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講演錄 · 二 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爭
漢高祖原來是很討厭儒生的，曾把儒生的帽子拿來撒溺。但他做了皇帝，就抬高儒家的政治地位，利用它來統治天下。
秦始皇焚書除《易經》之外，其他經書全燒光了。他的這些作法，連他兒子也不准說反對話。他的大兒子扶蘇，曾對秦始皇說：儒生是讀聖賢書的，不要殺他們。秦始皇大怒，並把扶蘇派到北邊去防守匈奴。
前面已經講過，被殺的儒生主要是孟子一派的。漢時的趙岐即說過：「始皇焚書坑儒，孟子之徒黨絕矣！」孟子一派的儒生被殺死了，於是，政治權力落在荀子一派的人手裡。丞相李斯，是荀子的學生，秦二世從趙高學《韓非子》。秦亡雖然不能由荀子學派負責，但秦是用韓非的刑名之學的，所以，秦亡與荀子學派是有關係的。秦時本來應該讓老百姓休養生息，但秦始皇卻大興土木，造阿房宮，築萬里長城等等，勞民傷財，用刑法強迫老百姓服役，因此引起農民大起義。
漢高祖看到了秦亡的原因。他即位後實行了兩條政策，一是統一天下，二是與民休息。天下雖定了，但漢高祖的部將，如韓信、黥布、彭越等都封了王，形成割據局面，劉邦自己管的地方只有 15 郡，其餘 25 郡都為各王所割據。高祖的統一政策是消滅異姓王，除了長沙王吳芮、閩越王無諸、南粵王趙佗三個邊區與安撫少數民族有關的王外，其餘的異姓王，都被高祖先後消滅了。異姓王消滅之後，封自己的子弟為王，這些子弟都很年幼，都奉行朝廷的法令。所以廢異姓王為同姓王，這對鞏固當時的中央統治是有利的。
與民休息，是採取黃老的政治思想——無為而治。曹參繼蕭何為相，天天喝酒不治國事，惠帝不滿，派人問曹參。曹參說，先王和蕭何比陛下和我高明，照舊就是了，何必有什麼作為。
儒和墨是戰國時的兩大顯學，漢時墨家衰微，儒是僅存的顯學。儒家教義本來是不造反的。孔子的後代孔鮒參加了陳勝、吳廣的農民起義，這是因為秦始皇殺儒生。漢高祖看到了這點，因此他尊重儒家。但這是表面的，實際上是任用黃老。
漢高祖即位初期，朝廷沒有禮儀，那些和漢高祖一塊起義打天下的兄弟，對漢高祖很隨便，儒生叔孫通幫助他定了朝儀，臣子見他不敢再胡鬧了。漢高祖很高興地說，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嚴。他體會到了儒家學派對鞏固他的統治有作用，在他死的前一年，便用太牢祭孔子。
漢惠帝廢除了秦時的書禁，民間始有儒家經典在傳授。漢武帝時更進一步，形成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局面。在惠帝時，掌權的都是功臣——武臣，所以不重視儒生。到文帝、景帝時，割據的諸侯王的勢力大為增長，再用黃老的政治思想統治不了了。景帝時把七個大王國都消滅了，統一工作又進了一步，這樣，就要求進一步加強思想上的統一。
武帝提出獨尊儒家，罷黜諸子百家。從表面上看，好像是由於董仲舒上疏要獨尊儒家，實際上，是由於當時政治上的要求。
經學在當時都是口耳相傳的，沒有寫本（因為除了《易經》之外，其餘的經書都被燒光了），因此，只有記憶力強的人才能記得住。在傳述過程中，由於記憶不準確或口音聽不清等等原因，錯誤很多。
當時，經書在民間的傳述者：田何傳《易》，伏生（伏勝）傳《書經》。《書經》是古代語言，與漢代語言已相差很遠。關於《書經》的傳述，有兩種說法，一說《書經》是口傳的。景帝叫晁錯去跟伏生學《書經》，伏生是濟南人，而晁錯是河南人，口音不同，記錯不少。
申培傳《詩》，高堂生傳《禮》，《春秋》的傳者有公羊、穀梁兩家。這些書是口傳後用隸書寫的（隸書等於當時的簡筆字），故叫今文經。
