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講演錄 · 四 明清的經學

清代的經學可以稱之為漢學。漢代古文、今文的發展都有政治上的原因，宋學的發生也有政治上的原因。西漢經學重點在講陰陽災異。不僅《書經·洪範》篇講災異，《詩經》也講災異。自董仲舒始，任何一經都須講災異，不講，這部經書就站不住腳。東漢時，光講災異還不夠，還要講讖緯。講讖緯比講災異更容易。只有古文經學是反對災異、讖緯之類的迷信的。漢代經學壞處比好處多，因為講迷信，欺騙人民，反迷信的只有一部分古文經學家。 宋學的興起，是由於安史及五代的大亂，倫常敗壞。宋學的目的是整頓倫常道德。宋學固然毛病很多，但在重整倫常方面收效不少。宋學重個人氣節，因此，宋以後，國家危亡時，民族氣節提高了。這樣看起來，宋學也有其積極方面，不是完全消極的。宋學的毛病是空談心、性、天道等抽象的東西。 程朱還是比較重視實踐的。當然，他們的實踐不是革命的實踐，而是指做人的修養。朱熹主張半天讀書，半天打坐。程朱的末流就完全流於空談了。陸象山的思想則更趨於佛教化。由陸象山到王陽明這一派的思想，實際上是佛教南宗慧能一派的「即心成佛」的思想。南宗認為，明心見性即成佛。儒家講成聖人，成聖人本極不容易，孔子也不敢自稱是聖人。王陽明把佛家的明心見性一套思想拿過來，改裝成一旦豁然貫通，即可成聖人的理論。王陽明自己還有些辦事的本領，其末流空談之風越來越厲害。明亡與士大夫階層不務實學，光事空談有關係。明朝時候的八股文，就是宋學的表現形式，是宋學的文風。明永樂時頒布《四書大全》以朱熹注為正宗。於是明人只讀朱注《四書》，連《五經》也不讀。因為讀熟《四書》，即可考取進士作大官。考進士的題目都出在《四書》上，所以讀《五經》的人很少。明人的學問很狹隘，只知道《四書》。 明人嘴上是仁義道德，實際上無恥到極點。讀《明史·閹黨傳》，真令人怒髮衝冠。閹黨中，除一人外，都是進士出身。宋學和八股文的流弊，明亡之後，看得更清楚。明亡於清，固然有其他原因，但宋學只講空談，不務實際，閹黨的墮落，也是明亡的原因之一。比較有正義感的士人，對程朱之學的流弊痛恨得很。亡國之後，痛定思痛，都感到宋明理學家所講的明心見性、明道窮性一套理論，全是廢話；主靜主敬，全是沒有道理的，應該提倡經世致用之學。 明末清初，主經世致用的學者，南有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黃、顧、王三人對學術都有很大貢獻。北方有顏元、李塨。顏元講實踐。北方的顏、李及孫奇逢，與南方三大家是沒有直接聯繫的。 明人學問的空疏，歷史已有定論。他們所印的書也大都靠不住，當然也不能一筆抹煞。有一批人，看到國家危亡，也在認真讀書，而且有成績。清初的幾個大學問家，就是在這種環境中長大起來的。 明孝宗時的前後七子，他們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這種只讀古書的學風，影響很大。厚古薄今，越古越好，這當然是不對的，但在當時，對於八股先生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明人在經學方面是有成績的，主要有如下幾家： 梅鷟的《尚書考異》。梅鷟把《古文尚書》完全推倒了。《古文尚書》宋人雖然已經疑其為偽，但那是從文字的難易方面提出些疑點。宋人覺得，為什麼《古文尚書》反而比今文容易讀呢？因此疑古文不可靠，但沒有具體論證。