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講演錄 · 三 宋 學

漢代發展起來的經學，到唐時作了總結。欽定的《五經正義》就是。經學作總結了，宋學發展起來了。 為什麼宋學會發展起來呢？ 一是由於內亂。內亂需要「宋學」這樣的東西。 唐玄宗時，政治腐敗到極點，於是發生了安史之亂。從東漢開始的士族門閥制度的殘餘，到唐代仍存在。士族（貴族）都不肯作武官，子弟作軍官是被人看不起的。因此，當軍官的都是外族人（西北的少數民族）。安祿山、史思明所以獲得軍權，就是由於這個緣故。安、史亂後，藩鎮割據的局面一直存在下去。黃巢起義，推翻了這個腐朽的王朝。但這時，沙陀人又進來了。他們帶來了許多「雜胡」。沙陀人與農民起義軍的叛徒——朱溫混戰，朱溫被沙陀人李存勗打敗了。沙陀人在北方建立了後唐、後晉、後漢三國。這是最亂的時代。什麼醜事和笑話都出來了，兒皇帝、賣國賊等等，無奇不有，亂得不能再亂了。 周世宗柴榮時，國家才有統一的傾向。柴榮，這是個不簡單的人。從安史之亂到趙匡胤得天下，共 250 年，亂得一塌糊塗。五代時，你搶我奪，弱肉強食，正像莊子所講的黃雀啄螳螂的故事一樣。有政治地位的人很緊張，什麼叫安全是不知道的，誰也不相信自己可以安全。周世宗的身後事可以說是布置得很周到的，但是，柴榮一死，第二年就被趙匡胤奪去了帝位。 趙匡胤看到了奪帝位的容易，他想了許多辦法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宋代對外是最屈辱的，但對內部的辦法則很多。拉攏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這是宋代維護自己統治的基本辦法。唐代進士及第的名額一榜最多只有 30 名。五代時一榜只有七八名。宋代大大放寬進士及第名額多到四五百名。做官的道路很多，不只是科舉一途。唐代，士族和流外的官是分得很清楚的，士族不做流外官。宋代這種界限去掉了。唐代考進士，因為舊士族仍有特權，所以未放榜以前，即知道誰考取，誰沒有考取。宋代改用密封，士族與非士族同等對待，所以未放榜時，是不知道誰考取與否的。魏晉以來的士族制度，到宋代最後打破了。宋代的大官，不管犯什麼罪，都不殺頭，只是充軍邊地。這些措施都是為了爭取士的擁護。 士與儒是分不開的。可以說，以韓愈的思想為代表的士人，擁護了趙宋政權。韓愈的政治運動是重整倫常。他一方面闢佛老，一方面整倫常。趙宋王朝很需要這個思想。倫常自安史之亂以來被破壞得不像樣子了。200 多年的大亂，使趙匡胤懂得了應該用倫常來鞏固自己的統治。 趙宋王朝有意識地來扶持「宋學」。宋學與古代的儒學根本不同了。古代儒學只解經，而宋學則著重講倫常。 二是由於與宗教的鬥爭。佛、道的教義，特別是佛教的教義，與儒家的倫常思想是矛盾的。要提倡儒家的倫常思想，就必須改造佛家的一套。 宗教迷信對統治者是需要的。董仲舒即想創立宗教，他把陰陽五行與巫術結合起來。儒家祭祀並沒有一個至高無上的偶像——上帝。儒家祭祀的對象是那些對人們有功的人和物。例如，儒家祭貓，因為它能吃老鼠；祭老虎，因為它能吃野豬；如此等等。董仲舒想創造一個以孔子為教主的宗教。董仲舒的創造宗教的活動作得極其可笑。如果翻翻他的《春秋繁露》的《求雨》《止雨》兩篇，就知道其荒謬的程度。他說，把南門關閉，北門打開，就可以求雨；把北門關閉，把南門打開，就可以止雨。真是愚昧至極。要把儒家的思想當作宗教教義是很困難的，因為孔子不語鬼神，所以董仲舒沒有創造成。東漢時，統治階級還想創造宗教，他們企圖用「讖緯」的一套辦法，把孔子裝扮成教主。但是古文家反對「讖緯」，所以仍未創造成。 兩漢都想把孔子變成儒教教主，但都未成功。