漢時，各經都立博士。博士類似於顧問或教授。秦時博士很多，漢初也有博士，但皇帝從來不去問他們，博士是有學問、能通一經的人。伏生傳的《書經》立了三家博士：歐陽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詩經》博士也有三家：魯詩、齊詩（轅固生）、韓詩（燕人韓嬰）。傳禮的有三家：大戴、小戴、慶氏。《周禮》，從王莽到太平天國都有很大影響。《周禮》從河間獻王出，他收集到了古文書《周禮》。但他所收集到的《周禮》缺了《冬官》篇，他用《考工記》補進去，是為《周禮》。《春秋》，漢初時由鄒氏、夾氏所傳。《左傳》由張蒼所傳。《公羊》《穀梁》兩傳都寫成書。鄒氏、夾氏所傳的，後來都喪失了。《左傳》由張蒼傳給賈誼，《春秋》只有《公羊》《穀梁》立博士。
漢朝的博士，數目有多有少，一般是十四人：
《易》博士三：施氏（施讎）、孟氏（孟喜）、梁丘氏（梁丘賀）。
《書》博士三：歐陽（歐陽生）、大夏侯（夏侯勝）、小夏侯（夏侯建）。
《詩》博士三：魯（申培）、齊（轅固生）、韓（韓嬰）。
《禮》博士三：大戴（戴德）、小戴（戴聖）、慶氏（慶普）。
《春秋》博士二：顏氏（顏安樂）、嚴氏（嚴彭祖）。
到漢獻帝時，立的博士就更多了。
這許多書都立了博士，但最重要的是《公羊傳》。漢武帝特別重視《公羊傳》，這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武帝在政治上需要利用孔子的名義來進行自己的統一工作，《公羊》第一句即講「大一統」。「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王正月」，本來並沒有別的意義，春秋時，各國曆法不同，有建子（以十一月為歲之始）、有建丑（以十二月為歲之始）、有建寅（以正月為歲之始），各不統一。「王正月」，只是說按照周曆，以十一月為歲之始，來統一曆法。漢武帝則利用這句話，作為政治統一的根據。武帝表面上尊崇儒家，實際上殺人很多，用的是法家的刑名之學。《公羊傳》說：「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意思是說，臣子對君父不能有弒逆的念頭，如果有的話，就可以把他殺死。這個論點很合乎漢武帝隨便殺人的意思。《公羊》傳又說「復九世之讎」，這也很合漢武帝藉口替高祖復仇而要打匈奴的口味。《公羊》興起的另一原因，是《公羊》家出了一位大師——董仲舒。董仲舒非常好學，用功讀書「三年不窺園」。董仲舒的同學胡母生，把《春秋》經義系統化，由於他們兩人的關係，《公羊》成了五經中地位最高的一經。漢武帝獨尊儒家，歸根到底是尊《公羊》。
今文、古文爭得很劇烈。西漢立的十四個博士，都是今文博士，古文一直到王莽時才立博士。今文博士堅決反對古文立博士，也就是反對古文經學成為官學。古文經學的提倡者劉歆，曾寫了一篇《移讓太常博士書》斥責今文博士。
今、古文之爭，實際上是齊、魯之爭。魯的學風比較樸實保守，接近於孔子的講法；齊學比較浮誇，好講陰陽五行。魯學要把孔子神化，儒學宗教化，一直是看不起齊學。從孟子起，就看不起齊學。他說：「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又說，齊人只知管仲、晏子，其餘一概不知。又如，叔孫通定朝儀，到魯國去請 30 多個儒生，其中有兩人不肯來，並說，你侍候的主人將近七個了。又說，那能隨便講禮，要行百年仁政始能講禮。叔孫通則笑他們是「鄙儒」，不識時宜，於此可見齊魯之風的不同。
武帝偏袒今文，喜好《公羊》，曾經叫治《穀梁》的江公與董仲舒辯論。仲舒通五經，善作文；江公「訥於言」（不善說話）；丞相公孫弘也是學《公羊》的。結果，自然董仲舒勝利了。於是江公就不能充當博士。由於江公的失敗，穀梁也不得立為官學。
