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雜論集 · 近代史上的梵蒂岡與世界羅馬教（二）
——近代史上的羅馬教
在中古時代的歐洲，羅馬教教會，特別是教會核心機構的教廷，乃是當時封建社會封建統治的一個最大與最高的統治機構與剝削機構。到了中古末期，公元一五〇〇年左右，也就是宗教改革運動的前夕，教會擁有西歐各國財富的三分之一，主要的為土地與房產。教會的首長，絕大部分都為王族或貴族大地主出身。就財權講，就血緣關係講，就社會地位講，教皇、主教、修院院長與一般的王公大人封建領主完全是一家人，有許多大的教士根本就又兼為封建領主，最高的可以為帝王的直屬諸侯。這一套，今日雖大部都已成了過去的陳跡，但我們若要了解現代的羅馬教，卻必須認識這個封建時代的重大背景。
宗教改革與羅馬教
十六世紀初期爆發的所謂宗教改革運動，基本上為新興資產階級的宗教運動，或者不如說，是新興資產階級以宗教為名所發動的推翻封建統治建立資產階級統治的一個革命運動。所以這個運動，內部雖然複雜至極，大小的派別雖然是紛亂不堪，但有一點卻是大家不約而同的，就是否認教皇與教廷。教皇與教廷不僅是封建統治機構的一部，並且是封建統治權的最高頂點，改革家既要推翻封建統治，其他方面縱然或多或少的可有商量的餘地，只有教廷卻必須打倒，否則一切就都無從談起。宗教改革時期的一段，在歐洲近代史上好似是最亂的，五花八門的宗教術語與宗教口號尤其令人頭昏目眩，但我們若能抓緊這一點，一段紛亂如麻的歷史就不太難理清。
新教勝利後，在新教的招牌下日趨盛強的資產階級把各種新教的教會也組成統治機構與剝削機構的一部，新教也與舊教同樣的成了統治階級的御用宗教，它們時常甚至不惜採取中古時代殘存的因素與辦法，作為愚民的手段。但這都是新教勝利之後，資產階級開始得勢之後的事，在宗教改革運動上揚的一個段落中，這個運動仍然是代表進步勢力的。並且一直到新教勝利之後，因為資本主義文化中個人主義色彩的關係，新教愈來愈分裂，資產階級各階層之間的矛盾在宗教上表現為新教派別的與年俱增，使它絕不可能有大一統的羅馬教當初所曾發揮的統治與剝削的效用。
耶穌會
宗教改革運動打擊之下羅馬教的命運，就事理論，有兩種可能。一、以教廷為核心的大一統教會可以根本消滅，分裂為許多大大小小而互無統屬關係的獨立教會。就新興的資產階級與已經萌芽的民族主義來講，這可說是一種自然的發展，並且在十六世紀中期這種發展好似有具體化的趨勢，當時不僅北歐已經等於全部喪失，連教廷對南歐的統治也搖搖欲墜，甚至義大利也呈顯不穩之態。新的時代，眼看已經沒有教廷的存身之地。二、另一種可能，就是教會內部有人出來，利用新時代中仍然存留的相當濃厚的封建殘餘基礎，在對教會內部加以整頓後，仍然保有資本主義勢力發展較弱的南歐半壁江山。最後成為事實的，是這第二種可能。為教廷完成這一個恐怕是歷史上最大的反動任務的，就是耶穌會（Societas Jesu）。耶穌會是羅馬教歷史上最後的一個大修會，組織這個修會的是西班牙人。西班牙在當時的南歐，是最統一，最強大，而封建殘餘基礎與傳統宗教基礎特別雄厚的一個國家。由這個國家出來一批人，發動所謂「反宗教改革運動」，即一般歷史書上的「舊教改良運動」，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耶穌會使羅馬教教會內部的組織性加強，它可以說是引用資產階級的組織方法與進取精神，把一切仍可生效的舊教余勢組成精神封建時代性而機構資本主義時代性的一個新時代的舊教會。中古時代，教會本身也還有發展，十六世紀以後的羅馬教就不再有重要的新發展，它的根本存在從此就建築在「以不變應萬變」的反動基礎上。近代史上的羅馬教，可說是一個「耶穌會化」的羅馬教。