梅鷟則提出了許多確鑿證據，以證明其偽。 朱謀瑋的《周易象通》。朱的學問很大。朱是反對宋學的，宋代易學是講數的，漢人講象。朱用象來講易，實際上是向宋人的《先天圖》、《太極圖》、《皇極經世》、朱熹的《周易》等宋人的易學挑戰。朱謀瑋的《周易象通》也不敢完全把《河圖》《洛書》等謊言推倒。他以自己所編造的謊言代替了宋人編造的謊言。朱是明皇朝的同姓，他詐稱自己從明內府得了一個真正的《河圖》。這個《河圖》真正是伏犧所作，一直保存在皇帝的內府，到宋徽宗時才發現。這當然是胡說八道。但在那時，他這樣作，多少還有點可以原諒。 趙宦光等的音韻之學。古代音韻和宋人不同，宋學家不懂這個道理，看到經書上不協韻的，即任意更改。趙宦光等研究《說文解字》，指出經書的字音，宋時雖然不協韻，但古代則是協韻的，宋人亂改經書中不協韻的字，是錯誤的。陳第進一步研究古音，作《毛詩古音考》，具體指出古今音韻不同，如母，古念米；馬，古念姥；京，古念疆；福，古念逼等等。這種研究，對清儒起很大作用，清儒研究經學，從文字音韻入手，明人開其先例。 焦竑講校勘之學，這也是開清代校勘學的先例。 明末所以講這種學問，是由於人們不滿於宋學末流的空疏。明末的學風，可以說是棄宋復漢。黃、顧、王三大家則是這種學風的進一步發展。 顧炎武是浙西學派，黃宗羲是浙東學派。兩派影響很長久，直到清末。清是封建社會的末代，可是在學術和古詩文等各個領域中都出現了復古的風氣，只有小說倒是一個創造。這可能是迴光返照。清朝社會有新的變化，資本主義開始萌芽，敏感的文學家，抓住一些新事物，因之產生新鮮的作品。 宋學講理，理就是聖人之性，是絕對的。一切以理為依據，不合乎理，就必須受到批判。朱熹所以對《尚書》提出懷疑，就是他覺得《尚書》不合乎理。朱熹學生王柏刪詩 32 篇，也是因為那些都是淫奔之詩，不合乎理。漢人講家法，對古代傳下來的東西，是完全不敢懷疑的。宋學敢於懷疑，這是宋學的長處。這種懷疑雖然常常流於武斷，但總算是用腦子去想。漢學不加任何思考判斷，它是不用腦子的。《論語》中有兩句話：「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漢學是學而不思，死記師說，不知其義。宋人則思而不學，光去空想，不讀書。王陽明坐在竹子旁邊格物，結果格出病來了，就是典型例子。 清人想把學與思結合起來。顧炎武講經學，黃宗羲講史學。一是清代經學的開創者，一是清代史學的開創者。他們做學問，可以說是學、思結合，為救亡而讀書。 顧亭林的學問很廣博，年青時已感到國家將亡，要講實學。他青年時寫了《天下郡國利病書》，書未寫成，國已亡。他是一個有民族氣節的愛國志士。他的學問宗旨有二：博學於文，行己有恥。明士人依附閹黨，無恥之極，清人入關，有大批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投靠清人。顧亭林見此，痛心之極。顧的重要著作為《日知錄》。他說，將來有王者興，可以為治。他還有一部《音學五書》，這也是很重要的書。清代的戴東原學派，即導源於顧的這本書。 黃宗羲亦極淵博。顧亭林崇拜程朱，反對陸王。黃梨洲則是王陽明的嫡傳弟子劉宗周（蕺山）的學生。黃宗羲的父親是東林黨中有名的人物，為閹黨所害。黃宗羲父親臨死時，告訴黃說，學者最要緊的是通史。黃從年輕時就研究史學，但他也不放棄經學。他教學生，必先窮經。經學可以經世，不通經，便是迂腐之儒，而學經必須同時學史。黃宗羲有兩個大弟子，萬斯同和萬斯大。