漢武帝的太子（戾太子）原先跟董仲舒學《公羊》，後來他又去學《穀梁》，並且很喜歡《穀梁》傳。漢宣帝是戾太子的孫子，他聽說自己的祖父喜歡《穀梁》，就去找學《穀梁》的人，找到了榮廣、皓星公。兩人都是江公的學生。榮廣口才很好，與董仲舒的學生眭孟辯論，榮廣勝利了。但是還不能立《穀梁》為博士，於是，宣帝去找了十個最聰明的青年人（其中有劉向）學《穀梁》。最後叫他們跟《公羊》家辯論。太子太傅肖望之也站在《穀梁》方面。《公羊》派參加辯論的有嚴彭祖、尹更始等，雙方各五人，結果自然《穀梁》勝利，從此，《穀梁》才立於官學。可見某一學派立於官學是不容易的。
漢人最重師法，師法是不能改的，只准按照老師的樣子講。傳《易經》的孟喜，其師為田王孫。孟喜好吹牛，詐稱田王孫臨死時曾傳給他一本講陰陽災異的書。他的同學梁丘賀揭露也說，田生死時，送終的是施讎，你那時到東海去了，根本不在側。宣帝聽說他不守師法，就不准他做博士。
漢初儒者沒有官做，武帝始用儒生公孫弘為丞相。公孫弘本來是東海的牧豬人，學《公羊》，為人「曲學阿世」。武帝召集全國文士考試，他考第一。官位升得很快，於是人們爭著學《公羊》。
武帝時，五經博士教授的學生每一經只有 10 人，全國博士弟子一共只有 50 人。博士弟子可以「復其身」，即可以一輩子不要服徭役。成績優良的，可以作官。故士人爭為博士弟子。漢昭帝時，博士弟子增至 100 人。宣帝時博士弟子增為 200 人。漢元帝時，漢朝已走下坡路了，但因為剝削嚴重，表面上顯得很富庶，故有博士弟子 1000 人。漢成帝時，有人說，孔子一布衣，尚有弟子 3000 人，皇帝不應比孔子少，於是，太學弟子也增為 3000 人。後來由於負擔太重，仍降為 1000 人。王莽時，博士弟子一年考試一次，考上甲科，可做郎中；考上乙科，可做太子舍人；考上丙科，可補文學掌故。弟子們雖不得大用，但可求個出身。
漢武帝特別重視《公羊》，因為《公羊》可以與刑名之學配合。《公羊》講災異，這也有些好處。因為皇帝很專制，沒有人敢批評，可以用災異來告誡皇帝。災異家們說，皇帝是天的兒子——天子，皇帝作了壞事，天就現出災異來告誡了。這也是董仲舒講災異的一個動機。所以，他講得多了，引起了武帝的反感。有一次，遼東高廟火災，董仲舒又發議論，他寫的稿子被主父偃偷去送給武帝。武帝召諸生評論。董仲舒的學生呂步舒不知道是他的老師董仲舒寫的，便說是「大愚妄」。於是判董仲舒死刑，後來雖蒙詔赦，但董仲舒從此不敢再講災異了。
西漢衰時，用《詩經》治國。宣帝表面上講儒，實際上是用「刑名」。一天，太子（元帝）對宣帝說，陛下刑罰太甚，宜用儒生。宣帝大怒，說，漢家自有制度，「以霸（刑名）、王（儒）道雜之」，儒家不通時務，是古非今，如何能用？將來亂我漢家制度的一定是你。元帝立，外戚王氏逐漸掌權，不用《公羊》，而用《詩》為教。《詩》提倡溫柔敦厚，便於統治者無忌憚地奢侈腐朽。結果，王權下移，外戚專政，直到西漢滅亡。
總的說來，從高帝到文、景，用黃老之術；武帝到宣帝，霸王道雜之；元帝以後至西漢亡，《詩》學盛行，皇帝無權。
西漢末年有兩個大問題：一是土地集中，農民流亡，二是農民賣身為奴。土地和奴隸兩個問題是相關的，農民沒有土地就只好賣身為奴。早在武帝，甚至文帝時，這兩大問題即已存在。董仲舒主張限田（名田），即規定占有土地的一個最高限額，但是這個辦法實行不了。西漢末年更嚴重。王莽為了奪取政權，用托古於《周禮》的辦法，提出「王田」的主張，即根據《周禮》中關於井田制的說法，把土地收歸國有。王莽一舉一動都學周公，以《周禮》作為政治改革的根據。《周禮》是古文經，因此便提高古文經的地位。劉歆是王莽的幫手，他寫了一封《移讓太常博士書》，大罵今文家的博士，遭到博士的激烈反對，博士都罷。大司空上奏，說劉歆反先帝遺法，於是劉歆被貶出去做河內太守。平帝時，古文經由於有王莽的政治力量做後盾，立了五個古文博士，以與今文博士對抗。
