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冬景 · 一般或特殊

人類發明文字後，文字的使用，最先只是少數人有這個權利。因此凡用文字保存的知識，多具特殊性，少數人能運用它，多數人可不能享受它。直到後來發明了印刷術，而且發明的主要原因便是印行經典，力求普遍。多數人雖因此能享受經典，還是不能自由使用文字。這限制自然是由上而下的，多數人能夠享受文字的用處，已算得到一般化的意義了。照理想說來，社會組織從法老帝王的極端專制，到民主政治的人類原則平等，知識學問的特殊性必然漸歸消滅，一般化必然漸次可以實現。 可是另外還有個事實值得注意，就是人類求生技術越進步，社會越複雜，一切必分工進行，各有所守，各有所專，種種知識學問又會自然而然趨向於專門化，特殊化。一般性日少，特殊性日多。 一個民族的文化或文明，重在一般事情能夠特殊化，同時這特殊化的東西又能應用於一般生活。能夠這樣，是進步。不能夠這樣，是墮落。這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舉個淺近的例，昆明地方城鄉轉運的交通工具，大部分還是牛車，若有人能設法使牛車行動較輕便，或甚至於造出一種木牛流馬來代替，就是一般的特殊化。這種費力少效用大的交通工具，每人都能用，都能有，就是特殊的一般化。提起地面交通工具時我說馬車牛車，不說汽車，因為我們這個國家一直到如今還不能夠真正自造一輛汽車。 關於牛馬車輛問題，不過借來譬喻一下罷了。文學方面也有特殊一般問題存在，很可討論。 文學作品簡單說來不過是用文字拚拚湊湊產生的一種東西罷了。古怪是它的存在，好像很有用，又好像無用。即如說有用，它的用處又隨人解釋，各有不同。現在假定承認字有用，就文字說，不管它是和普遍口語離得極遠，還是和口語十分接近，想運用它來編一支小曲，一段短短故事，使情感或理想成為一種型式，或者更不怕汗牛充棟來寫一部大書要他發生好作用，必得透徹了解它的性質。比方說，在試驗中必作到能令文字「平鋪成為湖泊，凝聚成為淵潭」。必有耐心和殘忍，肯「扭屈文字試驗它的韌性，重摔文字試驗它的硬性」。一個作家對於文字的性能了解得越多，使用它作工具時也就越加見得「恰當」。 我不說「美麗」，說得是「恰當」，正因為一切所謂偉大作品，處置文字的驚人處，就正是異常「恰當」處。運用文字，表現自己或社會，希望恰如其意所能言，寫它出來時，且能明白在某一類讀者中必然留下一個什麼印象，可能引起些什麼反應，既是每個作者的願望，這麼說來，了解文字性能似乎也可以算得上一種「知識」，而且算得上作家所不可少的知識，這知識稍稍說得不同，便是技巧，調排文字的技巧。 在這時提起技巧，很自然會成為一種迂論，一種反世違俗見解，原因是有句話在可解不可解情形下流行：一切文字都是宣傳。 「一切文字都是宣傳」，正如說「一切文字都可載道」，可是自從在作家間流行著這句話後，有好些人從此以後似乎就只記得「宣傳」兩個字。在朝在野服務什麼機關的，也都只記著「宣傳」，不大肯分析宣傳的意義。標語口號盛行時，什麼標語口號能產生什麼結果就不大明白。於是社會給這些東西籠統定下一個名辭，「宣傳品」。這名辭內容，包含了「虛偽」，「浮誇」，「不落實」，「無固定性」，「一會兒就成過去」，種種意義。又給創造它的人一個稱謂，「宣傳家」。宣傳家可分兩種：有少數是能幹的，人雖能幹，依然不會得人敬重。居多倒是愚笨的，因為仿佛極有信仰，實在無多知識。這件事平常人不能說，不許說，用意雖多，說來還是很容易令拿筆的老實人灰心，護短者生氣。