，共同發言為希魔「祝福」：「我們的領袖希特勒，靠上帝的幫助，必能完成他的最艱苦的任務。」當時德國的基督教新教教士中尚有一部分比較忠於人民的人，不畏強暴，公開地反對納粹，而羅馬教已經心悅誠服地倒入納粹懷中。對於近代歐洲典型落後國家西班牙的典型反動人物佛朗哥，教廷的讚許更是不問可知的了！一九四五年教皇比約第十二（就是今日仍然在位的教皇）說：「佛朗哥是聖座的寵子與最親愛的國家元首。」佛朗哥曾把西班牙短期民主政權所還與人民的一部土地財產用暴力奪取，又撥歸各地的教堂與修院，這就當然使他得有教廷「寵子」的資格了！
但經濟的利益，直接的經濟利益，雖然重要，還不是教廷擁護法西斯的唯一原因，同樣重要的，更為重要的，還有保障經濟利益的政治利益，那就是一切法西斯都是反蘇反共的。教廷最可鄙的表演，都是以反蘇反共為出發點的；這由它在第二次大戰期間與各法西斯國家的狼狽為奸，最可清楚看出。作為歐洲第二次大戰序幕的納粹滅亡捷克斯洛伐克的事變發生於一九三九年三月，進入四月教廷就承認了納粹傀儡國「斯洛伐克」的獨立，當時主持這個「國家」的是納粹走狗及教廷特務的一個大教士提索（Mgr.Josef Tiso）。一九四〇年七月，當法奸貝當的傀儡政府方才成立三周之後，教皇比約第十二就命令法國的教徒要全力「協助國家的復興」。貝當治下「國家復興」的一個方面，就是廢除第三共和國一切不利於羅馬教會的法令。一九四二年三月，當第二次大戰期間日本正在最盛時，教廷第一次接待了日本大使原田健。在第二次大戰的前半期，利令智昏的教廷一心相信法西斯集團一定勝利，所以就一貫地走法西斯路線。以上這一系列的史實，在當時世界的報紙上是都曾大書特書的，今日梵蒂岡教廷與它在世界各地的代理人都在極力為這些醜事隱諱，但實際是只有欲蓋彌彰。並且現在教廷已又在與日深一日走向法西斯死路的美國帝國主義作同類的勾結了。
教廷在今日歐洲的反動罪行
第二次大戰期間與大戰之後的今日，教廷的罪惡活動是一線相傳的。在中國的淪陷區，天主教教會由「宗座代表」引向與日寇特務機構密切勾結。同時教廷代理人在歐洲與納粹合作的程度，只有超過中國淪陷區的情形。在所有被納粹侵略軍占領的羅馬教國家，如捷克斯洛伐克或匈牙利，以及非羅馬教的地區，如蘇聯的一部領土，無論教廷的正式代理人，如「宗座代表」或「教廷公使」之類，或各國的總主教與重要主教之類，或教廷的暗藏代表，就是在各種掩護色之下活動的特務分子，無不與納粹占領軍，納粹侵略軍，及納粹特務機構「親如家人」，密切合作，交換情報，不僅是公開地倡導「倒蘇滅共」，並且在各占領國與占領區，依靠納粹的暴力，大量地與最無恥地強占土地與剝削人民。經過土地改革運動中的了解情況，我們新中國的人都知道地主如何壓迫農民與剝削農民；在納粹占領時期，東歐羅馬教地區的教會狐假虎威，無不把平日已夠慘酷的壓迫剝削更為加深，其程度往往遠在我們於土地改革中所遇到的地主之上，因為東歐的教會一般地都已作到地主、君主、教主三位一體的地步。等到納粹敗退，蘇聯的解放大軍急速西進時，以及在東歐各國解放之後，這些反蘇反共吸血而肥的「神權」代表如何瘋狂地陰謀破壞，也是不言而喻了。匈牙利唯一的一位樞機主教，又是匈牙利全國教會的首席主席（Primatis），於一九四八年年底因間諜案與破壞國家經濟案被捕，到一九四九年二月因證據確鑿，無法抵賴，這位樞機主教也只有俯首認罪，被法庭判處無期徒刑。今年，一九五一年年初，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了同樣的案件。三位主教反蘇反共反人民的罪行，遠溯到第一次大戰之後，捷克解放後他們仍不死心，在教廷與美帝的雙軌指導下進行背叛國家的反動陰謀，除了作間諜與繼續剝削農民外，土改中地主所做的醜事，這些以每日向人說教為業的主教也無一件沒有做出：隱瞞土地，轉移財產，偽造證件，一切大盜與小偷的鬼祟勾當，都被他們玩盡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不僅中國，全世界無不如此，無論成見如何深的人都不能不接受的證據，使三位主教也只有在人民面前低頭，甘受罪刑。
