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講演錄 · 一 經學的開始

經學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很密切。經學雖然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但也起了一些好的作用。例如，宗教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頑固敵人，許多民族的宗教信仰很深，漢民族的情況就不同些。漢民族的宗教——道教和自印度傳入中國的佛教，在隋唐時期盛行，但無論如何總有儒家與他們對抗。唐太宗時，道教的地位最高，佛其次，儒排在最後。武則天時，佛的地位最高，道其次，儒仍舊排在最後。儘管儒的地位不及佛、道，做官的人很多都信佛、道，但唐代仍以明經取士，他們總覺得自己是儒者。以詩賦應試的進士，也很多以儒自命。宋學是由韓愈創始的，韓愈反佛很積極，宋學產生的原因很多，原因之一就是儒與佛的對抗。儒經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它起了反對宗教的作用。宗教不能在漢民族中紮根，儒有貢獻。這一估計可能高了，請大家批評。 經學是什麼？什麼叫經？章學誠有「六經皆史」之說，這個說法有對的地方，也有不對的地方。古代所謂的史，就是記事和記統治者重要的話，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六經中的《書經》是重要的政治文件選集。《春秋》是大事年表，其他四經——《周易》《詩經》《儀禮》《樂》（《樂》已遺失），即不記言，也不記事，只有史料價值，講究哲學、文學、制度、音樂這些獨立性的專業，都得研究講這四經。所以說六經皆史，其實只有《春秋》《尚書》是史，其它四經不能稱為史。但是章學誠的話有他的道理。清儒講漢學，也講宋學，都把經看作神聖的書，章學誠卻說經都是史，把經從神聖的地位上拉下來與史平列，這是有意義的。另外，章學誠反對「離事而言理」，就是反對宋學的空談。章學誠偏重古文經，主張實際的考察和治史，所以有六經皆史的說法。 什麼叫經？恐怕誰也講不通。班固的《白虎通》解釋經為常，即常道，也就是正常不可改變的道理。《說文》釋經為直線，六經講的都是直言，故稱為經，這是很牽強附會的。為什麼叫經，是無法說清楚的。 經有多少？ 先說經的來源。 周朝的技術官是世襲的。例如史官，掌管典冊，世代相傳。史官記言記事都有一定的書法。《左傳》中有五十凡，即是史官記事的條例（其他各官也都有其條例，世代傳習，供貴族諮詢和使用）。一些史官是忠於世襲條例的。例如齊大夫崔杼殺齊君，史官依書法寫「崔杼弒其君」。崔杼殺史官，史官的三個弟弟繼續堅持史官的書法，寫道：「崔杼弒其君」。崔杼連殺了兩個，最小的一個，崔杼不敢再殺了，終於按照史官的書法寫成了。 春秋時魯國文化最發達，官守也最完備，與周天子相同。孔子時，魯國衰微，百官流散，《論語》說：「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魯國君養不起這些樂官，他們就四散謀食，各奔前程。 孔子是貴族出身，又作過魯司寇，有條件收集各種文獻材料。他又是第一個創設私立學校的人。他的弟子前後共有 3000人，通經者 72 人。孔子教學生的課本，就是從他收集的各種文獻材料中整理出來的。從卜官那裡的材料中整理出《易經》，從史官那裡的材料中整理出《春秋》《樂》《詩》《儀禮》等書，也都是從既有的材料中整理出來的。所以說孔子「述而不作」。從六經的形式上說，都是敘述各官保存的舊文。對此，今文經學有不同的看法，它認為六經都是孔子所作，說孔子是作者之謂聖。我看還是「述而不作」的說法比較正確。 六經就是孔子整理舊文寫在竹簡上教授學生的課本。但實際上是五經，詩與樂是合而為一的，詩是詞，樂是譜，後來樂完全亡失了。 西漢時有五經博士，博士就是國家任命的教授。東漢時，五經之外加《孝經》《論語》成為七經。到唐時，禮分為《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分為《左傳》《公羊》《穀梁》，加上《易》《書》《詩》成為九經。宋朝又加《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合成十三經。除十三經外，宋朝的程顥、程頤、朱熹把《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稱為四書。四書在宋朝地位很重要，考進士出題皆出自四書。 諸經內容： 《周易》。本是占卜書。有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辭，說明本卦的性質。例如乾卦，卦辭是「乾、元、亨、利、貞」。每卦有六交，每爻有爻辭。例如乾卦中的初九，爻辭是「潛龍勿用」。