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讀指導舉隅 · 封建論

柳宗元 [1]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民）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民）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 [2] 彼其初與萬物俱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民）。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3] 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後；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 [4] 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製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民），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判人（民）而無叛吏。人（民）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民）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5] 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世）可知也。 [6] 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 [7]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民），適其俗，修其理（治），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治）乎？余又非之： [8] 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治）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民）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 [9] 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治）人（民）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治）人（民）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治）；酷刑苦役，而萬人（民）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 [10] 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有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治）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睹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民），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達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眥，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民）乎？漢事然也。 [11] 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治）平矣。 [12] 或者又曰，夏商周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治）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 [13] 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複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14] 夫天下之道理（治）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治）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治）。繼世而理（治）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民）之理（治）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民）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指導大概 本篇是議論文，而且是議論文中的辯論文。辯論的題目是封建制和郡縣制的得失。辯論的對象是魏代的曹冏，他作《六代論》，晉代的陸機，他作《五等論》，都是擁護封建的人；還有唐代的杜佑等。曹、陸的論，《文選》里有；杜佑等的意見，載在《唐書·宗室傳贊》里——那「贊」里也節錄了本篇的文字。本篇著重實際的政制，所以歷引周秦漢唐的事跡作證。但實際的政制總得有理論的根據；曹、陸都曾舉出他們理論的根據。柳宗元是反對封建的，他也有他的政治哲學作根據，這便是「勢」。他再三的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1] [2] [14] 。這是全篇的主旨。柳宗元生在安史亂後，又親見朱泚、朱滔、李希烈、王武俊、吳少誠、吳元濟、王承宗諸人作亂。這些都是「藩鎮」，都是軍閥的割據。篇中所謂「叛將」，便指的這些人。他們委任官吏，截留稅款，全不把朝廷放在眼裡。這很像「春秋時代」強大的諸侯。柳宗元反對封建，是在這一種背景里。他是因為對於當時政治的關心才引起了對於封建制的歷史的興趣；所以引證的事實一直到唐代，而且對於當時的局面還建議了一個簡要的原則[11] ，供執政者參考。——柳宗元是唐朝的臣子，照例得避本朝帝王的諱。太宗諱「世民」，文中「世」作「代」，「民」作「人」——文中有兩個「民」字[10] ，大概是傳刻的人改的。高宗諱「治」，文中作「理」。當時人都得如此，不獨柳宗元一個。今在想著該是避諱的字下，都用括弧注出應作的本字，也許看起來明白些。 曹、陸都以為封建是「聖人意」。《六代論》說：「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五等論》也說：「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同「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共憂樂，同安危，便是封建制的理論的根據。曹、陸都說這是「先王知」，可見是「聖人意」。這是封建論者共同的主要的論據。柳宗元反對封建，得先打破這個論據。這是本篇主要的工作[1] [2] [3] [4] [5] [6] 。 「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便是針對著曹、陸的理論而發的。柳宗元還說：「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1] 那麼，不但「封建非聖人意」，聖人並且要廢除封建，只是「勢不可」罷了。說到「勢」，便得從封建起源或社會起源著眼，這便是所謂「生人（民）之初」[1] 。柳宗元似乎不相信古傳的「天作君師」說（孟子引《逸尚書》）；他以為「君長刑政」起於「爭」。人與人因物資而爭，其中「智而明者」給他們「斷曲直」，施刑罰，讓他們息爭。這就是「君長」。有「君長刑政」然後有秩序，然後有「群」。群與群又因物資相爭，息爭的是兵強德大的人；於是乎有諸侯。諸侯相爭，息爭的是德大的人；於是乎有方伯連帥。方伯連帥相爭，息爭的是德更大的人；於是乎有天子。「然後天下會於一」[2] 。群的發展是自小而大，自下而上。這是柳宗元的封建起源論、社會起源論，也就是他的政治哲學。所謂「勢」，就指這種自然的發展而言。他的理論大概是從荀子來的。《荀子·禮論》篇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君道》篇又說：「君者，何也？曰，能群也。」這便是「君長刑政」起於「爭」的道理，不過說得不成系統罷了。「假物」也是借用《荀子·勸學》篇「君子……善假於物」的話，篇中已提明荀卿。至於那種層次的發展，是恰和《墨子·尚同》篇所說翻了個個兒。《尚同》篇以為「正長」、「刑政」起於「亂」；而封建的社會的發展是自天子至於「鄉里之長」，是自大而小，自上而下。柳宗元建立了他的封建起源論、社會起源論，接著就說「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2] 。這是說明封建的世襲制的來由，但未免太簡單化了些。 可是社會的自然發展是「勢」，聖人的「不得已」也是「勢」。篇中論湯武不革除封建制的緣故道：「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13] 「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不免是姑息，不免是妥協。所以接著便說：「夫湯武之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13] 。這種「不得已」出於私心，雖然也是「勢」，卻跟那聖人也無可奈何的「生人（民）之初」的「勢」不一樣。但是無論怎麼樣，封建「非聖人之意」是一定的。在封建的世襲制下，「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14] 。聖人哪會定下這種不公的制度呢？ 本篇除辯明「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這個主旨以外，還設了三個難。末一難是「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複議也」。柳宗元便舉出「湯武之所不得已」來破這一難，已見上。中一難是「夏商周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12] 。《六代論》開端就說「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杜佑也以為封建制「主祚常永」，郡縣制「主祚常促」。但這也是封建論者一般的意見，因為周曆年八百，秦二世而亡，可以作他們的有力的證據。柳宗元卻只舉魏晉唐三代作反證。