光武帝即位，又廢古文，提倡今文，要求今文博士講「讖諱」。讖是託名孔子的預言，緯是解釋經書的。光武因為讖緯中有「劉秀當為天子」的話，深信讖緯。但遭到古文家的反對。如古文家桓譚不讀「讖緯」，上書極言讖緯妖妄。光武說他「非聖無法」，差點被砍頭。當時用人，有的也以讖緯來決定。所以，有個叫尹敏的在整理「讖緯」書時，他便在書的空白地方寫了「君缺口，為漢輔」幾個字，企圖使皇帝重用他。光武帝看出來了，把他大罵一通，但沒有處罰他。
古文經是不語怪力亂神的，今文經不同，它專投皇帝之所好。西漢時今文家講災異，原來有點限制皇帝暴虐的意思，到東漢時，就變成有災異要策免三公了。由於東漢時天文學的進步，日蝕也可推算出來，災異不大好說了，今文學家就改說讖緯。古文家反對讖緯。王充是古文家反對災異和讖緯的代表。
東漢時，統治階級內部宗派鬥爭極為嚴重。世家大族收集一批貧寒士人，薦他們做個小官小吏。有些人善於做官，可能從小吏上升為公卿。這種貧寒士人稱薦舉者為恩主，恩主死，要服三年喪。門生故吏成為集團。例如袁紹世代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勢力很大。
經學中的派別鬥爭也很激烈。古文家中出了幾位大師，如賈逵、服虔、馬融、許慎等。馬融對東漢的古文的發展有很大關係。馬融是馬太后（明帝皇后）的侄子，貴族地位足以保衛他的經師地位。他學問廣博，通各經，門下有好幾千學生。因此，古文地位就更高了。他的學生鄭玄，名望尤高，於是推倒了今文，古文成為獨占的了。
今文的衰落有其本身的原因。第一，東漢時不再通過今文經的途徑做官，做官是通過徵辟之途了。士人學今文經不再那麼熱心。第二，今文太繁瑣，秦延君說《尚書》「堯典」二字，竟達 10 多萬字。說「曰若稽古」四字，多至 3 萬字。一部經書的章句，多至 100 萬字，少的也有幾十萬字。苦死了學習的人。光武帝自己在學今文時，也吃過這個苦頭。他當皇帝後，便令儒臣刪五經章句作為太子的課本。桓榮刪歐陽氏《書經》，從 40 萬字刪為 23 萬字，桓郁又刪為 12 萬字。又，張奐刪牟氏《尚書章句》45 萬字為 9 萬字。可見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廢話。《漢書·藝文志》說：「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這確是打中了今文的弊病。古文家主張通訓詁，通大義，所以沒有繁瑣的弊病。東漢時，「通人惡煩，羞學章句。」由於今文的繁瑣。人們都不願意學了。
雖然如此，但是，今文經學的勢力仍很大。今文經是官學，太學生仍達一萬人。各地私人的「精廬」（私立大學），學生多的也達幾千人。當時古、今文學都開設私立大學招收學生。此外還有小學稱「書館」。例如王充八歲進書館，書館中有學生百餘人。王充的故鄉上虞，不過是個小地方，竟有學生一百多人，足見當時讀書人之多。「書館」教的是今文經，王充幼時學的是今文，後變成古文派了。
今文經的大師為董仲舒，古文經的大師為鄭玄。鄭玄通所有的今文、古文各經。鄭玄所以能通今、古各經，主要是東漢時造紙術的進步，以及今文章句的刪減。因此，鄭玄比馬融達到的成就更高。馬融給古文全部經作了註解，而鄭玄則採用了今文的某些說法，甚至某些讖緯家的說法注經。《詩·大雅·生民》關於姜嫄感天而生的說法，這本是出於今文家，鄭玄也採用了。鄭玄基本上是古文派，但他採用了今文家的一些觀點。由於鄭玄善於吸取今文派中的某些經說，今文被推倒了。鄭學成了天下所崇的儒學。
魏文帝以後，做官的道路是「九品中正」。做官的必須是門閥士族，不須要搞什麼今文、古文了。士族最講究的是禮，禮中最重視的是喪禮。鄭玄對喪禮最有研究。鄭注三禮最受人重視。這也提高了鄭學的地位。