關於耶穌會的問題，非三言兩語所能說明，容當另文討論，我們此處只把它在近代羅馬教中的地位簡單解釋一下。耶穌會是羅馬教內部的一個出世修道的修會，但耶穌會士與羅馬教許多其他修會的會士不同，其他修會的會士以出世為主，而在耶穌會士，出世僅是更積極入世的一種準備階段，每個耶穌會士都終生為教會作積極的鬥爭。耶穌會等於羅馬教的參謀本部與諜報本部，常川駐羅馬城的耶穌會總會會長，指揮布滿全世的會士，每個會士對會長有雙重的報告義務：他要報告同會其他會士的言行舉動，他要報告自己駐在地的情況，並且一切的報告都是書面的，口頭的報告無效。羅馬城耶穌會會長的案卷處，恐怕是全部近代史上最完備與最可怕的一個世界情報總匯站。耶穌會的會長，綽號「黑衣教皇」（因為修士的服裝是黑色），他與正規的教皇是羅馬教世界的兩大要人，一暗一明。有人甚至說，暗的教皇的權力尚在明的教皇之上。這未免有些誇張，但說他是教會兩大要人之一，卻不能算是過火的。
一貫的反動作風
這樣一個「耶穌會化」的羅馬教，在過去四百年的歷史上，無論一般信徒如何，其機構所表現的是一貫的反動作風。隨時隨地，隨機應變，羅馬教必定勾結落後勢力與反動勢力。他們一貫的要爭取統治階級的上層。在羅馬教國，他們必與統治的上層狼狽為奸，合同對人民壓迫剝削，在歐洲的西班牙與奧地利如此，在歐洲以外的拉丁美洲各國以及菲律賓也是如此。在新教國家，經過宗教改革時期一度短兵相接的衝突階段之後，羅馬教都是極力設法接近統治上層，以增進自己的地位：此種企圖，在最近的歷史上一個典型成功的例，就是美國，在仍然名為「新教國家」的美利堅，羅馬教的暗勢已經極為可觀。在非基督教的所謂異教國家，羅馬教教士無不儘可能的奉承統治上層，以達到傳教與建樹勢力的目的。近代史上最早來中國的天主教教士，也是耶穌會士，利瑪竇、湯若望諸人，個個都表現了此種作風。
以上所論的，是「明」的一面，另外還有「暗」的一面。只要有此需要又有此機會，羅馬教對各國必定陰謀破壞。在羅馬教國，普通無此需要。但這羅馬教國也時常不滿於教會的作風，而思有所限制。遠的不論，只就最近五十年講，二十世紀初期的法國與二十世紀十年代以下的墨西哥，就都曾發生過反教會的政治鬥爭。法國因政府力量較大，沒有給教會許多陰謀破壞的機會。墨西哥政府的機構本不甚靈，加以美帝國主義從中作祟，於是羅馬教會不斷的發動陰謀與暴動。自一九一七年以來，在農民與城市工人及小資產階級的推動之下，墨西哥發生了反封建地主反官僚資本的革命。教會本是最大的地主，又與官僚資本有血肉相連的關係，很自然的就與其他的大地主以及城市中的官僚軍閥結成反革命的聯盟，一面把接受革命政權所分配的教會地主土地的農民都驅逐出教，一面又利用一部落後的農民與城市流氓組織叛變，第一次由教會所組織的武裝叛變於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間出現。一九二八年，教會又派人刺死新選舉的進步總統，並第二次發動武裝叛變。這一類的新聞，在世界各國由資產階級控制的報紙中，或者一字不提，或者歪曲真相，以致世人至今很少明了墨西哥人民二十世紀的艱苦革命鬥爭的經過的。
至於在新教國家，羅馬教是時時刻刻有破壞的準備的。此種破壞的事例，在十六世紀以下的歐洲史中，真是舉不勝舉。在十六世紀末與十七世紀初英國女王伊利沙伯一朝之下，羅馬教會曾經無數次的發動破壞與刺殺的陰謀。伊利沙伯死後不久，英國發生了陰謀於國會聚會時炸毀全部建築的重大事件，也與羅馬教有關。十七世紀前半期，徹底破壞波希米亞（今捷克）的三十年戰爭，大部為耶穌會士慫恿的結果，大體已經新教化的波希米亞自此遂在強力之下又改信羅馬教。進入十八世紀以後，新教各國的政府都已穩定強大，羅馬教不敢再發動過度危險的陰謀。但這只是不敢，不是不願，由最近墨西哥的例來看，可知只要不過度冒險，羅馬教是隨時都可發動暗殺與暴動的。