西漢末年，佛教傳進來了。儒是反佛的，但由於佛教利用「因果報應」「求福免禍」等迷信辦法來欺騙人民，很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 封建帝王利用「讖緯」來證明自己做皇帝是上應天命的。《符瑞志》就是為某人做皇帝而編造理由的書。雖然如此，仍有許多困難，因為別人不大相信，而且也相當麻煩。佛教的「因果報應」的理論，利用起來要方便得多。根據「因果報應」的理論，只要誰作了皇帝，誰在上世一定作了天大的好事。佛之所以成佛，是因為他在幾億千萬年以來一直作了無限功德。 東漢初年，佛教即發展起來。首先相信佛教的是貴族。光武的兒子楚王劉英首先「學為浮屠齋戒祭祀」。佛教是最會吹牛、最會說謊的。他們說佛的法力大得了不得，把道教的玉皇大帝說得一錢不值，說玉皇大帝對於佛來說，只不過是給佛鳴鑼喝道的僕人而已。 佛教來自印度。印度古代有四個種姓：婆羅門、剎地利、吠舍、首陀羅。婆羅門是最高貴的種姓，主要是僧侶。很明顯，佛教是高級種姓特意造出一大套謊話用以欺騙廣大群眾，特別是欺騙下層的被壓迫者——首陀羅的。佛教不准殺生，誰殺生誰就得入地獄。種地的農民在地里勞動，總是會殺死些小生物的，因此，農民死後一定要入地獄的。唐僧義淨到印度去，寫了一本《南海寄歸內法傳》，這書極可笑。書中有這樣一則故事：義淨看到印度的大寺廟和尚自己不種地，把地交給農民種，然後與農民對分糧食。他不懂寺廟為什麼自己都不直接經營土地，便問大和尚。大和尚說，種地必定會殺生，而殺生是會入地獄的，因此和尚不種地。這樣，既可以有吃的，又可以不殺生。義淨認為這個辦法很了不起。佛教的教規極繁瑣，甚至連上廁所都有嚴格的規定。如果都按照那些規定辦，那些拉肚子的人肯定會入地獄。 和尚要出家，他和中國儒家的忠孝思想是對立的。孟子說：「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儒家罵和尚是「無父無君」，是禽獸。 道教，它是調和佛、儒的一種思想。東漢琅邪人宮崇，他拿了一部《太平清領經》，據說是他的老師于吉傳給他的天書，其宗旨是「奉天地，順五行」。道教吸取了佛教的一些儀式，去掉佛教與忠孝思想矛盾的東西而形成的。道教為了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編造了一個謠言，說老子入夷狄而為浮屠，說釋迦（即佛）是老子的兒子。道家罵和尚是「髡徒」（光頭）。實在說，道教本是沒有什麼獨創的東西。《抱朴子》這是一本著名的道家書，《內篇》講煉丹，《外篇》講的全是儒家道理。儒釋道三教鬥爭，儒道往往聯合起來共同反佛。 佛教在開始時也曾受到歧視和壓迫，但是，很快統治階級就認識到它的欺騙作用了。 佛教是編造謊言的能手。西晉末年從印度來了一個和尚，名叫佛圖澄。他說自己已經有四百多歲了。他來到洛陽後，取得了後趙的皇帝石勒、石虎的尊重。石勒的侄子石虎是個野蠻透頂的皇帝。他信佛，為的是打勝仗。有一次，他打敗了，發怒說，我奉佛供僧，卻被打敗了，佛有什麼用？佛圖澄便對石虎說，你前生是個大商人，曾在佛寺設大會，預會的有 60 個羅漢，我是其中之一。現在你做了皇帝，就是你前生奉佛供僧的緣故。石虎聽了就不再責怪佛教了。所以胡說八道的本領，佛教是第一。 佛教影響越來越大。東漢時只准外國人來傳教，而不許中國人當和尚。和尚地位很低，被稱為「乞胡」。嵇康曾說，人們肚痛都到「乞胡」那裡求佛，其實只要買一服藥吃就行了。可見當時佛教的影響。 儒道是中國的土產，佛教是外來的。三教之爭往往成了華、夷之爭。胡人奉胡教，拜佛。但是，有些入據中國的胡人，為了要統治中國，便不信佛教。北魏是鮮卑人，姓拓跋氏。他們為了要統治中國，說拓跋就是土，土姓就是黃帝的子孫。