卦辭爻辭是誰作的不清楚，有說周公，有說文王。卦、爻辭合起來即是《易經》的經文。此外還有彖辭、象辭（有大象小象，但分篇按上下分，稱上象下象）、繫辭（分上系下系）及文言（獨乾坤二卦有文言）、序卦、說卦、雜卦合稱為「十翼」，是為《易傳》，是解釋《易經》的。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孔子講易時的筆記。 卜官積累了豐富的人事經驗，假借鬼神來表達意思。《易經》語意隱晦，文又極簡，可以作各種不同的解釋，能夠使人聽來似乎有道理。例如《左傳》襄公九年，穆姜（國君夫人）行為不規，得罪季孫氏，被關進東宮，穆姜將往東宮請卜官算卦，卜官看卦象說她很快會出來。穆姜說，不！看卦象我是出不去的，我必死在這裡面。後來穆姜果然死在東宮了。穆姜根據她的具體情況作出不吉利的解釋，似乎很靈驗，卜官先作的判斷，似乎是錯了，其實任何一類，都可以作或吉或凶的判斷，靈驗與否，取決於卜官的經驗和騙術。 孔子對於《周易》很有研究，他經常讀《易經》，以致系在竹簡上的皮帶斷了三次。《論語》也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可見孔子對《易》的重視。 《易》在六經中是最重要的，漢代以《易》為六經之首。《漢書·藝文志》稱《易》為「六藝之原」。封建時代學經首先學《易》。《易》是哲學，是一切道理的根本。漢人講《易經》不外象數，目的在於卜筮，講災異。三國時王弼注《易經》，講義理，推掉漢人的象數，應該說是一個進步。 《尚書》，這是最古的一部書。一說是孔子取自史官，刪訂成百篇。秦始皇焚書，此書被焚，後來山東伏生自壁中取出 29篇。一說伏生沒有書，只是口傳，朝廷派晁錯去學，伏生年老牙缺，口音難懂，由女兒代傳，故記錄下來錯誤甚多。 伏生傳的《尚書》，用隸書寫成，稱今文《尚書》。漢武帝時，魯恭王拆孔子舊宅，於壁中得蝌蚪文《尚書》，稱古文《尚書》，多十六篇。孔安國並作了注。司馬遷是孔安國的學生，《史記》中還保存一些孔安國的古文《尚書》的材料。《史記》講古史也大都根據古文《尚書》的材料。古文《尚書》於西晉時亡失。東晉梅頤（又作梅賾）造偽孔傳古文《尚書》，直到清代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才完全揭穿梅頤的偽造。我們採用《尚書》的材料，必須注意它的真偽，這可參考清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註疏》一書。 《詩經》。太史公說，孔子自 3000 篇詩中刪成 305 篇，去其十分之九。這一說法不可靠。春秋時，外交人員必須會說《詩》，所以孔子對他的兒子孔鯉說：「不學《詩》無以言」。春秋時應用的詩不過 300 多篇，從《左傳》所引的詩看來，超出 300 篇以外的詩極少。 古文裡詩共 311 篇，其中六篇逸詩「有目無文」（有目錄，沒有文字）。 《詩》至漢分成三家：齊、魯、韓。另有古文詩稱《毛詩》。三家詩全亡失，今存的是《毛詩》。 《禮》，包括《儀禮》、《周禮》、《禮記》。 《儀禮》。周時，詩、禮最重要。孔子對孔鯉說：「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人的行動都要根據禮。禮有天子之禮，諸侯之禮，卿大夫之禮，士禮等等。庶人是沒有禮的，統治階級對庶人只用刑，即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孔子所傳的禮是士禮。因為孔子和他的學生都屬於士階層，必須懂得士禮。孔子及其弟子對禮很有研究，以致當時的國君、大夫都要向他問禮。墨子罵儒者靠辦喪事混飯吃，是有道理的。當時貴族人家有了喪事，儒者去替喪家主持喪禮，可以帶一大批人去吃酒飯。還有前往觀禮的儒者，他們不曾被邀請，但可以指點批評，分些酒飯吃。 禮和儀是有區別的。禮是規則，必須共同遵守。儀是態度姿勢，各人修養不同。有一次子貢和曾子前往季孫氏家弔喪，看門的人不許他們進去。二人在馬房中修容，擺好姿態再去，看門人看見曾子就嚇得逃走了，這就是儀。 《周禮》。周公制禮作樂，此禮即周禮。《周禮》是周公的舊典，《左傳》中常提及。但它不一定是今日的《周禮》。今日的《周禮》，大約在戰國時出現。戰國時，儒家將商、周、春秋各時期官制匯編在一起，加上儒家的政治理想，形成《周禮》一書。這些官制在很多甲骨文上都能見到，可見並不是儒家憑空捏造的。但說它是周公所作是不可信的。例如孟子、荀子都不講《周禮》，孟子的井田與《周札》上講的溝洫制度不同。可見造作《周禮》者在孟、荀之後。 《周禮》不是周公所作，它的作用卻很大。後來的人想要解決土地問題，都從《周禮》找根據。王莽是這樣，直到太平天國還是這樣。封建社會的政治家、思想家，有的根據《周禮》去行動（如王莽），有的以《周禮》為理想（如張載）。康有為《新學偽經考》說《周禮》是劉歆所偽造，其實劉歆沒有這麼大的本領。