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冬景 · 談朗誦詩

（一點歷史的回溯） 一 「朗誦詩」可說是一個近年來很動人的名詞。這名詞雖大家已經十分熟習，分析一下，倒極新鮮。因為目下的「朗誦詩」在習慣上，多指分行散文而言。「詩」在習慣上是韻文。「朗誦詩」，這名詞就令人懷疑。近二十年來新文學部門中有自由無韻詩，近於分行寫的散文，當前朗誦詩的提倡者，在理論上既常常談到韻律，作者寫作時，事實上又間或用落腳韻，正好象「詩」是一種無定形的東西，「誦」也是一個無定義的字眼兒。詩無定形，於是任何人提起筆來都可寫詩。誦無定義，於是每個文學刊物都有「朗誦詩」。（中央廣播電台某一時還附會時髦，邀請幾個朗誦詩作者，到播音台前，去朗誦他們的大作！）事無可疑，熱鬧轉增加迷惑，使關心它的人不免迷惑。朗誦詩的提倡者和寫作者，都仿佛極明白朗誦詩的好處，且相信朗誦詩前途光明，可是卻不大注意，詩怎麼樣方能朗誦，朗誦真有多少意義，產生什麼良好效果。因此數年來雖創造了「朗誦詩」這個名稱，產生了無數朗誦詩作家，還不曾發現有什麼人的詩，在標題下必需標明「朗誦詩」，更不見標明「朗誦詩」的作品，在朗誦上獲得多少成功的事實。若說有些作品用「朗誦詩」作子題，意思不過表示「這首詩可以朗誦」，那倒簡單多了。可是一般作品在朗誦試驗上，將依然不免陷於失敗。原因顯明，許多詩關於文字排比處理的方法，都太不講究，極端的自由，結果是無從朗誦。比較便於誦讀的，不是帶標題的「朗誦詩」，反而是時間較前，在形式上並不十分自由，一些目前人認為已成過去的新詩。這些作品恰為最新詩人所嘲笑，笑它們是「帶了些腳鐐手銬」的，如徐志摩、聞一多、朱湘、陳夢家幾人作品。 二 我們無妨隨隨便便作一點掇拾工作，看看詩的「朗誦」在過去詩的應用時可能性如何。征之於古，有無先例可得。 「誦」字的意義或許今古不一，各有用處。引經據典來分析敘述，很容易成為博士買驢，書寫滿紙，不見驢字。本文不在乎此。現在只想就中學生易知的問題來說說。我們大致都記得家中長輩稱讚神童有一句老話，「過目成誦」。誦些什麼？自然是誦詩書。「諷誦詩書」雖是一句成語，誦的倒似乎多在散文一方面。過目成誦指的多是一覽即能默讀，「高聲朗誦」翻譯成白話就應當是大聲大氣來讀。歐陽修有篇《秋聲賦》，起始就說，「歐陽子方夜讀，……」推想那個夜讀情形，必與朗誦相近。《聊齋志異》上某故事中，寫一個人在客店中遇著了殭屍，拔關逃亡，被殭屍所追逐，跑近一個廟宇前大樹下時，正聽到有個和尚敲木魚朗誦佛經。若求便於記誦，尤其是便於個人的記憶，大約以文字有一定格式為最合實用，經典中如《詩》與《易》（格言式的對句），應用文中如《急就章》、《湯頭歌》，啟蒙書如《三字經》、《龍文鞭影》以及其他勸忠、教孝、敘事、言情，雜冶駢散韻為一爐如變文、寶卷和各種「七字唱」通俗民間故事等等都是。至如目前仿禪宗簡而晦澀的新體詩，想使其他多數人興奮感動，在許多不同場合中，誦的方式似乎都不易成功。 一般習慣總覺得詩是拿來吟的。「吟詩作賦」是人所熟知一句話。詩人必「苦吟」方有成就。詩話上有「吟成一個字，捻斷數根髭」的說法。「短歌微吟不能長」，可以想見吟有時或許是低低的。又「朗吟飛過洞庭湖」，可見吟也有時無妨朗朗的。古詩同吟不可分，但是這個「吟」字，似乎大多數用在作者本人聽覺上，因此作「嘯詠自適」，吟嘯有自得其樂之趣。這種吟嘯有時不免驚動世人，是有意的，也是無心的。若詩人想把詩歌的欣賞轉贈給他人，尤其是多數人，在欣賞之餘還要使人感動，吟不會有什麼效果。只有一個辦法，合乎實際，就是配合樂器來「歌」。 詩的本來訴之於宗廟或群眾，最通常的方式就是歌。