魏晉兩代，封建制還存著，「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唐代改了郡縣制，「垂二百祀，大業彌固」[12] 。可見朝代的長短和封建是無關的。頭一難是：「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民），適其俗，修其理（治），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治）乎？」[7] 這也是《五等論》里一層主要的意思，而且是陸機自己的見解——他那「共憂樂，同安危」的論據是襲用曹冏的。這裡他說：「五等之君為己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征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民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眾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慾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共憂樂，同安危，是從治者方面看，「施化」的難易是從受治者方面看。這後一層的重要僅次於前者，也是封建論者一種有力的論據。所以本篇列為頭一難。別的兩難，柳宗元只簡單的駁了過去；只對於這一難，卻歷引周秦漢唐的事跡，證明它的不正確。他對於「共憂樂，同安危」那個論據，除建立了新的替代的「勢」的理論外，也曾引周秦漢唐的事跡作證。這一難的重要性由此可見。篇中兩回引周秦漢唐的事跡，觀點卻不同。一回著重在「制」，在治者；一回著重在「政」，在被治者。但從實際的政治里比較封建制和郡縣制的得失，卻是一樣的。 照全篇所論，封建制有三失。一是「諸侯盛強，末大不掉」，天子「徒建空名於諸侯之上」[3] 。二是「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治）國寡」[8] 。三是「繼世而理（治）」，君長的賢不肖未可知，「生人（民）之理（治）亂未可知」[14] 。因為「末大不掉」，便有陸機說的「侵弱之辱」，「土崩之困」；本篇論周代的末路「判為十二，分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3] ，正是這種現象。因為「列侯驕盈，黷貨事戎」，便不免「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的情形[10] 。而這兩種流弊大半由於「繼世而理（治）」，便是所謂「世襲」。「生人（民）之初」，各級的君長至少是「智而明者」，此外「有兵有德」；愈是高級的君長德愈大[2] 。雖然在我們看，這只是個理想，但柳宗元自己應該相信這是真的，他也應該盼望本篇的讀者相信這是真的。那麼，封建制剛開頭的時候，該是沒有什麼弊病的。弊病似乎起於「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2] 。這就是「繼世而理（治）」。「繼世而理（治）」的嗣君不必是「智而明者」，更不必「有德」。這種世襲制普遍推行，世君之下，又有「世大夫」，使得「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14] 。這不是和「生人（民）之初」、「智而明者」「有德」者做君長的局面剛剛相反了嗎？ 自然，事實上世襲制和封建制是分不開的，是二而一的。可是柳宗元直到篇末才將「繼世而理（治）」的流弊概括的提了一下，似乎也太忽略了這制度的重要性了？不，他不是忽略，他有他的苦衷。他生在君主世襲的時代，怎能明目張胆的攻擊世襲制呢？他只能主張將無數世襲的「君長」歸併為一個世襲的天子，他只能盼望這個世襲的天子會選賢與能去做「守宰」。篇中所論郡縣制之得有二。一是「攝製四海，運於掌握之內」[4] ，便是中央集權的意思。二是陸機所謂「官方（宜也）庸（同「用」）能」；按本篇的說法，便是「孟舒魏尚之術」可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可得而行[10] ——一方面也便是聖賢有以立於天下[14] 。但本篇重在「破」而不在「立」，封建之失，指摘得很詳細，郡縣之得，只略舉綱目罷了。 本篇論歷代政制的得失，只舉周秦漢唐四代。「堯舜禹湯之事遠」[3] ，所以存而不論。堯舜禹湯時代的史料留傳的太少，難以考信，存而不論是很謹慎的態度。「及有周而甚詳」[3] ，從周說起，文獻是足征的。不但文獻足征，周更是封建制的極盛時期和衰落時期。這裡差不多可以看見封建制的全副面目。這是封建制的最完備最適當的代表。而周代八百年天下，又是封建論者所艷羨的，並且是他們憑藉著起人信心的實證。秦是第一個廢封建置郡縣的朝代；這是一個革命的朝代。可是二世而亡，留給論史家許多爭辯。封建論者很容易的指出，這短短的一代是封建制的反面的鐵證。反封建論者像柳宗元這樣，卻得很費心思來解釋秦的亡並不在郡縣制上——郡縣固然亡，封建還是會亡的。漢是封建和郡縣兩制並用；郡縣制有了長足的發展，封建制也經過幾番修正，漸漸達到名存實亡的地步。年代又相當長。這是郡縣製成功的時代，也是最宜於比較兩種制度的得失的時代。 所以本篇說，「繼漢而帝者，雖百代（世）可知也」[5] 。漢可以代表魏晉等代；篇中只將魏晉帶了一筆，並不詳敘，便是為此。漢其實也未嘗不可代表唐。但柳宗元是唐人，他固然不肯忽略自己的時代；而更有關係的是安史以來的「藩鎮」的局面，那不能算封建卻又像封建的，別的朝代未嘗沒有這種情形，卻不像唐代的顯著和深烈，這是柳宗元所最關心的。他的反封建，不但是學術的興趣，還有切膚之痛。