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冬景 · 談保守
一提「保守」很容易想起英國。多數人都覺得英國以保守著名，社會組織上個人性格上給人的印象，都仿佛比任何國家任何民族富於保守性。同時且覺得這種「守成」與「照舊」成就了英國的強大，正如現代的德、意、蘇聯以及其他一些國家用「違反傳統」所能成就的一樣。英帝國商務的推進，領土的維持，是由保守成功的。但有一點我們容易疏忽處，英國人對於支持傳統雖十分注意，正因為支持傳統，舉凡一切進步的技術，可並不輕視。他保守，在工業上卻不落後，在武備上也不落後，在人事管理上也不落後。保守毫不妨礙它的進步，且從不因保守而排斥進步的理想。它的保守是有條件的，經過選擇的。
中國也富於保守性，好些場合中國人且以此自誇。可是這種「守成」與「照舊」，卻招來外侮與內患。孫中山先生明白貧弱與愚是中國民族的病根，想把這個民族振作起來，在應付人事道德上固然有條件保留些舊有東西，在謀生存技術上卻極力講求進步。因此對於政治組織與富國計劃中，費了數十萬文字來說明。孫先生死後，國民都覺得他的人格偉大而識見深遠。不過敬仰他的從不學習他，摹仿他。若干人依然還是愚而自私，通常且以能保守自譽自慰。當政者則用保守為一種政略，支持其既得權利。家道小康的中層階級，毫無遠志，亦樂於在一種道德的自足與安全中打發日子。一切進步既包含變革，一種由不合理轉為合理的變革，對於個人權利，凡在保守中用不正當方式取得者，如貪污，對於個人義務，凡在保守中用不正當方式規避者，如門閥，社會若進步，即不免失去其保障。因此一來，「進步」便成為多數人惶恐與厭惡的一詞。這些人懼怕進步，生存態度即極端妨礙進步。對進步惶恐與厭惡，因之詛咒它，詆毀它，盲目耗費力量極多。倘若把這點抵制進步的力量轉移到相反方面去，中國便不會象當前情形了。試從中國兩件近事取例：山東的韓復榘，妄想用一部《施公案》統治一省，用極端保守方式支持他的政權，不知國家為何物，結果戰爭一起，局面一變，組織崩潰，誤國殃民，自身不保。廣西的李、白兩人，眼光比較遠大，凡事知從大處看，肯從大處注意，對內政建設一切用近代技術處理，抗戰期中，成績昭著，足為全國模範。統治者保守與進步不同處，它的得失，從上述兩例，即可明白瞭然。
對保守情緒作進一步觀察，我們便知道它原來與迷信有關，同發源於人類的自私與無知，魯濱孫在他的《心理的改造》一書中，認為這是人類蠻性之遺留。他說——
研究原始人生活特質的人，往往驚訝其根深蒂固的保守性，不必要的束縛個人自由和絕望的慣例。人類和普通植物一樣，每易一代一代因循下去，其生活與祖先生活無異。必有強烈的經驗逼迫著他們，方能使其有所變革，並且每易借端回復到舊習慣。因為舊習慣比較簡單粗陋而自然——總之，更與他們的本性和原始性相近。現在的人往往以他的保守主義自驕，以為人類是天生好亂的動物，幸有遠見保守派所阻遏，而不知正與事理相背馳。殊不知人類天生是保守的，好作繭自縛，阻撓變革，畏怖變革，致使他們自生存以來，差不多全部時期處於一種原始狀態中，而至今猶有人在這種近代社會中，維持各種野蠻的習慣。所以根據什麼主張或什麼教條的保守家，在態度上是毫無疑義的原始人。這種人進步的地方，只在他能夠為保持舊心境隨時舉出若干好聽理由來罷了。
這位先生談的是世界人類問題，針對的是支配世界頑固保守者，強權者，所以說到進步，他還認為只要這些人觀念上能有所變革，人類就幸福多了。他說的雖是世界，拿來給中國人看，倒也有一二點似乎很相似處。他的希望，是人們對於自身行為及其觀念上的改變，以為只要觀念一改，國家的誇大，種族的仇視，政治的腐敗，以及一切缺點，必都可望降低至危險點以下。
困難或許正是觀念的改變。所以斯多噶派的古諺說：人們感受的痛苦，實起因於他們對事物的意見，而非由於事物本身。我們國人的弱點，也很可說正是做人的意見不高明。當權在位的，能做不倒翁，主要長處在於他精通「世故哲學」。
社會由於私與愚而來的保守家，到處存在，他們的意見成為社會的意見，所以三十年來的中國，在物質方面，雖可從沿海各地工商業物品競爭模仿上，見出一點進步，在負責者作公民的態度上，情形就令人懷疑。尤其是一種頑固保守家，經過一度化裝，在新的社會組織里成為中堅以後，因對於任何進步理想都難於適應，感到惶恐，對進步特殊仇視，「進步」二字在中國，更容易成為一個不祥的詞。
人類天性是易於輕信，且容易為先入印象所迷惑，受因習慣例所束縛的。尤其是中國這種社會，至今還充滿了鬼神的迷信，大多數讀書人還在圓光、算命、念佛、打坐、求神、許願種種老玩意兒中過日子。大多數人都習慣將生命交給不可知的運與數，或在賄賂阿諛交換中支持他的地位，發展他的事業。從這麼一種社會組織中，我們對於社會真正進步實無希望可言。
年青人都渴望進步，但一切進步不能憑空而來，譬如種樹，必有其生根處。統治者為便於治理，中產者為便於維持，薪水階級為便於生活，守常成為當然的趨勢。進步種子放在適當土壤中，即使生根發芽，生長得也實在太慢了。這事從中國教育即可看出。普通教育的目的，應側重在養成大多數良好公民的人格和知識。一個人對於國家得到公民權利以前，先知所以盡國民義務。愛國家，知大體。對職務責任不媽虎苟且，處世做人時知自重自愛。