今日教廷之投靠美帝
反動的教廷，在與它自己的切身利益有關的問題上，一向是算盤很清楚的。它深知無論是佛朗哥或西歐任何羅馬教國的反動統治者，今日在日漸壯大的人民威勢前，已都無能為力，它看出唯一尚可對它有一時的實際幫助的，就是今日僅存的有實力可言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所以教廷雖然絕不會放過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機會，但它最大的功夫是用在美帝身上。今日的美帝是第二次大戰前納粹與法西斯的新的化身，是反蘇反共陣營中唯一尚談得到實力的國家，教廷自然要像當初擁護德意兩國反動勢力那樣地大捧美帝。兩者狼狽為奸的情形，今日雖尚未全部暴露，但有些表面現象的意義已經是非常清楚的了。我們現在只舉一事為例，就是樞機主教名額新的分配情況。
按制度，握有選舉教皇大權，平時等於教廷的國務院的樞機主教院，以七十名為滿額，但照例總有缺額。我們可以最後有詳細資料的一九四九年夏為標準，看看此時的名額如何分配於世界各國。當時全院共五十五人，其分配如下：
國別 人數
義大利 二一
法蘭西 五
美利堅 四
德意志 三
西班牙 二
葡萄牙 二
阿根廷 二
巴西 二
加拿大 一
智利 一
秘魯 一
古巴 一
其他十國 各一
最後一項，各占一位的十國，與我們現在所要研究的問題無關，從略；其中唯一值得我們附帶注意的，就是中國也占一位，即一九四六年被任命的田耕莘，新中國成立前他本駐北京，今日據聞他已到了香港。對於與本題直接或間接有關的十二個國家，我們可分別解釋。義大利與法國的重要地位，完全是由於過去歷史的關係。在中古時代，教皇於某種程度上可說是全歐性的一個職位，任何人都可當選，並不限於義大利人。雖然因地理實際情形的關係，義大利人當選的較多，但歐洲其他各國的人也確是常有升任教皇的。但進入十六世紀後，情形大變，在資本主義開始抬頭的局面下，民族主義的國家出現，教廷雖仍強調它的超國家性，但實際它無法不在相當重要的程度內成為一個義大利的機構。最後一個外國教皇是一五二二年當選的，次年即死，由一五二三年到現在，四百三十年的工夫，所有的教皇沒有例外地都是義大利人。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天主教中的帝國主義分子欺騙中國教徒的一種說法，說教皇是由任何國家天主教徒中都能產生出來的，那完全是鬼話。為保障教皇一定是義大利人，近代歷史上歷任教皇委任樞機主教時，即或義大利籍的人不達半數，最少也總超過三分之一，而教皇的選舉是要三分之二以上通過的，事實上絕無一個非義大利人出任教皇的可能。
法國的情形與義大利不同。自十七世紀中期以後，法國是歐洲大陸的第一強國，也是教廷的最大靠山，所以在義大利以外，法國的樞機主教名額一向是最多的。今日法國雖已沒落，但昨日歷史的關係，一時尚不能全部否定，因而法國在樞機主教院中仍占第二位，但實際上已不發生作用。
在討論美國以前，我們先把意法以外其他三個歐洲國家問題處理清楚。德國就全國範圍而論，並非羅馬教國家，只是南德的人多數信羅馬教。但自十九世紀後期德國統一強大後，教廷對它非常重視，所以今日它在樞機主教院中仍占三個名額。西班牙與葡萄牙在歐洲是最落後的羅馬教國家，然而正是這落後性是最為教廷與教會所歡迎的，教會在這兩國特別得勝，政治壓迫與經濟剝削，都可暢所欲為。所以兩國在國際政治上雖無地位，在樞機主教的分配上卻仍受到特別的照顧。