但居指導地位的又照例不肯說。所以慢慢的情形就越來越不同，直到有一天，「宣傳」兩個字當做什麼解釋，指導者也弄得糊糊塗塗。這一天不一定是「未來」，也許「過去」已有過了。 現在我們一提起用文字作宣傳工作時，真像是早已由少數專家的特殊知識，進步到多數人的一般化知識了。想證實它並不困難，許多地方「文化人」忽然加多，便是一例。另外給人一種意義是凡拿筆的通可稱為「文化人」，社會進步戰爭支持全少不了他們。理由是他們會宣傳，正在用筆戰鬥。若讓我們說真話，多數拿筆的朋友們，對於這一項知識，應當說實在太薄弱了。「抗戰八股」與「自我批判」兩句話近來在刊物上常可見到，說明這薄弱的存在。想增加這種「文化人」的知識，也許還得從宣傳家寫成的小冊子以外想辦法。也許還得另外什麼人寫點東西出來。這本書說不定只是一部小說，內容僅僅寫到普遍社會所見的「愚」與「詐」，「虛偽」與「自大」，認識它，指摘它，且提出方式來改善它，與戰事好像並無關係，與政治好像並無關係，與宣傳好像更無關係，可是這作品若寫好，它倒於這個民族此後如何掙扎圖存，打勝仗後建國，打敗仗後翻身，大有關係！他教育的或者只是一小部分讀書人，為的是這些人真正愛重這個國家，有了覺悟，很謙虛的需要接受這種教育。這作品不特內容能啟迪他們，文字也能啟迪他們。 在目前，重慶或桂林，長沙或昆明，忽然有許多讀書人都被稱或自稱為「文化人」，這麼一來對「宣傳」好像極有意義，因為宣傳與熱鬧本來不可分開，文化人一多，事情就熱鬧起來了。不過我倒覺得另外有些作家，特別值得注意：這些人好像很沉默，很冷靜，遠離了「宣傳」空氣，遠離了「文化人」身分，同時也遠離了那種戰爭的浪漫情緒，或用一個平常人資格，從炮火下去實實在在討生活，或作社會服務性質，到戰區前方後方，學習人生。或更抱負一種雄心與大願，向歷史和科學中追究分析這個民族的過去當前種種因果。這幾種人的行為，從表面看來，都缺少對於戰爭的裝點性，缺少英雄性：然而他們工作卻相同，真正貼近著戰爭。目的只一個，對於中華民族的優劣，作更深的探討，更親切的體認，便於另一時用文字來說明它，保存它。他們不在當前的成功，因緣時會一變而為統治者或指導者，部長或參政員。只重在盡職，盡一個中國國民身當國家存亡憂患之際所能盡的本分。他們在沉默中所需要的堅忍毅力，和最前線的兵士品德，完全一致。這種人和「文化人」比起來，在當前是個「少數」。 這種人的產生增多，並不靠「宣傳」，火用火可以拉引，這種人當前看來少，戰爭若持久，此後會加多。不拘是作家，是專家，將個人能力參加到戰爭方面時，毫無可疑，這是一個貢獻生命最切實最合理的方式。話說回來，這種人的態度是很容易被人輕視與忽視。這種人且常常不免被某種「文化人」奚落。原因極簡單，「文化人」是在目前唯一有多量時間使用文字的人，他若作的是「宣傳」工作，一切無宣傳性的工作，需沉默努力而且更需時間和耐心的工作，都容易被誤解，受奚落。好在這一切是無妨礙的，戰爭一延長，舉凡冷靜而堅實的工作，就會見出它的意義和效果。 據我個人看法，對於「文化人」知識一般化的種種努力，和戰爭的通俗宣傳，覺得固然值得重視，不過社會真正的進步，也許還是在一些工作上具特殊性的專門家，在態度上是無言者的作家，各盡所能來完成的。中華民族想要抬頭做人，似乎先還得一些人肯埋頭做事，這種沉默苦幹的態度，在如今可說還是特殊的，希望它在未來是一般的。 載於《今日評論》1939年1月22日第1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