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雜論集 · 耶穌會的別動隊活動

耶穌會的反時代工作，把基本上屬於封建社會的一個教廷與大一統教會拖入近代社會的一項工作，可分兩方面來講。一、正式成立後不久，耶穌會就公開地與秘密地為開一次宗教大會奔走，最後一個由耶穌會暗中把持之下的大會就建立了近代教廷與教會的基礎。二、除了十六世紀中期的這件大事外，耶穌會此後又經常地、無孔不入地在歐洲與全世界為教廷做各種各式的活動，使教廷的地位逐漸穩定，並且儘量利用一切可能被利用的落後條件使教廷的地位在個別的地方或個別的時期能夠發揚與提高。 特利騰公議會 無論按過去的習慣，或按當時的歷史，宗教大會都是解決宗教改革問題的當然場合與唯一場合。但由於內部的腐化與外來的打擊，教廷已呈顯半死的狀態，以致拖了二十多年，宗教大會也未開成。耶穌會的成立，為教廷打了一劑強心針，又醞釀了五年，於一五四五年正式召開宗教大會，地點在德國與義大利之間的特利騰城（古名Tridentum）。教廷本來希望新教徒也派代表到會，使分裂的教會再度歸一，但新教徒拒絕赴會。大會到一五六三年才正式結束，在耶穌會的操持之下，共作了四大類的決議。 第一類決議，是關於信條的。羅馬教會在過去並無明文規定的信條，信仰的內容隨著時代而發展變化，現在大會把封建時代頭緒紛繁的信仰條目加以整理與系統化，定出一成不變的明文信條。新教各派也有明文信條，但新教基本上是屬於新的時代的，隨著新時代的要求，由於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對立與分化，新教極富於流動性，內部不斷的在互爭與分化。羅馬教則大不相同，它在基本上的的確確是自此就一成不變，任何新的潮流它也不再接受，只有在萬不得已時敷衍應付而已。近四百年羅馬教如有改變的話，只是有開倒車的改變：每當歷史前進一步時，它必進一步強調或發揮最落後的思想與信仰，表示它與近代文明絕不妥協。所以就資本主義社會的範疇而論，新教的落後是相對的，舊教的落後是絕對的。這種絕對落後的精神就是耶穌會的精神。 第二類決議是屬於內部改良條款的。教士地位（所謂「神職」）的買賣，教士的兼差，教士對於教民的各種過度無恥的經濟剝削……諸如此類的事，使教會喪盡了人心。現在這些都被禁止，以便使一般比較落後的人仍繼續安心於教會的統治。在歷史上，改良主義往往是統治階級手中最有效的武器，在歷史上，耶穌會恐怕也是改良主義「成功」的一個典型的與最可怕的例證。 第三類決議，主要的只有一條，就是決定編輯禁書與抽禁書目。一五五九年，大會尚未閉幕時，教會已經編出第一個禁書書目。會後，一五七一年，教廷機構中正式添設了一個禁書部，專門查禁歐洲以及全世界一切不合乎羅馬教教義的出版品，公布禁止閱讀。幾百年來，一直到今天，凡是稍有進步意義的比較重要的著作，屬於自然科學方面的也好，屬於社會科學方面的也好，幾乎沒有例外的都曾經一時、長期或永久被列入這個書目。社會主義階段不必說，專就十六至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時代而論，在無聊的出版品特別多的這三四百年，我們若要找一個既完備而又純粹的有歷史價值作品的總書目，最方便的辦法恐怕是把教廷的禁書書目一項不漏的照抄一遍。教廷的目的，也就是耶穌會的目的，是把信徒的頭腦嚴密的封鎖，不容他們接觸任何新的事物，使他們在精神上仍然生活在中世紀的封建社會。這種企圖雖不可能完全成功，但三四百年來它所獲得的部分成功已夠使人認識有組織的落後勢力是如何的可怕了。 第四類決議也只有一條，就是恢復宗教裁判部（Inquisito）。這是中古時代教會的一個特別刑庭，專門審理所謂「異端者」，就是自有思想而不肯接受教會全部信仰的人。這個特刑庭，對「犯者」輕則處以徒刑，重則處以死刑，死刑的方式是火焚。到中古末期，在文藝復興新潮流的影響之下，這個慘無人道的特刑庭本已無形趨於消滅。在耶穌會的鼓動之下，現在又恢復了這個中世紀最黑暗的制度。一六三三年強迫歷史上第一流的物理學家與天文學家伽利略（Galileo）聲明否認太陽系說並把他囚禁起來的，就是教廷的這個「聖部」。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機構，一直維持到十九世紀。 以上是耶穌會主持下特利騰宗教大會的決議案及各決議案所引起的後果，下面再談一談耶穌會的經常工作。十六、十七世紀間，耶穌會士的活動無孔不入，我們現在只集中討論兩點，就是耶穌會士的教育策略與「告解」策略。 耶穌會之壟斷教育 耶穌會很早的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決定變教育為達到宗教目的的主要手段之一。羅馬城中設有耶穌會的師資訓練學校，這個學校出來的人到各國去活動，企圖包辦教育。