王莽想要利用《周禮》作為解決政治問題的根據，劉歆便提倡《周禮》，並不是他所偽造。 《禮記》。這是孔子以後的儒者研究禮，選取講禮的文篇作參考材料。漢時有 131 篇。後來劉向增至 214 篇。戴德從中選了85 篇教學生，即《大戴記》。他的侄子戴聖，選了 49 篇，比較簡要，即《小戴記》。《小戴記》後來上升為經，《大戴記》地位反而較低。《禮記》有《曲禮篇》，都是記日常行動的規則，其中有些很有些道理。例如「登城不指，城上不呼」；「並坐不橫肱」等，在春秋時，諸侯經常互相攻襲，有人在城上指點大叫，可能引起城中人的驚擾；兩人並坐，一人橫肱，另一人活動就受妨礙。這些雖然是小事，但也要注意，記這些小事的禮，叫做曲（小）禮。 《春秋》。周代除了周天子有史官紀事外，諸侯也都有國史。魯國的史書就叫作《春秋》。春秋是按四季編年的意思。孔子根據舊有的魯國史編為《春秋》。《春秋》的文字很簡單，用字根據孔子的觀點，有褒有貶。孔子修《春秋》一直到他死前二年止。被寫在《春秋》上的都是魯國有權勢的人物，所以「定、哀之間多微詞」。還有些事不敢明寫，就用「大義微言」口授弟子。由於各個弟子領會不同，所以說法也就不同。《左氏春秋》把春秋的事實寫出，《公羊》和《穀梁》根據師傳的「大義微言」寫下來，不講事實。因此，《春秋》就分成了三傳。《公羊》傳講大一統，復九世之讎，最能適合漢武帝的需要，故西漢時《公羊》最盛行。 孔子死後，他的學生各立門戶。韓非子說，孔子死後，儒分為八，即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八派之中，孟、荀是明顯對立的兩派。孟子學問出自《詩》《書》，荀子學問出自《禮》《樂》。孟子的後學與陰陽五行家合流。孟子的思想本來有近乎五行推運的說法，例如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所以與陰陽五行家合流是很自然的。荀子說子思、孟子是五行學說的創始者，有根據。荀子與名法合流。禮，就是規矩，再推廣就是刑。荀子講禮，他的學生必講名法，如韓非即是。孟子講仁義，荀子講刑名，這兩派對立是很清楚的。但是，儒家不論那一派，都為封建地主階級服務，只是各派政見不同，這反映封建地主階級內部的矛盾，故派系鬥爭一直存在。 戰國時，封建領主制崩潰，地主階級興起，失去土地的人一天天多起來。如何治理天下，對當前的政治問題如何解決，荀、孟二派意見很不同。一個主張法後王，一個主張法先王。孟子說要行仁政，行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就是將地劃分開，每人有百畝之地，大夫有祿田。孟子認為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就不能行仁政。暴君污吏必去其經界，而行仁政必使經界正，分田制祿；天下可坐而定也。孟子的政治思想即如此。井田制是孟子想出來的，他以西周的授田製作為根據。所以說要法先王。荀子正相反，要法後王，即當代的王（戰國時期的王）。荀子贊成秦國的作法，承認地主占領既有的土地，實行以刑名為主的新法。孟子要農民不失土地，他的理想是行不通的，他反對土地的自由兼併，要改變現有的土地占有情況，但如何去作，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滕文公問他怎麼辦，他說不出來。 孟子學派與陰陽五行結合後，勢力大起來。秦始皇時的博士儒生，大都是孟派。荀派李斯在朝廷作大官，有權力。孟派喜歡是古非今，否認現狀，自然引起秦始皇和李斯等人的厭惡，結果被秦始皇坑殺四百多人，孟派的重要人物大都死光了。但孟派潛在勢力仍很大。漢初荀派失勢，孟派與陰陽五行結合，很受統治者歡迎。漢文帝時，《孟子》曾立博士（不久又取消）。傳授五經的儒生，一般出於荀子之門，學風比較樸素，不講陰陽五行去迎合朝廷的好尚，始終與孟子學派對立。 西漢陰陽五行大盛，孟派與陰陽五行合流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董仲舒在漢代地位崇高，漢人把他看成是漢朝的孔子。孔子以周公的繼承人自居，所以自稱常常夢見周公。據說董仲舒也常常夢見孔子，他的學問是孔子在夢中親授給他的。這當然是胡說，但也可見他的學問的正統性為漢儒所公認，連積極提倡古文的劉歆，也承認董仲舒是群儒之首的地位。董仲舒是今文家，一生專治《春秋》，把春秋陰陽五行化了，其他各經也跟著陰陽五行化。他在政治上主張用限田的辦法來解決西漢的土地問題和奴隸問題，但是都解決不了。後來王莽主張將土地收歸國有，改成王田，重新分配給百姓。王莽是以《周禮》作為改革的根據的，於是古文經就被提倡起來。 戰國至秦的荀、孟之爭，也可以說是原始儒學中保守（法先王）、適時（法後王）兩個學派的鬥爭。從西漢後期開始就變成今、古文之爭，這一鬥爭直到唐朝才告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