就這兩種制度本身看，唐代並不需要特別提出；但他卻兩回將本朝跟周秦漢相提並論，可見是怎樣的鄭重其事了。《唐書·宗室傳贊》說杜佑、柳宗元論封建：「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覆焉。」杜佑的全文不可見；以本篇而論，這卻是一個很確切的評語。「深探其本」指立封建起源論，「據古驗今而反覆」正指兩回將唐代跟周秦漢一併引作論證。 篇中兩回引證周秦漢唐的事跡，觀點雖然不同，而「制」的得失須由「政」見，所論不免有共同的地方，評為「反覆」是不錯的。第一回引證以「制」為主，所以有「非郡邑之制失」[4] ，「徇周之制」，「秦制之得」[5] ，「州縣之設，固不可革」[6] 等語。這裡周制之失是「末大不掉」[3] ，秦制之得是「攝製四海，運於掌握之內」[4] ；漢代兼用兩制，「有叛國而無叛郡」[5] ，得失最是分明。秦雖二世而亡，但「有叛人（民）而無叛吏」[4] ，可見「非郡邑之制失」。唐用秦制，雖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但「有叛將而無叛州」，可見「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6] 。兵原也可以息爭，卻只能用於小群小爭。群大了，爭大了，便得「有德」，而且得有大德。「藩鎮」是大群，有大爭；而有兵無德，自然便亂起來了。——這番徵引是證明「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那個主旨。第二回引證以「政」為主，所以有「侯伯不得變其政」，「失在於制，不在於政」[8] ，「失在於政，不在於制」[9] ，「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10] 等語。周雖失「政」，但「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上下牽掣，以至於此。所以真正的失，還「在於制，不在於政」。「秦制」是「得」了，而郡邑無權，守宰不得人；二世而亡，「失在於政」。「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郡邑，可謂理（治）且安矣」[10] 。 篇中接著舉出孟舒、魏尚、黃霸、汲黯幾個賢明的守宰。「政」因於「制」，由此可見。至於唐「盡制郡邑，連置守宰」[11] ，「制」是已然「得」了，只要「善制兵，謹擇守」，便會「理（治）平」[11] ，不致失「政」。這就是上文提到的柳宗元向當時執政者建議的簡要的原則了。——這番徵引是證明郡縣的守宰「施化易」而「能理（治）」[7] ，回答那第一難。郡縣制的朝代雖也會二世而亡，雖也會「桀猾時起，虐害方域」[9] ，但這是沒有認真施行郡縣制的弊病，郡縣制本身並無弊病。封建制本身卻就有弊病，「政」雖有一時的得失，「侵弱之辱」、「土崩之困」終久是必然的。——篇中徵引，第一回詳於周事，第二回詳於漢事。這因為周是封建制的代表，漢是「政」因於「制」的實證的緣故。唐是柳宗元自己的時代，他知道的事跡應該最多，可是說的最少。一來是因為就封建、郡縣兩制而論，唐代本不占重要的地位，用不著詳其所不當詳。二來也許是因為當代人論當代事，容易觸犯忌諱，所以還是概括一些的好。 政制的作用在求「理（治）平」[11] 或「理（治）安」[10] [14] ，這是「天下之道」。「理（治）安」在乎「得人」，「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治）安」[14] 。郡縣制勝於封建制的地方便在能擇守宰，能進賢退不肖，賞賢罰不肖。「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睹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10] 這正是能擇人，能擇人才能「得人」。但如孟舒、魏尚，本都是罷免了的，文帝聽了田叔和馮唐的話，才知道他們的賢能，重行起用，官復原職。可見知人善任，賞罰不差，也是不容易的。這不但得有賢明的君主，還得有賢明的輔佐。「謹擇守」[11] 只是個簡要的原則，實施起來，得因時制宜，斟酌重輕，條目是無窮盡的。能「謹」擇守宰，便能「得人」，天下便能「理（治）安」了。「得人」真可算是一個不變的道理；縱貫古今，橫通四海，為政都不能外乎此，不過條目隨時隨地不同罷了。柳宗元說郡縣制是「公之大者」[13] ，便是為此。封建之初，雖然是「其德在人（民）者」，死了才「求其嗣而奉之」[2] ，但後來卻只是「繼世而理（治）」。「繼世而理（治）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14] 這只是私天下，家天下。「賢聖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14] 。湯武雖是「聖王」，而不能革除封建制，也不免有私心；他們是「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始皇改封建為郡縣，其實也出於另一種私心；這是「私其一己之威」，「私其盡臣畜於我」。可是從天下後世看，郡縣制使賢不肖各居其所，使聖賢有以立於天下，確是「公之大者」。所以說「公天下之端自秦始」[13] 。向來所謂「公天下」，原指堯舜傳賢，對禹傳子的「家天下」而言。那是整個兒的「以天下與人」。但堯舜之事太「遠」了，太理想了。本篇著重實際的政制，所以存而不論。就實際的政制看，到了柳宗元的時代，郡縣制確是「公之大者」。他將新的意義給予「公天下」這一語，而稱「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也未嘗沒有道理。 