在舊教國或一國之內的舊教區，到十六世紀末，幾乎只有耶穌會的學校，其他的學校本來不多，有的學校因無力與耶穌會的學校競爭而停滯或消滅。耶穌會有由小學到大學一整套的教育體系，並且在表面上辦理的相當認真，短視的父母往往不經深思而把子弟送入耶穌會的學校，本來信新教或根本不信教的父母時常發現他們的子弟已因受了耶穌會的教育而成為狂熱的羅馬教徒，因而引起家庭糾紛與家庭慘劇。耶穌會的學校一般的是為世家與富家的子弟而設，不甚歡迎平民的子弟入學。這一方面是由於耶穌會的封建本性，一方面是因為耶穌會士要利用富貴之家去影響與操持整個社會。在耶穌會的影響之下，整個的羅馬教漸漸認識了教育的作用，漸漸有了抓教育權的政策。今日羅馬教到處廣設學校，作為傳教與吸收青年的一個主要手段，這些學校無不反對當地政府的管理與監查，它們是想要完全不受約束的。進入十九世紀後，這是各國時常與羅馬教會發生衝突的一個根本原因。 「告解」職務與政治陰謀 在吸收青年的教育工作以外，耶穌會特別感到興趣的一種任務就是「聽告」。羅馬教所謂「七聖事」中，有一種為「告解」，就是信徒把言行思想的一切要按時向神父懺悔告罪，神父一方面用神的名義為信徒「解」罪，一方面又對補償及善後的辦法加以指導。這是神父對信徒個人生活最入微的一種控制的辦法。有身份的人，特別像王公大臣一類的人，普通是特別認定一位神父為他的「聽告神師」（Cònfessor），這位「神師」當然就知道了這位「大人」的一切隱私，成了他的心腹知己與私人顧問，任何的事都可同他商量。耶穌會士看準這一點，專門鑽營去作大人物的聽告神師，為得容易成功，他們在「解」罪時特別從寬，不似一般神師對於一般信徒那樣咬文嚼字地留難。這對個人生活大多不可告人的王公貴婦是一種不可抗拒的誘惑，十六七世紀間宮廷官邸中的「聽告神師」職位幾乎為耶穌會士所包辦，他們藉此影響政治，帝王或大諸侯的「神師」往往權比首相，甚或超過首相。在十六七世紀間耶穌會士完成他們的「護教」任務，相當重要的一部分是靠這種假借「聽告」而影響政治的方法的。 耶穌會士這一類的作風，很早就引起外人的反感，並且所謂「外人」遠不限於「外教」的人，連羅馬教內部比較老實的人也對他們不無懷疑。所以早在一五五二年，法國就有人造出Jesuite一字來稱耶穌會士，這個字是含有惡意的，就是一個「做事奸滑說話詭辯」的人。這個字很快的就進入所有歐洲文字的字典中，漸漸取得雙關的意義：一方面成了「會士」的非正式名稱，除會中人以外，今日一般人都稱「耶穌會士」為Jesuite；另一方面這個字又可不必把第一個字母大寫，成為「奸滑者」的代名詞。這個字在法文中又進一步演化，變出一個抽象詞Jesuitisme。這個抽象詞也是意義雙關：或指耶穌會的一切辦法，或徑指「詭術」。這個抽象詞也進入所有的歐洲文字中，用法也都與法文完全一樣。形容詞式的Jesuitique，也是傳遍全歐，也是當然的意義雙關。 外人對於耶穌會的這種「惡名相加」，是否誣衊呢？這個問題很難乾脆地回答；若詳細回答，非寫一本大書不可。我們現在只簡單列舉歐洲近代史上幾件無可置疑的大事為例，作為對此的解釋。十六七世紀間，耶穌會士對於改信新教的英國不斷地發動陰謀，包括刺殺英王的陰謀在內；一六〇五年，在耶穌會士的鼓動下，有人在英國國會的地窟中埋藏炸藥，準備在國會開會時一舉「解決」英國的政府。十七世紀初期的三十年戰爭，是德國舊教勢力對已改信新教的波希米亞（今捷克）所發動的戰爭，對於這個戰爭的爆發，耶穌會士要負很大的鼓動責任。十七世紀末，耶穌會士依賴作法王路易第十四的「聽告神師」的地位，最後竟使路易對法國的新教徒發動了極為殘暴的迫害，使這些人大批流亡國外。一六四〇年，耶穌會與西班牙政府發生衝突，會士於是為當時受西班牙統治的葡萄牙大事活動，推翻了西班牙的統治，此後一百多年的時間，耶穌會就半公開地操縱葡萄牙的政府。進入十八世紀以後，不只新教國家，連羅馬教國家也對耶穌會感到頭痛，紛紛驅逐會士出境，並要求教皇解散耶穌會。在這種壓迫之下，教皇於一七七三年正式下令把耶穌會解散。但解散自解散，會士仍然暗中活動，並極力謀求恢復，到一八一四年竟然奔走成功，教皇又下令准許耶穌會復活。恢復之後，作風仍舊。一八三〇年，有如二百年前的葡萄牙事件，耶穌會士協助在荷蘭統治下的比利時取得獨立，自此耶穌會就控制比利時的整個教會，間接地影響比利時的政治。在第二次大戰後西歐各羅馬教國的羅馬教政黨中，比利時的政黨是最反動的，對於一九五〇年使第二次大戰時期投降納粹的反動比王復辟，使比利時共產黨領袖拉歐（Julien Iahaut）被刺死的，都是比利時的這個反動政黨。今日世界上反共反蘇反進步的最大的有組織的勢力，除美帝外，就是教廷，而耶穌會由成立到如今都是教廷最頑固的別動隊。 （原載《大公報》1951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