最後，在所謂異教國家，教士中少數人根本是諜報人員與侵略先鋒，其他較為老實的傳教士也往往無意中被他們的政府利用為情報的供給者，他們關於傳教國情勢的報告，直接間接的最後無不轉到他們政府的情報機關中。凡留心閱報的人，都可知道，最近一年我們中國已經不斷的發生羅馬教教士陰謀破壞的案件。但這絕不足為奇，絕不是今日才有的事，遠在明末清初，在羅馬教傳教士進入中國沒有多久，他們就已在慫恿他們的政府用武力來侵略中國。
始終不變的封建剝削方式
以上是就政治而言。但政治僅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與最高表現，在經濟上羅馬教教會必有與政治相呼應的作風。這個作風也就當然的是屬於封建剝削方式的。一直到如今，羅馬教一般的高級教士，其生活多是奢靡揮霍的，仍是不折不扣的中古時代王公貴族的作風，同時他們卻又不厭其煩的教誨他們的教民，要安分守己，要樂於神命的貧賤，若忌羨他人的優裕生活就是「犯罪」！凡在羅馬教國，教會都把握大量的土地與房產，租稅的剝削是教會的主要財源之一。法國在二十世紀初年已大部的，墨西哥在二十世紀十年代之後已部分的，解決了這個問題，但西班牙葡萄牙與很多其他的羅馬教國，至今仍是羅馬教為所欲為的地帶。
在新教的國家，羅馬教雖不能像在舊教國家那樣行動便利，但它仍是利用一切機會，廣置不動產。羅馬教是現代世界中最大的封建殘留，它註定的，不知其然而然的要走封建剝削的路。新教國家都是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國家，資本主義社會的私產觀念與私產制度，附帶的也有利於羅馬教會的土地活動，只要產業一經到手，就可受到法律的保護，租稅的剝削也就受到法律的保障。
在非基督教的國家，羅馬教的傳教士，只要有機可乘，也必定廣置田產與房產。近百年來在中國，近三四百年來在印度，無不如此。在中國西北的邊地，羅馬教會往往利用種種手段大量集中土地，然後強迫無地少地的農民因需耕地而入教，而教士把這些集中的土地與教民加以政治組織，使他們逐漸與中國政府絕緣，一切的糾紛都請教士解決，許多的農村酷似歐洲中古的莊園，教士就是莊主與「土皇帝」，兼地主、君主、教主三者於一身，其威風遠在任何土生土長的地主之上。這類地方的農民，往往忘記自己為中國人，心目中只知有至尊無二的外國教士。但在中國，天主教的此種封建統治與封建剝削，還算是例外的情形，在中國多數傳教的城鄉，它還沒有能夠發展到這步田地。近代史上最典型的此種發展，發生於十六世紀初年至十九世紀初年三個世紀間的新大陸。
新大陸殖民地——「羅馬傳教士的樂園」
十六世紀初期以下，西班牙與葡萄牙兩國把新大陸的大部據為己有，侵占土地，奴役、屠戮、剝削印第安人。在這種侵略征服的過程中，羅馬教會是精神武器，與西葡政府所代表的政治軍事武器密切聯繫，並行不悖。教士以宗教的信仰與天堂的幸福來麻痹印第安人，削弱他們的反抗，使他們更容易的接受外族的征服、統治與剝削。或由宗主國的王命，或由殖民地總督的分派，教會在各處都攫奪大量的土地與人民，結果在全部的拉丁美洲，教會都成為天字第一號的地主，地位遠超過任何其他的一個地主。但最令教會心滿意足的，是巴拉圭的情形：此地幾乎全境都由耶穌會的傳教士所占有，占有之後不容任何外人入境，也不准印第安人離境，他們把巴拉圭組成一個經濟政治宗教合一的神權國家，人民一部為奴隸，其餘的人都等於農奴。至今耶穌會士每一想到過去巴拉圭的情景，都不勝為之神往。