美國取得四個樞機主教的名額，在全院中占第三位，把義大利法蘭西兩個特殊國家除外，等於占第一位，那是歷史上空前的現象，是第二次大戰結束後的次年（一九四六年）才發生的現象。美國自立國以來，一向以「耶穌教國家」自豪，一般人民在情緒上，統治人物最少在口頭上，總是反羅馬教的。羅馬教的人數雖逐漸增加，在今日也不過占全國人口的六分之一強，進入二十世紀後，美國偶得一個樞機名額，那也不過是教廷敷衍的手法而已。然而時至今日，情形已經大變，美國的四個名額中，三個都是一九四六年填補的，完全是第二次大戰後的新發展。並且可注意的事遠不只此。美國以外的六個新大陸國家（阿根廷、巴西、加拿大、智利、秘魯、古巴）共占八個名額，其中七個都是一九四六年填補的。在一九四六年以前，整個的新大陸，包括美國在內，只有三個樞機主教，與今日的情況無法比擬。二次大戰後的今日，加拿大已等於美國的一部，拉丁美洲也完全是美國的外府，新大陸的十二個名額都等於是美國的名額。（一九四六年調整時新大陸原有樞機主教十三人，其中一人不久死去）按教廷的本意，它未嘗不想把十二個或十三個名額都給美國，但對於一個基本上非羅馬教國的國家若如此優待，在面子上未免太覺難堪，所以它才想出這種使一向不被重視的拉丁美洲國家受寵若驚的巧妙方法，給了美國一個實質上如此大的額數。把義大利除外，外籍的樞機主教只有三十四人，而美國就控制其中的十二人，即百分之三十五以上，這真可謂是美國的「殊榮」了！第二次大戰後世界各地人民高度上升的力量，特別是近在咫尺的歐洲人民的上升力量，使歷史殘餘的教廷恐怖萬分，環視全歐，已經沒有一個可靠的「護教者」，最後只有不顧一切，在大戰結束的次年，就以調整樞機主教院的方式向「耶穌教國」的美帝表示投靠，呼籲救命了。為蒙蔽世人的視聽，沖淡世人的印象，它同時又在新大陸以外搜羅了一批「陪榜」的人，所以連宗教殖民地的中國教會竟也得列上一個田耕莘！
美帝之倚重教廷
但教廷美帝之間的關係，倒不完全是教廷方面的單相思，美國對於教廷也是深為看重的。美帝重視教廷的理由，簡單一句話，就是欽佩它的陰謀傳統與間諜本領。我們可引一九五〇年春美國一個著名雜誌中的一段消息，作為對此問題的真實說明：
「最近杜魯門總統就要派遣一個新的駐梵蒂岡的總統私人代表……
「在宣布派遣新代表時，杜魯門要向國會致送一件特別咨文，說明他為何要繼續維持這個代表團，並且要強調一個事實，那就是說，美國須在羅馬設立一個『聽音站』（Listen-ing Post）的需要，今日與過去同樣迫切，甚至較過去任何時期都為迫切。
「無論根據宗教原因杜魯門對派遣駐梵蒂岡代表一事曾有何種顧慮，這些顧慮已都因國務院堅持此代表團為世界範圍的情報搜集所必需的說法而被掃除……」
這段消息的意義清楚至極。美帝自然不會嫌幫閒或幫凶太多，但對一般的反動工作，它自己大概都認為頗有把握，不一定非拉人入伙不可，美帝唯一對教廷要自嘆弗如的，就是歷史悠久傳統堅實的陰謀策略與間諜技術及其無孔不入的行動便利。在羅馬教國或羅馬教區，處處都是中古封建領主化身的高級教士與修士，在非羅馬教地帶，也幾乎處處都有各形各類的宗仰教廷的傳教士。這些人有計劃地或無所謂地，經常地或直接地、間接地，都有情報送到梵蒂岡。美帝雄心再大，它的雄心在此點上也無法儘量施展，除非與教廷密切勾結，向教廷甘拜下風，它自己是無法建立一個真正籠罩全世界的情報網的。所以它在教廷情報網的中心，梵蒂岡宮，必須有一個「聽音站」，充任「站員」的就是所謂總統私人代表。第二次歐洲大戰爆發後的當年（一九三九）十二月，美國總統就派了一個私人代表到梵蒂岡。這在當時，為的是便於聽取與戰事有關的軍事外交消息。大戰結束後，一向反羅馬教的一般美國人民與他們在國會中一部比較進步的代表，都反對再繼續維持這個代表團。杜魯門一時也曾猶豫不定，但金融資本、軍閥與官僚勢力重心所在的國務院，堅持非維持這個代表團不可。國務院是花旗牌的帝國主義，即世界主義的執行機關，為推行世界主義所必需的情報，它認為只有借重教廷方能取得。一九五〇年國慶日炮擊天安門的武裝暴動陰謀，參加的一夥中就有身膺主教頭銜的「羅馬教廷駐華公使」的「北京代表」，全部計劃事先都曾送給駐東京的美國占領軍總部，我們也可相信，總部也必曾把消息轉到華盛頓。美帝與教廷特務工作的打通，在這個罪大惡極的案件中暴露無遺了。這絕不是偶然的或例外的，今日在世界各地，教廷與美帝無不形影不離地同干反人民的破壞勾當，梵蒂岡與華盛頓已成了反人民事業的兩個聲氣相通的大本營。