議論文不管是常理，是創見，總該自圓其說，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最忌的是自相矛盾的毛病。議論文的作用原在起信；不能自圓其說，甚至於自相矛盾，又怎麼能說服別人呢？本篇開端道：「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民）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上面的兩答，好像是平列的；下面的兩問兩答卻偏承著「生人（民）果有初乎？」那一問說下去，將「天地果無初乎？」一問撇開了。按舊來的看法，這一問原是所謂陪筆，這樣撇開正是很經濟的。可是我們覺得「無初」一問既然在篇首和「有初」一問平列的提出，總該交代一筆，才好撇開去。照現在這樣，不免使人遺憾。篇中又說，「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接著卻只說「德又大者」，更不提「有兵」一層。論到世襲制，也只說「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2] 。柳宗元不提「有兵」的用意，我們是可以看出的，上文已見。他這兒自然也是所謂省筆；可是邏輯的看，他是並沒有自圓其說的。——前一例是邏輯的不謹嚴，廣義的說，不謹嚴也是沒有自圓其說的一目。 又，篇中說：「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民）之初乎？」[1] 後面卻又說，「殷（湯）周（武）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13] 。這「不得已」雖也是「勢」，卻跟那「生人（民）之初」的「勢」大不相同。這就未免自相矛盾了。篇中又說，「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12] 。這是回答那第二難。但魏晉只是郡縣、封建兩制兼用，而郡縣更見側重。用這兩代來證明「秦郡邑而促」，似乎還比用來反證「夏商周封建而延」合適些。那麼，這也是自相矛盾了。韓愈給柳宗元作墓誌，說他「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五百家注柳集說：「韓退之文章過子厚而議論不及；子厚作《封建論》，退之所無。」長於議論的人，精於議論的文，還不免如上所述的毛病，足見真正嚴密的議論文還得有充分的邏輯的訓練才成。 本篇全文是辯論，是非難。開端一節提出「封建非聖人意」，已是一「非」；所以後面提出第一難時說「余『又』非之」[7] 。這兩大段大體上是「反覆」的。反覆可以加強那要辯明的主旨，並且可以使文字的組織更顯得緊密些。這兩段里還用了遞進的結構。論封建的起源時，連說「又有大者」、「又大者」，一層層升上去，直到「天下會於一」。接著從里胥起又一層層升上去，直到天子。論漢代政制時說：「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民），戚之而已。……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達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眥，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10] 也是一層層升上去，不過最高一層又分兩面罷了。遞進跟反覆是一樣的作用，可以說是「異曲同工」。本篇的組織偏重整齊，反覆和遞進各是整齊的一目。篇中還用了許多偶句，從開端便是的，總計不下三十處，七十多語。又用了許多排語，如「周有天下」[3] ，「秦有天下」[4] ，「漢有天下」[5] ；「周之事跡斷可見矣」[8] ，「秦之事跡斷可見矣」[9] ；「周事然也」[8] ，「秦事然也」[9] ，「漢事然也」[10] ；「有叛人（民）而無叛吏」[4] ，「有叛國而無叛郡」[5] ，「有叛將而無叛州」[6] ；「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6] ，「失在於制，不在於政」[8] ，「失在於政，不在於制」[9] 等等。偶句和排語也都可以增強組織的。柳宗元在朝中時，作文還沒有脫掉六朝駢儷的規矩；本篇偏重整齊，多半也是六朝的影響。 本篇是辯論文，而且重在「破」，重在非難。凡關鍵的非難的句子，總是毫不猶疑，斬釘截鐵。如開端的「封建非聖人意也」[1] [2] ，結尾的「非聖人意也」[14] ，論秦亡說「非郡邑之制失也」[4] ；回答第二難說「尤非所謂知理（治）者也」[12] ；回答第三難說「是大不然」[13] ，都是斬截的否定的口氣。這些是柳宗元的信念。他要說服別人，讓他自己的信念取別人的不同的或者相反的信念而代之，就得用這樣剛強的口氣。要不然，遲遲疑疑的，自己不能堅信，自己還信不過自己，又怎能使別人信服呢？若是短小精悍的文字，有時不妨竟用這種口氣一貫到底。但像本篇這樣長文，若處處都用這種口氣，便太緊張了，使讀者有受威脅之感。再則許多細節，作者本人也未必都能確信不疑，說得太死，讓人挑著了眼兒，反倒減弱全文的力量。這兒便得斟酌著摻進些不十分確定的、商榷或詰難的口氣，可不是猶疑的口氣。這就給讀者留了地步，也給自己留了地步，而且會增加全文的情韻或姿態。在本篇里，如「勢之來，其生人（民）之初乎？」