萬斯同傳史學，萬斯大傳經學。 黃宗羲作有《明史案》240 卷（已佚）。康熙十八年，開明史館。總裁是顧亭林的外甥徐元文。徐把一些有名的人都拉入史館，實際上是拉他們下水，黃宗羲堅決不入史館。結果叫黃的兒子黃百家和學生萬斯同去。其條件是：以布衣身分參加史局，不受封，不受祿，不具名。兩人住在徐元文家裡。明史稿每寫成一篇，即給萬斯同看，有的萬斯同還送去給黃宗羲看。明史稿修成時，萬斯同已死，但其基礎則是萬斯同打下的。萬斯同自己著有《明史稿》500 卷，主要是根據黃宗羲的《明史案》寫成的。萬的這部《明史稿》後來王鴻緒拿去，王以自己的名義付印。乾隆初，張廷玉又以王鴻緒的《明史稿》為基礎，撰成《明史》。 全祖望、章學誠都是傳黃學的。全祖望寫了許多明末有氣節的人的傳記。章學誠的《文史通義》造詣很深。 黃梨洲給萬斯大作的墓志銘說，萬斯大治經學的基本觀點是：不通各經，便不能通一經；不懂傳注的錯誤，便不能通經。萬斯大曾經指出了某些傳注的錯誤。《詩經·召南·何彼穠矣》：「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毛傳》認為，平王是平正之王，即文王，齊侯是齊一之侯。萬斯大指出，《毛傳》的解釋是錯誤的。平王就是周平王，齊侯指襄公。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平王的孫女嫁給襄公的兒子。 萬斯大最有研究的是禮。他作有《周禮辨非》《儀禮商》二書，指出《周禮》、《儀禮》中許多可疑之處。這是很好的兩本書。黃派為什麼這樣重視禮呢？黃宗羲認為，禮是「經之大者，為郊社、禘洽、喪法、宗法、官制，言人人殊，莫知適從，士生千載之下，不能會眾以合一，猶可謂之窮經乎？」這就是說，因為封建禮制受到了破壞，人們莫知適從，因此，要窮經就必須明禮。 繼顧、黃兩位大師而起的有閻若璩。閻作《古文尚書疏證》，推倒了宋學的根基，給漢學的恢復開闢了道路。其次是胡渭，胡作《易圖明辨》《洪範正論》。他指出，《易圖》是華山道士陳摶搞的把戲，把宋人講《周易》的老底都揭出來了。《洪範正論》則把西漢的五行災異說打倒了。毛奇齡（浙江蕭山人）寫了二三四卷書，他的《四書改錯》專門反對宋學，把朱熹罵得一塌糊塗。他還寫了一部《仲氏易》，把宋人講的《易經》推倒了。毛奇齡晚年又維護起宋學來，他是一個既廢棄宋學又恢復宋學的人。 清初的漢學家中，以毛奇齡的品行最壞。康熙為了拉攏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專門開設博學鴻詞科，收買那些社會名流。顧亭林、黃宗羲的態度很明確，堅決不去。閻若璩雖然去應試，但未考取，丟了名氣又沒有做上官，大發牢騷。臨死的那一年，康熙找他，他高興得了不得，但也沒有做什麼官就死了。胡渭在康熙十八年南巡時，康熙賞給他「耆年篤學」四個字，於是，他一輩子的名氣就完了。毛奇齡最沒有骨氣。康熙十八年，毛聽說康熙要把朱熹列為十哲之一，他就趕快把自己的《四書改錯》的書版毀壞了。 清順治時，統治者還顧不上對士大夫階層思想的控制。康熙時是儘量拉攏士大夫，如開明史館，設博學鴻詞科等等。到了雍正時，控制就嚴起來了，對不願意與清統治者合作的士大夫，大興文字獄，採取了鎮壓的手段。呂留良文字獄，就是對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一次大規模的武力鎮壓。呂留良原是八股先生，他堅持華夷之別，借選文而流露了自己的民族感情。