耶穌會的喬治頓大學——美帝所依賴的陰謀人員訓練所
美帝借重教廷，並不完全依靠在遠隔大洋的梵蒂岡宮所設的「聽音站」；美帝重視教廷，也不自今日始。近在咫尺，等於在白宮的隔壁，還有一個與「聽音站」同等重要或更為重要的機構，是聯繫教廷與美帝的一個龐大陰謀機關，就是普通不為人所注意的一所大學；遠在第一次大戰之後，十月革命後的三年，這所大學就開始成為國務院的一個非正式的部門。局外的人，包括一般美國人民在內，很少知道國務院人員相當大的一部為羅馬教徒的一個嚴重事實，而且這一部分羅馬教徒都是教廷死黨的耶穌會士所訓練出來的陰謀專家。美國首都華盛頓城的郊區，有一區稱為喬治頓（Georgetown），一七八九年，美國向英國爭得獨立後的六年，現行美國憲法正式公布施行的那一年，美國的羅馬教徒在此地創辦了一所學校，以地為名，稱為喬治頓大學。一八〇五年，這所學校就移歸耶穌會辦理，至今它仍是由耶穌會所控制的一個學府。百餘年來，美國羅馬教的許多高級知識分子，都是由這個學校出身的。進入二十世紀後，它與已經發展為獨占資本的華爾街互相拉攏：例如一九二〇年，它就曾由「金融大王」摩爾根獲得了三萬金元（美元，編者注）的捐款。也就在同一年，這所大學中添設了一個外事專修科（Foreign Service School）。一成立之後，這個專修科就與美國國務院間有了默契，國務院的正門與旁門都為專修科出身的人大敞大開：正路如駐外大使公使領事及各級隨員的職位，旁路如國務院列名而其名向來不見於報紙的各種背後決策的事務官職位，都大批地由這個一向以陰謀著稱的耶穌會士指導及耶穌會士訓練的羅馬教學校的畢業生來充任。這所大學的外事專修科極為發達，根據一九三〇年的數字，在全校二千六百九十五名註冊的學生中，外事專修科的學生就有四百二十五人，約占全校名額的百分之十六。數額如此之大，雖不可能全部畢業生每年都湧入國務院，但在普遍世界的美國正式的與秘密的外交人員與情報人員中，此校出身的人確實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美國並非羅馬教國家，羅馬教徒只占全國人口的六分之一強；但由國務院的面貌看來，美國已儼然是一個準羅馬教國家。在美國聯邦政府的全部機構中，最保守最反動的機構就是國務院，它一向有「富翁俱樂部」的綽號，只有富家子或資本家的重要代理人才有入院當差的希望。近三十年來，在這種資本主義特質之上，又加上了最反動的耶穌會的封建主義特質。這是研究走向法西斯絕路的今日美國時所必須注意的一種情況。美國的法西斯化，也就是美國的梵蒂岡化，不僅是在本質上已日趨顯著，在作風上也一天比一天清楚。我們可以確信，耶穌會幾百年來的詭術真傳，以及羅馬教廷一千五百年的權術傳統，都必在喬治頓大學的外事專修科中儘量傳授。接受此種傳授的人大批進入國務院後，即或是在極其表面的作風上也必會發生影響。凡稍微注意美國外交的人，都可感覺得到，近些年來，尤其是第二次大戰以來，其無恥與無聊的作風日愈顯露。今年七月朝鮮停戰談判開始以來，美國的一夥談判人員所表現的自不知丑與史無前例的歪狡與無賴，絕非偶然的事，這是「學有所本」的一套老牌作風，是被走入末路的最後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由今日世間最後一個組織頑強的封建堡壘全套搬來使用的。