[1] 「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3] 「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4] 「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民）乎？」[10] 便都是商榷的口氣。如「何繫於諸侯哉？」[12] 「繼世而理（治）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14] 便都是詰難的口氣。 本篇徵引周秦漢唐四代的事跡，而能使人不覺得有糾纏不清或瑣屑可厭的地方，這是因為有剪裁。一代的事跡往往浩如煙海，徵引時當然得有個選擇。選擇得按著行文的意念。這裡需要的是判斷，是眼光。所取的事跡得切合那意念，或巧合那意念；前者是正鋒，後者只是偏鋒。這是剪裁的第一步。所取的事跡是生料，還得融鑄一番。或引伸一面，或概括全面，或竟加以說明；總得使熟悉那些事跡的讀者能領會到精細的去處，而不熟悉的讀者也能領會到那意念，那大旨。這後一層是很重要的。因為熟悉史事的讀者究竟比不熟悉的讀者少得多；一般不熟悉史事而讀書明理的讀者，作者是不得不顧到的。大概簡單些的事跡，直陳就行了，複雜些的就得加以概括或說明。這是剪裁的第二步。本篇秦代的事比較少些，比較簡單些；但只第一回徵引可以算是直陳的[4] ，第二回便以說明為主了[9] 。唐代的事雖不少，卻也只概括的敘了幾句[6] [11] ，這緣由上文已見。周漢兩代的事都繁多而複雜，最需要第二步的剪裁的便是這些。 篇中第一回徵引周事甚詳，便不得不多用說明的語句。如「然而降於夷王，害體傷尊，下堂而迎覲者」[3] ，「下堂而迎覲者」是「害禮傷尊」，說明了對於一般讀者更方便些。又如「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有了後二語，即使不熟悉上面的三件事，也可以知道它們的性質和徵引的用意。又如「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周之敗端」也是說明語。這一節也參用概括的敘述，如說周初的封建，只用「周有天下，……離為守臣、扞城」一長句。又如「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也是的。——末一語在不熟悉史事的讀者，可以「概括化」為「卒不能定諸侯之嗣」，意思還是明白的。篇中徵引漢事，多作概括語。如「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5] ，上面接著「漢有天下」，敘的自然是高祖了。這裡前二語概括了數年間諸王叛變的事跡，後二語舉了兩個最利害的例子，只要知道了這兩件事是數年間最利害的例子，一般的讀者也就算懂得了。下面緊接著「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寥寥二語裡也概括了許多事跡。又如「且漢知孟舒于田叔，……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一長句[10] ，連舉了六個人名，似乎會使一般的讀者感到困難。但說「知」，說「得」，說「明審」、「簡靖」，又說「拜之」，「復其位」，「臥而委之以輯一方」，這些說明的詞句，再加上上下文，那六個人名也不會妨礙一般的讀者了解大意的。 篇中有些詞句，也許需要討論。如「不初無以有封建」[1] ，「不初」等於「不是生人（民）之初」，「初」是名詞作動詞用；「無以」是熟語。全句翻成白話是，「不是生民之初，沒理由會有封建」，或「不是初民社會不會有封建」。這句話若用文言的肯定語氣，該作「有初而後有封建」，但不及雙重否定的斬截有斤兩。「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後；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句讀是照舊傳。有人在「邦」字斷句，將「群後」屬下句。這樣，「周……設五等邦」「群後布履星羅，……」好像容易講解些，也合於文法些。但「五等」是成詞，「五等邦」罕見；本篇還有六朝駢儷的規矩，「設五等，邦群後」二語正是相偶的。至於文法，駢體和詩自有它們的規律，跟一般的文法原有不同的去處。所以我們覺得還是舊傳的句讀理長些。——「履」是「所達到的地界」，「布履」是「分布的地界」。「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4] ，寫秦的形勢。這兒「雄圖」的「圖」是版圖，不是謀略。「六合」原指天地四方，這兒只是宇內或天下的意思。——「六合」用在這裡實在不妥帖；只因上一語有了「天下」，只得另找一詞對偶。這是駢體的毛病。——「負鋤梃謫戍之徒」[4] 一語，從賈誼《過秦論》的「鋤耰棘矜」、「謫戍之眾」變出，但不是駢體的句子而是「古文」的句子。這種句法，以前似乎沒有，大概是當時的語言的影響。——韓愈提倡「古文」，主要的其實也只是教人照自然的語氣造句行文罷了。這一語裡「負鋤梃」是形容「謫戍之徒」的，翻成白話的調子該是「負鋤梃的謫戍之徒」；按文法說，「負鋤梃」下似乎該有個「之」字。但一語兩個「之」字，便嫌囉唆，句子顯得不「健」似的，「古文」里這樣兩「之」的句法極罕見。這些地方不宜拘守那並未十分確定的文法，只消達意表情明白而有力就成。況且「負鋤梃」這樣句法後來也成了用例了。 「繼漢而帝者，雖百代（世）可知也」[5] ，襲用《論語》「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不過孔子的話只是理想，柳宗元卻至少有唐代作證。「有理（治）人（民）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治）人（民）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9] ，是說明「秦之事跡」的。