到十九世紀初年，在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之下，拉丁美洲爆發了反西統治的革命時，羅馬教教會所占的土地平均在三分之一以上，在墨西哥則高到二分之一以上。把土地與其他財富合併計算，教會的財富約占整個拉丁美洲財富的一半。除直接的土地剝削外，教會還保有許多礦場與手工業作坊。教會又是最大的高利貸者，以土地作貸款的抵押，許多土地就如此的轉入教會手中。緣引歐洲中古的辦法，教會又向殖民地中所有的人徵收宗教的什一稅，每年每人須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繳予教會。教士為人民施行各種宗教儀式，如洗禮、婚禮、葬禮等，也要人民「樂捐」，實際是強迫繳費。此外教會又經常的發起各種巧立名目的宗教奉獻，如為死人念經，為聖人供奉等，都是隨時會壓在人民頭上的苛捐雜稅。除了以上這些有形的，可以數字計算的剝削外，還有各種無形的，不易清楚算賬的盤剝方法。例如教會時常強迫征工，不僅不付工資，並且也不供飲食，人民須自己貼本錢來為教會工作。教會也與一般地主一樣，大量的用印第安人及黑人為奴隸或農奴，使他們無償的為教會勞動。十九世紀拉丁美洲殖民地人民發動革命時的主要革命對象，與其說是天高皇帝遠的歐洲宗主國的統治，不如說是駐在當地的宗主國代理人的壓榨，而在這批代理人中，教會是占有特別重要與特別刺眼的地位的。所以在革命的過程之中與革命成功之後，各新興的國家都把當地教會的土地與其他財產大量沒收或徵收。此後百餘年間，教會雖然時作「變天」的思想，反動的統治者與美帝國主義雖也時常與教會勾結，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教會雖或多或少的又集中占有了土地，但在多數國家，人民的力量使教會不能重建殖民地時代的「樂園」。
十九世紀的劇烈鬥爭
法國大革命與繼之而起的十九世紀一系列的資產階級革命，對於基本上代表封建主義的羅馬教並未能給予致命的打擊；相反的，羅馬教對革命潮流還進行了不斷的還擊，使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世界成了一個劇烈的政教鬥爭場所。當時資本主義正盛，教廷就把這個正盛的資本主義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意識形態作為主要的攻擊對象。同時，資產階級掘墓人的無產階級與代表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思想也已興起，教廷對於這個新興的階級與新興階級的意識形態也一併發動攻擊。正如我們上面所說，近代的羅馬教是「以不變應萬變的」，策略僅可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在原則上它是絕不對歷史的任何前進潮流表示讓步或妥協的。
違反科學的愚民教義之故意的發揚與強調
羅馬教核心機構的堅持反動，在科學一日千里的十九世紀，特別顯著的見於教廷對於反科學的愚民教義之故意的大事宣揚與經常強調。我們下面簡單的舉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間的三件事為例。一、一八四五年，教皇正式宣布「聖母無染原罪」為信條。按基督教自古就有的信仰，說耶穌為童生，有母而無父，聖母受神感而懷孕生子。現在教皇又進一步說聖母自己「無染原罪」，等於說她也是童生，耶穌的外祖母生女時也是受神感的。（以上是用可通的文字所作的最簡單的解說，若按羅馬教神道學的術語解釋，還複雜的很，但那將離題太遠，恕不在此多贅。）二、一八六四年，教皇公布了一篇「謬論大綱」（Syllabuserrorum，中國天主教出版品中普通譯為「錯誤目錄」），內中列舉了近代思想意識與政法制度中的八十條「謬論」，警告信徒要小心防範。