唐詩人故事如旗亭賭酒，王昌齡等七言絕句，就是由有好歌喉的女人，在梨園子弟管弦嘈雜中歌唱的。李白的《清平調》，是交給樂工的。身當二三同好朗誦新作，或是常有的事，近於詩中所謂「口號」。杜牧之在分司御史任上，撞入卸職閒居大官僚人家筵席，作一個不速之客，見了那個出名的女子紫雲時，於是口號一絕：「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齊回！」據情推理說來，在那筵席上，或許他會那麼哼哼唧唧朗誦一次。用到別一處，還是要配點音樂，以歌唱形式出之。方有意義。 唐人傳奇小說《李娃傳》記榮陽公的兒子因戀妓女李娃，作了「遺策郎」。到戍入幕之賓後，紙醉金迷，流連忘返。財盡被棄，窮困無聊，去為人唱輓歌，參加東西兩肆喪儀店的比賽。如文中所記—— 乃置層榻於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 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欷掩泣。 就這一段記載看來，雖明明白白說的是歌《白馬》歌《薤露》，還可勉強引為「朗誦詩」成功作證，可惜這證例卻不能援引作當前張本。因為那種朗誦的成功，詩的被欣賞，是有條件的。正如演戲，必須鋪排場面，十分可觀，詩本身只盡一小部分責任。場面身容，必臻美妙，方能作到感人至於泣下。它的成功是戲劇性的成功，音樂性的成功，不是詩單純朗誦的成功。這從對方那個長鬍子大漢的失敗，恰好成一對照。同樣誦的是曹植詩，成敗實因緣於歌喉的好壞。「舉聲清越，響振林木」的方能獲勝。 若從當前的事來觀察，「說書」似乎還合於朗誦條件。名為「說書」，與誦詩僅僅相差一間。可是為什麼同樣說《三國·關雲長單刀赴會》，白雲鵬就遠不如劉寶全生動感人，至如你我來說它時，聽也沒有人肯聽。可見它注重處還不是書中的「事」，依然是腔中的「韻」。一種訴之於聽覺，引起音樂性的作用，一種將文字置於次要地位的作用。 近於朗誦而給聽眾印象的還有「道情」。道情多說唱，然而其中驚人處已由「聲」到「事」，傳達的工具，漁鼓簡板的地位縮小到最不重要，所唱的聲容重要性也較減，居於一個平常地位。可是說一件事有故事，有描寫，在事件發展上包含一個意義，表示一種觀念或有頭有尾的情節。勸忠，教孝，嘆人世無常，應回頭猛省，冤親平等，榮辱皆幻，容易見效果。若短短篇章，不到百十字，無故事，無描寫，只用習見名詞，反映一些抽象意義如當前朗誦詩人作的朗誦詩，想使聽眾感動興奮，就不可能有成功把握。 至如南宋中瓦子說書，說的多是短篇白話小說，小說中多雜引詩歌，若除了故事本文，只說詩歌，應當是最好的朗誦實用證據了。可是分析起來，就會覺得今古仍不相侔。原來這些詩詞大多數是當時流行的詩詞，體例本於講經俗講上的偈，意義在於為本文作引子或收束。在說書時是否用某種樂器，雖不可知，對於詩詞，似乎還是離不了用吟唱方式。還有一點不可不知，就是這些詩詞的作用，多是總結性或讚嘆性的，有時又不過是用來延長故事開場時間或增加聽眾興趣的。若一律是些抽象名詞堆積，也不會得到成功。 單純的誦既不能用為舊詩傳達的工具，當然更不大適用為新詩欣賞的媒介。因此詩的朗誦，個人淺見，認為方法還待討論，事極顯明。 如今的朗誦詩，使用的都是些報章記事常用的句子，僅僅分行寫出（分行的意義就多是訴之於視覺的），除了落腳處間或用一個韻，或更用些由外引進十分夾生的交互換韻方式，就中文字平仄既不注意，語言慣性也不大講究，隨隨便便那麼寫成，便拿去什麼大會場上朗誦。凡稍懂一點生理學或心理學的人，就會明白，這種朗誦，是無從激動人的情緒，興奮不了聽眾神經的。這種失敗是必然的，因為相關條件準備不夠。 