教廷新的反動措施
美帝雖只把教廷看作特務活動與外交陰謀的夥伴，教廷自己卻是不甘寂寞的，它絕不以專供情報或訓練陰謀人員為滿足。第二次大戰結束後的短短六年之中，教廷已又有過不少次的「精彩」表演，主要的有三次。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梵蒂岡公布了所謂開除一切共產黨員的教籍的命令。這道命令，是在匈牙利樞機主教間諜案幾個月之後發布的，陰謀破壞失敗，教廷就又拿出公開的宗教武器來。此令的對象可分兩類：一為大部人口信羅馬教而共產黨或真正人民的政黨占優勢的國家，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等國；二為有相當強大的共產黨的羅馬教國家，如法國、義大利等。此令的實施分為三點：（一）積極及堅持追隨共產主義思想主張的人，自然開除教籍；（二）僅於原則上而非於實踐中接受共產主義學說的人，可予以懺悔的機會，得重返教會；（三）閱讀共產主義文獻或接受共產主義信仰的人，不得參加「聖典」，但不致正式開除教籍。
這一道命令，與其說可恨，不如說可笑。時代向前進了多少，教廷似乎完全不知道，它以為它的「神聖武器」仍像中古時代那樣有效。這種大規模的開除教籍事件，中古時代是教廷屢次拿出的辦法，在當時也尚能相當地收效。十六世紀以下，此種辦法早已擱置不用，今日教廷真是已經急不暇擇，竟然又施展出這一套法寶來，結果是一敗塗地。真正的共產黨員，當然是不理這一套的。一般非黨員的善良人民，就東歐新民主國家而論，他們對於人民政權的實質，認識得太清楚了，世上已沒有任何力量能叫他們再否定這種新的政權；反之，他們對於納粹占領時期教會的「表演」也認識得太清楚了，世上也沒有任何力量能叫他們對這樣的一個教會再像過去那樣緊緊追隨。因歷史與習慣的關係，他們或者還不能立即完全否定他們的宗教傳統，但若非在人民政權與羅馬教會二者間選擇不可，他們是必定選擇人民政權的。所以東歐新民主國家的人民，絕大多數不理教廷的命令，人民的政權對於教廷的挑釁也馬上予以還擊。兩天之後，七月十五日，捷克政府發表聲明，凡遵教廷開除教籍命令的人，一律處以叛國之罪，並宣布即將公布新法，由國家管制教會，總主教以下的一切教士的任命，都須先經國家的同意。多數的中下級教士都接受了自己政府的這個命令，只有少數高級教士仍然繼續陰謀破壞，所以到本年（一九五一年）一月，就發生了三個主教被判間諜罪與叛國罪的重大案件。
至於在義大利與法國，多數禮拜堂中雖都宣讀了教廷的這個反動命令，但也止於宣讀而已，此後並沒有多少下文。
教廷的第二件顯著反動措施，就是宣布一九五〇年為「聖年」。「聖年」本是舊制，每二十五年一次，鼓動全世的教徒到羅馬巡禮朝聖，說是可以多得「神寵」，實際這是教廷藉此向信徒大量斂財的一種辦法。這種經濟作用，我們不必多管，所可注意的，是此次「聖年」中教廷特彆強調一點，就是信徒在巡禮中必須要禱告上帝，消滅社會主義。教廷希望通過巡禮的信徒而把反社會主義的思想帶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與此可以合觀的，是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一日梵蒂岡傳出的消息，說教廷準備放棄它一向對其他基督教派別的不妥協政策，宣布為使一切基督徒共同對付共產主義，願與其他教派協議公同信仰問題。這是一反教廷四百多年根本立場的一種表示，好似是極大的讓步。它過去堅決不承認其他教派，始終堅持自己為唯一的「正教」，其他走入歧途的教派隨時都可返回「正教」，但「正教」絕不與它們妥協。現在教廷這個新的表示，是一個表面開明而目的反動的措施。它並不是真的要與新教各派妥協，而是要聯絡一切可能聯絡的力量，共同對付共產主義，也就是共同對付全世界已經翻身與正在翻身中的人民。