拓跋燾（太武帝）信道滅佛。北魏皇帝即位，都受道教的符篆，表示自己是中國人，是黃帝子孫。北周武帝原是鮮卑族的宇文部。他也主張滅佛。和尚對他說，反對佛教，死後要進阿鼻地獄（即無間地獄，意思是受苦是不間斷的）。周武帝說，到阿鼻地獄也不怕。和尚說，你是胡人，應該信佛教。他說，我是中國人。不久，周武帝病死了，佛沒有滅成。隋文帝是最信佛的人。唐朝姓李，與鮮卑族關係密切，他們特別要表示自己是漢族人，唐太宗把道教奉為第一。隋文帝是佛第一、道第二、儒第三；唐朝則是道第一、佛第二、儒第三。 佛是不拜君父的。按照佛教的規定，人做了和尚之後，國王、父母都得拜他。據說，釋迦成了佛之後，他的父親去見他，還是向他下拜的。因此，佛教最受攻擊的是這個「無父無君」的思想。儒家攻擊佛家是「不忠不孝，削髮而抑君親」，是「以匹夫而抗夫子，無父之教，非孝者」。這個問題對佛教來說，是非常尖銳的。因此，和尚們極力想編一些理由替自己辯護。據《盂蘭盆經》說，佛的大弟子目蓮，他看到自己的亡母在地獄受苦，請問佛怎麼辦。佛告訴他，廣為布施，就可把他亡母救出來。目蓮按照佛的話去做，終於救出了自己的母親。佛教還傳說，佛（釋迦）的父親淨飯王死，佛親自去抬棺材送葬。他們編出這些故事，就是要證明佛教也是要父母的，也是講孝的。但是，這些論據是極其軟弱無力的。佛、儒鬥爭中，和尚在忠孝方面是最講不出道理來的。 在經濟上，佛教寺院占的土地很多。周武帝滅佛時，廢大寺院凡 4600 多座，令和尚尼姑 26 萬多人還俗，收回寺廟的田有數十萬頃，奴婢 10 余萬人。 寺廟都占有大量土地，都是地主。當然，並不是所有和尚都是地主。一般和尚，雖然逃避了國家的賦稅，但他仍是被壓迫、被剝削者。大和尚對小和尚的壓迫是極殘暴的。小和尚有病，就給他吃黃龍湯。黃龍湯即是大便。據說發高燒的人吃黃龍湯是會好的。小和尚不管生什麼病，都叫他們吃黃龍湯。道士罵和尚吃大小便，指的就是吃黃龍湯。有的和尚否認吃黃龍湯這件見不得人的事，其實，這是否認不了的。義淨就反對過吃黃龍湯。如果不吃黃龍湯，義淨為什麼要反對？胡三省《通鑑注》引陶弘景《本草》，還說明黃龍湯的具體製法。 佛教對麻醉人民的作用是很大的，所以，總有人替它辯護。《唐文粹》李節《送潭州道林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就竭力說明佛教對統治階級的作用。它說，學儒之人，力斥釋氏，其論甚粗，釋氏之教不外衰代之風之所激；而衰代之風，苟無釋氏，將無所寄心。而儒者徒知佛教因衰世而興，而不知衰世之需佛，又不知釋氏助化之大。李節說佛教給腐朽統治階級以自我麻醉的作用，這是說得很對的。他又指出佛教可以使人安分，阡陌之人（農民）不敢起兵反對統治階級，這一點尤其說得對。統治階級利用佛教儘管它蠹國殃民，大耗財物，但統治階級仍認為利大害小，堅決提倡佛教。 宋代既重佛，也重道。但是，宋代的皇帝更需要借重儒家來重整倫常綱紀。 宋學與漢學完全不一樣。它以倫常為基礎，同時又與佛道結合宋學內容很多是佛老的東西，漢學是漢人的東西。 宋學的先驅為唐的傅奕（反佛）、呂才（反道）、陳子昂。《新唐書》三人合傳，這是有道理的。陳子昂是講古文的。韓愈可以說是對這三人思想的綜合和繼承。他提倡「文以載道」，反對佛老。韓愈不算經學家，但也講點經學。他的《論語筆解》釋「宰予晝寢」說，「晝寢」是「畫寢」之誤，「畫寢」就是在寢室的壁上畫上圖像。當然，這個解釋是不合古文派的觀點的，但這卻開了宋學的風氣。與韓愈同時，有啖助講《春秋》。《春秋》是正名分、講倫常的。啖助的學生趙匡、陸淳且著有《春秋集傳》。啖助的書已遺失，陸淳的《春秋集傳纂例》仍在。啖助講《春秋》撇開傳注，直接從經文中尋義理，這也是開宋學之風。 