三 關於新詩運動，企圖在誦讀上將個人視覺欣賞轉而為多數人聽覺的欣賞，這種努力隨新詩運動而發展，已有了許多年。這種誦讀試驗的集會，和中國新詩運動原本關係密切，與詩的朗誦更有關係，值得作一度回溯。 中國新詩作品，印成集子，最先與讀者對面的，是胡適之先生的《嘗試集》。胡先生是一個樂於在客人面前朗誦他新作的詩人。他的詩因為是一種純粹的語言，由他自己讀來，輕重緩急之間見出情感，自然還好聽。可是輕輕的讀，好，大聲的讀，有時就不免令人好笑，由於過分淺露，不易給人留下印象。 談新詩和新詩運動的人，不會忘掉徐志摩先生。我頭一次見到這個才氣橫溢的作家時，是在北平松樹胡同新月社院子裡，他就很有興致當著陌生客人面前讀他的新作。那時正是秋天，沿牆壁的爬牆虎葉子五色斑斕，鮮明照眼。他坐在牆邊石條子上念詩。同聽的還有一個王賡先生。環境好，聲音清而輕，讀來很成功。 在客廳里讀詩供多數人聽，這種試驗在新月社已有過，成績如何我不知道。較後的試驗，是在聞一多先生家舉行的。他正從國外學畫歸來，在舊北京美術專門學校任教務長職，住家在學校附近。那時的一多還正存心作畫師，預備用中國歷史故事作油畫，還有些孩子興趣或摩登幻想。把家中一間客廳牆壁裱糊得黑黑的（除了窗子完全用黑紙糊上），攔腰還嵌了一道金邊。晨報社要辦個詩刊，當時北京詩人有徐志摩、聞一多、朱湘、劉夢葦、孫大雨、饒孟侃、楊子惠、朱大？？諸先生，為辦詩刊，大家齊集在聞先生家那間小黑房子裡，高高興興的讀詩。或讀他人的，或讀自己的，不但很高興，而且很認真。結果所得經驗是，凡看過的詩，可以從本人誦讀中多得到一點妙處，明白用字措詞的輕重得失。凡不曾看過的詩，讀起來字句就不大容易明白，更難望明白它的好壞。聞先生的《死水》、《賣櫻桃老頭子》、《聞一多的書桌》，朱湘的《採蓮曲》，劉夢葦的《軌道行》，以及徐志摩的許多詩篇，就是在那種能看能讀的試驗中寫成的。這個試驗既成就了一個原則，因此當時的作品，比較起前一時所謂五四運動時代的作品，稍稍不同。修正了前期的「自由」，那種毫無拘束的自由，給形式和詞藻都留下一點地位。對文學革命言，似顯得稍稍有點走回頭路。劉夢葦先生的詩，是在新的歌行情緒中寫成的。饒孟侃先生的詩，因從唐人絕句上得到暗示，看來就清清白白，讀來也節奏順口。朱湘先生的詩，更從詞上繼續傳統，完全用長短句形式製作白話詩。新詩寫作原則，共同承認是賴形式和音節作傳達表現，因此幾個人的新詩，都可讀可誦。 新詩運動最先提出的口號，是「從民歌吸取新生命新形式」。這個口號的應用卻不廣，上述幾人所運用的形式音節，差不多全取給於外國詩與舊詩詞。唯一想把新詩和民歌連成一體，以調馴語言為出發點，加以試驗，在實驗上見出一點成績的人，還應當推重五四運動時代老詩人劉半農先生。他的《揚鞭集》一部分擬吳歌體作品，可說是最勇敢的朗誦詩的嘗試。其所以不引人如何注意，只為的是用吳音不用國語，欣賞範圍受了限制。 正因為大家正在試驗，從試驗中知道，新詩要在誦讀上成功，韻即或可以放棄，平仄即或可以不談，至少作者必須弄明白語言文字的慣性。說起這一點，到末了還是離不了形式。所以《詩刊》的理論，當時有「戴腳鐐跳舞」形容。承認新詩要達到某種目的，就必然受一定限制。這目的就是適於朗誦，便於記憶，易於感受。詩人早死，儼然是一個無可避免的規律，徐志摩、劉夢葦、朱湘、劉半農、楊子惠、方瑋德諸先生，都不幸早早的死去。若天假以年，這些人對新詩寫作又能持久不失去其興趣，在今日必然有更好的成就，可以斷言。 中國文學運動既然是社會革命運動一個分枝，當然也不免受影響。因此當革命詩人嘲笑另一部分詩人時，本只應當說「意識落伍」，卻轉成「形式落伍」。這些人實不知道，當時重新提出「重語言講形式」的問題，正是一種求普及的努力。