第一語「理（治）人（民）之制」就指的郡縣制；可是郡邑無權。第二語「理（治）人（民）之臣」泛指賢能之士；賢能不在位，守宰不得入。「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10] ，「削其半」是被朝廷「削其半」，「民猶瘁矣」是說那被削的一半的人民在被削以前，和那未被削的一半的人民，總之是吃苦的。「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民）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封略」[14] ，前二語只是「為施政的便利，求制度的一貫」的意思。——以上是句。「所伏必眾」[2] ，伏，服也。「圜視而合從」[4] ，「圜視」一出在賈誼的《治安策》里，就是「睜圜了眼看著」，表示驚愕的神氣；「合從」借用六國合從的事跡，表示「叛秦」的意思。「戚之而已」[10] ，戚，憂也，又憤恨也。這些是「實詞」。「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2] ，兩「之」字泛指上句里「所伏」的人——指其中的有些人。「秦制之得，亦以明矣」[5] ，「以」和「已」通用。「私有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13] ，四「其」字都相當於白話的「那」字。這些是「半實詞」。「彼其初與萬物俱生」[2] ，「其」等於「之」：這裡用較古的「其」，是鄭重的語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4] ，兩「之」字也只是增強語氣的詞。「及夫大逆不道」，「及夫郡邑，可謂理（治）且安矣」[10] ，兩「及夫」都是「至於」的意思，但第一個指時間說，第二個指論點說。「且漢知孟舒于田叔……」[10] ，「且」只是發端詞，和「夫」字一樣。這兒用「且」，也許是有意避開上面兩個「及夫」里的「夫」字——那兩個「夫」字可是增強「及」字的語氣的。這些是「虛詞」。 篇中除襲用《論語》一句外，還襲用賈誼《過秦論》和《六代》、《五等》兩論的詞句不少。如「秦有天下」一節[4] ，便多出於《過秦論》。其中「負鋤梃」二語上文已論。「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製四海，運於掌握之內」，也是 栝《過秦論》的詞句。《過秦論》說：「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併吞八荒之心。」又說：「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都是這四語所本——這兒「六合」這個詞是很妥帖的。《六代論》漢景帝時七國之亂，有「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一語。這是引用《左傳》，本篇用「末大不掉」[3] ，大約還是《六代論》的影響。這兒將原來兩語合為一語，自然是求變化。但「末大必折」本說樹木枝幹太大，根承不住，是會斷的。現在這樣和另一語拼合起來，各存一半，便不但失去原來兩語的意義，而且簡直是語不成義了。 篇中「矯秦之枉，徇周之制」[5] ，出於《五等論》的「漢矯秦枉」、「秦因循周制」；而「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4] 的句調也出於同論的「周之不競，有自來矣」——這兩句都是總冒下文的。《六代論》的作者曹冏是魏少帝的族祖。那時少帝年幼。曹冏歷舉夏殷周秦漢魏六代的事，主張封建宗室子弟，「強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作成此論，想感悟當時的執政者曹爽。曹爽沒有採納他的意見。此論純為當時而作。《五等論》論「八代之制」，「秦漢之典」——「八代」指五帝三王而言。陸機是說古來聖王立「五等」治天下，「漢矯秦枉，大啟侯王，境土逾溢，不遵舊典」，於是乎有「過正之災」，卻「非建侯之累」。他也是封建制的辯護人，可是似乎純然出於歷史的興趣，不關時政。本篇只引周秦漢唐的事跡，韓愈所謂「證據今古」，跟曹的重今，陸的述古，都是同而不同；柳宗元的態度是在曹陸之間。 封建制、郡縣制的得失，主要的是中國實際政制問題，不獨漢唐為然。明末的顧炎武還作了九篇《郡縣論》。他說：「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為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為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又說：「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為幸，而無肯為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他主張「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論一）。我們看了他這番話，也許會覺得不倫不類，但他也是衝著時代說的。那時流寇猖獗，到哪裡打劫哪裡，如入無人之境一般；守土的「令長」大都聞風逃亡，絕少盡職抵抗的人。顧炎武眼見這種情形，才有提高令長職權，創設世官制度那番議論。就是我們民國時代，在國民革命以前，也還有過聯省自治和中央集權的討論，參加的很不少，那其實也在封建制和郡縣制的得失的圈子裡。