韓愈寫了五原：《原道》《原性》《原毀》《原人》《原鬼》，弟子李翱作《復性書》，都是要重整倫常。他認為名教（指儒家）自有天地，應該直接從儒教中找哲理。 宋學發展與木刻印書的發展也有關係。後唐馮道刻九經於木板，木版刻書就越來越多了。這樣，就有助於經學的流傳。同時，宋王朝又竭力提倡尊孔。修國子監，把孔門十哲（子思、顏回等十位大弟子）的像也修立起來。宋太祖趙匡胤屢次去國子監，表彰孝悌，親自主持進士的考選。 皇帝一提倡，於是響應的人就出來了。宋初出了三先生，一是孫復（泰山先生），一是石介（徂徠先生），一是胡瑗（安定先生）。孫複寫《春秋尊王發微》一書，其宗旨是「有貶有褒」，提倡尊王。佛教是尊佛不尊王的，孫復用孔子的名義來評價人物，認為春秋時從周天子到諸侯卿大夫沒有一個人沒有一件事是好的，一概加以誅絕。因此當時有人批評《春秋尊王發微》是「商鞅行法」。孫復的尊王思想是適合於當時朝廷的需要的。韓愈即說過：「君王神聖，臣罪當誅。」 胡瑗在太學當教授，曾出了一題問學生：「顏子所樂何事？」這本來是誰也回答不出來的。佛教的禪宗有所謂公案。公案就是由老和尚提出一個誰也答不了的問題。胡瑗這個辦法實際上也是學佛教的「公案」。當時大家都覺得胡瑗的題目很好。安定還叫人要「明體，達用」，即明儒家的根本道理，為朝廷服務。胡瑗的學生考取進士的很多，他為宋王朝培養了一批人才。 石介可以說是首搞宗派活動的人。 宋代講《春秋》的人很多，都是借孔子名義來重整倫常的。北宋時尊王。南宋時，北方被金人奪去了，除尊王外，還要講攘夷。胡安國作的《春秋傳》就是這樣的。從胡安國的《春秋傳》看，他是一方面強調復仇，一方面又怕戰爭。《春秋》所記的齊桓公伐山戎這件事，《穀梁傳》說這是褒，《公羊傳》認為這是貶。胡安國說，《春秋》稱「齊人伐山戎」，既稱人，可見是貶。按照南宋攘夷的觀點來看，應該是「褒」（肯定齊桓公討伐戎族）；可是胡安國卻認為是貶（否定）。這反映了南宋統治者，一方面大叫討伐金人，一方面又害怕戰爭的思想。 宋代最重視的是三部經書：《春秋》《周易》《禮記》。 宋學以《周易》來代替佛教的哲學。《周易》有幾點是與佛教哲學對立的。佛教講「苦」、「空」、「滅」，認為人在胎中即是苦的，母親喝點熱水，胎兒就熱得要死，母親喝點冷水，胎兒即冷得要命。所以人是苦的。據佛家禪宗南宗看來，什麼都是空的，最後連佛也是空的。什麼佛（釋迦）、什麼祖（達摩），一切皆空。他們罵佛祖是老胡，是乾屎橛。他們不讀書，不著文字，因為反正什麼都是空的。佛講涅槃，涅槃即是寂滅（死）的意思。人世什麼都空，都是「無常」，認為有生即有滅，最好是無生，無生即可不滅。《易經》剛好與之相反。《易傳》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近於樂」，「仁者不憂」（《論語》）。這就是說，人不是苦的。儒家講「有」，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婦。《易經》還講不滅，說「天地之大德曰生」。這都是與佛教對立的。 宋學，一是經學，一是哲學。漢人講訓詁，不講義理，宋學則在《周易》中找哲理，以代替佛教的哲學。《易經》是最易於附會發揮的。宋學的《太極圖說》是從道士陳摶那兒來的。太極圖原是講煉丹術，是道家講煉丹秘訣的，講的次序由下而上。陳摶的太極圖，經數傳到了周濂溪（周敦頤）。他講太極圖的次序改為由上而下，並與「易有太極」聯繫起來，這就成了儒家的東西了。無極太極、動靜陰陽、 縕感通，堯舜之道等等名堂，都是從《周易》的十翼中引伸出來的。葉水心所說的「夷狄之說，本於中國」，就是指宋學把佛教的一套東西，加以改造，用《易經》的形式表述出來。 《易經》有象和數，宋人特別重數。邵雍的《皇極經世》是專講數的，他甚至相信《河圖》《洛書》等無稽之談。