西晉永嘉之亂，博士們保存的章句（講義）都丟掉了。但古文的註解很簡單，所以儒生還記得住，而今文，由於太繁瑣，都記不得了。這樣，西漢博士所傳的今文也就全部消滅了。
一個學派的獨尊地位是暫時的，一定會出現和它對立的學派。鄭學是講《左傳》的。當時，講《公羊》的何休與之對立。另一個與鄭學對立的是專講馬融之學的王肅。《公羊》在東漢時已不是重要的學問了。《左傳》《穀梁》是抑制《公羊》的。何休用 17 年的時間作《公羊解詁》，來為《公羊》辯護，他寫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育》《穀梁廢疾》三篇文章。他所根據的是胡母生的《春秋條例》。他的註解很簡單，是《公羊》註解中最好的一種。此書保存至今。
馬融的學派為王肅所傳，王肅是王朗的兒子。王肅根據馬融的學說對古文各經作了註解。王肅敵不過鄭學，他造了《聖證論》《孔子家語》《孔叢子》三部假書來反對鄭康成。他所以能把鄭康成壓下去，是由於他的女兒是司馬昭的夫人，他是晉武帝司馬炎的外祖父，所以他寫的東西都立於博士。這樣，經學就成了鄭、王之爭而不是今、古之爭了。鄭學的政治後台是魏帝曹髦。曹髦幫鄭氏博士來反駁王氏博士。後來曹髦被殺，王學是勝利了。但是鄭學究比王學高明，東晉時，鄭學又壓倒了王學。
當鄭、王之學在鬥爭時，有的經學陣地卻被別的學派奪去了。首先是《周易》，玄學大師王弼注《周易》。古文只講訓詁，不講義理。魏晉的玄學，不僅講訓詁，而且講義理。王弼用玄理說易，故其所注《周易》壓倒了以前各學派。杜預注《左傳》，范寧注《穀梁》，梅頤作《偽古文尚書》，又一玄學大師何晏注《論語》。這些書出來後，把原來漢學的古文、今文家所作的註解都打倒了，只有《毛詩》、鄭注《三禮》及何休的《公羊解詁》仍存在。梅頤的《偽古文尚書》，到清初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才把它推倒。這些注所以能推倒漢經學家的經注，並不是他們的學問一定比漢經學家高明，主要是由於他們吸取了前人注釋中的長處。
魏晉玄學盛行，今文學已是強弩之末。特別是永嘉之亂以後，今文經全部散失（除何休的《公羊解詁》外），古文獨存。南北朝通行的就是《毛詩》、鄭注《三禮》、杜注《左氏》、范注《穀梁》等，這些都是古文。
南北朝時，大體上南方仍繼承魏晉學風，北朝仍繼承東漢學風。南方通行的是王注《周易》，杜注《左傳》，何注《公羊》；北方通行的則是鄭注《周易》，鄭注《尚書》，服虔注《左傳》。《毛詩》《三禮》則南北都通行鄭氏。《隋書·儒林傳》說：「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這句話可以作為當時南北學風的概括。
隋唐統一之後，南北的經學的不同，考試取士有困難。唐太宗便叫孔穎達撰《五經正義》。他以「疏不破注」的原則，將南北經學統一起來。從此，儒生記住《正義》，便可考試作官，經學至此也就沒有什麼發展了。
宋學另開門面，與漢學全然不同。宋學受了佛教的影響。佛教在魏晉南北朝時盛行，引起了儒學的反對。北朝儒者崔浩，與道士寇謙之聯合反佛。崔浩在政治上主張恢復周朝的割據局面，五等爵制，保持門閥的特殊地位。後來為鮮卑貴族所殺。他的死，實際上與反佛有關，佛徒與鮮卑貴族聯合殺害他。南齊范縝（古文家），他根據古文家的學風寫了《神滅論》，擊中了佛家的要害。梁武帝幫佛家，把范縝壓下去了。宋學興起的原因之一，是採用儒家的思想去反對佛家。宋學吸取了佛家的佛性說，所謂狗子也有佛性，儒家用來說明人人可以為聖人（人皆可以為堯舜）的思想。佛學成為豐富宋學的養料。宋學有缺點，但反佛是應該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