教廷的第三件重大的反動措施，就是發布新的愚民信條。一九五〇年八月十四日梵蒂岡消息，謂教皇即將正式公布新的信條，規定「聖母」不只是靈魂升天，並且也是肉體升天。這乃是「聖母無染原罪」說的進一步的發揮，代表對人心進一步奴役的企圖。這並非宗教信仰問題，而為教廷策略問題，須稍加解釋。在有剝削的社會，大多數人的生活本是多災多難的，除終生艱苦勞作而難得溫飽的經常痛苦外，又隨時有「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的可能。在多數人的感覺中，幼時慈母的愛撫，是唯一毫無折扣的與完全可靠的人生溫暖。統治階級抓住了此點，為使人民忘記或忽視苦難的真正源泉，就製造出以女性慈悲及母性厚愛為中心的宗教信仰，來滿足由統治階級剝奪了全部人生樂趣的人民的內心要求，叫他們在這種精神迷醉的心情下可以忘記實際生活中的不平與痛苦。在舊的中國，「觀音大士」「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就擔當了這個醉人的角色。「聖母瑪利亞」就是西洋的「觀世音菩薩」，自中古以來就是統治階層所儘量發揮的一個信仰對象，渲染烘托的程度遠在中國的觀音之上。在解放後的中國，帝國主義分子進行陰謀破壞的最大特務組織，是仍以「聖母」為名的「聖母軍」。最近的新信條，代表此種渲染的最後一次努力。在未認清世局的人看來，今日的世界的確是痛苦日深，他們並不明了今日為全人類製造恐怖與苦難的，正是教廷後台老板的美帝。教廷也正是不要叫他們偶然會發現美帝為萬惡之源的一條真理，所以就把「聖母」的信仰再進一步神秘化，希望世人都俯首皈依於與幼時慈母能夠同樣給予肉體溫暖的「肉體升天」的聖母像前，忘掉一切，忍受一切，好讓教廷與美帝隨意去擺布世界與奴役人類。這是教廷新信條的最後真諦，這也再顯明不過地暴露了教廷的反動本質。教廷是全人類的敵人，尤其是老實教徒的敵人。
結語
由上面的簡單介紹與分析，我們可得兩條結論。
第一，今日世界上反進步反人民的組織力量有二，就是封建時代歷史殘餘的教廷與沒落中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總代表的美國，在日愈壯大的人民力量的打擊下，這兩大惡勢力都感到自己面對死亡。美帝所代表的末路資本主義的面臨死亡，今日大家已都了解。教廷的性質，普通不為人所注意。教廷與教廷統御的大一統教會，是殘存於二十世紀的最大封建統治與封建剝削機構，以全世界而言，它是今日地球上最大的封建地主，對革命的人民力量自然懷有無限的恐懼與敵意。它認為它已面臨生死的鬥爭，它可說是被先天決定了要反共反人民的。同時，教廷又適應資本主義社會，投資甚多，而資本主義今日也同樣地是人民革命的對象，所以教廷也非與資本主義最後力量的美帝合夥反動不可。教廷的所謂「天國」，實際是有兩套的。一套是為信徒而設，把他們的注意力吸引到「天上」的「來生」，以便使他們少懷疑，少過問教廷與教會的許多「今生」作為。教皇比約第十一在他一九三七年向全世信徒發布的《論無神的共產主義通牒》中，有如下的向貧苦大眾說法的一段話：
窮人「應常常保持著神貧的精神，把重視靈鬼的利益放在現世的財產和享受之上。他們要記住，在這世界上，貧窮、痛苦、災難總是不會根絕的」。