朱熹學問很博，但他也相信《河圖》《洛書》。 《周禮》也是宋代最重要的一部書。宋是最積弱的朝代，統治者幻想實行《周禮》中所說的井田制度以求強盛。宋儒李覯提倡《周禮》，他在《致太平論》中說：「周之制，其神矣乎？」這就是說，按照《周禮》辦事，就可以解決積弱的問題。據《周禮》記載，周時八家九頃地，各家種 100 畝，中間一頃為公地。這樣，民可以安居樂業。宋儒所以對《周禮》所記載的這種土地制度感興趣，說明宋代土地問題的嚴重。張載也很重視《周禮》，認為治天下不用井田，即不會平，周致治世，就是由於天下平，人君行井田，須有仁心。王安石做宰相，不僅提倡《周禮》，還作《周禮新義》，規定考進士須讀《周禮》。他還用《周禮》作為自己駁反對者的理論根據。宋代重《周禮》，從政治上看，無非是企圖借《周禮》的井田制來對當前作些改良罷了。 《春秋》講尊王、攘夷，當然會受到統治者的重視。 宋儒重《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是從宋開始的。《大學》《中庸》都是《禮記》中的一篇文章。程伊川認為《大學》是孔子的遺書，是初學入德之門。他解釋「中庸」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不變謂之「常道」。禪宗講傳授心法，宋學認為《中庸》就是孔門心法。孔子傳給子思，子思傳給孟子，前後相傳，其味無窮。 宋儒講經學與漢人不同。漢人是篤守師法，宋儒則認為，凡合於理的便是師法，否則便不是。因此，宋人講經有個特點：敢於懷疑。這就把漢唐認為「經」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套都推倒了。敢於懷疑，這是好的，但不能沒有根據的亂懷疑。清人王鳴盛批評宋儒是，道學大倡，罷落漢唐，獨研義理，治學創別是非，以理為準，「其流弊也悍」。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也說宋人既不信註疏，又不信經文，刪改經文「不可為訓」。 歐陽修寫了《易童子問》三卷，認為《易經》的《繫辭》、《文言》等十翼是假的。朱熹懷疑古文《尚書》的真實性。朱熹的學生王柏作《詩疑》，刪去了 30 多篇所謂「淫奔之詩」。《春秋》三傳，孫復在作《春秋尊王發微》時，完全把它擱在一邊不管。南宋葉夢得作《春秋讞》，把《公羊》《穀梁》二傳一概駁倒。司馬光疑《孟子》不是孟子自己作的。宋儒對古代經典的這些懷疑，只有朱熹對古文《尚書》的懷疑是對的。朱熹雖然懷疑古文《尚書》，但卻認為《偽古文尚書·大禹謨》所說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段話，是好得不得了，是孔門傳授心法。 宋學的興起，有其歷史的必要。唐末五代大亂，倫常敗壞，佛教又與倫常有矛盾，因此，統治階級提倡儒學。當然，要使儒學能夠為宋代的統治者服務，還必須吸取和改造佛教中的有用的東西，以便能更好地欺騙群眾。 宋以前，國亡之後很少有人以死殉國的，宋以後就多起來了。清初，毛奇齡變節投清，他講道學時說宋人都沒有國亡殉國的，全祖望舉出了許多例子來駁他。 二程主張「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北宋時，女人再嫁是不受斥責的。王安石兒媳再嫁，范仲淹的母親也是再嫁過的。他們都不迴避再嫁的事。南宋以後，提倡死守貞節。現在再提倡宋學是要不得的，但是否宋學全要不得呢？是否宋學還有些可用之處呢？宋學講氣節，國亡殉國，不投降外國，這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