湖南有些人為他選的文章的批語所感動。這就觸犯了清統治者。雍正即嚴辦這些對清統治不滿的知識分子。當時呂留良已死，清統治者處以剖棺戮屍的酷刑，他的子孫被滅族，他的門生故舊皆被殺。從雍正到乾隆這段時間，文字獄越來越厲害。於是文人學士只好鑽舊書，不敢談政治。考據之學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興盛起來了。 清代的古文經學，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乾隆以前是開始時期，乾隆、嘉慶時是全盛時期，道光以後是衰落時期。 清代的考據家很多，《皇清經解》收有 157 家，收書 2727卷，大多數是乾隆嘉慶時人，故世稱乾嘉學派。乾嘉學派分兩派，一為吳派，一為皖派。吳派以惠棟為首，皖派以戴震為首。 吳地富裕，做官人多，藏書豐富。惠棟上代三輩搞經學，基礎很厚。他的有名著作是《周易述》，把所有漢人講《易經》的著作都收集在一起，但沒有任何說明和發揮。這種辦法成為吳派的學風。錢大昕、王鳴盛、孫星衍、洪亮吉等都是這個學風。這派治學的特點是好博而尊聞，不講義理。 皖派與吳派不同，他們從音韻小學入手。據章太炎的說法，是講「形名」。他們收集材料，加以研究判斷。戴震的學問很廣博，不僅懂經學，還懂算術、地理等學。以漢學反宋學。可以說，到戴震時才算完成。黃宗羲、顧亭林與宋學仍有聯繫，吳派的學問很雜亂，與宋學分不清，只有戴震才與宋學劃清了界限。他的《孟子字義疏證》，從哲學上把宋學駁倒了。他不僅搞訓詁、名物，而且也談義理。他用唯物主義反對宋學的唯心主義。 戴震的影響很大。他的學生段玉裁所著的《說文解字注》，可算是文字音韻學的高峰。王念孫的《廣雅疏證》，王引之的《經傳釋詞》，成就更高。浙江的俞樾、孫詒讓，都是王氏父子所傳。俞樾的《古書疑義舉例》，很有學術價值。看來文學不能父子相傳，經學是可以父子相傳的。大詩人李白的兒子伯禽是個飯桶，杜甫的兒子宗文、宗武也毫無成就，王念孫在經學上成就很大，他的兒子王引之在經學上的成就也很高，這便是一例證。 漢學到了戴震是登峰造極了。只能在他的規模上擴充，而不能再向上發展了。但是，物極必反，清代的漢學出了反對派。 古文家姚鼐願給戴震當學生。戴震寫信拒絕了。姚老羞成怒，要反對戴震學派。但他自己沒有什麼學問，沒有公開寫文章反對。他的學生方東樹很能寫文章，又懂得漢學，便寫了《漢學商兌》來反對戴震派的漢學。方一條一條地駁漢學，最後說漢學家的文章是「屠酤計賬」。確實，不少漢學家的文章都是羅列一大堆材料，但什麼問題也沒有說清楚。毛奇齡《孟子生卒考》，考了半天，生卒年還是沒有考出來。《皇清經解》里有許多篇《明堂考》，考來考去，明堂到底怎樣還是沒有考清。 但這些還不是漢學的致命傷。反對清代漢學最有力的是戴震的學生孔廣森。他開始研究與古文經學作對的今文經學。孔廣森寫了《公羊通義》，用今文學來改變古文的學風。孔廣森年紀很輕就死了，他的今文學尚未深入展開。與戴震同時，江蘇武進的莊存與也搞今文學。他的學問很廣博，可算是清代今文經學的開創人。莊的兩個學生劉逢祿和宋翔鳳，把今文經學更向前推進了一步。劉作《春秋公羊傳何氏注釋例》，發揮了張三世，通三統（三世即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三統指夏、商、周）的思想。古文學家認為古代好，後代壞，主張復古。今文學家則相反，他們認為，夏、商、周三統要變通，要改制。