這一段話真是妙不可言！時至今日，而仍以這種一看即穿的精神麻醉劑來騙人，令人不禁懷疑梵蒂岡宮中的一批人物究竟是聰明絕頂的人，或是「其愚不可及」的人。大家要注意：教廷就是要人們消極地忍受現世的一切不平與痛苦，一心一意只去追求來世的天堂。此外還有另一套，那是教廷與教會上層機構所真正追求的「天國」，那仍是地上的東西，與「天」無關，就是地上的政治統治與經濟福祿，就是他們終日告誡信徒要忘記的那些「現世的財產和享受」，只要全世界都聽教廷統御，都任教廷剝削，教會上層機構的地上「天國」就出現了！我們不要天真地相信教廷真已放棄了恢復中古時代君臨世界的狂妄想法，真已不想重溫中古時代曾經曇花一現的「天堂」夢。它只是無此力，絕非無此心，它對世間任何的政權，都只是按照需要，斟酌情勢，或利用，或敷衍，或破壞，除非是一個完全聽它號令的附庸政權，它都不從本心上承認與接受它。這句話說得過火嗎？好似是把歐洲中古的情勢移到今日來加人以罪嗎？絕對不然，遠的不論，近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教皇比約第十一還發過一道所謂「余即位伊始」通牒，其中有如下的名句：「聖教會對於任何國之法律憲章，無不通融遷就。」好大口氣！弦外之音，是如何地狂妄與傲慢！它對任何政權及其法令在原則上都根本不予承認，只是作不得已地應付而已。這種狂妄態度的出發點，仍是中古時代御世的一套想法，今日它面對死亡，當然談不到有什麼積極的實際御世計劃，但只要它存在一天，這個心坎內的想法它是不會放棄的。它今日自己做不到此點時，也仍投靠世上唯一的大反動政權，要幫助這個政權「平定」世界，奴役人類，妄想假藉世界性的「金元帝國」的實現來部分地實現地上的「教廷大國」。
以上是就政治經濟而言，下面再講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當然是與經濟政治分不開的，但教廷的一套信仰體系，非常龐大，非常嚴密，是它實現政治經濟控制的一套可怕的思想武器，值得我們特別注視。這一套東西是殘存於二十世紀最大最有組織的愚民教理，對內而言，已經是「天衣無縫」的。但因它過度違反時代，過度違反科學，所以經不起革命的打擊；任何地方，只要人民勝利，則此龐大體系的精神統治必在該地很快地宣布告終。純由意識形態來講，教廷也知道今日是生死關頭，所以必定不顧一切與不惜一切地強調愚民信仰，加強愚民信仰。
第二，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天主教中的帝國主義分子與反動分子所散布的教會「超政治」的說法，完全是一片胡言。本文的介紹如果沒有說明其他情形，最少已把一點介紹清楚：羅馬教是人類歷史上政治性最濃厚的宗教，只要有機可乘，它沒有不抓政權的，對於反動政權它沒有不擁護的，對於進步政權它沒有不反對的。所謂「超政治」云云，並不是我們新中國成立後的中國人民所獨自聽到的說法，解放後的東歐新民主國家，也同樣地有此妙論出現。東歐的教會「神長」以為人盡可欺，以為人民會把他們如何地與納粹狼狽為奸的情節完全忘掉，在人民政權建立之後，一群「神長」個個都擺出「超政治」的清高身份，並下令禁止下級教士以任何方式參加政治活動。但下級教士也不會忘記，不過幾年之前，同一群「神長」會命令他們與納粹密切合作。中國的情形，與此如出一轍。淪陷時期與日寇勾結唯恐不密，解放戰爭時期與反動政府合作唯恐不周的教會，今日竟要叫一般信徒相信教會是「超政治」的，任何信徒如果稍加思索，就必可得到如下的一個結論：「超政治」的定義就是說，政治反動，政治反人民時，教會就積極熱烈地參加政治；政治進步，政治為人民時，教會就立刻清高入雲，「不問政治」，「神長」絕口不談政治，信徒也不准參與政治。但我們不要為虛玄的文字與詭辯的技術所迷惑，所謂「超政治」正是最積極的一種政治活動，那是不得已時的一種消極抵抗，其中的政治性極強，反抗的意味極其濃厚。此種所謂「消極」，完全是表面的，表面不問政治的背後，就是陰謀與暴動，小如「聖母軍」的經常煽惑，大如炮擊天安門的滔天罪謀，都是「超政治」的並行活動與必然結果。
（原載《進步日報》1951年12月14日、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