到形式被嘲弄輕視，用當時流行的話叫做是「揚棄」。 並不因為「揚棄」而氣餒，依然繼承北方《詩刊》所提出的原則寫作，到後來有五個作家的成就都很好。中央大學有陳夢家、方瑋德兩先生，青島大學有臧克家先生，上海有戴望舒先生，北平有林徽因女士。 北方《詩刊》結束十餘年，當時的詩人如徐志摩、朱湘、劉夢葦、朱大？？、楊子惠、方瑋德、劉半農諸先生全都死了。聞一多先生改了業，放下了他詩人兼畫家的幻想，誠誠懇懇的去做他的古文學爬梳整理工作。北平地方又有了一群新詩人和幾個好事者，產生了一個讀詩會。這個集會在北平後門慈慧殿三號朱光潛先生家中按時舉行，參加的人實在不少。北大有梁宗岱、馮至、孫大雨、羅念生、周作人、葉公超、廢名、卞之琳、何其芳諸先生，清華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華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周煦良先生等等。這些人或曾在讀詩會上作過有關於詩的談話，或者曾把新詩、舊詩、外國詩當眾誦過、讀過、說過、哼過。大家興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詩在誦讀上，究竟有無成功可能？新詩在誦讀上已經得到多少成功？新詩究竟能否誦讀？差不多集所有北方新詩作者和關心者於一處，這個集會可以說是極難得的。 這個集會雖名為「讀詩會」，我們到末了卻發現在誦讀上最成功的倒是散文。徐志摩、朱佩弦和老舍先生的散文。記得某一次由清華邀來一位唐寶鑫先生，讀了幾首詩，大家並不覺得如何特別動人。到後讀到老舍先生一篇短短散文時，環轉如珠，流暢如水，真有不可形容的妙處。那次試驗上，讓我們得到另外一個有價值的結論，一個作者若不能處理文字和語言一致，所寫的散文，看來即或順眼，讀來可不好聽。新詩意義相同。有些詩看來很有深意，讀來味同嚼蠟。一篇好散文或一首好詩，想在誦讀上得到成功，同時還要一個會讀它的人。 當時長於填詞唱曲的俞平伯先生，最明中國語體文字性能的朱自清先生，善法文詩的梁宗岱、李健吾先生，習德文詩的馮至先生，對英文詩富有研究的葉公超、孫大雨、羅念生、周煦良、朱光潛、林徽因諸先生，都輪流讀過些詩。朱周二先生且用安徽腔吟誦過幾回新詩舊詩，俞先生還用浙江土腔，林徽因女士還用福建土腔同樣讀過一些詩。總結看來，就知道自由詩不能在誦讀上產生它希望達到的效果。不自由詩若讀不得其法，也只是哼哼唧唧，並無多大意味。多數作者來讀他自己的詩，輕輕的讀，環境又合宜，因作者誦讀的聲容情感，很可以增加一點詩的好處。若不會讀又來在人數較多的集會中大聲的讀，常常達不到希望達到的效果。 這個集會在我這個旁觀者的印象上，得來一個結論，就是：新詩若要極端「自由」，就完全得放棄某種形式上由聽覺得來的成功打算。但是趨勢所向，這種「新」很容易成為「晦」，為不可解。廢名的詩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何其芳、卞之琳幾人的詩，用分行排比增加視覺的效果，來彌補聽覺的損失，另是一例。若不然，想要從聽覺上成功，那就得犧牲一點「自由」，在辭藻與形式上多注點意，得到誦讀時傳達的便利，林徽因、馮至、林庚幾人的詩，可以作例。但林庚的詩由於句子過長，和曹葆華的詩都得到同一結果，難以為繼。 四 「朗誦詩」成為一個時髦的名詞，並不是很久的事。這名詞雖在一部分上海出版物創作詩上經常見到，真正來作朗誦試驗，測驗它的得失，還在北方。比讀詩會稍後一點，以北大歌謠學會，燕大通俗讀物編刊社，北平研究院歷史語言系三個單位作中心，有個中國風謠學會產生。