說孔子作《春秋》，是「絀周王魯」，「受命改制」。宋翔鳳還寫了《擬漢博士答劉歆書》，來反對古文學。劉逢祿、宋翔鳳是嘉慶時人，這時清統治力量已大為削弱，走向衰落。今文家的改制思想是這種時代條件的反映。 道光時，魏源、龔自珍出，二人對今文學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魏、龔都是劉逢祿的學生。龔自珍是段玉裁的外孫，文字音韻、訓詁等都很有修養。他反對古文家脫離政治，而提倡今文，主張談政治，關心國事。他還好談邊事，新疆改設為行省，是他首先提出來的。他所寫的《蒙古圖志》（已失傳），見解也很有可取之處。魏源撰《海國圖志》，是中國人講外國情況最早的一個人。 王闓運也是講今文學的。他是曾國藩的幕僚，文章很好。他雖然講《公羊》學，但把《公羊》學限於經學，而不談當時國內外的政治形勢。他有個學生叫廖平，卻對《公羊》大加穿鑿附會，寫了許多書。到晚年，張之洞覺得他的說法對清統治者不利，即收買他，他就自己寫文章駁斥自己。可是他那些穿鑿附會的東西已經產生了影響。廣東的康有為，原是搞古文學的，他想從《周禮》中找治亂的根據。看到廖平的著作，大為感動，即援廖例，作《新學偽經考》，反對古文學。認為古文經學都是新莽時劉歆所偽造。康的反對古文學的辦法很簡單，只要他看不順眼，就說它是劉歆所偽造的。他的第二部書是《孔子改制考》，宣傳托古改制思想。康的第三部書是《大同書》。《禮記·禮運》篇有大同小康之說，康有為把《公羊傳》上的三世說倒過來，先是亂世，後是昇平世（小康），最後是太平世（大同）。提出了一個由亂到太平的完全空想的社會藍圖。《大同書》寫成，康有為卻秘而不宣。梁啓超說康有為任性主觀，自信力極強，看不起客觀，以客觀事物服從自己主觀需要，這些批評說得不錯。不過他的變法改制思想是進步的。 今文學中，真正算得上是今文學的經師的是皮錫瑞。皮是個進步的舉人。康梁變法失敗後，他即閉門著書。他比康、梁好得多，是個真正的經生。他作的《經學歷史》是一部比較好的書。他有點偏於今文學，但他對各家的評價基本上是公允的。 古文學派中最後的一個代表人物是章炳麟。他是清末古文經學的代表。古文經學是學而不思，很難引伸出革命的思想來的。古文學派中曾出現了許多進步的歷史人物，如王充作《論衡》，范縝作《神滅論》，何承天作《輪迴說》，范曄作《無鬼論》，柳宗元作《天說》，等等，但這只能說明，從古文經學中可以引申出進步思想。從古文經學中引申出政治上革命的思想來是很難的。章太炎雖然是革命分子，但他的革命思想與古文經學沒有關係，他主要是受黃宗羲浙東學派反滿思想的影響。章主要是反滿，所以辛亥革命之後，即跑到袁世凱那裡去了。 皮錫瑞說，國朝（清）經學凡三變，國初，漢學萌芽，漢學與宋學未分家，未立門戶。乾隆之後，古文之學大盛，推倒宋學，講實證，不講義理，這是純漢學。道光以後，講的是西漢的今文學，講微言大義，好作引申附會。皮錫瑞的這種分法，大致是對的。 清人的著作，浩如煙海，主要有： 焦 循：雕菰樓易學三種：《易章句》《易通釋》《易圖略》。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疏證》。 陳 奐：《詩毛氏傳疏》。 孫詒讓：《周禮正義》。 胡培翬：《儀禮正義》。 陳 立：《公羊傳義疏》。 焦 循：《孟子正義》。 邵晉涵：《爾雅正義》。 （原載 1979 年《歷史學》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