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冬景

批評、散文集。沈從文著。1939年9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全書收有5篇文章，除《昆明冬景》系戰後昆明的速寫外，其他4篇文章都是文學批評的文字。《談朗誦詩》是一篇比較長的文章，它告訴讀者我國歷代誦詩的情形，特別是新詩朗誦的歷史，有很大史料價值和現實意義。《談保守》、《一般或特殊》、《真俗人和假道學》3篇文章，談出了作者對文學問題的看法。他認為文學應當「貼近人生」，為社會變革服務：「一個文學作者若自覺為教育青年而寫作，對於真理正義十分愛重，與其在作品上空作預言，不如注入較多理性，指明社會上此可懷疑，彼可懷疑，養成其 『疑』。用明智而產生的『疑』，來代替由愚昧而保有的『信』，因疑則問題齊來，因搜求問題分析問題即接近真理。」(《談保守》)但文學為變革現實服務，並不等於文學就是宣傳的工具。沈從文反對把文學當作宣傳的工具，他說：「在這時提起技巧，很自然會成為一種迂論，一種反世違俗見解。原因是有句話在可解不可解情形下流行： 一切文字都是宣傳。『一切文字都是宣傳』，正如說『一切文字都可載道』，可是自從在作家間流行這句話後，有好些人從此以後似乎就只記著 『宣傳』 兩個字。」於是便產生了公式化、概念化、標語口號之類的文字(《一般或特殊》)。沈從文反對自命「風雅」的「假道學」似的文人，而主張作家做個腳踏實地的「真俗人」。他希望「多有幾個仿佛極俗的作家，肯三十年一成不變，繼續做他的事業」(《真俗人和假道學》)。沈從文的這種文學見解，曾被認為是「反對作家從政」的、「藝術至上」的觀點，受到過革命作家的批判。現在重新反思過去的文學論爭，使人感到沈從文的「反世違俗」之見，確有不少合理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