這八十條「謬論」等於把近代文明的全部都羅致在內，沒有一點遺漏，其中包括自然主義，絕對唯理主義，緩和唯理主義，冷淡主義與放任主義（指近世非宗教的思想與各國政府的宗教放任政策而言），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聖經研究會（羅馬教一向禁止信徒自由閱讀《聖經》，閱讀《聖經》是教士的專利），國法高於教法的制度，公立俗世學校（教會一向要抓教育權），俗世婚姻（即不經教堂而由司法機關登記的婚姻制度）等等。一句總結性的警句值得引錄：「那是一個謬論，說羅馬教宗能夠並且應該與進步，自由主義，及現代文明進行妥協。」總之，教廷堅持應當回復到中世紀教會把握一切的「黃金時代」，全部近代文明當予一筆勾銷。三、一八六九至一八七〇年間，教皇在梵蒂岡宮召開歷史上最後一次的宗教大會（中國天主教稱這種代表全世教會的宗教大會為「公議會」），根據事先的布置，耶穌會士在會中大肆活躍，最後挾持全會通過了「教宗不能錯誤」的信條，那就是說，教皇（中國天主教普通稱之為「教宗」）對信仰與道德問題的正式發言，等於神音，是不會錯誤的。由教會將近二千年的制度來講，今後已無再召開宗教大會的需要。過去教皇雖已是專制的宗教元首，但依慣例，宣布新的信條須經代表全世的宗教大會討論決定。現在大會既然承認了「教宗不能錯誤」，今後教皇不僅是教會行政上的最高元首，而也是宗教信仰上的最後權威，他的專制統治已達到天衣無縫的完整程度。此案通過後，教皇宣布大會休會，而未正式宣布散會，所以八十年後的今日，與會的代表雖都已「歸天」，但一八六九年召開的「梵蒂岡公議會」在名義上仍然繼續存在，隨時可以復會，而在這個公議會未經解散之前，當然不能再召開新的公議會！教皇的專制統治，在理論上與制度上可謂都已有了絕對的保障，在歷史日愈走向民主的時代，教廷在名義上與事實上都已實現了百分之百的專制獨裁。
我們舉上列的三例，不是為的介紹羅馬教的信條，而是為的說明羅馬教核心機構的基本性質。在近代史上，歷史每前進一步，羅馬教不僅不隨著前進，並且除表示反對一切進步外，還要把信徒向後拉退一步，更堅定的強調反科學反時代的愚民教義，使教徒與近代文明距離愈來愈遠，以便教士對他們可以任意擺布。教會每進一步愚民，可能有少數的信徒反對，甚至脫教。一八七〇年「教宗不能錯誤」的信條公布後，歐美各國有少數教士與信徒表示不能接受，最後甚至與梵蒂岡斬斷關係，自組獨立的教會。但此種人終究是少數，大多數的信徒，為多年的習慣所困惑，對進一步的精神壓力也只有接受，也就等於說是進一步的放棄自己的理智，放棄自己的判斷能力，使自己的人格更進一步的傀儡化。而這也正是羅馬教核心機構所要達到的最高目的。
「教宗不能錯誤」信條的宣布，引起相當大的波瀾，特別是在德國。德國一部的教士因反對此說而被教廷制裁，方才統一德意志帝國而氣概不可一世的俾斯麥大為震怒，發動了反羅馬教的「文化鬥爭」（Kulturkampf），驅逐所有的耶穌會士出境（一八七二年），並訂定了許多其他限制教會活動與管制教士的法令。但是這個「文化鬥爭」並沒有維持很久，更沒有堅持到底，資產階級的政權也是一個剝削性的政權，在本質上是可以與教廷妥協的，在無產階級日愈強盛的發展下，教廷與帝德同樣的感到威脅，所以在教廷略示策略上的讓步之後，俾斯麥的政府就把一切反教的法令都停止施行。到一九〇〇年左右，歐美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除法蘭西外，都已與教廷和平相處，而共同的面對勞工，教會開始有系統的以精神鴉片麻醉工人，正與歷來的麻醉農民一樣，教皇良第十三世（一八七八至一九〇三年間在位）曾經用他「不能錯誤」的口吻向工人說教：「工人應當坦然的接受上天所為他們決定的地位！」如此有用的一個教廷，資產階級的政權怎能還對它「鬥爭」呢？
（原載《歷史教學》第2卷第3期，1951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