不幸之至，教育收成一部分正適得其反。中國農民中固有的樸厚、剛直、守正義、不貪取非分所當得種種品德，已一掃而光。代替這種性格而來的特點是虛偽與油滑。虛偽以對上，就成為巧佞和面諛。貌作恭順虔敬，其實無事不敷衍做作，毫不認真。油滑以馭下，則成為無數以利分合的小團體競爭，各取所需，各得其所。有一點相同，即上下一致將無知平民當作升官發財對象，切實奉行老子所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格言。三十年來的新教育，成就了少數專家學者，同時便也成就了多數這種庸人壞人。受教育者有許多尚不知公民道德為何物，尚不配稱為良好公民，卻居然成為社會負責者。這些人墮落了國家的地位，民族的人格，自己還不明白。因為社會上這類人占有相當多數，所以一切使民族向上的言詞，都失去了良好的反應，不是變得毫無意義，就是變得非常可怕。一切使國家進步的事實，都認為不足重視。全個社會在這種「混下去」的情形下聽其自然推遷，不特個人事情付之命運，國家民族問題也同樣付之命運。即以知識分子而論，其中自然不乏遠見者，明白如此混混不下去。但結果亦不免在宿命觀趨勢中付之一嘆。或懷抱一種不合作傲世離俗情緒，沉默無聲，毫無勇氣和信心，以為人類的事既有錯誤，尚可由人手來重新安排，使之漸漸合理。順天委命的人生觀，正說明過去教育有一根本缺點，即是：只教他們如何讀書，從不教他們如何做人。
昔人說：「我們由懷疑而生問題，從事搜求則可得真理。」當前四十歲以上的中國人，很多對追求真理無興趣，對「真理」兩字，似乎已看得十分平淡，無希望可以興奮其神經。大多數人對眼邊事從不懷疑，少數人更不敢懷疑。「疑」既不能在生命上成為一種動力，「信」亦不能成為生命上一種動力。凡由「疑」與「信」兩方面刺激人影響人的作用，在四十歲以上的人，似乎因種種相對力量在經驗上活動，活動結果是相互抵銷，因之產生一種主義，就是無可救藥的「個人主義」。這種自私為己精神用積極方式出現，則表現於公務人員納賄貪贓作為上，用消極方式出現，則表現於知識分子獨善其身苟全亂世生活態度上。所以由懷疑而發現真理，求人類理知抬頭，對迷信與惰性作戰，取得勝利，把這類事希望四十歲以上的人，看來實無可希望。
五四運動之起，可說是少數四十歲以上的讀書人與多數年青人，對於中國人「順天委命」行為之抗議，以及「重新做人」之覺醒。伴同五四而來的新文學運動，便是這種抗議與自覺的表現。拿筆的多有用真理教育他人的意識，惟理論多而雜，作者亦龍蛇不一，因此二十年來新文學作家在中國成一特殊階層。有一稀奇現象，即：年事較長的，視之為搗亂分子，滿懷無端厭惡與恐懼，以為社會一切壞處統由此等人生事。年事較輕的，又視之為指導者，盲目崇拜與重視，以為未來中國全得這種人負責。兩方面對文學作者的功用與能力估計得都過分了一點。加上文學作者自身對社會的態度，一部分成為實際政治的附庸；能力不足者則反覆取巧，以遂其意；另一部分卻與社會分離，以嘲諷調笑為事；另一部分又結合浪漫情緒與宗教情緒而為一，對於常態人生不甚注意，對於男女愛欲卻誇大其辭。教育他人的漸漸忘了教育自己，結果二十年來的新文學運動，雖促進了某一方面的解放與進步，同時也就增加某一方面的紛亂和墮落。文字所能建設的抽象信仰，得失參半。
人事既有新陳代謝，當前二十歲上下的青年，就是此後二十年社會負責者。一個文學作者若自覺為教育青年而寫作，對於真理正義十分愛重，與其在作品上空作預言，不如注入較多理性，指明社會上此可懷疑，彼可懷疑，養成其「疑」。用明智而產生的「疑」，來代替由愚昧而保有的「信」。因疑則問題齊來，因搜求問題分析問題即接近真理。文學理想若必需貼近人生，這樣來使用它時，也許容易建設一較健康作風與良好影響。我們所需要的真理無它，即全個民族應當好好的活下去，去掉不可靠的原人迷信，充實以一切合理的知識與技術，支配自然，處置人事，力求進步，使這個民族在任何憂患艱難情形中，還能站得住，不至於墮落滅亡罷了。認識這種真理需要理性比熱情多，實現這種真理需要韌性比勇敢多。
尼采說：「證明一事是不夠的，應該將人們向之引誘下去，或啟迪上來。因此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學著將他的智慧說出來，不礙其好象愚蠢。」實證真理很容易鄰於愚蠢，知識階層對於各事之沉默，即類乎對此「愚蠢」之趨避和默認。然而時間卻將為這種不甘沉默者重作註解，即：社會需要這種人用「韌性」來支持他的意見，人類方能進步，有人敢對新舊傳統懷疑，且能引起多數人疑其所當疑，將保守與迷信分開（自私和愚昧分離），這人即為明日之先知。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四昆明作，七月七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