這團體目的，顧名思義，即可知是著力於民間詩歌的。集會時系在北平中南海北平研究院戲劇陳列館。參加者有胡適之、顧頡剛、羅常培、容肇祖、常惠、佟晶心、吳世昌諸先生，楊剛、徐芳、李素英諸女士。集會中有新詩民歌的誦讀，以及將民間小曲用新式樂器作種種和聲演奏試驗。集會過後還共同到北平說書唱曲集中地天橋，去考察現代藝人表演各種口舌技藝的情形。並參觀通俗讀物編刊社所編鼓詞唱本表演情形。當時這個組織，正準備一面徵集調查，一面與說書人用某種形式合作，來大規模編制新抗日愛國適用於民間的小冊子，可惜這個計劃，因蘆溝橋事變，便中止了。 其時南方有個作家，值得特別提出，是用打油體寫通俗易解的勞動詩歌大大有利於社會問題宣傳的陶行知先生。那種獨自為戰的精神，很可佩服。可惜獨木不成林，終於「人亡政息」。 抗日戰爭發生後，「朗誦詩」在後方刊物上到處可見。作品既不少，朗誦詩的作家自然也很多。但就一般成就而言，這些作者的「意」或「辭」，卻尚不曾超過並不常用「朗誦詩」字樣為子題的臧克家先生作品。試就臧先生作品探檢，就可知體制實源於聞一多先生作品，還是保存當年《詩刊》所應用的那個原則，即在語言上求適合慣性，更在這個條件上將語言加以精選，因此作品便顯得有生氣多新意。 描寫抗日戰爭的「朗誦詩」，語言上合於朗誦條件的，在當前作者中如田間、蒲風諸先生，一定有些動人的篇章。但就所見到的說來，以詩言詩，或許倒還是陳夢家先生在《鐵馬集》中，為一二八戰爭寫的幾篇長詩比較成功。這些詩還是六年前作的！（有個路易士先生，雖很熱情的寫作了一本《為掀動世界第二次大戰》的長詩，如有什麼人能為譯作義大利文、德文、俄文、日本文、法文、英文，且給這些強國領袖讀到時。說不定會發生奇蹟，以為這是一個東方哲人的預言，為實證預言，於是宣戰。可是給中國群眾來欣賞，路先生的理想要實現，似乎就很困難。因為從任何角度看來，實在都不大容易懂得它的好處。） 去年九月，我由北方跑到武漢，從武漢報紙上常看到一個高蘭先生的「朗誦詩」。詩大都是關於抗戰的，文字排比都很好，有情感，有辭藻，比起一般刊物上用同樣名目寫的詩歌，實在要高一籌。不久又見到什麼報上記載在文華學院某集會上（又似乎是廣播電台上），高先生要朗誦他的大作。據聽過那種朗誦的朋友來說，卻是一個不成功的嘗試。據我估想，詩人對於語言若無特別訓練準備，還是以不上台好，不管上的是什麼台。當時若要一個聲音柔美的女子，來讀某種悲哀詩，用聲音低洪的男子，來讀某種悲壯詩，更找一個聲音明朗富於感情的小孩子，來讀某種需要同情稚弱的詩。總之，能夠從效果考慮，揀選語言富於情感的人，來作朗誦或低誦，成績肯定要好得多！若系由無線電播音，尤必需專家指導，才能放送出去，不至於令人失望。 歸結說來，「朗誦詩」不失為新詩努力之一個方向。這名目雖近數年方出現，它的實驗已進行了許多年。在詩的朗誦運動中，它的各種試驗，不拘成功與失敗，對於將來的新詩怎樣寫、寫什麼都大有幫助。至於它若希望如當前提倡者與寫作者的理想，本身既站得住，且能成為新詩中一個主流，使新詩向適於朗誦、便於記憶、易於感受幾個方面發展，理論上似值得從兩千年來中國過去凡與詩有關係的一切作品，如詩、詞、曲、掛枝兒山歌、小調等等，重新加以檢查，分析取捨，就中抽出一些意見，供給作家。作者根據這些意見，再從活用語言，來學習控制駕馭這些語言的技術，寫成詩歌。若希望它可以成為多數人在公眾集會上拿來誦讀，使識字的和不識字的人都能從聽覺上受到教育，有所啟發，還必須使誦讀者受相當訓練，還有待作者在摸索試驗中走一段長長的刻苦的道路。 一九三八年九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